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6月28日，澳門公物會出投第三屆澳門、氹仔、過路灣闈姓，天主教徒馮成以現銀131300元，承充三年。擔保人先拿‧飛南第。澳門此屆闈姓適逢粵撫張兆棟時期的第一次禁止闈姓，這無疑給澳門闈姓帶來發展契機。潘士釗稱：“光緒元年承充澳門闈姓，三年繳葡萄牙軍餉十三萬一千三百金，名曰致中和闈姓公司。”致中和闈姓公司應為馮成之公司。彭玉麟稱：“自同治三年至同治十年，歷經地方官查拿闈姓，罰認軍需，迭次共罰銀四十餘萬兩，均經奏明在案。光緒元年申禁以後，奸民私於澳門設局，輸資葡人，澳酋作護，官力遂窮。（葡人）藉此鉅資購船置炮，近且接濟法虜，窺伺省垣。”粵東禁賭的消息傳來後，澳門闈姓的承充價碼當即大幅飆升，也由此開始了澳門博彩業發展的黃金十年。AH/F/422, MIC: A0586, p. 36. 澳門歷史檔案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記名道府翰林院檢討潘士釗奏請變通挽回鉅款以濟要需折》，第181頁；《申報》1878年5月18日亦載：“該牌近來納費於官者，計十三萬一千元。”《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欽差兵部尚書彭玉麟等遵奏陳遵旨籌議闈姓利害請弛禁以塞漏卮折》，第187頁。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11月6日，自省城禁賭之後，澳門16家攤館異常熱鬧，每至燈時，幾無坐立之地。闈姓各廠，更為熱鬧。初十、十一兩日，來電紛馳投猜恐後，門限幾為之穿。在九龍一帶之賭館也遷至澳門，如泗孟街口之大生館、福隆街口之廣勝館。傳聞九龍最有名的寶字攤館也要在澳中開張。《鏡海叢報》1895年11月6日《賭場熱鬧》及《死灰復燃》。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9月23日，澳門第二屆闈姓承充合同簽訂。此次闈姓承充的葡文合同出現中文紀年，可能是考慮到闈姓博彩以科舉作依據的特點，特意寫作同治（Tung-Chi）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承充人為買辦商人（Comprador）梁六（Aloc，後又有寫成Aloe或Ahoy），承充價碼是每年繳納5000元。承充時間是三年，自1872年1月26日開始。這次承充的擔保人王亞祿（Vong-Alok）。合同條款與第一屆基本相同。一是倘若知悉無人獲彩的情況下，承充人應將票銀歸還買票者。二是每四個月上期繳交1666. 666元於公物會。COTA: AHU-ACL-SEMU-DGU-005，B-No. 3,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

光緒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5月18日，隨著闈姓在廣州和澳門等地的發展，其規模和影響也越來越大。澳門闈姓到了第三屆，已出現了一個小高潮。在第四屆澳門闈姓未出投之前，就已經風聞今年澳門政府“可得洋45萬元，觀此情形，是賭風竟日熾一日也”。5月18日，澳門公物會將澳門、氹仔、過路灣闈姓出投。華人馮成、何德昌（Hotachiong）以現銀401000元，取得三年的承充期。擔保人先拿．飛南第。自西紀本年9月27日至1881年9月26日。《申報》1878年5月18日《賭風大熾》。何德昌，又名何堯階。澳門近代著名華商。1878年和1881年闈姓承充人，一直有經營闈姓子廠的紀錄（澳門兆三元闈姓廠，見《澳門政府憲報》1895年2月16日第7號），生卒不詳。子何壽田，又名何福齡，亦是後期著名華商。AH/F/422, MIC: A0586, p. 95, 澳門歷史檔案館；AH/F/431, MIC: A0588, p. 75, 澳門歷史檔案館。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1月20日，香港禁賭。1871年底，在日漸激烈的反對聲中，香港會議禁止賭博。港英政府隨後發佈告示，自1月20日始，所有賭館即時封閉，不准營業。1月30日又頒佈禁賭佈告條令，指出所謂賭博，其意還包括一切闈姓、花會及其他有彩之賭博，皆屬於禁止範圍。香港禁賭對澳門博彩業產生了一定影響，直接導致了有香港商人參與承充的第二屆闈姓破產。而且隨著粵港兩地的禁賭，更多的賭客向澳門轉移，導致澳門博彩業進入高峰期。《申報》評論此事：“彼澳門西官以為人棄我取，粵省香港既已禁止淨絕，則賭徒之生業頓無所賴，然平素恃為生涯，而一旦棄之，人情所不能堪。澳門舊有賭館，有不絡繹趨赴者乎？合省港於澳門，以三合一，有不更增其盛者乎？此所以每年承繳賭稅有百數十萬之多也。”花會，又稱打花會、索家賭等，是一種極具迷信色彩的賭博。大約出現於乾隆初年的福建興化，最早見諸史料記載的時間是乾隆二十五年（《台灣文獻叢刊》第199種《福建省例．刑政例》上《禁搖會賭博》）。《清稗類鈔》第10冊賭博類《花會》，第4912頁稱：“花會為賭博之一種，不知何自始。極其流毒，能令士失其行，農失其時，工商失其藝。廣東、福建、上海俱有之，博時多在荒僻人跡不到之處，而以廣東為最盛。道光間，浙江之黃岩盛行花會，書三十四古人名，任取一名，納筒中，懸之梁間。人於三十四名中，自認一名，各注錢數，投入櫃中。如所認適合筒中之名，則主者如所注錢數，加三十倍酬之，其下則以次遞減，至百金數十金不等，往往有以數十錢而得數百金者。其後流入廣東，而其法異矣。”同治《番禺縣誌》卷6《輿地略》4載：“有曰‘花會’者，亦用古人名數十，令人猜之，其誘騙甚於白鴿票，但只能以誘婦人孺子。”魯言：《香港賭博史》，第25－28頁。《申報》1880年8月1日《論賭稅》。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3月3日，華人盧九、胡袞臣獲准承充氹仔番攤並鴉片煙生意，一年為期，自本年5月1日起計，只限在氹仔村而已，別村或別處，無論與氹仔或遠或近，俱不在內。規銀為8800大元，分每月上期交納七二兌。《澳門政府憲報》1882年4月15日第15號。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8月5日，澳門番攤承充合同簽訂，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澳門番攤承充合同。《承充澳門番攤攬頭生意章程》內容為中葡文合璧，左右對照。承充的華商為鄭耀、劉越犀、鐘超三人。條款的主要內容如下：1. 承充番攤合約章程以一年為期。計至1874年9月10日為滿期。承充規銀15萬元，由本年9月11日起。每月上期繳納規銀12500元，七二兌。2. 淮開攤館26間，不得多開。無論是否開足26間，依然照納規銀。如欲多開須稟明公物會憲。3. 由關閘至媽閣地方所有攤館生意均歸承充人。任由承充人在界內照上款開館多少。4. 午夜12點閉門。有私開罰銀50兩。5. 准開打牌館三間。6. 該承充三人有保險公司50份，每份500兩交出作按以為擔保規銀，另有香港商人擔保該三人遵照合同。簽名：鄭耀、劉越犀、鐘超，擔保人為和興李升。通過這一番攤承充合同檔案來看，番攤的開設地不包括氹仔，有開設打牌館以及開設時間的限制情形，這些內容都是以前未曾出現過的。AH/F/422, MIC: A0585. p. 1, 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鄭觀應：《澳門窩匪論》，最早發表在1872年的《申報》中稱：“其番攤之館則已有二百餘號也。”由檔案可見，僅准26間。很可能鄭氏是指賭館內的番攤賭台數目。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6月25日，澳門公物會重新出投澳門第二屆闈姓，賭商陳恒以每年繳納17033. 3元承充銀的最高價投得，為期三年，三年共繳銀51000元，擔保人先拿．飛南第伯爵。AHU-ACL-SEMU-DGU-005, A-No.2,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2月25日，澳門公物會准黎才承充過路灣番攤並鴉煙生意，其章程中特別規定“嚴禁開字花票”。字花（Tsz Fa，葡語Chifá），即花會。鄭觀應稱：“字花，一文錢可以猜買。”《鄭觀應集》下冊《致廣州兩粵廣仁善堂董事徐君樹堂書》，第4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