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穆，字爾啟，又字穆之，號鐵橋，東莞市茶山鎮人，生於廣西柳州。嶺南明遺民畫家的傑出代表。 少年時代，張與黎遂球、鄺露、梁朝鐘等以氣節相砥礪。他喜愛遊歷，登羅浮、廣州白雲山，三次度嶺北遊，上黃山、過姑蘇、入杭州等地，足跡遍及全國各地。 清順治十年（1653），張60歲時，移家東安（今廣東省雲浮市），後回到東莞東湖居住。清康熙十九年（1680）秋，他從新安江回到東莞東湖後，一直住在這裡。 康熙二十二年（1683），張去世，終年76歲。 張穆一度流寓南京，長期活動在當時的主流畫壇。他一生任俠，志圖報國，壯心不遂，詩畫中常存鬱鬱不平之氣。 張穆的畫馬師法自然之典型，為同時代畫家所不及。在他的馬畫作品中，以《奚官牧馬圖》軸、《古木獨駒圖》軸和《七十龍媒圖》卷等成為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其中《奚官牧馬圖》是張穆紀年作品中較早的畫跡，有明顯的臨摹古人的痕跡，無論是構圖、藝術造型還是繪畫技法或人物的神態，都與唐代韓幹、韋偃及宋代的陳居中有驚人的相似。 與《奚官牧馬圖》摹古不同的是，《古木獨駒圖》體現畫家的創新意識。畫家用勾勒法畫出駿馬的線條，再以黑色渲染，墨的層次分明，線條遒勁有力。馬頭向下微側，鼻樑光潔，兩翼微豐，目光炯炯，頸部骨節略隱略現，栩栩如生。在古木、怪石，甚至小草處理上，都極其細緻凝練，表現出一種荒老的蒼涼氣氛。 作於晚年（1681）的《七十龍媒圖》，是張穆代表作中的精品。在這件構圖廣闊的畫卷中，畫家將60餘匹良駒刻畫得淋漓盡致。所繪良駒有站者、奔者、臥者、行者、伏者、昂首者、低眉者，也有食者、翻滾者、遊戲者，將馬的各種形態濃縮在十餘米的畫卷中，體現出他主張師法自然的藝術理念。 張穆對畫馬藝術的貢獻，不僅體現在作品上，而且他有畫馬的理論。可惜，其所著《雜論》等文稿已失。張穆尤善畫馬，嘗言：“韓幹畫馬，骨節皆不真，惟趙孟頫得馬之情，且設色精妙。又謂：駿馬肥須見骨，瘦須見肉，於其骨節長短尺寸不失，乃為精工。” 又謂：“馬相在骨，其腹前有兩蘭筋，嘗微動者則良。前蹄後又灶，謂之寸金。馬奔馳時，後蹄能擊到寸金，謂之跨灶。跨高一寸者為駿，低者次之。寸金處常破損如豆大，有血流出，不生毛，是為跨灶之驗。凡馬皆行一邊，左前足與左後足先起，而右前足右後足乃隨之，相交而馳，善騎者於鞍上已知其起落之處，若駿馬則起落不測，瞬息百里，雖欲細察之，恆不能矣。故凡駿馬之馳，僅以蹄尖寸許至地，若不沾塵，然畫者往往不能酷肖。”[1] 現存張穆有關馬圖作品34件，其中香港收藏最多，達到17件，其次廣州收藏十件。東望洋山是澳門著名的遊覽勝地，位於澳門東南，松山峭立，雄視濠江。張穆的著名詩篇《澳門覽海》正是站在東望洋山上有感而作的。 《澳門覽海》[2] 生處在海國，中歲逢喪亂。豪懷數十年，破浪已汗漫。故人建高纛，樓船若鵝鸛。因之慰奇觀，地力盡海岸。 西夷近咸池，重譯慕大漢。寶玉與夜珠，結市異光燦。若夢遊僊瀛。金宮赤霞爛。危樓切高雲，連甍展屏翰。 水上多神山，青削屢續斷。澄波或如鏡，一葉亦足翫。及爾長風迴，氣色忽已換。狂瀾渺何窮，萬里生浩歎！” [1]《張穆畫馬神態各異變化多端》，載“中國國家馬業網＂，2011年2月5日，http://www.chinahorse.org/html/6508.html。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1-13頁。

楊蔭芳，女，香山縣（今屬中山市）石岐南門人。油畫家、同盟會會員。方人定妻子。 蔭芳生於一個前清舉人家庭，居長。她聰明勤奮，深得家人的疼愛。青少年時期，她在國內讀書，1925年赴日讀書，起初進入東京女子美術學校刺繡科學習，1928年結業；1929年考入日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學習。1931年發生“九一八”事變，她和留日同學輟學回國，1933年返回日本繼續學業，1935年畢業。 1930年，蔭芳在日本美術學校與同學方人定結婚。翌年，蔭芳夫妻回國從事美術教學和創作。1933年夫妻再度赴日時，她參加東京舉辦的“日本美術學校畫展”、“中華旅日作家十人畫展”；後來參加中法、中蘇、中德、中英、中捷美展，展出油畫《兔》等四幅作品，深受觀眾歡迎。1935年9月，蔭芳夫婦和同學蘇臥農、黃浪萍回到廣州時，高劍父創辦的春睡畫院特意為他們四人舉辦歡迎畫展，蔭芳以油畫《臥讀》等十多幅畫作參展，轟動廣州。 1937年，第二次全國美展在上海舉行，蔭芳以油畫《魚》參展，贏得中外觀眾的好評。不久，抗日戰爭爆發，蔭芳夫婦以畫筆為武器，宣傳救國抗敵。1938年夏，方人定在香港勝斯酒店舉辦“方人定抗戰畫展”，蔭芳積極支持丈夫的愛國行動，參與畫展設計佈置，出謀出力，將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公諸於世，召喚人民，堅持抗戰。 1935年，蔭芳從日本學成回國後，隨即回到中山縣，1935年秋至1938年底，她先後在縣立女子中學、仙逸中學擔任美術教師，培養一批批有志於畫藝的學生。1938年秋，因日機瘋狂轟炸石岐，各學校相繼停課，她避居澳門，直至抗戰勝利。 蔭芳夫婦蟄居澳門期間，生活困苦，多次抗拒敵偽當局要脅他們參加畫展，保持民族氣節。 1945年秋至1952年，蔭芳受聘為中山縣二區區立第一中學教師；之後，遷居廣州。 1979年8月開始，蔭芳受聘為廣州市文史館研究員，致力於油畫創作，並參加多屆廣州市文史館書畫展，展出油畫新作多幅，連獲好評；代表畫作有《兔》、《臥讀》、《荔灣一角》、《四喜圖》等。 幾十年來，蔭芳始終把她的藝術與祖國和人民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中青年時代，她參加進步的美術團體；抗戰時期，恥於與落水畫人為伍，並協助方人定從事抗日救亡畫的創作。解放後，她用畫筆讚頌祖國，描繪人民的新生活、新事物。她的作品感情深厚凝重，賦以鮮明的時代精神和藝術個性，體現民族傳統畫法與西洋畫法的融合與昇華，為畫壇綻放異彩。 1975年3月，方人定病逝後，蔭芳將丈夫生前的畫作、遺稿加以整理，交給有關部門出版和展出，先後由廣東畫院編輯、嶺南美術出版社出版方人定的《方人定畫集》及論文著作《國畫的三個問題——線條、皴法、色彩》。[1][2] 蔭芳長期在外工作，但對故鄉感情深厚。1986年11月，中山市舉辦“孫中山誕辰120周年紀念活動”期間，舉辦“中山籍人士書畫展”，她以油畫《廣州西關》參展。1987年，她為《中山修志通訊》第六期撰寫《方人定傳略》一文，晚年時畫作有《荔灣一角》、《四喜圖》、《常餐準備》等。[2] 蔭芳與方人定生育二子一女，長子方心冬擔任中山大學教授，現移居美國，從事物理研究。次子方中堅在深圳特區電子廠工作。女名方微塵居住廣州。 1990年7月19日，蔭芳在廣州病逝，終年88歲。 抗戰時期，濠涌村時常有日軍的汽艇來往，有時日軍還上岸劫掠，有時向偽鄉保要糧、要豬、牛，偽鄉保就向鄉親們勒索。某日，突然有三個日軍徒手進村，像喝醉了酒似地大喊大叫，橫衝直撞。村民方德深的妻子走避不及，被日本鬼子攔住。方德深聞聲衝出房門，抄起木棍便打，邊打邊呼，一些鄉民聞聲而至。基於對日軍的仇恨，揮舞棍棒，一陣狠打。三個日本兵被打得遍體鱗傷，由偽機關出面把三個日兵帶走。但鄉民知道這次闖了大禍，緊張萬分。 果然，日軍調來百多人將村子包圍，聲言全部村民通通要死。緊急之際，有人想起楊蔭芳，她精通日語，請她出面交涉。 在鄉親們生命安全受到重大威脅的情況下，楊蔭芳義不容辭，逕直走到日本軍官面前，取出她留學日本的證件，遞了過去。日寇軍官看著證件，再端詳著這位婦女，一臉正氣，不卑不亢，凜然不可侵犯，一時愣住了。楊蔭芳用流利的日語，說明事情緣由。日本軍官不信，幾個日本士兵的刺刀直指楊蔭芳，她毫不畏懼，反覆強調，此事與村民百姓無關，不應加罪於他們。她有理有節的一番義正言辭，令日本軍官語塞，最後不得不下令撤走。[3] [1]《楊蔭芳》，載“沙溪旅遊文化網＂，2010年9月19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_detail.aspx?personId=248。 [2]中山市華僑．港澳台人物傳編委會辦公室：《女油畫家楊蔭芳》，載《中山文史》（第22輯），中山：中山政協，1991，第130-132頁。 [3]《楊蔭芳救了濠涌村》，載《中山日報》，第3634期，B3版，2004年12月18日。

李維陵，原名李國梁，以字行，原籍廣東增城（今屬廣州市增城區），生於澳門。著名畫家、香港早期現代詩人、小說家。[1] 維陵自幼習畫，大半生從事繪畫和美術教育[1]，1935年前往香港讀書[2]；1941-1945年在重慶入讀政治大學，畢業後任職於財政部關務署[1]；1948年回到香港從事寫作及美術教育工作，1959-1977年任教於葛量洪教育學院；1980年退休，1982年移居加拿大直至去世。 50年代，維陵開始寫作，成為《文藝新潮》的主要撰稿者，寫詩和小說，都有不俗的表現。較之當時年輕的現代詩人有更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文學經驗，他在投入現代主義的創作中，對現代主義有較清醒的反省意識。主要作品有《獵及其他》（1958年香港文光書局出版）、《荊棘集》（1968年香港華英出版社出版）和雜文《隔閡集》（1979年香港素葉出版社出版）。[2] 20世紀50年代，維陵是最熱愛描寫香港和澳門風光的畫家，尤其是用素描或速寫的形式。他是畫香港畫得最多的人，他的畫稿，積存近千幅之多。這與他童年時代在這兩個地方長久生活有關。這些描繪香港、澳門的作品，過去曾經在報紙和雜誌中發表。 1956年，英國文化協會為維陵舉辦個人展，頗受到藝術愛好者的歡迎。作者深刻體驗生活，雄偉的古老建築物、熱鬧的市區、寧靜的街角、圖書館、教堂、海邊、泳棚、車站、醫院、學校……等，幾乎無一不成為畫家捕捉的意象，儘管都市的生活非常複雜繁忙，可是在畫家熱切的筆觸之下，卻有可愛的一面。 約2000年，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主辦的“李維陵素描展”（香港50年代回顧）；2002年大宗出版社所出版的八開本巨型畫冊《李維陵畫集》，共收作品60幅，分成五輯，其中50年代的香港佔了兩輯，70年代的香港也佔二輯。[3] 維陵的文學創作以詩歌、散文為主，他是一位創作態度嚴謹、在藝術上勇於開拓的作家。他關心民生和家國命運，作品有很強的憂患意識，對人世間的萬般風情、人際間的複雜詭變，都有鮮活的勾繪。他的詩不是亦步亦趨地臨摹生活。他不滿足（或者說是不屑於）拘謹地描畫生活中具體、瑣細的景物，習慣於用理性之光觀照渾沌紛繁的人世，他的詩常常灌注著強烈的主觀感受，閃耀著思辯性、哲理性的光彩。[4] 維陵發表於《文藝新潮》的《現代人、現代生活、現代文學》一文，檢討了現代主義文學的得失，指出“對現代人本質缺乏理解，對現代生活急劇的變化手足無措，對人和外界的關係惘然不知正當的處理之道”，是造成現代主義消沉的原因；認為“現代主義所能提供給人的，除了空虛苦悶的厭倦與醜惡的特別誇大以外，可以說並沒有甚麼足以振發人心的東西”。因此“……再炫弄那些古怪的技巧已覺得無甚意義”，主張應當激勉讀者“積極地正視這時代與這一世界的變革，正視人類政治與社會生活的新的發展”。維陵對現代主義的分析，常被香港學者作為例證，說明香港的現代詩較之台灣，“本土的反省的自覺也先行一步”。[1] 維陵和楊際光（筆名貝娜苔，江蘇無錫人，1926年生）是香港早期現代詩人中少數有著內地人生經歷和文學經驗的作者。[5] 《海瀾》部分封面由維陵繪畫，雜誌內容包括小說、散文、詩歌和翻譯等，香港著名作家徐速、思果、余英時、趙滋蕃、黃思聘、慕容羽軍等曾在《海瀾》發表作品。除刊登香港作家和學生的作品外，《海瀾》刊登不少來自新加坡、台灣、澳門等東南亞地區學生的作品，並且希望“在菲律賓、印尼和別的地方正從事文藝工作的朋友也能給我們寄稿”。《海瀾》最後因經濟問題而停刊。[6] 2009年，維陵去世，終年89歲。 1957年，李維陵與謝佩葵女士結婚，生育一子二女。長子李世寧，長女李聖芝，次女李聖茵，都學業有成，分別移居加拿大和美國。 在學校教學之餘，李維陵在家裡授徒，是現今香港不少著名畫家的恩師，桃李滿天下。[2] 現錄李維陵的詩一首： 《鐘》[4] 鼓醒了翠綠的微笑，佝僂的腰。 忠實於無休止的跋涉，不知疲倦。 生命細碎分割，然後委棄於泥土。 煙蒂與夢俱化作灰燼，撿拾璀璨珠粒，組串成希望。 你我的心臟同時跳動，向前追蹤。 相信謊騙，行旅於繽紛夢境，那裡永不聞你我匆促的足音。[7] [1]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第458-459頁。 [2]《追憶李維陵》，載“書之驛站＂網，2012年2月20日，https://yvonnefrank.wordpress.com/2010/12/15/%e8%bf%bd%e6%86%b6%e6%9d%8e%e7%b6%ad%e9%99%b5/?relatedposts_hit=1&relatedposts_origin=4007&relatedposts_position=0。 [3]黃俟東：《獵書小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250-252頁。 [4]潘亞暾、汪義先：《香港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3，第316-317頁。 [5]袁良駿：《香港小說史》（第一卷），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第306頁。 [6]《“香港文學特藏”到訪嘉賓》，載“香港文學資料庫＂網，2012年12月27日，http://hklitpub.lib.cuhk.edu.hk/news/iss91/index.htm。 [7]讀完這首詩，耳畔仍久久回蕩著那渾厚、意味深長的鐘聲，詩裡的鐘所蘊含的濃郁的象徵色彩具有獨特的美學價值。李維陵的詩常採用開放的結構，並不規定思維的空間及走向，這便使他的作品獲得一種神奇的張力。讀他的詩被動地接受是不成的，讀者必須同作者一起去發掘，去思考，從中捕捉到一種深沉悠長的內蘊，從而獲得一次愉快興奮的審美體驗。

杜連玉，西名Herculano Hugo Goçalves Estorinho，生於澳門巴冷登街三號的寓所內。畫家。 父親是葡國拉戈阿（Lagoa）人約瑟‧崗薩維斯‧杜（José Goçalves Estorninho），母親是澳門人彭美拉（Palmira Maria Augusta Estorninho），連玉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1] 連玉在澳門長大，開始入讀聖約瑟修院，之後轉讀殷皇子學校。在他的授課老師中，有著名的畫師拉拉‧雷伊斯（Lara Reis），還有使他在繪畫及作曲上受益匪淺的波達羅‧包熱斯（Bordalo Borges）及安東尼‧聖克拉拉（António de Santa Clara），在他們的美術啟蒙教育下，連玉八歲時拿起了水彩畫筆，隨Brigite Reinhart學習水彩畫並在澳門美術學校學習進修水彩技法，之後進入奧地利維也納專業藝術學院隨祖士學習專業藝術。[2] 連玉33歲時，在受洗禮的教堂成婚。當時，他的職業是氣象台觀測員，在此崗位勤勤懇懇地幹了17年；1984年3月23日，獲頒“氣象功勳證書”。 連玉在氣象台負責觀察與記錄大自然工作，迎合他熱愛觀察大自然的天性，他喜歡看澳門的自然風光：水、天空、植物、建築等。當時澳門氣象台建在大炮台上面，周圍絕大多數是二層高的西洋別墅和唐樓，大炮台上的氣象台居高臨下，澳門的景色一覽無遺。 連玉深邃而溫柔的目光，總是注視著天空，也注視著這片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 連玉是一位勤奮好學、博採眾長的藝術家，他從來沒有種族和門戶偏見。他向兩位德國後裔Brigitte Reinhardt及Frederick Joss學畫。他在殷皇子學校學生為其舉辦的展覽上接受一家澳門報紙的訪問時，說過“Frederick Joss是一位教給我許多繪畫知識的人”。1963年，連玉與Frederick Joss在澳門市政廳舉辦畫展。 連玉一生崇尚自然，從沒放棄過寫生，但其後期風格逐漸趨向自由。在他的最初幾幅水彩畫中，圖案的線條較為明顯，但晚年時期，線條均消失得蹤影全無。連玉的隨意性及繪畫技巧幾乎成了一個連貫的整體。另外，色彩的搭配及題材的簡潔顯示出表現主義對他深刻的烙印。 連玉深受法國巴比松（Barbizon）學派的美學觀點及印象主義時期各學派的美學觀點影響，非常瞭解印象派畫家的技巧理論。他在初期作品中經常顯示出模仿的痕跡。水彩畫本身就使畫家有一個較大的表現自由的空間，可以反映畫家在景物面前的激情。題材的選擇與色彩的運用，成為畫家詩一般目光的反映，這在杜連玉的水彩畫中比比皆是。 水彩畫《亭橋》是連玉一生中畫得最有中國情調的作品。這幅畫證明中國美術對連玉的影響，也證明生活在澳門的土生葡人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另外，連玉使用的水彩畫顏料中有些礦物質含量較高，所以在畫風景特別是遠山，水彩顏料在背景上沉澱，造成特殊的山巒肌理效果。他的水彩畫還有一個獨特的地方，就是他的畫面緊湊的構圖。他的水彩畫作是緊湊與流動的結合體，這種對立的統一使連玉的水彩畫具有十分獨特的個性和原創性。 1968年前，連玉前往東帝汶主持帝汶旅遊暨娛樂公司；1970年回到澳門後，繼續其企業家的生涯；開始擔任葡京酒店的董事；1974-1976年任澳門旅遊娛樂公司的顧問；1976年，開始擔任澳門南灣新建成的新麗華酒店經理，一做就是17年。雖然工作忙碌，但連玉一直沒有放下畫筆，1976年，他與中國籍畫友郭士等人在市政廳舉辦畫展，在賈梅士博物館舉辦兩次個展。在他執掌新麗華酒店期間，他的辦公室是“畫廊”、“畫室”、“視聽室”及“圖書館”，成為朋友們聚會、交流、學習的場所。[1] 1962年，連玉發起成立“天虹藝術社”，成為創會成員；1963年1月，在澳門市政廳畫廊，他與祖士和譚智生合辦畫展；1964年2月，在澳門市政廳畫廊舉辦“天虹藝術社美術展覽會”，獲得空前成功。自1965年始，他在葡國、澳門和香港等地舉辦個展，其作品獲私人及政府機構如葡萄牙貝南宮、里斯本澳門之家、帝汶總督府、澳門藝術博物館和葡萄牙駐墨爾本領事館等收藏。[2] 1994年，連玉去世，終年73歲。 [1].徐新：《澳門水彩畫》，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第47-52頁。 [2].《杜連玉》，載“澳門藝術博物館＂網，2012年9月12日，http://gb.mam.gov.mo/showcontent2.asp?item_id=20100612010203&lc=1。 [3].《杜連玉平生作品》，載“孔夫子舊書網＂，2013年11月28日，http://book.kongfz.com/9748/199245990/。

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 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 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 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 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 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 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 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 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鄧爾雅，原名溥，後更名萬歲，字季雨，號爾疋、尒疋、寵恩，別署綠綺台主、風丁老人；齋堂為綠綺園、鄧齋；廣東東莞人，生於江西。[1]著名文字學大家、篆刻家。名儒鄧蓉鏡第四子。 爾雅是東莞鄧雲霄第十一世孫。鄧雲霄是1598年進士，以諫恆出湖廣左右參藩，為官行法嚴毅，為文淵浩宏碩，尤工詩律，著作等身，《紫雲樓詩稿》、《漱玉齋文集》、《詞曲竹林小記》、《筆記冷邸小言》等列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鄧雲霄、鄧逢京父子晚明時期，與同邑著名書畫家張穆、黃貞都以篆刻齊名。鄧逢京有五方印傳世，沉厚朴茂，饒有可人風致。 父親鄧蓉鏡於1864年考中舉人，1871年榮登進士，歷任丙子會試同考官，己卯（1879）順天鄉試同考官、文淵閣校理、國史館提調等官；後為江西督糧道、署理江西按察使，素有“鄧青天”美譽。三次誥授資政大夫，加二品銜花翎。1893年回鄉，後任廣州廣雅書院第三任山長（院長）。鄧蓉鏡亦精通篆刻，與篆刻大家黃士陵（牧甫）過從甚密，現存黃士陵為爾雅於1892年所刻“蓮裳翰墨”和後在廣雅書院時所刻的“花之君子”二印。 爾雅受到家風熏陶，耳濡目染，自小對六藝產生濃厚的興趣。當家庭教師為大他六歲的哥哥講授《文字蒙求》、《說文部首》等書時，爾雅饒有興趣地在旁邊當“旁聽生”，他自小略知六書體例。父親在家裡操刀刻章，他看得如癡如醉。人家的小孩在外玩耍，他卻在家裡玩弄石頭，捉力嬉戲，深得父親喜愛。家裡大量的藏書，成為他童年歲月的夥伴，關於篆印的書籍，他一一翻遍。他看完家裡書，就到書坊購買金石圖籍。當時這類書，都是點石影印出版，價格便宜，而古代圖書、印譜，甚為難得。他四處向戚友借閱，博覽群書。之後，他漸漸窺得篆刻的門徑、篆刻的要領，甚麼沖刀、切刀之法，甚麼陰陽、布白，小小年紀，他自己操刀如筆，八歲時開始篆刻的生涯，深得父執輩的讚賞。 爾雅專心研習黃士陵的印，自稱是黃士陵的“私塾弟子”，作品頗有師傳斬釘截鐵之風，方勁古拙之妙，但不為所囿，能入能出，不斷變化發展，逐漸形成自己的面目，印名聞名遐邇，蜚聲海外。 1899年，爾雅入讀廣雅書院。1905年偕妻及長子鄧小雅赴日學醫，後改學美術，1910年回國擔任小學教員；次年與潘達微等同辦《時報畫報》、《賞奇畫報》；1912年與黃節等創辦貞社廣州分社；1915年後，爾雅以書刻文章遊藝粵桂等地。 1910年，爾雅名列於《廣印人傳》；1911年在《時事畫報》上刊登潤例，開始了他鬻字、鬻印的生涯。他一生刻過的印無法準確統計，但當數以萬計。他培養一批廣東的篆刻名家，如余仲嘉、劉玉林、莫鐵等。他的外甥容庚、容肇祖、容肇新及侄子鄧祖傑於藝林中亦有印名。[2] 1922年，爾雅攜眷到了香港，在新界大埔築綠綺園居住；1926年，他與潘達微、黃般若組建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藝觀學會和南社書畫社；1928年擔任《非非畫報》編輯；1932年任中山大學顧問教授，後任第二軍軍長香翰屏的幕僚及中區綏靖公署委員；1936年與黃節組建南社廣東分社。1937年移居香港。1938年廣州淪陷，避兵島上，治印《不求聞達》。1940年香港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他擔任徵集組組長。日寇侵佔香港後，匿名隱居。抗戰勝利後，治印《幸民》、《歷劫不壞》等。[3] 晚年時期，爾雅喜歡參用六朝碑文字入印，人謂之“驅使銛筆，毛穎縱橫”。印章風格清麗恬淡，剛勁雋永；刀筆俱現，韻味清朗；還善於刻造像印。所刻的印章，只得形象而不知是何字，這是他篆刻的一種代表性創造。 在爾雅的影響下，一家人與篆刻結下了不解之緣。長子鄧橘，自幼聰穎嗜學，隨侍父親筆硯之餘，亦操刀習印，並隨父參加印學社團的活動。其印除得家法外，又參漢金意趣，疏密變化，至堪玩味，深得父執青睞，可惜早逝。次子鄧祖永、三子鄧祖潤、三女鄧復、五女鄧悅，皆能治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鄧橘，列名於印人傳中。爾雅的繼室葉奕，過門時文化程度不高，但在爾雅引導下，不時操刀治印，先是由爾雅把印文寫在石上，讓葉奕摹刻；久而久之，葉奕熟能生巧，從摹寫、布白、操刀，揮灑自如。[2]1954年10月6日，爾雅在香港病逝，終年70歲。 鄧爾雅著有《文字源流》、《鄧齋印譜》、《鄧齋筆記》、《藝觚草稿》、《藝》、《綠綺園詩集》、《集唐宋詩聯》、《聊齋索引》、《篆刻卮言》、《印雅》等書。[1] 鄧爾雅的外孫和外曾孫喜歡篆刻，只是業餘愛好，無繼承祖業之意。從鄧雲霄算起，篆刻之藝相傳15代，家風不失，難能可貴。鄧爾雅一生刻過多少印，實在無法統計。由東莞政協主編、榮寶齋出版的《鄧爾雅篆刻集》，收入鄧爾雅近2500方印。楷書印似俗實雅，古雅清朗，沖和自然，格調甚高。魚鳥蟲書入印，線條暢達宛轉，盤曲遊動，方寸之間，艷而不妖。佛像印造型簡約洗練，線條圓潔厚潤。金石味中透出強烈的裝飾美，別具韻味。[2] 鄧爾雅到港澳授徒，在澳門留下不少寶貴的文化遺產，多幅作品為澳門博物館收藏。2008年12月，澳門行隱畫藝學會主辦的“濠江舊侶書畫作品展”在澳門盧園春草堂舉行。展出20世紀40-50年代旅居澳門的畫家鄧爾雅、馮芝、陳融、沈仲強、鄧芬、李研山、張韶石、傅菩禪、方人定等人作品逾百幅，觀者不僅可以欣賞到這些畫家豐富的文化底蘊、高超的藝術水準，而且可以提高書畫界人士及書畫愛好者的水準。[4] 現錄鄧爾雅作於1923年的詩一首《澳門》：[5] 古刻摩厓不可尋，惟存普濟一禪林。 當時遺老空奔走，姑道安居便死心。 [1].《鄧爾雅》，載“鄧爾雅個人官方網站＂，2010年1月1日，http://3405.a.artokok.com/。 [2].黃大德：《篆刻大家鄧爾雅》，載《東莞日報》，2007年11月28日。 [3].《鄧爾雅》，載“中國硬筆書法線上＂網，2010年1月1日，http://www.yingbishufa.com/zhuanke/jdyrz/dengerya.htm。 [4].《濠江舊侶書畫作品展在澳門舉行》，載《中國書畫報》，2008年12月21日。 [5].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20頁。

孫錫昆，香山縣左步鄉（今屬中山市南朗鎮左步村）人。畫家。 錫昆自幼酷愛書畫藝術，對物理、化學、數學等學科頗有研究，通曉英、俄、法等多種語言。年青時期，錫昆在澳門工作。20世紀50年代，他回到中山，在中山一中、華僑中學擔任物理、化學、數學及外語教師。後來，他被錯劃為“右派”，回到左步村務農，接受勞動教育。60年代，他獲得平反後，返回澳門定居，成為頤園書畫會會員。90年代初，他移居澳洲。 父親在澳門青山等地開設冰廠，經濟較為充裕，並重視文化交流，常與國內外文化名人交往，使錫昆有機會拜中國著名山水畫大師黃賓虹為師。 之後，錫昆致力於山水和花鳥畫的研究、創作，集各家之長，形成自己的風格。他善用濃重墨法，畫作常呈現出墨韻淋漓、虛實相應之景象，並富有空靈之感，後期畫風兼重色彩。在澳門、香港、澳洲等地舉辦個人畫展，並多次參加國內外美術展覽，作品入選《中山市美術書法作品選集》等美術專集。2003年，錫昆去世，終年82歲。[1] 中山畫家周達初自幼酷愛書畫藝術，少年時代師從著名油畫家黃敏之、孫錫昆學習繪畫。[2]1982年，畫家繆鵬飛剛到澳門時，感到一切極其陌生，當時他的才華和學識，沒有人欣賞、沒有人承認。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結識澳門“頤園書畫會”的孫錫昆先生，孫錫昆對其作品大為讚賞，建議他舉辦畫展，並積極代他向當時澳門市政廳賈梅士博物館申請。[3] [1]盧德銘：《畫壇名家——孫錫昆》，載《中山日報》，第3468期，C2版，2004年7月5日。 [2]盧德銘：《周達初的藝術之旅》，載“中山網＂，2008年1月16日，http://www.zsnews.cn/Column/2006/06/22/573693.shtml。 [3]冉茂金、余寧：《中國現代繪畫的探索者——中國美協理事、澳門著名畫家繆鵬飛訪談》，載《中國藝術報》，2009年12月22日。

李仙根，字仙根，名蟠，香山縣（今屬中山市）石岐人。[1][2]民國政要、書畫家。李供林兄長。 父親李達廬（贊辰）是清光緒年間舉人，在鄉教書，後受美國三藩市僑商聘為陽和會館教席，兼中華會館管事，輔佐總領事，力爭解除排華苛例，調解旅僑械鬥；三年任滿歸來，以外務勞績，贊敘同知。[3] 1908年，仙根入讀廣東陸軍小學，加入同盟會。他與鄧演達成為同班同學，共同參與辛亥武裝起義的準備行動。1914年，仙根遠赴日本，繼續革命活動，結識朱執信、胡漢民、古應芬、廖仲愷、汪精衛等人，並深受孫中山的影響。 1917年，仙根回鄉結婚，妻子孫少卿（佩莪）是孫中山族妹。之後，仙根長期追隨孫中山，在廣州、香港從事革命活動。1922年，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脫險赴滬。仙根以任孫中山機要秘書身份受命留港，與討伐陳炯明駐港辦事處同志配合，負責機要聯絡工作，以確保孫中山及時掌握廣東事態變化、指揮革命行動。 1923年2月，孫中山離滬經香港回到廣州，仙根留港擔任機要聯絡工作。同年5月，他被委任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秘書長，協助辦事處主任古應芬統管西江軍務政務，調節水陸各軍行動。江門辦事處亦稱江門行營，同月，行營進駐肇慶，當時西江前線將領如鄧演達、李濟深、黃紹、白崇禧、李宗仁等人都是仙根的同學。8月，西江稍定，仙根奉命回到大本營。 8至11月，孫中山親臨東江討伐陳炯明前線督戰，遷移大本營於石龍（後改設行營），輕裝簡從，自始至終隨行者僅仙根一人。孫中山不避風險，多次親臨前沿視察陣地，鼓舞士氣，仙根一直緊隨左右，並拍攝了許多照片傳世。後來，為便於行動，行營設於列車之上。 11月12日，軍情突變，敗兵潰退，一時秩序大亂。仙根胸部遭撞擊受輕傷，忍痛護送孫中山急登車頭，行至仙村會合古應芬、羅翼群等同車返廣州。不久，叛軍敗退惠州，東江稍定，行營結束。 期間，孫中山籌劃改組國民黨，準備北伐，日理萬機，仙根以侍從秘書、機要秘書等職，與眾幕僚襄助左右。當時，仙根與廖仲愷、鄧演達感情甚篤。1923年春，廖仲愷飛赴日本和越南，再次會談歸來，仙根在港迎接，並與鄧演達一起與廖仲愷傾談至通宵。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仙根作為“聯義社”代表列席大會。同年，孫中山手令省長，委任仙根為香山縣長。8月，他離任，仍然回到帥府。仙根治縣僅半年餘，頗有政聲，縣署前馬路（今孫文路），就是在他任內拓寬修建。 仙根回帥府時，孫中山籌備北伐。9月13日遷大本營到韶關，他復隨即駐韶，隨侍左右。孫中山在韶關的活動，仙根多次拍攝留存。10月，孫中山返回廣州，決定北上。11月13日孫中山北上後，胡漢民留守廣州暫代大元帥一職，仙根留在帥府。但孫中山抵達天津病情就惡化，急電召仙根北上。25日，他趕到天津，31日隨節移駐北平鐵獅子胡同行轅。 仙根繼續在孫中山身邊擔任機要秘書，並侍候照顧，直至3月12日孫中山逝世。 孫中山逝世後，仙根參加治喪委員會，兼負秘書、總務兩組實際工作。秘書組組長為汪精衛，總務組組長為胡漢民。 孫中山病篤之時，電召仙根北上陪侍。仙根十分忠誠敬重孫中山，在日記上載有決意“事之如父”的私願，誓以始終隨侍孫中山，故多次擬議外放優缺，均辭不就。孫中山彌留訣別，他為極少數隨侍在側，目擊全過程之一人。他所遺當年袖珍日記，逐日有孫中山病情變化和醫療措施的記載，包括每日體溫脈搏血壓，以及孫中山的言談和精神狀態等。同時，圍繞孫中山身邊的政治活動及海內外的形勢動態，以至在北平治喪期間的情況，亦有簡要記述。 之後，仙根與粵系政要仍保持廣泛密切聯繫。1925年9月，他擔任江門政務專員，後出洋考察。回國後，粵、寧在南京合組國民政府，胡漢民主持國民黨中常會，古應芬出任國府秘書長，應胡漢民、古應芬之邀，仙根出任國民政府機要秘書，直至粵、寧決裂，隨粵系退出撤回廣州。 仙根擔任粵漢鐵路南段局長四年。在任內，和衷上下，苦心經營，終使粵漢南段全線建成通車。同時，他協助“廣州—九龍”鐵路建設，時時往來省港，最終促成“廣九”鐵路建成；後來轉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全力投入鐵路建設，以繼承孫中山的部分遺願。 抗戰開始，仙根舉家移居香港。而他被任命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隻身前往武漢、重慶共赴國難。當時，國事蜩螗，他緬懷當年追隨孫中山革命歷程，憂國憂民，素志難伸，有時在參政會上抨擊時政。 1942年初，香港淪陷，仙根妻兒回國內避難，6月輾轉到達柳州，由張發奎安置生活。仙根從重慶來相會，全家團聚僅半年餘。1943年3月，他復奉召獨身回到重慶工作。 1943年6月15日，仙根不幸去世，年僅50歲。 國民黨中央黨部派林雲陔料理李仙根的後事，李家人因道途修阻，滯留柳州，無法奔喪，延至年末，方到達重慶，殮葬早已完畢，墓地在重慶江北頭塘的“廣東山莊”。 李仙根逝世時正當壯年，齎志以歿，殊足痛惜。他的一生，應該說是忠於孫中山的一生。他在國民黨內外有廣泛的友好聯繫，在廣東尤有人望。當年，國民黨中央在重慶召開“李仙根追悼大會”，冠蓋雲集，中共方面，董必武及鄧穎超同志一起參加追悼會。 李仙根與孫佩莪生育四個子女，長子李明泰（小名掌珠）、長女李瑋、次女李寶珠、次子李國泰。李仙根家學淵源，工詩善文，書法剛勁。當年，他與譚延闓、胡漢民、廖仲愷、古應芬、于右任等多有唱和，著有《嶺南書風》、《小容安堂詩鈔》等。除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的《嶺南書風》一書尚有存留外，其餘書稿悉毀於“文革”。李仙根珍藏有關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大量文獻文物。1963年籌備“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活動”時，孫佩莪捐獻給中央革命博物館。[1][4] 近年來，李家人陸續將李仙根先生的日記、詩稿、印章、手跡、照片及所藏包括明代王寵、鄺露以及清代黎簡、居廉、朱次琦等名家書法真跡等400多件珍貴文物，無償捐贈給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收藏。2007年11月12日，親屬決定把李仙根先生生前最珍愛的孫中山、陳少白、楊鶴齡、尢列題贈的“四大寇”題詞捐出。[5] 李仙根善於詩詞、書法，書法尤善隸書，字體疏朗有致，秀雅閒逸，用筆俐落，毫無俗氣，個性突出。[6]其中《嶺南書風》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尚有存留。1923-1925年的袖珍日記三小本，由李仙根的長女李瑋珍藏至今。 2008年8月23日，李仙根的次女李寶珠委託招思虹女士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廣東省檔案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等機構捐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仙根日記詩集》，供相關部門作研究之用。[7] 2009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84周年紀念活動”期間，來自中山市29個單位和團體的代表分別向孫中山先生的遺像敬獻花籃。“李仙根藏品展覽”開幕式隨即舉行，展出一批李仙根遺物、藏品以及有關孫中山的史料，以紀念李仙根先生和表彰其後人支援國家文化事業。[8] 現錄李仙根的詩兩首： 《澳門雜詩》（六首之二）[2] 樂土此堂堂，吾來怯近鄉。寄離仍故國，觸物感殊方。 遠樹疑烽燧，歸禽亂夕陽。不勝懷古意，望處是黃粱。 墜簡滄桑後，芸香惜相遺。十年勤掇拾，七葉冀昭垂。 蘇杜間關日，黃王避地時。乞兒矜漆枕，憐我作書癡。 [1]《李仙根先生傳》，載“廣州地方志＂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gzsdfz.org.cn/rsgz/lsmr/201202/t20120217_4627.htm。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7-511頁。 [3]中山詩社：《中山詩詞選》（第一卷下冊），香港：香港銀河出版社，1989，第101頁。 [4]葉瓊：《李仙根先生小傳》，載《中山文史）（第10輯），中山：中山政協，1986，第77-81頁。 [5]王鋒：《中山昨啟動孫中山紀念周活動》，載《廣州日報》，2007年11月13日。 [6]盧德銘：《書壇名家——李仙根》，載《中山日報》，第2939期，第B3版，2003年1月23日。 [7]《孫中山先生機要秘書李仙根幼女李寶珠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捐贈李仙根日記詩集》，載“華語廣播＂網，2010年8月2日，http://gb.cri.cn/1321/2008/08/23/542s2208682_1.htm。 [8]何淼：《〈李仙根藏品展覽〉紀念孫中山逝世84周年》，載《中山商報》，第1296期，第A5版，2009年3月13日。

吳梅鶴，自署冷香館主，香山縣翠微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翠微村）[1]人。港澳教育家、畫家。 吳梅鶴早年師從廣東國畫研究會創始人李瑤屏學畫，後又成為高劍父的學生。他所作中西畫，景致清幽，著筆蒼勁。[2]1924年，在澳門舉行藝術展覽會上，他的作品獲得最優等獎項。[1]吳梅鶴與高氏師兄弟陳公廉、鍾福佑和余活仙執教於澳門學校。 1928年3月，鮑少游夫婦在半山堅道開辦“麗精美術學院”。同年7月，胡根天、吳梅鶴在堅道開設“香港美術學校”。[3] 1931年，譚荔垣（汝儉）、黃偉伯（棣華）、胡少蘧、吳梅鶴等人發起成立正聲吟社，無固定會址，荷李活道義學教員鄧晃雲（紹先）為召集人，由他將預先擬定的詩鐘“鐘眼”通函分發各愛好者，定期在某酒樓雅集，請大家攜佳作赴會，只收席金一二元港幣。[4] 1940年，高劍父、劉君任、吳肇鐘、吳梅鶴、簡琴齋、王道源、張坤儀、周世聰、麥嘯霞、陳抱一等人創組中國藝術協會，舉辦中外畫家作品聯展、港英美術作品交流展。[5] 1939年1月，吳梅鶴在香港中華美術學院撰寫《青年畫家黃獨峰》一文。[6] 中年後，吳梅鶴多居鄉間。翠微離澳門僅幾公里路，他有時到澳門，以當地風貌入畫。當時葡國人很欣賞，他的畫價可賣到十兩白銀。他是個知足常樂的人，賣出兩三幀畫後，盡情揮霍，視澳門為樂土。某日早上，他到澳門蹓躂一天，翌日睡醒後回家。[1] [1]《畫如劍以柔制剛》，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6月4日。 [2]宋金緒等：《總結篇我們的成果豐碩而意味深長》，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7月4日。 [3]喬曉軍：《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補遺二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第166頁。 [4]王文祥：《香港澳門百科大典》，青島：青島出版社，1999，第754頁。 [5]張磊：《東莞英才錄》，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7，第105頁。 [6]吳學斌、蒙啟菲：《黃獨峰藝術生涯》，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78-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