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景康,字潤鑫,香山縣三鄉雍陌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新聞攝影事業開創人之一。鄭觀應第四子。 1904年4月,鄭觀應任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期間,喜得第四子景康。鄭觀應早年加入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之後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開辦不少有利民族工商業的事務。從少年時代起,景康受到父親進步思想和愛國言行的影響。鄭觀應主張兒子繼續自己的夙願,經商創業,這一點讓景康難以接受。因他愛好繪畫和攝影藝術,之後並選擇攝影作為奮鬥終身的革命武器,成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和新聞攝影事業的開創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學畢業後,父親將他送入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讀書。父親去世後的次年(1923),景康離開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繪畫,同時學習攝影,開始研習攝影藝術。 1929年夏,景康變賣父親留下給他的一筆遺產,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開辦一間“景康攝影室”,專門從事人像攝影。幾年後,他在人像拍攝技巧和暗室技術方面,積累豐富的經驗。1932年春,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國的美麗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離開香港回到內地。從此,他的攝影創作從攝影室的人像攝影轉入更廣闊的領域,擴大到風光、花卉、戲劇和民俗等各種題材。 之後四年,他先後遊歷廣東、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攝大量表現祖國巍偉的河山、優美的古跡名勝、動人的民俗風光照片,還有一些以花卉和戲劇或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積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藝界朋友和同行的熱情鼓勵下,1934年11月1日,“鄭景康個人影展”在北平開幕。這次展出他歷年來創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為“風光”、“花卉”、“民俗”和“戲劇”四類,內容豐富多彩。原計劃只從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熱烈歡迎和讚譽,臨時延期再展七天。 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評,當時《北平晨報》刊文介紹,認為他是“名聞南國的大攝影家”、“鄭君的作品,取柑立意與裡房技術已登峰造極……為不可多得之作”。讚賞其中一些作品是“絕作”、“非凡品”、“歎為觀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發動下,北平18位攝影家舉行作品聯展,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參展100多幅,期間,他的作品與“個展”時一樣,獲得很高的評價。《北平晨報》在報導“聯展”過程中,提到“平津各大報大致對鄭景康氏之作品最稱滿意”。當時,他已是名滿南北有極高成就的攝影藝術家。在反映祖國現實生活的作品中,人們認識到,他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有著明顯進步思想的人民藝術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義感的知識份子。 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報》發表的《在時代上的需要從學影談到宣傳》一文,很能代表這個時期他的思想情況。他說,外國人從照片上(大多是他們所拍的)看到的中國人,都是“纏足女人,留著豚毛辮子的懦弱書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滿面生氣毫無的勞動者,不文明的服裝,無趣味的生活等”。 因此,“我們應該負有竭力宣傳中國美麗的使命,我們要把中國的名勝從美感的鏡頭上,驕傲地表現出來,我們要把中國歷史上色澤猶新的建築古跡、古物及富有東方美的風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揚出來,我們要把中國的誠樸可風的民俗,在歡悅中拍攝成相片,我們更要把中國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徵派戲劇,民間的巧妙的手藝,留影在相片上,以散佈到歐美人士的腦海中,糾正他們往日的錯誤印象”。 這段文字,迸發著作者對祖國,對人民的滿腔熱情和藝術責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為繪畫和攝影創作的方向。在30年代貧弱的中國,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藝術抱負,難能可貴。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景康回到香港從事攝影工作,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決心“拍攝有關抗戰的照片,為抗日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1938年初,他離開香港,經廣州來到武漢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期間,他擔任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攝影室主任,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一批揭露日寇侵華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極其有力控訴侵略者造成中國人民災難深重的野蠻行徑的歷史見證,如1938年攝於花園口決堤後災區的《縴夫》,1938年攝於日機轟炸後漢陽鸚鵡洲的《媽媽》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張穎、徐冰的幫助下,景康來到曾家岩“周公館”,見到周恩來副主席和葉劍英,聆聽周恩來副主席的親切勉勵。之後,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的關懷和幫助下,他秘密地離開重慶,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開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攝影藝術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黨的關懷、重視和培養,從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後在八路軍總政宣傳部和聯政宣傳部任記者、攝影師,並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克服攝影器材缺乏、條件艱苦等困難,積極開展工作,利用攝影手段“歌頌人民,揭露敵人”,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攝影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1942年5月,作為攝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景康聆聽毛主席的講話,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期間,他舉辦個人影展。當時總政宣傳部長肖向榮為他題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軍民和文藝界歡迎。任弼時、賀龍是影展的第一批觀眾,毛澤東親臨觀賞並稱讚景康的攝影藝術。李富有看過後,親自寫信給景康,鼓勵他要用攝影藝術更好地反映陝甘寧邊區軍民的建設和鬥爭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戰鬥整整五年。從延安窯洞到寶塔山,從和平醫院到民族學院,從邊區參議會到軍民大生產運動,都是他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這些作品極其真實地反映邊區軍民團結一致,生活、生產、戰鬥、學習的面貌,成為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資料。 其中,1944年為毛澤東拍攝的第一張標準像;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在延安機場上,所拍題名《揮手之間》的照片,及他為周恩來、朱德、陳毅、葉劍英、林伯渠、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拍攝的大量歷史照片,都成為黨史的重要資料。他拍攝的《陝北與江南》、《南泥灣之秋》、《開荒》等作品,成為革命畫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隨胡耀邦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先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察冀畫報社》、《山東畫報社》、《東北畫報社》從事攝影採訪並擔任攝影的領導和培訓工作,培育大量新聞攝影骨幹;拍攝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照片,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戰鬥,奪取勝利的歷史面貌。 新中國成立後,景康先後擔任新聞攝影局研究室主任,新華社特派記者、研究員,中國攝影學會常務理事,創作輔導部主任等職,他積極從事新聞攝影、人像攝影和攝影理論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帥府園的中國美術家協會為景康舉辦個人攝影展覽,這是建國後中國舉辦的第一次個人影展,對推動中國攝影藝術創作起到積極的作用。 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舉辦“內蒙古紀遊攝影展覽”,展出兩人的作品88幅,較好地反映內蒙古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面貌,展示內蒙古草原、牧場、蒙古包的風光,受到人們的讚賞。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景康就開展攝影工作提出三條建議,其中包括舉辦攝影訓練班,培養攝影工作者。他為攝影培訓班親自編寫教材,培訓一批又一批新聞攝影戰線上的幹部,從天山腳下到東海之濱,從松遼平原到珠江兩岸,都有他的學生。 景康把他多年創作方法經驗概括為六個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攝方法是“抓拍”。他認為,攝影是用照相機這種科學工具紀錄和反映現實,能夠滿足人們“百聞不如一見”的願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藝術手段。所以“攝影藝術區別於其他藝術形式及其最可貴之處,就要面對現實,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違背了這一點,“就失去了攝影藝術本身獨有的特性,靈魂和存在的必要”。 他指出“拍攝照片應該從實際出發,既忠實於現實的本來面目,又注意發揮攝影的特性,不玩花樣”。只有這樣,攝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並“充分發揮攝影藝術的戰鬥作用”。所以,他從不按照自己的主觀想法去指揮和干預拍攝對象,而是深入現場,觀察選擇,抓住動態,使得作品生動自然,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稱讚景康的攝影作品“能抓住動態”,如《紅綢舞》等照片,充分表現這一特色。 50年來,景康的創作題材和體裁豐富多樣,新聞事件的發生現場,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國山川的瑰麗風光,五彩繽紛的舞台劇碼,生意盎然的花朵,敵人的殘暴罪行,戰士的奮鬥不息,都在他的鏡頭出色表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為毛澤東主席拍攝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懸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正中。人們普遍認為,景康的創作達到“氣韻生動”、“形神兼備”、“既無牽強意,又無雕琢痕”的藝術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嚴重迫害,癱瘓臥床數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終年74歲。鄭景康著有《景康攝影集》、《攝影創作初步》、《攝影講座》等書。[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暨澳門回歸10周年,“紅色歲月——鄭景康攝影展”在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轄下的澳門博物館開幕。鄭景康的115幅於抗日戰爭時期至20世紀60年代為共和國留下的珍貴照片,他的26幅與澳門攝影工作者參加文化活動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過的照相機一併展出,較全面地展示他的攝影技藝以及攝影理論造詣。展覽同期舉行專題講座《共和國第一代攝影家——鄭景康》。[3] [1]蕭嘉:《我國著名攝影藝術家鄭景康》,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147-153頁。 [2]《鄭景康》,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門博物館舉辦鄭景康攝影展》,載“中國攝影家協會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關聯資料

更新日期:2019/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