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培芳，字子實，號香石，別署九天仙客，香山縣（今屬中山市）人，生於高州府石城縣（今廉江）。清代著名詩人、教育家、進步學者。[1] 黃氏家族原籍江西省高安縣（元代筠州）。元朝末年，先祖元朝西台御史黃化之，因直諫罪被貶嶺南，途中得病。後人流寓於廣東南海、東莞一帶。明初，黃氏落籍於香山縣。在明代，香山黃氏家族名儒輩出，最著名的有“雙槐公”黃瑜、“粵洲公”黃畿、“文裕公”黃佐。 明代黃氏家族成為聞名於嶺南的“文獻之家”。黃佐進士出身，歷任廣西督學、南京國子監祭酒、詹少府詹事等。黃氏家族在政治上顯赫一時，入清以後，黃氏家族在政治上走向衰落，但其後人“詩書世業歷十數世而家風不墜”。[1] 祖父黃冕、父親黃紹統學術造詣高深，道德文章為嶺南儒林所推崇。尤其黃紹統在廉江、海南等邊遠之地，充任教官，兢兢業業，艱難育人而終其一生，更為人們所景仰。 培芳九歲時，隨父黃紹統到海南瓊州任職；從小跟父學習儒家經典，並受到父親的為人品行所影響，自幼敦行績學，不務虛名。 1789年，黃紹統病逝於瓊州。11歲的培芳由堂兄黃沃棠帶回廣州生活。 培芳從小聰明，稍長工詩。一次，他赴縣試，題詩於山寺之中，為當時大學者、詩人翁方綱所見。翁方綱主動登門訪問，從此，他與培芳成為忘年之交。之後，培芳受教於廣東名詩人鄭士超、馮魚山等人，他詩才大進，並以少年詩人聞名於嶺南。後來，翁方綱讚揚培芳與番禺張維屏、陽春譚敬昭為“粵東三子”。從此，他與張維屏、譚敬昭齊名，為全國詩界所推崇。 1797年，培芳補弟子員，開始科舉仕途生涯。但他對科舉八股的厭惡和官場黑暗十分痛恨，使他從一開始未能專心學業；1804年考中副榜（副貢生），進入太學肄業；1822年充補武英殿校錄官。 培芳中年後，絕意科舉，不再涉足科場。他工詩文，善書畫；被時人譽為“粵東七子”之一。 1806年，培芳在廣州應元道院（今廣州三元公道院）授徒講學。1808年，應廣州知府之聘，他主講於廣州羊石書院；從此繼承父業，致力於興學育人的千秋之業。他恪守先父的辦學宗旨，嚴謹治學，在羊石書院任教多年，學生眾多，人才濟濟，其中最有成就有許乃普、羅文俊等。 1830年，培芳出任韶州府乳源縣教諭，後調任瓊州府陵水縣教諭，1835年，補肇慶府訓導。鴉片戰爭後，他出任教官，成為大埔縣教諭，後半生中，他發揚父輩的高尚風格，任職教官期間，為改變當地教育事業的落後狀況和振興儒林之風，不遺餘力。 培芳從教一生，桃李遍粵東，門下多出碩儒，成就卓著，對嶺南近代早期教育發展史作出重要的貢獻。更重要的是，為適應時代進步的需要，他倡行教育之改革。他異常痛恨當時各類學校均屈從於科舉八股舉業之需要，只教學生背誦時文，引誘學生追求功名利祿。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學校為科舉之學而設”，勢必“滅裂人才”，變學生為只有一片“俗腸私意”而全無真才實學的“俗儒”。 這種教育弊端造成了社會之在害，“俗儒”一得官，必定是“罔上行私，囊民肥己”的“俗吏”。他把教育之改革視為挽救社會危機、人才危機之大事。從道光初年起，他與廣東經世派之著名學者張維屏、林伯桐、曾釗、梁廷枏等在廣州學海堂、粵秀書院、越華書院，肇慶端溪書院，東莞寶安書院等廣東著名學府提倡實學，嘗試教育改革。 培芳的教育改革思想，重視德育教育。他針對當時人們為追求功名利祿而品德淪喪的狀況，親自制定“學規”，要求學生“官涵美襟期”，即注意道德修養，以去掉“俗腸私意”，把自己培養成為“天地間不可少之人”。 在改革教學內容方面，培芳認為，只學時文，“規模狹隘，難以為學”。他突破只教八股時文的陳規，力求教學之內容“至大至博”，上至六經諸史，天文地理，下到道德經濟以及詩古文詞，總之“有關於國計民生，有裨於人心學術”內容都列為講授課程，力求把學生培養成為真才實學的人才。 培芳繼承和發揚我國古代傳統教育中的精華，在反對科舉八股的艱難鬥爭中，培養新型人才，造就一批憂國憂民之士。這些人後來多數成為鴉片戰爭中的愛國之士，有的還是中國近代早期學習西方的先行者。 培芳當時與張維屏、林伯桐、吳藝修、曾釗等人成立進步的學術團體“希古堂”，眾人結社雅集，著書立說，提倡新學風，針砭時弊，鼓吹改革，講述興利除弊之學。在培芳等人努力下，鴉片戰爭前夕，廣東知識界的改革派勢力為之活躍，而他成為領袖人物之一。 1839年，林則徐到廣州主持禁煙，培芳先成為積極參與禁煙運動，後成為林則徐領導的廣東地主階級抵抗派的中堅力量。1839年12月，他參加林則徐召集的廣東知識界領袖人物會議，制定全面防衛計劃，以對付英國侵略者即將發動的戰爭。接著，林則徐出任兩廣總督，培芳和梁廷枏等受聘於林則徐，襄助軍務，參與民族自衛戰爭的重大決策。 1840年11月，投降派代表人物琦善到廣州，取代林則徐主持“夷務”。琦善倒行逆施，鎮壓民眾力量，媚外賣國。當時，廣東民眾和愛國人士掀起反琦善鬥爭，培芳和林則徐、梁廷枏等發動幾十名熱血義士聯名，借助道光皇帝之力打倒琦善。 1841年初，培芳受聘為兩廣總督祁𡎴的幕僚，繼續參與領導廣東民眾反抗英國侵略者的鬥爭。1841年8月，英國侵略軍重新挑起戰事，主力沿海北上；同時留守香港的英軍，不斷襲擊廣州，企圖逼使廣州地方當局執行不平等條約《廣州和約》的全部條款，使廣州成為不設防的城市。當時，培芳等領袖在兩廣總督祁𡎴的默許下，發動和組織廣州一帶民眾反擊英軍的挑釁。 培芳親自到周邊村落，在廣州及附近各縣發動民眾組織團練五萬多人，在虎門至廣州沿江險要處分兵設防。同時，他舉薦香山人林福祥率領香山民眾愛國武裝——香山水勇在廣州一帶遊戈巡邏，多次痛擊英軍。 培芳等發動、組織廣州城保衛戰，在三元戰役後，繼續有效地維持廣東人民抗英的戰略優勢，使英軍不敢正視粵東、越虎門一步。在這場戰鬥中，他為捍衛民族利益和國家主權作出突出的貢獻。[2] 培芳著作較多：《易宗》九卷、《書訓纂》12卷、《詩文參》20卷、《禮記鄭注翼》12卷、《春秋左傳翼》30卷、《十三經或問》13卷、《四書闡注闡》19卷、《四書考釋》19卷、《增訂四庫全書字辨》四卷、《十七史詳節補訂》273卷、《史傳事略》、《香山志》一卷、《重修肇慶府志》22卷、《重修新會縣志》14卷、《浮山小志》三卷、《嶺海樓藏書總目》三卷、《端州金石略》兩卷、《永思錄》、《粵嶽子》、《雲泉隨劄》三卷、《儒林錄約刻》四卷、《羅經簡明錄》、《相地要訣》、《虎坊雜識》四卷、《日下偶筆》四卷、《縹緗雜錄》、《藤陰小記》、《困學紀聞十箋》20卷、《香石山房叢鈔》四卷、《參同契摘要》、《陰符經注》、《校正火龍經》11卷、《兵略》、《良方偶存》、《繪事隨筆》、《碑帖偶跋》、《粵嶽山人集》、《嶺海樓文鈔》12卷、《嶺海樓詩鈔》12卷、《感舊集選》四卷、《廣三百首詩選》、《才調百首》、《唐賢三味集評鈔》三卷、《香石詩話》四卷、《粵嶽堂詩話》兩卷、《國風詩法隅舉》、《七古評鈔》、《七律評鈔》四卷、《秋興詩評》、《志札》、《香田水草》、《香說詩說》等50多種，共數百卷，被稱為“嶺南名儒”。[3] 培芳自幼生長海邊，喜歡遊覽，足跡遍及嶺南名山大川，多次“出遊吳越、涉江淮、歷燕趙齊楚”，飽覽北國壯麗河山和江南綺麗的風光。他的詩篇別具“山水清音”的韻味，對祖國山河充滿熱愛之情。 培芳作為一個憂國憂民之士，以詩作武器，反映社會矛盾，抨擊統治者的腐敗，歌頌人民反侵略的鬥爭。他的詩作，摒棄了那種“吞花臥月，弄月嘲風”的驕逸詩風，表現了品格高尚的現實主義傾向。 1853年，培芳以74歲高齡，重返故里香山，建造三公祠，以紀念黃氏家族的明代“三公”，並寫下《荔山小草》詩集。他六上羅浮，尊羅浮山為粵嶽，命名廣州居室為“粵嶽草堂”，人稱“粵嶽先生”；80歲時，重遊泮水；[2]1859年去世，終年81歲。 黃培芳的兄長黃沃楷，堂兄弟黃沃棠、黃芝；黃培芳之子黃熊文、黃照文。侄子黃鼎文；孫子黃泰奎、黃崇奎、黃應奎。侄孫黃藝奎、黃映奎等都有著作傳世。其中，黃映奎之子黃慈博（佛頤）是清末民初南社社員，著有《廣州城坊志》等文獻多種。[4] 現錄黃培芳的詩兩首：[5] 《春晚登蓮峰》 群峰繞翠擁嵐光，客裡登臨是故鄉。 海國深春無落雁，川原芳樹有斜陽。 人來近郭遊偏易，山愛佳名喚亦香。 久坐莓苔鐘又動，留霞暝色起蒼蒼。 《澳門蓮峰寺》 奇辟蓮花逸，蓮峰翠作屏。 海浮天外白，山擁寺前青。 薄岸魚龍躍，虛堂草木靈。 南隅原不盡，一氣接滄溟。 [1]《黃培芳》，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0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70460。 [2]朱新鏞：《鴉片戰爭時期香山愛國學者黃培芳》，載《中山文史》（第25輯），中山：中山政協，1992，第267-273頁。 [3]《黃紹統、黃培芳父子‧清》，載《中山文史》（第18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65-70頁。 [4]趙國勇：《黃培芳在荔山鄉》，載《斗門文史》（第9輯），珠海：斗門政協，1989，第40-41頁。 [5]李暢友：《港澳詩選注》，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189-1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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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9/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