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4月16日，署理管理華人事務官小若阿金‧巴士度律師與氹仔行政長官商談路環南面海灣捕魚納稅問題。他認為大橫琴島寺廟的中國主持確實在法庭出示了香山政府一份非常合法的文件。中國當局在文件中申明“路環的兩個海灣歸屬寺廟，給予其徵稅權”。巴士度表示希望瞭解能使他有所行動的詳情，因為他認為情況十分複雜。海島市政委員會主席簡單地答覆說葡萄牙當局對路環擁有完全的管轄權，黑沙和竹灣海灣均在該地區，甚至戰船也要受葡方據點的監督，中國當局並未表示任何不滿。由於屬於葡方水域，故應對其使用葡萄牙法典中規定的民事法律，特別是第395條。除此而外，不存在給予受行政管理條例制約的公共地方的個人以任何特權的法律。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22頁。

澳門的漁業有自己獨特的一面，漁民不只為市民提供漁獲，更是活生生的歷史。然而，隨着漁業式微，與漁業息息相關的行業也逐漸消失。下一代又應如何傳承海洋文化？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11月21日，葡國政府諭令將澳門鹽、魚出入口買賣生意辦法更改。自1906年1月18日上諭賣鹽生意廢去承充改用領牌，意在使零賣之鹽價稍平，以裨益百姓起見，但鹽價未見减平反轉增昂。而且國課收益亦爲减少，合四年計之，短收109056元，足見廢免承充，國課受虧，而人民亦無所益。現仍用承充之法，招人投充。至於澳門魚務生意歸一人承充，與任便各人自由貿易，兩者均屬不宜。今改爲魚業中人聯合設立一行，歸其承辦，則比之現在承充估值抽規較爲妥善。《澳門政府憲報》1911年1月7日第1號。

海上的人逐漸上岸，岸上的人亦早已跟海洋疏遠。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8月14日，奉總督命諭各人知悉：照得現准舊魚欄華人鄭亞初、徐已生、鄭亞二、盧亞壘、劉亞看、鄭智和等相應照舊承充魚欄，其所有入澳鮮魚、鹹魚，全歸伊等辦理。自咸豐元年（1851）七月初五日起，限期兩年，期內不准別人私充。如有違命，按例分別罰銀懲罰。各宜知悉。特諭。《澳門政府憲報》1851年8月23日第40號。

光緒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8月21日，澳門政府公佈已投成的1880年10月11日起計的三年期漁攬頭生意合同。該魚生意仍然仿照舊章，並無更易。至載魚來澳，所輸規項仍舊照納，並無加增。各漁船不須領牌，在澳出入亦不用輸鈔，均以公物會所定承充合同款式，其承充規銀以每月上期交納七二兌。《澳門政府憲報》1880年8月28日第35號。

清宣統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5月26日，澳門政府批准魚商行包收魚規之合同章程。合同之期系自1911年7月1日起至1921年6月30日止，每年繳納國課規銀33000元，並規定凡在澳門做魚生意之人，須准澳門魚商行每日抽取用銀每價1元抽1.5仙，無論已入行未入行一律抽收。《澳門政府憲報》1911年6月10日第23號。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2月2日─1898年1月21日）本年，澳門魚欄行變動較大，向來漁船計有700只，今則實存430只，業漁人數約只5000名，以致承頂轉讓、倒閉等情形頗多。如義友堂劉紹修承頂“源來魚欄”；鄭發等人的“贊利”、“鴻利”二欄的變動；楊士彬承頂澳門營地街市門牌第68號“新兩全”魚欄生意；譚桂甫等人承頂果欄街門牌第19號安吉海味生意；合和堂用本銀1500兩頂受路灣海旁街門牌第14號錦隆魚鋪生意；義合堂張彭及鄭星南、辛儉坡等人合股經營在澳門皇家新街門牌第105號開設的昆隆海味店倒盤等等。據上年的“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中透露：澳門鹽價日貴，漁戶皆欲將鮮魚裝往香港醃制也，應是問題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澳門政府憲報》1897年3月13日第11號，5月1日第18號，5月23日第21號，7月10日第28號，8月14日第33號，10月30日第44號；《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光緒二十二年（1896）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第1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