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新，香山縣人。 黃新是澳門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東大會主席。 1939年，黃新參加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第三隊工作，並在香港參與愛國活動，擔任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指導員、虹虹歌詠團負責成員。[1] 1952年，黃新來到澳門南光公司工作，擔任助理總經理兼人事部部長。南光（集團）有限公司是總部設在澳門的國務院國資委直屬中央企業，1949年在澳門建立，起初名稱為“南光貿易公司”，直至1999年，幾十年來一直充當著中國官方在澳門的政治和商業代表。[2] 黃新擔任鏡湖醫院辦公室主任、《澳門日報》社經理等職。 1986年，黃新退休。[1] [1]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265頁。 [2]《璀璨南光》，載“新浪網＂，2012年11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

新聞工作者。又名蔡果然。廣東珠海人。青年時代即在港澳從事新聞工作，歷時40年。1946年在香港創辦《果然日報》，不久返回澳門。1948年，接辦《大眾報》並出任社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該報大力宣傳愛國，報道愛國新聞。從50年代起，編輯出版《澳門工商年鑒》。1968年參與發起成立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任副理事長。還出任何賢辦事處秘書長、澳門市政委員。他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對澳門重大福利事業均有參與，並慷慨贊助。

劉逸生，原名劉錫源、又名劉日波，香山縣谿角鄉（今屬中山市沙溪鎮雲漢村）人。學者、詩人、資深報人、作家。 祖父是一個鞋匠。父親劉祥盛九歲時[2]，祖父去世，祖母獨力帶著父親弟妹三人艱難生活。父親在家鄉中山讀完小學，就做木匠學徒。 父親帶著全家，從家鄉前往香港，以補鞋為生。兄弟姐妹多個，逸生居長。他小學畢業後，因父親在一場意外中去世；後母親李惠坤病逝，無法升讀中學。之後，他當過木匠、報販、搬運工，過著流浪般生活。但他自強不息，勤奮自學，刻苦用功，1931年進入香港《大同日報》當勤雜員，同年冬在香港《中興報》當見習校對。不久到澳門任職員。 1938年8月，逸生考入香港《星島日報》做校對、編輯；1939年考入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學習，開始接受進步思想的教育；1942年任佛山第五中學語文教員；1943年赴梧州任《言報》編輯主任。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回到廣州《晨報》任編輯主任；同年底，前往香港《正報》任副總編輯；1949年任香港《華商報》編輯。 解放前，逸生著有通俗讀物《“國大”演義》。他從排字工人、校對員開始，經過長期艱苦自學，終於成為著名的編輯、詩人和研究古典文學的專家。 1950年，逸生回到廣州，先任《南方日報》副刊副主編。1957年《羊城晚報》創刊，他擔任第二副刊部主任；1958年加入省作協，1962年加入中國作協。1974-1978年，他在廣東中山圖書館工作；1979年調任暨南大學新聞系工作；1982年離休。 1984年，逸生被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聘為特約研究員，長期致力古典詩詞研究和賞析工作；擔任中華詩詞學會理事、廣東詩詞學會副會長、嶺南詩社副社長等職。 逸生主要著有《元劇史話》、《唐詩小劄》、《宋詞小劄》、《龔自珍詩選》、《龔自珍己亥雜詩注》、《龔自珍編年詩注》、《唐人詠物詩評注》、《微型詩品》、《漫話三國》、《藝林小劄》、《事林小劄》、《史林小劄》、自傳《學海苦航》、長篇小說《珠水龍蛇傳》、《詩經》等40種，主編《小說軒》16種，個人詩集《劉逸生詩詞》等。 逸生的書法作品獲得日本書畫院第51回國際文化交流書道展特選獎狀；廣東“四大”名園之一、順德清暉園等藏有其書法楹聯。 逸生沒受過多少正規學校教育，在學術界沒有“同門”或師承關係，全憑自己自學成才。他為人謙遜，沒有將自己當作學術權威。父子、兄弟之間亦師亦友，家庭聚會時，家人自由發表意見，非常民主。 逸生妻子吳畹華，原是香港富商女兒。為了嫁給劉逸生，與家裡斷絕關係。吳畹華從小接受新思想，對舊式家庭裡種種不良風氣，深惡痛絕。她寧願離開安逸的家庭，與一貧如洗的逸生共同生活。從此，無論生活怎麼困難，她從不向家裡要錢。 許多年之後，年邁的吳父來廣州探望吳畹華，父女和好如初。吳畹華喜歡看書，更喜歡古典詩文，寫得一手漂亮的小楷。生活的艱難，把她磨練成一個能幹的家庭主婦，只有在教孩子讀古典詩文時，她的興趣才得以發揮。她一生最愛教孩子們讀古典詩文，起初是教兒女，後又教孫子。 2001年10月3日，逸生在廣州去世，終年84歲。[3] 長子劉斯奮擔任廣東省文聯主席、廣東畫院院長、廣東省政協常務委員、中國文聯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 劉斯奮所著長篇歷史小說《白門柳》1997年獲全國長篇小說最高獎——第四屆茅盾文學獎、1998年獲廣東省宣傳文化精品獎、1999年獲國家圖書獎提名獎；論文《朝陽文化、巨人精神與盛世傳統》，1999年獲得廣東省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出版《黃節詩選》、《蘇曼殊詩箋注》、《陳寅恪晚年及其他》、《快活的蝙蝠》等。 同時，他精研繪事，尤其擅長中國人物畫，出版《劉斯奮人物畫選》、《劉斯奮畫集》等畫冊，並在廣州、香港、深圳、台灣等地舉辦個人畫展。 次子劉斯翰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和古代文化研究，曾任廣州《學術研究》主編；治詩、治史，出版《曲江集校注》、《海綃詞箋注》、《漢賦：唯美文學之潮》、《史與詩》等著作十餘種。 女兒劉聖宜讀書時年年得獎，恢復高考後，直接考取近代史專業的研究生；畢業後留校，現任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嶺南文史研究所所長；著有《嶺南近代對外文化交流史》、《廣州近代開放史話——抵抗與吸收》，並在《中國社會科學》、《學術研究》、《廣東社會科學》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多篇。 長孫劉一行，畢業於廣州美術學院，現為嶺南美術出版社編輯，工作之餘致力於漫畫、中國畫創作，專長現代水墨畫，出版《劉一行畫集》。[4] 30年代，劉逸生客居澳門，80年代憶詩。這首憶詩寫出30年代澳門的一個生活側面。潮聲歌聲交混，令人對自然、道德的判斷也有所混淆。 《內港西堤雜詠》[5][6] 內港西堤漲晚潮，一聲一歇到深宵。 月華醉人花寮去[7]，夜夜珠喉紫玉簫。[8] [1]《劉逸生》，載“沙溪旅遊文化網＂，2012年9月30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ailaspx?personId=259。 [2]王曉吟：《我與唐詩小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第147頁。 [3]王遠明：《風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譜》，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第289-291頁。 [4]郭毓玲：《“名門望族劉逸生家族”父子兄弟亦師亦友談詩論藝書香漸醇》，載《南方都市報》，2007年7月9日。 [5]李暢友：《港澳詩選注》，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249-250頁。 [6]內港：澳門西部的天然港灣，由澳門半島南端之媽閣起，一直伸展到西北端的青洲止。 [7]花寮：妓院。 [8]珠喉：形容歌聲清圓婉轉。

何連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著名實業家、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一代俠商。何老桂次子。[1] 1882至1883年，連旺以每年繳納154100元經營澳門番攤生意，擔保人為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合同規定，經營人限開館16間為止，如開不足16間，也要納足16間之數。 1886至1887年，連旺與盧九、林西合作，以每年繳125000元經營澳門番攤生意。三人經有現銀10000元交出，存入公物會銀庫，並有物業值銀20000元交出與公物會作按擔保。規定限開16間。此次承充生意，原為盧九、林西合作，競投完畢，連旺才申請加入。該合同期滿後，三人繼續合作經營1887至1888年澳門番攤生意，每年繳納134100元，擔保人為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1888至1889年，三人繼續合作生意，每年繳納為125000元。攤館限額還是16間。 連旺參與闈姓的經營，採取與人合作方式。1897年澳門闈姓承充生意中，共分300股，香港李升佔80股、盧光裕佔17股、連旺佔40股、尤勉之佔30股、盧九佔43股、Lu-Lau-shan和盧廉若佔60股，Anna Thereza Ferreira佔30股。另外，何氏家族時和攤館從1874年至1910年7月，經營36年。連旺及其兄長何連勝等何氏族人，成為澳門番攤生意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1883至1884年，連旺以每年繳10900元，競投獲得鹽業專營權，經營澳門、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鹽生意，由父親何桂作保。1886至1887年，連旺以每年繳8530元，競投獲得鹽業專營權，經營澳門、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鹽生意，自己交銀3000元作保。 1890年6月，連旺將1882年開設的繅絲廠申請改造為織造匹綢廠；同年8月，在群隊地瑞隆棧炮竹廠外建一分廠，開設炮竹廠分廠，專門生產炮竹紙。約1892年，他與盧九、劉炳堂、陳庚如等合股在康公廟直街開辦“如心益記”茶樓，並經營茶葉加工與貿易生意。 1884年6月，連旺以傑出的貢獻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獎，獲授予葡國基唯斯督寶星。[2]在當時澳門華人社會中，這是一項至高無上的榮譽，連旺父子同獲此項嘉獎。同時，清政府重視連旺在澳門的作用和影響，以“捐款賑災”表彰他。 1888年，父親去世後，連旺接管家族生意。[3]何氏家族“集成堂”旗下的公司，連續多次投得澳葡的“清糞”標書，從清光緒初年至民國初年專營澳門糞業超過50年。 1889年2月，澳葡政府籌建中國北方賑災公會，連旺成為主要成員之一。1891年4月，澳葡政府組建俄國皇太子訪澳之迎接公會，連旺任副會長，何連勝成為董事之一。1894年，連旺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職，成為城市衛生防疫公會會長；1894年6月，擔任澳門整飭潔淨公會會長；1894年8月成為澳門理商局職員，參與商業管理工作。[1] 連旺為人慷慨正直，仗義疏財。1892年孫中山在香港雅麗士醫院畢業後在澳門開業行醫，他引薦孫中山進入鏡湖醫院做醫生；多次在《鏡海叢報》上刊登廣告，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孫中山在香港學醫時，應澳門紳士曹子基之邀，治癒他久病的家人。 1896年11月，康有為前來澳門遊覽，受到名流、維新派人士劉楨麟、連旺等人熱情歡迎。連旺與康有為相見恨晚。這次聚會，澳門人士對上海出版的《時務報》推崇備至。大家商討辦一份報紙，決定由康有為領導採編，出資發行。[2] 1887年2月22日《知新報》創刊，一炮打響。《知新報》創刊號登載康有為寫給光緒皇帝的系列維新奏書，加上梁啟超的評論文章。 《知新報》實際工作由連旺主持，主要撰稿人有梁啟超、何樹齡、徐勤等。起初為每月五日刊，後改為旬刊、半月刊。連旺把《知新報》分送至香港、廣州、天津、上海等地；遠銷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國等海外市場，當時海內外代理發行點近40個。[4] 連旺與康有為一起制訂龐大的移民計劃。甲午戰爭失敗後，康有為擔憂中國在慈禧太后的統治下亡國滅種，產生移民的想法。當時中國農村勞動力過剩，康有為計劃將中國向外國移民。在康有為指導下，連旺制訂詳細的移民計劃，並具體安排招工和僱船運輸事宜。1897年11月突發的中德膠州灣事件及列強進一步瓜分中國的侵略行動，迫使康有為放棄“移民巴西的計劃”。 1898年8月，戊戌政變發生，維新派遭到殘酷鎮壓，包括《知新報》經理康廣仁在內的“六君子”慘遭殺害，康有為輾轉逃至加拿大，梁啟超躲進日本使館後赴東洋。當時連旺冒著危險，接待梁啟超父親及妻兒，把康有為父親接到澳門加以保護。為保護維新人士，《知新報》從9月的第68冊後，重要論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筆名，並多錄譯者。報紙用“本館經理人葡國伯爵非難地”的名義出版，還在“本館經理人謹啟”中聲明：與舊人無關。 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派變為保皇派。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皇會，澳門設立分會，連旺任分會會長。1900年，慈禧謊稱光緒病重，欲立皇子廢除光緒。消息傳出，全國譁然。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為首，聯合1231位文人和紳商反對。慈禧對經元善等人整治迫害。經元善由鄭觀應安排擺脫緝捕，輾轉逃到澳門。滿清官員赴澳門緝拿時，連旺多方設法，耗費重金，全力營救。 後在中外輿論的壓力下，澳葡當局給予經元善政治避難。連旺熟悉國際公法，出錢出力，表現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正義感。在何東、連旺等港澳人士幫助下，保皇會在港澳開展活動，擴大聲勢，並暗中籌備勤王舉義。[2]同年，自立軍起義失敗，保皇黨侵吞華僑捐款的內幕暴露。之後，連旺與保皇黨疏遠。1901年《知新報》停刊。1898年，連旺幫助康門弟子陳子褒開辦澳門大同女學堂，興辦教育事業。 1898年5月，連旺與張壽波、劉禎麟等人成立“澳門戒鴉片煙分會”，連旺擔任董事。此舉與其鴉片煙商的家族背景完全背道而馳。連旺也是同善堂立案人。[2] 連旺家族擁有大量物業，成為晚清時期澳門華人大業主之一。[1]他表現卓著，成為一代傑出的華商領袖，對澳門慈善公益事業的重大貢獻，特別熱心華人公益事業；1931年去世，終年76歲。 為紀念何連旺，澳葡政府將氹仔舊城區一條街命名為“何連旺街”。[3] 何連旺生育三子，其中第三子何雲章，1895年2月13日《鏡海叢報》報導何雲章新進秀才，榮歸故里的盛大場面：“有以紅箋一封惠到本局者，啟而視之，係澳紳何仲殷穗田為其第三子前歲科考新進之秀才雲章，榮歸順德縣原籍，行渴祖禮，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連排盛筵，藉宴嘉賓。族黨何性，為順德巨族，子姓繁眾，科名亦盛，一堂慶會，樂何如哉？”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55-162頁。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頁。 [3]李佳佳：《澳門近代史上的開明華人賭商》，載《澳門月報》，2012年6月18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4]蔣祖緣、方志欽：《簡明廣東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534頁。

楊匏安，原名楊麟燾，又名楊錦燾，筆名匏庵、王純一，生於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一個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論家，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 父親楊富祥是家中長子，父母去世後，家道破落，以販賣茶葉、瓷器為生。匏安是獨生子，父親病逝時，他才15歲。母親陳智生於香山縣古鶴鄉（今中山市三鄉鎮古鶴村）一個華僑富商家庭，讀過不少書，愛好詩詞書法，左右手都寫得一手好字。她通達明理，秉性剛直，敢作敢為。丈夫去世後，她力挑家庭重擔，生活困難，但從不向娘家求助，決不受嗟來之食。這種品格，深深影響著匏安的成長。 匏安從三四歲起，在母親膝上跟著她誦讀詩詞。稍長，母親節衣縮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學堂讀書。他學習成績優異，尤其愛好文學、歷史，在詩文寫作方面漸顯才華。 匏安小學畢業後，母親變賣僅有的幾畝薄田，供他到廣州廣雅書院讀書。期間，匏安經歷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軍閥龍濟光踞粵等事件，廣泛接觸張之洞洋務派，康有為、梁啟超改良派及孫中山革命派，劉思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社會思潮，他不滿國家的現狀，卻又找不到正確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學畢業後，回到恭都學堂任教，與同事一起揭發校長貪污瀆職，反被扣以“圖謀不軌”罪名，關進監獄。後經母親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釋。此事，更增加匏安對社會現實的不滿，他欲遠行追求真理，得到母親的支持。 同年，他籌得一筆旅費，與比他大兩歲的族叔楊章甫隨商人東渡日本。在橫濱，匏安租住一個小閣樓，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飽受饑寒與歧視。儘管環境惡劣，匏安仍然執著地追求光明，奮發學習，以極驚人的毅力，戰勝重重困難。到日本不久，他就能從事日文翻譯，經常跑圖書館和書店，研讀政治、經濟、哲學、文藝等書籍及西方各種流派的新學說，並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日文譯著，為日後深入探究科學社會主義和發表大量譯著打下堅實的基礎。 1916年，匏安從日本回鄉，在母親主持下，與翠微鄉姑娘吳佩琪成婚。婚後不久，匏安離家前往澳門擔任塾師。1918年，他舉家遷住廣州，寄居在家鄉人楊氏興建的楊家祠（今廣東省民政廳內）。當時，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獨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擔，全部壓在他一個人的身上，除在時敏、道根兩校任教外，他為《廣東中華新報》、《東方雜誌》等報刊以“匏安”筆名發表詩作，以幫補家計。 “十月革命”爆發後，匏安對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性質，還沒透徹地瞭解，但抱著極大的興趣研究，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所主張之共產主義，最得平民勞動者之歡心”，對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從世界革命和“五四”運動中，他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又從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中國國情的文章中受到啟發，思想迅速變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奮筆疾書，為《廣東中華新報》等報刊撰寫近十萬字介紹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世界學說”專欄中，系統地介紹西方各種流派的哲學觀點和社會學說，諸如唯物論、唯心論、一元論、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幫助讀者瞭解各種新思潮及其來龍去脈，供他們分析比較、選擇。在李大釗和胡適關於《問題與主義》論戰中，他旗幟鮮明地站在李大釗一邊。 匏安在“五四”時期發表的許多文章中，當推同年11月馬克思主義的《稱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文最為重要。當時，他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是華南地區最早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也是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他的宣傳活動不僅為華南地區“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為廣東共產黨組織的建立作了思想準備。 1920年夏，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第一個共產黨小組。接著，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黨小組。同年底，陳獨秀南下廣州，找到居於楊家祠的匏安和楊章甫。在陳獨秀的推動下，廣東共產黨小組於1921年春成立，以《廣東群報》為基地，開展宣傳教育和組織建設活動。 同年春夏，經譚平山介紹，匏安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繼譚平山等之後廣東最早的黨員之一。接著，在上海入黨的林伯渠五六月間來到廣州，與譚平山、陳公博、匏安等進行座談。楊家祠成為黨的活動據點和聯絡中心，不少會議、洽談都在此進行。匏安和楊章甫在祠堂裡辦起“注音字母講習班”，為革命活動作掩護。 這時，匏安已離開時敏中學，他主筆的《廣東中華新報》被陳炯明查封，經新聞界朋友陳大年介紹，他轉入南武中學和省立甲種工業學校任教。針對建黨初期廣東思想界混亂的情況，他積極從事闡述，向青年介紹與宣傳馬克思主義，並提出“除致力勞工運動外，尤應注重開展農村工作。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生產的大部分都出自農民汗血”。他是黨內最早提及農民問題的少數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選為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執委會文書部中文負責人。在他的推動下，青年團學習馬列革命理論的熱情迅速高漲，他組織廣東社會主義討論會，以“專討論馬克思主義及關於馬克思主義各種問題以至如何應用於中國”為宗旨，先後撰寫《馬克思主義學說》、《無產階級與民治主義》等文章，以配合廣大青年學習的需要。 6月，陳炯明公開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逮捕廖仲愷，迫害革命者，查禁黨、團刊物，廣東區團委書記阮嘯仙被迫轉移。由匏安代理區團委書記。翌年5月，廣東區團委改選，匏安被選為候補執行委員。 除致力於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視工人運動。經楊殷介紹，他擔任粵漢鐵路廣州分局編輯主任。利用這一合法身份，他常與楊殷、潘兆鑾、楊章甫等深入到廣三、廣九和武漢鐵路工人中活動，廣泛接觸工人群眾，進行宣傳教育，開展鬥爭。他戴著一副高度的近視眼鏡，臉龐清瘦而有精神，善於利用各種日常生活問題，深入淺出地演繹大道理，語言生動，引人入勝，工人們十分喜歡與他在一起，楊家祠內幾乎每晚都擠滿了訪客。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確定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政策。同年冬，黨組織指派譚平山和匏安分別擔任中共在國民黨內的黨團書記，以統一參加國民黨及出席國民黨會議的共產黨員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的思想和行動。之後，匏安戰鬥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統戰崗位上，他和阮嘯仙、楊殷、劉爾崧、潘兆鑾等具體協助國民黨重建工作，他並被選為國民黨廣州第十區執行委員兼秘書。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黨員林伯渠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譚平山為組織部長，匏安為組織部秘書。組織部是國民黨中央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也是極為繁忙的一個部門，不僅要選派人員到全國各省市開展國民黨改組工作，而且要掌管軍隊、機關、學校、工廠、海外及廣東各縣黨務工作，身為組織部長的譚平山因兼任國民黨中央常委，經常要參與處理各方面要務，組織部日常工作實際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認真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國共合作制定的方針，審慎地處理國共兩黨間發生的矛盾和糾紛，努力維護團結，使統一戰線不斷發展壯大。 同年秋，中共廣東區委成立，匏安擔任區委監察委員，與陳延年、周恩來等一起工作，過從甚密。他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身居要職，但廉潔奉公，用人唯賢。周恩來欣賞他“為官廉潔、家境涪貧”。在匏安犧牲多年後，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與孫中山、廖仲愷建立良好的關係。 早在日本期間，匏安結識了廖仲愷。國民黨改組時，又在一起工作，兩人相知頗深，合作默契。孫中山對匏安、李大釗、惲代英等人十分賞識，說這些有為的共產黨員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譚平山出席國際會議期間，由匏安代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足見孫中山對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愛國運動爆發。6月初，盤踞廣州的滇桂軍挑起武裝叛亂，匏安發動鐵路工人罷工，以協助廣東革命政府平叛。勝利後，匏安以廖仲愷的代表身份，與中華全國總工會負責人鄧中夏一起前往香港，會同蘇兆徵、楊殷等一起籌劃發動香港工人響應上海“五卅”運動的大罷工。當時，香港許多工會領袖擔心罷工工人回到廣州後食宿無著、流落街頭。 匏安代表財政部長廖仲愷，向罷工會領袖保證，罷工工人回穗後，由廣州政府安排食宿問題，消除了工人們的顧慮。各工會相繼發出罷工命令，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序幕由此揭開。罷工工人衝破港英當局封鎖和鎮壓，返回廣州。罷工開始後，港英當局驚恐萬狀，四處搜捕罷工“煽動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員工人家裡商量工作時，被捕入獄。消息傳出，廣州省港罷工委員會機關報《工人之路》特號發表《楊長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萬罷工工人的憤慨，鬥志昂揚。匏安等被關了近兩個月後，因港英當局找不到“煽動工潮”的證據，只得釋放他，並宣佈驅逐出境。匏安出獄的消息給省港罷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號連續報導。 8月25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在省教育會舉行歡迎會。歡迎蘇俄總工會代表團到訪和匏安出獄。但匏安沒有出席，他謙遜地認為歡迎國際友人是應該的，自己為革命做一點事、受一點苦，是共產黨人的本分，不應居功接受這份榮譽。27日，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上，一致通過聘請匏安為罷工委員會顧問，後來他兼任香港罷工工團宣傳學校名譽校長。 1925年11月，國民黨廣東省省黨部成立，匏安當選為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廣東統一後，省黨部在匏安主持下，廣東地區的國民黨黨務工作發展十分迅速，且較健全，廣東各縣市黨員在短短兩個月內，從15000餘人增至48000多人；黨員成分從過去以華僑為主，變為以農民、工人、學生為主力。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匏安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出席中共“八七”會議。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開展革命活動；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參加編輯黨刊；1930年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部副部長。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關押在淞滬警備司令部。蔣介石九次派人勸降，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義，年僅35歲。 楊匏安著有《楊匏安文集》。 楊匏安夫婦生育子女七個，其中兩個幼兒因病無錢醫治而夭折。長子楊文達，又名楊宗玄。次子楊明，又名楊宗銳。長女楊絳輝。三子楊志，又名楊宗。1931年楊匏安在上海遇難後，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楊宜春患白喉病，無錢醫治而夭折，年僅三歲。[1]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頁。

袁錦濤，國民黨《通訊社》社長、總編輯，港澳台知名報人。[1] 1941年春，受朋友的委託，袁錦濤在港開辦《越華報》，經過六個月艱苦努力，取得成功。《越華報》在8月底自動停刊。報館停業後，袁錦濤與《越華報》脫離關係。之後，粵省府李浴日來邀袁錦濤到韶關參加文化工作，並希望他在當地創辦一家報館。 1937年3月，孔庸之院長參加英皇加冕，10月回國時經過香港，回上海當晚，為了避免“第五縱隊”的注意，行動上要嚴守秘密。約8時，孔庸之離開他駐節的半島酒店。袁錦濤早接到這個消息，特地跑到酒店看看。事有湊巧，李聯芳留在房間，曾養甫先生來電話說孔庸之已登船了，他們以為知道孔庸之行蹤的新聞記者只有袁錦濤一個。 袁錦濤自知責任重大，急著有人把這個消息發表出來。翌日，袁錦濤就把記不清是曾養甫先生或顧季高先生送來的新聞稿發表，說孔庸之院長在港還有相當時間的逗留。果然，那天晚上開到上海的兩艘洋輪有一艘在吳淞口受到皇軍的“歡迎”。而孔庸之吉人天相，安全到達。這是一個說謊的例子，有人覺得相當有趣。袁錦濤認為是迫不得已。[2] 袁錦濤任職於國民黨中央宣傳機關，歷任《通訊社》社長、總編輯等職，後到澳門負責黨務宣傳工作。1945年8月，中國國民黨港澳總支部在澳門報紙上刊出多則通告，以民國為政治背景的機構中，黨部以第一時間在澳門公開活動，國民黨澳門支部恢復了對澳門華人社群的公開政治統領。 1945年9月26日，國民黨改組“新聞協會”，袁錦濤出任籌委會主席進行改組。他擬任在澳門出版的《誠報》總編輯，為了聯絡和推動澳門新聞界對三民主義的宣傳，他出面與朱伯英、黃衡仲、陳大白、何曼公等發起籌建中國新聞學會澳門分會。12月1日，正式成立澳門記者公會，取消“新聞協會”原名。澳門記者公會採用常務理事制，選出許國潮、黃浩然、何曼公為常務理事。陳少偉、陳大白等六人為理事。澳門支部常委屈仁則致訓辭。12月15日，澳門記者公會呈請黨部備案。[1] 1950年[3]，《法新社》原特派記者袁錦濤因採訪新聞涉及“國防機密”而被逮捕，關到綠島去服刑，因莫須有的“間諜罪”，被判14年徒刑。當時，《法新社》總社認為，袁錦濤是因公受累，一直負擔他的部分生活費。後來，袁錦濤被釋放。[4] 1940年3月，香港九龍教師聯合會舉辦“港九小學生作文比賽”，24日，在何文田南華大學舉行比賽。參加學校20多所，每校派出高小生四名，共百餘人；該會組織考試委員會，22日下午2時假座勝斯酒店開會，商討評試辦法；到會者有考試委員唐習川、郭步陶、袁錦濤等20餘人。[5] 袁錦濤在香港時與竺可楨有來往；[6]撰有《革命遺墨》等文獻。[7] [1]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79-81頁。 [2]袁錦濤：《我的辦報失敗經過》，載《大風》（香港），1941，第82期，第2693-2694頁。 [3]王天濱：《新聞自由被打壓的台灣媒體》（第四），台北：亞太圖書出版社，2005。 [4]羅蘭：《蒼茫雲海：歲月沉沙》（第二部），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第157頁。 [5]方駿、麥肖玲、熊賢君：《香港早期報紙教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119頁。 [6]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6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第233頁。 [7]廣東文物展覽會：《廣東文物》（上冊），中國文化協進會，1941，第274頁。

張逸，字純初，號禺山山人，晚號無競老人，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人。[1]畫家。畫家張韶石伯父。 張天生聰穎，勤奮好學，拜在居廉門下，斷斷續續學習數十年，深研沒骨寫生法。中年後，他精研惲壽平與徐熙畫法；遊歷大江南北及嶺南諸名勝，開拓畫境。擅繪蟲魚花鳥。[2] 張擔任廣州八桂中學教席，在羊城創辦《七十二行商報》。[3] 20年代，張在繪畫上的活動較活躍。1924年，他參加由鄧劍剛、黎慶思、陳樹人宣導的“清遊會”集會活動；以會員身份參加廣東國畫研究會畫人群體的雅集、展覽和研究古代書畫的活動。 “清遊會”形式極為自由，且“清”、“遊”、“會”之雅稱，是一文社，參與者有文人、書法家等，沒有宗旨、門戶的限制，集會無定期，主要活動是結伴遊覽秀麗山川，遊興闌珊時吟詩作對，即席揮毫助興。黎葛民、經頤淵、蘇少偉、羅仲彭、黎澤闓、容仲生、謝子祥、黃祝蕖、高劍父、張谷雛、黃少梅、趙浩公、盧子樞、呂觴嫵、陳羅生、黃詠雩、鄧芬、梁培基、簡琴石、陳大年等，這些人都是張的主要交遊者，一直持續到30年代，“清游會”同人鼓勵張將自己的詩文集刊印。 1931年仲春，高劍父、陳樹人、凌巨川、黎澤闓、蘇少偉、周演明、葉競生、袁芷芬、劉秉綱、陳草村、黃詠雨、陳子和、李供林等“清遊會”同人代張梓印《筆花草堂詞》，內含《花痕夢影詞》、《豁塵詞》、《百花詞草》。 20年代後期，張主要與國畫研究會聯繫。廣東國畫研究會會員中不少參加“清遊會”活動，但國畫研究會有明確的藝術宗旨和目的，宣導復古維新的創作方式，並與高劍父的新派產生一定矛盾，在這一事件中，張表現一種平和的態度。在國畫研究會畫學活動上，他表現出支持的態度。 1927年冬，廣州發生大火，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在陶園酒家設“書畫助賑即席揮毫會”，張前來參加。另外，張當時在《海珠星期畫報》美術部工作，並且屢次刊載其花鳥畫和傳略，都與參與國畫研究會的畫人組織有關。 30年代，張擔任廣州市第一次美術展覽會的美術組委員，畫作《泉石杜鵑》、《鳳仙茉莉》、《海棠小鳥》入選“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廣東省預展會”，其中《海棠小鳥》參加在南京舉行的“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這些畫學活動的開展，說明張在畫學研究上的成績不俗。 抗戰時期，張避居香港和澳門，與高劍父、陳樹人、鄭哲園等人重組“澳門清遊會”。 當時，張主要以鬻畫維生，繪畫成為一種營生的手段，得到簡又文的不少贊助，許多畫作於這個時期，頗費心力。1940年，張參加香港藝術研究社的藝術觀賞會活動，參展作品《木棉》。當時，香港畫界不乏有人以“牡丹張”弟子進行宣傳，實屬時事之無奈。張心歸佛門，與竺摩法師等來往頗為密切，並在《覺音》、《獅子吼月刊》發表傾向於禪意的詩文。[2] 1942年，張在澳門去世，終年71歲。 張逸除作畫外，尤好詩詞曲藝。嘗作百花冊，每花自題絕句。自言於詞：“潛心研煉，寢饋此道有年，久之似有所悟。每於春朝花笑，秋晚蛩吟，時復倚聲，不復知人間何世，積久遂多”。李供林評價其詞：“於蘇（軾）、辛（棄疾）、姜（夔）、吳（文英）為近。” 張逸著有《花痕夢影詞》一卷、《豁塵詞》一卷、《百花詞草》一卷、《筆花草堂詞》二卷等[3]，現藏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張逸為簡又文繪製的《牡丹》軸款識：“余友簡君又文精賞鑒，所藏甚富。而尤愛居師古泉畫，故秘藏特多。＂[3] 張韶石（1913-1991），少孤，跟伯父張逸生活並從其學畫，後到汕頭任圖畫教師。1932年回廣州，曾臨鄧芬所畫《浣紗圖》，為其賞識，遂得從鄧芬學畫。1939年寄寓香港，抗戰期間避居澳門、越南等地。戰後定居香港，設“木蘭花館”授徒，畢生致力於中國畫藝。精擅花卉畫，設色妍雅富麗兼而有之，筆觸流麗柔暢，更以繪牡丹著稱於世，素享“牡丹王”美譽，間亦繪畫人物、仕女、山水等。[4] 現錄張逸的詩兩首： 《菩薩蠻》[2] （丁未八月十六夜，與子壽夜渡澳門，舟中賞月。） 雲羅捲淨天如水。滄溟灝瀚金波碎。表裡盡澄清。姮娥徹夜明。 秋光纔過半，兔魄依然滿。記得昨宵遊，珠江聽粵謳。 《題〈青洲圖〉》[3] 綠雲深護讀書堂，堂外澄湖碾鑒光。倦客登臨傷世變，閒鷗來去笑人忙。 春風滿座新桃李，古木盤根老雪霜。難得山川明秀處，嚶鳴萍合共徜徉。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14-316頁。 [2]魏祥奇：《襟懷清朗‧張純初藝術論略》，載“藝術國際＂網，2011年3月11日，http://blog.artintern.net/article/148831。 [3]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77-578頁。 [4]《近現代張韶石花鳥麻雀圖》，載“唐潮文化＂網，2011年3月11日，http://www.tangchaowenhua.com/movie/html/?163.html。 [5]《嶺南畫派：十香園尋找嶺南畫派的“族譜”》，載“新浪博客＂，2012年6月11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e2829301014ste.html。

鄭滄徽，香山縣人。中國民主同盟中山縣民盟委員、《開明報》社長。 鄭滄徽擔任廣東省支部組織委員、秘書處副主任。1951年4月27日，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南（海）佛（山）分部籌備委員會，鄭滄徽兼任主任委員，有盟員十人。[1] 1947年《開明報》創辦，是高苞等地方豪紳為扶植地方勢力、用來對抗中山縣政府主辦的《建中日報》的，後因經營不善，面臨倒閉。當時縣政府建設科科長趙約文（中共地下黨員）與社會科科長蘇翰彥（民盟中山縣籌建人）看到這情況，立即以縣政府需要掌握輿論機關為由，建議縣長孫乾接管該報。獲得孫乾同意後，兩人立即安排共產黨員李思明、王偉彤，民盟成員鄭滄徽、劉清勳進入該報擔任記者、編輯。[2] 1949年春，中國民主同盟中山分部正式成立，適應形勢發展需要，改變過去由民盟澳門分部領導中山盟務的狀況。蘇翰彥擔任分部主委，鄭滄徽、李有傑、賴志衛分別負責秘書、組織、宣傳工作，曾理任委員。 《開明報》創刊時，原定每日發行對開一大張四版，後因提前刊行，印刷工人未能及時到位，改為每日出四開四版恢復對開版面，每日出四版，1947年7月25日擴為對開六版。該報頭版刊登國內、國際消息及各種告白，第二版為“本地新聞”（後改為經濟版）。第三版之後依次為“開明副刊”、“讀者之頁”及“國內、本地新聞”等，廣告所佔版面相對較小。創辦初期，該報社長為高星耀，副社長為方克環（曾任縣參議員）。 後來，鄭滄徽出任社長，陳宏文擔任總編。停刊前，社長為高星耀，副社長為黃大惠。社址最初設在石岐孫文中路101號，後遷至孫文西路21號（今孫文西路興寧里牛角巷口）。報紙由正風印務局和開明印務局負責承印。 《開明報》屬於民辦報紙，為與《中山民國日報》、《建中日報》等官方報紙競爭中求得生存，《開明報》十分注重新聞內容的出彩和採訪稿件的獨立性，在言論上力求獨具特色。在不觸動統治階層政治底線的前提下，在對國內外重大事件的報導上，觀點相對另外兩報較傾向於進步。 實際上，《開明報》較民主與進步，與其辦報人員多為中共地下黨員和民盟盟員有關，它基本掌握在中共地下組織和民盟中山地方組織手中。中山解放前夕，1949年10月29日，《開明報》在出版最後一期後停刊。它對1947年中山特大水災報導“1947年入夏後，珠江中上游連續暴雨，東、西、北三江江水暴漲，珠江沿岸各縣市遭受水災，尤以珠江三角洲區域災情最為嚴重。其中中山一縣更是遭受30年來最大的水災，淹沒耕地30多萬畝，受災人口近八萬人，損失稻穀69萬市擔，廬舍牲畜損失極多。” 《開明報》對此次水災前後報導較多，尤為關注災民受災及救災的情況。從報上記載中清楚地瞭解當年中山受災嚴重的情況，號召民眾要增強抗災信心、奮起自救。在1947年中山水災報導中，《開明報》充分體現其持論公正、為民請命的輿論立場。這一特點在該報的許多報導中得到體現。 通過這次報導，《開明報》獲得讀者的充分認可，奠定它與《建中日報》、《中山民國日報》抗衡的基礎。對收回澳門運動有關的報導，澳門原屬香山縣，兩地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澳門問題始終是香山人關注的焦點。在二戰後興起的收回澳門運動中，中山本土報紙始終給予高度的關注。 其中，作為當時中山唯一民辦的縣級報紙，《開明報》對澳門問題的輿論，十分重視澳門與中山本地的利害關係，主張收回澳門運動應以發動民間力量為主，依靠政府力量為輔，基本上代表中山民間的呼聲。 1947年4月16日，《開明報》上刊登《發動收回澳門運動》一文，這是該報對收回澳門運動的首次評論。該文對廣東省參議會敦請政府從速收回澳門主權的提案深表贊同，並分別從歷史、現實、地方等角度分析收回澳門的重大意義，呼籲在動員政府出面收回澳門的同時，尤其要注意發動普通民眾參與運動“我們絕對不能把責任全卸給參議會身上，我們應當一致起來，盡量發揮我們的力量……這點尤其希望本邑民眾身體力行，認真注意！” 1947年4月27日，中山縣參議會響應省參政會、省參議會的號召，組織成立中山縣民眾收回澳門運動會，除電請國民政府外交部向葡萄牙要求限期收回澳門外，還分電鄰近東莞、新會、順德、寶安、台山等縣，協同採取收回澳門有效行動。在之後幾個月中，因國民政府內外交困，對收回澳門熱情不再，民間收回澳門運動熱潮漸呈減弱。 有鑑於此，《開明報》於7月9日再度刊發社論《舊事重提，別忘了收回港澳運動》，為收回澳門運動鼓勁。文章開頭便開宗明義“我國社會多變故，固然內在潛伏許多複雜因素，而帝國主義在我國土的租借地和割讓地存在一天，則我社會生活實在無法轉好。”接著，文章一一列舉英港、澳葡的殖民罪狀，如吸收大量黑金、包庇國內逃犯、公開或變相的賭場和妓館林立、公開販賣鴉片等，“其年中收入累千累萬，予我國民的毒害卻遺害無窮”。 最後，文章對當前收回澳門運動的逐漸冷卻表示擔憂：“吾人仍深刻記憶數月前對於收回港澳問題運動的熱烈討論，情緒的緊張！計劃準備的徹底，未敢或忘。然而計劃一事，行動又一事。終於消失於無影無聲，靜中思之，不禁悲憤，亦覺慚愧！” 7月30日，發生的澳葡警察毆斃朱文彬一案，終使收回澳門運動輿論再度高漲起來。8月8日，《開明報》發表《收回澳門此其時矣！》社論，為中山民眾反對澳葡暴行的行動聲援，並為收回澳門運動發起呼籲。當時國內盛傳美國與葡萄牙簽署秘密協定，開闢澳門為美國商港、氹仔島為美軍空軍基地的消息。為此，中山民眾十分憤怒，一些熱心讀者向《開明報》寫信，表達對美葡協定的憤怒。《開明報》將一些讀者的信件刊登在報紙上，以引起更多民眾的注意。[3] [1]南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南海縣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 [2]曾理主編：《南方民盟歷史》，廣州：《南方民盟歷史》編輯委員會，1991，第213頁。 [3]方炳焯、陳彥等：《傳媒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134-1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