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興原，西名Lu Hsin Yuan，原籍廣東新會潮蓮鄉（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盧鞭村），生於澳門。民國時期法律專家。盧九四子。[1] 1905年，盧興原留學英國牛津大學，1915年取得碩士學位，同年畢業於倫敦內寺大律師學校。 盧興原回國後，先後在廣州、香港、上海執行律師事務；1917-1918年，擔任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1919年出任外交部司長；1920年任廣東省長公署顧問。[2] 1919年，廣東軍政府內政部批准公醫學校（今中山醫學院）實行屍體解剖。南中國實行屍體解剖就是從公醫學校開始。1921年，盧興原被孫中山任命為廣東大理院庭長。盧興原特許無家屬領葬者的死囚屍體，供解剖之用。[3] 1923年4月至1925年6月，盧興原擔任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總檢察廳檢察長。期間，1924年2月4日，孫中山以大元帥名義委派鄒魯為國立廣東大學籌備主任。鄒魯上任後，隨即聘請王世傑為廣東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主要負責擬定該校規章制度。廣東大學籌備委員會下設八個專門委員會，盧興原和王世傑、梁龍等16人擔任法科委員，學生從原廣東法科大學轉入。[4] 1925年7月，盧興原擔任廣州國民政府大理院總檢查廳檢查長。 1925年8月25日，廣州國民政府令設“廖案”特別法庭，幾經更迭。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期間，這個特別法庭正式成立，檢察委員會以朱培德、李福林、岳森、吳鐵城、甘乃光、陳公博、周恩來等為委員，朱培德為主席委員；審判委員會以盧興原、李章達、楊匏安、譚桂萼等為委員，盧興原擔任主席委員。 應國民黨“二次”全國代表的要求，審判委員楊匏安在會上作“廖案”偵緝情況的說明。檢察委員陳公博公佈一份本案“人犯”的名單，主要是朱卓文、蘇漢雄、吳培、馮燦、陳細、梁博、郭敏卿、黃基；有間接關係的是梅光培、林直勉。 1926年1月下旬，朱培德向審判委員會提出《廖案之公判請求書》，請法庭予以審判。1月25日“廖案”特別法庭開庭，由檢察委員陳孚木陳述檢察經過，廖仲愷夫人何香凝作有關陳述。2月12日，在審判委員會主席、法律專家盧興原的主持下，審判委員會進行七次審訊，先後對梅光培等六人作了訊問，並聽取張勳等十多位有關證人的證詞。 7月13日，“廖案”特別法庭宣判：梅光培、郭敏卿送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軍法審理；梁博處以死刑；林星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雖經過勞師動眾的偵查和審訊，但“廖案”案情仍然不清不楚，有一些內幕尚未揭開。“廖案”至今仍是個未完全偵破的重大疑案。[5] 1927年，國民革命軍抵達上海，任命盧興原為上海臨時法院院長兼上訴院院長。成立這個法院的目的是要在租界中由中國法官審訊涉及中國人的案例。 1931年起，盧興原在上海執行律師事務，辦公位址在上海廣東路17號，電話12316。[2]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62-173頁。 [2]李元信：《環球中國名人傳略上海工商各界之部》，上海：環球出版社，1944，第153-154頁。 [3]黎鐸：《廣東公醫醫學專門學校及附設公醫院》，載“廣州文史＂網，2010年5月21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21/200809/t20080912_7286.htm。 [4]薛毅：《王世傑傳》，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第23-24頁。 [5]曾慶榴：《歷史迷霧中的廖仲愷案》，載《粵海風》，2009年第3期。

曹善允，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香港律師，社會政治家、活動家，紳商。曹有之子。 父親曹有是澳門富商，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密切。曹氏全家都是葡國國籍，1880年，曹有獲得葡皇欽賜維索薩莊園聖母無原罪勳章（Orden de la Concepción de Villaviciosa），成為首位被葡國冊封為騎士的華人；獲得清廷欽賜二品銜及賞戴花翎。 1896年，曹有逝世後，澳門生意由長子曹善業接手打理。曹善業與父親一樣，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不錯，官至四品，後因經營不善，官司不斷，大部分產業被政府沒收。曹家淡出澳門，後人陸續遷往香港發展。 1882年，善允被家人送往上海學習國學。1886年，得到父親好友兼同鄉香港殷富韋寶珊的贊助，他遊歷英國。同年秋，他考入英格蘭切爾滕納姆學院，修讀法律；1890年畢業後，最初在倫敦一所律師樓實習。1896年夏，他以優異成績，獲得英格蘭及威爾士最高法院認可，成為執業律師。 1897年，他選擇返港發展，同年7月3日獲得香港最高法院認可為執業律師。他自己創辦“曹善允律師樓”，獨力經營律師業務，成為香港開埠早年少有的華人執業律師。1927年，他邀得任政府律師的英國律師學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師樓遂易名為“曹善允學洵律師樓”（Messrs. Ts’o & Hodgson），成為當時香港一所著名律師樓。同時，他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1912年，香港富商何啟爵士和區德銳意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填海建造類似英式“花園城市”的高尚住宅區，兩人以自己的名字創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與何啟關係友好的善允應邀加入董事局。該公司董事局全由華人組成，其他董事包括周壽臣、周少岐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樞等紳商。 1910年，何啟的姐夫伍廷芳提出九龍填海造地建屋一事，但啟德公司成立後，填海計劃遭遇重重困難。何啟因投資不善陷入困局，需要善允和區德等人接濟。1912年起，除代何啟繳交辦公室租金外，善允義務出資為他僱請一名文員。1914年，何啟病逝後，善允和區德等各自出資750港元，辦理殮葬何啟事宜和接濟何家人。之後，善允繼續主持填海計劃，並成功爭取港府在1915年批准填海計劃，分三期的啟德填海計劃於1916年正式展開，啟德公司完成前兩期填海，但第三期填海卻無疾而終。 1929-1937年，善允擔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並擔任潔淨局議員、團防局紳、香港大學校董、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副主席和港府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他成為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辦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 1903年，善允出任雅麗氏紀念醫院財務董事，先後參與籌辦附設於雅麗氏紀念醫院的產科醫院和護士學校，並促成另一所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的創立。1922年，善允和雅麗氏紀念醫院的歐海倫醫生在西區創建贊育醫院，後來轉交政府管理，成為香港第一所公立產科醫院。因他在雅麗氏紀念醫院服務的成績，香港政府邀請他加入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為華人公共醫療服務的發展出謀獻策。[1][2] 1915年，港島西區爆發天花疫病。善允一力主張政府為該區華人接種牛痘，並親自到社區勸導市民種痘。數月之間，三十多萬華人接受注射，天花的疫情因而得到控制。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3] 善允積極參與香港公共事務，深知華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出國留學，不但長途跋涉，學費高昂，容易與華人社會脫節，大力提倡在香港興辦西式教育。1901年，以何啟爵士和善允為首的八位華商，連署上書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學的學校，專門招收華人子弟。建校事宜除得到港督支持外，更獲得由英國來港的聖公會班納牧師熱心協助。在善允等人呼籲下，香港華民共捐出60000港元，作為創校經費，最終促成聖士提反男校（今聖士提反書院）1903年在。聖士提反男校是當時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倫註冊的學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轄。 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撥地在赤柱興建新校舍，善允作為校董兼創校人之一，同年4月27日獲邀在新校動土儀式上致辭。之後，善允和何啟進一步提出構思興辦一所兼收男女學童的小學暨幼稚園，獲得各界響應。1904年，該校草創於卑利士道，1905年遷到堅道，並交由聖公會營辦，1906年正名為聖士提反女校（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後又開設中學部。1918年，堅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壞，學校被迫暫遷往巴丙頓道，1922年遷往列堤頓道新校舍。1922年4月7日，列堤頓道新校舍主樓舉行奠基禮，適值訪港的皇儲威爾士太子愛德華主禮，並由善允和聖公會副主教班納致以謝辭。1926年，聖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會，善允當選為校董之一。 通過與好友何啟的關係，1914年善允被委任為聖保羅男校（今聖保羅書院）校董，同年校舍擴建，校方委任他為籌款委員會秘書。1918年，校方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善允第二度獲邀出任籌款委員會委員。 1925年，善允和周壽臣、羅旭和、李右泉及馮平山等紳商倡建一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西式中學，促成官立漢文學校於1926年成立。官立漢文學校是香港首間官立中文學校，1951年改名金文泰中學。 1916年，善允在著手發展啟德濱時，有感於九龍城地區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學的機會，積極籌款興學。1920年，啟德公司創辦人區德病逝後，留下遺囑饋贈10000港元，以支持善允在九龍辦學。不久，善允成功遊說太古洋行買辦莫幹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夠資金籌辦學校。在得到聖保羅男校校長史超域牧師協助下，1926年在啟德濱創校，初期租用伍朝樞的物業作為校址。為紀念區德（澤民）和莫幹生兩人對創校的貢獻，學校取名為民生書院；而善允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1939年，民生書院復遷到九龍塘東寶庭道繼續辦學。[1][2] 1920年，香港政府設立教育委員會，為教育發展提供政策諮詢。善允被委為成員，一直連任20年。1951年，他以83歲高齡出任香港大學終身校董。[4]1953年1月20日，善允在香港病逝，終年85歲。 曹善允的妻子陳桂卿於1947年12月11日，因熱心公益事業，獲港府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 曹善允夫妻生育四子三女。兒子曹智安、曹峻安、曹克安、曹明安，女兒曹慧姬、曹麗姬、曹妙姬。 曹善允早年熱衷體操和體育運動，入讀切爾滕納姆書院時，代表校方參與足球比賽；晚年時，他熱愛麻將、讀書，尤其喜歡中國文學。曹善允及兒子曹峻安從1920-1939年、1939-1957年擔任後備警隊榮譽總監。曹善允是前皇家香港輔助警察隊總監曹乃麟的叔公。[1][2] [1].《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19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2].《曹善允》，載“讀秀＂網，2012年12月1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8812442&d=C638F4BD2AC447BC70F557EBBE5AA202。 [3].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3)》，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4].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2)》，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盧榮幹，英文名Wing Kon Loo、Lu Yung Kan[1]，原籍新會縣潮蓮鄉（今屬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盧鞭村）[2]，生於澳門。律師。盧興原長子。 父親盧興原是澳門第一代賭王盧九第四子，1905年，留學英國牛津大學，1915年取得碩士學位，同年畢業於倫敦內寺大律師學校；1917-1918年，擔任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1919年，出任外交部司長；1920年擔任廣東省長公署顧問。[3] 1927年國民革命軍抵達上海，任命盧興原為上海臨時法院院長兼上訴院長。成立這個法院的目的是，在租界中由中國法官審理涉及中國人的案例。[3] 1930年，盧榮幹畢業於廣州嶺南大學，取得學士學位；1930年肄業於燕京大學研究院，1931年赴英國留學；1934年畢業於倫敦之格雷律師學院（Gray’s Inn）；同年，考取英國大律師資格。[2] 盧榮幹回國後，1935年起在上海開展律師業務；擔任上海留英同學會總秘書多年；是上海銀行俱樂部會員；擔任倫敦中國學生會會長。 盧榮幹辦公地址在上海江西路353號；住宅地址在上海大同路（前愛文義路）1231弄4號。[1] 之後，盧榮幹在香港做執業律師；1956年移居北婆羅洲，在該州及沙撈越、汶萊三州執業為律師長達20多年，成為馬來西亞沙巴州西海岸四邑公會法律顧問；1969年發起組織沙巴州律師公會，連任首二屆會長，為該州律師界元老；獲得沙巴州州元首封賜A. D. K.勳銜。[2] 盧榮幹的妻子伍氏是中國名外交家伍廷芳的孫女、前駐美中國大使和前外交部長伍朝樞之女。[1] 沙巴崇正中學於1965年由沙巴客家人創辦，地點在馬來西亞沙巴首府亞庇市區的大業新村，校地9.26畝。1974年，因當時沙巴華人教育不振，學生剩僅24人。亞庇客家公會發動改組學校，聘請鄭佑安校長來渡過難關，鄭佑安校長到處考察辦學方針，奠定崇正中學紮實的基礎。當時，盧榮幹捐款1000元，給沙巴崇正中學建校基金會，受到各方讚許。[4][5] [1]李元信：《環球中國名人傳略：上海工商各界之部》，上海：環球出版社，1944，第155-156頁。 [2]《盧榮幹》，載“新會檔案史志資訊網＂，2013年2月5日，http://daj.xinhui.gov.cn/webclass/display.do?recordid=14031116153604086&tableName=web李元信.環球中。 [3]李元信：《中國名人傳略：上海工商各界之部》，上海：環球出版社，1944，第153-154頁。 [4]《沙巴崇正中學》，載“維基百科＂網，2013年2月5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沙巴崇正中學。 [5]沙巴崇正中學：《沙巴崇正中學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965-1980》，沙巴崇正中學，1981，第196頁。

章士釗，字行嚴，筆名爛柯山人、秋桐、孤桐、青桐、無卯，湖南省長沙縣白茅鋪何家沖人。報人、現代作家、著名學者。 父親是在鄉村行醫的地主，因兒女多，生活不富裕。士釗幼時讀私塾，17歲時離家謀生，前往武昌當童子師。1901年，他考入南京陸師學堂，為了響應上海南洋公學罷課的號召，曾到上海。後來，他主編《蘇報》，又著論文《黃中黃》，宣傳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因此被捕入獄。 1904年2月，士釗參加黃興在長沙組織的華興會。1905年，他赴日本東京留學，不久在下田氏私立實踐女校教國文；著有《中等國文典》，1907年寄回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以爛柯山人的筆名，撰寫言情小說《雙抨記》，也寄回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1908年，士釗從日本赴英國，考入蘇格蘭阿貝丁大學政法系，兼學邏輯，著有《論英國憲法》一文，在國內《帝國日報》發表。1911年，為參加辛亥革命，他趕回祖國，擔任總統府常年顧問，後任參議院議員；同時主編《獨立週報》。1914年，因反對袁世凱稱帝，士釗逃亡日本，在東京主編《甲寅雜誌》，以秋桐的筆名發表反對帝制、提倡法制的政論數十篇；1916年回國，次年在北京主編《甲寅日刊》，並發表大量政論文章。 1918年國會解散後，士釗擔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邏輯。護法之役，他來到廣州，擔任桂系軍閥政府國務院秘書長。1920年南北議和後，他奉北京政府之命赴歐洲，勸籲德國工業技師到中國工作。途經英國，拜訪蕭伯納等著名文學家；並著《聯業救國論》寄回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1922年，他回到北京後，擔任農業專門學校校長。同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他在《甲寅雜誌存稿》附錄《獨立週報》、《甲寅日刊》上發表的一些文章。 1923年，因反對曹錕賄選總統，士釗逃到杭州，不久前往上海，1924年回北京，先後任北洋軍閥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1925年，他主辦《甲寅》雜誌，以週報的形式在北京復刊，該雜誌站在封建復古主義的立場，維護封建道德，提倡尊孔讀經，反對興白話廢文言，並因雜誌名稱而得“甲寅派”之名，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他以“孤桐”筆名發表的《評新文化運動》、《評新文學運動》，兩篇文章是“甲寅派”的代表作，受到以魯迅為首的新文化陣營的有力反擊。 1928年，因受國民政府通緝，士釗逃往歐洲，在德國格根廷縣翻譯奧國心理學家弗洛伊德自傳及德國師辟伯寫的《情為語變之原論》兩部書，1930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31年前往瀋陽，擔任東北大學教授。不久，他回到上海當律師；1936年任冀察法制委員會主席；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他前往香港，著《邏輯指要》（1943年重慶出版，1959年北京三聯書店再版）。抗戰勝利後，他前往上海當律師。解放前夕，他為國共和談奔走，先後為上海和平代表團、南京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代表。 解放後，士釗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屆代表，第三屆常務委員會委員，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館館長等職。期間，他歷時十多年，著成《柳文指要》（1971年中華書局出版）一書，該書雖仍不脫唯心主義觀點，但在研究柳宗元的道德、文章及政見上卻有超越古人的見解。[1] 1973年，士釗根據主席指示前往香港，為祖國大陸與台灣的統一而努力。 士釗抵香港之日，恰逢殷夫人60壽辰，他與親友宴會歡聚後，當晚即將密函轉交許孝炎。許孝炎不敢怠慢，翌日清晨即飛赴台北面交蔣介石。次年，蔣介石命許孝炎前往北京訪問中共領導人一探底蘊。 士釗來到香港後，為了方便進行統戰聯絡工作，決定不住殷夫人家宅，以避開喧嘩嘈雜的環境，而寄居在香港跑馬地山村道41號地下，該寓所屬於港澳名人何賢先生的物業。 1973年7月1日，士釗因肺炎和心臟病併發症而病逝，終年92歲。 章士釗逝世後，新華社香港分社由社長梁威林牽頭組成“治喪委員會”並於7月7日在香港殯儀館舉行公祭。中共中央領導人亦特別委派連貫先生來港主持公祭儀式，港澳各界一千多人參加公祭。7月12日，北京舉行追悼大會。中共中央領導人朱德、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鄧小平等出席大會悼念章士釗先生，毛主席致送花圈。 孫中山自1894年廣州起義，到民國建立期間，除在香港創立《中國日報》外，國內沒有一言論機構。自國內外拒俄言論行動增加，上海《蘇報》形成國內排滿革命中心。在第一期言論鼓吹時，1903-1904年是高峰時期。《蘇報》放言無忌，既開其端，各種刊物小冊陸續出現。章士釗與結義兄弟章炳麟、鄒容三人在言論鼓吹反滿革命，居功至偉。[2] 1957年夏，章士釗構思《澳門四絕》[3]，次日，寫成送給湯小薇之父湯澄波。 四百年前一海門，蒲桃初亂漢並番。 縈詮往事漁山畫，幾度詞人問種源。 區區賭國海南偏，骰子生涯不計年。 隱隱挾余記人物，張堅怎抵一何賢。 廿載經過荷漢思，香山百里鐵藜繁。 地文初次登行卷，對客攤詩錄澳門。 檠杯夜識金銀氣，披霧朝窺士女顏。 浮世零丁洋上客，夢回乍雖喀羅山。 [1]李景田：《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1921-2011）：總論‧人物》，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1，第476頁。 [2]《追憶章士釗先生》，載“民國春秋＂網，2012年12月20日，http://img.mg1912.com/news/2012/08/31/4ae6df18394725b1013979d3a42b0021.html。 [3]湯小薇：《浮世零丁洋上客——章士釗的〈澳門四絕〉及其他》，載《鄉音》，1999，第8期，第27頁。

盧榮幹，英文名Wing Kon Loo、Lu Yung Kan[1]，原籍新會縣潮蓮鄉（今屬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盧鞭村）[2]，生於澳門。律師。盧興原長子。 父親盧興原是澳門第一代賭王盧九第四子，1905年，留學英國牛津大學，1915年取得碩士學位，同年畢業於倫敦內寺大律師學校；1917-1918年，擔任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1919年，出任外交部司長；1920年擔任廣東省長公署顧問。[3] 1927年國民革命軍抵達上海，任命盧興原為上海臨時法院院長兼上訴院長。成立這個法院的目的是，在租界中由中國法官審理涉及中國人的案例。[3] 1930年，盧榮幹畢業於廣州嶺南大學，取得學士學位；1930年肄業於燕京大學研究院，1931年赴英國留學；1934年畢業於倫敦之格雷律師學院（Gray’s Inn）；同年，考取英國大律師資格。[2] 盧榮幹回國後，1935年起在上海開展律師業務；擔任上海留英同學會總秘書多年；是上海銀行俱樂部會員；擔任倫敦中國學生會會長。 盧榮幹辦公地址在上海江西路353號；住宅地址在上海大同路（前愛文義路）1231弄4號。[1] 之後，盧榮幹在香港做執業律師；1956年移居北婆羅洲，在該州及沙撈越、汶萊三州執業為律師長達20多年，成為馬來西亞沙巴州西海岸四邑公會法律顧問；1969年發起組織沙巴州律師公會，連任首二屆會長，為該州律師界元老；獲得沙巴州州元首封賜A. D. K.勳銜。[2] 盧榮幹的妻子伍氏是中國名外交家伍廷芳的孫女、前駐美中國大使和前外交部長伍朝樞之女。[1] 沙巴崇正中學於1965年由沙巴客家人創辦，地點在馬來西亞沙巴首府亞庇市區的大業新村，校地9.26畝。1974年，因當時沙巴華人教育不振，學生剩僅24人。亞庇客家公會發動改組學校，聘請鄭佑安校長來渡過難關，鄭佑安校長到處考察辦學方針，奠定崇正中學紮實的基礎。當時，盧榮幹捐款1000元，給沙巴崇正中學建校基金會，受到各方讚許。[4][5] [1]李元信：《環球中國名人傳略：上海工商各界之部》，上海：環球出版社，1944，第155-156頁。 [2]《盧榮幹》，載“新會檔案史志資訊網＂，2013年2月5日，http://daj.xinhui.gov.cn/webclass/display.do?recordid=14031116153604086&tableName=web李元信.環球中。 [3]李元信：《中國名人傳略：上海工商各界之部》，上海：環球出版社，1944，第153-154頁。 [4]《沙巴崇正中學》，載“維基百科＂網，2013年2月5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沙巴崇正中學。 [5]沙巴崇正中學：《沙巴崇正中學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965-1980》，沙巴崇正中學，1981，第196頁。

盧興原，西名Lu Hsin Yuan，原籍廣東新會潮蓮鄉（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盧鞭村），生於澳門。民國時期法律專家。盧九四子。[1] 1905年，盧興原留學英國牛津大學，1915年取得碩士學位，同年畢業於倫敦內寺大律師學校。 盧興原回國後，先後在廣州、香港、上海執行律師事務；1917-1918年，擔任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1919年出任外交部司長；1920年任廣東省長公署顧問。[2] 1919年，廣東軍政府內政部批准公醫學校（今中山醫學院）實行屍體解剖。南中國實行屍體解剖就是從公醫學校開始。1921年，盧興原被孫中山任命為廣東大理院庭長。盧興原特許無家屬領葬者的死囚屍體，供解剖之用。[3] 1923年4月至1925年6月，盧興原擔任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總檢察廳檢察長。期間，1924年2月4日，孫中山以大元帥名義委派鄒魯為國立廣東大學籌備主任。鄒魯上任後，隨即聘請王世傑為廣東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主要負責擬定該校規章制度。廣東大學籌備委員會下設八個專門委員會，盧興原和王世傑、梁龍等16人擔任法科委員，學生從原廣東法科大學轉入。[4] 1925年7月，盧興原擔任廣州國民政府大理院總檢查廳檢查長。 1925年8月25日，廣州國民政府令設“廖案”特別法庭，幾經更迭。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期間，這個特別法庭正式成立，檢察委員會以朱培德、李福林、岳森、吳鐵城、甘乃光、陳公博、周恩來等為委員，朱培德為主席委員；審判委員會以盧興原、李章達、楊匏安、譚桂萼等為委員，盧興原擔任主席委員。 應國民黨“二次”全國代表的要求，審判委員楊匏安在會上作“廖案”偵緝情況的說明。檢察委員陳公博公佈一份本案“人犯”的名單，主要是朱卓文、蘇漢雄、吳培、馮燦、陳細、梁博、郭敏卿、黃基；有間接關係的是梅光培、林直勉。 1926年1月下旬，朱培德向審判委員會提出《廖案之公判請求書》，請法庭予以審判。1月25日“廖案”特別法庭開庭，由檢察委員陳孚木陳述檢察經過，廖仲愷夫人何香凝作有關陳述。2月12日，在審判委員會主席、法律專家盧興原的主持下，審判委員會進行七次審訊，先後對梅光培等六人作了訊問，並聽取張勳等十多位有關證人的證詞。 7月13日，“廖案”特別法庭宣判：梅光培、郭敏卿送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軍法審理；梁博處以死刑；林星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雖經過勞師動眾的偵查和審訊，但“廖案”案情仍然不清不楚，有一些內幕尚未揭開。“廖案”至今仍是個未完全偵破的重大疑案。[5] 1927年，國民革命軍抵達上海，任命盧興原為上海臨時法院院長兼上訴院院長。成立這個法院的目的是要在租界中由中國法官審訊涉及中國人的案例。 1931年起，盧興原在上海執行律師事務，辦公位址在上海廣東路17號，電話12316。[2]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62-173頁。 [2]李元信：《環球中國名人傳略上海工商各界之部》，上海：環球出版社，1944，第153-154頁。 [3]黎鐸：《廣東公醫醫學專門學校及附設公醫院》，載“廣州文史＂網，2010年5月21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21/200809/t20080912_7286.htm。 [4]薛毅：《王世傑傳》，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第23-24頁。 [5]曾慶榴：《歷史迷霧中的廖仲愷案》，載《粵海風》，2009年第3期。

曹善允，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香港律師，社會政治家、活動家，紳商。曹有之子。 父親曹有是澳門富商，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密切。曹氏全家都是葡國國籍，1880年，曹有獲得葡皇欽賜維索薩莊園聖母無原罪勳章（Orden de la Concepción de Villaviciosa），成為首位被葡國冊封為騎士的華人；獲得清廷欽賜二品銜及賞戴花翎。 1896年，曹有逝世後，澳門生意由長子曹善業接手打理。曹善業與父親一樣，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不錯，官至四品，後因經營不善，官司不斷，大部分產業被政府沒收。曹家淡出澳門，後人陸續遷往香港發展。 1882年，善允被家人送往上海學習國學。1886年，得到父親好友兼同鄉香港殷富韋寶珊的贊助，他遊歷英國。同年秋，他考入英格蘭切爾滕納姆學院，修讀法律；1890年畢業後，最初在倫敦一所律師樓實習。1896年夏，他以優異成績，獲得英格蘭及威爾士最高法院認可，成為執業律師。 1897年，他選擇返港發展，同年7月3日獲得香港最高法院認可為執業律師。他自己創辦“曹善允律師樓”，獨力經營律師業務，成為香港開埠早年少有的華人執業律師。1927年，他邀得任政府律師的英國律師學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師樓遂易名為“曹善允學洵律師樓”（Messrs. Ts’o & Hodgson），成為當時香港一所著名律師樓。同時，他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1912年，香港富商何啟爵士和區德銳意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填海建造類似英式“花園城市”的高尚住宅區，兩人以自己的名字創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與何啟關係友好的善允應邀加入董事局。該公司董事局全由華人組成，其他董事包括周壽臣、周少岐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樞等紳商。 1910年，何啟的姐夫伍廷芳提出九龍填海造地建屋一事，但啟德公司成立後，填海計劃遭遇重重困難。何啟因投資不善陷入困局，需要善允和區德等人接濟。1912年起，除代何啟繳交辦公室租金外，善允義務出資為他僱請一名文員。1914年，何啟病逝後，善允和區德等各自出資750港元，辦理殮葬何啟事宜和接濟何家人。之後，善允繼續主持填海計劃，並成功爭取港府在1915年批准填海計劃，分三期的啟德填海計劃於1916年正式展開，啟德公司完成前兩期填海，但第三期填海卻無疾而終。 1929-1937年，善允擔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並擔任潔淨局議員、團防局紳、香港大學校董、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副主席和港府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他成為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辦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 1903年，善允出任雅麗氏紀念醫院財務董事，先後參與籌辦附設於雅麗氏紀念醫院的產科醫院和護士學校，並促成另一所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的創立。1922年，善允和雅麗氏紀念醫院的歐海倫醫生在西區創建贊育醫院，後來轉交政府管理，成為香港第一所公立產科醫院。因他在雅麗氏紀念醫院服務的成績，香港政府邀請他加入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為華人公共醫療服務的發展出謀獻策。[1][2] 1915年，港島西區爆發天花疫病。善允一力主張政府為該區華人接種牛痘，並親自到社區勸導市民種痘。數月之間，三十多萬華人接受注射，天花的疫情因而得到控制。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3] 善允積極參與香港公共事務，深知華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出國留學，不但長途跋涉，學費高昂，容易與華人社會脫節，大力提倡在香港興辦西式教育。1901年，以何啟爵士和善允為首的八位華商，連署上書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學的學校，專門招收華人子弟。建校事宜除得到港督支持外，更獲得由英國來港的聖公會班納牧師熱心協助。在善允等人呼籲下，香港華民共捐出60000港元，作為創校經費，最終促成聖士提反男校（今聖士提反書院）1903年在。聖士提反男校是當時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倫註冊的學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轄。 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撥地在赤柱興建新校舍，善允作為校董兼創校人之一，同年4月27日獲邀在新校動土儀式上致辭。之後，善允和何啟進一步提出構思興辦一所兼收男女學童的小學暨幼稚園，獲得各界響應。1904年，該校草創於卑利士道，1905年遷到堅道，並交由聖公會營辦，1906年正名為聖士提反女校（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後又開設中學部。1918年，堅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壞，學校被迫暫遷往巴丙頓道，1922年遷往列堤頓道新校舍。1922年4月7日，列堤頓道新校舍主樓舉行奠基禮，適值訪港的皇儲威爾士太子愛德華主禮，並由善允和聖公會副主教班納致以謝辭。1926年，聖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會，善允當選為校董之一。 通過與好友何啟的關係，1914年善允被委任為聖保羅男校（今聖保羅書院）校董，同年校舍擴建，校方委任他為籌款委員會秘書。1918年，校方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善允第二度獲邀出任籌款委員會委員。 1925年，善允和周壽臣、羅旭和、李右泉及馮平山等紳商倡建一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西式中學，促成官立漢文學校於1926年成立。官立漢文學校是香港首間官立中文學校，1951年改名金文泰中學。 1916年，善允在著手發展啟德濱時，有感於九龍城地區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學的機會，積極籌款興學。1920年，啟德公司創辦人區德病逝後，留下遺囑饋贈10000港元，以支持善允在九龍辦學。不久，善允成功遊說太古洋行買辦莫幹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夠資金籌辦學校。在得到聖保羅男校校長史超域牧師協助下，1926年在啟德濱創校，初期租用伍朝樞的物業作為校址。為紀念區德（澤民）和莫幹生兩人對創校的貢獻，學校取名為民生書院；而善允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1939年，民生書院復遷到九龍塘東寶庭道繼續辦學。[1][2] 1920年，香港政府設立教育委員會，為教育發展提供政策諮詢。善允被委為成員，一直連任20年。1951年，他以83歲高齡出任香港大學終身校董。[4]1953年1月20日，善允在香港病逝，終年85歲。 曹善允的妻子陳桂卿於1947年12月11日，因熱心公益事業，獲港府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 曹善允夫妻生育四子三女。兒子曹智安、曹峻安、曹克安、曹明安，女兒曹慧姬、曹麗姬、曹妙姬。 曹善允早年熱衷體操和體育運動，入讀切爾滕納姆書院時，代表校方參與足球比賽；晚年時，他熱愛麻將、讀書，尤其喜歡中國文學。曹善允及兒子曹峻安從1920-1939年、1939-1957年擔任後備警隊榮譽總監。曹善允是前皇家香港輔助警察隊總監曹乃麟的叔公。[1][2] [1].《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19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2].《曹善允》，載“讀秀＂網，2012年12月1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8812442&d=C638F4BD2AC447BC70F557EBBE5AA202。 [3].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3)》，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4].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2)》，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章士釗，字行嚴，筆名爛柯山人、秋桐、孤桐、青桐、無卯，湖南省長沙縣白茅鋪何家沖人。報人、現代作家、著名學者。 父親是在鄉村行醫的地主，因兒女多，生活不富裕。士釗幼時讀私塾，17歲時離家謀生，前往武昌當童子師。1901年，他考入南京陸師學堂，為了響應上海南洋公學罷課的號召，曾到上海。後來，他主編《蘇報》，又著論文《黃中黃》，宣傳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因此被捕入獄。 1904年2月，士釗參加黃興在長沙組織的華興會。1905年，他赴日本東京留學，不久在下田氏私立實踐女校教國文；著有《中等國文典》，1907年寄回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以爛柯山人的筆名，撰寫言情小說《雙抨記》，也寄回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1908年，士釗從日本赴英國，考入蘇格蘭阿貝丁大學政法系，兼學邏輯，著有《論英國憲法》一文，在國內《帝國日報》發表。1911年，為參加辛亥革命，他趕回祖國，擔任總統府常年顧問，後任參議院議員；同時主編《獨立週報》。1914年，因反對袁世凱稱帝，士釗逃亡日本，在東京主編《甲寅雜誌》，以秋桐的筆名發表反對帝制、提倡法制的政論數十篇；1916年回國，次年在北京主編《甲寅日刊》，並發表大量政論文章。 1918年國會解散後，士釗擔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邏輯。護法之役，他來到廣州，擔任桂系軍閥政府國務院秘書長。1920年南北議和後，他奉北京政府之命赴歐洲，勸籲德國工業技師到中國工作。途經英國，拜訪蕭伯納等著名文學家；並著《聯業救國論》寄回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1922年，他回到北京後，擔任農業專門學校校長。同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他在《甲寅雜誌存稿》附錄《獨立週報》、《甲寅日刊》上發表的一些文章。 1923年，因反對曹錕賄選總統，士釗逃到杭州，不久前往上海，1924年回北京，先後任北洋軍閥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1925年，他主辦《甲寅》雜誌，以週報的形式在北京復刊，該雜誌站在封建復古主義的立場，維護封建道德，提倡尊孔讀經，反對興白話廢文言，並因雜誌名稱而得“甲寅派”之名，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他以“孤桐”筆名發表的《評新文化運動》、《評新文學運動》，兩篇文章是“甲寅派”的代表作，受到以魯迅為首的新文化陣營的有力反擊。 1928年，因受國民政府通緝，士釗逃往歐洲，在德國格根廷縣翻譯奧國心理學家弗洛伊德自傳及德國師辟伯寫的《情為語變之原論》兩部書，1930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31年前往瀋陽，擔任東北大學教授。不久，他回到上海當律師；1936年任冀察法制委員會主席；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他前往香港，著《邏輯指要》（1943年重慶出版，1959年北京三聯書店再版）。抗戰勝利後，他前往上海當律師。解放前夕，他為國共和談奔走，先後為上海和平代表團、南京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代表。 解放後，士釗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屆代表，第三屆常務委員會委員，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館館長等職。期間，他歷時十多年，著成《柳文指要》（1971年中華書局出版）一書，該書雖仍不脫唯心主義觀點，但在研究柳宗元的道德、文章及政見上卻有超越古人的見解。[1] 1973年，士釗根據主席指示前往香港，為祖國大陸與台灣的統一而努力。 士釗抵香港之日，恰逢殷夫人60壽辰，他與親友宴會歡聚後，當晚即將密函轉交許孝炎。許孝炎不敢怠慢，翌日清晨即飛赴台北面交蔣介石。次年，蔣介石命許孝炎前往北京訪問中共領導人一探底蘊。 士釗來到香港後，為了方便進行統戰聯絡工作，決定不住殷夫人家宅，以避開喧嘩嘈雜的環境，而寄居在香港跑馬地山村道41號地下，該寓所屬於港澳名人何賢先生的物業。 1973年7月1日，士釗因肺炎和心臟病併發症而病逝，終年92歲。 章士釗逝世後，新華社香港分社由社長梁威林牽頭組成“治喪委員會”並於7月7日在香港殯儀館舉行公祭。中共中央領導人亦特別委派連貫先生來港主持公祭儀式，港澳各界一千多人參加公祭。7月12日，北京舉行追悼大會。中共中央領導人朱德、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鄧小平等出席大會悼念章士釗先生，毛主席致送花圈。 孫中山自1894年廣州起義，到民國建立期間，除在香港創立《中國日報》外，國內沒有一言論機構。自國內外拒俄言論行動增加，上海《蘇報》形成國內排滿革命中心。在第一期言論鼓吹時，1903-1904年是高峰時期。《蘇報》放言無忌，既開其端，各種刊物小冊陸續出現。章士釗與結義兄弟章炳麟、鄒容三人在言論鼓吹反滿革命，居功至偉。[2] 1957年夏，章士釗構思《澳門四絕》[3]，次日，寫成送給湯小薇之父湯澄波。 四百年前一海門，蒲桃初亂漢並番。 縈詮往事漁山畫，幾度詞人問種源。 區區賭國海南偏，骰子生涯不計年。 隱隱挾余記人物，張堅怎抵一何賢。 廿載經過荷漢思，香山百里鐵藜繁。 地文初次登行卷，對客攤詩錄澳門。 檠杯夜識金銀氣，披霧朝窺士女顏。 浮世零丁洋上客，夢回乍雖喀羅山。 [1]李景田：《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1921-2011）：總論‧人物》，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1，第476頁。 [2]《追憶章士釗先生》，載“民國春秋＂網，2012年12月20日，http://img.mg1912.com/news/2012/08/31/4ae6df18394725b1013979d3a42b0021.html。 [3]湯小薇：《浮世零丁洋上客——章士釗的〈澳門四絕〉及其他》，載《鄉音》，1999，第8期，第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