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2月14日─1620年2月3日）7月22日，金尼閣在歐洲時，遍歷意、法、德、比等國，其主要目的是招募往中國傳教的傳教士和募集圖書，共招有22位教士7000餘部書籍，於1618年4月16日從里斯本出發，與德籍耶穌會士鄧玉函（Jean Terrenz）同船，於本日抵達澳門。他招來的22位傳教士，後來到中國傳教者僅8人，其中6人死於途中，包括他的胞兄埃利•特里格（Elie Trigault）及堂兄若翰•阿爾伯里克（Jean Albéric），還有6人留在了印度。而7000部圖書抵達澳門後，最初幾年暫存澳門，後逐漸分批帶進內地。北平北堂圖書館之西文藏書，其中最早一部分即來源於這7000部書。據金尼閣稱，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因為船上有636人，而僅有50人死於途中，這主要歸功於同船前來東方的名醫鄧玉函神父。據葡文史料掌故，鄧玉函到澳門後，被派分管仁慈堂轄下的貧民醫院、聖保祿學院診所和藥房及麻風病院，並兼任聖保祿學院教師，教授醫學、哲學和數學。鄧玉函在澳門除了救治病人和認真教學外，還帶領亞裔修士進行學術研究，還在澳門茨林圍（Pátio do Espinho）創設“人體解剖工作室（當地稱為‘㓥屍房’）”。鄧玉函在澳門解剖的第一具屍體，是逃難來澳並參加過大三巴營造的日本神父Ymexie的遺體，這是西方醫學家在中國進行的第一次人體解剖。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118—119頁；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第179—181頁；Amaro, Medicina Popular de Macau, p.664, 轉自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第41頁；金豐居士：《仁慈堂老人院，劏屍房改建百事吉昌》，載《新報》2008年10月9日。

崇禎三年（1630年2月12日─1631年1月31日）7月22日，禮科給事中盧兆龍再次上疏要求停止調遣澳門葡兵： 頃見演炮西夷，彎弓佩刀於帝都之內，實懷叵測之憂。故具王者，有必勝之兵，一疏大意，謂制勝自有長策。西洋異類不可引入中國，窺我虛實，啟彼戎心。且輦轂重地，招聚多夷，萬一變生意外，事關非細。而禮臣徐光啟隨具聞言，內省一疏，娓娓數百言，其大旨若為紅夷澳夷分順逆。又鰓鰓然為澳夷計，保全謀久遠，何其深且切乎？然與臣所謂罷止續取之差，以杜內釁者。固相背而馳，非對針之語也。澳夷即假為恭順，豈得信為腹心？即火技絕精，豈當招入內地。據光啟之疏，謂閩廣浙直尚防紅夷生心，則皇居之內不當慮澳夷狡叛乎？舍朝廷不憂，而時憂夷人之不得其所，臣所未解之。即其總括之兩言：曰紅夷之志欲剪澳夷以窺中國，此言似矣；而曰澳夷之志欲強中國以捍紅夷，則是堂堂天朝必待澳夷而後強。臣前疏所謂笑我中國之無人者，此類是也。火銃可以禦敵，未必可以滅敵，而謂欲進取於東，問罪於北，此三百人可當前鋒一隊，臣未敢輕許。盧兆龍這一次攻擊的對象是徐光啟，質問徐光啟關於葡萄牙人效忠於中國而荷蘭人不效忠中國的斷言為何會有人相信。葡萄牙人過去幾十年的所作所為沒有向中國證明他們的信仰之美好。他也無法看出一隊洋人士兵如何在短短一年時間內拯救中國。他還指控徐光啟為何站在葡萄牙人的立場，為葡萄牙人辦事。《崇禎長編》卷35，崇禎三年六月辛酉。蔔正民：《早期耶穌會與明末疆界：中國人尋求和解之道》，載卓新平主編：《相遇與對話：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第19頁。

崇禎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國商船到達澳門附近的麥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門區三灶一帶），當時澳門的情況十分微妙，儘管英國同葡印總督締結條約中允許英國商船來澳門，但由於當時澳門的繁榮全賴於葡萄牙船隊的往來貿易，澳門議事會考慮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堅決反對英商進入澳門參加對華貿易。故議事會採取種種方法拖延時間，阻止英國商船進入內港。英國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門總督邀請若翰．威德爾上校及隨行英國商人進入澳門。7月15日，若翰．威德爾不顧澳門葡人的阻撓，率領商船離開澳門，直奔廣州，在珠江口勘查廣州河口水道，並找到了虎門入口，還調查了珠江口明軍防禦力量。但是廣州官方聲明：英商不得在澳門貿易。7月22日，英國商船返回伶仃洋。7月29日，若翰．威德爾再次率領船隊向廣州進發。8月6日抵達珠江口，當時廣東官員要求等待上級批復，但是若翰．威德爾沒有等待中方批覆就率領船隊駛進內河，向廣州挺進。8月6日，澳門選出四位助理與議事會解決如何對付澳門海岸出現的4艘英國船的問題。8月12日，中英展開炮戰。僅僅半個小時，虎門炮台陷落。英軍登陸佔領炮台，繳獲44門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隻漁船。8月15日，若翰．威德爾派魯賓遜、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與通事番禺人李葉榮（Pablo Noretti）一起去廣州談判通商。到達廣州後，受到廣東總兵陳謙的熱情接待，“紅夷到日，即入總府。見萬眾喧囂，即發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葉榮帶來海道副使鄭覲光和廣東總兵陳謙的一封信，稱：廣東給英國人在國內買賣任何商品的自由，並指定三處為英船的停泊所，還指定由李葉榮為經紀人，派兩三個人到廣州準備購辦貨物，並請求英國人將明方的炮和船放還。若翰．威德爾滿意有關安排，立即將炮及帆船放還。8月24日，李葉榮返回廣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魯賓遜3人陪同前往。他們攜帶西班牙銀元22000八單位雷阿爾（Reais-de-oito）及兩小箱日本銀，其中10000送給官員們，其他用作投資。到廣州後，購買白糖1150擔、糖米50擔、米85擔、酒100壇，並住在華商揭邦俊家。後在琶洲處被明方捕盜船抓獲。[11]8月30日，若翰．威德爾命令船隻前移兩里，到達大虎島。[12]9月6日，若翰．威德爾接到澳門總督與議事會的書面抗議，要求英方退出中國海域。若翰．威德爾卻依仗李葉榮背後的關係表示反對。[13]當時，兩廣總督張鏡心督促廣東總兵陳謙出師浪白，9月10日，副總兵黎延慶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對英船進行攻擊，“打死夷人數名”。[14]9月26日，若翰．威德爾將船隊退回伶仃島。27日，船行至距離澳門4里格遠的地方。然後，船隊委員會向澳門葡萄牙人投遞了抗議書，闡述了對在果阿和澳門遭到冷遇而不滿的理由，指責澳門葡人向中國縱火船提供軍需和裝備，對扣押英人一事他們要負責。澳門葡人拒絕承認。[15]同時，張鏡心又實行“檄道廳親至澳門宣示漢法，以法繩澳，以澳驅紅，節節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廣東市舶司會同香山縣差官及駐澳提調、備倭諸官下澳，傳喚議事會理事官、通事、攬頭到議事會宣諭，要求澳門議事會理事官戎貓州弗黎廚（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攬頭呂沈西及通事劉德來廣州調停處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幾名澳門葡人前往廣州調停中英關係。10月18日，召開了一次會議。當時會議試圖迫使英商達成以下協議：即刻退出廣州，永不再來；對中方給予此次在此經商的特權，應先付給酬金28000雷阿爾。但是，英國商人表示反對。[19]在葡人的調停下，廣東方面將英商及其款項、貨物全部發還，並完成了他們的貿易。11月22日，中英雙方簽訂貿易協定：“允許（英商）自由經商，擴大貿易，長久居住，但英方每年應繳付（中國）皇帝2萬兩白銀及4門大鐵炮和50支毛瑟槍。”11月26日，英商離開廣州，回到碇泊澳門的船隊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譯為橫琴島，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為“麥子山”。葡語及英語文獻中均有出現。英語僅見於《芒迪遊記》，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為西班牙語，意即“堆”。西班牙語也有Monte，且與葡語同意。顯然，芒迪將Monte誤作Montón。有人稱芒迪懂葡語與西語，不知所據。僅此一例可知其西語水準實很低劣。否則不會將Monte與Montón混淆。葡語中，有圖示[圖載“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據圖，Monte de Trigo為今三灶島，但航海資料的文字涉及則是指三灶東側一小島。“沿著高瀾山航行，可見一圓島，然後在它的盡處又可見一更長、形成圓灣的大島。再前面是4個小島，共中之一便是稱為Monte deTrigo的又圓又高的島嶼。（Ms. Cadaval 972, f. 95v°）”這一“又圓又高的島嶼”之漢名暫缺。無論準確度還是可信度，航海資料均高於圖籍。前者成於明末，後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圖示，不很準確。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8—19頁。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門》，第51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19頁；劉鑒唐、張力主編：《中英關係繫年要錄13世紀—1760》第1卷，第116—117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4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揚帆直入銃台，兵放銃堵禦，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徑入，泊回原處，打壞小料船一隻。”中英雙方記錄差異甚大。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1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李葉榮帶夷目二人進省”，又稱“帶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稱“舊澳夷通事李葉榮往諭，隨夷目二名進省投見”，又稱“紅夷頭目三名僱船一隻”，又稱“其前後羈留夷人五名內，查三名的係頭目，一名噧呾纏，一名毛直纏，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則無名可查”。噧呾纏，應即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應為蒙特尼之弟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纏則應為魯賓遜的譯名。可知，他們三人應是分兩次進入廣州的。[10]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3《參鎮壓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2]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3]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4]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5]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24頁。[16]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1《報鎮將驅逐紅夷疏》。[17]此處理事官葡文名字據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來，但與“戎貓州弗黎廚”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9]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20]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

崇禎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7月22日上午，澳門總督派人告訴在澳門的英國人，說根據中國方面的消息，“安妮（Anne）”號在廣州處境險惡。然而當晚，“安妮”號從廣州返回澳門，帶回來的卻是截然相反的好消息。他們同時從一些中國人口中得知葡萄牙人把英人說成是海盜。Peter Mundy,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 p. 175.

康熙三年(1664年1月28日－1665年2月14日)7月22日，施萬奴出任澳門總督。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214頁。

康熙三年(1664年1月28日－1665年2月14日)7月22日，果阿安德烈•雷依斯(André Pereira dos Reis)任艦長的“聖彿蘭西斯科(S. Francisco)”號大划槳帆船來到澳門，帶來阿豐索六世(Afonso VI)的信。在澳門市民中宣讀此信後，極大地鼓舞了澳門市民的士氣，澳門議事會亦將此信的內容告訴中國人，讓他們知道葡萄牙新君即位，果阿戰船抵達澳門，葡萄牙與荷蘭講和，又與英國聯姻。讓中國人產生一種擔心，歐洲人企圖聯合起來佔領中國。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106.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1月31日－1700年2月18日）5月6日，申狄高（Diogo de Melo Sampaio）被任命為澳門總督。7月22日正式履任。申狄高到任後，看到澳門炮台破損嚴重，而大炮多數品質很好，保存完整。於是，申狄高下令重修媽閣炮台。他與議事會關係亦不融洽，他上任後不久就宣佈該年的議事會選舉無效。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158; 雷戈（António da Silva Rego）：《澳門與巴西的直接關係：一個不可實現的夢想》，載《文化雜誌》第22期，1995年；高美士（Luis G. Gomes）：《澳門歷史年鑒》，第6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69頁稱申狄高1700年8月5日就任澳門總督。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1月28日－1703年2月15日）7月22日，施基拿再次擔任澳門總督職務。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70頁。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2月3日－1708年1月22日）7月22日，德國人龐嘉賓、比利時人衛方濟（François Noël）從歐洲返抵澳門，同船抵達的還有八名耶穌會士，計有波希米亞人石可聖（Lépold Liebstein）、瑞士人林濟各（François-Louis Stadlin）、奧地利人麥思理（又譯梅若翰，Jean-Baptist Messari）、法國人德瑪諾（Romain Hinderer）、意大利人孔祿食（又譯孔祿世、孔路師、公類思，Louis Gonzaga）、波蘭人白若翰（又譯台維翰，Jean-Baptiste Bakowski）神父、葡萄牙人魏哥兒（又譯隨彌嘉，Michel Viera）修士及不知國籍的利奧定。1707年7月22日抵澳門的10位耶穌會士是據費賴之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和榮振華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各傳及《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兩廣總督趙弘燦等奏報粵東地方年成並查有新到西洋技藝人等情形折》第72頁等資料考證而成。

康熙六十年（1721年1月28日－1722年2月15日）7月22日，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麥士里菲爾德”號抵達黃埔。先是，公司董事部於本年貿易季度派4艘船前往廣州，為了進一步加強統一管理，讓到達廣州各船上的大班共同組成一個聯合管理會。廣州管理會成員為12人，主任為納塔尼埃爾．托里阿諾（Nathaniel Torriano），副主任為約翰．霍斯莫登（John Horsmonden）。“麥士里菲爾德”號抵達黃埔12天後，其餘3艘船亦同時到達。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63—164頁。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2月16日－1723年2月4日）7月22日，孤女曼達雷拉．科蒂尼奧（Mandalena Coutiniho）結婚，婚禮在仁慈堂小教堂舉行。仁慈堂主席賈修利主教給她200兩白銀作為嫁妝。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512.

雍正元年（1723年2月5日－1724年1月25日）7月22日，葡印總督命令，撤銷文奴爾澳門總督之職，由文彌壬接任。文彌壬於同一天在大炮台按照慣常禮儀第二次就任總督。澳門議事會致函葡印總督：如果再不撤換文奴爾，葡萄牙人都會離開澳門，他們已經決定逃脫文奴爾專橫暴戾的魔掌。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07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59.

雍正十一年（1733年2月14日－1734年2月3日）7月22日，英國東印度公司“康普頓”號、“溫德姆”號、“奧古斯塔斯王子”號三船抵達廣州黃埔，由4人組成管理會，以維吉科特•特納(Whichcott Turner)為主任。管理會在各船抵達黃埔前，發佈一項重要命令：先是“溫德姆”號和“康普頓”號運載鴉片往中國貿易獲利，之後凡是經聖喬治(S. George's)要塞開來的船隻，經常帶鴉片到中國出售。因為雍正帝嚴厲禁止鴉片，發現運載鴉片，船與貨同時沒收，而且將購買鴉片者處以死刑。故此管理會命令，不准上述船隻攜帶鴉片進入中國。這是英國對華貿易史上第一次記錄在中國販賣鴉片的情況。 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14頁。

乾隆十七年（1752年2月15日－1753年2月2日）7月22日，澳門總督美露要求議事會運來火藥，因為大炮台的火藥儲量已經不多。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48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460.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1月29日－1760年2月16日）6月24日，清政府明令規定對外貿易只許在廣州一口進行後，英國東印度公司並不甘心。經過精心策劃後，決定繼續派船北上，遂於6月13日命洪任輝率英商12人乘坐一艘三桅小洋船“皮契”號離開澳門，於本日又一次駛入定海。浙江地方官遵照諭令，不許英船去寧波，命令他們返回廣東。洪任輝拿出準備好的呈文，要求浙江官員幫助上奏朝廷，並以此作為同意回粵的交換條件。接著又繼續北上，直奔天津。7月18日，船抵大沽口，揚言要告狀申冤。7月22日，直隸總督方觀承呈報乾隆帝，並遞上英商呈文，其控告內容為：1.粵海關勒索陋規，且年年遞加；2.不許夷商稟見海關監督，使下情不能上達；3.資元行商黎光華拖欠貨銀5萬餘兩不還；4.夷商隨船所帶日用酒食器物來回重徵稅銀；5.夷商往來澳門，吏胥勒索陋規；6.勒補平頭，庫平之外每百兩加平銀3兩；7.保商制度弊端甚多，夷商吃虧受累。控告主要對象就是粵海關監督李永標。呈文還稱，僅去年一年，有六艘英船遲阻，就多費銀達4000餘兩。乾隆帝接到狀詞，馬上派遣給事朝銓帶同洪任輝會同福州將軍新柱赴廣東查辦，並將李永標撤職，家產全部充公。並下令“規禮名目，一概刪除”，對黎光華所欠之銀亦查沒其財產予以歸還。對於闖入天津告狀的夷人洪任輝，“外借遞呈之名，陰為試探之際”，並“勾結內地奸民，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情罪難於寬貸”。“因系夷人，姑從寬在澳門圈禁三年，滿日後逐回本國”。故宮博物院編：《史料旬刊》第4期《浙江定海鎮總兵羅英笏奏英吉利船已回廣東摺》。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天津鎮總兵昌福奏聞英商赴天津海口呈控粵海關監督李永標情形折》，第313—314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303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直隸總督方觀承奏報英船駛至海口請求赴京訴訟情形摺》，第314—318頁。故宮博物院編：《史料旬刊》第4期《新柱等奏審明李永標各款折》。故宮博物院編：《史料旬刊》第5期《新柱等奏曉諭各番商折》。《清高宗聖訓》卷199《嚴法紀》，第10—11頁。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2月4日─1773年1月22日)7月22日，澳門的荷蘭人報告，他們期待自己的商船“林斯堡(Rynsburgh)”號運載一批由亞美尼亞人伊格納歇•納西索(Ignatius Narcisus)帶來的丁香抵達澳門。一周以後，該船兩名水手游泳到了澳門，說船已於7月17日在南海沉沒。如果伊格納歇•納西索沒有給貨物買保險，那他就血本無歸。施其樂、范岱克：《追尋澳門亞美尼亞商人的足跡》，載《文化雜誌》第55期，2005年。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2月12日─1783年2月1日)7月22日，方濟各會第三教團在寺教士湯士選(D. Alexandre Gouveia)被選為北京主教。他於1751年8月2日出生於埃武拉。1782年12月16日行按手禮，1783年2月7日，在當時屬里斯本郊區的特雷拉斯“天門聖母修道院”由彿蘭西斯科• 亞宋生(Francisco da Assumpção)教士為其加冕。兩位原澳門主教巴爾托羅梅烏•雷伊斯和佩德羅薩•吉馬良斯出席了冊封儀式。湯士選精通數學，當清廷要求精通數學的葡國人接替傅作霖(Félix da Rocha)時，他獲選。先是，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一世得知乾隆宮廷急需西洋科技人才時，本已決定派遣葡萄牙王家科學院創始人若奧•彿斯蒂諾(João Faustino)赴華併入清宮供職。但聽到北京教區主教意大利奧斯定會士安德義(J. Damasceno Salusti)於去年9月去世的消息後，遂決定改派方濟各會士湯士選赴華，出任清宮的曆算家，又可以擔任北京主教，可以擔負起葡萄牙王室賦予他的政治與宗教的雙重使命，並保護葡萄牙在澳門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79頁，第180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ulo; ⅩⅧ, p. 620.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2月3日─1792年1月23日)7月19日，一艘屬於享利•考克斯(John Henry Cox)先生的英國雙桅帆船“諾特卡(Nootka)”號抵達氹仔錨地，它運來8000張海獺皮。22 日，“諾特卡”號懸掛英國國旗，企圖駛入黃埔，但該船“沒有正式入口執照和懸掛英國國旗的准許證”。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504頁。

清嘉慶十六年（1811年1月25日─1812年2月12日）7月22日，多貝爾（Dobell）船長駕駛的一艘美國雙桅帆船“氣精 （Sylph）”號從麥士拿到達澳門，據說載有土耳其鴉片，在中國市場上出售。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159頁。

清嘉慶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7月22日，澳門第十八號“弗浪斜·朥呢勞”額船，裝載海參、洋錫、檳榔子等貨，返回澳門。它於5月5日，自小西洋國開行，6月5日，駛至嘛喇呷洋面，遭風漂流，7月7日，寄碇福建塔仔腳洋面。但在福建時，該船番官嘫嗎喇在舟次報稱船主系咹白唎咬，在澳門報稱咹哆哖（António）；船上人員在澳門報稱44人，而在福建則報稱220人。對於這些不符情形，香山知縣馬德滋下令澳門方面查清，以防止作弊。《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知縣馬德滋為催飭查遭風飄至福建洋面小西洋船商梢名數與原報十八號船不符事下理事官諭》，第256頁。

清道光八年（1828年2月15日─1829年2月3日）7月22日，澳門議事會理事官若阿金·維加發布告示，禁止在屬於安東尼奧·佩雷拉（António Pereira）洋房附近建造垃圾屋，認為它將會成為流浪漢的聚集地，從而對周圍居民造成損失。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42頁。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6月22日，英國艦船48艘、士兵4000餘人抵達澳門附近海域，整個澳門都震動了，南灣的住戶們對巨輪“內梅西斯（Nemesis）”號的出現感到震驚。23日，查爾斯·義律寫信給澳門總督，稱“英國臣民有權得到澳門葡萄牙當局提供的有效和公開承認的保護，依照港口章程存放英國貨物。根據葡萄牙與英國訂立的一般條約規定，英國軍艦有權駛入葡萄牙的一個殖民地港口，以及享有一個友好國家的部隊和臣民在中立港口經常行使的一切權利”。而且他“已決定布置一批部隊靠近關閘，以便制止中國海陸軍部隊在這一附近地區集結”。澳門政府在英國艦隊強大武力的威懾之下，為自身利益計，公開實行“中立”政策，聽任英國官兵和商民出入、居住澳門，屢次保證他們在葡萄牙國旗下的人身安全。7月22日，一份鼓動粵省軍民人等有捉獲英人者予以賞金的告示，被澳葡當局認為有損其中立而被迅即撕下。《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第661頁。Chinese Repository, Vol.9, No.4, p.239. John 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 Vol.1, p.387—388.

關閘馬路，原名蓮花莖。明萬曆時，華官於此築關閘門以限華夷。及清季澳葡强佔關閘門後，修築關閘門以南之蓮花莖，稱之爲關閘馬路。蓮花莖本迺我國中山縣境通往澳門之唯一狹長沙隄。據《澳門紀略》釋云：“前山出南門不數里爲蓮花莖，即所謂一徑可達者。前山澳山對峙於海南北，莖以一沙隄亘其間，徑十里，廣五六丈。莖盡處有山拔起，跗萼連蜷，曰蓮花山。莖從山而名也。”薜馧之《澳門記》又云：“自香山縣鳳棲嶺迤南，凡一百二十里至前山，又二十里爲濠鏡墺。未至澳六七里，山嶄然，斷亘沙隄如長橋，曰蓮花莖。”攷蓮花莖。，初時不過如一條窄長石壆，縱貫於海灘與沼澤之間，如塘基小路，故明朝以前，稱之爲塘基路。迨至明朝中葉，稍事增修，使如石磯然，故又稱之爲橫石磯，更有稱之爲礬洋石及高沙者，要皆以其爲黝砂赤石積成者也。又按梁廷相之《夷氛紀聞》有云：“入香山縣隘道曰橫石磯，設有關閘。”以上皆爲古時蓮花莖之别名種種也。關閘馬路，因築有關閘一度，故名。關閘有古關閘門，與今西洋關閘之分。攷古關閘門迺明朝萬曆二年（一五七四）中國人所建者，作中國城樓式樣。城牙如排齒，分向兩旁斜下，漸與地平，成一通道，可以直上城樓。城樓分三楹，飛檐翠瓦。樓前懸一額，題“孚威鎮德”四字。樓下正中開一大門，可啓閉。據暴煜《香山縣誌》云：“萬曆二年建閘於蓮花莖，設官守之。每月六啓閉，文武官會同驗放，廣肇南韶道馳符封閉之。”又據《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亦云：“一六七四年，中國當局靠土腰最窄處——蓮花莖，築起一道高牆，中間留一大門，門上置有崗警，大門每五日開放一次，除規定時間外，門上貼有六道封條，樓上所寫之中國字是孚威鎮德云。”按以上所説一六七四年，實迺古關閘門重修年份之誤。據阮元《廣東通誌》稱：“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知縣申良翰修，增建官廳於傍，以資戍守。”蓋關閘門增修後，入門通道兩傍，各建官廳兵營一所，是稱關閘汛營。樹有圍杆兩枝，高插霄漢；瀕水濱處，更築有鈍錐形之小石室三間，是爲哨兵之守望站。防兵由前山營派兵駐守。《香山縣志》載稱：“關閘汛，在本營南一十五里，把總一員，分防兵六十名。”曩時關閘馬路上之古關閘，其門楣上原有石額一方，刻“關閘門”三字，所以榜斯門也，人皆稱之爲關閘。龔翔麟《珠江奉使記》有云：“澳門在香山縣大海中，忽起一石埂，廣十餘丈，長六里許，首尾相屬不斷，如蓮之有莖，中途饔城名關閘。”關閘又稱官閘，中國史書常見之。以其爲官方限制夷糧之要隘，故昔日常關閉，惟至清末弛禁，迺常開耳。據張甄陶《澳門圖記》稱：“由寨而東十五里爲官閘，設把總守之，爲民夷出入要隘。明制每月六開關，支給夷人米石。給訖，仍閉關。今常開，惟不許夷人闌入，他皆不禁。”關閘或有書作關牐者，見林則徐《會奏巡閲澳門情形摺》：“自縣城南行一百二十里，曰前山寨，設有海防同知，暨前山營都司駐劄。再迤南十五里建有關牐一座，駐兵防守，爲扼吭拊背要區。”更有稱關閘爲朱砂關，或飛砂關者；按祝淮《香山縣誌》有云及紅黑海及朱砂關者：“紅黑海在澳門關閘，其沙隄長十里，廣五六丈。隄之西則水色清碧，隄之東則浪湧紅黃，故俗有此名。而關以南，其沙隄之色微黑，又與關内赤砂，截然判分。”又讀鍾鳳石《澳門雜詩》有“大島飛砂出”句。其註釋云：“澳門一島狀如蓮花，香山盡處有路名關閘沙，直出抵澳，若蓮莖焉。其兩傍内外洋水分二色，内紅外黑，亦曰紅黑海，中有關，曰飛沙。”關閘，自昔又稱爲濠鏡墺關，蓋曩日華官自香山縣境南巡，逾此關即抵濠鏡墺，澳夷必在關前作官式迎迓。猶憶清初康熙二十三年，廣東總督吳興祚巡狩至澳，有《抵香山縣捨舟從陸經翠微邨前山寨官閘口至濠鏡墺遍觀炮台及諸形勝薄暮留宿》詩一首，備述經官閘（即關閘）而來，澳葡官兵在關前迎迓之恭順情狀，以及澳門當年之景況，皆值得我輩一讀者，茲特錄之於後：“參差車馬赴朝霞，山勢逶迤路轉賒，徐行緩轡一回首，城郭依稀塔影斜。馬蹄踏碎草頭露，巖壑微茫幾重霧，斷橋東向曉鷄啼，煙起山根變蒼素。嶺外雲深抹翠微，翠微邨外落花飛，負販紛紛多買客，辛苦言從墺裡 歸。前山寨接官閘口，鬼子來迎羣稽首，自從逆寇逞狂瀾，蕪草涼煙斷行走。天威赫赫靖妖氛，海宇欣然瞻慶雲，年來花柳失春色，春色於今倍十分。迴環島嶼如鱗次，昔日腴田荊棘蔽，從茲萬姓感皇仁，老幼扶攜返邨肆。煙鎖雙成峙炮台，神威八面一時開，聲洪百里憾山岳，始信鯨鯢不敢來。蠻鄉别是一風景，危樓海岸波摇影，落日千家打暮鐘，令人不覺發深省。南望蕭疎十字門，青山雙畫兩眉痕，波斯未至珊瑚杳，維舟空載月黃昏。黃昏月上鳥桕樹，繩床瓦枕留客住，明日還看九里香，春風春雨寧相妬。”古關閘門，迺中國官吏所建以限澳夷者，原屬香山縣境之閘門，故中國古籍稱澳門在關閘外，而華官赴澳，謂之出關焉。當清朝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欽差大臣林則徐偕同兩廣總督鄧廷楨，爲禁煙事蒞澳巡閲，澳葡官兵嘗在關外列隊恭迓，見林則徐及鄧廷楨上道光皇帝之《會奏巡閲澳門情形摺》云：“臣等因驅逐英國住澳奸夷，由省移駐香山。遂於七月二十五日自香山起程，二十六日清晨統領將備管帶弁兵整隊出關。該夷目𠼏𡂪嗎哋唦率領夷兵一百名迎於關下，兵總四人戎服佩刀，夷兵肩鳥槍排列道左，隊内蕃樂齊作。俟臣等與衛行過，兵總導領夷兵蕃樂隨行。至新廟（即蓮峰廟），夷目具手版禀謁。命之進見，該夷逸冠曲身意甚恭謹……”又據《林則徐日記》所述出關巡澳事稱：“二十六日已未，晴，卯刻由前山南行十里曰蓮花莖。蓋澳門是三面當海，北面一山峙於海中曰蓮花峰，山下長隄一道，北通前山，如蓮莖然，故名。於莖之中間橫築垛城數丈，以界華夷曰關牐，設弁守之。出關牐則有夷目領夷兵百名迎接，皆夷裝戎服，列隊披執行輿前，奏夷樂導引入澳。過望廈村，有廟曰新廟，祀關聖。先詣神前行香，在廟中傳見夷目，與之語，使通事傳諭，即頒賞夷官夷兵……”是次欽差大臣林則徐出關巡澳，是以主子身份曉諭澳夷者也。關閘，扼蓮莖之隘，據濠鏡之險，惟前臨大洋，岸闊難守。鴉片戰役時，英軍屢欲俟機偷襲，嘗[口糸][口氏]隙登岸，焚燬汛牆官署。幸林則徐設防周密，屢將之擊敗。據鮑正鵠著之《鴉片戰爭》紀云：“道光二十年八月中，侵略軍進攻澳門附近關閘一帶，林則徐、關天培督水陸兵勇，猛烈回擊，接仗七八小時之久，侵略軍敗回外洋。”《香山縣誌》亦記載前些時將英軍擊敗情形云：“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二日未刻，英國華喻喻㖮等率三舨十餘，火輪船一，由九洋駛至澳門關閘，突然開炮，官兵迎擊，隨遁。易中孚率署澳門同知蔣立昂，香山縣丞湯聘三，由南而北；署肇慶協副將多隆武，督標副將波啓善，由北而南；署提標遊擊阮世貴等在中往來接應，惠昌耀率師駛至青洲，水陸夾擊，壞夷船桅柁，沉三舨數隻，夷兵墮水者藉藉。旋有夷船來助，香山水師兵丁羅名贊，曾有良，麥朝彪三人轟炮，連斃夷兵目一人，夷兵十餘人，夷船且戰且逃至戌刻向九洲洋竄去。檢獲夷炮彈大小二百餘，重十餘斤，或三十斤不等。官兵死六人，壯勇死三人，波啓善水師守備陳宏光面目俱傷。署香山縣知縣吳思樹聞夷欲犯前山，即帶鄉勇至前山策應，僱繒船八隻堵御内河隘口。林則徐隨添設各路兵共八千名，屯澳夷船隨竄磨刀及伶仃洋。”又據《林則徐年譜》紀此事稱：“七月二十二日在廣州之英艦向關閘一帶炮台攻擊，越數日又至礬石赤灣等處，均經公及關天培督兵勇禦退之。”關閘馬路原爲昔日澳葡兵頭亞馬勒，於一八四八年擅由澳古城牆之水坑尾門起，築路直達關閘門前之一部份，當時所經龍田、望廈村地、鑿山開路，毁墳滅骨，且在蓮峰廟傍蠻石上，刻徽誌年，村人殊深恨之。後卒釀成轟動一時之沈米案件，詳載中國典籍，曾附錄本文之“澳城記”及“龍田村”各章中，兹不復贅。只就葡人朱薩士之《澳門史》所記此事略譯如左：“事前，亞馬勒兵頭由副官隨侍，乘馬緩轡，慢踏沙於關閘路上，歸途，距關閘約三百步處，方給錢與一常向其討乞之丐婦後，離數步，即遭一中國青年以竹竿橫擊馬前。正驚怒一回顧間，猝見七名預伏青年，各持短刀向之突襲，迺急以口含轡，用其唯一之獨臂拔槍自衛。但已來不及，爲左右所砍傷，與副官同墮馬下。副官以輕傷逃脱，遺下亞馬勒獨自挣扎，終於整個頭顱從下頷頰骨被人斬斷，且將其唯一之獨臂亦斬去云。時在一八四九年八月廿二日黃昏。”所以後來澳中有一句俗語駡人爲“斬牙較”，即指此事也。按當時手刃亞馬勒者爲沈米，餘夥即：郭金堂、李保、張新、郭洪、周玉、陳發等。後清廷卒坐沈米於法，葬前山西門城下。昔丘逢甲有哭沈烈士詩云：“誰報兇酋發塚冤，寶刀飲血月黃昏，要攜十斛葡萄酒，來酹秋原壯士魂。”道光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黃昏，澳督兵頭亞馬勒被龍田村農民沈米狙殺。事後第三天，澳葡軍曹未士基打，帶兵向關閘汛營進攻。據朱薩士之《澳門史》載稱：“亞馬勒兵頭被殺後之第三天，中葡局勢緊張起來，關閘汛營之滿清守兵，深恐失卻眼前虧，遂作軍事上之自動撤退。澳門朱士基打軍曹迺率兵一百二十名，將關閘佔領，擄獲滿清守兵三人；同時更進攻北山嶺之拉塔山炮台，並向中國兩廣總督出抗議，要求交出兇手。”英、美、法等國侵略者，以爲有機可乘，亦假意同情澳葡，向中國發出反對暴行抗議書。據《滿清帝國國際關係史》載稱：“二十五日，由一百二十名葡萄牙兵組成之敢死隊，開出佔領關閘及中國軍防守之炮台。在前一天，香港總督般含爵士派兵出戰艦兩艘到澳門，並聯同美國代辦戴維斯、法國使節盧恩等，向廣東總督發出反對此次之中國暴行抗議書云。”當時美國派來兵艦一艘，但任香山方面之水路警戒，另一艘原泊在黃埔者，亦被派來威脅關閘。英方派兩艘兵船來澳，一爲亞馬松號，一爲米達號，意欲向庸懦之滿清趁火打劫也。古關閘門，原作城樓式樣，爲我國明朝官吏所建者。自從一八四九年，澳葡兵頭亞馬勒在附近被殺後，即由澳葡軍曹未士基打率兵將之佔領。迄至一八七零年，澳葡竟將古關閘門拆毁，另從新建成現在之關閘，自認以爲關界云。按楊文駿之“查覆澳門界址情形疏”稱：“一查蓮花莖有關閘一所，建自前明萬曆二年，爲防禦洋人要隘。嘉慶十四年立游擊專營，爲前山營添關閘汛，以把總一員駐防。後改都司專營，歸前山協管轄。道光二十一年新建拉塔炮台，將把總移駐炮台，仍兼管關閘汛務。道光二十九年，將該把總及炮位防兵退遷望廈村山後。其關閘汛牆，舖同治十三年被洋人毁拆，改建綠衣館，並設大關閘。竟將三巴門以北至關閘地方，自稱爲葡界。”關閘馬路上現在之關閘，迺一八七零年澳葡所建，故作凱旋門狀，誇耀戰勝滿清，並以紀念其兵頭亞馬勒及未士基打軍曹二人者。其門上刻有賈梅士之所謂名句一行云（A Pàtria Honare que a Pátria Vos Contempla）意即“爲國之光”。汪慵叟之《澳門雜詩》有詠關閘者云：“互市濠鏡澳，聿自嘉靖始。設關官守之，啓閉候符使。如何百年來，彼族頓增壘。旁行斜上書，突屼閘前峙。我來長太息，疇爲志疆理。”其自註云：“葡人毁舊關閘，建一新門，名曰鉢道沙高云。”昔沿蓮花莖兩傍之沙地，皆屬亂葬岡。黃沙衰草，荒塚壘壘，舊稱“高沙”。關閘以南，至蓮峰廟側，亦是墳墓重叠，碑碣縱橫。自從澳葡拆毁古關閘門，另建新關閘之後，迺迫令該段路傍之墳墓，一律遷徙。時之慈善機關代爲收拾骸骨，貯之金塔，移置於關閘之外。編明號碼，排列井然。以俟其子孫認領，法甚善也。當同光年間，正蠻夷猾夏之秋，中國人民到處爲鬼揶揄，且更辱及枯骨。據傳是時防守關閘之洋兵，常於無聊之際，互相競賽，以金塔練靶，逐個擊破，引以爲樂。久之，所有金塔，無一瓦全者。骨殖暴露，見者惻然，但亦奈何不得也。忽於某夕，閘上哨兵突見閘外遠處，隱隱若有無數持燈籠火把簇擁向關閘而來者，在黑暗中深恐是偷營夜襲。迺即召集衆兵，鳴鎗放炮以禦。詎知前仆後繼，徹夜不停，達旦迺止。若是者連續數夜，彈火虛耗，兵衆皆憊。聞是時適劉康善當華探目，因向華方訪查，俱云未有夜襲之舉，祗聞關閘連夜炮聲而已。因是奇之，咸認爲幽靈復仇也，於是不得不隨俗作法施幽，其祟迺止。此事雖屬荒誕，但按物理言，燐火夜燃，或可附會，即俗所謂鬼火也。時人謂此事爲“鬼打鬼”云。蓮花莖，爲澳門通往中山縣之要衝。沿關閘馬路出關閘，則漫漫長路，漠漠沙坵。行客負帶於途中，祭者哭拜乎道左，既鮮樹木，初乏亭蔭。倘遇風雨驟來，此身奚避；時或炎蒸烈曝，煩渴誰滋？鏡湖醫院值理迺於光緒二年，爲構茶亭一座於蓮花莖中，以地名故，顔曰蓮花亭。斯亭也，常備茶水，不受分文。環植榕蔭，遍置石几，方便行旅，坐卧由人。以故富者息鞭，勞者息擔，無分貴賤，廣庇大千，如是者日居月諸，歷有年所。迨至光緒末年，漸覺歲久失修，予行旅莫大危險，迺重修新建，並立碑垂後，以爲可留永久。孰料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寇陷中山後，兵燹變亂，亭亦遭毁。嗣和平後，該茶亭已蕩然無存矣。由是往來者無處暫息，慈善者有懷及此，而同善堂同人迺有募捐重建蓮花亭之舉。於一九四六年，大興土木，不日成之，且有爲蓮花亭徵聯韻事。曾記當年請錢二南評閲，入選者有：李仲明之：“此地毋忘陷敵時，佳蔭竟荒墟，滄桑層付漁樵話；斯亭重建中興日，嘉名仍舊貫，道弗無虞曉夜行。”陳清泉之：“銕嶺望前途，苦渴長程，茶飲一杯分道去；高沙臨要路，奔忙幾輩，亭堪小憩任人來。”鄭穀貽之：“東西南北，不斷奔波，無定識易入歧途，有靭力何愁長路；成住壞空，難忘歷劫，坐片刻且談往事，飲一碗並滌煩襟。”其餘恕不贅錄。澳葡自據關閘後，澳中之亂葬岡如沙崗及關閘馬路兩傍之墳墓，一律勒令遷徙閘外。當時鏡湖醫院爲同胞先塋及身後窀穸計，迺禀請香山縣府，撥出關閘以北之蓮花莖兩傍高沙地段，爲叢葬義地焉。高沙固屬舊墳地，自是更營葬纍纍。漫野荒煙，白楊衰草，一望無際。而蓮花莖本迺沙土孤路，殘碑夾道，青塚盈眸，倘在清明時節，細雨紛紛，則滿塗泥濘，倍覺行路淒涼也。鏡湖醫院同人有見及此，遂於興建茶亭之餘，且爲修築石路。據鏡湖醫院之舊碑碣載稱：嘗於光緒十五年，籌築高沙石板路，長凡一百有七丈，至卅二年，又再重修石路一次云。計鏡湖醫院所築之高沙石板路面，迺兩條石板並行，連續延展。由關閘外澳葡防地前起，直達北山嶺村口，長歷百餘丈。雖屬古式修路，而石塊平坦，行人咸稱便焉。高沙路面之石板，至日寇據三廠時，爲所竊掘，以築軍用壕壘。材盡未足，猶掘及墳墓之碑碣然。因而遺下沙丘起伏，誰塚莫辨。之子若孫，失卻祖塋者比比，皆受日寇之纍也！昔鮑俊之《行香子》詞有：沙關夕照句。而民初時梁哲士詠沙關夕照云：“關外斜陽一角留，纍纍青塚照人愁；瘡痍滿目生何樂？責任如毛死亦休！墦丐幾人驕妾婦，荒傖無個不公侯；百年富貴比優孟，誰是人間第一流。”道光二十九年，澳葡以亞馬勒事件，曾佔據關閘山外之北山嶺及垃塔山炮台等地。雖不久就退回關閘，但仍自認關閘外至山嶺一帶地區爲澳門局外地。且於光緒年間妄自安設街燈，增修營卡。嗣經蔡國楨同知派兵收復，據《清史稿》之邦交誌稱：“光緒十二年三月，葡人出關閘外設一路燈，又修復前山營廠卡，張之洞責令撤去。旋據澳酋照稱：關閘外至北山嶺中間一帶，向爲局外之區。建廠須兩國會商，非一國所能擅主，已照會鈞署云云。張之洞即致總署，謂條約載：未定界以前，俱照依現時情形勿動。自係指澳境關閘以内，彼所已佔者而言。同治元年，葡使來京議約，亦言關閘以外係華官把守，未敢侵及，從無局外之説。此次來文，實堪詫異，請折辯云。”是次交涉，雖將葡人舉動遏止。但該處究屬我國領土，後來我國在此增設汛房，而澳葡竟又阻我進行，爭説爲兩國公地。幸我國卒以武力收回，才定金甌。據《香山縣誌》載楊文駿《查覆澳門租界情形疏》稱：“查由關閘至北山嶺一帶，陸路約四五里。道光二十九年經葡兵侵入，認爲葡界。光緒十五年，署前山同知蔡國楨增設汛房。葡人照會爭爲兩國公共之地。後經蔡國楨派兵收回，常川駐守，禀奉核定歸中國管。”關閘，迺澳門陸路之出入門户。北通中山，可直達廣州而至各地。清光緒十三年時，清廷擬徵收洋藥（即鴉片）釐税，但思必須與澳葡會辦，始免走漏之弊。而澳葡則以修訂中葡條約爲辭，藉謀擴展澳區，後致諸多糾紛。至光緒二十八年，清廷與各國修改税則，葡使迺乘機請求修改新約。並爲繁榮澳門計，擬由關閘築一粤澳鐵路，直通廣州而與廣九鐵路駁軌，但清廷亦以要在澳内設立分關爲互換條件。後來葡使以議院未能核准爲詞，故清廷亦不准其在關閘修築鐵路。其經過情形，據《清史稿》載稱：“……初葡使面稱願將界務暫置不提，但求擴充商務。開具條款大要照分兩端：如應允改定税則稽徵洋藥税餉，在澳門設立分關，爲有益中國之款；在澳門附近任便工程，由澳至廣東城修造鐵路，爲有益葡國之款。王大臣等以澳門附近任便修造工程，仍慮暗侵界址，駁令先行刪除。設關一款札飭總税務司赫德核辦。鐵路一款，電咨前兩廣總督陶模，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分别核復。旋據赫德復稱：澳門設關，有稗税收，但章程必須妥定。陶模復稱：由澳至省修造鐵路，於地方情形尚無妨礙。盛宣懷復稱：造路於税務有益，必須由總公司與之定立合同，不必列入約款。王大臣等得復後，與葡使一再研商，將允造鐵路另用照會，聲明不入約内，葡使亦允從，遂與定議……葡使迭來商懇，以澳門設立分關，實有礙於本國主權，故議院未能核准爲詞：伏念葡國以和約未經與議，不認國修改税則，而要索澳門分設鐵路，與粤漢鐵路相接，是以外務部原議在澳門設關，以爲互換利益，今葡國以議院未能核准前約，已不廢而廢云。”經由澳門關閘通至廣州省城之粤漢鐵路，曾於清朝光緒二十八年，經中葡兩方商議組織鐵路公司合辦，幾將付諸事實之際，忽澳葡議院不允中國在澳門境内設立分關作爲互換條件，卒致功虧一簣，終成泡影。而澳門與中山縣屬陸上交通與運輸，遂仍滯留於徒步與負載之間。後延至民十六年（一九二七）迺有岐關車路有限公司之繼起。岐關車路有限公司，迺華資經營，由中山縣城石岐起，開築一行車公路，南達澳門之關閘，稱岐關公路。行駛運客汽車以溝通沿途各鄉之交通，而以澳門之關閘爲終點，是爲岐關通運汽車。後來岐關車路有限公司還投得澳中之巴士行車專利權，兼走澳中之媽閣至關閘路綫。直至世界第二次大戰爆發，欠缺電油供應，且日寇攻陷中山，岐關車迺迫得棄權停駛。解放後，廣中公路建築完成，由澳門關閘可乘廣中公路汽車直達廣州市，替代了當年未能成功之粤澳鐵路之任務，省澳行旅遂咸稱便焉。回憶岐關車路於一九二七年開幕時，曾由中山縣政治委員陳永安，香港總督金文泰，澳門兵頭巴波沙，及所謂澳門華人代表許祥等剪綵，蓋以爲該路足以促使中山縣境，及香港澳門之貨運繁榮云。攷岐關車路，南接關閘馬路而達澳市中心；北經拱北關，北山嶺，前山，翠薇，古鶴，而至蕭家村，則分爲東西兩幹綫：東路由下栅，翠亨，崖口，欖邊，大環而至石岐；西路則經三鄉，白石，虎爪，湖州，北台，恒尾等鄉，亦會於石岐也。故中山縣屬之出産貨物，多藉此車路以運輸於港澳及外洋。當抗戰期間，華南人口物資等疏散，亦賴此通道，其急逼情形，據汪憬吾之《微尚齋詩續稿》有《岐關車行》一詩，描寫盡緻。詩云：“西法汽輪通岈，濠鏡雷轉驚飛沙，風聲鶴唳尤紛拏；車中黃童白叟兼稚娃，駢首蠕動如穴𧉮，蹲伏更苦若井蛙。近自廣南鄉邑接小艖，遠或鄂渚湘水贛江來荒遐。羸骨垢面髮鬖髿，困餓不得食，衝寒莫週遮，兒啼婦哭呼孃爺。問胡擾擾奔麏䴥。爲言達官擁纛牙，戰略焦土摧枯楂。積骸成邱流血成川窪，賴茲軌綫達海涯，驅使謂他人昆脱網𦊕，堅壁清野古所嘉。先自糜爛其民奚爲邪？道旁病翁聞之長咨嗟！大地萬物皆空何有家，獨憐濟人區區岐關車。”又附引稱：“戊寅兵災，遠近災黎紛紛南來，輾轉由舊香山縣城附汽車至澳門及赴香港，晝夜奔馳，情勢慘迫。香山城土名石岐，南行一百餘里，經蓮花莖，山下有關閘。入關即澳門，往來稱岐關云。”關閘外之蓮花莖中，近北山嶺處，稱拱北口，有關卡焉，名拱北關。向爲清廷所設之徵抽税餉釐廠也。俗人多呼之爲三廠。三廠之設，大約始自澳葡佔領關閘之後。蓋從前澳門區域祗限於澳門街舊範圍，關前等地，原爲我國領域。當康熙時，開放海禁，夷舶市澳日衆。清廷迺在關前街設立一海關監督行台，及税館，抽收税餉。自從澳葡兵頭亞馬勒於一八四九年妄自宣佈澳門爲無税自由港，以與香港爭市場，竟封閉我税關，驅逐我關員。後來清廷爲國庫税餉收入計，迫得在關閘外設立拱北關。且自未士基打進攻北嶺後，毁我舊關閘門，另築新關閘，因是我國之香山門户，失卻防閑，不得不從速就簡，在拱北口另建竹閘，雖竹籬棚廠，聊駐戍兵，以資防守，以杜走漏。拱北關實不容缺也。解放之後，我國重視該關。迺拆去寙陋之棚籬，改建石屎之大廈。巍峨關宇，雄踞拱北，我國邊防從此無虞矣。昔商衍鎏探花嘗為詠關門云：“豈真一步限雷池，兩界居然判險夷，縱有雞鳴同狗盜，關門欲度竟難欺。”我國對拱北關之設防，清朝早駐重兵，民國以來，澳葡每於關閘前面防地，日漸北展。迨我國解放後，對閘前寸土，都不容或失。曾於距關閘十數武處，復立哨崗，以嚴界限。不圖澳葡戍守關閘之非兵，驕縱已慣，竟於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與我國哨軍發生衝突，連日接觸，至卅日半夜澳葡竟炮擊拱北，但我國迄未還擊，只有停止我國與澳門之水陸交通，約有兩月。後經澳人斡旋，登報道歉賠償了事。據當時之廣州南方日報嘗載稱：“……在一九五二年間，澳葡武裝部隊越過我前山警戒綫，並且向我方發炮開槍，傷斃我國人民，毀壞我方財物，經我們嚴肅對侍，才道歉賠償云。”又據一九六零年三月份香港星島畫報載稱：“關閘之邊區糾紛，卻有一九五二年那次“邊境事件”。起因由於中國衛兵與葡國非兵太接近，雙方言語不通引起誤會。是年七月廿八日，雙方衛兵小接觸，廿九日又再衝突，三十日凌晨三時，且有炮聲隆隆，其時駐澳葡陸軍司令為白志高炮兵中校云。旋得澳中人士斡旋，奔走往還，出入關閘凡二十餘次，歷一月之久，雙方始宣佈恢復交通。”以上所記，迺關閘與拱北之一段掌故，爰略述之耳。蓮花莖，東瀕大海，沿岸沙灘及海面防務，向屬香山知縣管轄。鴉片戰役初期，英艦常來騷擾，葡佔關閘後，更來往由人。光緒時，署前山同知蕭炳堃，以領土主權所有，豈容他人鼾睡，迺派兵沿岸清理，及常川駐守，海面則派兵船巡邏，雖關閘以南黑沙環一帶海面亦然。據《香山縣誌》載稱：“查關閘交界至前山一帶海岸，自光緒十三年始，由署前山同知蕭炳堃派兵駐守。”又稱：“查前山交界一帶內海及關閘交界一帶洋面，均自光緒十三年始，由署前山同知蕭炳堃，分派兵船駐防及巡緝。”自經蕭炳堃注意海防後，覬覦者稍為檢點。迨至民國，日久玩生，而在關閘馬路東面之海灘及黑沙環一帶海面，澳葡計劃興工填海及建築跑馬場地：致對中國之香山領海，不無逾越。民廿六年，中國派駐拱北關之團長吳炎山，以澳葡之填海工程有越界行動，曾強行制止，故該澳葡填海工程，嘗一度停頓。嗣經澳葡兵頭請其到署歷商，經過幾番樽俎切衷，始准其繼續完工，惟聲明與將來劃界時無干者云。關閘馬路傍之跑馬場，然後始得完成。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7月22日，澳門娼妓活動猖獗，她們足跡遍及城市各個角落，為此，澳門政府於本日頒佈告示對娼妓活動加以限制：謹此通告本城所有物業主，現有大批歐式或中式裝扮的妓女，不加選擇地混居在本城各處人家中間，打擾了街鄰四舍的安寧，破壞了豪門貴族的正派名聲和社會公共道德。故本議事公局為消除這種應受指責之奇怪之舉，規定除燒灰爐和瘋堂兩地外，所有向這些妓女出租其他地方房屋的物業主，必須在自即日起的20天之內，令她們全部搬離。違者以及今後再有向妓女出租兩地以外房屋者，將被課以罰款。澳門檔案館AH/LS/565, FL. 42V，轉引自伊莎貝爾．努內斯（Isabel Nunes）：《舞女和歌女：澳門妓女面面觀》，載《文化雜誌》第15－16期，1993年。

咸豐十年（1860年1月23日─1861年2月9日）7月22日，氹仔卓業和堂值理宋德祿以184兩白銀之價向嚴茂雲購入氹仔田畝一段，折合7兩1畝，由香山縣鈐印編號立契。咸豐十年六月初五日卓業和堂買田契，轉引自鄭煒明：《氹仔路環歷史論集》，第30頁。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7月20日，在離島有一些為富家子弟開設的私立學校。然而，其他孩子卻無所事事前途渺茫。行政長官林慕士請求並說明建一所學校的必要性。7月21日，由於總督離任，輔政司噶哋‧喇啞以賈拉沙總督的名義於7月22日向海島市行政長官作了答覆，但於次日才批准該項建議，同時說明在市財政方面會得到支持。這樣，便批准建立兩所學校，一所在氹仔，另一所在路環，以便讓“交不起學費的窮家子弟接受中文教育”。該意見受到歡迎。但由於沒有漢語編寫的“葡萄牙歷史”，該計畫在當時不可能實現，因而最大的願望就是只能為中國孩子提供葡萄牙語言和文化教育。8月4日，路環小學為26名中國男童開學。作為海島市政府所在地的氹仔首先在路環建立學校，這種情況十分罕見。8月21日，為華人男童設立的氹仔小學落成並接收25名學生。該校未能像路環學校那樣獲得居民捐贈，因此市財政除每年撥款75元為經費外，還得購置用品和傢俱。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26—227頁；Manuel Teixeira, Taipa e Coloane, PP. 98—105.

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7月22日，一名婦女要求批准在氹仔開設一間妓院的申請遭離島行政長官拒絕。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42—243頁。

光緒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7月22日，奧地利弗蘭斯‧費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王子殿下訪問澳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73頁。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2月4日─1906年1月24日）7月22日，葡萄牙國王頒佈法令，成立華政廳學校（Escola do Expediente Sínico），培養能夠使用官話和廣東話的翻譯。這是澳門成立的第一所正式的翻譯學校，後定名為澳門華語學校。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136.李長森：《百年搖籃，樹老花香——澳門理工學院中葡翻譯課程百年滄桑》，載《澳門理工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但Maria Manuela Gomes Paiva, Encontros e Desencontros da Coexistência O papel do intérprete-tradutor na sociedade de Macau, p.9及吳志良：《序——翻譯的神話與語言的政治》（載《澳門政府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第7頁）均對1905年翻譯學校是否建立表示懷疑。

宣統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7月29日，澳督羅沙達卸任。9月22日，參謀部軍官馬奎斯（Eduardo Augusto Marques）出任澳門總督。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314頁。

民國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7月22日，澳門警署為華人警員開辦一所實用性的葡語學校。劉羨冰編著：《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志》，第70頁。

民國十三年(1924年1月1日─1924年12月31日)7月22日，著名土生葡人達米揚．羅德里格斯(Damião Maximiano Rodrigues)逝世於澳門。羅德里格斯1878年3月27日生於澳門，是一位熱衷於政治的共和派活躍分子，對於創辦政治性期刊興趣尤其濃厚，曾創辦《澳門土生週報》。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Ⅲ, pp. 260─262.

民國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7月22日，馬嘉禮總督卸任，任命巴波沙為澳門總督。31日，任命罏些喇海軍少將在巴波沙到任前出任署理總督。罅些喇上任不久，決定通知葡萄牙駐廣州領事，希望以改善澳門與廣州政治經濟關係為基礎言歸於好。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198頁；《關於澳門總督更換件》，載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下冊)，第2082頁。按：原文將“罏些喇”譯作“布蘭克”。

1928年（民國十七年）1月17日，有代表性的利為旅酒店開張。3月10日，澳門－石歧公路開通，全程約80公里。7月22日，“總統酒店”（2年後易名為“中央大酒店）開張。這是澳門第一座高層建築。初為6層，後加高至11層。7月27日，澳門空中電話線改為地下電纜。澳門與離島接通電話。8月8日，澳門供應飲用水公開招標。1932年6月4日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與市政廳簽訂專營合約。12月19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王正廷與葡萄牙共和國駐華特命全權公使畢安祺（João de Bianchi）簽署《中葡友好通商條約》及其6個附件。該條約從1929年3月27日起生效，但沒有提出澳門主權問題。總統酒店中設置的兩台電梯（每座可乘坐9人）、電影院及冷凍廠成為澳門一時新聞。

在澳門酒店中，新馬路新中央酒店大廈逾七十多年歷史，其規模曾是澳門首屈一指的大酒店，也是數十年前全澳最高的酒店，與同街的國際酒店互相對峙。 新中央酒店原名“總統酒店”，一九二八年七月廿二日開幕，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改名“中央酒店”，十多年前又易名“新中央酒店”，地下除大堂外，右側為錶行，左側及二樓為酒樓菜館，其餘各層為客房。該酒店大廈原來只有六層高，在當年來説已是澳門最高的大廈，由於業務需要及與鄰近酒店競爭生意，數年後擴建，增至九層，至一九四二年又續加至十一層，成為澳門最高酒店。在開幕時，因裝置全澳首座現代化升降機，居民好奇，前往嘗試乘搭，大排長龍，一時傳為佳話。一九三七年間，澳門富商高可寧、傅德蔭組成“泰興娛樂總公司”，在新馬路中央酒店、福隆新街今高陞酒家、高華酒店現址及十月初五街今中國國貨公司現址開設賭場，經營番攤、骰寶等博彩玩意。當年，中央酒店除住房部外，就是“泰興”在二、七樓開設的“濠興仕女娛樂場”，設施多樣化，有賭場、舞廳、遊樂場、台球室等，宣稱為“高尚娛樂”的“消遣勝地”；此外，地下、六樓及天台，分別開設西餐廳、酒樓及茶室。記得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一些畫家入住中央酒店，也會在住房那層樓舉行畫展，將作品懸掛在走廊牆壁上展覽，吸引不少愛好者前往參觀訂購。

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7月22日，總統酒店(President Hotel)正式開業，東主為何沖(Hee Cheong)總統酒店是澳門第一座摩天大廈，為一座6層高的西式建築物。酒店設置賭場，內設番攤和估骰台。這是澳門首家開設電梯的酒店，時人讚譽為“葡萄牙帝國最高的酒店”。飛歷奇：《澳門電影歷史：有聲影片時期(1930─1931)》，載《文化雜誌》第23期1995年。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222頁；按：飛歷奇前引文稱，總統酒店作為澳門第一座摩天大廈，“亦在該年(1928年─引者注)夏季開業”，與施自蒂前引書說法相仿。飛歷奇又稱總統酒店“在一個居屋不超過兩三層的城市，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那壯麗的景象在1928年4月21日成為‘祖國，的一個標誌”，此4月21日當指大廈落成之日。

新中央酒店位於澳門新馬路中段，與營地大街交界。原名總統酒店，1928年7月22日開業。1932年改名中央酒店，後加上"新"字。

民國十九年 (1930年1月1日-1930年12月31日)7月22日，香港與澳門之間開辦商業飛行。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40頁。

1930年（民國十九年）1月22日，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成立。7月22日，香港與澳門之間開辦商業飛行。

澳門私立鏡湖高級護士學校於1948年夏增設助產科，7月22日奉僑務委員會准予立案，校名更改為“澳門私立鏡湖高級護士助產職業學校”。 1949年春本院助產科正式開設，後因政局轉變，直至1951年2月16日獲北京中央衛生部批覆，學校申請所定之學制准予立案，並正式更名為“澳門私立鏡湖護士助產學校”。

李鎏先生為澳門跌打名醫，亦是武術界著名人物，曾擔任利盧體育會會長及澳門旅遊娛樂公司醫事顧問，其創辦的醫藥局在1960年7月22日於澳門沙梨頭海邊街三號開業，現今上址雖由其他商號經營，而在拉閘門上可見"李鎏跌打藥局"等字。圖為李鎏百勝油宣傳單，該藥油於1966年創製，宣傳單上標語生動有趣，除百勝油外，該藥局還供應風濕膏、鑣師丸及百應酒，並經銷港澳。參考資料：《旅遊娛樂公司聘李鎏為跌打顧問》，《華僑報》，1964年9月3日第3版；《李鎏醫師見症贈藥》，《華僑報》，1966年7月23日第3版

蕭桂添的澳門印刷紙業職工會會員證，編號為259。

廣東新寧（今台山）人。早年就讀於廣州大學法學院。1932年畢業後任執業律師。1933-1943年任職於國民黨軍隊，抗戰後期避居澳門，在筷子基居住多年。此後，在廣州大學、廣州法學院任教，兼任律師，曾任廣州律師公會常務理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任廣州大學法律系主任，中山大學教授；廣東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委員、律師協會常務理事、文史館副館長，中國書法協會理事及廣東分會常務理事，廣東省政協委員等。博學多才，詩詞、書法、篆刻、文物、考古等均有造詣。1989年7月22日病逝。著有《嶺南小雅集》、《歷代紀事詩選》、《鬼谷子本義》、《澳門史鈎沉》等。

行政長官7月20日頒佈批示，自7月23日零時至7月30日零時，除維持社會必要運作及居民生活所需的公司或場所繼續正常運營外，其他從事工商業活動的公司或場所，在遵守衛生當局的防疫指引要求的前提下可有限度運營，但托兒所、購物中心內不具有直接通往公共道路的出入口的店鋪，以及樓宇的室內裝修工程仍須暫停營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