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2月26日，由澳門公會會議批准，經氹仔、過路灣政務廳和公局值理朱昆、蘇志畫押的《氹仔、過路灣街坊公局章程》開始實施。章程共十章三十九款，對環境衛生、生意買賣、領執照、搭蓋棚廠、建造修整屋宇等眾多事項作出了具體的規定。《澳門政府憲報》1887年1月27日第4號。

乾隆十一年（1746年1月22日－1747年2月8日）澳門設立海防營，照理猺同知例於香山，虎門二協各抽把總一員，兵50名，分為左右哨，歸海防同知管轄，並撥哨船四隻以資巡緝。祝淮：《新修香山縣誌》卷2《建置》卷3《經政．營制》。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1月22日─1548年2月9日)2月12日，葡王若奧三世任命王室貴族萊奧內爾•索薩(Leonel de Sousa)為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Capitão das Viagens da China e Japão)。這是1546年以後的第二次任命。葡萄牙王室一直以“巡航首領制度”的形式對遠東商業航行進行嚴格的控制。根據慣例，統領船隊的巡航首領(又稱甲必丹末)不僅享有特定航線貿易獨佔權，身兼貿易總監、巡航首領及外交代表等多種使命，而且還可以國王的或葡印總督的名義，在沿途各港口出任臨時性的最高長官，相機處理各種事務，故又被稱為“海上巡撫”或“移動總督”。中日貿易航線本來是商人和冒險家們建起來的，但王室很快插手，掌握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的任命權：一是王室可以分享葡中和葡日貿易的豐厚利潤；二是可以對遠東海上來來往往的葡商們混亂無序的行為定一些規則；三是以王室的名義同中國政府打交道也有些幫助。一份早期耶穌會文獻稱：從彿蘭西斯科•沙勿略死於上川島時就是如此，葡萄牙人帶著銀子從印度來到這個港口(上川)，從中國人那裡購入生絲和其他商品。有人將中國商品帶回印度，也有人將它們運往日本。Capitão das Viagens da China e Japão，一般譯為中日貿易船隊司令或中日貿易船隊總指揮，或中國與日本航海的加比丹•莫爾，本書統一譯為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葡王任命書，見岡本良知：《16世紀日歐交通史研究》，第277——278頁。李瑪諾(Dias Manuel)神父於1610年稱：葡萄牙人攜帶中國商品前往日本的初期，沒有國王的許可書，任何人不得進行這種貿易，葡萄牙國王一直確保他規定的這一許可權。這一敕令使許多貴族竭力服務於國王。這是國王在印度實行的恰當措施之一。參見José Alvarez-Taladriz： 《1610年關於澳門、長崎間貿易船Armação契約的資料》，載《基督教研究》第12輯，1967年，第358--359頁，轉引戚印平：《早期澳日貿易》(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411頁)。戚印平：《早期澳日貿易》，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410頁；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第50頁。羅理路：《澳門尋根》，第34頁。這是文獻中較早提到葡萄牙人的生絲貿易，16世紀中，中國對外出口商品最大宗當是生絲。特別是在16世紀中後期，1580—1590年由澳門輸入果阿的生絲為每年3000擔，而輸入日本之生絲每年在1000～1600擔。(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 p.6; 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1630—1754, p.52.)據16世紀末，卡萊蒂(Francesco Carletti)：《周遊世界評說》記錄：“商品的種類主要是生絲，據我估計，一擔生絲需花費90塔艾爾(tael)現金相當於黃金90斯格特，白銀100里彿羅，每一里彿羅相當於20盎司。但這是最高價，通常一擔價值70塔艾爾。”據林旭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東印度或葡屬印度針路、旅行及航行志》第132—133頁的介紹：中國有三種生絲，最上等為“南京(Lankin)絲”，第二等為“佛山(Fuscan)絲”，第三等為“南贛(Lankam)絲”。此外，還有若干品種的絲稱為撚絲。未經紡撚的“南京白絲”價格每擔145～150雷阿爾，佛山生絲每擔價格160～170雷阿爾，而廣東撚絲每擔價格50～55雷阿爾。高瀕泓一郎：《日本ィェズス會の生絲貿易につぃて》，載《基督教研究》第13輯，第170—171頁。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9月18日，澳門華政廳出示嚴禁私在住屋及華人所設耍樂之公司內開賭番攤、牌九以及別樣用現銀賭買之不合例賭具。此舉顯然系有所指，因本年內澳門新設立了四家類似“宜安”的公司，分別是：“和安公司”，在通商新街第1號；繆元、鄧意、蕭培等人開設的“適安公司”，在風順堂街第2號門牌；“永康公司”，在通商新街第7號門牌；“粵商公司”在通商新街第15號門牌三樓開辦。《澳門政府憲報》1906年9月22日第38號。《澳門政府憲報》1906年7月28日第30號，8月11日第32號，8月25日第34號，9月15日第37號。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1月24日─1564年1月13日)12月1日，泰瑪諾神父記錄澳門的情況稱：在澳門的800或900名葡萄牙已婚者在不同的港口奔走，但真正的葡萄牙居民只有500人。這些人口數字，均未將華裔婦女計算在內。據黎沙(Almerindo Lessa)稱：葡萄牙人一開始在澳門擁有的大部分婦女都是從馬來語地區——整個南洋群島，甚至錫蘭(這便是若奧•巴羅斯和賈梅士筆下的Traporbana)帶去的。當時葡萄牙人名氣很大，因為在我們所進行的第一次航行中，有一個浪漫的插曲。由於一個女子的通報，或不知多少女子的協助，我們的人免遭屠戮。“他們從士兵和當地人那裡瞭解情況後，將一切通知了我們的人，因為她們知道所有的命令。這些馬六甲的婦女非常鍾情，願意滿足一個男人的願望，甚至不惜為他們的男人獻出生命”。這已經為我們所津津樂道。洛佩斯(Fernão Lopes)曾經說道，大部分婦女都很漂亮，“皮膚黝黑，穿著名貴的絲綢，外披一件短衫。大部分都很漂亮”。杜阿爾特•巴爾波薩 (Duarte Barbosa)也有這樣的說法。博克塞亦稱：“建於約1555─1557年的澳門城，在最初期的殖民者當中是沒有白種婦女的。他們也沒有與鄰近的香山縣的華人融合在一起，與他們一同居住的婦女一般是日本、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及印度來的，而這些婦女身份多數是奴僕。可是過了一陣子，一群為數不少的華人開始定居于逐漸發展的港口，由於在明朝時期，中國禁止與日本貿易往來，所以澳門很快形成了中日貿易中心。因此，葡萄牙的男人開始與中國女人通婚；不過中國女人的角色仍以妾或契約女傭(妹仔)居多。”Manuel Teixeira, Primórdios de Macau, p. 36.Almerindo Lessa, L'Histoire et les Hommes de la Premiére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e l'Orient: Anthropobiologie et Anthroposociologie de Macao, p. 103.C. R. Boxer, Mary and Misogyny: Women in Iberian Expansion Overseas(1415—1815): Some Facts, Fancies and Personalities,1975, p. 84.

乾隆十二年（1747年2月9日－1748年1月29日）3月12日，香山知縣張汝霖奉督撫兩院之命發佈“為嚴禁愚民私習天主教，以安民夷，以肅法紀事”告示，要求嚴拏澳門傳教華人林氏父子。並將進教寺（唐人寺）飭令地方官督令該澳夷目嚴加封錮看守，不許擅開。倘有奸民仍敢勾引內地民人入教者，立即嚴拿治罪。其寺內原貯西洋經卷器物，仍著番人自行收回外，所有從前入教愚民，嗣後務俱革面革心，恪遵法紀。從前進教已改番名、服番衣者，許令自首，改業出教，免其治罪。附近各縣民人，敢有私再赴澳禮拜或於私家仍習天主教誘民惑眾者，立將本人按律重治，保鄰不舉，一併坐罪。暴煜：《（乾隆）香山縣誌》卷8《濠鏡澳》。

天啟七年（1627年2月16日─1628年2月4日）本年，澳門議事會頒佈《澳城通官、通事及文案章程》（Regimento da Língua da Cidade e, dos Jurubaçase Escrevaens），以規範翻譯職業活動。當時，澳門議事會有一名首席翻譯（língua principal），兩名小翻譯（jurubaças menores）和兩名文案（escrivaens），通常都是華人，且必須是皈依天主教的華人。章程還規定：未經議事會同意，翻譯小組不得自作主張擅自答覆，尤其是在那一些有分量的事情上。Biblioteca da Ajuda, Jesuítas na Ásia, 49—V—8, fols. 245—251. 該檔Códice 49—V—6第457—463頁有鈔件。參見Jorge Manuel Flores, Comunicação, in formação e propaganda: os 'Jurubaças' e o uso do português em Macau na primeira metade do século ⅩⅦ, in Encontro do Portugués-Lingua da Cultura, pp. 107—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