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满，原籍广东新会（今属江门市新会区）。澳门医学、文化界名人。[1] 20世纪20年代，陈满在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读书，后转读光华医院。毕业后，他在广州《越华报》工作，主持该报“医事专版”。之后，他在澳门长期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同时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创办澳门大专教育基金会，积极致力于文化事业。 1950年3月8日，陈满创办爱国刊物《新园地》，担任社长。《新园地》原为“新民主协会”会刊，出版时编者只注“澳门新民主协会出版委员会主编”，最初附在《大众报》内发行，双周刊，四期后改为旬刊，正式单独对外发行，1955年改为周刊发行。《新园地》属于文艺刊物，最初为免费派发，后改为消息类报章，倾向于时事论述。文艺不是报纸的主流，且刊物定出售价，如1955年为例，每份零售价一毫，订阅每月三毫。《新园地》等刊物对澳门文学新秀的培养起到一定的作用，培养不少文学新苗。[2]1950年，濠江中学在热心爱国人士支持下，扩大校董会，由陈满担任董事长，将中学部扩迁到亚马喇马路三号，1952年兴办简易师范班，1951年创办高中部。[3] 1964年，柯麟医生受聘为镜湖医院院长；1948年以柯麟等校友为首，组织中华医学会澳门分会（今澳门中华医学会），成为澳门杏林的中流砥柱，澳门华人西医团结在中华医学澳门分会的周围。50年代，陈满和邵昆仑等校友协助澳门工联创办澳门工人医疗所。1987年3月，中山医科大学澳门校友会成立，是陈满和饶不辱、谭焕容、梁秀珍、梁志辉、邵昆仑、李保民等120多位校友筹组成立的群众性医学专业团体，成为中山医科大学中国境外第一个校友会，其中不少是各专科主治、主任医生、教授及院长等。该会宗旨是发扬母校优良传统，加强与国内外各地校友的联系，交流讯息和学术，团结本地同业人士，共同推动本地区卫生保健事业。[4] 陈满历任中华医学会理事长、《新园地》社长、澳门同善堂名誉主席、濠江中学校董会副董事长、江门政协委员、新会同乡会副会长等职，为澳门医疗卫生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1]陈满的外孙梁维特连续出任三届澳门行政委员会成员。[5]1990年1月，陈满在澳门镜湖医院病逝，终年84岁。[1] 2012年11月9日，澳门历史档案馆首次与民间团体中山医科大学澳门校友会合办的“‘仁心‧博济’历史图片展”举行开幕式，展出图片逾300张，包括深受尊崇的柯麟、陈满、饶不辱、谭焕容等中山医校友的事迹、澳门主要医疗机构的发展过程，及医护人员的学术交流活动等，体现近80年来澳门医学界和社会的发展。[6]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9页。 [2].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57页。 [3].《濠江中学》，载“新榜网＂，2010年11月12日，http://jiaoyu.xooob.com/xssj/200911/395423_1034291.html。 [4].《中山医科大学澳门校友会》，载“中山大学校友总会＂网，2012年12月12日，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8040&newsId=5705。 [5].永逸：《华澳人语》，载《新华澳报》，2011年6月20日，http://www.waou.com.mo/wa/2010/07/20100726a.html。 [6].《仁心‧博济历史图片展》，载“开幕澳门民航学会＂网，2013年5月25日，http://www.macau-airport.com/cn/node/7996。

马文驺，字瞻一，香山县（今属中山市）九曲溪人。民国时期国民党官员、檀香山侨领、诗人。郑乃炎妹夫。 马文驺早年担任国民党中山县党部书记长、中国国民党澳门支部监察委员兼秘书、澳门中山教育学院讲师。 50年代初，马文驺举家移居美国檀香山，成为夏威夷中华文艺协会的领导人，1975年出版《夏威夷中华文艺协会一九七五年特刊》。 马文驺生育三子二女，长子马任远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初任太平洋士厂化验师，后任设计师。二女马本维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外交系高级护理系、德洲陆军卫生医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历任美国陆军医院少校护士长，调任中东埃及美国陆军医院工作。次子马任弘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土木工程系商业管理系，取得硕士学位，之后接受美陆军部特种训练。四女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土木工程系，任职政府机构，后奉派往南朝鲜为工程师。 马文驺初到美国时，生活穷困，在餐馆打工赖以维生。他以中国的文化、孔孟学说，伦理道德思想及国家民族之观念教育子女，且从各方面激励子女读书，子女不负父望，个个成才。经金山区评议，马文驺荣获1988年度“檀香山模范父亲”称号。 马文驺自幼爱好诗词，诗作历数百首，出版《岫云庐诗集》，受到海外侨胞称赞。陈立夫评价《岫云庐诗集》说“妙造自然，如见道心，取语甚直，矫矫不群”。 马文驺在艰苦生活中学得一身好厨艺，后来自己开设餐馆，成为檀香山皇后餐室、大同餐馆的创办人兼总经理。他担任夏威夷中华文艺协会荣誉会长、夏威夷马氏宗亲会荣誉会长、世界中山同乡会总会副评议长，并任全美华人福利总会第四届代表大会秘书长。马文驺身在美国，心念故乡，改革开放后回到北京、广州、中山等地探亲观光。 现录马文驺的诗三首：[1] 《秋夜有怀》 惯坐小楼听夜雨，今宵对月伴长檠。万言隐约秋声里，清梦萦牵雁影横。 遣此晴空当逆旅，拼将块磊入瑶觥。人间未改荒凉态，老眼留看春意生。 《初夏》 熏风冉冉绿山城，池涨新蛙试夏声。雨霁蝉鸣催荡熟，乡心苑转动行旌。 朱门酒肉熏天臭，忍听春来杜宇啼。华屋邱圩人闻寂，千山濯濯夕阳低。 《春暮》 残红柳絮去冥冥，紫燕呢喃客梦醒。茂草苔深王谢宅，夜兰无语数春星。 [1]英豪：《马文驺先生和他的诗集》，载《中山文史》（第20辑），中山：中山政协，1990，第179-182页。

陈淑英，女，原名陈妹，又名郑妹，原籍新会外海（今属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2]，生于澳门一个贫苦家庭。革命家。 兄弟姐妹五个，淑英居末。她两岁时，母亲去世，八岁时父亲病逝。大姐八岁时被卖到香港。二姐十岁时被人拐走。二哥陈权在香港“亚洲皇后”号轮船当海员，另一个哥哥陈妃榆是香港某货仓工人。[2]淑英与祖母相依为命。1924年，祖母去世，淑英赴香港投靠大姐，先在一个富有人家当婢女，后在一间制衣店当女工。 两个哥哥早年参加革命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权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成为陈郁和邓荣入党的介绍人。在兄长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淑英开始懂得革命道理，认识到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革命，才能翻身解放。 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陈权、陈郁、邓荣受党的指示回到广州工作，淑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第一批工人回到广州参加革命斗争。期间，她认识陈郁、邓荣等同志，参加组织安排的青年训练学习班，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十多位同志光荣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海员工会宣传队工作，负责在劳动童子团学校进行活动，与大家一起唱歌学文化。宣传队分成几个小组，带着资料高举红旗到街道、公园及公共场所宣传革命形势，宣传罢工委员会的主张，揭发资本家、反动派对工人的迫害，唤起民众的觉醒；争取广大群众积极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加入示威游行的行列。星期天，淑英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将纸花图画等物品进行义卖。她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女士全心全意投身到革命事业，对罢工运动作出积极的贡献，被海员工会称为“四大天王”。 1926年5月，由于革命需要，党组织安排淑英与另一位同志假扮夫妻，建立地下联络站，负责转递党的文件。期间，她扮成家庭主妇，周旋于邻居少奶、太太中间，参与打牌，以掩护自己的身份，保护党的机关安全，确保任务顺利完成。9月，由于形势变化，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决定撤销这个联络点，把淑英调回海员工会。后来，她与其他几个同志协助织造工会培养一批青年骨干，从事宣传活动工作。 1927年，广州反动当局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到处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工人和革命妇女，封杀革命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被迫解散，海员工会被国民党搞的“海员工作改组委员会”所破坏，广州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淑英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同志在海员工会的领导下，坚持地下斗争，秘密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罗大妹、邓金娣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发现而被捕遇害。战友的牺牲更激发淑英的斗志，她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接过烈士未竟的事业，继续斗争下去。她胆大心细，眼灵手快，密切注意各种情况，见机行事，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同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淑英和海员工会的成员及工人赤卫队一起参加起义的战斗。当天晚上，她与其他同志一听到起义的信号，随着工人赤卫队攻打惠福西路警察分局，占领维新路市警察局、财政厅等，解救监狱一千多位同志。 天亮后，淑英和邓荣在惠福分局附近站岗，暗中监视敌人的动静。他们机警敏捷，从过往行人中逮到两个国民党任军事法官、残杀革命同志的刽子手，并将他们押解到指挥部就地处决，为民除害。 起义第四天，淑英站岗放哨后回到邓荣家。当晚在家里不断听到马路和门口打杀声、枪炮声彻夜不绝，敌人要进行反攻了。为保守党的秘密，她与邓荣连夜把收藏的文件烧掉，撬开石头把苏联列宁船来华时送的徽章及海员工会会章埋好。佛晓时，枪声和喊杀声停了，马路上躺满了革命士兵、工人、妇女的尸体。起义失败了。 之后，陈郁和邓荣前往香港。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隐藏在邓荣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才到香港。她与组织联系上后，很快投入革命工作，在广发洋服店当交通员。为了便于工作，她经常扮成学生，完成通知开会或传递文件等任务。这时，邓荣在俄国皇后船上找到工作。淑英与邓荣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相爱，后结为夫妻。两年后，邓荣调到岸上负责团工作。 1930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邓荣在香港被捕入狱。40天后，港英当局把邓荣他们驱逐出境。淑英跟随邓荣去上海，在船上邓荣被同民党特务跟踪，船一到上海，邓荣又被抓走了。淑英也被敌人跟踪脱不了身，但为了寻找二哥陈权营救丈夫，她只好披头散发装成疯子找到二哥家，不幸二哥被敌人抓走了。她无法营救邓荣，敌人对邓荣威胁利诱却一无所获，不久把他解回广州杀害。邓荣牺牲时才22岁。同年11月，陈权在上海壮烈牺牲。 在丈夫邓荣和二哥相继牺牲后，淑英从上海返回香港。期间，国民党特务企图从她身上找寻在邓荣那里得不到的线索，先后写过几封假信，骗她去广州，但她识破敌人的阴谋，始终没有上当。 1931年，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回到家乡。由于家乡没有亲人，只好投靠中山五区界冲村舅舅。从此，她改名换姓，跟舅舅姓郑，叫郑妹，靠打柴度日，生活艰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淑英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成为互助组合作社的带头人，1950-1977年，她连续多年被选为县、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进模范代表。 1958年，淑英调到前山公社翠微敬老院担任院长一职，她把敬老院当成自己的家，认真负责，勇挑重担。当时院里有50多位老人，每月乡里拨给每人只有三元和口粮。淑英没有工资收入，靠六元抚恤金和大队配给的口粮生活。她没向困难低头，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养猪养鸡，想方设法让老人吃饱吃好。遇到老人生病时，她总是无微不至地看护、照顾，端饭喂食，倒屎倒尿。就这样，她一干就是20年，直到1978年，她负责的老人先后去世为止。 1959年，淑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政协珠海市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淑英连续担任第一、二届政协委员十年，她不顾年迈体弱，踊跃参加各种会议，积极参加市政建设大计的协商，经常用革命传统教育青年下一代。请人代写提案，为省、市政协、党史部门提供文史资料数万字。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淑英安度晚年。 2000年，淑英在翠微病逝，享年91岁。[3] [1].珠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珠海市志》（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1667页。 [2].《陈权》，载“中国广州网＂，2007年6月13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3].郑静等：《她为革命奉献了一切——记参加广州起义的陈淑英同志》，载《珠海妇女人物录》，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59-66页。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何连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著名实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代侠商。何老桂次子。[1] 1882至1883年，连旺以每年缴纳1541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合同规定，经营人限开馆16间为止，如开不足16间，也要纳足16间之数。 1886至1887年，连旺与卢九、林西合作，以每年缴1250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三人经有现银10000元交出，存入公物会银库，并有物业值银20000元交出与公物会作按担保。规定限开16间。此次承充生意，原为卢九、林西合作，竞投完毕，连旺才申请加入。该合同期满后，三人继续合作经营1887至1888年澳门番摊生意，每年缴纳134100元，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1888至1889年，三人继续合作生意，每年缴纳为125000元。摊馆限额还是16间。 连旺参与闱姓的经营，采取与人合作方式。1897年澳门闱姓承充生意中，共分300股，香港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另外，何氏家族时和摊馆从1874年至1910年7月，经营36年。连旺及其兄长何连胜等何氏族人，成为澳门番摊生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883至1884年，连旺以每年缴1090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由父亲何桂作保。1886至1887年，连旺以每年缴853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自己交银3000元作保。 1890年6月，连旺将1882年开设的缫丝厂申请改造为织造匹绸厂；同年8月，在群队地瑞隆栈炮竹厂外建一分厂，开设炮竹厂分厂，专门生产炮竹纸。约1892年，他与卢九、刘炳堂、陈庚如等合股在康公庙直街开办“如心益记”茶楼，并经营茶叶加工与贸易生意。 1884年6月，连旺以杰出的贡献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奖，获授予葡国基唯斯督宝星。[2]在当时澳门华人社会中，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连旺父子同获此项嘉奖。同时，清政府重视连旺在澳门的作用和影响，以“捐款赈灾”表彰他。 1888年，父亲去世后，连旺接管家族生意。[3]何氏家族“集成堂”旗下的公司，连续多次投得澳葡的“清粪”标书，从清光绪初年至民国初年专营澳门粪业超过50年。 1889年2月，澳葡政府筹建中国北方赈灾公会，连旺成为主要成员之一。1891年4月，澳葡政府组建俄国皇太子访澳之迎接公会，连旺任副会长，何连胜成为董事之一。1894年，连旺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职，成为城市卫生防疫公会会长；1894年6月，担任澳门整饬洁净公会会长；1894年8月成为澳门理商局职员，参与商业管理工作。[1] 连旺为人慷慨正直，仗义疏财。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雅丽士医院毕业后在澳门开业行医，他引荐孙中山进入镜湖医院做医生；多次在《镜海丛报》上刊登广告，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应澳门绅士曹子基之邀，治愈他久病的家人。 1896年11月，康有为前来澳门游览，受到名流、维新派人士刘桢麟、连旺等人热情欢迎。连旺与康有为相见恨晚。这次聚会，澳门人士对上海出版的《时务报》推崇备至。大家商讨办一份报纸，决定由康有为领导采编，出资发行。[2] 1887年2月22日《知新报》创刊，一炮打响。《知新报》创刊号登载康有为写给光绪皇帝的系列维新奏书，加上梁启超的评论文章。 《知新报》实际工作由连旺主持，主要撰稿人有梁启超、何树龄、徐勤等。起初为每月五日刊，后改为旬刊、半月刊。连旺把《知新报》分送至香港、广州、天津、上海等地；远销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国等海外市场，当时海内外代理发行点近40个。[4] 连旺与康有为一起制订庞大的移民计划。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担忧中国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亡国灭种，产生移民的想法。当时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康有为计划将中国向外国移民。在康有为指导下，连旺制订详细的移民计划，并具体安排招工和雇船运输事宜。1897年11月突发的中德胶州湾事件及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迫使康有为放弃“移民巴西的计划”。 1898年8月，戊戌政变发生，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包括《知新报》经理康广仁在内的“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辗转逃至加拿大，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后赴东洋。当时连旺冒着危险，接待梁启超父亲及妻儿，把康有为父亲接到澳门加以保护。为保护维新人士，《知新报》从9月的第68册后，重要论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笔名，并多录译者。报纸用“本馆经理人葡国伯爵非难地”的名义出版，还在“本馆经理人谨启”中声明：与旧人无关。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变为保皇派。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澳门设立分会，连旺任分会会长。1900年，慈禧谎称光绪病重，欲立皇子废除光绪。消息传出，全国譁然。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为首，联合1231位文人和绅商反对。慈禧对经元善等人整治迫害。经元善由郑观应安排摆脱缉捕，辗转逃到澳门。满清官员赴澳门缉拿时，连旺多方设法，耗费重金，全力营救。 后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澳葡当局给予经元善政治避难。连旺熟悉国际公法，出钱出力，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正义感。在何东、连旺等港澳人士帮助下，保皇会在港澳开展活动，扩大声势，并暗中筹备勤王举义。[2]同年，自立军起义失败，保皇党侵吞华侨捐款的内幕暴露。之后，连旺与保皇党疏远。1901年《知新报》停刊。1898年，连旺帮助康门弟子陈子褒开办澳门大同女学堂，兴办教育事业。 1898年5月，连旺与张寿波、刘祯麟等人成立“澳门戒鸦片烟分会”，连旺担任董事。此举与其鸦片烟商的家族背景完全背道而驰。连旺也是同善堂立案人。[2] 连旺家族拥有大量物业，成为晚清时期澳门华人大业主之一。[1]他表现卓著，成为一代杰出的华商领袖，对澳门慈善公益事业的重大贡献，特别热心华人公益事业；1931年去世，终年76岁。 为纪念何连旺，澳葡政府将氹仔旧城区一条街命名为“何连旺街”。[3] 何连旺生育三子，其中第三子何云章，1895年2月13日《镜海丛报》报导何云章新进秀才，荣归故里的盛大场面：“有以红笺一封惠到本局者，启而视之，系澳绅何仲殷穗田为其第三子前岁科考新进之秀才云章，荣归顺德县原籍，行渴祖礼，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连排盛筵，藉宴嘉宾。族党何性，为顺德巨族，子姓繁众，科名亦盛，一堂庆会，乐何如哉？”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55-162页。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页。 [3]李佳佳：《澳门近代史上的开明华人赌商》，载《澳门月报》，2012年6月18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4]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534页。

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杨荫芳，女，香山县（今属中山市）石岐南门人。油画家、同盟会会员。方人定妻子。 荫芳生于一个前清举人家庭，居长。她聪明勤奋，深得家人的疼爱。青少年时期，她在国内读书，1925年赴日读书，起初进入东京女子美术学校刺绣科学习，1928年结业；1929年考入日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习。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她和留日同学辍学回国，1933年返回日本继续学业，1935年毕业。 1930年，荫芳在日本美术学校与同学方人定结婚。翌年，荫芳夫妻回国从事美术教学和创作。1933年夫妻再度赴日时，她参加东京举办的“日本美术学校画展”、“中华旅日作家十人画展”；后来参加中法、中苏、中德、中英、中捷美展，展出油画《兔》等四幅作品，深受观众欢迎。1935年9月，荫芳夫妇和同学苏卧农、黄浪萍回到广州时，高剑父创办的春睡画院特意为他们四人举办欢迎画展，荫芳以油画《卧读》等十多幅画作参展，轰动广州。 1937年，第二次全国美展在上海举行，荫芳以油画《鱼》参展，赢得中外观众的好评。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荫芳夫妇以画笔为武器，宣传救国抗敌。1938年夏，方人定在香港胜斯酒店举办“方人定抗战画展”，荫芳积极支持丈夫的爱国行动，参与画展设计布置，出谋出力，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公诸于世，召唤人民，坚持抗战。 1935年，荫芳从日本学成回国后，随即回到中山县，1935年秋至1938年底，她先后在县立女子中学、仙逸中学担任美术教师，培养一批批有志于画艺的学生。1938年秋，因日机疯狂轰炸石岐，各学校相继停课，她避居澳门，直至抗战胜利。 荫芳夫妇蛰居澳门期间，生活困苦，多次抗拒敌伪当局要胁他们参加画展，保持民族气节。 1945年秋至1952年，荫芳受聘为中山县二区区立第一中学教师；之后，迁居广州。 1979年8月开始，荫芳受聘为广州市文史馆研究员，致力于油画创作，并参加多届广州市文史馆书画展，展出油画新作多幅，连获好评；代表画作有《兔》、《卧读》、《荔湾一角》、《四喜图》等。 几十年来，荫芳始终把她的艺术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中青年时代，她参加进步的美术团体；抗战时期，耻于与落水画人为伍，并协助方人定从事抗日救亡画的创作。解放后，她用画笔赞颂祖国，描绘人民的新生活、新事物。她的作品感情深厚凝重，赋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体现民族传统画法与西洋画法的融合与升华，为画坛绽放异彩。 1975年3月，方人定病逝后，荫芳将丈夫生前的画作、遗稿加以整理，交给有关部门出版和展出，先后由广东画院编辑、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方人定的《方人定画集》及论文著作《国画的三个问题——线条、皴法、色彩》。[1][2] 荫芳长期在外工作，但对故乡感情深厚。1986年11月，中山市举办“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举办“中山籍人士书画展”，她以油画《广州西关》参展。1987年，她为《中山修志通讯》第六期撰写《方人定传略》一文，晚年时画作有《荔湾一角》、《四喜图》、《常餐准备》等。[2] 荫芳与方人定生育二子一女，长子方心冬担任中山大学教授，现移居美国，从事物理研究。次子方中坚在深圳特区电子厂工作。女名方微尘居住广州。 1990年7月19日，荫芳在广州病逝，终年88岁。 抗战时期，濠涌村时常有日军的汽艇来往，有时日军还上岸劫掠，有时向伪乡保要粮、要猪、牛，伪乡保就向乡亲们勒索。某日，突然有三个日军徒手进村，像喝醉了酒似地大喊大叫，横冲直撞。村民方德深的妻子走避不及，被日本鬼子拦住。方德深闻声冲出房门，抄起木棍便打，边打边呼，一些乡民闻声而至。基于对日军的仇恨，挥舞棍棒，一阵狠打。三个日本兵被打得遍体鳞伤，由伪机关出面把三个日兵带走。但乡民知道这次闯了大祸，紧张万分。 果然，日军调来百多人将村子包围，声言全部村民通通要死。紧急之际，有人想起杨荫芳，她精通日语，请她出面交涉。 在乡亲们生命安全受到重大威胁的情况下，杨荫芳义不容辞，迳直走到日本军官面前，取出她留学日本的证件，递了过去。日寇军官看着证件，再端详著这位妇女，一脸正气，不卑不亢，凛然不可侵犯，一时愣住了。杨荫芳用流利的日语，说明事情缘由。日本军官不信，几个日本士兵的刺刀直指杨荫芳，她毫不畏惧，反复强调，此事与村民百姓无关，不应加罪于他们。她有理有节的一番义正言辞，令日本军官语塞，最后不得不下令撤走。[3] [1]《杨荫芳》，载“沙溪旅游文化网＂，2010年9月19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_detail.aspx?personId=248。 [2]中山市华侨．港澳台人物传编委会办公室：《女油画家杨荫芳》，载《中山文史》（第22辑），中山：中山政协，1991，第130-132页。 [3]《杨荫芳救了濠涌村》，载《中山日报》，第3634期，B3版，2004年12月18日。

张逸，字纯初，号禺山山人，晚号无竞老人，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人。[1]画家。画家张韶石伯父。 张天生聪颖，勤奋好学，拜在居廉门下，断断续续学习数十年，深研没骨写生法。中年后，他精研恽寿平与徐熙画法；游历大江南北及岭南诸名胜，开拓画境。擅绘虫鱼花鸟。[2] 张担任广州八桂中学教席，在羊城创办《七十二行商报》。[3] 20年代，张在绘画上的活动较活跃。1924年，他参加由邓剑刚、黎庆思、陈树人宣导的“清游会”集会活动；以会员身份参加广东国画研究会画人群体的雅集、展览和研究古代书画的活动。 “清游会”形式极为自由，且“清”、“游”、“会”之雅称，是一文社，参与者有文人、书法家等，没有宗旨、门户的限制，集会无定期，主要活动是结伴游览秀丽山川，游兴阑珊时吟诗作对，即席挥毫助兴。黎葛民、经颐渊、苏少伟、罗仲彭、黎泽闿、容仲生、谢子祥、黄祝蕖、高剑父、张谷雏、黄少梅、赵浩公、卢子枢、吕觞妩、陈罗生、黄咏雩、邓芬、梁培基、简琴石、陈大年等，这些人都是张的主要交游者，一直持续到30年代，“清游会”同人鼓励张将自己的诗文集刊印。 1931年仲春，高剑父、陈树人、凌巨川、黎泽闿、苏少伟、周演明、叶竞生、袁芷芬、刘秉纲、陈草村、黄咏雨、陈子和、李供林等“清游会”同人代张梓印《笔花草堂词》，内含《花痕梦影词》、《豁尘词》、《百花词草》。 20年代后期，张主要与国画研究会联系。广东国画研究会会员中不少参加“清游会”活动，但国画研究会有明确的艺术宗旨和目的，宣导复古维新的创作方式，并与高剑父的新派产生一定矛盾，在这一事件中，张表现一种平和的态度。在国画研究会画学活动上，他表现出支持的态度。 1927年冬，广州发生大火，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在陶园酒家设“书画助赈即席挥毫会”，张前来参加。另外，张当时在《海珠星期画报》美术部工作，并且屡次刊载其花鸟画和传略，都与参与国画研究会的画人组织有关。 30年代，张担任广州市第一次美术展览会的美术组委员，画作《泉石杜鹃》、《凤仙茉莉》、《海棠小鸟》入选“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广东省预展会”，其中《海棠小鸟》参加在南京举行的“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这些画学活动的开展，说明张在画学研究上的成绩不俗。 抗战时期，张避居香港和澳门，与高剑父、陈树人、郑哲园等人重组“澳门清游会”。 当时，张主要以鬻画维生，绘画成为一种营生的手段，得到简又文的不少赞助，许多画作于这个时期，颇费心力。1940年，张参加香港艺术研究社的艺术观赏会活动，参展作品《木棉》。当时，香港画界不乏有人以“牡丹张”弟子进行宣传，实属时事之无奈。张心归佛门，与竺摩法师等来往颇为密切，并在《觉音》、《狮子吼月刊》发表倾向于禅意的诗文。[2] 1942年，张在澳门去世，终年71岁。 张逸除作画外，尤好诗词曲艺。尝作百花册，每花自题绝句。自言于词：“潜心研炼，寝馈此道有年，久之似有所悟。每于春朝花笑，秋晚蛩吟，时复倚声，不复知人间何世，积久遂多”。李供林评价其词：“于苏（轼）、辛（弃疾）、姜（夔）、吴（文英）为近。” 张逸著有《花痕梦影词》一卷、《豁尘词》一卷、《百花词草》一卷、《笔花草堂词》二卷等[3]，现藏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张逸为简又文绘制的《牡丹》轴款识：“余友简君又文精赏鉴，所藏甚富。而尤爱居师古泉画，故秘藏特多。＂[3] 张韶石（1913-1991），少孤，跟伯父张逸生活并从其学画，后到汕头任图画教师。1932年回广州，曾临邓芬所画《浣纱图》，为其赏识，遂得从邓芬学画。1939年寄寓香港，抗战期间避居澳门、越南等地。战后定居香港，设“木兰花馆”授徒，毕生致力于中国画艺。精擅花卉画，设色妍雅富丽兼而有之，笔触流丽柔畅，更以绘牡丹著称于世，素享“牡丹王”美誉，间亦绘画人物、仕女、山水等。[4] 现录张逸的诗两首： 《菩萨蛮》[2] （丁未八月十六夜，与子寿夜渡澳门，舟中赏月。） 云罗卷净天如水。沧溟灏瀚金波碎。表里尽澄清。姮娥彻夜明。 秋光才过半，兔魄依然满。记得昨宵游，珠江听粤讴。 《题〈青洲图〉》[3] 绿云深护读书堂，堂外澄湖碾鉴光。倦客登临伤世变，闲鸥来去笑人忙。 春风满座新桃李，古木盘根老雪霜。难得山川明秀处，嘤鸣萍合共徜徉。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14-316页。 [2]魏祥奇：《襟怀清朗‧张纯初艺术论略》，载“艺术国际＂网，2011年3月11日，http://blog.artintern.net/article/148831。 [3]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77-578页。 [4]《近现代张韶石花鸟麻雀图》，载“唐潮文化＂网，2011年3月11日，http://www.tangchaowenhua.com/movie/html/?163.html。 [5]《岭南画派：十香园寻找岭南画派的“族谱”》，载“新浪博客＂，2012年6月11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e2829301014ste.html。

杨子毅，乳名绍柽，字翊朝、别字干周，香山县牛起湾乡（今属中山市东区起湾村）人。宁波市长、番禺县长、中山县长。 子毅生于一个没落的富农家庭。祖父杨灿仁，父亲杨献初。祖父原有田地30亩，除在乡雇工耕种外，在石岐还有银业股份生意。父亲生意失败，田地卖光。当时家里很穷，父亲没有正业，母亲陈氏早逝。 兄弟两个，子毅居长。少年时，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家境不好，常靠外婆和旅美堂兄杨子朝资助。子毅读完书塾，考入石岐读高等学堂，成绩优异，得到亲友的鼓励和资助，考入广州的官办两广方言学堂学习德文。毕业后，他获得公费前往德国留学，入读布莱斯劳大学经济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未及毕业就离校回国。 子毅回国后，被派往东北防疫处任职员，后经同学郑道实介绍，认识伍廷芳，被推荐在外交部任秘书。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子毅担任财政部秘书长。后来，财政部长郑鸿年离职，子毅被委为代理财政部长。1922年冬，陈炯明叛变，局势十分混乱，总统府部门人员各自疏散。1923年2月，陈炯明兵变平定后，子毅保护财款得力，毫发未损，交还国库，深受孙中山的赞扬和器重。 1926年，子毅担任中山大学事务主任；1927年任番禺县长；1928年任浙江省政府秘书；1929年任宁波市长；1933年任交通部秘书长。 1935年2月至1937年9月，子毅出任中山县长，同时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委员，期间，他施政革新，困难重重，压力不少，颇有建树。 裁局改科，精简编制，短缩开支。当时县内有公安、土地、建设、教育、卫生、财政六个局，冗员很多。有些局独揽职权，不受县调遣，暗吃空额。子毅到任不久，裁局改科，把原有局长、科长缩编为科长、主任。此举遭到有关人员阻挠和反对，如朱卓文等人不愿就任，拖延时日，久不交接工作，但他裁局改科，雷厉风行，结果经费大减，收支平衡。 子毅严禁烟赌，清理积案，稳定治安。他把烟赌两项专利权废除，对烟赌犯拘留重罚，包烟庇赌者判以重刑；分区设立“戒严收容所”，收容有烟瘾者集中戒烟，逾期不到的就拘留强制戒烟。每天发放戒烟药物，监督服用；所内配备乐器和文娱用具，定期进行娱乐活动。 马湘是一区沙涌乡人，多年结伙横行于沙涌等一带，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子毅使人诱他到石岐来，在天字码头进行逮捕，当场了结他，为民除去一大害。同时，子毅与五县联防主任袁带密切配合，培训出壮丁自卫队训练员，到各乡组织乡村壮丁自卫队，轮回下乡进行检阅，加强乡村自卫力量，匪徒拦劫和打单勒索等案件极少发生。 子毅裁局改科和精简机构的同时，增设一个县组织领导的“中山县乡村建设委员会”，聘请富有乡村建设经验的干事多人，每天下乡宣传县政实施计划，调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推广优良品种，组织试验区，取得经验就向各乡推广。 子毅致函到檀香山邀请德高望重的郑彼岸回国共商革新大业，请他专责编修《中山县志》兼任图书馆馆长。在郑彼岸的建议下，1936年建成一座三层楼房的中山图书馆，扩大图书阅览室，添置大批书刊。子毅增派管理员，制定借阅图书管理制度，使群众看书阅报更方便。1937年春，他以每套二千多元港币价格从香港商务印书馆购回《万有文库》四套，其中一套用来充实图书馆馆藏，三套分发给县立一小、周崧学校及起湾小学。 1937年8月，子毅举办暑期乡村建设讲习会，小学校长和各乡选派的教师参加，内容有农林知识、保健救护常识及防疫注射实习等，为日后各乡开展抗日救护工作打下基础。[1] 为改革封建礼教的婚姻制度，子毅决定举办一场集体婚礼。为办好集体婚礼，他做了大量筹备工作，包括很不容易找到十对准新郎新娘。婚礼当天，他邀请十对新人到县政府大堂摆茶会，亲自迎送。 在婚礼会上，他担任主婚人，讲述封建思想和盲婚的危害，介绍国外男女平等、自由恋爱、举行集体婚礼的好处，表扬十对新人是中山县集体结婚的开创者、移风易俗的带头人。参加婚礼的政府官员、来宾等有一百多人，非常热闹。婚礼结束在一片爆竹声、欢笑声中，花车将新人们送回家。[2]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子毅担任国民参政会委员。 解放初期，子毅被推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工作积极认真。 子毅一生置有出租田30亩，后来买回祖先出卖的田地，广州有楼房一座。1952年土改运动，他被划为“官僚地主”，后被判入狱，1953年在狱中病故，终年75岁。 杨子毅著有《谈艰苦朴素》，1957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58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讲座》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杨子毅生育三子一女，有的是大学教师，有的是总工程师，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1]他去世后，遗孀（二婚妻子）旅居檀香山。 抗战期间，澳门各界青年团结救亡团体——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聘任28位名誉顾问，包括澳门中共地下党活动家柯麟医生，国民党澳门支部负责人、教育会会长梁彦明，中山县长杨子毅等开展组织“义卖”、“义演”等募捐活动，为抗日活动筹款。[3] 晚清香山诗人黄绍昌、刘熽芬合辑《香山诗略》，选录自唐至清一千多年的香山诗人235人，1400多首作品。1937年，中山县长杨子毅拨款印行面世，后重印的《香山诗略》上册，收录包括刘世重和李珠光等澳门诗人的作品，为继承和传扬历史文化作出重要的贡献。[4] [1]振兴：《杨子毅当中山县长的时候》，载《中山文史》（第04-06辑），中山：中山政协，1984，第135-141页。 [2]李淑云等：《六十年前我参加中山县第一次集体婚礼》，载《中山文史》（第43辑），中山：中山政协，1998，第69-71页。 [3]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第890页。 [4]卢德铭：《书坛名家——杨子毅》，载《中山日报》，第3251期，C2版，2003年12月1日。

黄豫樵，香山县（今属中山市）人。[1]清末民初澳门资本家。 父亲黄焯恒。黄豫樵幼时在石岐萧阆潮馆读书，喜欢作诗，擅长书法；[2]先后创办永康置业澳门有限公司、澳门得利公司、澳门广利公司、澳门广裕盛什货、澳门国华戏院、泅德银号[3]；成为澳门早期华人富商之一。 1911年前，澳门商人没有成立团体。1911年，华商萧瀛洲等发起筹备组织“澳门商会”，拟定纲领，1912年12月14日获澳葡政府批准立案。1913年，澳门商会正式成立，公推萧瀛洲为首届总理。当时没有会所，暂借同善堂为临时办事处。同时，以“旅澳华商总会”名义，获得中国政府工商部批准立案。1916年，正式定名为“澳门中华总商会”。1930年，卢焯担任总理，黄豫樵担任副总理，购入议事亭前地十八号作为会所。[4] 1935年，濠江中学由前校长黄健接办，黄仲榆为董事长，黄柱记、黄豫樵、黄渭霖等组成校董会。几年后，学校发展为完全小学，1936年开设初中一年级，学生达二百余人。[5]现在澳门云泉仙馆，在抗战前是旅澳西樵道侣的联谊处。抗战期间，西樵沦陷，云泉仙馆同门四散，道侣来到澳门暂避。1940年，黄豫樵、何海科等召集道侣成立联谊处。[6] 1947年，黄豫樵通电全国机关及参议会，提倡恢复读经，并择简要编入高小以上课程，得到五省参议会来电赞同。 民国时期，杨子毅等人倡建中山纪念图书馆，黄豫樵捐国币350万元。[7] 澳门东望洋山“白头坟场”与上松山的斜坡间，有座著名的“焯公亭”，扼守幽径咽喉，背山面海。亭为六角，古朴典雅，两柱嵌有对联，为黄豫樵所撰： 悦耳沸松声，仰瞻乔木高枝，恍忆鲤庭趋对日； 停纵看海景，感到长风巨浪，应多鹏翮奋飞人。 在澳门松山凉亭，黄豫樵撰写（木质）对联一副，白底红字，楷书：[8] 风和日丽，健体强身宜晨运； 花香鸟语，舒胸畅怀乐谈天。 1949年春，黄豫樵出资建立焯公亭，以纪念父亲九秩冥寿。当时，他自行堪舆，选此建亭。他认为此亭选位恰在“松山东南两翼之中”，为吉位名曰鹏背，这样既尊先人宾天，又主后人生发。他对风水术数颇为精通，在澳门文人圈中素有名气。 然而，澳门康公庙前的一众风水师却认为，白头坟场立后山界碑，犹如为白头夷守孝，更有说焯公亭得窥天葬，是大不吉的。据说，焯公亭建后，黄豫樵百病缠身。之后家族四散流离。[9] 20年代，黄豫樵在中山石岐开设泗德银号时，向来稳扎稳打，不做投机买卖。当时石岐广衡银号的倒闭，它由一个有名的资本家开设。因司理人郭炽云炒买币，损失很大，他以欺骗的手法，向泗德银号借了很多金币和黄金。黄豫樵误信同业，致被拖累，损失了几十万元，同时拖累瑞升银号损失了42万元。泗德银号东家从澳门汇回20余万元还债，瑞升银号交出产业，开投变价得款37万元还债。[10] 黄豫樵历任澳门六和自来水有限公司、澳门电灯有限公司、澳门永康有限公司董事长，岐关车路有限公司董事、澳门永廉置业有限公司总司理等职；出任澳门商会副主席及监事长。 他热心教育事业，创办澳门粤华学校、澳门孔教学校，并出任校董；后出任澳门孔教会会长及监事长；著有《孝友齐家集》数种。[1] 1956年3月26日，澳门工商界名流组团赴穗参观展览，黄豫樵任团长，全团共22人。黄豫樵之子黄仲良担任澳门同善堂主席，继承祖父、父亲的优良传统，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贡献良多。[11] 1963年癸卯兔年，澳门孔教会、同善堂于10月14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下午1时举行隆重的祭孔典礼，数百人出席，纪念孔子诞生2514周年，仪式古雅，气氛热烈。当日，孔教会在圣堂举行祀圣典礼，该会主席何贤因事未能到会主祭，改由该会副主席莫培樾任主祭。并由崔德祺、黄仲良、胡煜荣、冼永就、陈伯墉、刘明新、林文照、萧俊钦等知名人士参加。[12]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页。 [2]《澳门名胜楹联辑注》，载“中国对联集成编校室＂网，2013年6月6日，http://china-liand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060。 [3]中山政协：《中山文史》（第1-3辑选刊），中山：中山政协，1989，第93页。 [4]《濠江中学史略》，载“濠江中学＂网，2012年12月20日，http://www.houkong.edu.mo/intro/history/before2004.htm。 [5]《澳门中华总商会史略》，载“澳门中华总商会＂网，2012年12月18日，http://www.acm.org.mo/intro/history.htm。 [6]李长莉、左玉河：《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440页。 [7]《中山市石岐区文物古迹介绍——赓建图书馆三楼碑记》，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日，http://www.zsda.gov.cn/plus/view.php?aid=5072。 [8]《澳门名胜楹联辑注》，载“360doc个人图书馆＂网，2014年5月6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9]《东望洋山白头坟场成澳门巴斯人天葬台》，载《新报》，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31787。 [10]缪文雨、高焕章：《石岐银业的回忆》，载《中山文史》（第3辑），中山：中山政协，1965，第12-19页。 [11]《澳工商界名流组团，今日赴穗参观展览，黄豫樵任团长全团共二十二人》，载“海外华人华侨剪报资料库＂网，2013年11月20日，http://libproject.hkbu.edu.hk/was40/detail?record=8&&channelid=4935&searchword=%E6%97%A5%E6%9C%9F%3D1956.03.26&ispage=yes。 [12]《附件四：同善堂祝圣庆典》，载《澳门日报》，1963年10月15日。

卢湘父，名子骏，字湘父，以字行，新会县潮莲乡（今属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卢鞭村）人。清末民初澳门、香港教育家。卢九侄子。[2] 卢家不算富裕，书香世代，父亲、堂兄、同母长兄都是秀才，湘父却屡试不第。因为家里负担不起学费，他少年求学，时有辍学，26岁开始担任老师，帮补家计。他希望能够专心致力于八股文，以冀科场得利，于是访寻名师，通过亲戚陈荣褒介绍，师从康有为，成为万木草堂的学生。 在加入万木草堂之前，湘父开始从事教育工作，草堂时期继续著书。他与陈子褒商榷蒙学诸书，认为当时流行的启蒙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诗》等，往往不能切合初学者，尤其是成年平民初学者的需要。陈子褒致力编著妇孺课本和读本，尝试用粤语注释，解释文字和文理。 约1896年，湘父写成《妇孺韵语》。在体裁上，这是一本《四言杂字》，把日常使用的文字，分成天文、地理、宫室、踌令、器用、服饰、珍宝、音乐、文事、武备、饮食、身体、人伦、植物、动物、性情、人事、活字等分门别类，各编成四言韵语。此书虽有牵强之处，但毕竟是一本非常实用、很能配合传统语文教学的课本。这书的目的是识字，没有强调灌输儒家思想和价值观念。 清光绪年间，广州万木草堂是一所与别不同的学校。康有为领导草堂的学生钻研经学、关注时事，而不以八股文为务。受到师友的熏陶，湘父对经义的兴趣较文辞为深。 若以康有为的思想之发展，分辨“革新政治”与“尊孔立教”两大方向，梁启超日后的路向偏于前者，而陈焕章则瞩于后者。湘父与梁启超交情颇深，但他的思想倾向，却与陈焕章最为接近。 在湘父的《万木草堂忆旧》里，最为推许的同学是陈焕章。 “尊孔立教”实为湘父在康有为门下所得之最深、持之最久的信念。戊戌变法，改试策论。湘父得以避开八股文的障碍，就以时务经古，考中秀才，他当时31岁。 他受知于学使的《五洲教派表》一文，其中虽有下少宗教源流史的错误，但重点却在于指出：“强弱之势，展卷了然。凡在儒门，劝吾将目。若夫开圣学之会，演孔成图；派传教之师，交邻有道，张惶敦义，布护瀛寰。是又在于强有力者矣。＂从儒家转变到孔教，既反映康门思想的一面，也是湘父日后事业的一个重要环节。 湘父的教材得到康有为的嘉许。康有为指出蒙学亟须改良，鼓励他从事教育大业，并为他“假定书目，发凡起例”。在日后教育事业中，湘父又编写课本教材，反映他办学的精神。 1931年夏，湘父编写《童蒙三字书》、《童蒙四字书》、《童蒙五字书》三种，作为教本。这是回应陈焕章的孔教运动，又得到朱汝珍、区大典的参订，后来寄到英国，得到英国汉学家瞿理斯的称许。《诠叙圣迹》在蒙以养正的书本，成为他教材的一部分，但他的教材，仍足以旧有的经、史、诗、赋为主。他的教育不乏创新性，但总离不了旧价值和旧方法。他的私塾教育是传统教育，是战前香港社会上办得成功的传统教育之一例。 戊戌政变后，湘父远渡扶桑。1899年，应梁启超之邀，他出任日本横滨大同学校教席；1900年回国，担任澳门张氏家族专席教师；1905年，在澳门创办湘父学塾，以自编蒙学新教本教学。 1911年，湘父学塾迁往香港，在香港倡办女子学校，接着开办男校。[1] 1924年，湘父担任澳门孔教学院院长；1928年在澳门创办孔圣堂。1934年，湘父学塾改名湘父中学，1942年日寇侵占香港后被迫停办。 湘父在澳门、香港办学的数十年间，除致力孔教外，极为热心倡办和支持宗族和乡党的事业。民国之初，陈焕章依附在袁世凯力量之下，图谋把孔教立为国教，多次失败后，1930年来港创孔教学院、孔教中学，都得到湘父的慨捐募捐和多方协助。[3] 1942年，湘父继陈焕章和朱汝珍后，成为孔教学院（当时已改为大成学校）院长，担任星期日讲学宣道。 湘父继承父亲未竟的遗志，在宣统年间花费三年时间，重修《卢鞭卢氏族谱》。开始时并未得到族人的支持，经过兄弟鼓吹，湘父印发章程、组织、募捐等，接着调查、校勘、编辑、以至印刷等都由他领导。之后，他重修续修，要30年一次。抗战胜利后，湘父80岁时，又主持族谱重修工作，又花两年时间和精力修谱。1923年，他发起募捐重建毁于风灾的宗祠，奔走省港澳各地。在宗族的建设和维系工作上，他不遗余力。 1922年，湘父联合潮连乡同乡，倡办普仁善堂，赠医施药，宣讲善书，尤其鼓吹西法接生和卫生教育。他倡捐芦溪义学，使贫困儿童得互求学的机会。为了解决西江水患问题，1924年，他向侨港和海外的乡人劝捐，购置三台水泵，分设在要害地方，潮连再无水患。1939年饥荒时，他发起乡人和族人平耀赈粥，以活民命。1943年，他致力收集乡党文献，著成《潮连都志》20万字。 无论地方公益事业，还是教育、传道、宗族等事务，湘父都发扬宋儒的精神，发挥传统士绅的领导地位。20世纪大动荡的时代里，宗族解体，乡党离散，儒教式微，湘父与同仁力挽狂澜。湘父学塾每年孔圣诞例行祝圣，坚行古礼，守夏历。以为非此不足以提倡宗教、恢复道德。他桃李满门，许多香港、澳门名流、学者、实业家都出自其门下。 1970年，湘父在香港去世，终年102岁。[1][3] [1]陆鸿基：《卢湘父先生之生平及其事业》，载《孔道专刊》，香港：香港孔圣堂，1983，第31-35页。 [2]林广志：《卢九家庭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94页。 [3]《卢湘父》，载“百度百科＂网，2012年12月11日，http://baike.baidu.com/view/3612000.htm。 [4]《卢湘父行书》，载“易拍全球＂网，2013年6月10日，http://www.epailive.com/items/4/3/474839.shtml。 [5]《历任院长》，载“孔教学院＂网，2013年6月10日，http://www.confucianacademy.com/load.php?link_id=27613。

卓荦，香山县下栅乡（今属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官塘村）人。摄影家、澳门摄影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 卓荦早年在北京、湖南等地居住，解放前是国民政府官员。 抗战期间，卓荦被委任为中山代县长，开展抗日工作。中山沦陷后，他迁居澳门，继续工作，搜集敌情。当时他住在新胜街，后为日寇所知，下令通缉。当时，卓荦预知消息，化装连夜乘渔船逃往香港。[2] 抗战胜利后，卓荦在香港经商，在半退休时期，经常往返港澳，居住澳门新胜街。[1]当时，卓荦爱上了摄影，因冲晒关系，在水坑尾一家“KK冲晒店”里认识冯汉复和简庆福先生，摄影兴趣更浓。为了创作，卓荦走遍大江南北。后来，他和冯汉复创办一家沙龙摄影院，生意不错。 期间，一群爱好摄影朋友，准备组织摄影学会。卓荦知道后，大力支持，加入组织行列。1958年2月25日，澳门摄影学会成立，成为澳门有史以来第一个摄影学会，卓荦被选为第一届副会长，后任会务顾问。澳门摄影学会是澳门一个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摄影组织。 卓荦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不仅摄影技术精湛，而且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在沙龙摄影院期间，他与别人合作不愉快，后来退出。 之后，卓荦觉得无所事事，再与好友经营一家摄影院，即兰心摄影院，地点设在平安戏院隔壁（即后来永大疋头铺位），当时人才济济，业务蒸蒸日上，盛极一时。 后来，兰心摄影院不幸被一场大火全部烧毁。祸不单行，卓荦染上脚疾，屡医无效，行动不便。但他意志极坚强，不为脚疾而气馁。不久，他在白马行医院对面重操旧业，生意大不如前，终于结束摄影生意。 1989年5月8日，卓荦去世，终年84岁。 好友听闻消息，非常惋惜。卓荦为人慷慨率直，博学多才，令人景仰。友人特向“摄影”版编辑提供卓荦生前的遗作，刊于报端，以志纪念。[2] 1978年9月，卓荦在石林亭石刻对联一副，白底绿字，隶书：[1] 漫步曲桥寻画稿； 闲凭奇石听书声。 横额“石林”，卓荦撰，半坡书。 [1]邓景滨、叶锦添：《澳门名胜楹联辑注》，载“360doc个人图书馆＂网，2014年5月21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2]田伯：《卓荦先生生平简略》，载《澳门日报》，1989年5月22日。

郭杓，澳门教育前辈。 郭杓毕业于香港圣士提反英文书院。该校采英国学制，由Form 1至Form 5，高年级用英语授课。[1] 1914年，郭杓和蔡克庭、区利仁一批热心于英文教育人士，发起成立“树学会”组织，成为民国后澳门早期的民间社团。 郭杓等人设法筹募经费，在澳门三层楼上街创办澳门英文学校，简称M. E. C.。该校是一所学制具备规模、各科完备的英文学校，该校按照香港学制，设有Form 1至Form 5各年级，高年级用英语讲课，每年暑假前学期将结束时派学生到香港参加香港大学堂会考的初级试和本级试。 郭杓担任校长，教员都为中西名人，如港澳教育家陈子褒担任过该校的中文教员。[2] 汉文小学成立于1915年，作为澳门英文学校的姐妹学校，汉文学校校长为孔宗周，办学严谨，校誉很高，但像高美士那样的澳门土生葡人入读的不会很多。[3] 1921年，澳门英文学校扩充了汉文小学部，校名随之改为“澳门英文汉文学校”。校址迁至大庙顶街蔡氏大屋。汉文部按中国学制为小学七年。1924年后，因英、汉文学制和习惯相异，意见渐多，只保留了汉文部，称为“澳门汉文学校”，英文部因“树学会”的人散居香港而解散。[2] 1920年，尚志学校董事会注册成立，由郭杓担任校长。 1938年，郭杓去世，年仅46岁。[1] [1]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系：20世纪中国教育》（四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040-4041页。 [2]黄启臣：《澳门通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第457页。 [3]吴志良、章文钦等编著：《澳门——东西交汇第一门》，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第151页。

杨云骧，字贻騋，号楚田，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人。清代名将。 云骧自小习武，练就出一副刚强磊落的性格，为人正义不屈，重承诺，讲诚信，乐善好施。少年时，他是个活泼的武打生，每逢庙会就与其他武童一起，表演武术助兴。青年时代，他目睹洋人占据澳门，搞走私鸦片和侵略扩张活动，对外国侵略者的行为万分气愤。清道光十四年（1834），他毅然投军前山寨，决心投身于保家卫国。[1] 云骧办事机智勇敢，爱恨分明，出入于澳门与内地之间剿匪捉贼，捕无不获，葡萄牙人“闻云骧名皆畏服”。清咸丰三年（1853），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叶名琛率拖船三百余艘在沿海缉捕海盗，海盗头目潜藏澳门葡萄牙人的住地，自以为能有包庇脱身之日。云骧奉命追踪，深入虎穴，将海盗头目擒拿带走。 当时葡萄牙人干瞪眼，却不敢轻举妄动。陆丰县拐匪张炳勾结洋人贩卖华工牟利，诱骗93名乡民上船卖“猪仔”运至澳门。船将近到澳门时，这些“猪仔”知道上当，纷纷跳船逃走。他们聚在湾仔银坑村外，举目无亲，饿了三天，无疑在等死。云骧知道后，马上给予食宿，又禀告香山知县将这批人送返原籍。 同年，太平天国起义，上海发生反清小刀会起义，起义军一度控制了上海。清廷调派大军镇压。英、法、美等殖民主义者趁火打劫，以保护上海“租界为名”，出兵长江口；后又制造事端，发动侵略上海的“泥城之战”。 小刀会起义期间，云骧奉命率部分广东水师北上增援清军，遇到一支驻长江口耀武扬威的英军船队，英军无视中国主权，向附近清军陆军营地发炮，并逼近云骧所率水军。云骧奋然指挥水军发炮还击，一炮打中英军指挥船，炸伤指挥官手臂，英军慌作一团，狼狈逃窜。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保奏云骧为和平营都司（正四品），咸丰皇帝赐赏云骧花翎荷包。[2] 云骧对清廷出卖主权以换取上海殖民主义者联合攻打小刀会的做法，十分不满。小刀会起义平息后，清廷允许洋人在上海行使更大特权，洋人肆意欺负中国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再次打了败仗，割地赔款。 有见及此，云骧悲观绝望，毅然辞官归里。之后，广东提督吴元猷、两广总督劳祟光、两江总督曾国藩他们分别向云骧赠送“公忠体国”、“正直无畏”、“四知衍泽”金匾悬额，劝其复职。他不为所动，一一谢绝。[1] 清同治三年（1864），云骧在南屏将军山和湾仔加林山之间，开辟“竹仙洞”隐居，寄意是修筑人间仙境，在此终老。后来，云骧和杨兰皋等族人筹划兴建杨氏大宗祠，致力于疏通石岐至前山水上交通，筹资办义学，教育后代，造福桑梓。[3] 同治十一年（1872）农历五月二十日，云骧去世，终年71岁。同治十年（1871），澳门镜湖医院创建之初，参与集资创建的澳门本土商人及商号共达152家，医院主体建筑为一连三幢的大平房，按前中后排列，各分正座和左右两边偏厅，共有大屋九间，另外还有医房三座60间，分别称为“福寿”、“康宁”、“平安”医房。初建时，医院占地达18.592亩，折合12万平方尺，是一座完全传统式的中国建筑。医院除建筑用地是由政府拨给外，其余费用全部由本地华商集资。 众人以始创维艰，绸缪不易，故集众推举倡建值事，三记行、柯秉樟、杨云骧等152人司其事。创建值事会管理镜湖医院三年。[4] 现存杨氏大宗祠是杨云骧故居，又称“下将军第”，建于清道光八年（1828），位于南屏镇北山村下街。 该祠堂为三进院落四合院式布局，坐南向北，主体建筑面阔五间并左右青云巷和两厢42米，深三进60米，硬山顶、青砖墙，抬梁与穿斗混合式木构架结构。建筑面积2520平方米，占地面积8838平方米。在建筑的梁枋、屋簷、山墙和基础等处，以精美的木雕、石雕、砖雕、灰塑等装饰。整座建筑的结构和艺术装饰结合完美，气势恢宏。 每年春节刚过，祠堂内右边盛开着艳丽的玉堂春。当年修建祠堂时，杨氏家族花了500两白银从外地买回来种植，至今有超过190年的历史。花开烂漫时，一树紫色烟云，美不胜收。[5] 晚年时候，杨云骧在竹仙洞石壁上题诗一首《觉步云路紫门登高望远》[6]，以述情怀： 廿年征战罢，解甲悟前因。 山水有直晖，园林各俗崖。 浮生寄古洞[7]，白道出迷津。 拟作沧江叟[8]，长落世外人。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343-344页。 [2]朱强：《关于杨云骧、杨镇海父子生平》，载《珠海文史》（第9辑），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109-112页。 [3]珠海政协、《珠海文化遗产图集》编辑委员会：《珠海文化遗产图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第95页。 [4]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826页。 [5]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珠海市文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114页。 [6]珠海政协、珠海历史名人研究会：《珠海历代诗词选》（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150。 [7]古洞：竹仙洞，在珠海南屏镇北山村东南。 [8]沧江：泛称江。江水足青苍包，故称。

新闻工作者。广东台山人。父亲是香港一名裁缝，家境并不宽裕。少年时就读于香港华仁书院，未读完中学，即考入华侨日报社为校对生。一年后，升为外勤记者，几年后升为要闻主编。1937年奉社长岑维休之命到澳门创办《华侨报》，出任社长。抗日战争期间，《华侨报》积极宣传抗日，受到读者好评，报纸发行量迅速增至一万份，破澳门报业纪录。1966年购入《华侨报》全部股份，独自经营。1968年参与创办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任理事长。今赵斑斓艺术馆即为纪念他而设立。

李葵，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 李葵早期从事澳门工会工作，是澳门工联会发起人之一，1949年出任该会副理事长，1958年及1960年再度担任。 后来，李葵转到澳门中旅社工作，担任澳门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澳门中旅（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澳门富豪酒店、濠臻酒店、京都酒店及香港新雅图酒店董事长。另外，他担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董、常务会董。[1] 抗战时期，1943年，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时，中共党组织先后派郑秀、郭宁、冯彬、黄乐天等人赴澳门。郑秀借着其舅舅在澳门开设的马康公司作为掩护，在高士德马路19号建立抗日游击队秘密办事处，散发宣传材料，动员当地青年参军，开展与各界的联络工作。李葵和李成俊等澳门青年来到五桂山参加抗日活动，游击队专门为李葵等人开办代号为“纽约桥”的训练班。[2] 1960年春节前夕，以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何贤先生为首，组织澳门各界代表45人，来到水库工地慰问，澳门代表感谢民工为澳门居民的饮用水而付出的辛勤劳动，并向民工赠送慰问品。同年3月8日大陆正式向澳门供水，澳门各界更是群情激昂，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副理事长李葵说：“祖国输水澳门，使澳门同胞结束水荒的威胁，饮水思源，澳门同胞应更加热爱祖国。”澳门各界对中山县人民政府建设竹仙洞、银坑两水库充满感激之情。[3] 70年代初期，为了拓展澳门、中山旅游业，时任澳门中旅社总经理李葵，与副总经理陈源来到中山，与县领导商议开辟两地旅游线、中山选景点，澳门中旅社组织客源。[4] 澳门南海沙头同乡会民间社团成立于1946年12月，成为澳门较早成立的民间社团之一。由崔昭光、何炳祥、崔翼周等乡贤发起成立，以同心同德，合行善举为宗旨。后因时局动荡，会务停顿。1961年5月，该会复会，6月举行复会第一届理事会就职典礼。之前该会只设理事会，从第24届起，因会务蓬勃发展，与家乡联系日益增多，改为会长与理、监事会制，两年一届。 崔德祺连任第24至27届会长，李葵和老永担任副会长，崔顺与为理事长。第28届改由李葵担任会长。1997年为第30届，会长由李葵担任，理事长崔世荣，监事长林擎。[5]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页。 [2]欧初：《战斗岁月：在澳门杀敌锄奸的往事》，载“新华网＂，2013年1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xhfk/2012-08/02/c_123513016.htm。 [3]蔡尚途：《澳门与水》，载“金山区水务局＂网，2013年1月6日，http://jswater.jinshan.gov.cn/html/EN77/914441128310.html。 [4]《中澳渊源流长》，载“中山网＂，2012年12月2日，http://www.zsnews.cn/zt/zszx2012/showcontent.asp?id=558373。 [5]《澳门南海沙头同乡会》，载“搜搜百科＂网，2012年12月2日，http://baike.soso.com/v7194374.htm。

竺摩，俗姓陈，名德安，法名默诚，字守志，浙江省乐清市人。[2]高僧、书画家。 父亲陈红梅和母亲王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兄妹十个，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岁时，在家乡黄塘寿昌寺随方丈白云长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诚，字守志。一年后，白云长老派竺摩到温州普觉寺为芝峰法师护关，他得此机缘拜见弘一法师。后在白云长老等引荐和帮助下，他先到宁波观宗寺弘法社随谛闲法师、静权法师和宝静法师等天台宗大师学天台教观，后到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跟从太虚、印顺、东初等人学习，深受太虚法师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响，他开始发表积极鼓吹佛教改革的论文，受到太虚法师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闽南佛学院学习期满毕业，时值太虚法师应广东潮汕地区的佛教善信的邀请莅临弘法，太虚法师让竺摩随侍并做文字记录。此次弘法非常圆满，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机缘，请求太虚法师帮助创办岭东佛学院。这是竺摩首次来潮汕地区弘法，给潮汕佛教界和专程来潮州听经学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虚法师应闽粤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请，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随侍并做记录。当月30日早上，太虚法师一行抵达香港，居住在利园的香港佛学分会。之后，太虚法师一行应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请，分别到东莲觉苑、荃湾东普陀、大埔墟大光园和菩提场等香港地区的著名佛教道场讲经说法，盛况空前，前来听经学佛的信众，除香港本地善信外，还有不少专程从澳门赶来的。 12月14日，太虚法师偕竺摩等一行应广州佛教善信的邀请到广州弘法，驻锡六榕寺广州佛教会，先后到广州民众教育馆、中山大学、广州居士林、复旦中学、广州佛学会、广州觉苑和菩提林等处讲经弘法，竺摩始终随侍在侧，并作文字记录。期间，太虚法师的老朋友金芝轩居士听闻太虚在广州弘法，特意从澳门赶来会面，竺摩陪同太虚法师盛情地接待金芝轩居士，并谈到澳门佛教问题。 次年年初，竺摩随侍太虚法师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区弘法，与潮汕和港澳地区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庆寺学习日语，准备赴日本留学。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他毅然中断学业，与闽南佛学院的同学暮迦、化庄等一起积极参加浙江“慈溪抗日后援宣传组”工作，为宣传抗战救国奔走呼号。不久，他奔赴武汉，参加由著名爱国寺僧宏明法师领导的“僧侣救护队”，并担任干事。后来，他奉命带领部分“僧侣救护队”成员开赴陇海铁路抗日前线，进行救护工作。 竺摩对于日寇入侵中国领土、蹂躏中国百姓的罪恶行径非常痛恨，充满爱国爱教的救世情怀。次年“僧侣救护队”解散后，他回到武昌佛学院，不久偕慧云法师南下广州，转赴香港弘法，开展救济难民的募捐和服务工作。他与墨禅法师一起，当选为“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委员兼驻会办事。 在业余时间，他撰文给《大公报》文艺版、《宇宙风》、《大风》等报刊，从而结识当时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许地山、叶灵风、萧乾、萧红、陶亢德和陆丹林等人，开始与港澳地区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进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特邀请竺摩前往澳门佛教功德林，创办“佛学研究班”，让他担任教学工作，学生来自港澳地区，澳门学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门佛教功德林“佛学研究班”，针对当时澳门地区居士学习佛教的热情，首先开讲《维摩诘经》，由跟随他的满慈法师做记录。这是竺摩自出家学佛以来第一次登台系统地讲授一部佛经。 他开讲时说“两三年前，太虚大师在宁波讲《金刚经》、芝峰法师在永嘉一个首刹丛林里——头陀寺——讲弥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讲过好多天，但始终由我个人搭上‘靓’黄绸海青和红衣来负责讲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为始。但这次之所以讲经，因少数同学要研究唯识，不久前霭法师和林居士要我来这里讲因明和五蕴论等唯识学的基本典籍，恰巧现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个人讲经，有了这种种因缘，自然我也不能推辞了。” 澳门佛教功德林开讲《维摩诘经》，对于竺摩个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是他与澳门佛教界结缘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是他正式从事佛教文化教育、独立开展讲经说法活动的重要起点。40年代末，竺摩相继在澳门出版《地藏经讲话》、《佛学问题座谈》等文献，这些都是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说法的记录稿。 《觉音》杂志原名《华南觉音》，是粤港澳地区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于种种原因，《华南觉音》迁往香港后，改名为《觉音》杂志，在海内外佛教文化界的影响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门编辑出版后，使之逐渐享誉海内外，以至成为抗战时期与内地著名的佛教文化杂志《海潮音》、《狮子吼》、《佛学半月刊》一起成为中国佛教文化四大阵地的重要刊物。 这不仅扩大澳门和岭南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而且极大地推动澳门地区抗战期间澳门佛教文化的发展。竺摩经常为《觉音》撰稿。在该刊的第10期上发表他的《胜与胜经》、《敬悼常醒法师》等诗文。从第11期起，连续刊登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的讲经弘法记录稿《维摩经语体讲录》。竺摩对香港青山《觉音》杂志产生重要的影响，加上他个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觉音》杂志社同仁极力推举他担任该刊主编。 当时面临实际困难很多，竺摩还是勇于接受重任，从第12期起担任主编，原来负责该刊编辑事务的满慈法师继续留任，另聘妙音法师担任发行部主任。《觉音》第12期后，竺摩接受香港东莲觉苑的邀请到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两位法师因故回重庆的汉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觉音》杂志社的主要文件带到澳门佛教功德林，交给竺摩负责。 当时出版经费和稿源严重缺乏，但出于对满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关心和强烈的爱国爱教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竺摩不仅积极鼓励满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尽早到达重庆汉藏教理院深造，而且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全部编辑和出版工作。满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师离开澳门赴重庆前夕，竺摩特别为他们饯行，并赋诗以相勉励。 竺摩在编辑出版《觉音》时，先后编发杨慧贞的《赴汤蹈火的释迦弟子》、署名记者的《僧侣救护队抢救难胞》、天军的《释理妙从容就义》、西航的《一个忠实的伤兵》、卧秋的《悼念一个圣洁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门弟子舍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为扩大弘法范围，佛教组织创办《无尽灯》杂志，并出版多种讲经著述，风行港澳及海外。《太虚大师全书》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续明二师担任校对，全书64册，700万言，出到26册时，演培、续明二师赴台湾弘法，其余校对的责任，由竺摩和隆根担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创办“栖霞佛学院”，礼聘竺摩为副院长，全书校对工作由隆根法师一人担任。竺摩在佛学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国龙华佛教社，请他到曼谷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塔开光典礼，他离开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后，在龙华佛教社及中华佛学社两地讲经，并举行书画展。同年5月，槟榔屿的“菩提学院”礼请竺摩担任导师，兼任菩提中学佛学课程。 1956年，“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尼泊尔召开，竺摩以“马来西亚佛教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大会，副团长为毕俊辉居士，秘书是黎东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华佛教会礼请，出任檀香山檀华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师办妥入境签证，年底飞抵檀岛。竺摩在檀岛弘法一年，槟城菩提学院及东南亚信众函电促请，1958年底，返回槟榔屿。而祖印、泉慧两位法师在檀岛长期居留，按照竺摩规划的方针，继续为弘扬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槟城后十多年，经常游化于马来西亚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讲经说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聪为会长，聘请竺摩担任该会顾问。1973年9月8日，为竺摩花甲之庆，槟城各界名流及四众弟子，三千多人为师祝寿，三日间筵开八百余席，收到贺仪四万多元，除数千元开支外，其余三万七千多元，悉数捐给佛总创办的马来亚佛学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湾芙蓉山“太虚大师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礼。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独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华佛学研究社”社长廖英源居士，礼请竺摩赴澳洲讲经。20余日后，竺摩返回槟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国合艾市的住持释继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请竺摩主持开光，并为徒孙显常、显性等多人，传授《沙弥十戒》。6月，应美国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参法师之请，竺摩为慈恩寺主持开光典礼。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讲堂闭关百日，编著《心经讲话》、《佛学问答第二辑》两书，并修订《普贤十愿讲话》。翌年春，他复闭关百日，编辑著作。同年6月，应加拿大温哥华市“世界佛教会”吕雒九、冯公夏二居士之请，竺摩前往温哥华讲经。他在世佛会讲《阿弥陀经》，圆满后返回槟城。 1982年4月，他两度应请赴温哥华，在世佛会讲《天台止观》。当时世佛会会长吕雒九于四月生西，他参加追悼会，并主持大蒙山法会超荐。 竺摩70岁后，对外活动逐渐减少，在槟城时驻锡三慧讲堂，到星洲时驻锡佛缘林，随缘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时35分，竺摩圆寂于三慧讲堂，终年89岁。[1] 竺摩生平除讲经弘道外，作书写画与人结缘。在澳门期间，师从高剑父习画，绘画之余，勤于诗词散文写作，书法别树一格，1941年在澳门举行首次书画展。[3] [1]于凌波：《竺摩》，载“佛教百科＂网，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杂志〉出版具历史和收藏价值的“竺摩法师与澳门”专辑》，载“佛教线上＂网，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曾奇玉，澳门报人、记者。 曾奇玉是澳门《朝阳日报》、《大众报》两报的采访主任。[1]1937年8月12日，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代表大会在澳门柿山孔教学校召开，100多位代表参加。 会上推举《朝阳日报》社长陈少伟为临时主席，并通过组织章程，发表成立宣言，以“筹款赈灾，拯救受难同胞”为宗旨。大会选出理事11人，理事会下设总务、财务、宣传、游艺、体育五个部门，陈少伟出任理事会主席，曾奇玉获选为理事兼宣传部主任，之后，他兼任回国服务团工委委员。[2] 该会址设在澳门营地大街104号《朝阳日报》和《大众报》共用社址内。该会成立后，立即投入抗日救国工作，初期主要是筹募钱款，宣传救亡及动员，慰劳工作，后期主要组织回国服务团，发动爱国青年回内地参加抗战，先后动员服务团11个队的爱国青年回内地服务。1941年冬，该会停止活动，前后四年多时间，为抗日救国工作作出巨大的贡献。 1938年5月29日，组织宣传队共46人，由陈大白、李哲夫任领队，廖锦涛、曾奇玉为队长，前往慰劳湾仔乡驻军、自卫团、警察，向他们赠送食品和药物，同时在湾仔乡街头演出抗敌文娱节目。[3]曾奇玉与廖锦涛努力做好各项宣传工作，策划出版《救灾特刊》。[4] 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澳门报界发起成立澳门新闻记者公会，租用新马路捷声药房二楼为会址。1946年，澳门新闻记者公会正式选举许国潮、黄浩然、何曼公为常务理事。澳门新闻记者公会成立后，为筹措经费，举行大型游艺会。之后，澳门新闻记者公会组织澳门新闻界观光团到广州访问，当部分团员乘坐“广源”号渡轮返回澳门途中，不幸遭遇龙卷风，“广源”号渡轮被撞沉没，随团记者曾奇玉、刘伟海等四人遇难。[5] [1]陈大白：《天明斋文集》，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第21-40页。 [2]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第259页。 [3]《澳门四界救灾会》，载“有道词典＂网，2013年2月25日，http://dict.youdao.com/wiki/%e6%be%b3%e9%97%a8%e5%9b%9b%e7%95%8c%e6%95%91%e7%81%be%e4%bc%9a/。 [4]《赤子报国情——廖锦涛烈士传略》，载“中国侨网＂网，2009年1月2日，http://www.chinaqw.com/node2/node2796/node2829/node3245/userobject6ai239703.html。

陈满，原籍广东新会（今属江门市新会区）。澳门医学、文化界名人。[1] 20世纪20年代，陈满在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读书，后转读光华医院。毕业后，他在广州《越华报》工作，主持该报“医事专版”。之后，他在澳门长期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同时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创办澳门大专教育基金会，积极致力于文化事业。 1950年3月8日，陈满创办爱国刊物《新园地》，担任社长。《新园地》原为“新民主协会”会刊，出版时编者只注“澳门新民主协会出版委员会主编”，最初附在《大众报》内发行，双周刊，四期后改为旬刊，正式单独对外发行，1955年改为周刊发行。《新园地》属于文艺刊物，最初为免费派发，后改为消息类报章，倾向于时事论述。文艺不是报纸的主流，且刊物定出售价，如1955年为例，每份零售价一毫，订阅每月三毫。《新园地》等刊物对澳门文学新秀的培养起到一定的作用，培养不少文学新苗。[2]1950年，濠江中学在热心爱国人士支持下，扩大校董会，由陈满担任董事长，将中学部扩迁到亚马喇马路三号，1952年兴办简易师范班，1951年创办高中部。[3] 1964年，柯麟医生受聘为镜湖医院院长；1948年以柯麟等校友为首，组织中华医学会澳门分会（今澳门中华医学会），成为澳门杏林的中流砥柱，澳门华人西医团结在中华医学澳门分会的周围。50年代，陈满和邵昆仑等校友协助澳门工联创办澳门工人医疗所。1987年3月，中山医科大学澳门校友会成立，是陈满和饶不辱、谭焕容、梁秀珍、梁志辉、邵昆仑、李保民等120多位校友筹组成立的群众性医学专业团体，成为中山医科大学中国境外第一个校友会，其中不少是各专科主治、主任医生、教授及院长等。该会宗旨是发扬母校优良传统，加强与国内外各地校友的联系，交流讯息和学术，团结本地同业人士，共同推动本地区卫生保健事业。[4] 陈满历任中华医学会理事长、《新园地》社长、澳门同善堂名誉主席、濠江中学校董会副董事长、江门政协委员、新会同乡会副会长等职，为澳门医疗卫生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1]陈满的外孙梁维特连续出任三届澳门行政委员会成员。[5]1990年1月，陈满在澳门镜湖医院病逝，终年84岁。[1] 2012年11月9日，澳门历史档案馆首次与民间团体中山医科大学澳门校友会合办的“‘仁心‧博济’历史图片展”举行开幕式，展出图片逾300张，包括深受尊崇的柯麟、陈满、饶不辱、谭焕容等中山医校友的事迹、澳门主要医疗机构的发展过程，及医护人员的学术交流活动等，体现近80年来澳门医学界和社会的发展。[6]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9页。 [2].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57页。 [3].《濠江中学》，载“新榜网＂，2010年11月12日，http://jiaoyu.xooob.com/xssj/200911/395423_1034291.html。 [4].《中山医科大学澳门校友会》，载“中山大学校友总会＂网，2012年12月12日，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8040&newsId=5705。 [5].永逸：《华澳人语》，载《新华澳报》，2011年6月20日，http://www.waou.com.mo/wa/2010/07/20100726a.html。 [6].《仁心‧博济历史图片展》，载“开幕澳门民航学会＂网，2013年5月25日，http://www.macau-airport.com/cn/node/7996。

陈淑英，女，原名陈妹，又名郑妹，原籍新会外海（今属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2]，生于澳门一个贫苦家庭。革命家。 兄弟姐妹五个，淑英居末。她两岁时，母亲去世，八岁时父亲病逝。大姐八岁时被卖到香港。二姐十岁时被人拐走。二哥陈权在香港“亚洲皇后”号轮船当海员，另一个哥哥陈妃榆是香港某货仓工人。[2]淑英与祖母相依为命。1924年，祖母去世，淑英赴香港投靠大姐，先在一个富有人家当婢女，后在一间制衣店当女工。 两个哥哥早年参加革命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权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成为陈郁和邓荣入党的介绍人。在兄长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淑英开始懂得革命道理，认识到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革命，才能翻身解放。 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陈权、陈郁、邓荣受党的指示回到广州工作，淑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第一批工人回到广州参加革命斗争。期间，她认识陈郁、邓荣等同志，参加组织安排的青年训练学习班，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十多位同志光荣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海员工会宣传队工作，负责在劳动童子团学校进行活动，与大家一起唱歌学文化。宣传队分成几个小组，带着资料高举红旗到街道、公园及公共场所宣传革命形势，宣传罢工委员会的主张，揭发资本家、反动派对工人的迫害，唤起民众的觉醒；争取广大群众积极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加入示威游行的行列。星期天，淑英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将纸花图画等物品进行义卖。她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女士全心全意投身到革命事业，对罢工运动作出积极的贡献，被海员工会称为“四大天王”。 1926年5月，由于革命需要，党组织安排淑英与另一位同志假扮夫妻，建立地下联络站，负责转递党的文件。期间，她扮成家庭主妇，周旋于邻居少奶、太太中间，参与打牌，以掩护自己的身份，保护党的机关安全，确保任务顺利完成。9月，由于形势变化，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决定撤销这个联络点，把淑英调回海员工会。后来，她与其他几个同志协助织造工会培养一批青年骨干，从事宣传活动工作。 1927年，广州反动当局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到处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工人和革命妇女，封杀革命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被迫解散，海员工会被国民党搞的“海员工作改组委员会”所破坏，广州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淑英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同志在海员工会的领导下，坚持地下斗争，秘密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罗大妹、邓金娣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发现而被捕遇害。战友的牺牲更激发淑英的斗志，她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接过烈士未竟的事业，继续斗争下去。她胆大心细，眼灵手快，密切注意各种情况，见机行事，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同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淑英和海员工会的成员及工人赤卫队一起参加起义的战斗。当天晚上，她与其他同志一听到起义的信号，随着工人赤卫队攻打惠福西路警察分局，占领维新路市警察局、财政厅等，解救监狱一千多位同志。 天亮后，淑英和邓荣在惠福分局附近站岗，暗中监视敌人的动静。他们机警敏捷，从过往行人中逮到两个国民党任军事法官、残杀革命同志的刽子手，并将他们押解到指挥部就地处决，为民除害。 起义第四天，淑英站岗放哨后回到邓荣家。当晚在家里不断听到马路和门口打杀声、枪炮声彻夜不绝，敌人要进行反攻了。为保守党的秘密，她与邓荣连夜把收藏的文件烧掉，撬开石头把苏联列宁船来华时送的徽章及海员工会会章埋好。佛晓时，枪声和喊杀声停了，马路上躺满了革命士兵、工人、妇女的尸体。起义失败了。 之后，陈郁和邓荣前往香港。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隐藏在邓荣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才到香港。她与组织联系上后，很快投入革命工作，在广发洋服店当交通员。为了便于工作，她经常扮成学生，完成通知开会或传递文件等任务。这时，邓荣在俄国皇后船上找到工作。淑英与邓荣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相爱，后结为夫妻。两年后，邓荣调到岸上负责团工作。 1930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邓荣在香港被捕入狱。40天后，港英当局把邓荣他们驱逐出境。淑英跟随邓荣去上海，在船上邓荣被同民党特务跟踪，船一到上海，邓荣又被抓走了。淑英也被敌人跟踪脱不了身，但为了寻找二哥陈权营救丈夫，她只好披头散发装成疯子找到二哥家，不幸二哥被敌人抓走了。她无法营救邓荣，敌人对邓荣威胁利诱却一无所获，不久把他解回广州杀害。邓荣牺牲时才22岁。同年11月，陈权在上海壮烈牺牲。 在丈夫邓荣和二哥相继牺牲后，淑英从上海返回香港。期间，国民党特务企图从她身上找寻在邓荣那里得不到的线索，先后写过几封假信，骗她去广州，但她识破敌人的阴谋，始终没有上当。 1931年，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回到家乡。由于家乡没有亲人，只好投靠中山五区界冲村舅舅。从此，她改名换姓，跟舅舅姓郑，叫郑妹，靠打柴度日，生活艰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淑英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成为互助组合作社的带头人，1950-1977年，她连续多年被选为县、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进模范代表。 1958年，淑英调到前山公社翠微敬老院担任院长一职，她把敬老院当成自己的家，认真负责，勇挑重担。当时院里有50多位老人，每月乡里拨给每人只有三元和口粮。淑英没有工资收入，靠六元抚恤金和大队配给的口粮生活。她没向困难低头，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养猪养鸡，想方设法让老人吃饱吃好。遇到老人生病时，她总是无微不至地看护、照顾，端饭喂食，倒屎倒尿。就这样，她一干就是20年，直到1978年，她负责的老人先后去世为止。 1959年，淑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政协珠海市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淑英连续担任第一、二届政协委员十年，她不顾年迈体弱，踊跃参加各种会议，积极参加市政建设大计的协商，经常用革命传统教育青年下一代。请人代写提案，为省、市政协、党史部门提供文史资料数万字。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淑英安度晚年。 2000年，淑英在翠微病逝，享年91岁。[3] [1].珠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珠海市志》（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1667页。 [2].《陈权》，载“中国广州网＂，2007年6月13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3].郑静等：《她为革命奉献了一切——记参加广州起义的陈淑英同志》，载《珠海妇女人物录》，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59-66页。

卢荣锡，原籍新会县潮莲乡（今属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卢鞭村），生于澳门。卢怡若之子。 父亲卢怡若深受孙中山的教育和影响，一生致力于革命，成为澳门华人中最早的同盟会成员，同时是澳门同盟会负责人之一。1906年，卢怡若与八弟卢寿荪留学英国，入读伦敦皇仁书院；他和尢列、谢英伯等在广州创办广东归国华侨子弟学校，出任校董。卢怡若娶有妻妾四个，生育子女七个，长子卢荣均，七子卢荣勋居住台北，卢荣锡还有卢荣标、卢荣坚等兄弟。 1955年，卢荣锡和父亲及高世俭等人发起成立澳门新会同乡会，帮助滞留澳门同乡；积极参与澳门华人事务，赈济、教育及华葡交涉等活动。[1] 继祖父卢九、伯父卢廉若之后，卢荣锡出任第三任澳门商会华人代表。[2]澳门商会于1916年正式改为“澳门中华总商会”，活跃于澳门社会的商业性社团。[3] 抗战期间，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戏剧界、体育界）救灾会历次筹募活动中，不但得到当时澳门商会（中华总商会前身）、各界救灾会、妇女慰劳会、中华教育会等各大社团支援，而且得到工商界著名人士和社会名流的积极赞助。首期筹募得到社会热心人士的慷慨捐助。 捐赠结婚戒指的有殷商傅渔冰、梁洁英夫妇，陈章唐、李淑颜夫妇，苏无逸、陈紫英夫妇，六人各捐婚戒一枚。游艺大会购买名誉入场券和捐款的有殷商及各界知名人士高可宁、郑芷湘、黄豫樵、陈声始和杨惠馨夫妇、梁鸿勋及梁太夫人、卢荣锡、柯麟、梁彦明、陆电明等人。[4] 1953年，卢怡若、卢荣锡为吴铁城撰写挽联一副：[5] 数十年作革命前锋，党国早著贤劳，羨当代皆称元老； 四五载悲沉沦大陆，鼓鼙正思将帅，惜中枢遽折良材。 卢荣锡之子卢景昭是澳门兴昌行、澳门实业有限公司、香港高得利贸易有限公司董事；1999年12月14日首次获委任为独立非执行董事。1967年，他在美国Lake Forest University主修经济，取得文学士学士学位；担任政协江西省委员、加拿大的University of Victoria校长（亚洲）特别顾问及澳门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Plc公共关系顾问；并为澳门（中国）青年商会总会创办人和澳门扶轮会前会长、澳门高尔夫球总会主席。[6] 现今，在江门市潮连街卢鞭村海田街11号的名宦家庙，坐南朝北，宏伟大门，精致雕刻。一个刻有“名宦家庙”四个大字的牌匾格外醒目，牌匾原有的颜色变得黯淡。牌匾四周环绕着精美的砖雕、石雕、木雕和壁画，上面的花、鸟、历史人物都栩栩如生。2000年9月成为江门市文物保护单位。[7] [1]林广志：《澳门华人与孙中山和同盟会──〈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述略》，载“神州交流＂网，2013年10月4日，http://www.riccimac.org/ccc/gb/ccc83/world/article2.htm。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79-81页。 [3]黄雁鸿：《清末民初澳门华商对经济及社会的影响》，载“澳门经济学会＂网，2013年10月4日，http://acemacau.org/book/34/10.pdf。 [4]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15页。 [5]祝秀侠：《吴铁城先生纪念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编辑169），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69页。 [6]《卢景昭》，载“华富财经＂网，2013年10月4日，http://www.quamnet.com/peopleSearchDetail.action?request_locale=zh_TW&ppId=9474 [7]《寻访名宦家庙——探岭南古风》，载《江门日报》，2012年8月3日。

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蔡似云，澳门资深的文教界人士。 蔡似云经常单用一个“云”字，是当年资深的文教界人士，30年代居住香港；抗战爆发前返回澳门工作。 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成立时，蔡似云立即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出任该会总务部文书股主任。 蔡似云与陈大白成为挚友。1936年冬，他从香港寄给陈大白一封信，该信触发了陈大白在当时的《朝阳日报》撰写连载专栏“老实人的书信”。后来，这些书信被收入《天明斋文集》第二部分。[1] [1].陈大白：《天明斋文集》，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第2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