林君復，生於香山縣隆都安堂（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香山起義組織者和領導者、同盟會澳門總支部創辦人。安堂第19世孫。 君復出身於名門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讀書，後到廣州入讀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期間，他深感清廷腐敗，外侮日甚。受到康梁變法維新思想的影響，清光緒年間，他東渡日本。他摒棄封建八股文，希望學有所成，報效祖國，先後入讀東京宏文書院、早稻田大學。 1900年，孫中山多次在東京向留學生演講，鼓吹民主革命，並聽取師生的意見。君復當即站起，慷慨陳詞，公開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給孫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孫中山的鼓勵下，君復加入同盟會，並接受孫中山安排的任務，負責革命籌款工作。孫中山將廖仲愷、朱執信、黃興等人分別介紹給君復認識。[2] 1906年，君復奉孫中山之命前往澳門，成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澳門支部，組織香山起義。君復、鄭彼岸等組織“醒同仁”劇社（後稱“仁聲”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3]他和鄭彼岸、林警魂等制訂細緻周密的計劃，籌集起義資金、偷運軍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軍。在起義前，他親自潛回香山，在蕭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開骨幹緊急會議，宣佈起義。 1908年，君復潛回香山大涌，動員妹妹林壽華、表妹黃文軒，以及蕭世冰、劉振群、黃芙蓉等人參加革命，並發動她們從香港、澳門分批攜帶武器至廣州，為廣州起義作好準備。林壽華和黃文軒等以秋瑾為榜樣，冒著生命危險，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多次往返港澳與廣州之間，擔任運送武器的任務。 香山起義成功後，1911年11月建立香山縣臨時革命政府，君復將各路起義軍整編成香軍，並親自率領3000名香軍開赴廣州，與廣東各路軍民會師，為光復廣東作出突出的貢獻。 之後，君復揮師北伐，先後參加宿州、徐州戰役，戰功卓越，受到孫中山的讚揚。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廣東各界一致推舉君復為廣東省都督，被他婉拒。孫中山親筆書寫“毀家紓難，功成身退”條幅相贈。 “五四”運動以後，君復與魯迅會面，魯迅問他對國運之設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為根本國策，願民眾奮起救國，挽狂瀾與未倒。他對魯迅之幽默與諷刺文風，表示欽敬不已。當時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君復經常閱讀《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閱讀新文化運動雜誌，並教育子女必須接受“五四”運動的新思想，以適應新形勢發展。 1933年，中山大學舉行畢業典禮，君復以家長身份出席，學校請李宗仁講話。會後，李宗仁迎前與他握手寒暄，並頌贊他“高風亮節，不勝欽佩”。 君復向來重視文化藝術和教育事業。他在澳門時，以南灣41號為社址，創辦“仁聲”劇社。為了開展革命宣傳，他和革命黨人張若屏、林了儂等變賣田產得白銀兩萬多元，作為劇社常年活動經費；並親自粉墨登場，先後扮演《血淚》、《金錢毒》、《齊家鏡》等劇碼角色。該劇社被史家譽為“我國現代劇第一塊奠基石”。 1906年，君復在家鄉安堂創辦“覺群小學”、“同仇女學”，邀請鄭彼岸相助。“同仇女學”貼著一副門聯“同袍同澤，仇滿仇洋”，見者無不瞠目結舌。覺群小學成立典禮時，香山縣知事鄭榮親臨觀禮。拜桌不供皇帝萬萬歲牌，僅安孔子牌位，又令學生不行三跪九叩禮，以三鞠躬代之。 當時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遠，隆都民風向來強悍。鄭榮知道上報“逆情”，只會給自己惹來麻煩，索性裝聾扮啞。“覺群小學”成為當時中山最早的小學之一。君復不當高官，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資產，自己的後代變成貧窮的知識份子。 君復治學甚篤，尤喜翻譯，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大量古籍書中，無一不精通。他的文學修養淵博，偶有所感，詩詞、對聯計有四千餘首，抗戰時散失無存。 前海軍部長程璧光在護法鬥爭中被暗殺。程璧光石碑立於廣州長堤，碑刻的《殉難記》，是君復遵孫中山的囑咐，用“四六駢文體”撰寫。 20年代末，君復赴日本大量翻譯禪宗佛經和中醫書籍，孜孜不倦，數年如一日。他的翻譯工作，不但體現個人的治學精神，而且對中日兩國文化交流，貢獻頗大。 君復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隨孫中山期間，總統府一切對外對內重要文件都由君復撰寫，孫中山對他非常信任，嘉許他的工作。 君復與伍廷芳友善，酷愛研究禪宗佛經。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榮西禪師兩次來中國學習禪宗，我國與日本友情源遠流長。君復在日本期間住長崎妻弟家，終日孜孜不倦翻譯佛經及中醫書，他所攜帶書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燈繕寫，常常伏案書寫而至通宵達旦，數年如一日。這種堅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欽佩。 晚年時候，君復對腐朽舊社會，產生悲觀情緒，前往惠陽象山寺削髮為僧。當時民主人士陳銘樞及李宗仁多次勸他下山。君復表明了心跡，長居古刹。 1942年，君復在古刹病逝，終年63歲。臨終時遺言“只帶赤心來，不攜寸草去”。 林君復一生不謀名利，身無長物，但對革命戰友，情誼深厚，經常解囊相助。他與劉思復為肺腑之交。劉思復刺殺清水師提督李准未成，出獄後肺病危殆。君復日夕守望照顧，直至劉思復與世長辭。之後，君復出賣衣物，將劉思復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復之孫林紹聲擔任中山市政協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他與小兒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區。林紹聲回憶，從他出生到五歲，一直與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後，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與他相處的時間實在太短了。當時自己是個孩童，但祖父對自己的那份疼愛，牢牢地留在記憶的深處。[4] [1]《香山起義裡的大涌安堂》，載《中山僑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憶先父林君復烈士》，載《中山文史》（第07-09輯），中山：中山政協，1992，第7-13頁。 [3]王奮強、丁慶林：《鄭彼岸：革命志士兩袖清風》，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復：《毀家紓難功成身退》，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湯貽汾，字若儀，號雨生，晚號粥翁，諡號忠湣，江蘇武進（今江蘇省常州市）人，居住南京。清代著名畫家。[1] 祖父湯大奎和父親湯荀業死守鳳山縣舊城，陣亡於林爽文亂兵之中，為國捐軀。貽汾以世襲雲騎尉，擔任三江守備等武職；後以撫標中軍參將，擢溫州鎮副總兵，因病不赴。[2] 貽汾在廣東時，與謝蘭生、張維屏、黃培芳、劉彬華、儀克中、陳曇等人交好，後來退隱白門，貸保緒園以居，焚香鼓琴，修然塵外，海內名宿多與之遊。 湯貽汾撰寫擲地有聲的豪邁句：“醉翁之醉，狂夫之狂，四十年舊雨無多，屈指誰為三徑客。南嶺以南，北海以北，千萬裡閒雲自在，到頭還愛六朝山。”[3] 清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攻克南京，貽汾投池自盡，終年75歲。 據《清史稿》記載：“湯貽汾語人曰‘吾年七十有七，家世忠孝。脫有不幸，惟當致命遂志，以見先人。’”及城陷，從容賦絕命詞：“死生輕一瞬，忠義重千秋。骨肉非甘棄，兒孫好自謀。故鄉魂可到，絕筆淚難收。槁葬毋予慟，平生積罪尤。”後湯貽汾凡天文、地輿、百家之學，咸能深造。書、畫、詩、文並臻絕品。彈琴、圍弈、擊劍、吹簫諸藝無不精好。他擅畫山水，亦寫墨梅、花卉，筆致秀逸。兼工行草書和詩。與戴熙齊名，並稱為“湯戴”。 湯貽汾著有《琴隱園詩集》、《琴隱園詞集》、《畫筌析覽》等文獻。[1] 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湯貽汾與鍾啟韶同年來到澳門。當時，風琴已從天主教堂逐步普及西洋人的家庭。湯貽汾奉江西巡撫阮元之命，到嶺南緝捕逸犯朱毛里。他在《七十感舊》第七十八首原注中稱：“琴制藏金絲於木櫝，飾牙牌十餘於櫝面，按牌成聲，牌仍隨指而起。予以訪緝朱逆，得遍歷諸夷之家，夷女為予鼓琴一曲。”[3] 湯貽汾之曾孫湯定之，頗有畫名。梅蘭芳除唱戲了得，還畫得一手好工筆劃，尤擅畫梅。早在“蘆溝橋事變”後，梅蘭芳居香港前，請人代筆，當時他請湯定之。湯定之的畫有文人氣，特別雅緻，算是代筆中的上品。沈磊的母親是湯貽汾後人。[3] 現錄湯貽汾的詩一首： 《澳門之役未暇為詩歸舟以短句補之》[1] 花發水晶宮，晴霞萬頃紅。四鄰鐘子午，百肆海西東。 蜃幻樓台麗，犀明魍魎窮。綃珠車斗賤，愧我探驪空。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72-275頁。 [2]《湯貽汾》，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28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9%AF%E8%B2%BD%E6%B1%BE。 [3]谷雨：《梅蘭芳畫梅》，載《澳門日報》，2013年6月16日；吳志良、林發欽、何志輝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歷史卷（含法制史）》（上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第248頁。

林耀，原籍鶴山址山昆華（今屬鶴山市址山鎮昆華管理區），生於澳門。飛行教官、烈士。 林在香港華人書院讀書，1935年春回到廣州。為抗日救國，他毅然放棄出洋留學的機會，考入廣東航空學校第七期乙班學習，後被送往燕塘陸軍學校訓練，同年冬返校接受空軍正規化教育。 1936年，林隨廣東空軍北飛。同年夏，進入中央航空學校第七期繼續深造。[1] 1938年3月，林畢業後，被分配到空軍驅逐機隊服役。1939年5月3日，日本空軍45架轟炸機向重慶進犯，林駕機升空攔截，一舉擊毀兩架日機。他的座機也被敵機擊中，左手臂受傷，他被迫跳傘落在重慶銅鑼峽亞細亞站旁的山峰，幸被搶救生還。林傷癒後，不適宜繼續擔負空戰任務，被調往航校任飛行教官。 1941年6月，日空軍對重慶等重要城市狂轟濫炸，林義憤填膺，堅決要求歸隊殺敵，後被批准，擔任第26隊副隊長。 1944年春，日寇從漢口南侵，林奉命調往湖南地區協同陸軍作戰，在長沙上空擊落敵機一架，被提升為第17隊隊長。 同年6月26日，林率機在湘江執行殲擊日本軍船隊任務，擊毀擊傷日軍船多艘。他的座機被日軍護航火力擊中尾部，在返航途中遭遇暴雨，由於機尾損毀導致操作失靈，飛機撞山墜毀。林耀壯烈殉國，年僅33歲。 1988年6月22日，廣東省人民政府追認林耀為革命烈士。[2] 廣東航空學校第七期乙班共招生100人，1938年3月畢業，林耀與王剛夏、丘貴祥、朱若彭、李肇新、吳達波、范斡卿、翁克傑、梁會生、麥谷登、陳學堅、張培生、張森義、黃才貴、黃龍金、劉俊、劉懷智、潘國煌、藍錫芳、戴邦模、譚達光、周仕鏞、徐飛、蕭國英、朱煥堂、陳學策、葉鵬飛、劉怒濤、馮俊忠、陳世堉、何世堉、卜鎮海、葉思強、劉漢桓、黃棟權、彭均、司徒堅、蔡仕偉、陳家灼、陳桂民、李衍洛、李家浚、杜兆華、余拔峰、李寶誠、歐陽富、鄭乃漢、劉潤田、余子剛、夏田、鍾前舟、陳日操、陳世雄、溫炎、張鴻藻、陳夢鯤等同期畢業。這期飛行員有32人在抗日戰爭中為國殉職；轉學航空被炸死者二人。[3] [1]《林耀》，載“鶴山資訊網＂，2006年2月21日，http://www.heshan.gov.cn/Article/2003/200311/16699.html。 [2]《林耀》，載“百度百科＂網，2012年5月10日，http://baike.baidu.com/view/240501.htm#2。 [3]《廣東空軍航校簡史》，載“中國飛虎研究學會（原空軍退役人員協會）＂網，2012年12月30日，http://www.flyingtiger-cacw.com/new_page_483.htm。

楊宗玄，又名楊文達，原籍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生於澳門。楊匏安長子、楊宗銳兄長。[1] 1923年初，宗玄六歲，見到父親的朋友梁桂華在草坪上打功夫，就拜他為師，學了幾套拳術。當時，他在上海大石街女師附小讀幼乙班，直到五年級。他在學校受女生的氣，受人欺侮。學了拳術後，他就把同學打倒了。被打的同學向他的祖母告狀，宗玄捱了祖母的打罵，瞠不准他再學打拳。1927年，廣州發生“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宗玄隨家人逃到澳門。[2] 1931年，父親楊匏安犧牲後，宗玄跟隨祖母、母親從上海輾轉回到廣州，他先後在東莞、香港等地打工。 抗戰時期，宗玄加入國民黨軍隊，奔赴抗日戰場。他在國民黨軍隊中負責軍需工作，為解放區運送大批通訊器材等物資。 20世紀40年代初，宗玄在重慶見到了周恩來。在與黨組織取得聯繫後，黨組織派他去與國民黨軍隊有聯繫的“朝鮮義勇軍”中工作。 解放前夕，宗玄隨國民黨軍隊前往台灣。“文革”期間，他在台灣的身份被暴露，他冒著生命危險，隻身逃到香港，先當計程車司機，後做樓宇管理員。 1978年，三弟楊宗政從雲南調回廣州工作後，與宗玄取得聯繫，失散多年的兄弟終於重逢。 1994年7月，宗玄因心臟在香港病逝，終年77歲。[1] 二弟楊宗銳，先在延安“抗大”（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的簡稱）讀書，後在馬列學院學習，先調中央出版發行部中央印刷廠工作，後任廠部秘書。之後被委派到軍委三局通信工程學校學習無線電機電工程，畢業後留在三局技術試驗廠任技術員。在保衛延安戰鬥中，與同志們一起出色地完成中央機關通訊設備的安裝和維護任務，受到毛澤東的表揚。 解放後，到航太工業部第二研究院擔任技術管理工作。1976年10月完成《無線電、電工計量與石英晶體研製任務十年規劃》。同時，他重視計量技術研究工作和計量標準建立工作，相繼建成航太、國防一級計量標準和國家計量標準，為航太產品、武器裝備的研製等起到計量的保證作用，為我國、我軍通信電台、廣播電台的建立和通信器材的製造和維修作出重要的貢獻。 三弟楊宗政，又名楊志，1926年生於廣州；在周恩來、鄧穎超關懷下，前往延安自然學院學習，參加四平保衛戰，擔任武工隊隊長、熊岳縣長；長期從事林業工作，1978年調任廣東省林業廳副廳長；1989年在廣州去世。[3] 妹妹楊絳輝，1938年與王裕壽及庶母關秀英組成“革命家庭”，掩護地下黨組織電台聯絡工作。[4] [1]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12期），珠海：珠海政協，2001，第91頁。 [2]李堅：《楊匏安史料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第388頁。 [3]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頁。 [4]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12期），珠海：珠海政協，2001，第92-93頁。

楊雲驤，字貽騋，號楚田，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人。清代名將。 雲驤自小習武，練就出一副剛強磊落的性格，為人正義不屈，重承諾，講誠信，樂善好施。少年時，他是個活潑的武打生，每逢廟會就與其他武童一起，表演武術助興。青年時代，他目睹洋人佔據澳門，搞走私鴉片和侵略擴張活動，對外國侵略者的行為萬分氣憤。清道光十四年（1834），他毅然投軍前山寨，決心投身於保家衛國。[1] 雲驤辦事機智勇敢，愛恨分明，出入於澳門與內地之間剿匪捉賊，捕無不獲，葡萄牙人“聞雲驤名皆畏服”。清咸豐三年（1853），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葉名琛率拖船三百餘艘在沿海緝捕海盜，海盜頭目潛藏澳門葡萄牙人的住地，自以為能有包庇脫身之日。雲驤奉命追蹤，深入虎穴，將海盜頭目擒拿帶走。 當時葡萄牙人乾瞪眼，卻不敢輕舉妄動。陸豐縣拐匪張炳勾結洋人販賣華工牟利，誘騙93名鄉民上船賣“豬仔”運至澳門。船將近到澳門時，這些“豬仔”知道上當，紛紛跳船逃走。他們聚在灣仔銀坑村外，舉目無親，餓了三天，無疑在等死。雲驤知道後，馬上給予食宿，又稟告香山知縣將這批人送返原籍。 同年，太平天國起義，上海發生反清小刀會起義，起義軍一度控制了上海。清廷調派大軍鎮壓。英、法、美等殖民主義者趁火打劫，以保護上海“租界為名”，出兵長江口；後又製造事端，發動侵略上海的“泥城之戰”。 小刀會起義期間，雲驤奉命率部分廣東水師北上增援清軍，遇到一支駐長江口耀武揚威的英軍船隊，英軍無視中國主權，向附近清軍陸軍營地發炮，並逼近雲驤所率水軍。雲驤奮然指揮水軍發炮還擊，一炮打中英軍指揮船，炸傷指揮官手臂，英軍慌作一團，狼狽逃竄。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保奏雲驤為和平營都司（正四品），咸豐皇帝賜賞雲驤花翎荷包。[2] 雲驤對清廷出賣主權以換取上海殖民主義者聯合攻打小刀會的做法，十分不滿。小刀會起義平息後，清廷允許洋人在上海行使更大特權，洋人肆意欺負中國人。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廷再次打了敗仗，割地賠款。 有見及此，雲驤悲觀絕望，毅然辭官歸里。之後，廣東提督吳元猷、兩廣總督勞祟光、兩江總督曾國藩他們分別向雲驤贈送“公忠體國”、“正直無畏”、“四知衍澤”金匾懸額，勸其復職。他不為所動，一一謝絕。[1] 清同治三年（1864），雲驤在南屏將軍山和灣仔加林山之間，開闢“竹仙洞”隱居，寄意是修築人間仙境，在此終老。後來，雲驤和楊蘭皋等族人籌劃興建楊氏大宗祠，致力於疏通石岐至前山水上交通，籌資辦義學，教育後代，造福桑梓。[3] 同治十一年（1872）農曆五月二十日，雲驤去世，終年71歲。同治十年（1871），澳門鏡湖醫院創建之初，參與集資創建的澳門本土商人及商號共達152家，醫院主體建築為一連三幢的大平房，按前中後排列，各分正座和左右兩邊偏廳，共有大屋九間，另外還有醫房三座60間，分別稱為“福壽”、“康寧”、“平安”醫房。初建時，醫院佔地達18.592畝，折合12萬平方尺，是一座完全傳統式的中國建築。醫院除建築用地是由政府撥給外，其餘費用全部由本地華商集資。 眾人以始創維艱，綢繆不易，故集眾推舉倡建值事，三記行、柯秉樟、楊雲驤等152人司其事。創建值事會管理鏡湖醫院三年。[4] 現存楊氏大宗祠是楊雲驤故居，又稱“下將軍第”，建於清道光八年（1828），位於南屏鎮北山村下街。 該祠堂為三進院落四合院式佈局，坐南向北，主體建築面闊五間並左右青雲巷和兩廂42米，深三進60米，硬山頂、青磚牆，抬樑與穿斗混合式木構架結構。建築面積2520平方米，佔地面積8838平方米。在建築的樑枋、屋簷、山牆和基礎等處，以精美的木雕、石雕、磚雕、灰塑等裝飾。整座建築的結構和藝術裝飾結合完美，氣勢恢宏。 每年春節剛過，祠堂內右邊盛開著艷麗的玉堂春。當年修建祠堂時，楊氏家族花了500兩白銀從外地買回來種植，至今有超過190年的歷史。花開爛漫時，一樹紫色煙雲，美不勝收。[5] 晚年時候，楊雲驤在竹仙洞石壁上題詩一首《覺步雲路紫門登高望遠》[6]，以述情懷： 廿年征戰罷，解甲悟前因。 山水有直暉，園林各俗崖。 浮生寄古洞[7]，白道出迷津。 擬作滄江叟[8]，長落世外人。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343-344頁。 [2]朱強：《關於楊雲驤、楊鎮海父子生平》，載《珠海文史》（第9輯），珠海：珠海政協，1990，第109-112頁。 [3]珠海政協、《珠海文化遺產圖集》編輯委員會：《珠海文化遺產圖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第95頁。 [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1826頁。 [5]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珠海市文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第114頁。 [6]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150。 [7]古洞：竹仙洞，在珠海南屏鎮北山村東南。 [8]滄江：泛稱江。江水足青蒼包，故稱。

李唯行，又名李雪柔。澳門四界救災會文書股副主任。 1937年8月，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成立時，唯行擔任文書股副主任。 1939年9月3日，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第六、第七隊出發，李唯行擔任第七隊隊長。廖錦濤擔任領隊，幾經周折到達北江的翁源，加入第十二集團軍政工人員補訓班，經短期訓練後，被派到該集團軍政治大隊及補充第五團工作。 1939年9月13日，為求民族生存和解放，李唯行等30位青年在戰場上奮勇工作。11月16日，日寇7000餘人（後增至16000人）進犯粵漢線的軍田，展開粵北會戰序幕。第七隊奉令隨同軍級長官到前線去，視察各部隊政治工作，並且代表總司令慰勞前線將士及傷病戰士。可行車經青塘過佛崗、太平、龍崗、湯塘，到龍山就停了下來，時值粵漢線方面我某集團軍決將銀盞坳、軍田的日寇先行掃蕩，我軍正與日寇混戰，戰況不明所致。 戰局一天一天擴大。20日中午，在某軍司令部，第七隊隨著移動了。這一戰役戰況的激烈是廣東從沒有過的。剛爆炸的炸彈的氣焰還沒消散，日機又不斷在空中盤旋。白天，日機同樣在盤旋搜索，火線上的炮聲非常清晰地不斷傳過來。入夜，炮聲稀疏了。民船在江水洶湧中送來一批批帶傷的弟兄，擱在冷寂岸邊。凜冽的北風不停在呼嘯，岸邊受傷的弟兄不斷在呻吟，慘痛的呼聲此伏彼起，第七隊隊員的淚水壓抑不住偷偷落下。終於挨到深夜，才找到了一所炸後的“當樓”，而第七隊隊員瑟縮在傷患的身旁。 因軍事上的需要，李唯行等第七隊員沿連江口轉赴英德，工作在前線的後方。全營守軍在日寇強烈的炮火下，犧牲慘重，後被日軍突破後，大血戰全面展開。留在隊部的全部同志奉命趕到翁源某地集中，隨即混合編成三條防線，待命出動。 這時，第七隊隊員要求自己在行動中有所表現，使自己言行一致而起到策勵作用。除因自己太流動而不便背步槍外，幾顆手榴彈時刻掛在腰際，等候著機會擲向來犯的日寇！ 26日，我某集團軍下令全線總反攻了，各部向良口、牛背脊、呂田、梅坑、沙田等處分進合擊，將日寇截成數段後，日寇潰退了。這給予第二線部分同志一個新的戰鬥機會，上級批准志願的政工人員隨著部隊長官追擊日軍，渴望參加實際戰鬥的幾個同志首先舉手了。出了新豐，日寇竄地派，追到地派；日寇竄左潭，追至左潭、永漢；被我軍俘獲的戰馬，背著大量重機輕機步槍和彈藥歸來。下午，經半天火拼，日寇終於入夜闖進青塘和官渡。可嗅不到半點人的氣味，日寇終因起糧荒而動搖起來了，結果不得不狼狽滾蛋！[1][2] [1]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24頁。 [2]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209-214頁。

英國海軍上校、業餘畫家。具有藝術天分，擅長鉛筆素描和速寫，筆法細緻，線條精確。1822-1824年隨軍艦到印度和中國。1824年在澳門寫生，題為《北眺澳門南灣景色》和《南眺澳門南灣景色》的素描是他的代表作，從不同角度完整地記錄了鴉片戰爭前南灣的面貌和澳門城市規模。《南眺澳門南灣景色》畫面的右側，還描繪了中國税館和高聳的旗杆，對研究澳門歷史和南灣的建築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英國皇家海軍准將，業餘畫家。又譯作考德維爾。1842年隨軍至遠東，在澳門畫了一系列的水彩畫，其中《澳門聖芳濟修院及松山砲台》是他的代表作。這幅畫呈金黃色調，把古老衰敗的聖方濟修院在夕陽殘照下的沒落情調刻劃得淋漓盡至。此外，這幅畫對於研究澳門歷史和加思欄兵營一帶建築物的變遷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利樹宗，字柱石[2]，花縣（今屬廣州市花都區）花山鎮新和村人。廣州市憲兵司令、番禺縣長。陳濟棠襟兄。 1912年，樹宗畢業於黃埔陸軍小學堂，1919年後，在粵軍任排長、連長、營長、團長、師訓副官等職；又任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第一運輸站站長、廣州市憲兵司令、第四八〇旅旅長。 1935年，樹宗用自己的積蓄在老家花錢購置一塊面積300多平方米的地，計劃建造一棟別墅、前面建圍牆的院子，取名為“半畝園”。家人按照樹宗的設想在老家劃地建房時，發現地籍圖紙劃定的房屋界線很不規整，圍牆界線多處曲折，影響院子的使用，就私自挪移了圍牆界線，擴大院子的面積。 樹宗知道後，親自從廣州回到新和村處理這件事，拆除已建好的圍牆基礎，在原來的界線上重建，並教育他的家人說：“我買的地有多大就建多大，地界是怎麼劃的圍牆就怎麼建，不能多佔村裡的一寸土地。”樹宗不利用自己手上的權力，不侵佔村裡的土地。這種誠實做人的準則，深深影響著他的後人。[1] 1936年8月，國民黨第四路軍第十師來石岐駐防，師部設在石岐江南酒店，師長香翰屏，管轄兩個旅四個團。旅長樹宗率何宗範、陳亨坦兩個團駐紮小欖。陳濟南、莫福如兩團駐防長洲、沙溪等地。[3] 日寇侵華時，樹宗率領四八〇旅參加南京保衛戰。後來，他擔任番禺縣長，期間，投敵的李輔群（朗雞）勾結日寇，“掃蕩”臨時縣府和“合作社”，激戰了七晝夜，“合作社”人員擊斃李輔群手下的“悍將”梁財仔，但終因不支，撤向三水蘆苞等地與伍觀淇的第四挺進縱隊會合。樹宗和何躡天率領部分人員退到澳門，每天前往前山辦公。[4] 1947年，樹宗擔任花縣花山水利協會主任。家鄉常年遭遇自然災害，他深有感觸，開始萌發實現“清水淋花”工程的設想，解決花縣的旱澇災害問題，保障家鄉農田生產和收成。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家人，妻子全力支持他。他開始謀劃水利工程，親自跋山涉水，深入梯面和花山等地區反覆調查，瞭解水文及地形情況。 重金聘請測繪人員，設計和繪製圖紙，計劃開挖一條山坑，把流入清遠的溪水引進梯面，灌溉梯面和花山的農田。樹宗不但出錢出力，而且積極爭取民國廣州市政府撥款興修水利。他利用自己的人脈關係，廣泛發動花縣鄉紳，遊說他們籌集資金進行“清水淋花”工程建設。但政府撥款和民間籌集資金有限，工程完成設計後，因資金問題被逼停工。 新中國成立後，樹宗移居香港，擔任僑港花縣同鄉會主席。花縣人民政府成立主管農業，以水利為主的建設科，並派人到香港找到樹宗，希望他提供“清水淋花”工程的測繪圖紙。樹宗對縣政府代表說：“我的圖紙全部都留在花縣，沒有帶來香港，你們可以到我原來辦公室的資料櫃裡面找。你們要搞好水利建設，不要讓花縣人民再受苦。”之後，縣政府參照樹宗設計的圖紙，組織群眾開鑿一條一公里多長的山坳，把北部流入清遠的鐵爐口和羊石水兩條溪水引進梯面百步梯，使梯面和花山8000畝農田受益。 晚年時候，樹宗以書畫自樂，1948年，他與趙少昂合作一幅書法花卉。 1957年，樹宗在香港病逝，終年64歲。[1] 利樹宗在去世前，多次告誡妻兒說：“我當過國民黨的大官，共產黨絕不會放過我家。我們今生是有鄉不能回了，你們要努力創立基業，為永居海外之計。” 後來，利樹宗之子利光明從《花縣鄉音》得悉政府提前改變自己的家庭成分、並退回祖居“半畝園”的情況後，與母親商量好，毅然應邀回鄉參加春節座談會。他目睹祖居依舊，感觸良多，返港後向母親介紹家鄉情況，消除疑慮。[5] 現錄利樹宗的詩一首：[6] 《重遊靈山有感》 揚鞭慷慨蒞南賓，舊地重遊氣象新。 為問曦時鴻爪處，六峰三海話前塵。 廿年投筆事長征，國是蜩膠劇可驚。 有志澄清方未逮，兵符忝綰愧蒼生。 [1]江毅：《桑梓名賢利樹宗》，載“廣州市花都區駱秉章研究會＂網，2012年11月12日，http://lbzyj.com/hdmr.asp?skey=130304665098。 [2]陳予歡：《民國廣東將領志》，廣州：廣州出版社，1994，第199頁。 [3]中山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中山市志》（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第485頁。 [4]番禺政協：《番禺文史資料》（第12期），廣州：番禺政協，1991。 [5]廣州市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廣州僑務與僑界人物》，廣州：廣州出版社，2000，第162頁。 [6]陳秀南、蘇馨：《靈山文史資料》（第4輯），靈山：靈山政協，1989，第311-3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