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海軍上校、業餘畫家。具有藝術天分，擅長鉛筆素描和速寫，筆法細緻，線條精確。1822-1824年隨軍艦到印度和中國。1824年在澳門寫生，題為《北眺澳門南灣景色》和《南眺澳門南灣景色》的素描是他的代表作，從不同角度完整地記錄了鴉片戰爭前南灣的面貌和澳門城市規模。《南眺澳門南灣景色》畫面的右側，還描繪了中國税館和高聳的旗杆，對研究澳門歷史和南灣的建築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鮑俊，字宗垣，號逸卿，又自號石溪生，香山縣山場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山場村）人。進士、嶺南著名書法家和詩人。 鮑出身於書香世家，排行第二。他天資聰明，少懷大志，從小與兄長鮑禹入讀私塾，熟讀唐詩宋詞。他酷愛書法；當時偶見“能素吳公祠”的匾額，書跡秀逸灑脫，仰慕不已，回家日夕臨摹，旁人微詞側目，亦不為所動，堅持到底。除讀書外，他喜歡收集和研究古籍書畫，尤其喜愛書法珍本秘笈，其中收藏有岳飛手劄、吳鎮為子佛奴所作的山水冊等。[1] 清道光二年（1822），鮑與兄長鮑禹同時考中舉人，鮑禹再考不中。[2] 道光三年（1823），鮑榮登癸未科第二名進士。殿試卷子須用工整的小楷寫成，皇帝御覽的卷子中，鮑成為其中的佼佼者。道光皇帝賜他“書法冠場”四字，以示褒獎。他獲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刑部主事，候補員外郎，即用郎中。 鮑的楷書源出二王，參照徐浩《不空和尚碑》的筆法，整飭中有渾厚之意。他最擅長行草，傳世之作以行書為多。他與張維屏、黎簡等齊名，成為晚清嶺南著名書畫家之一。[2] 鮑亦善擘窠大書，現今在石溪山上，存有其所題摩崖石刻“石溪”、“鵝”、“蓮島”等大字。“鵝”字行書，字大三尺見方，仿效紹興蘭亭中相傳為王羲之所書的“鵝池”碑中的“鵝”字。右下側有題記“名署亦蘭亭，誰作蘭亭記。敢說溪鵝書，止學古鵝字。道光庚戌春三月鮑俊題。” 鮑對水墨畫很有造詣，尤長於畫松、梅、竹、蘭、菊和仕女圖，用筆清爽，氣韻疏秀。他在鄉石溪作的《倒吊松》、《春天竹》、《落雨竹》等幾幅水墨畫，匠心獨運，巧奪天工。其中《倒吊松》長一丈三尺、寬六尺，當時寫生於石溪呂祖廟側一棵參天老松，朝暮觀摩，悉心鑽研；畫出為一條赤花藤組繞古松，一直蔓及禿斷的樹頂，再向橫斜的松推倒吊下來，構思獨特，著色濃重，色彩層次分明。 道光十一年（1831），鮑辭官回粵閒居，在廣州芳草街（今登峰南路仁生里）構築“榕塘吟館”，種植一棵老榕，古幹參天，榕樹之下為榕堂，有池有亭，池上有樓，有橋有廊，名曰“也圓”。春秋佳節，他置酒邀朋，吟詩作畫。 鮑生性孝順。父親喜愛山水，他請人繪畫《策杖觀山圖》，並遍邀名流題詠，欲使父親的精神意象流傳於詩詞翰墨間。 鮑的書法，變化多姿，清新古樸，自成一派。他從小聰穎過人，被父親譽為“心通手靈”。晚年時，鮑在家鄉松鄰祠設立一個書房，名曰“經佘”，與幾個文友一起觀書臨帖，切磋字畫。每日必在書房將名家字帖臨摹，以求神韻。他臨摹多年，刻苦用功，青年時代，就創造出個人獨特的書法風格，名噪一時。[1] 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41-1845），鮑在家鄉石溪仿王羲之蘭亭修禊，在半山臨溪之處築有亭榭兩座、書室兩間，經常邀文友雅集，在此曲水流觴，潑墨揮毫，作畫吟詩。沿溪留下32處摩崖石刻，都是當年來自南海、番禺、新會、香山等地文友的詩詞和題記。現今，亭榭書室已毀壞，但遺址尚存，石柱上刻著黃琛於道光乙巳年（1845）題寫的楹聯“到處有天機流水高山隨俯仰，此澗無俗客方巾野服即神仙”。 晚年時，鮑回歸故里，在鳳山書院和豐湖書院講學。 鴉片戰爭後，鮑出於義憤，道光二十九年（1849），支持義士沈亞米等刺殺澳門總督亞馬留。[4] 道光三十一年（1851），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登基，鮑以“咸歲雙春逢雨水，豐年盛世兩中秋”賦聯，呈獻咸豐帝。咸豐帝閱後大悅，遂召他“入都補官”。鮑應詔入京途中，突患癰疾，只好返回，不久在廣州去世，年僅54歲。 鮑俊著有《榕塘吟館詩鈔》、《倚霞閣詞鈔》、《羅浮游草》、《鮑逸卿草法》等文獻。原作多流失港、澳、穗、滬及珠海鄉間尚存有山石、祠廟的“墨寶”。[1][2] 鮑俊墓與妻子骸遷葬於家鄉山場蛇地墳場。1988年，珠海市博物館出資將鮑俊夫婦墓移葬石溪。[4] 現錄鮑俊的詩兩首： 《行香子‧澳門》[5] 濠鏡波平，四面鐘聲。禮耶穌，果供香迎。 簾垂粉壁，山鎖蓮莖。看海東西，樓高下，艇縱橫。 颶母時鳴，百丈潮生。卷腥風，浪拍蛟鯨。 沙關夕照，媽閣朝晴。愛蠟魚黃，銀蝦白，石螺青。 《晚望西樵》[6] 插天七十二芙蓉，朵朵都歸夕陽中。煙火萬家團遠樹，樓台上界動寒鐘。 似從空際尋瑤島，不辨岩邊走玉兔。滕杖芒鞋明月事，振衣同上大科峰。 [1].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4輯），珠海：珠海政協，1986，第73-83頁。 [2]盧德銘：《畫壇名家——鮑俊》，載《中山日報》，第3023期，第B3版，2003年4月17日。 [3].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7-9頁。 [4].《鮑俊》，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9月12日，http://new.zhda.gov.cn/show.aspx?id=4726。 [5].劉福鑄等：《歷代媽祖詩詠輯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第312頁。 [6].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10，第128-129頁。

商人、業餘畫家。又譯作普斯帕。普氏家族世代在印度做官。業餘隨錢納利習畫，擅長水彩畫，模仿喬治‧錢納利的筆法幾乎達到了亂真的地步。曾到澳門和廣州經商，同時亦畫了不少風景畫。1838年在澳門畫的《聖玫瑰堂》水彩畫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同年創作的《澳門媽閣廟》頗有東方情趣。

澳門土生葡人畫家的代表。又譯作巴普蒂斯塔。私生子，父親早逝。家境貧寒。生活和藝術道路十分艱苦，造就了他執著的奮鬥精神。12歲進聖若瑟修院讀書，學校離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居住的鵝眉街八號十分相近，機緣巧合使畢仕達結識了錢納利。在錢納利的指導下終於成為澳門知名的畫家。他是錢納利眾多學生中最有個性的畫家，其水彩畫和速寫師承錢納利，但又有自己的風格，色彩樸素，筆下的澳門風景畫帶有頑強的固有色彩觀念，洋溢着濃郁的鄉土氣息。他的畫風中包容了許多中國傳統民間藝術的情趣和廟宇色彩，反映了中國文化對他潛移默化的影響。

英國畫家。父親是一位瑞士雕塑家。24歲時受挑選跟隨探險船隊前往中國，曾先後兩次抵澳作畫。他的畫刊登在倫敦出版的《庫克艦長的最後航程》一書第三冊第XI章之中。韋伯返回英國後曾出版一本名為《南海風貌》的書。他在澳門畫的《媽閣廟及內港景色》銅版畫，筆法瀟灑飄逸、豪放活潑，構圖嚴謹，形象生動，筆下的岩石、樹木、小船和人物洋溢着大自然的氣息和飽滿的生命力。1791年成為英國皇家美術學院院士。

湯貽汾，字若儀，號雨生，晚號粥翁，諡號忠湣，江蘇武進（今江蘇省常州市）人，居住南京。清代著名畫家。[1] 祖父湯大奎和父親湯荀業死守鳳山縣舊城，陣亡於林爽文亂兵之中，為國捐軀。貽汾以世襲雲騎尉，擔任三江守備等武職；後以撫標中軍參將，擢溫州鎮副總兵，因病不赴。[2] 貽汾在廣東時，與謝蘭生、張維屏、黃培芳、劉彬華、儀克中、陳曇等人交好，後來退隱白門，貸保緒園以居，焚香鼓琴，修然塵外，海內名宿多與之遊。 湯貽汾撰寫擲地有聲的豪邁句：“醉翁之醉，狂夫之狂，四十年舊雨無多，屈指誰為三徑客。南嶺以南，北海以北，千萬裡閒雲自在，到頭還愛六朝山。”[3] 清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攻克南京，貽汾投池自盡，終年75歲。 據《清史稿》記載：“湯貽汾語人曰‘吾年七十有七，家世忠孝。脫有不幸，惟當致命遂志，以見先人。’”及城陷，從容賦絕命詞：“死生輕一瞬，忠義重千秋。骨肉非甘棄，兒孫好自謀。故鄉魂可到，絕筆淚難收。槁葬毋予慟，平生積罪尤。”後湯貽汾凡天文、地輿、百家之學，咸能深造。書、畫、詩、文並臻絕品。彈琴、圍弈、擊劍、吹簫諸藝無不精好。他擅畫山水，亦寫墨梅、花卉，筆致秀逸。兼工行草書和詩。與戴熙齊名，並稱為“湯戴”。 湯貽汾著有《琴隱園詩集》、《琴隱園詞集》、《畫筌析覽》等文獻。[1] 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湯貽汾與鍾啟韶同年來到澳門。當時，風琴已從天主教堂逐步普及西洋人的家庭。湯貽汾奉江西巡撫阮元之命，到嶺南緝捕逸犯朱毛里。他在《七十感舊》第七十八首原注中稱：“琴制藏金絲於木櫝，飾牙牌十餘於櫝面，按牌成聲，牌仍隨指而起。予以訪緝朱逆，得遍歷諸夷之家，夷女為予鼓琴一曲。”[3] 湯貽汾之曾孫湯定之，頗有畫名。梅蘭芳除唱戲了得，還畫得一手好工筆劃，尤擅畫梅。早在“蘆溝橋事變”後，梅蘭芳居香港前，請人代筆，當時他請湯定之。湯定之的畫有文人氣，特別雅緻，算是代筆中的上品。沈磊的母親是湯貽汾後人。[3] 現錄湯貽汾的詩一首： 《澳門之役未暇為詩歸舟以短句補之》[1] 花發水晶宮，晴霞萬頃紅。四鄰鐘子午，百肆海西東。 蜃幻樓台麗，犀明魍魎窮。綃珠車斗賤，愧我探驪空。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72-275頁。 [2]《湯貽汾》，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28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9%AF%E8%B2%BD%E6%B1%BE。 [3]谷雨：《梅蘭芳畫梅》，載《澳門日報》，2013年6月16日；吳志良、林發欽、何志輝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歷史卷（含法制史）》（上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第248頁。

德裔英籍畫家。生於德國德累斯頓，1849年移居英國。1852-1854年間曾以藝術家身份隨美國政府佩里訪問團赴日本。隨後在紐約居住，直至1859年才返回歐洲。海尼曾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訪問澳門並作畫，其中《聖保祿教堂遺蹟》、《澳門媽閣廟》和《從主教山看澳門》三幅十分出色，被出版商廣為翻印和複製，影響很大。海尼畫風嚴謹認真，特別對建築物精心刻劃，作品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清代詩人、畫家及旅行家。字仙槎、梅痴。江蘇上元（今南京）人。20歲時即絕意功名，載筆浪遊40多年，足跡遍及中國14省。每遇名勝美景，各繪圖畫，並題詩其上，一時王侯公卿、學者、釋道婦孺及外國使節爭相藏贈。曾五遊嶺南，與當地名士有交往。1819年（清嘉慶二十四年）遊歷澳門，作有《澳門遠島》。該圖坐西向東，正面臨澳門內港北灣，為澳門西側隔海對面山所見的澳門全景，形象較真確。富史料價值。有《泛槎圖》之集刊行。

英國畫家。作品於1804年首次在英國皇家美術學院展覽。1816年（清嘉慶二十一年）哈維以英國阿美士德（Wiliam Pitt Lord Amherst）使節團隨團繪圖員的身份來中國，1817年抵達澳門，亦到過北京。哈維擅長水彩風景畫和小型肖像畫，其作品在一本名為《中國內陸旅遊記》（倫敦，1818年出版）中被製成石版畫作為封面和內文插圖。哈維的原作在港澳傳世極少，十分珍貴。香港藝術館收藏有部份作品。

英國畫家。年輕時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擔任水手，創作了不少描繪風景及船艦的作品，尤其是中國景色。1812-1814年到過印度的孟買，中國的澳門、廣州之後，哈金斯就在倫敦東印度公司附近居住，並受東印度公司委托專門繪畫該公司的船隻。長期的海上生活使他對船艦情有獨鍾，筆下的艦船真實、細緻，有歷史感，深受觀眾喜愛。他的作品自1817年起就在英國皇家美術學院展出。1834年，英皇威廉四世委任他為海景畫家。

英國畫家。1784年12月1日，被東印度公司批准以雕版師身份前往孟加拉。他攜同擔任其助理的姪兒威廉‧托瑪斯一起出發，1785年8月23日經澳門抵達廣州。在中國逗留了數月後才前往印度，他們是早期訪問東南亞的英國畫家，在廣州、澳門兩地畫了許多速寫，《澳門賈梅士洞》是他的代表作。他們在印度住了七年，於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隨馬戛爾尼勳爵（George Lord Macartney）訪華的護航艦返國。回英國後，根據素描和速寫繪製了不少油畫和版畫，出版了六本畫冊。托瑪斯‧丹尼爾畫了兩幅中國題材的油畫，其他素描和速寫由他的姪兒威廉繪製成油畫，兩人的合作堪稱完美。托瑪斯‧丹尼爾於1796年加入英國皇家美術學院，並於1799年獲委任為院士。

英國皇家海軍准將，業餘畫家。又譯作考德維爾。1842年隨軍至遠東，在澳門畫了一系列的水彩畫，其中《澳門聖芳濟修院及松山砲台》是他的代表作。這幅畫呈金黃色調，把古老衰敗的聖方濟修院在夕陽殘照下的沒落情調刻劃得淋漓盡至。此外，這幅畫對於研究澳門歷史和加思欄兵營一帶建築物的變遷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英國畫家。生於倫敦。18歲進入皇家美術學院習畫，28歲離開英國到東方，在印尼住了23年。接着在澳門住了27年，對澳門、香港、廣州以及珠江三角洲的風景、建築和人物作了數以千計的素描和速寫。他繪製的《火災前的大三巴教堂》、《廣州十三行》、《章官的屋頂》和《香港皇后大道中街景》是研究澳門、廣州和香港近代史的重要參考文獻。在澳門畫的著名水彩作品分別有《南灣》、《媽閣廟》、《玫瑰堂》、《中國帆船》等一系列作品。居澳時期，錢氏將肖像畫發展成帶有文學內涵的情節性歷史人物畫，其中《茂官──盧文錦》和《澳門漁女》最有代表性。清咸豐二年（1852）錢納利在澳門鵝眉街八號寓所逝世，安葬在白鴿巢公園旁的基督教墳場。

英國畫家。出身貧寒，是英國坎特美斯頓城一個馬車畫匠的兒子，從小看到父親在馬車的車廂上描繪各種圖案裝飾，受到熏陶，對繪畫產生強烈的興趣。15歲時隨父親到倫敦，曾在易卜遜門下習畫，易卜遜對其才能倍加讚賞，把他推薦給馬戛爾尼勳爵。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9月26日，英政府任命馬戛爾尼勳爵為赴華特使，率領100多人組成的英國使團訪問中國。亞歷山大擔任英國使團的畫師，隨團訪問了中國的天津、北京、承德、杭州、廣州和澳門，畫了大量的速寫和水彩畫。回英國後創作了一系列有關中國的風俗畫，再現中國的人物和景物。在倫敦皇家藝術學會展覽並出版畫冊和書刊，介紹中國風光，使英國和歐洲人民對中國有了形象的認識，促進西方對中國的瞭解。在澳門期間，他畫了一幅題為《從外海眺望澳門景色》的水彩畫，描繪了18世紀澳門城市風貌，同時也顯示了英國對於澳門的覬覦，成為澳門歷史上涉及中英關係的重要佐證。

李仙根，字仙根，名蟠，香山縣（今屬中山市）石岐人。[1][2]民國政要、書畫家。李供林兄長。 父親李達廬（贊辰）是清光緒年間舉人，在鄉教書，後受美國三藩市僑商聘為陽和會館教席，兼中華會館管事，輔佐總領事，力爭解除排華苛例，調解旅僑械鬥；三年任滿歸來，以外務勞績，贊敘同知。[3] 1908年，仙根入讀廣東陸軍小學，加入同盟會。他與鄧演達成為同班同學，共同參與辛亥武裝起義的準備行動。1914年，仙根遠赴日本，繼續革命活動，結識朱執信、胡漢民、古應芬、廖仲愷、汪精衛等人，並深受孫中山的影響。 1917年，仙根回鄉結婚，妻子孫少卿（佩莪）是孫中山族妹。之後，仙根長期追隨孫中山，在廣州、香港從事革命活動。1922年，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脫險赴滬。仙根以任孫中山機要秘書身份受命留港，與討伐陳炯明駐港辦事處同志配合，負責機要聯絡工作，以確保孫中山及時掌握廣東事態變化、指揮革命行動。 1923年2月，孫中山離滬經香港回到廣州，仙根留港擔任機要聯絡工作。同年5月，他被委任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秘書長，協助辦事處主任古應芬統管西江軍務政務，調節水陸各軍行動。江門辦事處亦稱江門行營，同月，行營進駐肇慶，當時西江前線將領如鄧演達、李濟深、黃紹、白崇禧、李宗仁等人都是仙根的同學。8月，西江稍定，仙根奉命回到大本營。 8至11月，孫中山親臨東江討伐陳炯明前線督戰，遷移大本營於石龍（後改設行營），輕裝簡從，自始至終隨行者僅仙根一人。孫中山不避風險，多次親臨前沿視察陣地，鼓舞士氣，仙根一直緊隨左右，並拍攝了許多照片傳世。後來，為便於行動，行營設於列車之上。 11月12日，軍情突變，敗兵潰退，一時秩序大亂。仙根胸部遭撞擊受輕傷，忍痛護送孫中山急登車頭，行至仙村會合古應芬、羅翼群等同車返廣州。不久，叛軍敗退惠州，東江稍定，行營結束。 期間，孫中山籌劃改組國民黨，準備北伐，日理萬機，仙根以侍從秘書、機要秘書等職，與眾幕僚襄助左右。當時，仙根與廖仲愷、鄧演達感情甚篤。1923年春，廖仲愷飛赴日本和越南，再次會談歸來，仙根在港迎接，並與鄧演達一起與廖仲愷傾談至通宵。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仙根作為“聯義社”代表列席大會。同年，孫中山手令省長，委任仙根為香山縣長。8月，他離任，仍然回到帥府。仙根治縣僅半年餘，頗有政聲，縣署前馬路（今孫文路），就是在他任內拓寬修建。 仙根回帥府時，孫中山籌備北伐。9月13日遷大本營到韶關，他復隨即駐韶，隨侍左右。孫中山在韶關的活動，仙根多次拍攝留存。10月，孫中山返回廣州，決定北上。11月13日孫中山北上後，胡漢民留守廣州暫代大元帥一職，仙根留在帥府。但孫中山抵達天津病情就惡化，急電召仙根北上。25日，他趕到天津，31日隨節移駐北平鐵獅子胡同行轅。 仙根繼續在孫中山身邊擔任機要秘書，並侍候照顧，直至3月12日孫中山逝世。 孫中山逝世後，仙根參加治喪委員會，兼負秘書、總務兩組實際工作。秘書組組長為汪精衛，總務組組長為胡漢民。 孫中山病篤之時，電召仙根北上陪侍。仙根十分忠誠敬重孫中山，在日記上載有決意“事之如父”的私願，誓以始終隨侍孫中山，故多次擬議外放優缺，均辭不就。孫中山彌留訣別，他為極少數隨侍在側，目擊全過程之一人。他所遺當年袖珍日記，逐日有孫中山病情變化和醫療措施的記載，包括每日體溫脈搏血壓，以及孫中山的言談和精神狀態等。同時，圍繞孫中山身邊的政治活動及海內外的形勢動態，以至在北平治喪期間的情況，亦有簡要記述。 之後，仙根與粵系政要仍保持廣泛密切聯繫。1925年9月，他擔任江門政務專員，後出洋考察。回國後，粵、寧在南京合組國民政府，胡漢民主持國民黨中常會，古應芬出任國府秘書長，應胡漢民、古應芬之邀，仙根出任國民政府機要秘書，直至粵、寧決裂，隨粵系退出撤回廣州。 仙根擔任粵漢鐵路南段局長四年。在任內，和衷上下，苦心經營，終使粵漢南段全線建成通車。同時，他協助“廣州—九龍”鐵路建設，時時往來省港，最終促成“廣九”鐵路建成；後來轉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全力投入鐵路建設，以繼承孫中山的部分遺願。 抗戰開始，仙根舉家移居香港。而他被任命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隻身前往武漢、重慶共赴國難。當時，國事蜩螗，他緬懷當年追隨孫中山革命歷程，憂國憂民，素志難伸，有時在參政會上抨擊時政。 1942年初，香港淪陷，仙根妻兒回國內避難，6月輾轉到達柳州，由張發奎安置生活。仙根從重慶來相會，全家團聚僅半年餘。1943年3月，他復奉召獨身回到重慶工作。 1943年6月15日，仙根不幸去世，年僅50歲。 國民黨中央黨部派林雲陔料理李仙根的後事，李家人因道途修阻，滯留柳州，無法奔喪，延至年末，方到達重慶，殮葬早已完畢，墓地在重慶江北頭塘的“廣東山莊”。 李仙根逝世時正當壯年，齎志以歿，殊足痛惜。他的一生，應該說是忠於孫中山的一生。他在國民黨內外有廣泛的友好聯繫，在廣東尤有人望。當年，國民黨中央在重慶召開“李仙根追悼大會”，冠蓋雲集，中共方面，董必武及鄧穎超同志一起參加追悼會。 李仙根與孫佩莪生育四個子女，長子李明泰（小名掌珠）、長女李瑋、次女李寶珠、次子李國泰。李仙根家學淵源，工詩善文，書法剛勁。當年，他與譚延闓、胡漢民、廖仲愷、古應芬、于右任等多有唱和，著有《嶺南書風》、《小容安堂詩鈔》等。除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的《嶺南書風》一書尚有存留外，其餘書稿悉毀於“文革”。李仙根珍藏有關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大量文獻文物。1963年籌備“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活動”時，孫佩莪捐獻給中央革命博物館。[1][4] 近年來，李家人陸續將李仙根先生的日記、詩稿、印章、手跡、照片及所藏包括明代王寵、鄺露以及清代黎簡、居廉、朱次琦等名家書法真跡等400多件珍貴文物，無償捐贈給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收藏。2007年11月12日，親屬決定把李仙根先生生前最珍愛的孫中山、陳少白、楊鶴齡、尢列題贈的“四大寇”題詞捐出。[5] 李仙根善於詩詞、書法，書法尤善隸書，字體疏朗有致，秀雅閒逸，用筆俐落，毫無俗氣，個性突出。[6]其中《嶺南書風》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尚有存留。1923-1925年的袖珍日記三小本，由李仙根的長女李瑋珍藏至今。 2008年8月23日，李仙根的次女李寶珠委託招思虹女士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廣東省檔案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等機構捐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仙根日記詩集》，供相關部門作研究之用。[7] 2009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84周年紀念活動”期間，來自中山市29個單位和團體的代表分別向孫中山先生的遺像敬獻花籃。“李仙根藏品展覽”開幕式隨即舉行，展出一批李仙根遺物、藏品以及有關孫中山的史料，以紀念李仙根先生和表彰其後人支援國家文化事業。[8] 現錄李仙根的詩兩首： 《澳門雜詩》（六首之二）[2] 樂土此堂堂，吾來怯近鄉。寄離仍故國，觸物感殊方。 遠樹疑烽燧，歸禽亂夕陽。不勝懷古意，望處是黃粱。 墜簡滄桑後，芸香惜相遺。十年勤掇拾，七葉冀昭垂。 蘇杜間關日，黃王避地時。乞兒矜漆枕，憐我作書癡。 [1]《李仙根先生傳》，載“廣州地方志＂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gzsdfz.org.cn/rsgz/lsmr/201202/t20120217_4627.htm。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7-511頁。 [3]中山詩社：《中山詩詞選》（第一卷下冊），香港：香港銀河出版社，1989，第101頁。 [4]葉瓊：《李仙根先生小傳》，載《中山文史）（第10輯），中山：中山政協，1986，第77-81頁。 [5]王鋒：《中山昨啟動孫中山紀念周活動》，載《廣州日報》，2007年11月13日。 [6]盧德銘：《書壇名家——李仙根》，載《中山日報》，第2939期，第B3版，2003年1月23日。 [7]《孫中山先生機要秘書李仙根幼女李寶珠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捐贈李仙根日記詩集》，載“華語廣播＂網，2010年8月2日，http://gb.cri.cn/1321/2008/08/23/542s2208682_1.htm。 [8]何淼：《〈李仙根藏品展覽〉紀念孫中山逝世84周年》，載《中山商報》，第1296期，第A5版，2009年3月13日。

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 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 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 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 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 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 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 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 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張穆，字爾啟，又字穆之，號鐵橋，東莞市茶山鎮人，生於廣西柳州。嶺南明遺民畫家的傑出代表。 少年時代，張與黎遂球、鄺露、梁朝鐘等以氣節相砥礪。他喜愛遊歷，登羅浮、廣州白雲山，三次度嶺北遊，上黃山、過姑蘇、入杭州等地，足跡遍及全國各地。 清順治十年（1653），張60歲時，移家東安（今廣東省雲浮市），後回到東莞東湖居住。清康熙十九年（1680）秋，他從新安江回到東莞東湖後，一直住在這裡。 康熙二十二年（1683），張去世，終年76歲。 張穆一度流寓南京，長期活動在當時的主流畫壇。他一生任俠，志圖報國，壯心不遂，詩畫中常存鬱鬱不平之氣。 張穆的畫馬師法自然之典型，為同時代畫家所不及。在他的馬畫作品中，以《奚官牧馬圖》軸、《古木獨駒圖》軸和《七十龍媒圖》卷等成為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其中《奚官牧馬圖》是張穆紀年作品中較早的畫跡，有明顯的臨摹古人的痕跡，無論是構圖、藝術造型還是繪畫技法或人物的神態，都與唐代韓幹、韋偃及宋代的陳居中有驚人的相似。 與《奚官牧馬圖》摹古不同的是，《古木獨駒圖》體現畫家的創新意識。畫家用勾勒法畫出駿馬的線條，再以黑色渲染，墨的層次分明，線條遒勁有力。馬頭向下微側，鼻樑光潔，兩翼微豐，目光炯炯，頸部骨節略隱略現，栩栩如生。在古木、怪石，甚至小草處理上，都極其細緻凝練，表現出一種荒老的蒼涼氣氛。 作於晚年（1681）的《七十龍媒圖》，是張穆代表作中的精品。在這件構圖廣闊的畫卷中，畫家將60餘匹良駒刻畫得淋漓盡致。所繪良駒有站者、奔者、臥者、行者、伏者、昂首者、低眉者，也有食者、翻滾者、遊戲者，將馬的各種形態濃縮在十餘米的畫卷中，體現出他主張師法自然的藝術理念。 張穆對畫馬藝術的貢獻，不僅體現在作品上，而且他有畫馬的理論。可惜，其所著《雜論》等文稿已失。張穆尤善畫馬，嘗言：“韓幹畫馬，骨節皆不真，惟趙孟頫得馬之情，且設色精妙。又謂：駿馬肥須見骨，瘦須見肉，於其骨節長短尺寸不失，乃為精工。” 又謂：“馬相在骨，其腹前有兩蘭筋，嘗微動者則良。前蹄後又灶，謂之寸金。馬奔馳時，後蹄能擊到寸金，謂之跨灶。跨高一寸者為駿，低者次之。寸金處常破損如豆大，有血流出，不生毛，是為跨灶之驗。凡馬皆行一邊，左前足與左後足先起，而右前足右後足乃隨之，相交而馳，善騎者於鞍上已知其起落之處，若駿馬則起落不測，瞬息百里，雖欲細察之，恆不能矣。故凡駿馬之馳，僅以蹄尖寸許至地，若不沾塵，然畫者往往不能酷肖。”[1] 現存張穆有關馬圖作品34件，其中香港收藏最多，達到17件，其次廣州收藏十件。東望洋山是澳門著名的遊覽勝地，位於澳門東南，松山峭立，雄視濠江。張穆的著名詩篇《澳門覽海》正是站在東望洋山上有感而作的。 《澳門覽海》[2] 生處在海國，中歲逢喪亂。豪懷數十年，破浪已汗漫。故人建高纛，樓船若鵝鸛。因之慰奇觀，地力盡海岸。 西夷近咸池，重譯慕大漢。寶玉與夜珠，結市異光燦。若夢遊僊瀛。金宮赤霞爛。危樓切高雲，連甍展屏翰。 水上多神山，青削屢續斷。澄波或如鏡，一葉亦足翫。及爾長風迴，氣色忽已換。狂瀾渺何窮，萬里生浩歎！” [1]《張穆畫馬神態各異變化多端》，載“中國國家馬業網＂，2011年2月5日，http://www.chinahorse.org/html/6508.html。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1-13頁。

錢寶龢，字仲良，號梁溪老漁、又號二南，原籍江蘇省無錫市，流寓廣州。詩人、書畫家。[2] 1925年7月至1927年3月，錢寶龢擔任嘉定縣知事代理。[3] 1937年，錢寶龢移居澳門。1950年，他81歲，除詩詞外，擅畫梅花，刻章云：“家在江南客嶺南。” 1940年，錢寶龢作的《達摩尊者》立軸水墨紙本，在1997年澳門市政廳興辦“鄧芬百年藝術回顧”上展出。題識：若信貝多真實語，三生同聽一樓鐘。並錄玉溪生句，畫奉溥欣上人光明法眼藏。庚辰正月，二不乞士曇殊鄧芬。本幅錢寶龢：畫師能畫禪，問師何所悟。無著而有著，事要得禪趣。坐向三千界，示以一指豎。那用定面壁，此便自在處。我來常受用，持酒看梅吐。醉倒花下眠，龍參倘來護。庚辰春日，應溥欣上人屬題。二南錢寶龢時年七十又一。鈐印：錢寶龢、仲良、二南六十四後作。[4] 現錄錢寶龢作於1939年春的詩兩首： 《西江月》[5] （春盡前日，獨訪蓮峰寺僧不遇。呼童入市沽酒。適有飲社酒於寺。[5]都不相識，歡牽雜坐。豪飲大嚼，不覺頹然。） 入寺尋僧不見，隔溪啼鴂相聞。[7]思量呼酒惜餘春，柱杖百錢不吝。[8] 緣合主賓休問[9]，乾坤風絮雲萍。[10]晴山花樹暖如醺[11]，老子那容獨醒。 《虞美人‧次憬吾丈韻》[2][12] 鏡湖一杖灣南路，疑到西湖處。[13]儘教愁雨復愁風，猶是晚晴無限夕陽紅。 春風詞筆今還在，老去渾難改。花時濺淚意如何，不道四憚猶縛似牽蘿。[14] [1]《錢寶龢梅花》，載“綺雲閣＂網，2011年12月31日，http://www.qiyunge.com.cn/product/view/?id=1457。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69-572頁。 [3]《第二節人物表（中華民國3）》，載“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網，2012年12月1日，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30/node22809/node60837/userobject1ai53091.html。 [4]《庚辰（1940年）作達摩尊者立軸水墨紙本》，載“博寶拍賣網＂，2012年12月11日，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310-1545207.shtml。 [5]西江月：詞牌名。 [6]社酒：社祭之酒。俗謂飲之可治耳聾。陸游《社日》詩：“幼學已忘那用忌，微聾自樂不須醫。” [7]啼鴂：啼叫的鴂鳥。鴂，鸋鴂、鷦鷯。王渾《宿朝元觀》詩：“惜哉清景不可駐，一聲啼鴂開林煙。” [8]柱杖百錢：柱杖，應為拄杖之誤。猶杖頭錢。《世說新語‧任誕》記：“阮宣子（脩）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後因稱買酒錢為杖錢或杖頭錢。駱賓王《冬日宴》詩：“二三物外友，一百杖頭錢。” [9]緣合：緣份相合。白居易《明遠大師碑》記：“緣合而來，功成而去。” [10]風絮雲萍：謂人生如風飄敗絮，雲萍聚散，蹤跡無定。文天祥《過零丁洋》詩：“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飄搖雨打萍。”此寓其意。 [11]醺：醺醺。酣醉貌。 [12]虞美人：詞牌名。汪兆鏞原詞未見。 [13]西湖：指杭州西湖。 [14]四禪：猶四諦。佛教以苦、集、滅、道為四諦。苦為生老病死；集為集聚骨肉財帛；滅為滅惑業而離生死之苦；道為入正道，以能通於涅槃。見《大涅槃經》。牽蘿，謂女蘿，即松蘿。其藤蔓牽延，纏附於他樹，故稱。梁昭明太子（蕭統）《開善寺法會》詩：“牽蘿下石磴，攀桂陟松梁。＂

楊蔭芳，女，香山縣（今屬中山市）石岐南門人。油畫家、同盟會會員。方人定妻子。 蔭芳生於一個前清舉人家庭，居長。她聰明勤奮，深得家人的疼愛。青少年時期，她在國內讀書，1925年赴日讀書，起初進入東京女子美術學校刺繡科學習，1928年結業；1929年考入日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學習。1931年發生“九一八”事變，她和留日同學輟學回國，1933年返回日本繼續學業，1935年畢業。 1930年，蔭芳在日本美術學校與同學方人定結婚。翌年，蔭芳夫妻回國從事美術教學和創作。1933年夫妻再度赴日時，她參加東京舉辦的“日本美術學校畫展”、“中華旅日作家十人畫展”；後來參加中法、中蘇、中德、中英、中捷美展，展出油畫《兔》等四幅作品，深受觀眾歡迎。1935年9月，蔭芳夫婦和同學蘇臥農、黃浪萍回到廣州時，高劍父創辦的春睡畫院特意為他們四人舉辦歡迎畫展，蔭芳以油畫《臥讀》等十多幅畫作參展，轟動廣州。 1937年，第二次全國美展在上海舉行，蔭芳以油畫《魚》參展，贏得中外觀眾的好評。不久，抗日戰爭爆發，蔭芳夫婦以畫筆為武器，宣傳救國抗敵。1938年夏，方人定在香港勝斯酒店舉辦“方人定抗戰畫展”，蔭芳積極支持丈夫的愛國行動，參與畫展設計佈置，出謀出力，將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公諸於世，召喚人民，堅持抗戰。 1935年，蔭芳從日本學成回國後，隨即回到中山縣，1935年秋至1938年底，她先後在縣立女子中學、仙逸中學擔任美術教師，培養一批批有志於畫藝的學生。1938年秋，因日機瘋狂轟炸石岐，各學校相繼停課，她避居澳門，直至抗戰勝利。 蔭芳夫婦蟄居澳門期間，生活困苦，多次抗拒敵偽當局要脅他們參加畫展，保持民族氣節。 1945年秋至1952年，蔭芳受聘為中山縣二區區立第一中學教師；之後，遷居廣州。 1979年8月開始，蔭芳受聘為廣州市文史館研究員，致力於油畫創作，並參加多屆廣州市文史館書畫展，展出油畫新作多幅，連獲好評；代表畫作有《兔》、《臥讀》、《荔灣一角》、《四喜圖》等。 幾十年來，蔭芳始終把她的藝術與祖國和人民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中青年時代，她參加進步的美術團體；抗戰時期，恥於與落水畫人為伍，並協助方人定從事抗日救亡畫的創作。解放後，她用畫筆讚頌祖國，描繪人民的新生活、新事物。她的作品感情深厚凝重，賦以鮮明的時代精神和藝術個性，體現民族傳統畫法與西洋畫法的融合與昇華，為畫壇綻放異彩。 1975年3月，方人定病逝後，蔭芳將丈夫生前的畫作、遺稿加以整理，交給有關部門出版和展出，先後由廣東畫院編輯、嶺南美術出版社出版方人定的《方人定畫集》及論文著作《國畫的三個問題——線條、皴法、色彩》。[1][2] 蔭芳長期在外工作，但對故鄉感情深厚。1986年11月，中山市舉辦“孫中山誕辰120周年紀念活動”期間，舉辦“中山籍人士書畫展”，她以油畫《廣州西關》參展。1987年，她為《中山修志通訊》第六期撰寫《方人定傳略》一文，晚年時畫作有《荔灣一角》、《四喜圖》、《常餐準備》等。[2] 蔭芳與方人定生育二子一女，長子方心冬擔任中山大學教授，現移居美國，從事物理研究。次子方中堅在深圳特區電子廠工作。女名方微塵居住廣州。 1990年7月19日，蔭芳在廣州病逝，終年88歲。 抗戰時期，濠涌村時常有日軍的汽艇來往，有時日軍還上岸劫掠，有時向偽鄉保要糧、要豬、牛，偽鄉保就向鄉親們勒索。某日，突然有三個日軍徒手進村，像喝醉了酒似地大喊大叫，橫衝直撞。村民方德深的妻子走避不及，被日本鬼子攔住。方德深聞聲衝出房門，抄起木棍便打，邊打邊呼，一些鄉民聞聲而至。基於對日軍的仇恨，揮舞棍棒，一陣狠打。三個日本兵被打得遍體鱗傷，由偽機關出面把三個日兵帶走。但鄉民知道這次闖了大禍，緊張萬分。 果然，日軍調來百多人將村子包圍，聲言全部村民通通要死。緊急之際，有人想起楊蔭芳，她精通日語，請她出面交涉。 在鄉親們生命安全受到重大威脅的情況下，楊蔭芳義不容辭，逕直走到日本軍官面前，取出她留學日本的證件，遞了過去。日寇軍官看著證件，再端詳著這位婦女，一臉正氣，不卑不亢，凜然不可侵犯，一時愣住了。楊蔭芳用流利的日語，說明事情緣由。日本軍官不信，幾個日本士兵的刺刀直指楊蔭芳，她毫不畏懼，反覆強調，此事與村民百姓無關，不應加罪於他們。她有理有節的一番義正言辭，令日本軍官語塞，最後不得不下令撤走。[3] [1]《楊蔭芳》，載“沙溪旅遊文化網＂，2010年9月19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_detail.aspx?personId=248。 [2]中山市華僑．港澳台人物傳編委會辦公室：《女油畫家楊蔭芳》，載《中山文史》（第22輯），中山：中山政協，1991，第130-132頁。 [3]《楊蔭芳救了濠涌村》，載《中山日報》，第3634期，B3版，2004年12月18日。

李維陵，原名李國梁，以字行，原籍廣東增城（今屬廣州市增城區），生於澳門。著名畫家、香港早期現代詩人、小說家。[1] 維陵自幼習畫，大半生從事繪畫和美術教育[1]，1935年前往香港讀書[2]；1941-1945年在重慶入讀政治大學，畢業後任職於財政部關務署[1]；1948年回到香港從事寫作及美術教育工作，1959-1977年任教於葛量洪教育學院；1980年退休，1982年移居加拿大直至去世。 50年代，維陵開始寫作，成為《文藝新潮》的主要撰稿者，寫詩和小說，都有不俗的表現。較之當時年輕的現代詩人有更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文學經驗，他在投入現代主義的創作中，對現代主義有較清醒的反省意識。主要作品有《獵及其他》（1958年香港文光書局出版）、《荊棘集》（1968年香港華英出版社出版）和雜文《隔閡集》（1979年香港素葉出版社出版）。[2] 20世紀50年代，維陵是最熱愛描寫香港和澳門風光的畫家，尤其是用素描或速寫的形式。他是畫香港畫得最多的人，他的畫稿，積存近千幅之多。這與他童年時代在這兩個地方長久生活有關。這些描繪香港、澳門的作品，過去曾經在報紙和雜誌中發表。 1956年，英國文化協會為維陵舉辦個人展，頗受到藝術愛好者的歡迎。作者深刻體驗生活，雄偉的古老建築物、熱鬧的市區、寧靜的街角、圖書館、教堂、海邊、泳棚、車站、醫院、學校……等，幾乎無一不成為畫家捕捉的意象，儘管都市的生活非常複雜繁忙，可是在畫家熱切的筆觸之下，卻有可愛的一面。 約2000年，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主辦的“李維陵素描展”（香港50年代回顧）；2002年大宗出版社所出版的八開本巨型畫冊《李維陵畫集》，共收作品60幅，分成五輯，其中50年代的香港佔了兩輯，70年代的香港也佔二輯。[3] 維陵的文學創作以詩歌、散文為主，他是一位創作態度嚴謹、在藝術上勇於開拓的作家。他關心民生和家國命運，作品有很強的憂患意識，對人世間的萬般風情、人際間的複雜詭變，都有鮮活的勾繪。他的詩不是亦步亦趨地臨摹生活。他不滿足（或者說是不屑於）拘謹地描畫生活中具體、瑣細的景物，習慣於用理性之光觀照渾沌紛繁的人世，他的詩常常灌注著強烈的主觀感受，閃耀著思辯性、哲理性的光彩。[4] 維陵發表於《文藝新潮》的《現代人、現代生活、現代文學》一文，檢討了現代主義文學的得失，指出“對現代人本質缺乏理解，對現代生活急劇的變化手足無措，對人和外界的關係惘然不知正當的處理之道”，是造成現代主義消沉的原因；認為“現代主義所能提供給人的，除了空虛苦悶的厭倦與醜惡的特別誇大以外，可以說並沒有甚麼足以振發人心的東西”。因此“……再炫弄那些古怪的技巧已覺得無甚意義”，主張應當激勉讀者“積極地正視這時代與這一世界的變革，正視人類政治與社會生活的新的發展”。維陵對現代主義的分析，常被香港學者作為例證，說明香港的現代詩較之台灣，“本土的反省的自覺也先行一步”。[1] 維陵和楊際光（筆名貝娜苔，江蘇無錫人，1926年生）是香港早期現代詩人中少數有著內地人生經歷和文學經驗的作者。[5] 《海瀾》部分封面由維陵繪畫，雜誌內容包括小說、散文、詩歌和翻譯等，香港著名作家徐速、思果、余英時、趙滋蕃、黃思聘、慕容羽軍等曾在《海瀾》發表作品。除刊登香港作家和學生的作品外，《海瀾》刊登不少來自新加坡、台灣、澳門等東南亞地區學生的作品，並且希望“在菲律賓、印尼和別的地方正從事文藝工作的朋友也能給我們寄稿”。《海瀾》最後因經濟問題而停刊。[6] 2009年，維陵去世，終年89歲。 1957年，李維陵與謝佩葵女士結婚，生育一子二女。長子李世寧，長女李聖芝，次女李聖茵，都學業有成，分別移居加拿大和美國。 在學校教學之餘，李維陵在家裡授徒，是現今香港不少著名畫家的恩師，桃李滿天下。[2] 現錄李維陵的詩一首： 《鐘》[4] 鼓醒了翠綠的微笑，佝僂的腰。 忠實於無休止的跋涉，不知疲倦。 生命細碎分割，然後委棄於泥土。 煙蒂與夢俱化作灰燼，撿拾璀璨珠粒，組串成希望。 你我的心臟同時跳動，向前追蹤。 相信謊騙，行旅於繽紛夢境，那裡永不聞你我匆促的足音。[7] [1]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第458-459頁。 [2]《追憶李維陵》，載“書之驛站＂網，2012年2月20日，https://yvonnefrank.wordpress.com/2010/12/15/%e8%bf%bd%e6%86%b6%e6%9d%8e%e7%b6%ad%e9%99%b5/?relatedposts_hit=1&relatedposts_origin=4007&relatedposts_position=0。 [3]黃俟東：《獵書小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250-252頁。 [4]潘亞暾、汪義先：《香港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3，第316-317頁。 [5]袁良駿：《香港小說史》（第一卷），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第306頁。 [6]《“香港文學特藏”到訪嘉賓》，載“香港文學資料庫＂網，2012年12月27日，http://hklitpub.lib.cuhk.edu.hk/news/iss91/index.htm。 [7]讀完這首詩，耳畔仍久久回蕩著那渾厚、意味深長的鐘聲，詩裡的鐘所蘊含的濃郁的象徵色彩具有獨特的美學價值。李維陵的詩常採用開放的結構，並不規定思維的空間及走向，這便使他的作品獲得一種神奇的張力。讀他的詩被動地接受是不成的，讀者必須同作者一起去發掘，去思考，從中捕捉到一種深沉悠長的內蘊，從而獲得一次愉快興奮的審美體驗。

梁惠民，澳門畫家、澳門四界救災會理事。 抗戰期間，梁惠民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獲選為澳門四界（學術界、體育界、音樂界、戲劇界）救災會理事兼勤銷部主任。[1]當時，他在澳門一家戲院任廣告繪畫員，收入豐厚。他辭去工作，參加回國服務團第一隊（簡稱第一隊），前往華南戰區工作，李雲鋒負責向連隊講《論持久戰》課程，他負責教士兵唱救亡歌曲。[2] 1939年，第一隊出發到西江高明後，由縣黨部派往第三區。第一隊所駐的自衛團在某大隊內負責政治訓練工作。經過22天訓練後，該團即奉上峰命，派往海口打擊敵人，第一隊亦派員隨往協助。經一天一夜苦戰，終將敵人擊退。不久，在第一隊努力推動下，第三區鄉民協會、婦女協會、少年抗敵先鋒隊及兒童識字班、婦女識字班相繼成立。 2月5日，第一隊經第四戰區動委會檢查工作的結果，認為成績良好，被編為戰時工作隊第一五七隊。自編隊後，隊員在工作上，更加努力。除在該區工作外，又分派一支隊，往距離約28華里的某鄉工作。之後，隊員們工作更加繁忙，而精神更振奮。 1月21日，第一隊正準備為鄉民醫治外科時（因該地鄉民多患外科病），突聞敵機轟炸聲，探悉為高明城被敵空襲，即會同隊員九人，盡取所有藥品，步行35里，馳往救護。抵達災場時，罹難者滿目皆是，斷臂殘肢，呻吟不斷，其慘狀令人目不忍睹。該縣平民醫院因經費困難藥品缺乏，沒有藥品可用，救出的傷者只用藥棉敷傷。 第一隊抵達後，除努力協同救治外，並將所攜來的藥品分發應用，各傷者始得以善其後。是役死傷110餘人。之後，梁惠民返回澳門，除述職外，還發動各界踴躍捐助藥物及一切醫療用具，支援前線同胞。[3] 50年代，澳門戲院和廣告業出現不少擅長西畫的人才，與擅中國畫的好友互相切磋交流。關萬里、吳喜雨、崔德祺、陸昌、林近、余君慧、譚智生、梁惠民等先後組成“澳門美術研究會”（後改名澳門美術協會）及“頤園書畫會”，團結一班書畫好友，促進畫藝，卓有成績。兩會合作聯辦《全澳美術展覽》四屆，對促進澳門的畫藝基礎普及和提高，發揮了重要的作用。[4]畫家姚豐是梁惠民的學生。[5] [1]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第21-40頁。 [2]鄧開頌等：《澳門歷史新說》，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第392頁。 [3]林鋒：《澳門四界救災會抗日救亡片斷》，載《廣東黨史》，1999年第6期，第6-7頁。 [4]王文祥：《香港澳門百科大典》，青島：青島出版社，1999，第1132頁。 [5]《澳門藝術家推廣計劃“姚豐畫展”》，載“澳門基金會＂網，2013年7月28日，http://www.fmac.org.mo/activity/activityContent_2038。

吳梅鶴，自署冷香館主，香山縣翠微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翠微村）[1]人。港澳教育家、畫家。 吳梅鶴早年師從廣東國畫研究會創始人李瑤屏學畫，後又成為高劍父的學生。他所作中西畫，景致清幽，著筆蒼勁。[2]1924年，在澳門舉行藝術展覽會上，他的作品獲得最優等獎項。[1]吳梅鶴與高氏師兄弟陳公廉、鍾福佑和余活仙執教於澳門學校。 1928年3月，鮑少游夫婦在半山堅道開辦“麗精美術學院”。同年7月，胡根天、吳梅鶴在堅道開設“香港美術學校”。[3] 1931年，譚荔垣（汝儉）、黃偉伯（棣華）、胡少蘧、吳梅鶴等人發起成立正聲吟社，無固定會址，荷李活道義學教員鄧晃雲（紹先）為召集人，由他將預先擬定的詩鐘“鐘眼”通函分發各愛好者，定期在某酒樓雅集，請大家攜佳作赴會，只收席金一二元港幣。[4] 1940年，高劍父、劉君任、吳肇鐘、吳梅鶴、簡琴齋、王道源、張坤儀、周世聰、麥嘯霞、陳抱一等人創組中國藝術協會，舉辦中外畫家作品聯展、港英美術作品交流展。[5] 1939年1月，吳梅鶴在香港中華美術學院撰寫《青年畫家黃獨峰》一文。[6] 中年後，吳梅鶴多居鄉間。翠微離澳門僅幾公里路，他有時到澳門，以當地風貌入畫。當時葡國人很欣賞，他的畫價可賣到十兩白銀。他是個知足常樂的人，賣出兩三幀畫後，盡情揮霍，視澳門為樂土。某日早上，他到澳門蹓躂一天，翌日睡醒後回家。[1] [1]《畫如劍以柔制剛》，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6月4日。 [2]宋金緒等：《總結篇我們的成果豐碩而意味深長》，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7月4日。 [3]喬曉軍：《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補遺二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第166頁。 [4]王文祥：《香港澳門百科大典》，青島：青島出版社，1999，第754頁。 [5]張磊：《東莞英才錄》，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7，第105頁。 [6]吳學斌、蒙啟菲：《黃獨峰藝術生涯》，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78-79頁。

孫錫昆，香山縣左步鄉（今屬中山市南朗鎮左步村）人。畫家。 錫昆自幼酷愛書畫藝術，對物理、化學、數學等學科頗有研究，通曉英、俄、法等多種語言。年青時期，錫昆在澳門工作。20世紀50年代，他回到中山，在中山一中、華僑中學擔任物理、化學、數學及外語教師。後來，他被錯劃為“右派”，回到左步村務農，接受勞動教育。60年代，他獲得平反後，返回澳門定居，成為頤園書畫會會員。90年代初，他移居澳洲。 父親在澳門青山等地開設冰廠，經濟較為充裕，並重視文化交流，常與國內外文化名人交往，使錫昆有機會拜中國著名山水畫大師黃賓虹為師。 之後，錫昆致力於山水和花鳥畫的研究、創作，集各家之長，形成自己的風格。他善用濃重墨法，畫作常呈現出墨韻淋漓、虛實相應之景象，並富有空靈之感，後期畫風兼重色彩。在澳門、香港、澳洲等地舉辦個人畫展，並多次參加國內外美術展覽，作品入選《中山市美術書法作品選集》等美術專集。2003年，錫昆去世，終年82歲。[1] 中山畫家周達初自幼酷愛書畫藝術，少年時代師從著名油畫家黃敏之、孫錫昆學習繪畫。[2]1982年，畫家繆鵬飛剛到澳門時，感到一切極其陌生，當時他的才華和學識，沒有人欣賞、沒有人承認。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結識澳門“頤園書畫會”的孫錫昆先生，孫錫昆對其作品大為讚賞，建議他舉辦畫展，並積極代他向當時澳門市政廳賈梅士博物館申請。[3] [1]盧德銘：《畫壇名家——孫錫昆》，載《中山日報》，第3468期，C2版，2004年7月5日。 [2]盧德銘：《周達初的藝術之旅》，載“中山網＂，2008年1月16日，http://www.zsnews.cn/Column/2006/06/22/573693.shtml。 [3]冉茂金、余寧：《中國現代繪畫的探索者——中國美協理事、澳門著名畫家繆鵬飛訪談》，載《中國藝術報》，2009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