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年（1863年2月18日─1864年2月7日）澳門政府下令拆毀原居留地的界牆以及水坑尾、三巴和沙梨頭三座城門，將澳門地界擴展到塔石、沙岡、新橋、沙梨頭、石牆街五村，並將這些村莊數百家民居納入澳門政府管治，還“設馬路、門牌”。厲式金：《香山縣誌續編》卷16《紀事》。

塔石，原稱“叠石”。因該處多花崗岩，古岫嶙峋，山石巉峻。在頸頭山處，舊有三巨石，堆叠如塔，天然生成，故人稱之爲叠石，俗稱爲塔石，該區以是得名。塔石區域，本指大炮台東北，舊夷城外之一帶地區。由水坑尾門外起，經荷蘭園、塔石波地，北至羅利老馬路止，而與舊日龍田村接壤，東至塔石花園，西至頸頭山，皆屬原來塔石地區。塔石，實迺舊時濠鏡墺中之一小村。當清朝咸豐末年，尚屬我國統治。至同治初年，才被澳葡佔領。據《中葡外交史》載稱：“及至清同治初，葡人自毁其圍牆，進一步侵入中國人居住之塔石、沙岡、龍田、望廈等七村。”又劇民國時，“省港澳人士勘界維持會代表，晉京向外交部呈明勘界事略文”云：“同治二年，葡人又佔塔石、沙岡、新橋、沙梨頭、石牆街等，是爲舊佔之界。”自從澳葡於同治年間佔領塔石後，開闢馬路，建築公園，拓展球場，案澳葡市政廳之《市街名册》區别之稱：“塔石，此名係指本市塔石街左右兩邊之區，此區大略以下列街道爲界：厚望街，羅利老馬路之一部份，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之一部份，及西墳馬路之一部份。”當塔石仍屬我國官兵管轄時，嘗於澳城門外，即水坑尾門口，（現在馬大臣街處），築有小石屋一間，作爲瞭望站，常川汛兵戍守。雖至道光廿九年，望廈之汛兵營移駐於白石村後，長時期仍由望廈更館遴派更練在此把守。迨至同治年間，澳葡自毁舊城界，拆蕉園圍之石門樓，築塔石花園（後改稱花士古達嘉瑪花園，或稱新花園）。憶《兩行堂詞鈔》有庚午中秋夕遊新花園詞一首，詞牌爲“定西番”云：“聞説澳城門外，侵佔地，又成園。且盤桓。今夜鏡湖月滿，三人生古歡。相信珠還有日，不孤圓。”澳葡後又鏟平頸頭山東面之斜坡，填高山麓之田野，闢爲塔石波地，即今之利宵球場，以爲蹴球及練兵之用，故當時又稱塔石操兵地，或曰青草地。蓋此一片廣闊土地，青草如茵也。汪慵叟嘗有詩詠之云：“昔有戲馬台，後址迺無聞。此地開廣場，草色春氤氳。鞠蹴亦古法，體育舒勞筋。樹的相督校，汗走猶欣欣。兵固不可逸，習勤豈具文。”《澳門市街名册》詳釋塔石波地云：“塔石波地，又名美上校操場。坐落在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與士多紐拜斯大馬路之間，及助學會街，與沙嘉都喇賈罷麗街之間，又名曲棍球場及助學會操場。有矮圍牆環繞，一端爲互助會會址。”塔石區，昔本有一小山，名頸頭山，或稱塔石山。其址即今之三區附近一帶，包括舊西洋墳場及監獄等地。該山雖不甚高，與大炮台遥遥對峙，如岡如坵，向北斜下，至羅利老馬路前止；西面斜坡，綿延至新橋接壤、東便即爲塔石波地也。該山頂端，有三巨石堆叠天然，舊稱“三叠石”，即塔石也。山之險，又有坑水雨穴，分築石圍欄兩道，斜向新橋方面而下，舊稱“丹坑渠”。山上各處，尚有不少中國墳墓，皆澳門及龍田、望廈等村人之祖先塋塚也。同治年間，澳葡既佔領塔石，到光緒末年，便欲開闢此山，遂有盡將山上之中國墳墓掘去之舉。據《香山縣誌•之紀事編》載稱：“光緒三十一年，夷人平毁塔石等處墳墓，投無主遺骸於海云。”澳葡既將三叠石炸燬，又將丹坑渠填塞，更將整座頸頭山鏟平，只餘舊西洋墳場及監獄附近一帶高地而已；後更開馬路，築洋樓，而頸頭山原來面目已泯滅淨盡。據《澳門市街名册》言頸頭山云：“頸頭山，此崗現幾已削平，内有聖美基墳場，原日伸展至監獄附近。該山因建築屋宇之故，幾被削平，實既不存，名亦遺忘。”塔石山上，有一西式墳場，此迺澳葡特爲當時澳中西洋人身故所設之埋葬地，西名聖味基墳場，而我國人則呼之爲西洋墳，及至近年，澳葡又在望廈另闢一新墳場，於是該舊墳場，遂改稱爲舊西洋墳以爲識别。自從道光二十九年，沈米事件發生後，澳葡直視塔石區爲其領土，故當時即在塔石山上，開闢西洋墳場，迨至同治末年，遂實行圍築短垣，並於場中，建築一所教堂，以爲供喪家彌撒之所，該教堂内，供奉一位天主教神像，名爲東方大天神，該神像威嚴肅立，足踏一魔鬼，一手握劍，一手持一天秤，意若公平審判善惡者，一如中國人所謂之閻羅王然。該墳場初時本來只許西洋人埋葬於此，後來漸許信奉天主教之華人教徒寄葬，今則中西人士皆可安葬其間矣，墳場中，墓列整齊，碑碣精緻，花木秀茂，地方潔淨，日常除來吊祭者外，亦有不少遊客來遊也，所以汪兆鏞之《澳門雜詩》中，有竹枝詞兼詠塔石之西洋墳者，其註釋稱：“西洋墳，冢石上皆刻文字，或琢石爲神像，或作十字架，形式不一，雕鏤精潔，時有遊人往觀。”其詞云：“紅毛白頭西洋墳，衰楊蕭瑟摇斜曛，從來墟墓足淒愴，何事遊客常紛紛。”

“十字雙門雨放晴，晚來無事得閒行，偶從白鴿巢邊過，坐愛牙琴舌撥聲。＂ “鴨綠鱗鱗細浪輕，垂楊深處釣舟橫，兩三蛋女團圞坐，背指鳳凰山月生。＂ 以上七言詩兩首，迺清朝嘉慶時，李遐齡之《沙梨頭海邊晚步》，見《勺園詩鈔》。 沙梨頭鄉，在濠鏡墺半島中。初本一漁村也，漁民蛋戶，羣聚而居，以其他瀕鏡海，背枕鳳凰山──俗稱白鴿巢山，便於舟楫寄椗，為墺中最古之鄉村。山麓水湄間，有“永福古社＂，聞始自宋代云。 自從清朝同治年間，澳葡佔領此地後，築堤闢道，現已洋樓相望，馬路交橫，大異疇昔矣。清季丘逢甲之《澳門雜詩》中，有感而詠之云： “五百年中局屢新，兩朝柔遠暢皇仁。自頒一紙蠲租詔，坐看江山換主人。＂ “遮天妙手蹙輿圖，誤盡蒼生一字租。前代名臣先鑄錯，莫將失地怨庸奴。＂ “不是花門也自留，中朝全盛有人憂。當時但笑書生見，非策方今見鹿洲。＂ “白鴿巢高萬木蒼，沙梨兜擁水雲涼。炎天傾盡麻姑酒，選石來談海種桑。＂ 攷沙梨兜，蓋蛋民語音，即沙梨頭也。清朝同治元年，沙梨頭鄉尚屬我國官吏統治。該鄉原在舊日澳門城牆外之西北方。夷城由白鴿巢傍而下，橫跨沙梨頭村前至海濱而止，中有閘門一道，與沙梨頭相通，名“沙梨頭門＂。迨至同治二年，沙梨頭鄉始被澳葡佔據，將閘門拆毀耳。據祝誌載稱： “夷所居地，兩北枕山，高建圍牆，東南倚水為界。小門三：曰小三巴門，曰花王廟門，曰沙梨頭門。＂ 又據香山知縣楊文駿《查覆澳門新舊租界情形疏》云： “租界由……三巴門轉北，沿白鴿巢至沙梨頭閘門，向西南至海邊高樓，舊有現成界牆。牆以北為華民村居，牆以南為葡人租地。而水坑尾、三巴門、沙梨頭閘，各門均係同治二年拆毀。＂又有云： “查沙梨頭，塔石、沙崗、新橋、石牆街五村，共民房舖户數百家，均係同治二年佔去，添設馬路門牌。＂ 澳葡自從佔領沙梨頭後，填海築隄，建樓闢路，海傍一帶，成為康莊大道；惟內街則矮屋窄巷，仍如舊村，尚無改變也。沙梨頭區範圍，現案澳葡市政廳所編之《澳門市街名冊》稱：“沙梨頭，此名係指本市界綫不清之一地區。該區係環繞白鴿巢花園東西北三部，北向林茂塘及筷子基南灣伸展，東及東北向新橋及三巴門伸展，西向內港伸展。＂ 沙梨頭，依山面海，據岸成村。村後山岡，巖石盤屈，林木蔭密，山雖不甚高，約二三十公尺，為村之東面屏障，原名“鳳凰山＂。清嘉慶時，李遐齡之《沙梨頭海邊晚步》詩有句云：“背指鳳凰山月生＂即指此也。 鳳凰山，在沙梨頭境。自從澳葡富人馬葵士，於其南坡建樓僦居後，蓄鴿以自怡。白鴿千百成羣，朝夕迴翔山間，或棲簷宇，遠望其屋，如鴿巢焉，故時人呼之為白鴿巢，該山亦習稱為白鴿巢山，寖且幾忘其名鳳凰山耳。 相傳明末時，利瑪竇曾在山上建觀星石屋以測天象，今遺跡已不可尋。道光時，澳葡闢此山為白鴿巢公園，又稱賈梅士公園，蓋曾立詩人賈梅士銅像於石洞內，以為紀念也。巖頂昔建一亭，後被沙梨頭村民搗毁。“兩行堂詩鈔＂有“庚戍年春日遊鳳凰山白鴿巢＂七言絶句一首云： “石屋觀星不可尋，鴿巢亭子蕩無存。詩魔許有微茫感，人亦高呼護國魂。＂ 鳳凰山上，花木繁生，有一種名鳳凰花，郭沫若之《百花齊放》詩集中，有白話詩一首題《鳳凰花》者，詩云： “我們是大喬木，原名本叫攀霞拿，種在澳門鳳凰山上，故名鳳凰花。 幹和葉都像馬纓花比他更大， 花滿枝頭，周年開放，高攀着雲霞。 花冠五瓣，面紅背黃，湊集在一團，結成長條蒴果每超過一尺有半。清晨迎風暢開，花落後色不凋殘，你看，天上地下真個是緋紅一片。”沙梨頭村前之海灣，原名淺灣，濠鏡墺之北灣迤北。相傳宋朝末年，張世傑奉端宗駐舟淺灣，元兵襲至，鏖戰於此。據“二王紀”稱：“元將劉深攻淺灣，張世傑敗於香山島。”案香山島，即古之濠鏡墺也。淺灣岸邊，鳳凰山麓，有土地廟焉，名勒“永福古社”四字。廟前迴欄石砌，如殿陛制，聞亦迺端宗遺蹟。據“崖山誌”載，端宗遺詔有云：“海桴浮避，澳岸棲存。”是即端宗嘗幸此地無疑；況崖山現有端宗之永福陵，與此處之永福古社之名相同？“大清一統誌”稱：“相傳馬南寶葬端宗於縣南五十里，壽星塘仍稱疑陵。疑陵凡五處，自閩入廣，行宮凡三十餘處。”然則斯地，其爲端宗之疑陵歟？抑爲端宗之行宮歟？只此一疑問耳。永福古社，今人竟奉作土地社公，寶座兩傍，刻有雙聯云：“脤接雄關遠秀，靈敷鏡水長清。”神壇香案，俎豆常馨。每歲二月二日神誕，演戲燒炮，熱鬧非常。昔汪兆鏞有竹枝詞詠沙梨頭土地誕句云：“簫鼓鳴春燈照夜，風光渾已忘居夷。”感慨殊深也！又讀《兩行堂詩鈔》，有“辛亥仲春，過永福古社”七言詩云：“閲歷興亡老社公，曾隨永福表孤忠。傷心近百年間事，盡在胡塵擾攘中。”蓋當時正是蠻夷猾夏之秋也。沙梨頭，既有永福古社之大土地廟，又有沙梨頭街，即石牆街之小土地廟。據“澳門市街名册”稱：“沙梨頭街，又名石牆街，由連勝街之連興街對面起，至石街止，廟宇，有小土地廟。”攷該廟，香火久荒，煙塵寸積，有額題“永戴帡幪”四字。想是昔日漁村時代，蛋民所建者。簷宇矮小，無足道也。古之街坊集議，多擇坊中之廟堂舉行。惟沙梨頭坊則不然，社學一所，坊中有事，聚衆會議於斯；有所爭執，集父老評曲直於斯；閒時，或請宿儒講學於斯；終歲，教子弟誦讀於斯；今則改設沙梨頭坊小學矣，該社學在今麻子街，實迺沙梨頭鄉中，具有長久歷史之鄉公所也。麻子街爲昔日沙梨頭鄉之主要街道，貫通該區南北，據史誌常稱：明清官吏，嘗於其間，設衙置署，寄居宅眷，但百年滄桑，踪跡已不可尋耳。該街舊有閘門，晚間則閂閉以防閑雜；設有更館團練，一夜五更，擊柝巡報，但今俱撤消矣。沙梨頭海邊街，昔日隄道狹窄，店舖成行，多營杉𣛜造船，與及山貨漁具，船艇灣泊於此，橋掟櫛比相望，不失漁村本色。至同治年間，澳葡填海修隄；一九二五年後，更築港闢路，今已成爲繁盛市場矣。昔日沙梨頭隄岸之舖户，多屬造船廠和杉木欄。此等店號之船艇杉排等，皆須藉水流輸送進内者。故多由海邊開一水道流入其場地，舊時海傍沿岸，不少船塢水口，閒時架板橋其上，作爲交通道路，行人由之，車輛由之，習以爲常，無他異也。詎即因此遭遇到清朝同治年間之一場大風災，而釀成澳門亘古未有，溺斃不知多少人命之大慘劇。清朝同治十三年甲戌八月十二日，即公元一八七四年九月廿二日，斯時節近中秋，澳人方興高彩烈，籌備過節。是晚初更，皓月懸空，甫將子夜，天色突變，一場空前未有之猛烈颱風，竟向澳境正襲，水隨風勢，淹浸各街，更因塌屋，引致大火，風火水聯合爲災，居民爲之呼天搶地逃命！住在低窪地帶者，扶老攜幼奔向高地走避。沙梨頭瀕海一帶，水深没脛，且漸有趨漲之勢。附近居民，迫得徹夜逃生。而沙梨頭隄岸爲交通總道，逃難經此者正多，該處有株盛杉舖一所，其門前水道之板橋，因風來水漲，早經漂流失去。是時夜黑天烏，過路者多不察覺，接連失足溺水，雖經店中人大聲疾呼停步，無奈狂風怒吼，叫亦不聞，繼續而來者皆不能倖免。是役溺斃於此者，真不知凡幾！統計該次風災，澳中死人無算，尤以沙梨頭爲最慘，誠屬無妄天災。後來澳中之天主教人士，稱該日爲天災節，每年是日，例必舉行紀念儀式，追悼傷亡云。沙梨頭鄉中各街道，昔日當推麻子街爲最繁盛整潔。石板舖路，磚屋比鄰，自從澳葡佔領後，才改舖石仔路面耳。此間岑樓廣廈，不少爲滿清官吏住眷，如張保仔大屋，迺其中之一也。攷張保仔，爲嘉慶時一名震港粤之大海盗。初本隸屬華南海洋大盗鄭一部下。嘉慶十二年，鄭一遇風溺死，其妻石氏，衆稱爲鄭一嫂，繼爲首領。見張保仔能幹，撥爲副座，分領一部盗艦，稱紅旂艦隊，與郭婆帶之黑旂艦隊，爲鄭一嫂之左右手。及郭婆帶向清朝投降後，張保仔隨亦受撫，以守備起託，官至閩安協副將，因營裘菟於沙梨頭，以安其家眷焉。據《東莞縣誌》紀述兩廣總督百齡招降張保仔之經過稱：“嘉慶十五年二月，海盗張保降。先是石氏見郭婆帶降而得官，迺揚言曰：紅旂亦願降。紫泥巡檢司章予之命周飛熊往問之。周飛熊者，業醫於澳門，知賊情。既見張保，使議舟虎門外沙角以聽命，保許之。予之報總督，總督命予之往探虛實。石氏設酒食相待，予之宿賊船一宵，歸，言賊誠心歸命。制軍再命彭恕往議投降事宜，張保請留船數十，殺賊自贖。予之覆命，總督曰：彼懼我誘降以執之也，吾當親往諭之。使周飛熊先告之。迺駕一舟，偕彭恕章予之直至賊所。賊列船樹旗鳴炮以迎，左右皆失色，總督夷然自若。張保與石氏、鄭邦昌、梁皮保、蕭步鰲等駕長龍出，制軍命之見。保等匍匐登舟乞命。總督限三日條列船艦器械盡數交割，保等唯唯而退。適番舶揚帆入虎沙，賊大驚，謂官軍陰合夷船襲已，遂遁。已而知其誤，石氏欲到省爲質，訴誤遁之故，然後舉家降。予之、飛熊以招降不成懼獲譴，亦往勸之。石氏偕予之到省見制軍，總督迺至香山芙蓉沙受降。令願留者分隸諸將，出海捕盗，不願留者散歸。未幾，餘賊盡平，海氛遂靖。”當年沙梨頭村中之張保仔大屋，雖非巨棟華堂，惟是小園精舍，儼然宦眷，石氏居此。蓋自張保仔及石氏受降後，兩廣總督百齡曾令張保以石氏爲妻室，《香山縣誌》詳記其安撫經過云：“嘉慶十五年四月，賊張保，鄭石氏，簫鷄爛等歸正，總督百齡親蒞香山撫之。是時張保等久居洋面，人衆艱難，鹵潮蝕船，不能修葺。有歸順志，地方吏以兵力不能制，亦遣官諭之，而未信也。湖南人周飛熊者，流寓澳門，與保有舊，請於制府，奉檄往説，保等意決，約會舟邑城南大涌村前，面制府爲信、許之。百齡至香山，駐節豐山書院，司道官，委員至大涌，勒兵其北。賊數日艦泊其南，張保，鄭石氏乘輕舟，堅拓安旗，抵石岐，入見百齡。是夕百齡傳令官軍戒嚴。越日，撫議定，衆頭目冠帶見司道官於舟中。百齡令襲其船及炮没官，賊黨給憑冀歸里，或安插耕作；所掠婦女，戚屬領回；張保授千總銜；鄭石氏故鄭之妻。保，其義子也，令室之；餘多授官者。即檄張保領兵捕餘寇，保誘擒麥有全於儋州，以功擢守備。百齡令知縣彭昭麟，築台大涌海邊，額以‘大德曰生’，記其事於上。”張保仔受撫後，雖營大廈於沙梨頭，但仍不能暖席安居於此，蓋清廷質疑忌之。據《金壺七墨》有云：“張保仔投降後，朝中怕其日久生變，以海洋緝盗責之，張卒以此計，奔走海上而死云。”張保仔原非沙梨頭人，本迺廣東新會江門人氏。單名保，作海盗時，人稱之爲張保仔，及投誠後，更名張寶。初以千總戴罪立功，由守備擢陞澎湖副將，後官至福建閩安協副將，大約在道光二年卒於任。其子亦蔭賞千總銜。兒孫皆落居沙梨頭鄉。張寶所營大屋，延至抗戰時期，因建築原料價漲，遂被拆料零沽，故現已淪爲荒地矣。人事滄桑，可慨也乎！查張保仔之投誠，決非戰敗所致，實緣其同黨郭婆帶先降影響，復因清廷誠意招撫，更得在沙梨頭業醫之周飛熊從中斡旋，所以改邪歸正耳。惟事後，澳葡竟自認説服張保，並曾派出數艘戰船，跟隨清軍協剿，壓迫張保投降，故責清廷在功成後對葡人食言。朱薩士之《澳門史》第十五章詳稱此事，茲節錄其對清廷之責備云：“當張保仔投降後，清廷卻對葡人失信，未能履行當時所訂之聯防海盗協定：給予葡人以澳門之一切權利和利便。即使戰利品亦未獲平分，除阿利鴉加留得張保仔之大炮數尊，送往理斯本作紀念外，餘皆讓廣州擢去；且連答應協助澳門之剿匪軍餉亦不付給。自從一八零四年來，澳門曾爲協助剿滅海盗，裝備四艘戰船，共費去白銀四十八萬零五十兩，迫得由澳門市民負擔。”但據《香山縣誌》則云：“嘉慶六年，雷瓊間海盗滋擾，澳門請備二舶，隨舟師海捕，且以九事乞格外恩。知縣許乃來以其拜制，且挾故要求也，卻之。”又據當時香山知縣許乃來諭澳夷檄有云：“……倘挾此要求，議論不決，則捕盗孔亟，斷難延誤，本縣即督率兵役出洋。内地雄兵巨艦，霧集雲屯，隨處可以調動，毋庸爾夷勞動也。爾夷其熟思之！”以上就是澳葡歷來常稱曾協助中國剿滅海盗有功之一段是非經過。

往時，從澳門進入氹仔，沿史伯泰海軍將軍馬路前行，向左邊望去，便見到大幅田園菜地，低矮簡陋的小房舍散佈其間，這就是卓家村，再向前不遠，就是三家村與周家村。現今，路旁已高樓大廈矗立，遮擋了卓家村，而三家村也十室九空，成了待發展地段，周家村早已消失，為新建築代替。卓家村歷史在本書第一集已談過，這裡着重介紹三家村與周家村。三家村約建於七十多年前，與卓家村僅隔一條“坑口河”（即水溪），原來只有姓林的三家人建屋而居，初時稱為“林家村”，後來陳、李兩姓人家陸續遷進，於是改稱“三家村”。村屋多為平房木屋、磚舍，只有一間兩層高的磚屋。村民以種菜、種菊謀生，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多種薑花，在澳門出售。那時，路經史伯泰海軍將軍馬路，常見路旁種植大片薑花，花開時清香撲鼻。隨着氹仔市區發展，三家村不少村民陸續遷出，房舍大多空置，等待發展。周家村在雞頸公路入口處一側，靠近光遠炮竹廠，對開就是三家村。四十多年前，周家村村地屬於本澳一名富戶，僱請一名姓周的老伯看守。周某乃建屋開地耕種，其後一些人家遷進來，茅舍漸多，有廿多戶，儼然成村，時人以“周家村”呼之。由於地方狹小，缺地種菜，村民多靠做炮竹、養豬雞謀生，生活貧困。多年前，村地獲發展，開闢道路，興建酒店、住宅大廈，周家村便被湮没，僅在路旁留有周家村巴士站名，作為佐證。

民國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1912─1921年10年間，澳門道路有較大改進和增加。華人城區開闢街道，舊城牆外的沼澤地已鋪成平地並在上面建起房屋和街衢。總計已建成長約20英里公路，其中大多數為優質水泥路面，供汽車通行。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第106頁。

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10月8日，關閘附近的華人村屋發生火災，約有400餘間木屋被大火焚毀，2000名居民無家可歸。Ea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237; 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民政管理檔，第92號卷宗，第S-C號文件，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224頁。

清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3月11日，路環、氹仔統領馬丁斯．馬德拉中尉（João Procópio Martins Madeira）報告稱：“氹仔炮台對面是小橫琴島，那裡有三個村子，小橫琴村、夏灣村和石嶺村。儘管這些村子擁有漁網、蠔場和許多捕魚捉蟹的小船，並且在漲潮時將柴草運出小橫琴島，但他們並不向政府納稅。我曾走訪過一個村子，派人叫來一位擔任小橫琴村“地保”的老華人業主，得知1850年6月24日美士基打中校任命他為“地保”，從那時起再未委任過其他人。但這種任命根本無用，因為村民完全不理會這種權威，甚麼也不向其繳納。根據這種情況，我收回了該“地保”的委任狀，並派人通知所有主要村民到本據點來，命令他們應該選出“地保”並從今年起要繳納“什一稅”。於是他們選出一位叫“阿貴”的人做“地保”，我發給他委任狀，由他負責收“什一稅”。他繳納了本年第一季度的稅款9.5元。如果讓小橫琴村的居民免於因無人過問而經常遭受劫掠，那麼這個村子就會變得很重要，就有可能在其大片土地上出現商鋪和船棧。然而只要3名士兵和1名下士就已足夠，村民們也十分渴望得到發展。我認為很快就會有成效，待時機成熟就可去收繳法律規定應繳納的稅項。如果結果並非理想，亦損失很小，因為所建房屋可給亦由我任命的村中民防隊員駐守。”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99-120頁。Manuel Teixeira, Taipa e Coloane, pp. 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