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本年，澳門六和自來水公司創辦，創辦人為華商黃豫樵，公司設在通商新街(Rua Nova do Comércio)19號。該公司在望廈附近開築小型“六和水塘”，供應山水給少數用戶。但該公司供水方式十分簡陋，沒有水處理設施和科學化消毒設備，以致淨化水水質黃濁，水量和水壓明顯不足，財政虧蝕。1933年後，由於業務不前而告結束。黃豫樵，廣東香山人，1882年生。早年在澳門經營，創辦永康置業公司，後建六和自來水廠及國華戲院。從1919年起多次擔任澳門中華總商會值理、還曾多次出任該會副理，為20世紀澳門著名華商。《澳門水電工會成立40周年紀念特刊(1946—1986)》之《談談水電兩公司的歷史發展概況》；梁欣欣等《澳門水務史》(載陳子良主編：《澳門百業續編》，第210頁)1933年《澳年商業名錄》之《各行商業店名錄》。關於六和水廠創立的時間又據《拱北關民國十六年華洋貿易統計報告書》(1927年12月31日)(載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第363頁)稱：本年“葡國當局見人口繁增，其設施發展澳門之新政策爰進行不懈。惟其所最費躊躇者，乃食水缺乏一事，然聞有補救之法數端，已在考慮中，而自來水之供給，可期速見，第水質與水量，則亞於香港云”。這份完成於1928年2月25日的報告，可證當時正在創辦自來水廠。故采梁欣欣等人的1928年說。

民國三十五年 (1946年1月1日-1946年12月31日)在恒生銀行林炳炎、何善衡等人支持下，馬萬祺在澳門創辦大華行，經營出入口生意，一方面經營與中國內地的貿易，同時也和葡國做生意，股本20萬。大華行辦公地址在家辣堂街三號三樓，行址則是傅老榕提供的一家舊當鋪為鋪面。大華行還設有一間榨油廠，用花生榨油，供應本地居民生活需要。謝常青：《馬萬祺傳》第1章，第114-116頁。

民國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 6月，爲促進粵澳交通發展，中山籍人鄭芷湘、鄭禮卿、吳梅一、黃昌垣等發起組織“岐關車路公司”，於本月向廣東省建設廳呈請幷獲准修築岐關車路，最終得到行使在將來所修車路上永遠行車之權利，而以公司純利百分之十繳納政府。六位創辦人每人繳優先股200元，共籌得1200 元。爲了向民間籌集股本興辦車路，該公司動員了不少港、澳華僑知名人 士及政界要員參股，實備資本20萬元，分爲400股，每股5元，以“優先股”、“農田股”等方式吸收投資。公司最終於7月正式開辦，悉力籌劃築路工程。計劃工程分五期進行，前四期工程築東路，第五期工程築西路。 爲加快進度，决定采用邊築路、邊行車營業的辦法。公司開辦之初，挂出 “中山縣岐關車路有限公司”的招牌，暫在廣州設臨時籌備辦事處。幾個月後，將籌辦處遷至澳門，租賃新馬路(Ave. Alm. Bibeiro)67號二樓辦公，懸挂“竹廬”二字(“竹廬”與“築路”爲廣州話諧音)，以便就近指揮築路工程。至11月，公司正式開始修築岐關車路。《拱北關民國十六年華洋貿易統計報告書》(1927年12月31日)，載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第363頁；梅士敏：《岐關車路60年》，載《澳門日報》1988年3月24日。

民國三十一年 (1942年1月1日-1942年12月31日)9月，據中統特調處的情報，日本在實行對大後方嚴厲經濟封鎖的同時，將其握有的大量法幣向大後方誘購各種重要的戰略物資。由於澳門在抗戰期間的特殊政治經濟地位，及澳門對華南乃至中國經濟的輻射能力，日本將澳門作為其走私活動的基地之一。對於日本通過澳門所進行的走私活動，澳門政府給予了相當的合作。他們不但聽任日方走私，有時還積極參入其中。如澳門一家重要的走私公司“聯昌”公司，就是日本人山口少佐和澳門華商陶儉、高可寧等人聯營的公司，澳門警察局局長布英沙、經濟局長羅保也參入其中。同時，日偽為便利走私，還自己或慫恿中外商人在澳門設立各種公司商號專營走私。據不完全統計，日偽戰時在華南地區設立的走私公司有47家之多，其中設在澳門的就有10家。如聯昌公司，設於澳門南灣，主持人山口少佐、布英沙、羅保、高可寧、陶儉；廣福昌號，設於新馬路口749號2樓；漢卿洋行，設於博士巷4號；永隆米鋪，設於河邊新街33號；互商公司，設於桔根街112號2樓，主持者杜康；江安公司，設於大群酒店402號，主持者為黃雲甫、陳子炎；啟泰商號，設於永樂街111號。還有太平洋行及南寶公司。其他則還有屬於日本海軍部由日人富田中島經營的內河公司，日本人與華商葉文山合資經營的南興煙草公司，日商新興洋行與高可寧、鐘子光合資成立的大福輪船公司，日本人大間子擁有的新興洋行，日本人與澳門商人張炳章合資建立的萬和公司，偽滿洲政府、日本軍人與澳門商人鮑德合作開設的新亞公司，日本商人山本開設的泰平洋行，香港日本三井洋行澳門分行一昭華行，由石岐憲兵隊長三澤和華商陳華合組的岐澳公路運輸公司等。中統特調處編：《敵偽經濟匯報》第38期 (1942年9月)及其他各期；戰地黨政委員會編：《經濟情報》第74號 (1940年1月11日)；轉自查燦長：《轉型、變項與傳播：澳門早期現代化研究》，第213-214頁。抗戰勝利後，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徐偉卿、大賭商傅老榕、高可寧均被列入“漢奸名單”，要通緝引渡到穗。之所以定他們為“漢奸”，與他們和日本人合作進行走私貿易有關。據傳，高可寧為了取消黑名單，願以20萬港幣銷案，但因要價百萬，交易未成。參見李漢沖：《廣州受降接收與肅奸紀實》，載《廣州文史資料》第48輯及黃鴻釗《中葡澳門交涉史料》第2輯，第326頁。1946年廣州行營制奸商題名錄，參見陳錫豪：《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第70-72頁。

人們為了生計當小販，售賣各種貨品，掙取蠅頭小利，往昔有的行業，在今天看來實在是很冷門的，如老照片中的掃帚、火柴、火水生油，勞動一天能賺多少錢呢？可以想像他們這種營生方式是多麼艱難，生活又是多麼困苦。有些小販是靠手藝謀生，往昔如補風爐瓦罉、鏟刀磨較剪、修理洋遮鬼鎖、染衫染布、補衫、補鞋……這些行當出現，與當時社會經濟情況有密切關係。那時人們生活艱難，開支精打細算，不像現在人們生活那麼富裕，物質那麼豐富，對許多東西，不要説破爛的，就是殘舊的也當垃圾拋棄，而那時將破爛的東西修修補補，又再用兩三年了，非常節儉。當然，時代變化，社會發展，過去許多小販行業不適應新時代而銷聲匿跡，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代之而起的又有新的行當，繼續謀發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本澳由於小販人數激增，街邊攤檔愈來愈多，為維護市容整潔、整頓街道交通秩序起見，有關當局在各區設立“小販認可區”，限制小販隨意隨街擺賣，起到一定的作用。近多年來，經濟淡靜，外勞不斷湧入，造成本地工人就業因難，有些居民為了生計，改行當小販。由於攤擋未領有牌照經營，被稱為“無牌小販”或“非法流動小販”，隨時會被有關人員檢控，損失財物，謀生不易。

民國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3月26日，下午3時，澳門政府在國課衙門大堂將氹仔、路環賣鹽事宜出投，承充價以29100元為底，日期自1916年5月20日至1921年5月20日止。《澳門政府憲報》1916年第8號，第100頁。

民國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本年，澳門主要的加工銅器企業東主崔恒在巴黎博覽會上獲獎狀，在澳門實業展覽會上獲得金牌。其産品主要銷往美國。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205頁。

《永不回來的風景－澳門昔日生活照片》影集中有一輯《小販生涯》，記錄了七八十年前各行業小販生活實況，活現眼前，讓讀者認識往昔小販謀生情況。其實，小販行業由來已久，到今天仍然存在着，起着推動經濟發展的作用，在社會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小販出售的貨品，有吃的和用的，品種繁多，都與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如老照片出現的賣掃帚、蔗、草藥，租賃連環圖書，補衫，剷刀磨鉸剪……隨着社會發展，環境變遷和人們需求，到了今天，不少街邊小販行業被淘汰了，但又以新的形式出現，售賣時興貨品，與往昔有所不同，反映了本澳社會經濟和居民生活變化的一個側面。人們為了謀生，又找不到工作，或是欠缺大本錢，於是就當小販，做點小買賣，本小利薄，維持生活。按小販買賣形式可分流動攤檔和固定攤檔，多是露天經營的，生意常受天氣影響。固定攤檔是在街邊某地點設置檔口擺賣，不會變動，方便顧客光顧。流通攤檔則是小販用擔挑籮筐或手推車，載着貨品，穿街過巷，到處呼賣；人們在家裡聽到呼賣聲，而又是自己所需的物品，就會從家裡跑出來光顧。呼賣聲是“市聲”的一種，別有情調。六七十年前，有小販托着一紮長竹竿，沿街兜售，邊行邊叫：“衣裳竹”；也有布販肩托多卷紗綢，在街上高呼：“靚紗綢”，藉以吸引顧客，他們的呼賣聲各有節奏，在寂靜的小巷長街響起，特別響亮，別有韻味。這種“市聲”今已成絕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