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2月1日─1547年1月21日)耶穌會士保祿•卡梅爾特(Paulo Camerte)在聖信學院附近建起了一座貧民醫院(Hospital dos Pobres)，以治療貧窮的印度教徒，也有專門的地方收留痲瘋病人。 Leopoldo da Rocha, As Confrarias Goa, Séculos XVI—XX, pp. 80—81，轉自董少新的《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第41頁。

康熙十三年（1674年2月6日－1675年1月25日）3月27日，方濟各會中國教區會長文度辣神父在澳門寫信給在馬尼拉的塞巴斯蒂昂·羅德里格斯（Sebastião Rodrigues）神父稱：“艾腦爵神父和方濟各會傳教士、聖家辣修道院的修女一起，堅守貧困，堅持醫療工作。我要不是有病在身，也想和他們一起參加救助工作；因為這裡的醫生醫療方法極不科學。”。Manuel Teixeira, Macau e n Sua Diocese, Vol. 3, p. 495.

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2月6日─1618年1月25日）澳門仁慈堂修訂管理章程。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4章，第52頁。

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澳門中學教師高斯華（José Gomes da Silva）完成了《澳門衛生報告》，該報告非常詳細地報導了當時澳門的衛生情況，特別是對沙崗和新橋區的衛生情況進行了深入的報導。該報告首次附錄了澳門植物的目錄，並收集了300多種植物標本。在當年的霍亂爆發時，他毫無種族歧視和科學家的傲慢，邀請了一位本地郎中來幫助他一同抵禦霍亂，而且，這位郎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時，正值“印度（Índia）”號輪船駛抵澳門，船上有霍亂患者，這位醫生隨即下令在二龍喉、劏狗環、東望洋炮台及青洲錨地設立隔離棚，隔離霍亂患者，避免此疫在澳蔓延。他還在其供職的學校內成立了一小型自然歷史博物館，展出礦石和動物標本，並搜集當地植物製作標本。這些標本現存於科英布拉大學植物學院。阿馬羅：《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載《澳門史新編》第3冊，第996頁。

“日據時期，廣東、香港的一些著名品牌都紛紛將藥廠轉移來到澳門，有流傳到如今的著名藥品品牌，就是那些避難到澳門的藥廠，當年日據時期在澳門所創立研發出來的。比如至今仍暢銷港澳和國內外的京都念慈庵川貝枇杷膏，就是當年在新馬路噴水池附近的藥廠生產的；再比如胃仙U，是當年日本在澳門開設的藥廠生產的，後來轉移到香港，至今仍然暢銷不衰；再比如我們澳門人更加熟悉的幸福傷風素系列，當年也是澳門的藥廠生產，後來再將藥廠搬到香港，如今已經成為了香港人消費最多，也是最耳熟能詳的藥品之一。所以，澳門的製藥業，特別中藥業盛極一時。”

藉記錄與回顧近千幀圖片和影片，結合走訪多個前線地方的訪問內容等珍貴的資料，銘記及思考這場艱難且不平凡的防疫抗疫考驗。

天花已於1980年代絕跡，今天只能在長輩的手臂上看到當年接種牛痘的印痕… 你可有想過，200年前的種痘，是一個接力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