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六年(1917年1月1日─1917年12月31日)1月29日，下午3時，澳門政府在國課衙門大堂將仁慈堂彩票生意用暗票形式出投，招人承充，以8年為期，自立合同之日起計。《澳門政府憲報》1917年第1號，第9─10頁。

民國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1月13日，澳門政府發佈公告，宣佈擬於2月16日上午11時在財政總局大堂內將澳門、氹仔及路環開收簽鋪票、白鴿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3年為期，即由1937年2月17日起計。底價為94萬元，押票銀94000元。最後由高可寧、傅老榕等人組建的泰興娛樂總公司投得專營權。泰興娛樂總公司在中央酒店、福隆新街和十月初五街分設三家賭場，承包澳門賭業，皆為骰寶、番攤、牌九以及鋪票、白鴿票、字花之類中式賭博。該公司與澳門政府財政廳簽訂專營條約，主辦全澳門賭場業務，每年繳納賭稅合葡幣180萬元。其中全澳門賭場工作人員共有七八百人，中央酒店佔1/3，規模為全澳之最。傅老榕原名德用，後改為德蔭，1894年生，廣東南海人。1913年，時年19歲的傅老榕到香港謀生，初為雜工及輪船機械學徒，後因事系獄10個多月，出獄後在桂、梧、邕、柳等地之間從事貿易。1930年，豪興娛樂公司成立，並投得澳門賭場的經營權，深得前廣東銀行行長霍芝亭和香港康年銀行創辦人李聲怇的支助。1935年，傅老榕與霍芝亭等人在深圳另立門戶，開設了一間賭場，由於交通方便，賭客盈門，澳門賭場因此日益蕭索，甚至1937年豪興娛樂公司也虧蝕淨盡，商人畢侶儉接受續辦一年，亦挨不住虧蝕。1938年，由於民國政府取締深圳賭場，傅老榕遂捲土重來，投得澳門賭場的經營權，初期生意平平，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到澳避難富人驟增，澳門賭業日益興旺起來。傅老榕除經營娛樂業外，並在香港創設德記船務貿易有限公司、廣興置業有限公司、大華置地有限公司、大華影業有限公司及其他商業，聯號分佈港澳兩地，在港澳經濟上佔有重要地位，由此傅老榕在20世紀40—60年代與高可寧、何東、羅文錦等合稱香港四大家族。在社會慈善事業方面，傅老榕對澳貢獻良多，抗戰期間，救濟澳門難民，出錢出力，毅然擔負起責任。故歷任澳門中華總商會、鏡湖醫院及同善堂名譽顧問之職。《澳門政府憲報》1937年1月13日第3號。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Ⅱ, p. 462;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Cinema in Macao, Part Ⅱ, 1930—1931, The Thrill of The Talkies, in Review of Culture, 1995；何文翔：《香港富豪列傳》之二《傅老榕》；《澳門總體統計回顧》，澳門官印局1994年編印；明士：《澳門博彩業巨擘：旅遊娛樂公司》，載《廣東文史資料》第47期，1986年；鄧志清編：《港澳聞人錄》，第56頁。

咸豐六年（1856年2月6日─1857年1月25日）8月30日，澳門公物會為公共工程籌集款項，發行彩票2000條，每條2元。頭彩為1000元，定於11月底抽彩。《澳門政府憲報》1856年10月18日第52號。

民國二十三年 (1934年1月1日-1934年12月31日)6月30日，澳督美蘭德簽署澳門政府立法證書第390號，規定將簽鋪票、白鴿票及山票照其時格式聯合為一種承充事業。凡開投時暫准承充人仍待政府核准，並須俟該承充人將三種票之章程草案呈報政府核准，然後簽訂合同。本年開投底價仍以簽鋪票、白鴿票及山票所納餉額合併之總數為底。1935年《澳門年鑒》，第213頁。

民國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12月13日，仁慈堂總理羅德禮(Fernando José Rodrigues)頒佈承充澳門仁慈堂彩票章程。章程規定，自立合同日起計8年為期，無論何故該期均不得延續。29日在國課衙門招人承充。《澳門政府憲報》1917年第1號，第9─10頁。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2月15日，《澳門政府憲報》登載馬尼拉彩票（Loteria da Manila，即呂宋票）廣告。該票共計10000張，每張2比索（peso），頭彩為5000比索。《澳門政府憲報》1851年2月15日第13號。

民國十九年 (1930年1月1日-1930年12月31日)9月26日，澳門財政總局在本局大堂內將澳門、氹仔、路環開收簽鋪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4年為期，即自1931年1月1日起至1934年12月31日止，並列13項章程。《澳門政府憲報》1930年第19號，第374頁；第35號，第684頁。

苦力貿易式微之後，澳門的博彩業一度步入低谷。不過，賭禁一開，要重新關上大門又談何容易？ 澳門博彩業的客源主要來自香港和廣東，這兩個地區的經濟都相當發達。1860年代，中國近代工業已在廣東形成一定規模，順德等地的繅絲工業相當發達。大批因戰亂而流離失所或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人口，部分經香港、澳門到外國做苦力，也有一部分在佛山鎮從事冶鐵。故此，賭博在廣州、佛山、順德一帶盛行，是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的。 雖然清律禁賭，但在某些“非常時期”，鄰近澳門的廣東地方政府又開賭以增加稅收，以應付朝廷的急 需。朝廷對此也隻眼開隻眼閉。不過，博彩業最終還是“落戶”到澳門。這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內地或弛或禁，賭商疲於奔命 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全國各地農民起義此伏彼起，烽火遍地，太平天國、捻軍，再加上洋人進侵，朝廷頻頻調兵，餉需龐大。朝廷庫房捉襟見肘，曾多次下令地方政府“不論何項”籌餉，這就為地方官僚和賭商找到了賭博合法化的理由。先後擔任兩廣總督的勞崇光、毛鴻賓，因籌餉不力而相繼被朝廷處分。1863年8月出任廣東巡撫的郭嵩燾不敢怠慢，採用“以罰代禁”的方式，於同治四年（1865年）查獲天和等闈姓賭館，判罰十四萬兩銀子充作軍餉，給朝廷救了急。以後，他又准許闈姓立案，招商承餉。 1866年4月郭嵩燾離任後，由蔣益灃兼任廣東巡撫一職。蔣益灃反對開賭，下令嚴禁闈姓及各種賭博，賭商見勢不妙，紛紛遷往香港、澳門。但是，蔣益灃與總督瑞麟關係不睦，遭其彈劾而被降級調走。總督瑞麟復開賭禁之後，年餉由最初的數萬元增至數十萬元，闈姓賭的範圍進而由鄉試推廣至會試以及學政的歲考、科考。 其後，因雲南等地戰事頻頻，朝廷屢次向廣東催餉。同治十三年（1874年），御史鄧承修上奏，指闈姓“公然設局，明目張膽，傷風敗俗，病國蠹民”，請求朝廷禁止廣東抽收闈姓的賭款。是年二月，朝廷諭令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張兆棟，將闈姓厲行禁止。瑞麟病故後，英翰繼任兩廣總督，他與巡撫張兆棟在是否禁止闈姓問題上產生分歧。光緒元年(1875 年)，張兆棟上奏請增訂刑律加重治罪，次年三月降旨禁止闈姓、花會、白鴿票、山票、田票、屋票、鵪鶉鬥、蟋蟀鬥八項賭博，首犯俱發配雲貴地區充軍。 賭商鑒於廣東風聲較緊，不敢風頭中冒險，於是又紛紛轉向澳門，這正中葡萄牙殖民當局的下懷。 當時，由於廣東和香港都禁賭，唯獨澳門可以合法賭博，賭徒和賭商紛紛湧到澳門尋找機會。 由於內地忽弛忽禁，澳葡當局見開賭利厚，便乾脆招商承辦，將賭餉作為一項重要的財政收入。葡文《澳門人郵報》(O Correio Macaense ) 載，在蘇沙任澳督期間，約1869年至1870 年，總督以5,000元的價碼批承闈姓三年；隨後在華人陳六和何老桂的推動下，廢除了蘇沙總督批准的合同，由他們獲得澳門闈姓的承充經營權。 在劉坤一、張樹聲治粵時期（1877-1884 年），澳葡政府趁內地禁賭之機，進而將賭博全面合法化，公開承充闈姓、番攤、白鴿票等粵人喜好的賭博，同時允許在澳門半島市區和離島售賣熟鴉片煙，形成“黃賭毒一條龍”。內地賭徒紛紛到澳門搏殺，形成了澳門賭業的第二個高峰期。據統計，由1877 年至1884 年，澳葡政府多次公開招商承充闈姓、番攤、白鴿票，每年從中獲得的稅餉達二三十萬兩。 賭商把業務移至澳門之後，透過各種方法將闈姓彩票滲入內地城鄉，清朝已很難杜絕。期間承充澳門博彩業的不僅有華商，也有一部分葡萄牙籍商人。葡商雖然一般都不懂中文，不知道那些中國彩票上寫的甚麼，但他們與葡萄牙官員有同文同種之利便，經營賭業有其獨特的優勢。看見華商營賭一個個發了財，他們也千方百計插手其中，以求分得一杯羹。 圖左：光緒六年，兩廣總督張樹聲等關於澳門闈姓賭博情形的奏摺。 圖右：光緒十年，光緒帝著令妥議具奏嚴禁澳門闈姓賭局的上諭。 賭商在澳門開設總部 中法戰爭爆發後，直接危及廣東地區的安全，軍餉劇增。當時，洋務派張之洞出任兩廣總督，為抗擊法國侵略軍，加強軍備，他欲籌設兵工廠、錢局、虎門炮台及秀英炮台，所需錢款甚多，庫房卻又缺乏銀兩。張之洞在此大敵當前的危局下，下令招商承充闈姓，籌款以資軍需。這樣一來，廣東賭禁大開，賭風再度熾烈。 張之洞在廣東弛賭禁之後，許多賭商見到清政府同意闈姓捐款充餉，於是從澳門北上逐利，回到內地重新開業，對澳門博彩業打擊甚大。澳葡政府在1885年底的闈姓收入劇跌，從1883 年的30 萬元到1885 年下降至10 萬元。 當時澳門賭館林立，闈姓票賣到廣東各地，生意十分興旺。所以，有朝廷大員認為，光是禁絕廣東本土發行的彩票是不夠的，必須設法把澳門彩票也一並禁止才能奏效。廣東的闈商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防止澳門彩票入境，因此在珠江水路要衝私設關卡，派巡丁截查來往澳門的小輪船，看旅客有無攜帶澳門彩票。此擧引起葡萄牙人的不滿，幾乎釀致外交風波。 廣州至澳門之間交通不便，而闈姓賭博最大的客源卻在內地。過去闈商不辭勞苦前往澳門，皆因內地禁賭之故。如今粵省再度開放賭禁，他們又何必捨近而求遠？所以，在廣東當局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之後，賭商再度北上，澳門的賭業便又一次陷入低潮。 1889年8月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之後，接任兩廣總督的李瀚章繼續招商承辦闈姓抽餉。但是，番攤仍未公開招賭，屬於私賭，存在需“孝敬”文武官員的種種陋規：包庇費每天每館少者數十元，多者百元不等。但鑒於廣東賭風日熾，朝野間物議沸騰，清廷一直不敢明令開賭，後來更着令李瀚章查禁。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馬丕瑤抵粵就任廣東巡撫。他奉旨查辦兩廣總督李瀚章縱賭營私之事。至此，粵澳兩地賭業的形勢又發生了變化。馬丕瑤在廣東採取的這些嚴厲禁賭的措施，極其有利於澳門賭業發展。儘管就在同一時期，澳門發生了一場鼠疫，這場瘟疫來勢兇猛，繁華的澳門幾成死市，但卻因馬丕瑤在粵禁賭而迅速恢復昔日盛況。又一次逃過大難，澳門賭市更加繁榮了。 澳門賭博合法化之後，賭博的方式也越來越多樣化起來，除了彩票以外，全部是中式賭博，如番攤、骰寶（大、小）、牌九、闈姓、山票、舖票等。賭博逐漸成為澳葡政府不可缺少的生財工具。即使葡萄牙國內1896年宣佈禁賭，作為葡萄牙“海外省”的澳門也沒有執行這一法例，照賭如儀。 在這段反覆時期，澳門的葡萄牙人降低了招商承賭的條件，繳交兩萬元即有資格參與各種賭牌的競投。 另一方面，澳門的社會治安開始改善，賭商又紛紛到澳門尋找機會。不少人見內地弛禁不定，感到兩邊走不是長久之計，便乾脆在澳門和省城廣州各設闈店，兩邊的生意同時做。 舖票廣告 點撃 即使內地禁絕，還有澳門的生意，而且比平時更加興旺，足以彌補內地禁賭的損失。此時，澳門賭業已形成相當規模，內地反有不及。即使內地再弛賭禁，也不會對澳門造成致命的打擊了。清廷始終不敢開禁，舉棋不定，賭商們終於認定了澳門是個不可多得的賭業“根據地”和避風港，澳 門的賭業在這段時間獲得穩健的發展，澳門也就慢慢成為中國最大的賭埠。 1890年代番攤是澳門時興的賭博之一 澳門終成為最大的賭埠 1899年12月，李鴻章出任兩廣總督。這位連年奔忙於列強之間洽談割地賠款的晚清重臣，深知朝廷庫房空虛。所以，他抵達廣東之後，隨即全面弛賭禁，接連批准賭商繳餉承辦番攤、小闈姓（白鴿票）、山票、舖票及彩票等賭博種類。廣東開賭，加上香港禁止澳門的彩票在港銷售，這對澳門的賭業和社會打擊甚大。不過，李鴻章在粵時間很短，半年後八國聯軍進侵北京，慈禧和光緒皇帝“西狩”，又把這位“外交談判專家”召回去處理更加棘手的問題了。 內地弛禁不定，賭商已習慣於粵澳兩地跑，澳門賭埠的地位，經歷了幾次反覆之後逐漸在十九世紀末穩定下來。闈姓、番攤、白鴿票三大賭種穩步發展。據《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的統計數字，闈姓稅收在1896至1900年度均為6萬元，番攤稅收由1896至1900 年度都是15萬元。白鴿票稅餉則由1896年度的51,600 元，增長到1898年度的74,900 元，並一直保持穩定，直至1902年左右。 當時賭商盧九、盧廉若家族連同其他賭商，與澳葡政府先後訂立多份合同，實行賭博專營，承充澳門半鳥、氹仔、路環闈姓和澳門半島番攤等生意，為期五年，每年規銀45 萬元。在1907 年前後，澳葡政府每年的財政總收入只不過60 萬元左右，盧氏家族的財力以及番攤生意盈利能力之強勁，由此可窺一斑。 二十世紀初，賭商盧九（左二）和當時的澳葡官賈合攝 電腦白鴿票是澳門“古老當時興”的博彩玩意之一 1908年發生“香洲開埠”事件，澳門商務大受打擊。但是，博彩業此時在澳門已逐步穩固。據統計，1908年澳葡政府從賭博抽餉獲得的稅收增至263,125兩，比對1873年增幅逾17.5 倍；白鴿票稅收也由46,800 兩增至71,437兩。1910 年，澳門共有15 家賭場，就業人員達143 人。澳門的賭業完成了專營化之後，政府收入增加並且逐步穩定下來了。 博彩業蓬勃刺激城市繁榮 博彩業的繁榮，首先受惠的就是旅遊娛樂業。1880年，澳門共有一家酒店、五家客棧獲准開業。到了1890年7 月1日，著名的峰景酒店宣告開業。福隆新街等燈紅酒綠之區幾乎夜夜笙歌，省港澳客商如雲，在這個銷金窩樂而忘返。澳門紳商在政府的支持下舉辦各種類型的廟會活動，吸引鄰近地區大批民眾湧來觀看，對博彩旅遊業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據十九世紀末當地報章報道，康公廟和蓮溪廟等地經常有粵劇演出。 峰景酒店 同時，由於博彩業的蓬勃，商人加大了投資，澳門的對外水陸交通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也促使澳葡政府在市政建設方面投放更多的公共資源，使澳門迅速成為一個比較發達的商業城市。博彩業合法化之後，澳門有文字記載的市政建設和大型設施就包括：修建仁伯爵軍人醫院、免費為全澳居民種牛痘、重建市政廳大樓、填海及浚河、興建崗頂劇院（伯多祿五世劇院）和清平戲院、興建東望洋燈塔（松山燈塔）和澳門發電廠、成立消防隊、鋪設港澳通訊電纜、設立中國第一個收費公廁等等。 此外，不少賭商都在營賭掘得“第一桶金”之後，把資金分散到其他行業方面，兼營各種實業，如土地開發與建築、金融、貿易、鴉片及其他專賣事業、工業等等。這樣，澳門的工商業走上了多元化發展的道路，也減輕了鄰近地區弛賭禁時對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