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2月17日─1617年2月5日）5月，南京禮部侍郎沈㴶上《參遠夷疏》攻擊天主教以邪說惑眾，要求驅逐入華之傳教士。沈㴶的奏章還特別指出，這些傳教士是來自澳門，澳門是所有傳教士進入中國的入口處，是往來的據點，而且內地的傳教經費亦是由澳門運來。沈㴶甚至擔憂，一種可怕的非教會力量正利用澳門作為擴大在華勢力的基地，如果置之不理，將會造成安全隱患。還未待朝廷批復，9月1日，巡視東城御史孫光裕遂將王豐肅、謝務祿等19人拘捕。9月25日，又抓捕華人基督徒鐘鳴禮等8人。南京教案爆發。緊接著，沈氏又於9—10月及1617年元月再上二疏，要求將王豐肅等人“依律處斷”。其間，又有禮部郎中徐如珂，給事中晏文輝、餘懋孳以及南北各省諸臣先後上疏，交相對來華傳教士及天主教彈劾。在北京的龐迪我、熊三拔等給萬曆皇帝上了一篇著名的中文長疏《具揭》，為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諸問題進行了有力的辯護，其中特別對當時有人誣告入華西教士是澳門夷商的奸細進行了辯駁。蔔正民（Timothy Brook）：《早期耶穌會與明末疆界：中國人尋求和解之道》，載卓新平主編的《相遇與對話：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第14—15頁。徐昌治：《聖朝破邪集》卷1《參遠夷一、二、三疏》。龐迪我、熊三拔：《具揭》，載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1冊，第71—139頁。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2月4日－1716年1月23日）1月20日，龐若翰神父乘坐果阿總督為其準備的1艘大船從果阿出發，前往里斯本。但同年3月22日，龐若翰神父不幸於中途病逝。臨終前，他讓另一位神父曼努埃爾．博特略（Manuel de Botelho）接替他擔任代理使節，以完成其不竟之事業。曼努埃爾．博特略神父於9月25日抵達里斯本，將交趾國王的信及禮物呈交葡萄牙國王。龐若翰，字安當，西班牙人，1660年生，1674年入初修院，1687年10月入華，後在交趾支那傳教。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54; 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35頁。

雍正四年（1726年2月2日－1727年1月21日）9月25日，廣東方面再次責令香山縣立即撥備撈繒船兩隻、西瓜扁大船六隻赴澳門催促麥德樂使團一行人等儘快到省。稱“此係現奉差人，坐催急迫，該夷目毋得仍前玩視觀望，遲延幹咎，慎速須牌”。其同行張安多稱：使臣足疾，稍愈即帶表文方物，擬於九月初旬赴京。 《1726年香山縣正堂促麥德樂啟程信牌》，載《葡萄牙圖書館檔案館藏中文文獻：1726—1855》第2冊，第24—27頁。

清嘉慶元年（1796年2月9日─1797年1月27日）9月25日，香山知縣李德輿諭澳門理事官：現在需購洋煙，送候上用。諭到，即便購覓頂上洋煙10辣，二煙30辣，每辣洋煙分用小瓶裝貯，務於月底趕辦，交來差齎省，以便備用。《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上冊《香山知縣李德輿為飭購辦鼻煙以備上用事下理事官諭》，第186頁。

清嘉慶六年（1801年2月13日─1802年2月2日）9月25日，英國商船“費爾（Fire）”號由亞美尼亞人船長德林克沃特（J. Drikwater）指揮下從馬德拉斯塔抵達澳門。施其樂：《珠江三角洲的巴斯客商》，載《文化雜誌》第59期，2006年。

清嘉慶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9月25日，夜三更時，英國水手亟力在龍嵩廟前合盛番帽店門口與葡兵罷畏知、咖厘時鬥毆，亟力被罷畏知、咖厘時同時用鳥槍戳傷身死。經澳門總督及理事官查驗明白，已將亟力屍體葬於水坑尾門外，查獲罷畏知、咖厘時二人系大炮台之駐兵，並將其收禁，照例辦理。《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香山知縣馬德滋為飭據實稟報西洋兵戳死英國水手事行理事官劄》，第723頁。

清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9月19—26日，河南唐縣人陳保祿（Paul Tch'en）、江西龍泉人羅清漢（Florian Lo）、河南南陽人靳天西（Jean-Baptiste Kin）、河南確山人白若翰（Jean Pé）、湖北鄖陽人艾彼得（Pedro Ngai）及艾彼得的兄弟Mathias Ngai等6人入澳門聖若瑟修院學習方立中：《1697—1935年在華遣使會士列傳》，第566—567頁。

清道光八年（1828年2月15日─1829年2月3日）9月25日，澳門同知鹿元宗發布告示，要求當地華人居民不要向花王堂附近的房屋亂擲石塊，不要為爭取早些開關而滋生事端。城門都是早晨5時開啟，晚上8時關閉，鑰匙由議事會保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42頁。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9月25日，法國遣使會士安若望（Jean Henri Baldus）神父抵達澳門，不久進入內地傳教。樊國陰：《遣使會在華傳教史》，第148—149頁。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9月25日，在花王堂大門之外的火災現場，華人和葡萄牙軍隊發生了一次嚴重衝突。住在棚屋中的窮苦華人認為其所居棚屋是被葡萄牙人縱火焚燒的。因為每當葡萄牙軍隊出現時，棚屋就會發生火災。華人忍無可忍，將一名葡兵打成重傷。葡兵因此開槍，打死三人，打傷了一些人。10月1日，有華人試圖扒竊一個葡兵時，結果導致另一個本地人送了命。兩天后，一名葡兵也被人殺死。華人群情激昂，為安撫人心，軍民府和香山縣發出兩份非常理性的告示，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Chinese Repository, Vol.12, No.10, pp.555—556.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月15日─1848年2月4日）9月25日，香港英軍總司令德忌笠（D'Aguilar）少將訪問澳門。亞馬留放出風聲，稱此次訪問的目的在於制定一對付清軍入侵的共同防務政策。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91頁。

咸豐六年（1856年2月6日─1857年1月25日）9月25日，1844年9月20日從印度政府分出來劃歸澳門政府的帝汶和索洛爾政府從即日起重新劃歸印度政府。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28頁。

1856年（清咸豐六年）2月23日，葡萄牙汽輪“Queen”號裝運了150箱鴉片從香港駛往澳門，途中被20餘名中國乘客發現，而後將船劫持。9月25日，帝汶和梭羅重新劃歸葡印總督管轄。12月26日，香山縣令發佈公告，禁止澳門的中國人及其鄰近居民去香港謀職，嚴禁向香港供應燃料。

清同治八年（1869年2月11日─1870年1月30日）9月25日，“賈梅士”炮艦在海軍少校格雷戈里奧．里貝羅指揮下前往老萬山強盜島（Ilhas dos Ladrões）搜索前日下午攻擊北日爾曼聯邦（Confederação Germânica do Norte）“阿本拉德（Apenrade）”號船的海盜船，結果未能發現任何海盜蹤跡。但在28日凌晨，在磨刀門（Broadway）水道附近，抓獲了一艘受到風暴襲擊的海盜船。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76頁。

光緒十四年（1888年2月12日─1889年1月30日）9月25日，澳門議事公局給葡國國王上書，抗議總督高若瑟解散議事公局。民政署案卷R組第344號（A.H.M），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54—255頁。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9月25日，《鏡海叢報》報導，日前接里斯本來電，敕令國課官阿圖爾‧伯波沙（Arthur Tamagnini Barbosa）及大書院（即利宵中學）主講高斯華調離澳門。伯波沙卸任之事，則與全澳商民控其“有利皆興，無財不擴，自授此官，計將十稔，增益餉儲，何可勝算”的“絕流而漁”的斂財政策有關。伯波沙離澳後赴印度果阿，仍任國課官之職。《鏡海叢報》1895年9月25日《黯然銷魂》及1895年9月18日《論國課官》。

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9月29日，制定“澳門公共圖書館”規章，由土生人士利馬（Mateus António de Lima）任首任館長。10月，孫中山在廣州發動反清武裝起義失敗後，前來澳門並經土生葡人飛南弟協助逃亡海外脱險。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1月22日─1899年2月9日）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25日，康有為逃至上海，致電澳門《知新報》的陳繼儼、劉楨麟、何連旺，囑其救護家人；又電托陳子褒雲衢書屋、萬木草堂，囑其立即移家澳門。同日，康有為家人登上前往澳門之船。後何連旺將康有為父親及康有為夫人接到澳門居住，其母稍後亦從港到澳。日本駐香港領事上野季三郎（ぅえの すえさぶろぅ）報告稱：“住在廣東的康氏家族，先前已逃至澳門，現在來到當地的有康氏之母與異母弟兩人。又康氏門生約二十人，在康有為達到的前三四日，已來到當地避難。”《鄭觀應集》下冊，第1166—1167頁；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第13章，第397頁；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第792頁稱：“十四夕，到香港，有霈四弟來見，知家人已澳，而老母未來，憂思甚矣。十五日，張夫人自澳來見，知母適從澳到港。”1898年10月1日上野季三郎致大隈重信，《外務省記錄》，l-6-1-4-2-2，光緒二十四年政變，第3冊；轉自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第794頁。

《知新報》第一百期刊登《以六君子殉難日為記念會啓》、《俄皇夫婦將見英女皇》、《酌裁電報公司價值》、《論考求儀器以助測驗》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陳芳，字國芬，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僑領、糖業鉅子。 父親陳仁昌在澳門經商，家境頗富。母親曾氏。陳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秀才。陳14歲時，父親去世，家道逐漸中落，之後，陳隨伯父陳仁傑到澳門、香港學做生意。陳仁傑在香港經營中西土特產。1849年，陳仁傑準備運一船貨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陳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陳和堂兄協助伯父處理完這批貨物，伯父就回國。陳卻愛上了這塊土地，決定留在這裡大展拳腳。他勤奮努力，不久學會英語。他先在貝爾街開設一間店鋪，銷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貨物，小店鋪一開張，生意興隆。1851年，陳與同鄉程植合股開辦新店鋪“芳植記”，它坐落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業旺地。“芳植記”開張那天，轟動整個檀香山。鋪面採用中式風格，紅色大門前面兩根圓柱上掛著兩個大紅燈籠，兩扇門上貼著鮮艷的門神，貨物擺設沿襲著廣府人開架賣貨的習慣，貨架上擺滿了精絲、瓷器、茶葉和香料等各種各樣的中國貨，生意一開始就紅紅火火。 陳用7600美金買來一艘舊帆船，起了一個新名字“中國夾克號”。他有了“中國夾克號”，極大地降低營運成本，“芳植記”商品價格隨之降低。1855年，美國國慶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處飛舞著美國人慶祝的煙花，一把大火點燃了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業區店鋪，“芳植記”變成殘垣斷壁。許多不明身份的人闖進“芳植記”搶劫，警察懸賞200美金緝拿打劫者，沒有下文。何魁趁機捲走“芳植記”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蹤了。火災後第三天，陳讓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瓊‧布斯的酒吧，重新掛起“芳植記”的招牌，將倉庫裡的貨物全部搬出，擺滿所有貨架，儼然火災根本沒有發生。這一招，穩定了所有債權人的心。陳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銀行找朋友克拉克貸款，登上“中國夾克號”，直奔香港採購。依靠捕鯨船長們仗義相助，“芳植記”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約四點，陳推著一輛手推車，車裡裝滿了金燦燦的金銀幣，上面甚麼遮蔽物都沒有，大搖大擺地走上街頭，把鋪子裡收入的金銀幣送到銀行裡。陳富有的名聲，一時間傳遍夏威夷每一個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陳以1368美金拍下羅奈爾得遺孀那棟精緻小巧的珊瑚石別墅，“芳植記”搬到珊瑚石別墅經營。陳在大島繼續從事土地投機生意，他把朱麗亞那個牧場周邊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後，他到裘蒂博士家裡鄭重向朱麗亞求婚。裘蒂博士雖對華人懷有歧見，但不敢當面拒絕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麗亞，請陳先建造一棟夏威夷最豪華的別墅。1856年，陳在檀香山市富人區努亞大街買下一塊地，請人設計圖紙，大興土木幹起來。他一直尋求機會醞釀成立一個華人社團，檀香山華人對陳的提議都表示贊成，華商們決定搞一場以華人名義舉辦的慶賀舞會，大家踴躍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華商會正式在檀香山註冊成立。 5月23日，陳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國籍。5月28日，陳和朱麗亞‧克納‧弗爾威斯爾小姐結婚，史密斯牧師擔任證婚人，婚禮在努亞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裡舉行，婚禮一切從簡。1857年8月1日，朱麗亞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請遺產繼承。七天後新任大法官麥克比因作出最後裁決，裁定朱麗亞獲得父親三分之一的遺產，現金3881美金；獲得母親三分之一的遺產，是大島希洛鎮海邊的一個牧場。這個牧場正是陳所購土地包圍的那個牧場，這些土地聯結為一塊完整約5000英畝的地塊。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華人獨立經營的機器榨糖工廠“國芬製糖”正式開張。“國芬製糖”的工人工資比當時白人製糖廠高出30%。陳和劉禾林本來在夏威夷華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優厚。“國芬製糖”很快就招夠工人和技師，熱火朝天地幹起來。“國芬製糖”成為陳在夏威夷經商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標誌著陳成功地邁進他夢寐以求的製糖業，開創事業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帶著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個小夥子特別醒目，第一個叫程利，是程植的一個堂侄；第二個叫盧嶽，是香山縣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個親戚；第三個是王貴，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鄉。都在老家做過乾貨鋪。陳與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讓盧嶽留在“芳植記”給程植當幫手，王貴被安排到“國芬製糖”。1864年，美國南北內戰促使夏威夷蔗糖業騰飛。三年來，夏威夷年食糖產量飛速上漲了16倍，並徹底改變了夏威夷的商業結構，甘蔗園經濟成為支柱的產業。陳進入製糖業掙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產，而是通過壟斷運輸實現的。三年壟斷運輸，為他積累38萬美金的巨大財富，把事業推向另一個高峰。 陳決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島經營甘蔗園事業。達莫專程從三藩市來到檀香山，想與陳一起投資甘蔗園。陳和達莫在檀香山市註冊合股的通用商業公司，兩個好朋友各佔一半股份，陳出地，達莫出資金，準備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達莫從德國訂製的榨糖機從三藩市運回來，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機在大島希洛鎮新甘蔗園調試完畢，讓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園主們羨慕不已。除這套五萬美金榨糖機外，達莫又拿出十萬美金，一共15萬美金成為他在通用商業公司的股本。陳把自己大島上的土地劃出約3000英畝，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資，剩餘3000英畝土地暫作牧場，作為新甘蔗園的預留土地。陳將自己這個甘蔗園命名為“皮皮艾克”，以單個甘蔗園面積來說，皮皮艾克農場位列夏威夷農場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陳回到檀香山一個月後，在以華商為主體的夏威夷手工業者行會的會議上，陳當眾宣讀一份由全體華商簽名的“告夏威夷公民書”。這是夏威夷歷史上華商第一次有組織地集體告白，它向全體夏威夷人提出華人對勞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議，反映這個正在崛起群體的潛在力量，這是華人力量在政壇上的第一次鄭重發聲。這份告白書旨在通過改變勞工制度，取消對華人的政策歧視。同年底，陳以26萬美金，拍下卡伯瓦農場。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亞報》以“糖王加冕”作為顯著標題，詳細介紹卡伯瓦農場拍賣的過程。從這一天起，陳的“糖王”稱號在夏威夷被叫了起來。 1870年度，夏威夷總商會出版商業年鑒，評比出夏威夷實力最強的八大企業，“芳植記”和通用商業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閎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後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陳帶著長子陳龍提前幾天到達三藩市，入住“皇宮大飯店”。容閎在“皇宮大飯店”第一次見到了陳。 陳比容閎大三歲，兩人初次見面，但經唐氏兄弟介紹，互相早有耳聞，相談甚歡。陳放心把陳龍交待給容閎，自己回到檀香山。陳龍連考四門功課，成績優異，順利考入耶魯大學。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鐵工廠發生工人罷工，給複雜的政局增加不少紛擾。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發生，巴特親自主導，要求農業協會以團體會員的身份，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以加強夏威夷總商會的行業領導和協調能力。夏威夷總商會涵蓋夏威夷九大類行業商會，同時吸收華商會和智利商會參加，一個覆蓋面廣的商業組織，卻受到夏威夷最有實力的商人組織農業協會的抵制。但這次，農協不能不給內閣面子。大衛斯沒有辦法，點頭允諾農協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並答應推舉一人出馬競選本屆總商會會長職務。農業協會七人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推薦人竟然是陳。1873-1878年，陳擔任五年的夏威夷總商會會長，圓滿地協調各種經濟糾紛，起草制定大量的行業規則，贏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認同。 1874年8月，陳帶著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負責籌款。展望美夏貿易互惠協定實施在即，王國的財政收入屆時會有大幅增長，但眼下政府大舉建設，急需大量資金支持。陳到達三藩市，達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來與陳秘密洽談。這批富豪開礦發了大財，四處投資。陳三藩市一行，共籌得400萬美金的鉅款，圓滿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陳回到檀香山後，著手幫助準備卡拉卡瓦國王年底的訪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國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熱烈的歡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庫伊農場準備出售。卡波庫伊農場有超過4700英畝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數得上的大農場。卡拉卡瓦這次要把它當作第一筆酬勞，來還陳在兩次大選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沒想到，被陳謝絕了。陳不願意這樣操作，一方面這種私下交易會對國王的聲望有損，另一方面也損他糖王的聲譽。之後，陳從香港調集大筆資金，為保險起見，再度與達莫兩人聯手，準備參加卡波庫伊農場的競拍。陳與達莫以46萬美金鉅款，拿下了卡波庫伊農場，使他的蔗糖事業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陳接到三藩市華埠中華會館的信函，要他務必於7月25日前到達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國駐華公使的陪同下，陳蘭彬一行抵達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華會館組織的盛大歡迎儀式。在陳的力陳下，陳蘭彬答應在檀香山設立一個領事館，條件是他必須出任領事一職。 1877-1878年，中國北方發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災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災民多達兩億，死亡人數高達1300萬。陳認捐了5000美金，折合約7000兩白銀。根據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賑荒歉”、“其捐銀子千兩以上者，請旨賜建‘樂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縣恭常都黃茅斜村陳家大院裡矗立起一座“樂善好施”牌坊，這座由陳灼父（陳芳二兄陳國禎的長子）委請當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為花崗岩建造。可惜，這座牌坊在“文革”期間毀於紅衛兵之手。 1879年是陳來到夏威夷第30個年頭，成為夏威夷響噹噹的“糖王”。拋開“芳植記”不計，僅三個農場每年給他帶來收益高達30萬美金，在他名下的這三個農場資產超過260萬美金。 6月21日，時值王國樞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額，樞密院共45名委員，其中上院15名委員為國王任命，卡拉卡瓦當政時期，只有貴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職務，同時也是國王用來晉升貴族的特權。陳以其顯赫的社會影響、不容爭辯的商業地位和無可挑剔的品行，贏得樞密院現任委員的一致認可。樞密院通過後，國王卡拉卡瓦當天簽署命令，正式任命陳為樞密院委員，從此，陳成為夏威夷貴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對陳的任命下來了。陳蘭彬把畢業後留在駐美公使館協助他工作的陳龍找來，指示陳龍把這個任命通知夏威夷駐美公使艾倫。同年耶誕節，老農協會員們為了慶祝陳榮膺貴族稱號，在市政廳舉辦盛大的慶祝舞會，夏威夷名流爭相參加。接著樞密院舉辦的慶祝舞會，國王卡拉卡瓦到會致辭，對陳的貢獻表示嘉獎。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國三角黃龍旗在陳的努亞別墅升起，這棟別墅被他用作夏威夷華人商會的辦公地址。儀式結束後，三藩市領事館派來的特使朱國君，在陳的陪同下，到王宮裡覲見卡拉卡瓦。陳出任首屆商董，中國駐夏威夷商務代辦處開始正式工作，聘用一個翻譯和一個秘書，經費由陳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華商會的基礎上籌建華人聯合會。第二項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華人權利的問題。3月17日，陳蘭彬親自簽署任命陳為夏威夷首任領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車送到三藩市領事館陳樹唐處。陳樹唐趕快先寫信給陳，要他好好準備一下，並說大家隨後乘船趕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龍旗再度升起在努亞別墅，陳身穿滿清官服，仰望著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陳出人意料地辭去清廷駐夏威夷領事一職。程利接任領事一職，駐節華盛頓的新任中國公使鄭藻如批准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陳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庫儀農場的股份轉賣了出去，這一舉動震驚夏威夷商界。他把價值106萬美金的股份出售給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這筆交易中，只有70萬美金用現金支付，其餘36萬美金置換了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合股的一個農場。這個農場位於考愛島，歸於“朝蘭利服記”名下，程利和盧嶽將分期償還這筆錢給陳。陳用70萬美元現金用來購買香港道格拉斯火輪公司的控股權。這次投資戰略調整，一方面為了繼續減少白人和美國政府對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陳有意加大對香港投資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發了大水，百姓流離失所。陳遠在檀香山，聽到消息之後，捐贈3000兩白銀寄回國內，給朝廷賑災。這一次捐助報送朝廷後，光緒皇帝賜贈石牌坊一座，以示褒獎。1886年底，在黃茅斜村陳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樂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陳龍搭船從大島趕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發作，猝死於船上。 消息傳來，陳徹底被擊垮了。他萬念俱灰，下定決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農場的一半股份，以90萬美金的價格賣給達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後由朱麗亞承擔全部的商業風險。達莫派人來管理卡伯瓦農場，陳心裡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萬美金留給朱麗亞和孩子們；剩餘的40萬美金轉到了香港，陳先後投入東亞銀行的資本300萬美金。 陳回家鄉後，他又買了30多畝良田，加上原來的義田，共有60多畝，建立社學，好讓村裡貧困的孩子們能夠讀書。陳買回來兩部柴油發電機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戰前夕。他從澳門買回來水管，從村邊鳳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裡，過濾成自來水後讓村子裡的鄉親飲用；整治村容，修築道路，在村子裡挖了兩口大池塘，種植椰子和檳榔樹，給村子修築炮樓等。同時，他捐銀給地方政府。這年，陳以長孫陳永安的名義為陳龍請賜建“急公好義”牌坊，位於兩座“樂善好施”牌坊的旁邊。 陳投資擴大義學，創辦女子學校，開創香山縣的先河。1891年發生水災，沖毀了香山縣十幾個村莊。他拿出7000兩白銀捐給香山縣衙用於賑災；接著捐獻4000兩白銀，用於修築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為香山縣境內最早的公路。這一系列善舉，被香山縣衙呈報兩廣總督衙門，總督衙門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陳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陳家大宅建設完成主體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風格一體的建築；2006年被評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今成為國內外遊客赴珠海旅遊的首選景點。[2] 1906年9月25日，陳在家鄉去世，終年81歲。葬於梅溪。[3] 陳芳娶有兩位妻子，生育子女18個。他與元配妻子李杏兩子：長子陳龍（1852-1889）、三子陳賡儒（1863-1918）。他與第二任妻子朱麗亞‧費耶韋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兒長女愛米蘭（生於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於1861年）、四女茱麗葉、五女瑪莉亞、六女伊莉莎白（生於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愛麗絲、九女海倫、十二女梅拉茵等；兒子：次子陳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於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於1875年，出生個一個月夭折；五子阿爾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後，藉著傑克‧倫敦的小說《陳阿芳》，陳芳成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檳王朝的風雲激蕩和一代糖王的傳奇經歷，連他後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國人的好奇，從1964年起，在美國百老匯上演的歌舞劇《12個女兒》，講述陳家的故事，這個歌舞劇連續上演30年，歷久不衰。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之際，評選了200位影響美國歷史的外籍人士，陳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陳芳回到家鄉定居後，來到澳門經營生意，以其傳奇的經歷和雄厚的財力引起澳門華夷各界廣泛關注。[3]據說，1891年夏，陳芳來到興記酒店住宿，當時酒店洋經理見他是華人予拒絕。陳芳一怒之下，要求買下酒店，當時適逢酒店準備放盤，開價三萬英鎊，且限三天交款。兩天後，陳芳從大西洋銀行開出一張三萬英鎊的本票將興記酒店買下，並將興記酒店改名為“澳門酒店”。此舉轟動了澳門，當時被港、澳、滬多家報紙報導。 1902年5月，“澳門酒店”以二萬澳門元的價格出讓給法莫爾（W. Farmer）先生。[5] 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歡迎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陳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於曹善業、柯六、林含蓮、王棣等知名華商。可見，陳芳在當時澳門的影響之大。 除投資火輪業、酒店業外，陳芳對廣東政府及華人事務亦頗為關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經澳中紳商捐資修建，以便往來，香山人陳芳首捐洋銀兩千枚。近已竣工，計用料費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費用，陳芳捐款過半。 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廣東政府“籌借民款，藉助軍餉”，“其澳門一埠，則有富商報捐候選道，香山人陳芳報捐候選知府”。[6] 陳芳在澳門開辦牛奶公司，引進荷蘭牛，開創澳門養殖荷蘭牛的先河，生產加工牛奶供應澳門市場外，他每天派人運送牛奶回家鄉，供鄉親飲用。[7] 次子陳席儒專門從香港給父親買了輛雙排座的“奧茲莫比爾”牌汽車，這輛汽車為黑色木製車身和車輪，車輪外包著橡膠輪胎，車燈是煤油燈，喇叭需要用手使勁捏。陳席儒買這輛汽車是當時最昂貴的汽車，價格是6700美金。這輛汽車是澳門歷史上第一輛汽車。[1] [1].劉雲德、徐煒：《陳芳傳記》，載“珠海梅溪牌坊＂網，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頁。 [3].《珠海歷史名人——陳芳》，載“珠海政協＂網，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紳：《陳芳傳奇一個華商家族的百年神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頁。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頁。 [6].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9-180頁。 [7].李蒲彌：《回歸後的澳門發展與粵澳關係研究》，香港：香港漢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頁。

民國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9月25日，因澳門、氹仔、路環簽鋪票承充人李賀、李重違反合同，澳門政府遂將合同註銷，其交存國庫擔保銀192067元充公。鑒於此，再將澳門、氹仔、路環開收簽鋪票生意招人承充，承充期自1914年10月1日至1919年9月30日止，每年繳餉仍為58200元。《澳門政府憲報》1914年第35號，第412頁。按：《澳門政府憲報》1914年第39號第47頁稱，10月28日，在澳門、氹仔、路環開收簽鋪票生意暗票招人承充，其日期為1914年11月1日至1919年10月31日。直至1915年1月25日，澳門政府再將澳門、氹仔、路環開收簽鋪生意招人承充。 (參見《澳門政府憲報》1915年第3號，第40頁。)

民國七年(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9月25日，澳門立契官阿爾費雷多．李盧(Alfredo Pinto Lello)當選為澳門選區議員，接任之立契官為達米昂．羅德里格斯(Damião Rodrigues)。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民政管理檔，第552號卷宗，第S-P號文件，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120-121頁。

1960年9月25日，賈梅士博物館向公眾開放。

傅漁冰，浙江省杭州市人。澳門浸會會佐。 漁冰自小在杭州接受教育。1925年，他來到澳門，在浸信會熱心事主，被按立為會佐，經常代表教會出席全國和兩廣浸會聯會。[1] 1937年9-11月，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獨力組織五期籌款活動，舉行遊藝和乒乓球賽、義演、義舞及勸銷國旗國花等籌得現款五千多元。首期籌募，各界踴躍購買門券，收到社會熱心人士的慷慨捐助，如傅漁冰和梁潔英夫婦、陳章唐和李淑顏夫婦、蘇無逸和陳紫英夫婦等殷商各捐結婚戒指一枚。[2] 1946年，漁冰被兩廣浸會聯會推選為培正培道校董，為教育事業貢獻力量。 1953年，因學校需要，校董會聘請漁冰兼任澳門培正中學義務校長，對學校發展貢獻良多。同時，他是板樟堂精益眼鏡公司的老闆。[3] 1963年，漁冰向校董會請辭，全家遷居香港。 1982年9月25日，漁冰在香港去世，終年81歲。[1] 1928年，傅漁冰在澳門與梁潔英女西醫結婚，生育兩女五子。 1952年，傅漁冰的女兒傅忠愛與滕近輝結婚，子孫十多個。 滕近輝是山東青島人，字懷智，畢業於國立西北大學外文系；1950年，在英國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神學院畢業；是一位資深牧師，著名神學教育家、書法家、音樂家及神學教育家。他擔任美國華人宣道會主席、《生命季刊》顧問、著名華人教會牧者、“驅動差傳事工”的先鋒。擔任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榮譽主席及榮譽牧顧長、宣道會北角堂榮譽顧問牧師、牧職神學院講師、世界華福會國際會榮譽主席。宣道會北角堂現時是香港宣道會中最大的教會，每主日崇拜人數超過五千人。[4] [1]《先賢小傳》，載“培正學校同學會＂網，2013年4月11日，http://www.puiching.org/database/whos_who.htm。 [2]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30頁。 [3]鄭振偉：《鄺秉仁先生與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51頁。 [4]《滕近輝》，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5日，https://zh.wikipedia.org/zh/%E6%BB%95%E8%BF%91%E8%BC%9D。

1986年9月25日，亞太小姐參選佳麗澳門一天遊，在葡京酒店大門口拍攝大合照。

1986年9月25日，亞太小姐參選佳麗澳門一天遊，在銅馬廣場拍照。

1993年9月25日，香港演藝界群星來澳參與支持中國減災扶貧義演，掀起澳門減災扶貧運動高潮。

1993年9月，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協助“澳門支持中國減災扶貧新娘感動委員會”主辦的各項活動。

1993年9月，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協助“澳門支持中國減災扶貧新娘感動委員會”主辦的各項活動。

1999年9月25日，候任特首委出特區行政會10名成員，除5位司長外，另有吳榮恪、唐志堅、梁慶庭、馬有禮及廖澤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