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澳門政府本年正式佔據望廈村，又將望廈、龍田二村編入西洋戶籍，望廈村，民房五百餘家。厲式金：《香山縣誌續編》卷16《紀事》。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2月1日─1566年1月20日)12月至1566年元月間，明代著作名家安徽休寧人葉權遊歷嶺南至澳門，以他親眼所見，記下了定居澳門不久的葡萄牙人的外貌、衣飾、信仰及生活習俗等情況，為澳門開埠初期之歷史留下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廣東軍餉資番舶，開海市，華、夷交易，夷利貨物，無他志，固不為害。乃今數千夷團聚一澳，雄然巨鎮，役使華人妻奴子女。守澳武職及抽分官但以美言獎誘之，使不為異，非能以力鈐束之也。蓋海市當就船上交易，貨完即行，明年又至可也。島中夷屋居者，皆佛郎機人，乃大西洋之一國。其人白皙潔淨，髠髮多髯，鼻隆隆起，眉長而低，眼正碧。頂紅帽，著褲襖，以撒哈喇為之，或用雲彩綢緞鑾梅花八寶之類於其上，皆鮮豔美好。足登革履，俱勾身為便利，以軟皮為指套，套掌上。有時左手持念珠，右拽一杖。天稍寒，則戴氈笠子，披氅衣，如袈裟。富者用紅撒哈喇，以紫剪絨緣領，胸前綴金鎖雜飾，戒指鑲以西洋寶石，香油塗身，腰懸八喇烏，長咫尺，以金銀錯之，其色稍黑，乃匕首有毒者。隨四五黑奴，張朱蓋，持大創棒長劍。劍之鐵軟而可屈，縱則複伸。雖貧賤與群奴服飾，亦不寂寞，唯有喪者衣青長衫，戴青帽，不用他顏色。婦人更潔白，華鬘被首，裹以幅布，或用錦繡，耳綴金環，拽皮履，以大幅布或錦繡從頂上披下拖地，止露其面，雜佩珊珊。男子以除帽半跪為禮，婦人如中國萬福。事佛尤謹，番書旁行，捲舌鳥語，三五日一至禮拜寺，番僧為說因果，或坐或起，或立或依，移時，有垂涕歎息者。其所事神像，中懸一檀香雕赤身男子，長六七寸，撐掛四肢，釘著手足，雲是其先祖為惡而遭此苦，此必其上世假是以化愚俗而遏其兇暴之氣者也。下設木屏，九格，上三格有如老子像者，中三格是其先祖初生其母撫育之狀。下三格乃其夫婦室家之態，一美婦人俯抱裸男子不知何謂。通事為餘言不了了。其畫似隔玻璃，高下凸凹，面目眉宇如生人，島中人咸言是畫。餘細觀類刻塑者，以玻璃障之，故似畫而作濛濛色，若畫安能有此混成哉！其屋室四面板壁，從脊下出，地藉軟草，坐胡床及凳。火食，飲西洋酒，味醇濃，注玻璃杯中，色若琥珀，無匙箸，用西洋布方尺許，置小刀其上，人一事手割食之。以瓦壺盥沐，水瀉下不更濯。役使黑鬼。此國人貧，多為佛郎機奴，貌兇惡，須虬旋類胡羊毛，肌膚如墨，足趾踈麗長大者殊可畏。海水苦惡，中國人溺，須臾即死，黑鬼能鎮日坐水底，取墮物如拾諸陸。元時仕宦家所用黑廝，國初西域進黑奴三百人，疑是此類。亦有婦人攜來在島，色如男子，額上施朱，更醜陋無恥，然頗能與中國交易。日餘在番人家，見六七歲小兒啼哭，餘問通事，番人所生耶？曰：“非。是今年人從東莞拐來賣者，思父母哭耳。”番人多者養五六人，女子多者十餘人，俱此類也。男子衣服如其狀，女子總髪垂後，裹以白布，上衣西洋布單衫，下以布橫圍，無內衣，赤腳，時十二月甚寒，亦止衣此。島中男女為夷僕妾，何下千數，悉中國良家子，可恨可歎。葉權當為內地文人第一個遊歷澳門且留下記錄者，其對澳門葡人的外形、衣著、佩飾、禮儀、風俗、飲食及宗教情況的描述，給我們留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中國人眼中較為完整的葡萄牙人形象。“八喇烏”，為葡語parao之對譯。Parao源自馬來語párang，其義為短刀、砍刀，如今通譯為“馬來刀”。見金國平、吳志良：《東西望洋》，第363頁。明人稱澳門葡人之教堂，均以佛教之寺、廟等詞稱之。葉權：《賢博篇》之附錄《遊嶺南記》。

民國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1912─1921年10年間，澳門道路有較大改進和增加。華人城區開闢街道，舊城牆外的沼澤地已鋪成平地並在上面建起房屋和街衢。總計已建成長約20英里公路，其中大多數為優質水泥路面，供汽車通行。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第106頁。

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10月8日，關閘附近的華人村屋發生火災，約有400餘間木屋被大火焚毀，2000名居民無家可歸。Ea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237; 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民政管理檔，第92號卷宗，第S-C號文件，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224頁。

清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3月11日，路環、氹仔統領馬丁斯．馬德拉中尉（João Procópio Martins Madeira）報告稱：“氹仔炮台對面是小橫琴島，那裡有三個村子，小橫琴村、夏灣村和石嶺村。儘管這些村子擁有漁網、蠔場和許多捕魚捉蟹的小船，並且在漲潮時將柴草運出小橫琴島，但他們並不向政府納稅。我曾走訪過一個村子，派人叫來一位擔任小橫琴村“地保”的老華人業主，得知1850年6月24日美士基打中校任命他為“地保”，從那時起再未委任過其他人。但這種任命根本無用，因為村民完全不理會這種權威，甚麼也不向其繳納。根據這種情況，我收回了該“地保”的委任狀，並派人通知所有主要村民到本據點來，命令他們應該選出“地保”並從今年起要繳納“什一稅”。於是他們選出一位叫“阿貴”的人做“地保”，我發給他委任狀，由他負責收“什一稅”。他繳納了本年第一季度的稅款9.5元。如果讓小橫琴村的居民免於因無人過問而經常遭受劫掠，那麼這個村子就會變得很重要，就有可能在其大片土地上出現商鋪和船棧。然而只要3名士兵和1名下士就已足夠，村民們也十分渴望得到發展。我認為很快就會有成效，待時機成熟就可去收繳法律規定應繳納的稅項。如果結果並非理想，亦損失很小，因為所建房屋可給亦由我任命的村中民防隊員駐守。”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99-120頁。Manuel Teixeira, Taipa e Coloane, pp. 23—24.

往時，從澳門進入氹仔，沿史伯泰海軍將軍馬路前行，向左邊望去，便見到大幅田園菜地，低矮簡陋的小房舍散佈其間，這就是卓家村，再向前不遠，就是三家村與周家村。現今，路旁已高樓大廈矗立，遮擋了卓家村，而三家村也十室九空，成了待發展地段，周家村早已消失，為新建築代替。卓家村歷史在本書第一集已談過，這裡着重介紹三家村與周家村。三家村約建於七十多年前，與卓家村僅隔一條“坑口河”（即水溪），原來只有姓林的三家人建屋而居，初時稱為“林家村”，後來陳、李兩姓人家陸續遷進，於是改稱“三家村”。村屋多為平房木屋、磚舍，只有一間兩層高的磚屋。村民以種菜、種菊謀生，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多種薑花，在澳門出售。那時，路經史伯泰海軍將軍馬路，常見路旁種植大片薑花，花開時清香撲鼻。隨着氹仔市區發展，三家村不少村民陸續遷出，房舍大多空置，等待發展。周家村在雞頸公路入口處一側，靠近光遠炮竹廠，對開就是三家村。四十多年前，周家村村地屬於本澳一名富戶，僱請一名姓周的老伯看守。周某乃建屋開地耕種，其後一些人家遷進來，茅舍漸多，有廿多戶，儼然成村，時人以“周家村”呼之。由於地方狹小，缺地種菜，村民多靠做炮竹、養豬雞謀生，生活貧困。多年前，村地獲發展，開闢道路，興建酒店、住宅大廈，周家村便被湮没，僅在路旁留有周家村巴士站名，作為佐證。

同治二年（1863年2月18日─1864年2月7日）澳門政府下令拆毀原居留地的界牆以及水坑尾、三巴和沙梨頭三座城門，將澳門地界擴展到塔石、沙岡、新橋、沙梨頭、石牆街五村，並將這些村莊數百家民居納入澳門政府管治，還“設馬路、門牌”。厲式金：《香山縣誌續編》卷16《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