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1月24日─1782年2月11日)兩艘商船從澳門前往馬尼拉，兩艘商船從馬尼拉行至澳門。“聖維森特一聖羅莎(S. Vicente e S.Rosa)”號被馬尼拉當局扣押，後獲釋。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ⅩⅥ a ⅩⅨ, pp. 71—72.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ulo ⅩⅧ, p. 611.

天啟六年（1626年1月28日─1627年2月15日）澳門有6艘葡萄牙槳帆船開赴長崎貿易。從本年開始，東京鄭氏政權就對與葡萄牙澳門展開的貿易十分感興趣，澳門船隻未能到達總是引起他們的不悅。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p. 56.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49—V—31，Anno 1631 Parte da Missam de Tun Kim, fél. 90. 轉自慕容：《澳門葡萄牙人與印度支那半島幾個地區之間的關係（16—17世紀）》，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664頁。

崇禎十一年（1638年2月14日─1639年2月2日）意大利旅行家馬可•阿瓦羅（Marco de Avalo）於本年遊歷澳門，曾留下了關於澳門貿易體系如何運轉的珍貴資料： 澳門城有幾間裝潢漂亮的華人商店，還有不少出售華人衣服和絲織品的商店。這些華人聽說外國人從海外帶來銀子，便每日去他們的住處出售自己的商品。由於過多過煩，必須盡力將他們從家中趕出去。中國官員對每一艘澳門船向船長徵收碇泊稅，而商人們除了船上的貨物之外沒什麼東西可交。這座城市里不生產任何製成品或紡織品，這些航行所需要的每一樣東西，都要乘坐小舢板或其他船隻去廣州購買。為了這個目的，那里每年要舉辦兩次大的集市。在集市季節，人們就會委派幾個澳門商人去廣州買東西（既為他們自己買，也為別人買），並及時訂購他們所需要的商品，在下一次集市上交貨。這些人在廣州呆的時間，有時候長達四五個月。……當葡萄牙人到達廣州城外的海域時，他們便把他們巨大的貨運駁船牢牢地固定在正對著廣州城的一個江心小島上。那里有一座漂亮的大寶塔和一所中學，他們從那里動身去找總督，在他不在的時候，主事者依照古老的習慣，帶給他一份禮物，從不少於4000個金幣，有時候甚至更多。這只是為了獲得自由貿易的許可，獲得許可之後，他們會預付給商人們一筆錢，好讓他們能夠準備紡織工、織布機及其他設備。以這種方式，他們按照自己的需求量訂購貨物。這樣訂下合同之後，他們再一次請求獲得開辦集市的許可，這同樣需要再行奉送一份價值相當的禮物。為了在返程之前獲得至關重要的總督官印，還需要孝敬8000個金幣，這還不包括在石岐鎮賄賂官員的錢。前往日本的航行，只有那些議事會推薦的人才能從事，他們的名字被張榜公佈，貼在一些主要的街角上。這樣的航行，在1630年以前，任何個人都不得從事，只能由議事會進行。航行所帶來的利潤則被用作維持駐軍和要塞之需，以及用作其他開支。然而，當一位名叫賈羅布的貴族獲得果阿航行日本和馬尼拉的壟斷權後，議事會也就失去了主要收入來源，利潤流向了王國政府。榎一雄：《榎一雄著作集》第5冊《東西交涉史》，第293頁，轉自戚印平：《早期澳日貿易》，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413頁。馬可•阿瓦羅：《澳門紀事：1638年》，載博克塞：《復辟時期的澳門》，第86—88頁，轉自杰弗里•C. 岡恩：《澳門史》，第29—30頁。

天啟五年（1625年2月7日─1626年1月27日）葡印總督弗蘭西斯科•伽瑪給澳督弗蘭西斯科•馬士加路也下達命令，為王室國庫組織一次到馬尼拉的航海貿易，將收入用於購買果阿炮廠所需的日本銅材和維持印度洋艦隊所需的中國黃金。澳門議事會反對此次航行。經過爭論，最後協定：航行貿易的部分收入專門用於維持澳門駐軍和防禦工事，而澳督、議事會成員和其他人員均得到相應的份額。Em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st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Vol. 22, pp. 80—85.

崇禎十三年（1640年1月23日─1641年2月9日）3月13日，由於日本政府斷絕日澳貿易的直接原因是西班牙傳教士不斷地潛入日本傳教，所以，澳門當局與菲律賓總督及菲律賓教會交涉，獲得他們不再以任何藉口向日本派遣傳教士的書面保證後，澳葡當局召開全體會議，決定派遣使者帶著西班牙人的保證書和請求恢復日澳貿易以便向日本商人歸還欠款的官方文書出使日本。當時澳門全城僅有不到40萬兩白銀，其中20萬兩為欠日本的債款，近10萬兩是市民拖欠的付款，4萬兩是澳門議事會欠市民的款項。在這種情況下，議事會要求啟用部分王室金庫的錢來支付派遣代表去日本談判的開支。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65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8頁。

萬曆四十年（1612年2月2日─1613年2月18日）8月17日，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佩德羅•加依奧乘坐“聖地亞哥（S. Filipee Santiago）”號大黑船抵達長崎重開葡日貿易。隨行有奧拉西奧•內萊迪（Horácio Neretti）為首的使團，他受澳門派遣，請求德川將軍按照對上年奴內•山托馬爵承諾，恢復葡日貿易。德川將軍愉快地答應了。Manuel Teixeir, Macau no Séc. ⅩⅦ, p.17; C.R.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63.

崇禎二年（1629年1月24日─1630年2月11日）根據澳門私商的談話記錄，在澳門，帝汶來的檀香木通常的利潤為150%，而至本年，則達到200%。澳門有2艘槳帆船赴長崎貿易，又有2艘澳門船赴馬尼拉貿易。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p. 88. 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p. 56, p. 75.

萬曆十六年（1588年1月28日─1589年2月14日）6月25日，馬尼拉法院給菲利浦二世的信稱：澳門葡商有一艘大船駛抵馬尼拉，運來了一批品質上乘、價值不菲的貨物，其貨與華商運往馬尼拉的貨具有同等品質。Em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st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p.306.

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2月16日─1609年2月3日）從澳門輸往馬尼拉貨物總值20萬比索，其中絲織物為19萬比索。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第1冊，第4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