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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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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作猷,字汝宏,號仲秩,香山欖都(今屬中山市小欖鎮)人。進士、翰林院編修。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何作猷榮登戊戌科第215名進士,殿試二甲第十名,授翰林院編修。光緒二十九年(1903),何作猷為癸卯科鄉試擔任十八省磨勘官;光緒三十年(1904),他為甲辰科會試任同考官;朝廷賞戴花翎二品銜。後來,何作猷擔任甘肅甘州府知府。[1] 中日戰爭後,清廷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尤其牽動人心。內外官員、在京會試舉人2000多人紛紛上書,要求廢約抗戰,反對割地賠款,涉及當時全國23個省區,與台灣島內的抗日戰鬥一起形成中國近代史上轟轟烈烈的“反割台鬥爭”。何作猷參與上書。當時,他住在北京珠朝街中山會館,也是會館管理者。孫中山曾蒞臨中山會館。[2] 1917年,廣東圖書館復館時,實行董事會制,馮願等五人任董事,朱念慈任監理,後改委員制。第一任館長是馮願,李茂之、何作猷、茅謙之先後繼任館長。[3] 澳門哪吒古廟簷際懸一匾額,題“哪吒古廟”四字,乃何作猷所書。該廟所在地原名柿山,既有廟碑及對聯參證。[4] 何作猷墓在邑城外龍拱村(今中山市城區槎橋村龍拱街)。 現今小欖何家祠,又稱僕射何家祠,是清康熙初年,由何越巢倡建,經歷200年之後,清同治十二年(1873)建成,1915年重修,三進三間,台樑式木架構,後座寢室原有頂脊長聯一副,以表彰僕射何公的忠烈史跡,是由清浙閩總督何璟所撰長聯: 諫二帝割三鎮,早知和議之非,其如國步艱難,一木當風支大廈; 察敵騎將再來,代草勤王之詔,豈意人心渙散,孤魂隨日返虞淵。 中座亭堂有一副頂脊聯,是時任清翰林院編修何作猷所撰:[5] 上祀合兩房,兄弟發祥鐘鳳嶺;[6] 孤忠垂萬古,君臣大節樹燕山。[7] [1]王遠明:《風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譜》,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第459頁。 [2]劉征:《海峽兩岸的文化樞紐》,載《中國文化報》,2009年2月3日。 [3]方志欽、蔣祖緣:《廣東通史》(近代下冊),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1317頁。 [4]郝雨凡等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第425頁。 [5]何仰鎬:《欖溪風物》,載《中山文史》(第46輯),中山:中山政協,2000,第159-221頁。 [6]鳳嶺:指小欖。 [7]燕山:指徽、欽二帝被金人囚禁老死之所。
何作猷
陳芳,字國芬,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僑領、糖業鉅子。 父親陳仁昌在澳門經商,家境頗富。母親曾氏。陳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秀才。陳14歲時,父親去世,家道逐漸中落,之後,陳隨伯父陳仁傑到澳門、香港學做生意。陳仁傑在香港經營中西土特產。1849年,陳仁傑準備運一船貨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陳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陳和堂兄協助伯父處理完這批貨物,伯父就回國。陳卻愛上了這塊土地,決定留在這裡大展拳腳。他勤奮努力,不久學會英語。他先在貝爾街開設一間店鋪,銷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貨物,小店鋪一開張,生意興隆。1851年,陳與同鄉程植合股開辦新店鋪“芳植記”,它坐落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業旺地。“芳植記”開張那天,轟動整個檀香山。鋪面採用中式風格,紅色大門前面兩根圓柱上掛著兩個大紅燈籠,兩扇門上貼著鮮艷的門神,貨物擺設沿襲著廣府人開架賣貨的習慣,貨架上擺滿了精絲、瓷器、茶葉和香料等各種各樣的中國貨,生意一開始就紅紅火火。 陳用7600美金買來一艘舊帆船,起了一個新名字“中國夾克號”。他有了“中國夾克號”,極大地降低營運成本,“芳植記”商品價格隨之降低。1855年,美國國慶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處飛舞著美國人慶祝的煙花,一把大火點燃了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業區店鋪,“芳植記”變成殘垣斷壁。許多不明身份的人闖進“芳植記”搶劫,警察懸賞200美金緝拿打劫者,沒有下文。何魁趁機捲走“芳植記”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蹤了。火災後第三天,陳讓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瓊‧布斯的酒吧,重新掛起“芳植記”的招牌,將倉庫裡的貨物全部搬出,擺滿所有貨架,儼然火災根本沒有發生。這一招,穩定了所有債權人的心。陳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銀行找朋友克拉克貸款,登上“中國夾克號”,直奔香港採購。依靠捕鯨船長們仗義相助,“芳植記”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約四點,陳推著一輛手推車,車裡裝滿了金燦燦的金銀幣,上面甚麼遮蔽物都沒有,大搖大擺地走上街頭,把鋪子裡收入的金銀幣送到銀行裡。陳富有的名聲,一時間傳遍夏威夷每一個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陳以1368美金拍下羅奈爾得遺孀那棟精緻小巧的珊瑚石別墅,“芳植記”搬到珊瑚石別墅經營。陳在大島繼續從事土地投機生意,他把朱麗亞那個牧場周邊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後,他到裘蒂博士家裡鄭重向朱麗亞求婚。裘蒂博士雖對華人懷有歧見,但不敢當面拒絕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麗亞,請陳先建造一棟夏威夷最豪華的別墅。1856年,陳在檀香山市富人區努亞大街買下一塊地,請人設計圖紙,大興土木幹起來。他一直尋求機會醞釀成立一個華人社團,檀香山華人對陳的提議都表示贊成,華商們決定搞一場以華人名義舉辦的慶賀舞會,大家踴躍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華商會正式在檀香山註冊成立。 5月23日,陳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國籍。5月28日,陳和朱麗亞‧克納‧弗爾威斯爾小姐結婚,史密斯牧師擔任證婚人,婚禮在努亞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裡舉行,婚禮一切從簡。1857年8月1日,朱麗亞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請遺產繼承。七天後新任大法官麥克比因作出最後裁決,裁定朱麗亞獲得父親三分之一的遺產,現金3881美金;獲得母親三分之一的遺產,是大島希洛鎮海邊的一個牧場。這個牧場正是陳所購土地包圍的那個牧場,這些土地聯結為一塊完整約5000英畝的地塊。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華人獨立經營的機器榨糖工廠“國芬製糖”正式開張。“國芬製糖”的工人工資比當時白人製糖廠高出30%。陳和劉禾林本來在夏威夷華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優厚。“國芬製糖”很快就招夠工人和技師,熱火朝天地幹起來。“國芬製糖”成為陳在夏威夷經商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標誌著陳成功地邁進他夢寐以求的製糖業,開創事業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帶著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個小夥子特別醒目,第一個叫程利,是程植的一個堂侄;第二個叫盧嶽,是香山縣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個親戚;第三個是王貴,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鄉。都在老家做過乾貨鋪。陳與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讓盧嶽留在“芳植記”給程植當幫手,王貴被安排到“國芬製糖”。1864年,美國南北內戰促使夏威夷蔗糖業騰飛。三年來,夏威夷年食糖產量飛速上漲了16倍,並徹底改變了夏威夷的商業結構,甘蔗園經濟成為支柱的產業。陳進入製糖業掙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產,而是通過壟斷運輸實現的。三年壟斷運輸,為他積累38萬美金的巨大財富,把事業推向另一個高峰。 陳決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島經營甘蔗園事業。達莫專程從三藩市來到檀香山,想與陳一起投資甘蔗園。陳和達莫在檀香山市註冊合股的通用商業公司,兩個好朋友各佔一半股份,陳出地,達莫出資金,準備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達莫從德國訂製的榨糖機從三藩市運回來,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機在大島希洛鎮新甘蔗園調試完畢,讓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園主們羨慕不已。除這套五萬美金榨糖機外,達莫又拿出十萬美金,一共15萬美金成為他在通用商業公司的股本。陳把自己大島上的土地劃出約3000英畝,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資,剩餘3000英畝土地暫作牧場,作為新甘蔗園的預留土地。陳將自己這個甘蔗園命名為“皮皮艾克”,以單個甘蔗園面積來說,皮皮艾克農場位列夏威夷農場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陳回到檀香山一個月後,在以華商為主體的夏威夷手工業者行會的會議上,陳當眾宣讀一份由全體華商簽名的“告夏威夷公民書”。這是夏威夷歷史上華商第一次有組織地集體告白,它向全體夏威夷人提出華人對勞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議,反映這個正在崛起群體的潛在力量,這是華人力量在政壇上的第一次鄭重發聲。這份告白書旨在通過改變勞工制度,取消對華人的政策歧視。同年底,陳以26萬美金,拍下卡伯瓦農場。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亞報》以“糖王加冕”作為顯著標題,詳細介紹卡伯瓦農場拍賣的過程。從這一天起,陳的“糖王”稱號在夏威夷被叫了起來。 1870年度,夏威夷總商會出版商業年鑒,評比出夏威夷實力最強的八大企業,“芳植記”和通用商業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閎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後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陳帶著長子陳龍提前幾天到達三藩市,入住“皇宮大飯店”。容閎在“皇宮大飯店”第一次見到了陳。 陳比容閎大三歲,兩人初次見面,但經唐氏兄弟介紹,互相早有耳聞,相談甚歡。陳放心把陳龍交待給容閎,自己回到檀香山。陳龍連考四門功課,成績優異,順利考入耶魯大學。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鐵工廠發生工人罷工,給複雜的政局增加不少紛擾。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發生,巴特親自主導,要求農業協會以團體會員的身份,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以加強夏威夷總商會的行業領導和協調能力。夏威夷總商會涵蓋夏威夷九大類行業商會,同時吸收華商會和智利商會參加,一個覆蓋面廣的商業組織,卻受到夏威夷最有實力的商人組織農業協會的抵制。但這次,農協不能不給內閣面子。大衛斯沒有辦法,點頭允諾農協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並答應推舉一人出馬競選本屆總商會會長職務。農業協會七人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推薦人竟然是陳。1873-1878年,陳擔任五年的夏威夷總商會會長,圓滿地協調各種經濟糾紛,起草制定大量的行業規則,贏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認同。 1874年8月,陳帶著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負責籌款。展望美夏貿易互惠協定實施在即,王國的財政收入屆時會有大幅增長,但眼下政府大舉建設,急需大量資金支持。陳到達三藩市,達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來與陳秘密洽談。這批富豪開礦發了大財,四處投資。陳三藩市一行,共籌得400萬美金的鉅款,圓滿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陳回到檀香山後,著手幫助準備卡拉卡瓦國王年底的訪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國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熱烈的歡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庫伊農場準備出售。卡波庫伊農場有超過4700英畝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數得上的大農場。卡拉卡瓦這次要把它當作第一筆酬勞,來還陳在兩次大選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沒想到,被陳謝絕了。陳不願意這樣操作,一方面這種私下交易會對國王的聲望有損,另一方面也損他糖王的聲譽。之後,陳從香港調集大筆資金,為保險起見,再度與達莫兩人聯手,準備參加卡波庫伊農場的競拍。陳與達莫以46萬美金鉅款,拿下了卡波庫伊農場,使他的蔗糖事業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陳接到三藩市華埠中華會館的信函,要他務必於7月25日前到達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國駐華公使的陪同下,陳蘭彬一行抵達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華會館組織的盛大歡迎儀式。在陳的力陳下,陳蘭彬答應在檀香山設立一個領事館,條件是他必須出任領事一職。 1877-1878年,中國北方發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災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災民多達兩億,死亡人數高達1300萬。陳認捐了5000美金,折合約7000兩白銀。根據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賑荒歉”、“其捐銀子千兩以上者,請旨賜建‘樂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縣恭常都黃茅斜村陳家大院裡矗立起一座“樂善好施”牌坊,這座由陳灼父(陳芳二兄陳國禎的長子)委請當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為花崗岩建造。可惜,這座牌坊在“文革”期間毀於紅衛兵之手。 1879年是陳來到夏威夷第30個年頭,成為夏威夷響噹噹的“糖王”。拋開“芳植記”不計,僅三個農場每年給他帶來收益高達30萬美金,在他名下的這三個農場資產超過260萬美金。 6月21日,時值王國樞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額,樞密院共45名委員,其中上院15名委員為國王任命,卡拉卡瓦當政時期,只有貴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職務,同時也是國王用來晉升貴族的特權。陳以其顯赫的社會影響、不容爭辯的商業地位和無可挑剔的品行,贏得樞密院現任委員的一致認可。樞密院通過後,國王卡拉卡瓦當天簽署命令,正式任命陳為樞密院委員,從此,陳成為夏威夷貴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對陳的任命下來了。陳蘭彬把畢業後留在駐美公使館協助他工作的陳龍找來,指示陳龍把這個任命通知夏威夷駐美公使艾倫。同年耶誕節,老農協會員們為了慶祝陳榮膺貴族稱號,在市政廳舉辦盛大的慶祝舞會,夏威夷名流爭相參加。接著樞密院舉辦的慶祝舞會,國王卡拉卡瓦到會致辭,對陳的貢獻表示嘉獎。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國三角黃龍旗在陳的努亞別墅升起,這棟別墅被他用作夏威夷華人商會的辦公地址。儀式結束後,三藩市領事館派來的特使朱國君,在陳的陪同下,到王宮裡覲見卡拉卡瓦。陳出任首屆商董,中國駐夏威夷商務代辦處開始正式工作,聘用一個翻譯和一個秘書,經費由陳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華商會的基礎上籌建華人聯合會。第二項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華人權利的問題。3月17日,陳蘭彬親自簽署任命陳為夏威夷首任領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車送到三藩市領事館陳樹唐處。陳樹唐趕快先寫信給陳,要他好好準備一下,並說大家隨後乘船趕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龍旗再度升起在努亞別墅,陳身穿滿清官服,仰望著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陳出人意料地辭去清廷駐夏威夷領事一職。程利接任領事一職,駐節華盛頓的新任中國公使鄭藻如批准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陳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庫儀農場的股份轉賣了出去,這一舉動震驚夏威夷商界。他把價值106萬美金的股份出售給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這筆交易中,只有70萬美金用現金支付,其餘36萬美金置換了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合股的一個農場。這個農場位於考愛島,歸於“朝蘭利服記”名下,程利和盧嶽將分期償還這筆錢給陳。陳用70萬美元現金用來購買香港道格拉斯火輪公司的控股權。這次投資戰略調整,一方面為了繼續減少白人和美國政府對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陳有意加大對香港投資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發了大水,百姓流離失所。陳遠在檀香山,聽到消息之後,捐贈3000兩白銀寄回國內,給朝廷賑災。這一次捐助報送朝廷後,光緒皇帝賜贈石牌坊一座,以示褒獎。1886年底,在黃茅斜村陳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樂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陳龍搭船從大島趕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發作,猝死於船上。 消息傳來,陳徹底被擊垮了。他萬念俱灰,下定決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農場的一半股份,以90萬美金的價格賣給達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後由朱麗亞承擔全部的商業風險。達莫派人來管理卡伯瓦農場,陳心裡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萬美金留給朱麗亞和孩子們;剩餘的40萬美金轉到了香港,陳先後投入東亞銀行的資本300萬美金。 陳回家鄉後,他又買了30多畝良田,加上原來的義田,共有60多畝,建立社學,好讓村裡貧困的孩子們能夠讀書。陳買回來兩部柴油發電機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戰前夕。他從澳門買回來水管,從村邊鳳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裡,過濾成自來水後讓村子裡的鄉親飲用;整治村容,修築道路,在村子裡挖了兩口大池塘,種植椰子和檳榔樹,給村子修築炮樓等。同時,他捐銀給地方政府。這年,陳以長孫陳永安的名義為陳龍請賜建“急公好義”牌坊,位於兩座“樂善好施”牌坊的旁邊。 陳投資擴大義學,創辦女子學校,開創香山縣的先河。1891年發生水災,沖毀了香山縣十幾個村莊。他拿出7000兩白銀捐給香山縣衙用於賑災;接著捐獻4000兩白銀,用於修築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為香山縣境內最早的公路。這一系列善舉,被香山縣衙呈報兩廣總督衙門,總督衙門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陳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陳家大宅建設完成主體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風格一體的建築;2006年被評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今成為國內外遊客赴珠海旅遊的首選景點。[2] 1906年9月25日,陳在家鄉去世,終年81歲。葬於梅溪。[3] 陳芳娶有兩位妻子,生育子女18個。他與元配妻子李杏兩子:長子陳龍(1852-1889)、三子陳賡儒(1863-1918)。他與第二任妻子朱麗亞‧費耶韋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兒長女愛米蘭(生於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於1861年)、四女茱麗葉、五女瑪莉亞、六女伊莉莎白(生於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愛麗絲、九女海倫、十二女梅拉茵等;兒子:次子陳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於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於1875年,出生個一個月夭折;五子阿爾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後,藉著傑克‧倫敦的小說《陳阿芳》,陳芳成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檳王朝的風雲激蕩和一代糖王的傳奇經歷,連他後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國人的好奇,從1964年起,在美國百老匯上演的歌舞劇《12個女兒》,講述陳家的故事,這個歌舞劇連續上演30年,歷久不衰。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之際,評選了200位影響美國歷史的外籍人士,陳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陳芳回到家鄉定居後,來到澳門經營生意,以其傳奇的經歷和雄厚的財力引起澳門華夷各界廣泛關注。[3]據說,1891年夏,陳芳來到興記酒店住宿,當時酒店洋經理見他是華人予拒絕。陳芳一怒之下,要求買下酒店,當時適逢酒店準備放盤,開價三萬英鎊,且限三天交款。兩天後,陳芳從大西洋銀行開出一張三萬英鎊的本票將興記酒店買下,並將興記酒店改名為“澳門酒店”。此舉轟動了澳門,當時被港、澳、滬多家報紙報導。 1902年5月,“澳門酒店”以二萬澳門元的價格出讓給法莫爾(W. Farmer)先生。[5] 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歡迎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陳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於曹善業、柯六、林含蓮、王棣等知名華商。可見,陳芳在當時澳門的影響之大。 除投資火輪業、酒店業外,陳芳對廣東政府及華人事務亦頗為關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經澳中紳商捐資修建,以便往來,香山人陳芳首捐洋銀兩千枚。近已竣工,計用料費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費用,陳芳捐款過半。 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廣東政府“籌借民款,藉助軍餉”,“其澳門一埠,則有富商報捐候選道,香山人陳芳報捐候選知府”。[6] 陳芳在澳門開辦牛奶公司,引進荷蘭牛,開創澳門養殖荷蘭牛的先河,生產加工牛奶供應澳門市場外,他每天派人運送牛奶回家鄉,供鄉親飲用。[7] 次子陳席儒專門從香港給父親買了輛雙排座的“奧茲莫比爾”牌汽車,這輛汽車為黑色木製車身和車輪,車輪外包著橡膠輪胎,車燈是煤油燈,喇叭需要用手使勁捏。陳席儒買這輛汽車是當時最昂貴的汽車,價格是6700美金。這輛汽車是澳門歷史上第一輛汽車。[1] [1].劉雲德、徐煒:《陳芳傳記》,載“珠海梅溪牌坊"網,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頁。 [3].《珠海歷史名人——陳芳》,載“珠海政協"網,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紳:《陳芳傳奇一個華商家族的百年神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頁。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頁。 [6].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9-180頁。 [7].李蒲彌:《回歸後的澳門發展與粵澳關係研究》,香港:香港漢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頁。
陳芳,1825-1906
張學華,字漢三,晚號闇齋,原籍江蘇省丹徒縣,先世遊幕於廣東,寄籍廣東番禺(今廣州市番禺區)。進士、清朝政治人物、書畫家、詩人。 清光緒十六年(1890),學華參加光緒庚寅科殿試,榮登進士三甲第八名;同年五月,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十八年(1892)五月,散館,授翰林院檢討;歷任國史館協修,山西道監察御史,山東登州、濟南知府,濟東泰武臨道,兼管濟南商埠監督,山東清理財政公所會辦、法政學堂提調、通志局提調。[1] 清宣統三年(1911),學華被授江西提法使,後因辛亥革命爆發,各省獨立,未上任而回廣東。[2]之後,學華前往港澳,或隱居故里,閉門著述;著有《闇齋詞稿》、《采薇百詠》等;為吳道鎔校補《廣東文徵》遺稿,這是一部明清時期輯錄歷代粵人作品最多、時間跨度最長、保留粵人文獻最完整的重要的嶺南文獻,其整理編纂及至保存和流傳,是在粵港澳三地完成的。[3] 學華一生六次前往澳門,其中抗戰時期兩次居住澳門七年,抗戰勝利後,從澳門返回廣州。[2] 1939年,汪兆鏞在澳門逝世。學華撰寫挽聯一副:[4] 水雲大隱,志節皎然,著述有千秋,身後益為公論重; 汐社舊遊,凋零盡矣,遷流方萬變,海內彌傷吾道孤。[5] 1951年,學華去世,終年88歲。 現錄張學華的楹聯一副: 《題澳門藥山寺》[6] 藥師親授元悟録,山鬼潛聽老衲經。 [1]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館藏名人信劄選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第82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76-197頁。 [3]陳廣恩:《吳道鎔、張學華與〈廣東文徵〉》,載《文化雜誌》,2009年夏季,第71期,第192-197頁。 [4]《相關人物介紹——張學華》,載“積昌家塾史料匯"網,2013年3月30日,http://hi.baidu.com/864905657/item/ca243e1634b9ff582a3e2294。 [5]“水雲”是宋朝遺民詩人汪元量的別號,“汐社”為宋遺民在元初所結的文社。因汪兆鏞是前清舉人,同屬遺民身份,學華故引為同調。 [6]《港澳宗教場所聯》,載“本溪旅遊"網,2012年9月30日,http://www.bxbx.cn/travel/jingdain/2012/0819/13755.html。
張學華,1863-1951
吳興祚,字伯成,號留村,原籍浙江山陰(今紹興市),入漢軍正紅旗籍。兩廣總督、詩人。 父親吳執忠在禮親王代善府中擔當幕僚,被授予頭等護衛。1650年初,吳興祚以貢生身份被授予江西萍鄉知縣,當時白蓮教聚眾反抗朝廷,成為一大隱患,他開導和遣散教眾。不久,他因犯錯,被降補江南無錫知縣。 無錫縣吏虧欠了官庫錢財,更換了幾任也沒法償還,免職後仍留在任所不許離去。吳興祚到任後,為本縣請求豁免這筆虧欠款,那些應當償還的則捐出私財代為繳納。吳興祚用耕種官田所得的租錢僱用勞役,老百姓的困難得以解除。發生饑荒時,他又叫人煮粥救濟給饑餓的百姓。 八旗兵駐防蘇州,吳興祚向領兵的固山請求允許自己單騎前往軍中進行約束。有的士兵偷吃老百姓家的雞,被吳興祚查出後,立即鞭打,以示處罰,使士兵都嚴格遵守紀律。1674年,吳興祚遷為行人(官名,掌管接待諸侯及諸侯的上卿之禮),仍留下負責處理知縣事務;又因漕運總督帥顏保舉薦,他被破格提拔為福建按察使,為清廷收復鄭成功所佔廈門、金門等地。 1681年,吳興祚被提升為兩廣總督。到任後,他上疏揭發尚之信在廣東橫徵暴斂、老百姓深受其害長達幾十年。他列舉鹽埠、渡稅、漁課等各種弊端,上奏請求罷免。他上疏請求將禁界再拓寬,聽任百姓捕採耕種。皇上派了尚書杜臻、內閣學士石柱會同吳興祚巡歷諸地,進行測量規劃,使兵民都有安居樂業之地。 他又上疏稱潮州海汛遼闊,商人往來貿易,因擔心奸徒暗中騷擾破壞,應當將澄海協達濠營的水汛官兵船隻改歸南澳水師鎮統轄,與碣石鎮互相聯絡,巡視保衛外海的島嶼,得到朝廷允准施行。 1685年,吳興祚上疏請在廣東、廣西二省設爐鑄造兵器。給事中錢晉錫、御史王君詔上疏彈劾吳興祚在鑄造之事上弄虛作假,冒領功勞,將此事交由吏部商討判決。1692年,吳興祚被授為歸化城右翼漢軍副都統,但又因犯錯被降級。 1696年,皇上親征噶爾丹,命他從呼坦和碩前往寧夏安撫13個驛卡,但他請令願意效力鎮守沙克舒爾驛,沒多久,官復原級。 1697年,吳興祚去世,終年66歲。 吳興祚為政時為民著想,免除苛稅瑣事,受到遠近百姓的愛戴。他任過官職的地方,都將其列入名臣之中進行祭祀。[2]他著有《留村詩鈔》、《宋元聲律選》、《史遷句解》、《粵東輿圖》等書。[1] 1684年春,工部尚書杜臻、內閣學士石柱在兩廣總督吳興祚、廣東巡撫李士禎的陪同下,在澳門巡視二天。之後,廣東官員對澳門巡視頻繁。[3] 現錄吳興祚約作於1682年的詩一首: 《自香山縣渡海赴濠鏡》[1] 欲經濠鏡,薄暮正揚舲。風雨聲相搏,魚龍氣自腥。 黑雲迷遠嶼,白浪擁孤汀。隱隱聞鐘鼓,蠻歸議事亭。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41-46頁。 [2]《中華全二十六史》編委會:《中華全二十六史》(白話文版第10冊),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2,第8938-8939頁。 [3]鄧開頌:《葡萄牙佔領澳門的歷史過程》,載“潮汕風情網"網,2013年9月30日,http://ren.csfqw.com/article-13779.html。
吳興祚,1632-1698
盧光裕,字聖珍,號舜渠,諱光裕,廣東省新會潮蓮鄉(今屬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盧鞭村)人。澳門富商。盧九的長兄盧華錦第三子。[1] 盧光裕少年老成,勇作敢為,深得叔叔盧九所器重,待之如子。他經營商業,逐步致富。盧光裕與堂兄盧廉若多次承充澳門闈姓生意。1899年,他和盧廉若、葡人伯爵‧飛難地合作,承充澳門闈姓。1901年,內地義和團運動興起,恩科奉旨延遲,以致所收銀票,全部退回。 1886-1896年,盧九與林西、何連旺連續三屆承充澳門番攤生意,擔保人是亞納伯爵妻子晏拿爹厘士‧飛難地,每年上交規銀升為150000元。新合同是舊合同期滿後延期。 1897年7月28日,各股東與新三記公所簽訂合同,經營澳門闈姓生意。該項生意分成300股,每股1000元,李升佔80股,盧光裕佔17股,何連旺佔40股,尤勉之佔30股,盧九佔43股,Lu-Lau-Shan和盧廉若佔60股,飛難地妻子(Anna Thereza Ferreira)佔30股。盧氏家族共佔120股,控制著新三記公所和此項生意。 1897年,盧光裕、盧九與另一名賭商柯六合作創立恆和公司,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合作經營十年。盧光裕擔任該公司司事,“盧光裕做該公司司事多年,所有公司所得每百元票價一十二元之利益及中票不到收銀之遺彩,均由其一手收存”;寶行銀號是盧九一手創建的最重要的家族企業之一,1905年初,盧九委任盧光裕為該銀號司事,掌管銀號日常事務。可見盧九對盧光裕的倚重。[2] 1906年1月,盧光裕和盧廉若成為澳門業鈔公會副會員。 1907年3月,盧光裕與蕭登合作,承批位於馬蛟石炮台相連之山腳一塊空地。 1909年1月2日,盧光裕被柯六控告,暴露經營仁慈堂彩票的內幕。恆和公司三大股東,盧家佔了兩個,而且盧光裕長期擔任公司司事。但盧光裕已去世,該案不了了之。 同年11月20日,柯六登報請求將恆和公司解散。[1] 盧光裕是澳門第一批的住宅電話使用者。[3] 盧光裕在商業上獲得成功後,通過捐錢做官。前清時為候選道,賞戴花翎,誥授中憲大夫。盧光裕去世時,女兒盧梅君14歲,妻子侯氏是女兒代理人。妾秦氏,兒女盧亞蘇、盧芳姑不到14歲,秦氏是兒女的代理人。妾伊氏,女兒盧波詳不到14歲,伊氏是女兒的代理人,都不在澳門。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62-173頁。 [2]林廣志:《盧九家族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第28-29頁。 [3]程惕潔:《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社會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第185頁。
盧光裕,-1908
許敦元,雲南省楚雄市人。香山知縣、詩人。 1790-1793年,許敦元擔任香山知縣。[1] 1791年農曆九月初十午後,澳門洋人庇哆盧飲酒沉醉,在三層樓地方經過,見有兒童羅亞合在擺賣柿子,取食三個,應付九文錢。庇哆盧身上未帶錢,無可給還,羅亞合拉住他索取,庇哆盧用手毆其背兩下,羅亞合哭喊。鋪民夏得名和趙有光見到,路見不平,上前斥罵。 庇哆盧不懂華語,轉身欲走,夏得名將其扭住舉拳欲毆,庇哆盧情急之中拔刀刺夏得名,趙有光上前幫助,也被刺傷。不久,兩人傷重不治。廣州知府張道源和香山知縣許敦元等急往澳門處理此案。十月三十日,庇哆盧被處以絞刑。 1792年農曆十一月初七,洋人噧喴哩亞斯飲酒沉醉,在澳門下環街經過,適有該街鋪民湯亞珍從外回來,走至該處,因街口路窄,與噧喴哩亞斯碰撞。噧喴哩亞斯氣忿,手批湯亞珍左臉頰。湯亞珍不依,扭住噧喴哩亞斯舉拳欲毆,噧喴哩亞斯情急,拔刀嚇戳,傷及湯亞珍肚腹。次日,湯亞珍傷重身亡。香山知縣許敦元等趕往澳門處理案件,十二月十四日,噧喴哩亞斯被處以絞刑。[2] 1790年開始,廣東沿海及內河發生嚴重的海盜行為。1791年澳葡當局以“情願駕船出洋追捕盜匪”為償,提出“番舶稅則按照向例徵收,修葺房屋使費准予裁免”兩項請求,香山知縣許敦元經請示准令澳葡當局“撥船二隻,跟隨內地兵船,出洋捕盜”。但澳葡當局又提出九條申請。對於澳葡當局之九條申請,許敦元於次年正月逐條加以批駁。[3] 現錄許敦元的詩兩首:[1] 《遊海覺石下》 石磴盤紆入,山阿結小亭。 蓮花開佛地,蓬島宅仙靈。 巖樹千年碧,中洲四面青。 鴻濛原一氣,天水共冥冥。 《張太尊次韻之二》 蓮峰迴鏡水,石壁峙蘭亭。 幾度招仙侶,何年擘巨靈? 雲垂滄海白,潮湧萬山青。 小憩幽岩下,塵心落杳冥。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19-221頁。 [2]陳賢慶:《清代澳門涉外兇殺案》,載《中山日報》,2007年4月15日。 [3]王巨新、王欣:《明清澳門涉外法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第62頁。
許敦元
馬文騶,字瞻一,香山縣(今屬中山市)九曲溪人。民國時期國民黨官員、檀香山僑領、詩人。鄭乃炎妹夫。 馬文騶早年擔任國民黨中山縣黨部書記長、中國國民黨澳門支部監察委員兼秘書、澳門中山教育學院講師。 50年代初,馬文騶舉家移居美國檀香山,成為夏威夷中華文藝協會的領導人,1975年出版《夏威夷中華文藝協會一九七五年特刊》。 馬文騶生育三子二女,長子馬任遠畢業於夏威夷大學,初任太平洋士廠化驗師,後任設計師。二女馬本維畢業於夏威夷大學外交系高級護理系、德洲陸軍衛生醫學院,取得碩士學位,歷任美國陸軍醫院少校護士長,調任中東埃及美國陸軍醫院工作。次子馬任弘畢業於夏威夷大學土木工程系商業管理系,取得碩士學位,之後接受美陸軍部特種訓練。四女畢業於夏威夷大學土木工程系,任職政府機構,後奉派往南朝鮮為工程師。 馬文騶初到美國時,生活窮困,在餐館打工賴以維生。他以中國的文化、孔孟學說,倫理道德思想及國家民族之觀念教育子女,且從各方面激勵子女讀書,子女不負父望,個個成才。經金山區評議,馬文騶榮獲1988年度“檀香山模範父親”稱號。 馬文騶自幼愛好詩詞,詩作歷數百首,出版《岫雲廬詩集》,受到海外僑胞稱讚。陳立夫評價《岫雲廬詩集》說“妙造自然,如見道心,取語甚直,矯矯不群”。 馬文騶在艱苦生活中學得一身好廚藝,後來自己開設餐館,成為檀香山皇后餐室、大同餐館的創辦人兼總經理。他擔任夏威夷中華文藝協會榮譽會長、夏威夷馬氏宗親會榮譽會長、世界中山同鄉會總會副評議長,並任全美華人福利總會第四屆代表大會秘書長。馬文騶身在美國,心念故鄉,改革開放後回到北京、廣州、中山等地探親觀光。 現錄馬文騶的詩三首:[1] 《秋夜有懷》 慣坐小樓聽夜雨,今宵對月伴長檠。萬言隱約秋聲裡,清夢縈牽雁影橫。 遣此晴空當逆旅,拚將塊磊入瑤觥。人間未改荒涼態,老眼留看春意生。 《初夏》 熏風冉冉綠山城,池漲新蛙試夏聲。雨霽蟬鳴催蕩熟,鄉心苑轉動行旌。 朱門酒肉熏天臭,忍聽春來杜宇啼。華屋邱圩人聞寂,千山濯濯夕陽低。 《春暮》 殘紅柳絮去冥冥,紫燕呢喃客夢醒。茂草苔深王謝宅,夜蘭無語數春星。 [1]英豪:《馬文騶先生和他的詩集》,載《中山文史》(第20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179-182頁。
馬文騶,1909-
楊匏安,原名楊麟燾,又名楊錦燾,筆名匏庵、王純一,生於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一個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論家,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 父親楊富祥是家中長子,父母去世後,家道破落,以販賣茶葉、瓷器為生。匏安是獨生子,父親病逝時,他才15歲。母親陳智生於香山縣古鶴鄉(今中山市三鄉鎮古鶴村)一個華僑富商家庭,讀過不少書,愛好詩詞書法,左右手都寫得一手好字。她通達明理,秉性剛直,敢作敢為。丈夫去世後,她力挑家庭重擔,生活困難,但從不向娘家求助,決不受嗟來之食。這種品格,深深影響著匏安的成長。 匏安從三四歲起,在母親膝上跟著她誦讀詩詞。稍長,母親節衣縮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學堂讀書。他學習成績優異,尤其愛好文學、歷史,在詩文寫作方面漸顯才華。 匏安小學畢業後,母親變賣僅有的幾畝薄田,供他到廣州廣雅書院讀書。期間,匏安經歷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軍閥龍濟光踞粵等事件,廣泛接觸張之洞洋務派,康有為、梁啟超改良派及孫中山革命派,劉思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社會思潮,他不滿國家的現狀,卻又找不到正確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學畢業後,回到恭都學堂任教,與同事一起揭發校長貪污瀆職,反被扣以“圖謀不軌”罪名,關進監獄。後經母親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釋。此事,更增加匏安對社會現實的不滿,他欲遠行追求真理,得到母親的支持。 同年,他籌得一筆旅費,與比他大兩歲的族叔楊章甫隨商人東渡日本。在橫濱,匏安租住一個小閣樓,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飽受饑寒與歧視。儘管環境惡劣,匏安仍然執著地追求光明,奮發學習,以極驚人的毅力,戰勝重重困難。到日本不久,他就能從事日文翻譯,經常跑圖書館和書店,研讀政治、經濟、哲學、文藝等書籍及西方各種流派的新學說,並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日文譯著,為日後深入探究科學社會主義和發表大量譯著打下堅實的基礎。 1916年,匏安從日本回鄉,在母親主持下,與翠微鄉姑娘吳佩琪成婚。婚後不久,匏安離家前往澳門擔任塾師。1918年,他舉家遷住廣州,寄居在家鄉人楊氏興建的楊家祠(今廣東省民政廳內)。當時,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獨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擔,全部壓在他一個人的身上,除在時敏、道根兩校任教外,他為《廣東中華新報》、《東方雜誌》等報刊以“匏安”筆名發表詩作,以幫補家計。 “十月革命”爆發後,匏安對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性質,還沒透徹地瞭解,但抱著極大的興趣研究,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所主張之共產主義,最得平民勞動者之歡心”,對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從世界革命和“五四”運動中,他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又從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中國國情的文章中受到啟發,思想迅速變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奮筆疾書,為《廣東中華新報》等報刊撰寫近十萬字介紹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世界學說”專欄中,系統地介紹西方各種流派的哲學觀點和社會學說,諸如唯物論、唯心論、一元論、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幫助讀者瞭解各種新思潮及其來龍去脈,供他們分析比較、選擇。在李大釗和胡適關於《問題與主義》論戰中,他旗幟鮮明地站在李大釗一邊。 匏安在“五四”時期發表的許多文章中,當推同年11月馬克思主義的《稱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文最為重要。當時,他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是華南地區最早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也是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他的宣傳活動不僅為華南地區“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為廣東共產黨組織的建立作了思想準備。 1920年夏,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第一個共產黨小組。接著,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黨小組。同年底,陳獨秀南下廣州,找到居於楊家祠的匏安和楊章甫。在陳獨秀的推動下,廣東共產黨小組於1921年春成立,以《廣東群報》為基地,開展宣傳教育和組織建設活動。 同年春夏,經譚平山介紹,匏安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繼譚平山等之後廣東最早的黨員之一。接著,在上海入黨的林伯渠五六月間來到廣州,與譚平山、陳公博、匏安等進行座談。楊家祠成為黨的活動據點和聯絡中心,不少會議、洽談都在此進行。匏安和楊章甫在祠堂裡辦起“注音字母講習班”,為革命活動作掩護。 這時,匏安已離開時敏中學,他主筆的《廣東中華新報》被陳炯明查封,經新聞界朋友陳大年介紹,他轉入南武中學和省立甲種工業學校任教。針對建黨初期廣東思想界混亂的情況,他積極從事闡述,向青年介紹與宣傳馬克思主義,並提出“除致力勞工運動外,尤應注重開展農村工作。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生產的大部分都出自農民汗血”。他是黨內最早提及農民問題的少數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選為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執委會文書部中文負責人。在他的推動下,青年團學習馬列革命理論的熱情迅速高漲,他組織廣東社會主義討論會,以“專討論馬克思主義及關於馬克思主義各種問題以至如何應用於中國”為宗旨,先後撰寫《馬克思主義學說》、《無產階級與民治主義》等文章,以配合廣大青年學習的需要。 6月,陳炯明公開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逮捕廖仲愷,迫害革命者,查禁黨、團刊物,廣東區團委書記阮嘯仙被迫轉移。由匏安代理區團委書記。翌年5月,廣東區團委改選,匏安被選為候補執行委員。 除致力於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視工人運動。經楊殷介紹,他擔任粵漢鐵路廣州分局編輯主任。利用這一合法身份,他常與楊殷、潘兆鑾、楊章甫等深入到廣三、廣九和武漢鐵路工人中活動,廣泛接觸工人群眾,進行宣傳教育,開展鬥爭。他戴著一副高度的近視眼鏡,臉龐清瘦而有精神,善於利用各種日常生活問題,深入淺出地演繹大道理,語言生動,引人入勝,工人們十分喜歡與他在一起,楊家祠內幾乎每晚都擠滿了訪客。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確定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政策。同年冬,黨組織指派譚平山和匏安分別擔任中共在國民黨內的黨團書記,以統一參加國民黨及出席國民黨會議的共產黨員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的思想和行動。之後,匏安戰鬥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統戰崗位上,他和阮嘯仙、楊殷、劉爾崧、潘兆鑾等具體協助國民黨重建工作,他並被選為國民黨廣州第十區執行委員兼秘書。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黨員林伯渠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譚平山為組織部長,匏安為組織部秘書。組織部是國民黨中央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也是極為繁忙的一個部門,不僅要選派人員到全國各省市開展國民黨改組工作,而且要掌管軍隊、機關、學校、工廠、海外及廣東各縣黨務工作,身為組織部長的譚平山因兼任國民黨中央常委,經常要參與處理各方面要務,組織部日常工作實際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認真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國共合作制定的方針,審慎地處理國共兩黨間發生的矛盾和糾紛,努力維護團結,使統一戰線不斷發展壯大。 同年秋,中共廣東區委成立,匏安擔任區委監察委員,與陳延年、周恩來等一起工作,過從甚密。他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身居要職,但廉潔奉公,用人唯賢。周恩來欣賞他“為官廉潔、家境涪貧”。在匏安犧牲多年後,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與孫中山、廖仲愷建立良好的關係。 早在日本期間,匏安結識了廖仲愷。國民黨改組時,又在一起工作,兩人相知頗深,合作默契。孫中山對匏安、李大釗、惲代英等人十分賞識,說這些有為的共產黨員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譚平山出席國際會議期間,由匏安代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足見孫中山對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愛國運動爆發。6月初,盤踞廣州的滇桂軍挑起武裝叛亂,匏安發動鐵路工人罷工,以協助廣東革命政府平叛。勝利後,匏安以廖仲愷的代表身份,與中華全國總工會負責人鄧中夏一起前往香港,會同蘇兆徵、楊殷等一起籌劃發動香港工人響應上海“五卅”運動的大罷工。當時,香港許多工會領袖擔心罷工工人回到廣州後食宿無著、流落街頭。 匏安代表財政部長廖仲愷,向罷工會領袖保證,罷工工人回穗後,由廣州政府安排食宿問題,消除了工人們的顧慮。各工會相繼發出罷工命令,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序幕由此揭開。罷工工人衝破港英當局封鎖和鎮壓,返回廣州。罷工開始後,港英當局驚恐萬狀,四處搜捕罷工“煽動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員工人家裡商量工作時,被捕入獄。消息傳出,廣州省港罷工委員會機關報《工人之路》特號發表《楊長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萬罷工工人的憤慨,鬥志昂揚。匏安等被關了近兩個月後,因港英當局找不到“煽動工潮”的證據,只得釋放他,並宣佈驅逐出境。匏安出獄的消息給省港罷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號連續報導。 8月25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在省教育會舉行歡迎會。歡迎蘇俄總工會代表團到訪和匏安出獄。但匏安沒有出席,他謙遜地認為歡迎國際友人是應該的,自己為革命做一點事、受一點苦,是共產黨人的本分,不應居功接受這份榮譽。27日,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上,一致通過聘請匏安為罷工委員會顧問,後來他兼任香港罷工工團宣傳學校名譽校長。 1925年11月,國民黨廣東省省黨部成立,匏安當選為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廣東統一後,省黨部在匏安主持下,廣東地區的國民黨黨務工作發展十分迅速,且較健全,廣東各縣市黨員在短短兩個月內,從15000餘人增至48000多人;黨員成分從過去以華僑為主,變為以農民、工人、學生為主力。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匏安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出席中共“八七”會議。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開展革命活動;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參加編輯黨刊;1930年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部副部長。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關押在淞滬警備司令部。蔣介石九次派人勸降,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義,年僅35歲。 楊匏安著有《楊匏安文集》。 楊匏安夫婦生育子女七個,其中兩個幼兒因病無錢醫治而夭折。長子楊文達,又名楊宗玄。次子楊明,又名楊宗銳。長女楊絳輝。三子楊志,又名楊宗。1931年楊匏安在上海遇難後,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楊宜春患白喉病,無錢醫治而夭折,年僅三歲。[1]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頁。
楊匏安,1896-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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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0 人參與, 0 條留言):期待您提供史料和真實故事,共同填補歷史空白!(150字以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