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2月16日─1609年2月3日）11月22日，荷兰海军少将范霍夫（Pieter Willemszoon Verhoeff）率船13艘驶抵马六甲，并截获葡船1艘，获其船上货物。12月26日，范霍夫与葡军会战，双方互有死伤。张礼千：《马六甲史》第2章，第200—201页。

崇祯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国商船到达澳门附近的麦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门区三灶一带），当时澳门的情况十分微妙，尽管英国同葡印总督缔结条约中允许英国商船来澳门，但由于当时澳门的繁荣全赖于葡萄牙船队的往来贸易，澳门议事会考虑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坚决反对英商进入澳门参加对华贸易。故议事会采取种种方法拖延时间，阻止英国商船进入内港。英国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门总督邀请若翰．威德尔上校及随行英国商人进入澳门。7月15日，若翰．威德尔不顾澳门葡人的阻挠，率领商船离开澳门，直奔广州，在珠江口勘查广州河口水道，并找到了虎门入口，还调查了珠江口明军防御力量。但是广州官方声明：英商不得在澳门贸易。7月22日，英国商船返回伶仃洋。7月29日，若翰．威德尔再次率领船队向广州进发。8月6日抵达珠江口，当时广东官员要求等待上级批复，但是若翰．威德尔没有等待中方批覆就率领船队驶进内河，向广州挺进。8月6日，澳门选出四位助理与议事会解决如何对付澳门海岸出现的4艘英国船的问题。8月12日，中英展开炮战。仅仅半个小时，虎门炮台陷落。英军登陆占领炮台，缴获44门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只渔船。8月15日，若翰．威德尔派鲁宾逊、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与通事番禺人李叶荣（Pablo Noretti）一起去广州谈判通商。到达广州后，受到广东总兵陈谦的热情接待，“红夷到日，即入总府。见万众喧嚣，即发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叶荣带来海道副使郑觐光和广东总兵陈谦的一封信，称：广东给英国人在国内买卖任何商品的自由，并指定三处为英船的停泊所，还指定由李叶荣为经纪人，派两三个人到广州准备购办货物，并请求英国人将明方的炮和船放还。若翰．威德尔满意有关安排，立即将炮及帆船放还。8月24日，李叶荣返回广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鲁宾逊3人陪同前往。他们携带西班牙银元22000八单位雷阿尔（Reais-de-oito）及两小箱日本银，其中10000送给官员们，其他用作投资。到广州后，购买白糖1150担、糖米50担、米85担、酒100坛，并住在华商揭邦俊家。后在琶洲处被明方捕盗船抓获。[11]8月30日，若翰．威德尔命令船只前移两里，到达大虎岛。[12]9月6日，若翰．威德尔接到澳门总督与议事会的书面抗议，要求英方退出中国海域。若翰．威德尔却依仗李叶荣背后的关系表示反对。[13]当时，两广总督张镜心督促广东总兵陈谦出师浪白，9月10日，副总兵黎延庆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对英船进行攻击，“打死夷人数名”。[14]9月26日，若翰．威德尔将船队退回伶仃岛。27日，船行至距离澳门4里格远的地方。然后，船队委员会向澳门葡萄牙人投递了抗议书，阐述了对在果阿和澳门遭到冷遇而不满的理由，指责澳门葡人向中国纵火船提供军需和装备，对扣押英人一事他们要负责。澳门葡人拒绝承认。[15]同时，张镜心又实行“檄道厅亲至澳门宣示汉法，以法绳澳，以澳驱红，节节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广东市舶司会同香山县差官及驻澳提调、备倭诸官下澳，传唤议事会理事官、通事、揽头到议事会宣谕，要求澳门议事会理事官戎猫州弗黎厨（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揽头吕沈西及通事刘德来广州调停处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几名澳门葡人前往广州调停中英关系。10月18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会议试图迫使英商达成以下协议：即刻退出广州，永不再来；对中方给予此次在此经商的特权，应先付给酬金28000雷阿尔。但是，英国商人表示反对。[19]在葡人的调停下，广东方面将英商及其款项、货物全部发还，并完成了他们的贸易。11月22日，中英双方签订贸易协定：“允许（英商）自由经商，扩大贸易，长久居住，但英方每年应缴付（中国）皇帝2万两白银及4门大铁炮和50支毛瑟枪。”11月26日，英商离开广州，回到碇泊澳门的船队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译为横琴岛，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为“麦子山”。葡语及英语文献中均有出现。英语仅见于《芒迪游记》，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为西班牙语，意即“堆”。西班牙语也有Monte，且与葡语同意。显然，芒迪将Monte误作Montón。有人称芒迪懂葡语与西语，不知所据。仅此一例可知其西语水准实很低劣。否则不会将Monte与Montón混淆。葡语中，有图示[图载“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据图，Monte de Trigo为今三灶岛，但航海资料的文字涉及则是指三灶东侧一小岛。“沿着高澜山航行，可见一圆岛，然后在它的尽处又可见一更长、形成圆湾的大岛。再前面是4个小岛，共中之一便是称为Monte deTrigo的又圆又高的岛屿。（Ms. Cadaval 972, f. 95v°）”这一“又圆又高的岛屿”之汉名暂缺。无论准确度还是可信度，航海资料均高于图籍。前者成于明末，后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图示，不很准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8—19页。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门》，第51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19页；刘鉴唐、张力主编：《中英关系系年要录13世纪—1760》第1卷，第116—117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4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扬帆直入铳台，兵放铳堵御，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径入，泊回原处，打坏小料船一只。”中英双方记录差异甚大。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1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李叶荣带夷目二人进省”，又称“带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称“旧澳夷通事李叶荣往谕，随夷目二名进省投见”，又称“红夷头目三名雇船一只”，又称“其前后羁留夷人五名内，查三名的系头目，一名噧呾缠，一名毛直缠，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则无名可查”。噧呾缠，应即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应为蒙特尼之弟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缠则应为鲁宾逊的译名。可知，他们三人应是分两次进入广州的。[10]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3《参镇压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24页。[16]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1《报镇将驱逐红夷疏》。[17]此处理事官葡文名字据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来，但与“戎猫州弗黎厨”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2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

《 在远东的传教：葡萄牙保教权下的四位传教士（17世纪）》，围绕1680年1月29日教宗诏书命令属于葡萄牙保教权的四位神父，José Candoni, Domingos Fuciti, Manuel Ferreira和Bartolomeu da Costa，返回罗马的事件，展开葡萄牙保教权与罗马教廷的矛盾和冲突。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2月13日－1707年2月2日）11月22日，因葡印总督命令澳门议事会重建一个银库，用于驻军一年的开销和主教的年金。议事会开会讨论，回复称：“澳门没有如此义务，也没有帝汶贸易的收入支付这笔开支。”议事会只承认欠仁慈堂6000多两白银，欠市民3万两白银。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 40.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2月4日－1716年1月23日）8月16日，意大利耶稣会士、数学家倪天爵（又译喜大教，Nicolas Giampriamo）神父抵达澳门。17日，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与罗怀忠（Jean-Joseph da Costa）抵达澳门。9月3日，广东巡抚杨琳将郎世宁与罗怀忠召至广州，11月22日到达北京。郎世宁，字若瑟，时年27岁，著名宫廷画家；罗怀忠，字子敬，时年36岁，著名外科医生。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266页。案：有两位耶稣会士俱用“倪天爵”的中文名，一为意大利神父，一为法国助理修士，而第二个倪天爵又有中文名为“陈忠信”，此为荣振华书不载。《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广东巡抚杨琳奏报西洋人郎宁石等搭船至澳门及所到西洋贸易船只情形折》，第105页。

雍正三年（1725年2月13日－1726年2月1日）11月22日，果阿烟草督察决定改变策略，他们提名安东尼奥．利贝罗（António Ribeiro）和桑德．瓦斯贡塞罗斯（Manuel de Sande e Vasconcelos）二人作为澳门烟草专卖的全权代表。到1745年桑德．瓦斯贡塞罗斯在澳门去世之前，这两位代表对于烟草专卖业都是很积极和负责的。《巴西和印度来函》第104A劄，22/xi/1725，转自索萨：《澳门与葡属印度：殖民地治理、行政官及商业——以烟草为例》，载《澳门史新编》第2册，第524页。

雍正五年（1727年1月22日－1728年2月9日）11月22日，澳门王室大法官莫雷拉．苏沙和阿尔瓦雷斯．克依罗斯军曹之间发生争执。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13页。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1月25日─1763年2月12日)1月8日，瑞士遇难商人雪儿满等135人分搭瑞士商船回国。先是，瑞士商船一艘在陆丰县白石礁被台风击碎，溺死3人，121人在陆丰甲子港登岸，尚有17名漂至澳门，在南环上岸，获救者共138人。除阿儿木已于1761年11月12日附搭澳门月旺•疏夏(João de Sousa Magalhães)第十号额船先行回国，哈哩、色绿(Senna)2人于1763年1月22日后回国外，其余135人均于当日回国。《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苏昌题报清乾隆二十六年分发遣难番归国日期本》，第365—366页；《广东巡抚明山题报清乾隆二十七年分发遣难番归国日期本》，第370页。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11月22日，澳门议事会展开讨论，向葡印总督报名，澳门海上贸易利润稀薄，澳门处境艰难，请求采取措施预防债务人及其担保人的损失。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700.

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11月4日，即是在清葡联合捕盗协议签订之前，双方的联合行动已经开始。郑一嫂下令让张保仔率船队进入内河，自己则以大舰数艘停泊在大屿山赤沥角洋面，据守港口，防官军掩袭。时有3艘葡萄牙船回国，正好被郑一嫂拦截。郑一嫂“击其一艘获焉，歼夷人数十”。剩下2艘葡船逃回澳门，适逢香山知县彭昭麟率船100艘西行，双方合并。彭昭麟“又雇请夷船六只，赌一嫂船少，往围之”。广东政府通知澳门，要求葡萄牙军兵船拖住郑一嫂，等候清朝水师前来围剿。当郑一嫂发现葡舰进入大屿山水面时，立即召集张保仔、香山二及郑保养等率领红旗大帮大小船艇到大屿山与其汇合。10日，发生了一场战斗，张保仔大败葡萄牙船。而他船只“尽逃”。葡人极为愤慨，禀香山知县彭昭麟“愿以夷船出战”。17日，彭昭麟遂点阅西洋大夷舶六只，配以夷兵，供其粮食，出洋剿捕。18日，广东水师提督孙全谋率领的60艘帆船1200门火炮及1.8万官兵也赶至大屿山海面。20日清晨，清朝水师向海盗发动突然袭击，孙全谋守东，彭昭麟扼西，将海盗的出路死死堵住，相互攻击“连打两昼夜，不分胜负”。22日，清军一战斗船只“药重炮裂”，致使船只损坏，数十人死亡，清方水师退回港湾。23日，清方水师又折返，战斗继续，“官军不能敌，失去一舟”。27日，海上刮起猛烈的北风，孙全谋决以火船攻击困在海湾中的海盗。然而由于风向的改变，火攻船不仅没有烧及盗船，“反延烧兵船二只”。29日午后，南风大作，浪卷涛奔，郑石氏与张保仔率数百艘船只如排山倒海之势向清军扑来，清水师无法抵挡，海盗船队遂突围而逃，直出仰船洲外洋。葡萄牙船不断放炮追击，海盗以数十艘烂船设障，葡船亦无功而返。嘉庆十四年（1809）十月，大屿山赤沥角之战实际上是清朝捕盗战争的一次失败，但为了掩饰这次失败，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夸大歼灭匪盗人数为2400名。袁永伦：《靖海氛记》卷下，第4—7页；田明矅：《重修香山县志》卷22《纪事》；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第140—142页所印资料与《靖海氛记》记录大不同，几乎所有日期均有差异，特别是11月10日在赤沥角的第一战役，葡文资料称在8日，还称这一战役“双方俱无损伤”。袁永伦对此事记录属第三方，既不会褒扬海盗，亦不会掩饰葡人，故其记载为准，而穆黛安不察。《清仁宗嘉庆实录》卷218，嘉庆十四年九月壬申；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第140—142页。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2月12日─1851年1月31日）10月17日，葡萄牙政府政务委员贾多素（Francisco António Gonçalves Cardoso）被任命为新澳督。11月22日，贾多素离开里斯本，离开之前，他接受了各种指令。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06页。

同治五年（1866年2月15日─1867年2月4日）11月22日，柯打总督任命组成一个专责起草规范澳门中国人交易条例的委员会，总督并认为有些约定俗成的习惯是可以继续下去的。此种看法主张议事公局与检察官署分离，且有必要对已过时的检察官署进行改革、再审议。同时，庇礼喇被任命为管理华人事务官。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65—166页。

光绪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5月10日，教宗任命劳伦索‧古维亚神父为澳门主教管区教长，取代明德禄神父；而7月10日，明德禄神父则被任命为圣若瑟神学院院长，取代刘易斯‧嘉华路神父。但同年11月22日，明德禄神父又被任命为帝汶传教团巡视员。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391.

光绪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7月3日，里斯本塞尔纳谢神学院毕业的戈麦斯‧费雷拉神父抵达澳门，先在圣若瑟神学院教授神学与绘画，11月22日任该院副院长。1878年赴帝汶传教。1887年8月在澳门举行他的科钦主教的授职仪式，1897年逝世。白尼奥：《在远东的塞尔纳谢‧多‧邦雅尔丁学院的神父》，载《文化杂志》第57期，2005年。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11月22日，澳门政府将蕉园围各屋宇用第2、第3等官价购买改建，以期清洁而利公用。《澳门政府宪报》1900年11月24日第47号。

《知新报》第一百二十九期刊登《中立图说》、《除虚憍以生羞恶说》、《伦顿报论中国》、《美国答复俄国退兵原信》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月29日─1904年2月15日）11月22日，澳门教区主教鲍理诺邀请嘉诺撒修女在十六柱创办恒毅书院（Colégio Perseverança），她们将20名在仁爱会已经接受教育课程并达到该校章程所规定最高年龄限额的女学生转入该书院就读。该校为一所女子职业学校，教女生刺绣、缝纫，是澳门第一所女子职业学校。1906年，她们又返回仁爱会。恒毅书院亦于1910年关闭。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334; 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p.196; 刘羨冰：《世纪留痕：20世纪澳门教育大事志》，第62页。

民国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11月22日， 北京政府通过葡领事馆要求澳门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从澳门向中国内地为叛军输送军用物资， 并要求禁止秘密集会。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 第75页。

1913年（民国二年）11月22日，北京政府通过葡领事馆要求澳葡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从澳门向中国内地为叛军输送军用物资，并要求禁止秘密集会。汉语报纸《澳门通报》在澳门发行。葡公使照会北洋政府，要求划定澳门界址。

民国二十年 (1931年1月1日-1931年12月31日)11月22日，施奈德 (Schneider)三人演奏团在国华戏院举行演出。演奏员由奥地利小提琴家雷雅．瓦斯奇特斯 (Remja Waschitz)、大提琴家沃尔方．施奈德 (Wolfang Schneider)和钢琴家阿纳托尔．维斯廷霍夫—舍尔 (Anatol Wiestinghoff-Scheel)男爵组成，演奏莫札特、莱米奥、肖邦及布歇尔的曲子。这是国华戏院第一次上演具有世界声誉的音乐会。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252页。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十三次值理常会会议录，西医部组织顾问团章程修正案纪录。

民国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11月22日，下午2时30分，香港大町部队的军用船“屋岛丸”在澳门领海爆炸，军属八人与八名中国人死亡。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国情杂件‧葡萄牙部分》，载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 (下册)，第2098页。

拍摄时间：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前排左起：陈雨铿、柯麟（靠后）、谭福贤、黄渭霖（靠后）、陈毅生、谢保明（左八） 前排左十起：刘叙堂、陈少伟、赵竹溪、沈香林、黄苏、徐鹤侪、郭秉琦（靠后）、黄耀坚、吴鸣（右二）、赵七（右一）； 中排左起：陈镛光、苏日行（左五）、曾奇玉（左六） 中排左八起：高福耀、冯养、梁咏裳（右五）、马瑞英（右三）、曹子光（右二）、蔡克庭（右一）； 后排左起：陈大白、陈天心（右六）、潘毓华（右四）、朱给（右二）。

戴维理主教来奥就职典礼并在中区巡游。

1963年11月22日，设立海岛市市政厅于氹仔。

1963年11月22日，《澳门政治行政章程》生效，规定政府本身机关为：总督、立法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立法委员会由总督主持，共设8名委员，其中华人社群代表1名，政府秘书长、葡国检察官和省政府会计厅厅长为3名当然委员。

展览由中国园艺菊花展览委员会与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主办，于1978年11月15日至26日期间举行。以下引用自《华侨报》1978年11月7日第4版之报道：“今次的菊展，规模较大，有关方面为了使展览更为隆重和有气氛，对会场的设计装置，别具特色，场内中央建有一个古色古香的“赏菊亭”，专门放置大立菊供人观赏。”会场内并可见“大地牌学生褛”的大型广告牌。

展览由中国园艺菊花展览委员会与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主办，于1978年11月15日至26日期间举行。以下引用自《华侨报》1978年11月7日第4版之报道：“今次的菊展，规模较大，有关方面为了使展览更为隆重和有气氛，对会场的设计装置，别具特色，场内中央建有一个古色古香的“赏菊亭”，专门放置大立菊供人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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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国双周”展览会于赛车期间在商业学校举行，参展者有超过12名的葡国出口商与本澳入口商，展出的产品包括有酒类、食品、瓷砖、水松、钢及木质办公桌和厕具。参考资料：《华侨报》1979年9月7日报道。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国双周”举办。广星电视行及新力 (Sony) 产品在会场（商业学校二楼）介绍最新电视录影器材及电视教学器材。参考资料：《华侨报》1979年11月11日报道。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国双周”举办。广星电视行及新力 (Sony) 产品在会场（商业学校二楼）介绍最新电视录影器材及电视教学器材，吸引不同国籍的人士参观。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国双周”举办。广星电视行及新力 (Sony) 产品在会场（商业学校二楼）介绍最新电视录影器材及电视教学器材。参考资料：《华侨报》1979年11月11日报道。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国双周”举办。广星电视行及新力 (Sony) 产品在会场（商业学校二楼）介绍最新电视录影器材及电视教学器材。参考资料：《华侨报》1979年11月11日报道。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国双周”举办。广星电视行及新力 (Sony) 产品在会场（商业学校二楼）介绍最新电视录影器材及电视教学器材。会场展览陈列彩色电视、影片投放、音响及闭路电视等。展场同时提供订购地毯服务，特价每呎2元，由多多房屋材料中心提供，电话号码：6314。

会场设有专业人员指导拍摄器材使用操作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国双周”举办。广星电视行及新力 (Sony) 产品在会场（商业学校二楼）介绍最新电视录影器材及电视教学器材。会场展览陈列彩色电视、影片投放、音响及闭路电视等。展场同时提供订购地毯服务，特价每呎2元，由多多房屋材料中心提供。

广星与新力（Sony）合作展出电视录影器材和教学电视器材。同时展出的有建筑界人士必读杂志《建筑业导报》，广星为澳门总代理。

1979年，广星电视行与新力（Sony）联合赞助“葡国双周”的会场音响及闭路电视。是次视听器材介绍为广星电视行向各界人士提供之家庭电视及专业用之教学电视器材等其中一部分。

1979年，广星电视行与新力（Sony）联合赞助“葡国双周”的会场音响及闭路电视。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国双周”活动期间，广星电视行及新力 (Sony) 产品在会场（商业学校二楼）介绍最新电视录影器材及电视教学器材。参考资料：《华侨报》1979年11月11日报道。

1992年第39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

1992年第39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

台北航空运输商业同业公会与澳门航空公司代表于1995年12月1日签署《台澳通航协定》。复兴航空于同年12月4日首航，先后开办台北至澳门及高雄至澳门两条定期航线，成为首家经营台澳航线的航空公司。由于经营出现问题，该公司在2016年11月22日停航。

1998年11月20日，第四十五届格兰披治大赛车举行。11月22日，大赛车发生严重意外，消防员李志坚抢救失事车辆时遭后来车冲至撞死。

这间是主要卖玉器的老店铺，老板是江少鹤先生，在拍摄当时已是九十多岁，正用传统天秤秤量银器。

张祖奇，原籍广东新会（今属江门市新会区），生于上海。澳门知名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 1937年，祖奇移居澳门。 50年代初，祖奇担任建筑装修工程公司土木工程和室内设计技术员，经常亲自到地盘监督工程，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60年代初，他领取建筑商牌照，开始从事建筑设计业务。 70年代，祖奇以“亚张建筑”之名经营建筑装修工程业务，80年代与家族成员组成“亚张建筑置业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董事长；并组织创建联利企业有限公司、达利工程有限公司。[2] 祖奇历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百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达利工程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建筑置业商会副会长、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中澳葡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主席。同时，他担任澳门、葡国、台湾贸易商会名誉会长兼会员大会主席、澳门教育基金会名誉会长、澳门政府咨询委员会候补委员、澳门建筑置业商会永远荣誉副会长、澳门中华总商会常务董事、澳门镜湖慈善会监事、澳门教育基金会常务会董等职。[1][2] 2007年11月22日下午1时07分，祖奇在山顶医院去世，终年89岁。11月28日下午3时，遗体奉移镜湖殡仪馆福寿堂治丧，11月29日正午12时大殓，随即辞灵出殡，安葬在路环华人永久墓园。[1] [1]《澳门知名人士——张祖奇逝世》，载《澳门日报》，2007年11月27日。 [2]黄汉强、吴志良主编：《澳门总览》（第二版），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第5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