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8月11日，澳督頒佈第77號諭札，對澳門博彩業的承充方式進行改革，將澳門番攤館12間出投領牌，一改過去類似攬頭的承充形式。至1879年8月30日招人領牌之期，澳督以為現日多有商人欲行全盤領取，且領牌不若承充競取增益更多，故又將番攤承充經營重返故轍。《澳門政府憲報》1880年8月19日第33號附報。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3月3日，華人盧九、胡袞臣獲准承充氹仔番攤並鴉片煙生意，一年為期，自本年5月1日起計，只限在氹仔村而已，別村或別處，無論與氹仔或遠或近，俱不在內。規銀為8800大元，分每月上期交納七二兌。《澳門政府憲報》1882年4月15日第15號。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6月25日，澳門公物會重新出投澳門第二屆闈姓，賭商陳恒以每年繳納17033. 3元承充銀的最高價投得，為期三年，三年共繳銀51000元，擔保人先拿．飛南第伯爵。AHU-ACL-SEMU-DGU-005, A-No.2,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

光緒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由於“賣豬仔”生意沒落，以此營生的知咕洋行亦走向衰落，約在本年，何老桂次子何穗田租用位於柴船尾巷口的知咕洋行總部大宅開辦“昌明公司”，即一家會員制的賭館。昌明公司入會僅交一兩銀的會費，就可以成為會友。公司內設攤台、麻將房、天九房、票鋪、鴉片煙室、會客室、寫字樓、宴會廳，還有兩間“操曲室”，即供會員學曲、票戲、賞花之用。故時又稱“富貴俱樂部”。據稱，何穗田每年從昌明公司獲利總在萬兩以上。金豐居士：《柴船尾巷口“知咕洋行”》，載《訊報》2007年1月13日。③《鏡湖醫院征信錄》上，第12頁。

光緒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10月27日，澳門總督科雷亞．施利華稱：“在澳門可以自由進行幸運博彩活動，如番攤、摸彩和玩紙牌，並允許通過預先支付牌照費設立適當的場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8頁。

光緒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9月1日，澳門所設賭館，向由葡萄牙官吏收取使費，以充地方公用。定例每年投充1次，當眾開票，以價高者准承。現聞該處當道於19日在澳門酌定去取，香港葡國領事署連日由10點鐘代收承充書函，所有章程均可向署中詢問。聞此次有願出重價至洋14萬元者。蓋向年澳門賭館共12家，今則擬開16家，故費亦加增也。賭風之盛如此。《申報》1880年9月1日《賭風更盛》。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2月25日，澳門公物會准黎才承充過路灣番攤並鴉煙生意，其章程中特別規定“嚴禁開字花票”。字花（Tsz Fa，葡語Chifá），即花會。鄭觀應稱：“字花，一文錢可以猜買。”《鄭觀應集》下冊《致廣州兩粵廣仁善堂董事徐君樹堂書》，第400頁。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9月23日，澳門第二屆闈姓承充合同簽訂。此次闈姓承充的葡文合同出現中文紀年，可能是考慮到闈姓博彩以科舉作依據的特點，特意寫作同治（Tung-Chi）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承充人為買辦商人（Comprador）梁六（Aloc，後又有寫成Aloe或Ahoy），承充價碼是每年繳納5000元。承充時間是三年，自1872年1月26日開始。這次承充的擔保人王亞祿（Vong-Alok）。合同條款與第一屆基本相同。一是倘若知悉無人獲彩的情況下，承充人應將票銀歸還買票者。二是每四個月上期繳交1666. 666元於公物會。COTA: AHU-ACL-SEMU-DGU-005，B-No. 3,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

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8月13日，1874年番攤專營權承充人不滿足於在陸上經營，故安排兩隻船開往氹仔海面賭博，直到深夜，但遭氹仔炮台軍事長官禁止。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