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署大楼坐落于城市的中央地区。到澳门旅行的人，特别是回归之前，看到这座葡式建筑，大都以为它就是本地区权力中心的所在地。

大楼楼高两层，白墙石础。正门入口居中，三角楣顶突出矗立，两翼对称伸展，门窗排列整齐。走到近处，只见厚重的木制大门，装饰着简洁的几何浮雕。入口四周门框，嵌以坚固的花岗条石。两侧罗马式石柱，支撑着上方巨大的门楣。大厦上下两层窗户，均以条石为框。二层窗户上部，一律整齐排置着三角窗楣；门窗之外，装有铸铁的黑色栏杆。这是一座典型的，在葡萄牙随处可见的政府行政大楼的复制品。

大厦的四周，热闹繁华，车水马龙，人流熙攘。小城的历史，风云变幻，纵横交错，辐辏集中。这里虽然不是澳葡总督的行政官府，然而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成为各种政治漩涡汇聚和角逐的场所。

16世纪50年代，葡萄牙人来到澳门经商定居。南湾一带，经常可以见到一些高鼻深眼，头戴毡帽，身披斗蓬，腰挂佩剑的葡人士绅，高谈阔论，交际应酬；还有一些戴着假发，撑着阳伞的女人，三五成群，嬉戏玩乐。

然而，最初在澳的葡人社群十分松散，他们并没有什么正式的机构管理自己，只是由每年赴日本的葡国舰队司令，在路经澳门之时，暂时负起这里的防务责任。
1583年，在当地主教的主持下，由葡人社群选举出一个自治的行政机构，从此，澳门议事会成立了。

除了议事会外，澳门还有王室大法官（代表葡廷的最高执法者）和那位赴日本葡国舰队司令，共同负责澳门葡人的公共事务。

1586年，葡萄牙印度总督承认了澳门葡人的自治地位，授予澳门“在中国的上帝圣名之城”称号。

最早的议事会究竟在何处办公？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中外史籍可以提供线索了。再仔细查看，打开18世纪中国驻澳官员印光任和张汝霖合撰的，有关澳门历史的重要著作《澳门记略》，却赫然发现，现今市政署大楼所在处，恰恰是一所中式建筑。那是一套带院落的房屋。由院门进入，通过宽阔的院子，即是一个遮挡风雨的阔大四方亭，后接大厅，旁有侧院，格局适中，环境清雅，正是：前院门内，芭蕉一树绿遮墙；后院屋外，茂林簇拥翠成荫。

这就是中国明清政府驻澳门的办公机构——议事亭。

澳门虽为弹丸之地，孤悬海隅，但由于明廷防范倭祸，不仅只留广州口岸对外贸易，而且澳门也被限制为中国大地唯一允许外国人居住的地方。澳门葡萄牙人遂得地利之先，赴穗购货之后，转贩世界各地，获利无数。同时，葡人输往中国内地的白银数量也十分可观。因此，由于涉外关系的高度敏感和商业贸易方面的重要利益，中国政府自然不能放松对澳门的管治。

明清政府按照内地的治理方式，设置了治澳的各级官员。早在明朝时期，就任命海道副使和守澳官。1731年，清政府设立香山县丞（副县级）。1744年，又设“澳门海防军民同知”（副府级），统辖澳门行政、司法、军事、治安和海关税收等有关事务。除此以外，两朝政府还不定期派员到澳巡视，并在议事亭向葡萄牙人宣读中方政令，处理中葡双方遇到的各种政务及商贸问题。史载，“凡海上事，官绅集议事亭中”，这是真实的记录。

明清政府不但指派具体的负责官员，还制订明确的管治规章。1614年两广总督命令地方官员，订立《海道禁约》五款，禁止居澳葡人畜养倭奴、买卖人口、逃避缴税、接买私货以及擅建房屋。中方并把这些条款内容刻成石碑，立在当时的议事亭中。

1748年，因葡人巡夜兵在街上拘捕了两个华人居民并将其虐待致死，澳葡议事会奉中方之命，扣留了肇事的巡夜兵，却被当时的兵头（总督）抢走，大事化小，送去帝汶流放了事，从而引起中方官员的强烈不满。为了加强对澳门的管治，在清廷批准下，澳门同知及香山县令共同制定了《澳夷善后事宜条议》，进一步重申了中国对澳门的主权，确定了管治澳门的主要政策和原则。其后，用中葡两种文字把《条议》内容刻成石碑，并将葡文版的石碑又一次立在议事亭内，中文石碑则立在位于望厦的香山县丞衙署，以俾双方共同遵守。

就是这样，人头涌涌，热烈隆重，议事亭里一次又一次地挤满了中葡双方的官员，经历着中华大地上前所未有的新鲜场面，见证了东西交往的庄重承诺。

虽然深层的文化背景不同，但是葡中两国在澳门这个结合点上，都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主要由居澳葡人组成的议事会，深明这个道理：两和俱荣，两争俱伤，必须与中方保持有效合作，才能继续在澳门求生活、赚大钱。

议事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才是居澳葡人利益的代表，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因此，保障葡人生计，维持澳门运作的责任，应该由议事会主要承担。他们不愿意也不允许外来势力的干涉，损害他们与中方长期以来建立的合作关系，尽管这种外来势力有时是来自他们背后的祖国。

17世纪初年，荷兰人进攻澳门的炮声，提醒了葡萄牙朝廷，仅靠一个赴日葡国舰队司令来兼管澳门并不足够，必须委任一个专人负责澳门的防务。这个人就是总督，更确切地说，刚开始的时候，应该叫做兵头。

1623年，澳门第一任兵头，马士加路也到任。在圣保禄炮台入口处，在肃穆庄严的仪仗队面前，兵头将任命状交给议事会的议员。议员则在二十一响的礼炮声中，交给他一节权杖和一把城市钥匙。

仪式尽管隆重，然而背后却隐藏着刀光剑影。议事会只希望兵头负起防卫的责任。但后者志不在此，他连行政、司法以及财政方面的权利都要一把抓去，甚至以强硬立场对抗中方拆毁澳门城墙的要求，令议事会十分尴尬。不言而喻，二者关系变得日趋紧张，怨恨加重，议事会忍无可忍，宣布解除兵头的职务。接着，更是一番扰攘混乱：兵头反过来抓人，不断的争论和官司在澳门、印度果阿和葡萄牙朝廷之间激烈交锋，最后，马士加路也失势，黯然离职。但是，他仍然心有不甘，顺手“牵”走了妈阁炮台的三门大炮。

为了解决议事会与兵头之间的矛盾，1708年，葡王命令澳门的行政权和财政权仍属议事会，兵头不得干预。同时还规定：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兵头须赴议事会所在地开会，而不是相反；议事会的首席位置应该由长老而不是兵头占用。

然而，山高皇帝远。事态并未依照葡廷的意愿改善，反而还在继续恶化。1710年，新任兵头戴冰玉无故取消了议事会选举，并召集所有市民重新再选。议员们藏身到圣保禄神学院。兵头命令交出避难者，耶稣会誓死不从。戴冰玉便从军舰上运来一门大炮，炸毁了神学院厚重的大门，又要用大炮台的大炮进行轰击。几周以后，议员们手持权杖，从神学院中走出来。他们拒绝投降，并用武力抗击兵头的军队。兵头遂从大炮台向议事会所在地开炮，打死了门卫，又炸伤数人。最终，兵头控制了局势，平息了议事会的反抗，把捉到的议员押送去印度的果阿。

1722年，兵头文努尔由于与议事会冲突，被撤职。1747年，兵头若些抢走虐死华人的葡兵疑犯，再次引起与议事会的内部矛盾和与中方的外交风波，被查办罢官。两个多世纪以来，兵头与议事会的冲突接连不断。兵头们来到澳门，就像一头闯进瓷器铺的蛮牛，经常把由议事会掌管的小城，搞得怨声载道，鸡犬不宁。

1784年，葡人取得议事亭的地段，由一位叫若些（Jose）的葡国神父设计，耗资八万两，建起一座专为议事会办公的大厦。经过一百多年的不断扩建重修，才形成现在市政署大楼的规模。

市政署大厦正面的三角楣上，原饰有议事会的徽号：两个天使护卫着葡国的盾徽，天使头上分别是象征宗教的十字架和象征航海的浑天仪。

走进市政署大楼的大门，是一个高阔的大堂，左侧是办公楼，右侧现用作展览厅。两盏只有在葡国才可以见到的古式方形吊灯，从屋顶悬下。正前方是通往二楼和后花园的拱形入口。拱券下方，可以看到用葡文书写的“在中国的上帝圣名之城——无比忠贞”的黑底金字铭刻。

沿着通往建筑后部的台阶拾级而上，经过两根古朴的石质灯柱，可以由左右两边的露天楼梯上到二楼。这里便是大会议厅和图书馆。

大会议厅宽阔高敞，天花板嵌以绘有几何图形的木板，下沿均用宽阔的华彩饰板镶边。四周墙壁上，回归以前，挂满历任澳督的画像。大厅之中，摆放着会议枱案，配以葡王若昂时代的坐椅，供议员们开会所用。

大会议厅中间，立有中高侧低的三个拱券做前后相隔。拱券以希腊复合式圆柱支撑，金线勾画，庄重豪华。拱券前方是大会听众席。正面墙壁上，以前同样悬挂着议事会的徽号。

数个世纪以来，在议事会的徽号之下，为维护澳门葡人利益，议事会经历过多少次争论激辩，又渡过多少次不眠之夜。在力所不逮的情况下，他们多次提议葡廷，派出使节前往北京，晋见中国皇帝，进行友好的沟通并请求必要的协助。

1662年，为对付郑成功的进攻，清政府颁布禁海令，全部沿海居民，包括澳门的葡萄牙人，均须内撤三十里。无疑，这个规定严重影响了澳门葡人的生计。后来经北京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斡旋，皇帝同意葡人可以不向后撤，但是仍然不准贸易。这时，议事会只有向葡廷提议，派使节赴北京，不但希望重申两国的友谊，而且请求对澳门网开一面。1670年和1678年葡国使节两次到北京，均受到康熙皇帝接见，最终获得了开放贸易的许可。

18世纪初，正值清朝政府与罗马教廷为“礼仪之争”闹得不欢而散，议事会担心这个争论会影响到澳门的利益。1724年，一方面为了对康熙皇帝驾崩表示哀悼，对雍正皇帝登基表示祝贺，同时也希望能够保障澳门的地位在“礼仪之争”中不受损害，议事会建议葡廷再次遣使前往北京。

1727年5月18日，葡萄牙使团到达北京，受到清廷热烈迎接，场面隆重，气氛热烈。有谁不想分享当时那个不可多见的场面？

这种情景，今天只有在影剧舞台之上才可一见，即使想像一下，也足以令人羡慕和赞叹。

大会议厅侧面是一列落地式大窗。从窗户望去，一个偌大的喷水池广场，懒洋洋地躺在大厦的前方。广场上碎石铺成的葡式图案，起伏波动，令人目眩；广场四周典雅陈列的欧式建筑，色泽明亮，各展身姿。游人或者坐在咖啡厅外，悠闲地欣赏着四周的景物；或者举起相机，捕捉这个欧式小城的风貌。眼前的一切，使人恍若置身于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度假胜地。

从大会议厅出来，右侧是一个图书馆。门口其貌平平，走到里面，却发现别有洞天。此时的你，正好像走进一间欧洲古典大学的图书馆：从地面至屋顶，四面墙壁镶满红木书架，上面密密麻麻排列着古旧的精装图书。屋顶水晶吊灯，更添雅韵；地下柚木地板，光亮鉴人。据介绍，这里的藏书共有三万余册，多以葡、英、法、意等国文字写成，其中不乏珍品，最早的版本可追溯到17世纪初年。

沿大会议厅门前的石阶走下，即通往后花园。这是一个被高高的围墙隔离而成的绿色天地，据说这种模式深受地中海文化的影响—封闭的环境可以避开外人灼灼而来的窥视目光。花园中间以前是一个浑天仪图形，是葡萄牙“发现”世界的象征。正面一座带有两个龙头的喷泉，上方隐约可见石刻的葡萄牙盾形国徽。爬满青藤的界墙，镶上蓝瓷的贴砖，就像贵妇长裙的点缀。诗人贾梅士的胸像，隐藏在植物茂密之处，仍在静静地思考⋯⋯

1784年，新的议事会大厦建成，然而历史却开了个大玩笑，议事会的政治权利至此宣告终结。这一年，葡萄牙殖民大臣宣布，授予兵头过问澳门“殖民地”一切有关事务以至否决议事会一切动议的权利。兵头，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焦急等待，这时终于可以称自己为名副其实的总督了。1835年起，议事会只剩下管理市政事务的权力，而名称也就降格为市政厅，空余一个“忠贞”的美名。

1846年，新总督阿马留走马上任，迫不及待地拆除了市政厅大厦里那些从议事亭迁来的，刻有中国明清政府法律条款的石碑，之后，更把管治权推进到整个半岛。

历史又翻过一页。

对于议事会的作用，有葡萄牙人作过如下的评论：尽管议事会脆弱不堪，然而，只有它的政策能与中国相处两个半世纪的时光。议事会同时效忠两个国家的政权。对澳门人来说，议事会一直都是慈父般的政府，抵抗了一个个海上霸主的进攻，保住了葡国这块海上殖民地。这里，再请大家欣赏几张历史的图页，看看什么是“同时效忠两个国家的政权”。

在效忠葡国王室的同时，中国朝廷若发生任何重要事件，澳门议事会也会做出相应的友好反应。

澳门回归祖国后，大会议厅内的历任总督画像经已全部移走，正如古词有曰，“笙歌散尽游人去”，今天的澳门，最终回到了真正的主人手中，由澳门人自己来管理。

现在，市政厅已更名为市政署，继续向市民提供文化、康乐、环境卫生等方面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