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一年(1516年2月3日─1517年1月21日)11月1日，广东右布政使吴廷举升为左布政使。《明武宗实录》卷142，正德十一年十月乙卯。

万历十四年（1586年2月18日─1587年2月6日）11月1日，西班牙奥斯定会弗兰西斯科•孟利格神父和其他两位奥斯定会修士再次来到澳门，他和他的同伴受到了很不好的接待。奥斯定会，又译奥古斯汀会，欧洲古老的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原为根据奥斯定所宣导的隐修会会规而成立的各隐修会总称。1256年教宗亚历山大四世（Alexandre IV）将各个修会整合为统一的奥斯定会，不久奥斯定会宣布放弃隐修制度。13世纪中叶，该会发展迅速，16世纪天主教改组修会运动时，托玛斯•维兰诺凡（Tomás de Villanueva）于葡萄牙组成“奥斯定重整会”，后又在西班牙改名“重整奥斯定会”。该会来澳门前已在马尼拉建立传教区。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537.任继愈主编：《宗教辞典》，第1036页。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1月27日─1600年2月13日）11月1日，为了协助利玛窦前往北京向明朝皇帝进贡事宜，庞迪我与郭居静混入葡商赴广州交易之代表团中秘密进入中国，于次年3月抵达南京。庞迪我：《一些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纪实及他们在这一国度看到的特殊情况及该国固有的引人注目的事物》，第3页；张铠：《庞迪我与中国》，第38页。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1月26日─1619年2月13日）7月，由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奥利维拉•莫莱斯（António de Oliveira de Morais）率领的由6艘桨帆船组成的澳门船队前往日本，途中与荷兰1艘大型帕塔索船“雅卡特拉（Jacatra）”号相遇，在电白海面，葡船将荷船击沉。除了一两个日本人生还外，其余全部丧生。这是荷兰人自1601年以来在东方遭受的最大的一次人员和财物损失。此后，葡萄牙人会同明方广海官兵打捞荷兰沉船货物，获红夷大铳26门。最后，有4艘葡萄牙桨帆船抵达长崎。其中耶稣会士装载的丝绸和其他纺织品总价值11573两。11月1日，在万圣节这天，葡萄牙船队返回澳门。这一次航行兑现了澳门不派大帆船到日本的承诺。为了减少被荷兰人与英国人劫掠的风险，澳门—长崎航线更多采用带帆的小型两排桨船和中型舰。大黑船此后基本不见于这条航线。雷戈：《澳门的建立与强大记事》，载《16和17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第200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Ⅶ, pp.25—26.韩霖：《守圉全书》卷3《委黎多》。G.B.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p.46. C.R.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P.185—189.C.R.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p.68—69; 1618年之前赴日本长崎贸易均是王室特许权允准的葡萄牙大黑船；而1618年澳门自己组织船队赴日贸易则均为桨帆船，即一种较小的帆船。参见G.B.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p.56.

天启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11月1日，耶稣会驻澳门司库维埃拉卸任，由陆若汉出任教区驻澳门司库，至1623年12月。高瀬泓一郎：《キリシタン时代対外関系の研究》，第387页。

崇祯三年（1630年2月12日─1631年1月31日）11月1日，中国天主教三柱石之一李之藻在北京去世。李之藻亦是最早策划到澳门购炮募兵的基督教官员之一。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3章，第200页。

崇祯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11月1日，澳门当局为了归还日本商人的欠款，在大街小巷发布告示，如果在6天之内将从日本人手中收取的贷款白银全部根据日本来的账单上交议事会，将赦免其因违反总督的命令而所犯的一切罪行和应处的惩罚。据荷兰文资料，当时澳门不仅欠日本债款，还欠了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债款。村上直次郎原译，郭辉中译：《巴达维亚城日记》第2册，第248—249页：（1639年）澳门以从日本带回的商品偿还中国债主的钜款。对于安海及南京商人澳门负债达150万～200万古丁。广东军门及其他官员依照历年习惯，期望澳门方面送礼，因为无钱，亦不能赠送。故广东方面有将葡人逐出中国之意见。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7页。

顺治元年（1644年2月8日─1645年1月27日）11月1日，澳门议事会发表声明，对荷兰人的劫掠行为表示抗议，并派一位葡荷双方都能接受的重要人物、船队指挥安东尼奥•瓦雷拉（António Varela）前往巴达维亚谈判，要求收回被荷兰人劫掠的部分财物。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81.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11月1日，海道苏琳奉两广总督之命前往澳门迎接葡萄牙特使来广州。葡萄牙特使回复称：未接到朝廷有关入京的诏令之前，不拟前往广州。同时表示，即便前往，也要半个月的时间稍做准备。5日，澳门议事会会议决定，派遣两名代表前往广州，拜见广东巡抚王来任，告知葡萄牙特使因身体欠佳，待半个月或20天后方可前来。13日，广东官府派船将两名代表送回澳门，并告知广东官府已经接到朝廷谕旨，葡萄牙特使可进京面圣。次日，海道、总兵、前山同知等官员奉命入澳拜访葡使。21日，葡萄牙特使终于率领一支由70人组成的使团，登上官船前往广州。 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p. 82-114.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2月7日－1713年1月25日）10月，广东巡抚满丕派遣香山知县赴澳门迎接罗若德神父，梁弘仁神父则担任翻译。一行人等于14日离开澳门，18日抵达广州。罗若德将信交到广东巡抚满丕手中。满丕亦同意他们留在广州。当时在广州的葡萄牙耶稣会士李若瑟神父是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与广东巡抚满丕的关系很好。由于李若瑟的进言，10月26日，满丕下令将罗若德与梁弘仁送回澳门安置。11月1日，两位追随铎罗的传教士又被押送回澳门，再次被葡萄牙人关押。韩琦：《瀛洲圣阙关山重：1709年教皇信滞留澳门始末》，载《文化杂志》第59期，2006 年；但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p.126中记载两广总督下令将两位传教士送至澳门的时间是11月16日。

乾隆九年（1744年2月13日－1745年1月31日）7月12日，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葡萄牙耶稣会士吴直方（Bartoloméu de Azevedo）、波希米亚耶稣会士艾启蒙（Ignace Sichelbarth）、圣衣会士那永福（Wolfgang de la Nativile）抵达澳门。蒋友仁、吴直方“通天文”，艾启蒙“能画”，那永福“能知律吕”。11月1日，因钦天监正戴进贤（Ignace Kögler）保荐，乾隆批准上述4人进京。1745年10月8日香山县派巡检护送蒋友仁等4人离澳进京。《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西洋人戴进贤等奏请允许西洋人等来京效力折》，第203页，该档案称乾隆九年（1744）六月内蒋友仁4人来澳门。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70页称，蒋友仁1744年7月12日到澳门，故定此时间来澳。与蒋友仁同时抵达澳门者应还有法国耶稣会士杨若望、王若望（Jean-Baptiste Wang de St. André）和葡萄牙耶稣会士杜纱微（Edouard-Xavier Duarte）。 《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署香山县丞顾嵩为教士蒋友仁等进京事行理事官牌》，第532页。

乾隆十五年（1750年2月7日－1751年1月26日）11月1日，两广总督陈大受奏报住澳门葡人沙谦在省城广州贸易时，被其奴苞唠等谋财砍伤。《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陈大受等奏报荷兰商船船员自相伤害已照例处治折》，第254—255页。

乾隆二十年（1755年2月11日－1756年1月30日）11月1日，葡萄牙里斯本发生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地震，万幢楼宇坍塌，市民死伤无数，不仅半个里斯本成了一片废墟，而且南部地区也遭到极大的破坏。葡萄牙里贝拉王宫王室图书馆亦毁于这场地震，许多澳门早期文献档案俱毁于此劫。辛耀华（Isaú Santos）：《在异乡葡萄牙的澳门史料》，载《文化杂志》第19期，1994年。

清嘉庆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9月24日，澳门圣若瑟修道院院长若阿金•莱特给广东新会人曾在澳门进教的天主教徒陈若望洋钱44元，令送信至北京，交钦天监监正索德超。11月1日，到达北京。11月13日，索德超给他盘费银10两、西洋字书信19封（夹有自直隶广平府至山东登州府海口地图1张）、汉字书信7封，嘱交若阿金•莱特分发，给他刻本天主教经卷带回自看。此次回程时，在峡江县被捕。陈若望从西洋人马诺（Manuel）进教。《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江西巡抚秦承恩奏报盘获西洋送信人犯陈若望解京审办折》，第636页。

清道光二年（1822年1月23日─1823年2月10日）11月1日，晚9时半，广州商馆北面1英里半的地面着火，火势极为猖獗且迅速蔓延，约在半夜风向转向，迅速波及商馆，虽然有美国及英国船只的水手赶来救火，但仍无法扑灭越来越旺的火。到2日上午9时，英国商馆已有五六处地方着火，火势包围了从小溪到中国街边的茂官行的整个外国商馆，到中午时全部商馆基本上被大火吞没。除了外国商馆的损失外，中国商人损失亦不小，行商沛官和茂官损失尤重，华人铺户被火焚毁约7000间。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卷，第65—66页。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2月13日─1832年2月1日）11月1日，美国姑娘哈丽特．洛与英国罗伯特．劳克（Robert Locke）船长、卡特莱（Cartwright）夫妇、丹尼尔夫妇、德庇时夫妇等骑马外出郊游。4日，他们在关闸附近的马场骑马嬉游。哈丽特．洛骑的是一匹小马。女人在澳门骑马并不多见，故很多澳门人都出来围观。Harriett Low,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p.278.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9月12日，在氹仔岛附近西班牙“比尔巴诺（Bilbaino）”号船，因酷似英国船，被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焚毁。澳门政府亦就此发表公告：“在本月12日清晨发生了一件令人痛惜的事件，中国的巡船由于怀疑其为载有鸦片的船只，不正确地将停泊在潭仔的‘米巴音奴’号方帆双桅船烧毁。王家议事会认为，派出武装巡船在那个锚地及澳门街巡逻是他们的职责，并通过这种办法表明：（1）任何国家运载鸦片的船只在这里停泊将被扣押及没收充公；（2）像西班牙船一样的其它致命错误不可能发生。它公布后，任何国家在上述提到名字的锚地停泊及在10月1日之后运载鸦片的所有船只将被充公。”11月1日，澳门理事官利马致函前山寨，请求满足“比尔巴诺”号船主加布里尔（Gabriel）索赔的要求。中文资料称：八月初五日，守备黄琮称“丹时那”趸船于潭仔。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73—74、76页；Chinese Repository, Vol.8, No.5，p.271. 田明曜：《重修香山县志》卷22《纪事》。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2月10日─1843年1月29日）11月1日，马礼逊教育会学校从澳门搬迁到香港，但家长不愿意让孩子离家太远，17名在校学生，有6人被父母带走，只有11名学生来到香港。Chinese Repository, Vol.12, No.12, pp.620—621.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11月1日，葡印总督若瑟‧佩斯塔纳（José Ferreira Pestana）为满足澳门、帝汶、索洛省政府委员会提出的派一有才能的军官赴澳门领导驻军的要求任命其副官、陆军上尉佩德罗．布伊（António Pedro Buys）率领105名士兵前往澳门加强防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01页。

咸丰八年（1858年2月14日─1859年2月2日）11月1日，澳门总督颁令，每个城区均设立苦力队。凡遇火灾，各队均有义务到议事公局前地集合，携带水车参加救火。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221.

同治三年（1864年2月8日─1865年1月26日）9月4日，澳门土生商人劳伦索‧阿尔梅达（João Lourenço de Aimeida）在澳门去世，葬于西洋坟场。劳伦索‧阿尔梅达为澳门土生阿尔梅达家族第三代，l788年5月29日出生于澳门风顺堂区。1811年8月，他被任命为船长，1823年任“爱莉莎（Elisa）”号指挥官，1825年担任大型船只“感恩（Gratidão）”号指挥宫，1837年又担任双桅船“热诺维瓦（Genoveva）”号指挥官访问孟买和新加坡。1833年11月1日，被选为仁慈堂值理。1834年任议事公局商务监理。Jorge Forjaz, Familias Macaenses, Vol. l, p. 99.

清光绪十年（1884年1月28日─1885年2月14日）9月13日，澳门议事公局与陈梅轩订立承充粪料合同。合同出价2250元，以三年为期，自本年11月1日起计，并交出银500元为担保遵守本合同。合同计有15款，其中规定，街上厕坑，独是承充人可有；凡有人入厕，如该承充人有烟有福纸给，则承充人可向入厕人收钱１文，为补烟及福纸使用。《澳门政府宪报》1885年6月20日第25号。

光绪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11月1日，何田、沈带与澳门议事公局所立承充粪料合同条款，正式生效。每年价银2560元，以三年为期，系自本日起计。其中规定，凡有人入厕，如该承充人有烟及福纸发给，则承充人可向入厕之人收钱2文为补烟纸之费。《点石斋画报》就此评论说：近日葡人在澳门地面创立大便公钞，列厕于市，派人看守，凡仕商赐顾者，每人须纳一文钱，否则以闭门羹相待。盖洋场素禁二便，故得借此以遂苛敛。生财有道，逐臭奚辞。此当为有记录之最早的收费公共厕所。《澳门政府宪报》1888年3月15日第11号。《点石斋画报》光绪十四年（1888）十一月卯集第9期：“圊税新章”。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8日─1903年1月28日）9月11日，颁布《澳门佣工章程》三十三款。所谓佣工，即指侍仔、厨子、女佣、打杂、车夫、轿夫及民律例款内所载之服役而言。凡华人在澳门人家雇工，须赴澳门华政衙门挂号，若系氹仔、过路湾，则赴氹仔、过路湾华政衙门挂号，领受“受佣册”。凡佣工人未赴衙门挂号者，倘有控告东家之事，或东家控告工人，一概不予理处。挂号之举，一则为工人起见，保护其免被东家凌虐；一则为东家起见，可使工人服役循谨，不敢抗逆横行。并准人在澳门、氹仔、过路湾设立公司，凡佣工人觅工及东家雇用工人，均由其订荐担保。另对佣工和东家的权利责任义务，多有规定。该章程自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澳门政府宪报》1902年9月13日第37号。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2月4日─1906年1月24日）11月1日，澳门圣若瑟学院校长高斯华（José Gomes de Silva）医生逝世。逝世前留下遗嘱将其私人图书馆馈赠于他生前任校长的这间中学。1907年3月法官正式将高斯华校长的藏书56册赠予该校，人们遂称其为“澳门国立图书馆”。文德泉：《从“澳门图书馆”到“国立图书馆”》，载《文化杂志》第3期，1987年。

民国四年(1915年1月1日─1915年12月31日)11月1日，澳门政府颁布白马行医院章程第31款，规定非穷人入院就医者必须遵行：头等房无论男女每日缴纳院费3元，倘有剖割等事不在此列；二等房无论男女每日缴纳院费2元，倘有剖割等事不在此列；三等房非属穷人无论男女每日缴纳院费5毫。《澳门政府宪报》1915年第44号，第690页。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11月1日，消防队再次拨归澳门政府管辖，并改名为“公共救援队”。同时，将原政府秘书处管辖的卫生队也编入公共救援队。Eduardo A.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188.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11月1日，澳门政府批准向“回教慈善会”提供一幅用于慈善事业的土地。该幅地位于海边马路(Estrada de Cacilhas)，面积共达490330平方米。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民政管理档，第49号卷宗，第S-A号文件，转引自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190页。

陈权，又名陈沦，原籍新会外海（今属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生于澳门。著名工运领袖、烈士。陈淑英二兄。 兄弟姐妹五个，陈排行第二。一家人靠祖父在澳门经营一间小店铺维持生活。他少年时，祖父不幸去世，家道从此破落。不久，母亲患病早逝。父亲体弱多病，被迫将长女卖给香港一户人家；二女又被人拐走。生活的重担落在陈一人身上，他带着弟弟陈九榆帮人打短工，在街边卖云吞，却难使一家五口得到温饱。年迈的祖母被迫求乞度日，艰难的生活环境，使陈快速成熟起来，对这个吃人的剥削社会无比憎恨。 1915年，年仅13岁的陈带着弟弟到香港谋生，先在海员俱乐部半工半读，之后到“亚洲皇后”号轮船上当海员，陈九榆在九龙太古货仓当搬运工人。不久，祖母、父亲相继去世，幼妹陈淑英也来到香港当车衣女工，陈兄妹三个相依为命。后来，在陈的影响下，陈九榆和陈淑英都参加革命。 在“亚洲皇后”船上，陈结识了比他大一岁的陈郁，并成为好友。当时海员受尽压迫和剥削，怀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孙中山为革命而奔走于海内外，常与香港海员接触，大力鼓励海员们团结起来，为获得应有的权益而斗争。陈炳生、苏兆征、林伟民等人于1913年在海员中成立“联义社”，为孙中山筹措经费、运送军械和掩护革命党人。 陈参加联义社，并很快成为“亚洲皇后”号轮船联义社分部的负责人。为了团结教育海员，解决大家的福利问题，他和陈郁在船上成立剧社“工余乐社”。有一次，孙中山与宋庆龄乘坐“亚洲皇后”轮从香港到檀香山。陈特地邀请孙中山夫妇观看“工余乐社”社员演出的戏剧节目，孙中山看后赞不绝口，叫宋庆龄即席题写了“声闻湖海，谊重乡邦”八个大字，赠送给他们留念。陈等接过这珍贵的墨宝，十分兴奋。 1921年3月，林伟民、苏兆征等先进分子建立中国海员第一个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陈成为该会的骨干之一，在船上建立海员工会的支部。1922年1月，海员工会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改善劳动待遇，发动香港海员大罢工。陈带领全船工友积极参加罢工。经过这次斗争，陈更加认识到工人团结斗争的巨大作用，他经常接近林伟民、苏兆征等人，热心地为工会工作。 林伟民、苏兆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常对陈等工会干部进行教育，使他对党的认识不断提高。1925年5月31日，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杀害示威游行的工人，制造“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广州后，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发动省港大罢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带头回应。根据苏兆征的指示，陈在码头向海员们宣传罢工的目的和意义，将船票分发给他们，送他们回广州参加罢工。随后，陈带着弟弟陈九榆、妹妹陈淑英回到广州。他来到越秀南路惠州会馆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报到。苏兆征指示他带人持广东革命政府的告示去封闭烟馆、赌馆，将其改为罢工工人宿舍和饭堂。在罢工爆发后，中共广东区委十分重视在海员中吸收党员。 1925年6-7月，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他和梁祖谊介绍陈郁入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立党支部，张瑞成担任支部书记，陈和梁祖谊、陈春林、何来、方才、戴卓民等20多人为主要成员，在香港海员中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陈成为省港罢工委员会的中共党团成员。 1925年7月，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共党团负责人邓中夏、苏兆征等接受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提议，建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机构。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是一个充分体现工人阶级民主权利的机构，可以讨论决定重大决策问题，选举和罢免罢工委员会职员，制订罢工中的一切规例和法则，在罢工斗争中具有至高无尚的权力。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选举了80名海员，组成海员代表团出席罢工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就是陈。陈十分感谢工人群众对自己的信任，他决心全力反映海员们的意愿和要求，争取罢工的胜利。每次开会前，邓中夏都要召集陈、彭松福、罗珠等十多名党团员在文明路区党委二楼开会，商量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应提出甚么议程和方案，听取省港委员会党团对议案的指示。 会后，陈等人就与各工会的代表交换意见，将党的主张巧妙地在各代表团中散布，以保证在代表大会上能通过中共党组织提出的意见。陈领导的海员代表团人数众多，意见统一，在代表大会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具有丰富的阅历，能耐心地向众人说明道理，使大家都心悦诚服拥护他。陈铁面无私，敢作敢为，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英勇斗争精神。 1925年8月10日，工贼梁子光在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诬蔑苏兆征贪污受贿，并要殴打罢工委员会顾问黄平。陈挺身而出，冲上前去制止梁子光行凶，迫使梁子光等退出会场。8月13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扣押梁子光。陈自告奋勇，亲自带领十多名工人到东亚酒店捉拿梁子光，押回东园关押。 1926年初，省港罢工委员会会审处主任谭华泽徇私舞弊，包庇走私犯。陈知道后，检举了谭华泽的劣行，提议当场审讯他。接着，陈又带人将谭华泽押到代表大会，当众出示罪证，谭华泽不得不低头认罪。 1926年3月31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举行第一百次会议，陈总结代表大会的工作成果。他指出“各代表知道这次反帝国主义不是三两日便可成功的，一定要很长期的奋斗。在此长期奋斗中，内部一定要很团结，很严密，才可以致胜。”当时，工人们称陈、何耀全、彭松福、罗珠、黄钊等五人出席罢工代表大会的党员为“五虎将”。 在省港大罢工中，中共广东区委成功地进行广州、香港的工会组织统一运动，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打下了雄厚的基础。陈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l925年7月下旬，邓中夏两次召集苏兆征、李森、何耀全、林昌炽、陈等人在区党委开会，认为在香港除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等属大产业工会外，其他大多数工会都是行会和同乡会，不符合国际职工工会的组织原则。香港不少工会被黑社会人物或品行不端的人把持，组织散漫，行动不统一，严重影响省港罢工斗争的深入开展。因此，邓中夏、李森等提出培养工运骨干，教育、争取广大工人群众，先按产业建立现代工会，然后再成立香港统一的工会组织。 1925年冬，海员党支部决定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为核心，策动香港运输业工会的大联合。11月初的一天，他们组织在广州的海员在越秀山海员路举行游行活动，参加人数达七八千人，并邀请香港各工会的负责人出席。苏兆征、陈、戴卓民先后站在海员亭上发表演讲，号召香港运输行业的工人发扬1922年海员大罢工的光荣传统，立即联合起来，在统一的工会领导下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在反帝斗争中起先锋作用。工人们听后纷纷鼓掌表示赞成。 1926年1月3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广州太平戏院召开全体同人大会，讨论改组问题，陈、何来、唐汉、张瑞成相继发言，说明改组海员工会组织的重要性。大会选出苏兆征、陈等一百名代表参加即将举行的全国海员代表大会，1月5日，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在文明路广东大学举行，到会代表和来宾一千多人，陈担任大会的宣布员（执行主席）。 1月7日中午，全国海员代表大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礼堂举行第一次会议，陈又被推选为临时主席。1月9日，大会决定成立全国海员总工会，选举苏兆征、谭华泽、陈等15人为执行委员。1月16日，全国海员总工会在陈的主持下召开第一次执委会议，公推苏兆征担任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担任组织部主任兼调查部主任，并和何来等一起负责广州分会工作。全国海员总工会成立，促进全国海员的团结，对其他行业的工会影响甚大。在党培养下，陈从一个普通的海员成长为全国海员的领袖之一。同年1月15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海员俱乐部召集香港汽车、邮差、内河、集贤、帆船等工会代表开会，陈担任会议主席。大家一致赞成组织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3月1日晚，陈参加运输业工会的筹备会议，并负责起草工会的组织章程。3月19日，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在省教育会礼堂举行成立典礼。3月26日，陈在香港运输工会代表大会上提出组织章程草案，征求大家的意见。经代表们讨论后加以修改，得到大会的一致通过，4月10日，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宣布成立。这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庆祝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认为统一香港工会组织已成熟，决定以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香港金属业总工会为两大支柱，带动各行各业工会，成立香港总工会。4月4日晚，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在惠州会馆主持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冯敬、陈、黄金源等24人被推选为香港总工会筹委会委员。陈负责筹委会秘书处工作。4月9日，筹委会在东园训育亭开会，陈担任宣布员。4月15日，香港总工会在欢东路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举行成立大会，陈是大会主持人之一。次日，他被选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4月23日，香港各工会代表经过八小时的投票选举，选出冯敬、陈等21人为香港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4月25日，香港总工会代表大会闭幕，陈在会上作了大会经过的报告。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作为海员代表参加大会。之后，陈作为香港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活跃在省港工运战线上。1926年5月26日，香港总工会召开常务会议，负责组织部工作的陈作了情况汇报。6月27日，香港总工会召开第九次常务会议，陈作了组织发展的报告。7月13日，海员劳动童子团成立，陈代表全国海员总工会为成立典礼揭幕。7月19日，香港总工会召开第十二次常务会议，陈总结组织部的工作。同年冬，他与一个海员的女儿谢有容结婚。 1926年10月，省港大罢工结束，陈参加处理罢工工人的善后工作。11月初，他到香港交涉海员的复工问题。1927年初，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委派，陈前往比利时参加世界反帝国主义及殖民地侵略大会。同年5月初，他回到香港，知道广州发生“四一五”政变，大批工友倒在敌人的屠刀下，感到无比悲愤。他在香港铜锣湾租了一所房子，领导省港海员与敌人斗争。他建立海员义勇团、罢工维持队等工人秘密团体。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同年8月1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成立南方局，陈被任命为南方局成员。9月下旬，他又赴汕头准备运送军械给南昌起义军。10月15日，他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并投入到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中去。12月初，大部分省委领导人回穗参加起义，陈留在香港工作。1928年初，陈被调到上海工作，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领导长江中下游的海员工人运动。他在上海四川路仁智里开设怡安俱乐部，作为联络站。1929年2月，敌人在愉安俱乐部逮捕陈等人。他在敌人审讯时编造一套假口供，说自己名叫陈沦，是一个海员，因到怡安俱乐部找人而被误捕。敌人摸不清陈的底细，判了他八年有期徒刑。在监狱中，他表现出无比坚定的革命意志。当妻子来探监时，他劝妻子不要伤心，将唯一的女儿抚养成人。他托妻子转告妹妹陈淑英，要她努力为党工作，随时准备流血牺牲。 1929年冬，陈患了重病，狱方不给治疗。同年11月1日，陈含恨病逝，年仅27岁。 陈权长期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是省港闻名的工人领袖。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追认陈权为革命烈士。[1] [1].《陈权》，载“中国广州网＂，2008年8月8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11月1日，费利佩．伽马 (Filipe Oliveira Gama)出任氹仔和路环区统领及政务厅厅长，直至同年12月31日。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324页。

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11月1日，寄往港澳的国际包裹，因转运公司所收运费低廉，寄件人往往先按国内邮费资例寄至广州，再由广州转运公司转往港澳以省邮费，邮局业务因此大受影响。国民党交通部邮政总局决定：从本日起，施行减低包裹邮费资例办法。总局要求香港邮政将包裹邮费资例减低，增加重量限度至20公斤；要求澳门邮政将包裹邮费资例减低，并请澳门邮政取消额外资费，恢复1932年7月以前之陆路运费，增加重量限度至20公斤。香港邮政不赞同增加重量限度，澳门邮政则表示同意，不过希望延迟至1934年1月1日起施行。最终，总局同意所有寄往香港包裹邮费资例自1933年11月1日起减低，其重量限度仍保持10公斤；寄往澳门包裹资例自1934年1月1日起减低，其重量限度则增至20公斤。《减低香港澳门邮资案》，澳门历史档案馆藏缩微胶卷：全宗号35J-188/案卷号137 (2)/盘号1021/影像号537-540。

'开平龙口里婴儿方便所，摄于民国廿二年拾一月一号'。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1日—1939年12月31日）9月30日，澳门财政局发布公告，宣布于本年11月1日上午11时在财政总局大堂内将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白鸽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其中凡非该三项性质之票一律禁开），底价为86万元，押票银86,000元，以3年为期，由1940年5月16日起计。同时，又拟于11月9日上午11时在财政总局大堂内将澳门番摊生意出投招人承办。其期由1940年5月18日起至1943年5月17日止。此次开投底价1,826,000元，押票银182,600元。《澳门政府宪报》1939年9月30日第40号。

民国二十八年 (1939年1月1日-1939年12月31日)11月1日，上午11时，澳门财政总局在本局大堂内将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白鸽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3年为期，由1940年5月16日起计。底价86万元，押票银86000元，并列开投章程6款，附合同章程、白鸽票、山票、签铺票特别条件及普通条件。《澳门政府宪报》1939年第40号，第583—586页。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 )11月1日，国民政府驻里斯本公使馆照会葡萄牙外交部称：“中国政府根据葡萄牙政府的请求，决定任命唐榴为代表驻扎澳门。”澳门政府一面与广州行营联系，并做出种种保证，如引渡日本战犯、汉奸及查封日本人在澳门的资产等；一面又请求刚刚重新占据香港的英国军队帮助保护澳门，并将澳门纳入香港的防务范围。唐榴，香山人，为北洋政府总理唐绍仪之子；1945年10月出任外交部首任驻澳专员，至1946年初，因多次延误外交要务和被发现私吞敌伪财产而被免职。参见1946年1月18日中央调查统计局情报，中调35情字，澳门问题，第252页。Moises Fernandes, Sinópse de Macau nas Relações Luso Chinesas, 1945-1995, Cronolo-gia e Documentos, pp. 520-521；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第245-248页。

民国三十五年 (1946年1月1日-1946年12月31日)11月1日，葡国当时法律规定，澳督无发行纸币之权，如从权发行，亦须于该督离任时全部收回，故为做好收回戴思乐任内发行纸币的准备，澳门政府定于是日在港印制新辅币301万元，计划于1947年1月1日开始发行。查澳门其时市面，每元港币合葡币9角7分，故澳门当局认为有利可图，另印大批葡币在澳行使。《澳门政府发行新辅币案》，澳门历史档案馆藏缩微胶卷：全宗号35J—174/案卷号3 (2)/盘号1581/影像号299—318。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多数同胞已复员归国，但仍有贫侨流落澳地，饥寒交迫贫病相煎。镜湖医院慈善会以任务攸关责无旁贷，但经费支出庞大，而善款收入今非昔比，为此发动大规模之筹款活动。

民国三十七年 (1948年1月1日─1948年12月31日)11月1日，澳门中华总商会附设阅书报室 (俗称八角亭图书馆)在南湾八角亭开幕，澳督柯维纳亲自主持剪彩仪式。书报室初由闵芦衣任管理员，余美英及苏汉明为助理员。先是，时任澳门中华总商会副理事长的何贤将八角亭全幢捐赠给中华总商会，作为公众阅书报室，以纪念何母邓太夫人及梁太夫人，并斥资葡币8000元修缮，3000元购置图书杂志，此为澳门最早开放的公共中文图书馆，也是澳门当时唯一的公共中文阅书场所。关于阅书报室的筹设原委，详情参见《澳门中华总商会附设阅书报室纪念何母邓、梁太夫人碑纪》 (今存阅书报室内，转引自邓卓辉等：《图书馆》，载陈子良主编：《澳门百业三编》，第222页)。碑文称：“三十六年岁丁亥冬，始拟筹办图书馆。……比及今夏，更建附设阅书报室之议。……嗣得同寅副理事何贤君慨将斯亭捐出以为室址。”

1950年11月1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宣布圣母灵内升天为信道，当日澳门教区隆重庆祝，晚上于教区修院举行联欢会时，圣堂大放光明。

1974年11月1日，刊载于报章上的福利公司巴士行车时间表。

1976年，广星举办现代家庭电器展览，并于10月31日举办抽奖。中奖者名单：头奖：三菱3S显像管20' 彩色电视机一架（客户编号：1304　地址：水坑尾40号二楼　霍宅）二奖：三菱六立方呎雪柜一个（客户编号：4620　地址：新埗头街42号A二楼　郑宅）三奖：三菱洗衣机一个（客户编号：6522　地址：台山嘉翠丽大厦第二座206号）四奖：丽明公司名贵吊灯一盏（客户编号：6540　地址：台山嘉翠丽大厦第三座301号）安慰奖十名：各奖电子瓦罉一个（客户编号：6609　地址：下环如意巷24号如意楼5楼G　李宅）（客户编号：6612　地址：马场C座56号地下　卢宅）（客户编号：1146　地址：美的路主教街30号C五楼B　林宅）（客户编号：1222　地址：台山第九街34号地下　郭宅）（客户编号：3814　地址：白马行丰时大厦J座五楼　朱宅）（客户编号：431　地址：罗宪新街7号地下　林广记）（客户编号：6206　地址：鹅眉横街5号三楼　蔡丽嫦）（客户编号：6592　地址：天神巷20号A三楼D座　陈宅）（客户编号：3688　地址：水字巷49号地下　蓝宅）（客户编号：6779　地址：黑沙环圣保禄学校隔离木屋　梁耀光）碧丽姿时装公司送出特别奖三名头奖：时装及化粧品礼券价值一千元中奖者：台山第八街148号木屋赵祐二奖：皮褛礼券价值六百元中奖者：妈阁前地一号二楼右边　AMBROSIO三奖：化粧品或时装礼券价值三百元中奖者：黑沙湾第二街23号三楼　许宅谨谢　各界人仕　同业先进　美奇公司　菱电公司　碧丽姿公司　丽明灯饰行　赞助及支持广星电视行中奖诸君请电本行联络安排领奖

1999年11月1日，《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法典》经总督韦奇立以法令颁布即日起生效，至此，五大法典全部完成中译并实施，完成法律本地化。

2003年11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博鳌向澳门传媒表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同样适合港澳地区。

2016年11月1日实施水价调整方案

高诗华出生于波尔图，毕业于波尔图外科医学学校，之后走上军事生涯。1881 年，被派遣出任澳门及帝汶卫生人员二等医生。

作为人类进行群体性文明活动的组织形式，社团在澳门的历史源远流长，从神缘组织（庙宇）到世俗性慈善组织，再从职业性社团到知识性社团，澳门社团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发展轨迹。

19世纪前期，今天的康真君庙位置还是澳门内港北湾的滩涂地带，邻近的关前街、草堆街、营地大街等街区则是华人聚居点和市集区。由于区内铺户林立，华人又擅自搭建篷寮，“丛盖如寨，蜂屯蚁聚”。逼仄恶劣的居住环境，草木搭建的房屋棚寮，造成火灾频仍；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四月初二晚的大火，更造成几十家商民铺户烧毁，财产损失数以十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