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2月6日─1599年1月26日）3月12日，菲利浦二世又颁布特许状，禁止葡属印度与菲律宾通航。Boletim da Film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No.2, p.124.

天启七年（1627年2月16日─1628年2月4日）3月12日，澳门主教派罗历山神父离开澳门赴东京开教。19日，抵达东京王国平省瓜邦港（Cua Barat）。由于战争影响，直到4月10日，罗历山才得见东京国王。罗历山将从澳门带来的两架钟表及其他欧洲科技产品送给国王，并向国王介绍了同来的耶稣会士和监察员。国王十分高兴，下令各地为传教士提供他们所需的一切。瓜邦港，其越南语对音当为“Cua Barrat”，译为“巴拉门”，在今越南南定省红河的出海口。梅迪纳：《耶稣会士亚历山大•德•罗德斯在科钦支那和东京：1591—1660》，载《文化杂志》第45期，2002年。

康熙五年(1666年2月4日－1667年1月23日)3月12日，香山县令姚启圣与李将军及前山寨的官员再次前往澳门，强令议事会将停泊在小氹仔(Taipa Quebrada)的船只开到远一点的地方去。议事会只好遵命将船只移往安德烈•费奥小海湾(Enseada de Andre Feio)。广东官吏还补充说，不得将船上的货物卸下，为此在南湾和北湾一带布满了哨船。 疑为“大井”，见金国平：《西方近代水文资料译文对澳门方志的影响》，载《澳门研究》第54期，2009年。 TA—SSI—YANG—KUO, Série 1, Vol. 1—2, p. 38.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2月17日－1693年2月4日）3月12日，澳门耶稣会派遣卢依道神父携同在欧洲长大的华人医生巴蒂斯塔•利马（João Baptista Lima）一起离澳赴京，到广州后由广东官员遣人伴送，于6月12日抵京。到京后，两位医生在宫中行医并不顺利，于次年7月8日，因多次治病无效而被康熙帝遣回澳门。苏霖神父关于此有详细记录：3月12日，“皇上决定从澳门把卢依道神父召到北京，且从住京的耶稣会士中选派一人前往澳门接应卢依道来京。赵老爷（赵昌）立即给徐日升写了一个通知，应承这个机会来促进天主教自由之事。为此，赵老爷给皇上的答复如下：‘其实，卢依道能被邀请来皇宫，且派另外一个传教士去接应，皇上对传教士已很是优待。因此，所有的传教士对皇上也是叩拜以示感恩。他们请求皇上，是否能在此忧伤时日得到皇上的特使殊荣，被派往澳门。这个特使由御前侍卫护守，他怎么能面对痛苦到极点的其他会士？他怎么能接受地方官与人民的夹道欢迎，而同时听到他无法帮助的基督徒的哭声？他怎么跟澳门的西洋人谋面？因为他们会怀疑，这些传教士宁愿住在皇宫里，而不愿意留居西洋，是否为了他们所得到的优待，而并不是为了福音的传播。如果今天皇上要派遣这个特使，这个荣誉会转变为羞辱，这个命令变为一个酷刑，人们的欢呼成为他的哭泣声。皇上能否同意，不派任何传教士前去澳门，而通过一封信把卢依道召进皇宫？不用皇上的护卫，他会觉得更愉快与自由。’通过赵老爷，皇上知道了我们的苦衷，他不再派遣我们到澳门去，但也不容许卢依道在没有护卫陪同的情况下只身来京。为此，皇上愿意很快恢复天主教自由。”巴蒂斯塔•利马，中文名高竹，字嘉淇。广东新会沙堆那伏乡南霞里人，1619年生。父亲高日琮，为清廷七品文林郎。康熙七年（1668），广东迁民为乱，其父死于乱中，高竹则为土匪劫掳，后流落澳门，被葡人收留。后将其带往暹罗，并在果阿、巴达维亚等地生活过，其间学会医疗技术。1683年随方济各会士伊大任（Bernardino della Chiesa）等回国，后随伊大任在江南、浙江、湖广等地传教。1687年返回新会，在会城猪糠巷开设医馆，用西法行医，名闻遐迩。1689年后，又在澳门行医，并受聘于澳门议事会，成为澳门议事会最早聘任的医生之一。高竹进京后，宫中行医十分成功，被擢升为养心殿御医。1693年返回澳门。后又返回新会居住。1733年逝世。陈垣称其“为吾国人习西洋医术者之祖”。参见陈垣：《高嘉淇传》，载《光华医事卫生杂志》第2期，1910年10月；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第110—111页、第224—225页。BA, JA, Códice-v-22, fls.130b；董少新：《西洋传教士在华早期行医事迹考述》，第 72—73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149;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 及书目补编》，第390页称卢依道7月12日抵京。关于赵昌，参阅金国平，"Amiclssimos"- Tomás Pereira e Zhao Chang, 牛津大学出版社，待出版。《苏霖神父关于1692年“容教诏令”的报告》，载莱布尼茨（Gottfrido Guilelmo Leibni-tio）：《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第31—32页。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2月16日－1723年2月4日）3月12日，葡商尼古劳．啡呜味请求澳门议事会允许他的两艘船只“圣安东尼奥”号和“福音”号也航行巴达维亚，并保证交纳议事会2000担胡椒的税款，遭到总督文奴尔（D.Critóvão de Severim Manuel）的反对。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43.

雍正三年（1725年2月13日－1726年2月1日）3月12日，耶稣会士樊西元（Jean-Simon Bayard）在澳门逝世。樊西元，又译作方西满，字若瑟，法国人，1661年生于贝亚尔（Béarn）城，1680年入耶稣会。1694年7月18日抵达澳门，后入湖广地区之长沙、湘潭、武昌传教，1724年被驱逐到广州，翌年卒于澳门。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第550—551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65页称其逝世于广州。

雍正三年（1725年2月13日－1726年2月1日）3月12日，澳门土生葡人、商人罗克．利马（Roque Gonçalves de Lima）去世，留下遗嘱称，本人赠仁慈堂白银300两作为海上贸易投资，每年所得利润一分为三：1/3赠仁慈堂；1/3施舍予孤女寡母；1/3为其本人及父母灵魂作弥撒。澳门仁慈堂手稿钞件第15号遗嘱，1592—1849，第75页反面。

乾隆十二年（1747年2月9日－1748年1月29日）3月12日，香山知县张汝霖奉督抚两院之命发布“为严禁愚民私习天主教，以安民夷，以肃法纪事”告示，要求严拏澳门传教华人林氏父子。并将进教寺（唐人寺）飭令地方官督令该澳夷目严加封锢看守，不许擅开。倘有奸民仍敢勾引内地民人入教者，立即严拿治罪。其寺内原贮西洋经卷器物，仍著番人自行收回外，所有从前入教愚民，嗣后务俱革面革心，恪遵法纪。从前进教已改番名、服番衣者，许令自首，改业出教，免其治罪。附近各县民人，敢有私再赴澳礼拜或于私家仍习天主教诱民惑众者，立将本人按律重治，保邻不举，一并坐罪。暴煜：《（乾隆）香山县志》卷8《濠镜澳》。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2月9日─1786年1月29日）3月12日，巴黎外方传教会委任克洛德‧勒顿达尔（Claude-François Letondal）神父为澳门账房，并于本日离开法国前往澳门履任，于第二年抵达。Gérard Moussay et Brigitte Appavou, Répertoire des Membres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1659—2004）, p. 86.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3月12日，澳门议事会理事官谏咧炉禀称，有葡萄牙人二名：窦云山，年三十六岁，带同师从其学习天文的徒弟王天云；慕王化，年二十七岁，俱谙晓推算天文。该国王着令伊等赴京效力。4月中旬，他们被送到了广州。5月10日，乾隆皇帝批准他们赴京。《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广东巡抚郭世勋奏报葡萄牙人窦云山等请求进京效力折》，第509页；《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澳门同知韦协中为教士窦云山等赴省事下理事官谕》，第534页。窦云山、慕王化，其西文名不详。

清嘉庆五年（1800年1月25日─1801年2月12日）3月12日，圣玛丽孤女收容院（Asylum of St. Mary Madalena）因葡萄牙摄政王颁布的一项法令而被解散。它由马塞利诺‧施利华主教设立，系专门拘押那些在淫荡本性驱使之下干出伤风败俗之事的妇女的教区监狱。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54页。

清嘉庆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3月12日，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季度特选委员会成员到达澳门时，他们获悉，海盗占据氹仔碇泊所已有几个星期，骚扰沿岸贸易和捕鱼，而且，他们的船只甚至到达澳门炮台炮火射程之内，不过没有被击中。当时澳门驻军包括100名果阿土著。澳门总督应付突发事件主要依靠奴隶，其中约有400或500名仆役适宜从军。强横的海盗围困了这个口岸，总督和王室大法官不得不想办法采取必要手段来制止这群无法无天的猖獗海盗。当时，澳门只有1艘船可供使用，于是向英国人购买了l艘双桅船“南茜 （Nancy）”号，价格为15000元。将船改装，安上16门火炮，可容纳150名船员。4月11日，氹仔及其附近海面约有海盗小艇100艘，“南茜”号双桅船将其驱逐。4月底，澳门2艘武装船与清廷20艘战舰联合剿捕海盗，游弋在澳门近海，游弋船队在西，海盗们则在东面海上活动；游弋船队在东，海盗则往西，很难将海盗船只捕获。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第729页。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3月12日， 17名被诱拐的澳门黑奴返回澳门。先是，华人唐亚连诱拐澳门各家葡人家中黑奴偷窃衣物银两逃去内地。《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县丞吴兆晋为蕃人禀控唐亚连诱拐黑奴偷窃出逃事下理事官谕》，第316页。

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3月15日，广东巡抚韩崶巡视澳门。他于3月12日自省城广州起程，13日酉刻舟抵香山县城。次日登陆，于酉刻行抵离澳里许之新庙地方。有澳门王室大法官眉额带历等率领葡兵百余人摆队出迎，时因天色已晚，韩崶即在庙住宿。王室大法官眉额带历与议事会理事官若阿金·巴罗斯二人到庙求见。15日进澳，葡人又各鼓吹焚香，祗迎道左，情形极为恭顺，当经犒赏绸匹、牛羊、茶面等物，葡人颂祝皇仁，欢声雷动。韩崶奏称：查得澳门现在并无英咭唎夷人在内，（葡人）近年生齿日繁，大小男妇约计共有3000余名口。其华人在澳开铺落业者，男妇共有3100余名口，因葡人只知来往贸迁，凡百工所备，均需仰给予华人，而贫民亦可借此稍沾余利，历久相安，从无争竞。全澳东西约四五里，南北半之，东南西三面滨海，惟北面陆路可通县城。西洋人于澳内，旧设炮台6座，正中曰大炮台、东曰东望洋、西曰西望洋、正南曰南湾、东南曰伽思兰、西南曰娘妈阁，炮台均系葡人首领带领番兵10—20名不等自行防守。其自伽思兰炮台起，至西望洋炮台止，迤南沿海一带，上年英咭唎兵驶驾舢板由此登岸，该处本有石坎，坎甚低矮，易于爬越，应加筑石女墙一道，增高4—5尺，计长200余丈，俾资防堵。经韩崶面为指示，眉额带历等欢忭喜跃，云当克期兴工。现在澳内万夷安堵，民气恬愉。询之居澳耆民，佥称西洋葡人向来安静守法，从未滋生事端。惟英咭唎于诸夷之中最为强悍，其赴粤贸易船只，亦较诸国尤多，此时若遽予禁绝，恐夷情贪狡，激之转易生变，而澳门处处枕近外洋，西洋葡人又素为英咭唎所藐玩，去岁既有英咭唎兵船入澳之事，即难保其去不复来。防患贵在未形，立法期于可久。因西洋葡人居澳有年，如于澳内添设弁兵，或恐夷人无知，转生疑惧，而自澳至县迤北一带陆路，不可不预筹防范。兹查，距澳东北5里，曰莲花茎，长约7里，横宽约50—60丈，两面皆海，中仅河脊一道，堤边沙水甚浅，在船亦不能入，于形势颇为吃紧，沙脊适中之处，向有关闸一座，障以石垣，仅设一门以通行旅。该处向设把总1员、兵28名。自关闸西北行15里为前山寨，其寨本有土城，居民稠密，旧设海防同知1员，额设防兵90名，即归同知管辖。又，香山协中军都司、千总各1员，兵丁103名，并巡桨船只，向俱驻寨防守，因香山协副将频年出海缉捕，澳门一带素称宁帖，是以历任都司、千总常调赴县城弹压，前山衙署无人居住，日久倾圮，仅存废址，其自何年何任损圮，并无档案可稽。查阅关闸、前山两处，均系自澳赴县最要关隘，今前山仅有文员，所辖兵数无多，即关闸亦止设兵28名，均不足以资防御。前山寨弁兵均应照旧防守，衙署亦应赶紧修造，现饬香山县知县彭昭麟迅将该衙署、兵房赶估详修，一面檄饬署香山协副将许廷桂遵照，将该都司兵丁等陆续撤回前山驻扎。如该副将出海缉捕，其守城弁兵恐有不敷，另于别营筹议拨补，不致稍有短缺。并于该协两营内抽拨兵丁32名添戍关闸，足成60名，稽查出入，按时启闭，庶足以壮声援而成犄角。距澳北里许有莲花峰，其巅与澳夷东望洋炮台对峙，且为自澳入县陆路要隘，又莲花峰之西内海中有岛，名青洲，与澳夷大炮台对峙，其势可以控制全澳。此二处似应酌建炮台各一座。此外尚有华夷交易章程，均须因时制宜，酌加增改，容俟督臣百龄到日，会同熟商妥议，分别筹办。至前督臣吴熊光前拨驻澳未撤香山本营兵丁，现在英咭唎夷兵早经远去，澳夷宁谧如常，无须堵御，已飭令各回本营，以节靡费。眉额带历，中文档案原文为西洋夷目咪𠺢，此咪𠺢当即眉额带历葡文名Miguel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之“Miguel”的译音。若阿金·巴罗斯，中文档案原文为做遮·喏经，当即若阿金·巴罗斯葡文名为José Joaquim de Barros前两节译音。《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广东巡抚韩崶奏报查阅澳门夷民安谧并酌筹控制事宜前山寨关闸仍旧防守折》，第724页。

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1月25日─1812年2月12日）3月12日，西班牙皇家战船“贝利奎厄斯（Belliqueux）”号将在澳门收纳的40万元白银装入英国船队运往伦敦。西班牙商船在澳门所收的现金，无疑有一部分是出售鸦片的价款。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138页。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2月10日─1843年1月29日）3月10日，英国人马地臣乘坐船长为鲁斯（Luce）的三桅飞剪船“鞑靼（Tartar）”号，从澳门出发回国。临行前一日，捐赠5000西班牙银元与澳门总督席尔维拉·边度，用于公共慈善事业，以此表达对多年来澳门政府所提供照拂保护的感谢。马地臣曾于1827年创办了《广州纪录报》，拥有在华英国报刊业创始人的荣誉。12日，澳门总督席尔维拉·边度在议事会会议上，将马地臣的慈善捐款交给议事会，同意将此笔款项用于建立一所女子学校，并委托议事会制定相关章程。澳督边度还说：“在章程制定出来之前，这5000西班牙银元暂时由我保管。”但这所学校当时并未办成，故这笔钱加上澳门的其他捐款一共9000西班牙银元，议事会将其全部存入香港怡和洋行，每年收利息5%。Chinese Repository, Vol.11, No.3, p.181; 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39.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月15日─1848年2月4日）2月27日及3月12日，亚马留两次派人在澳门半岛华人居住区张贴布告，晓谕华人，澳门政府将在界墙外水坑尾门和关闸门之间修筑马路，亚马留计划修筑的马路有三条：第一条从新开门（Porta de S. João）直达莲峰庙；第二条是莲峰山脚下的环行路；第三条从三巴门起，与第一条路连接，经莲峰庙直达关闸门。道路经过的东望洋山麓有许多中国民居和坟墓，勒令一月内起迁，不从者夷平坟墓，骸骨抛入大海，为此近700座坟墓被搬迁。一些未来得及搬迁的坟茔则被葡人平毁，暴骨荒野，或弃入大海。林谦《退思斋杂录》称亚马留“开马也道于东望洋山，山多居民坟墓，夷勒起迁，迁者给洋银一两四钱，不从者夷之，弃残骸于海。”布告张贴的当日，前山同知陆孙鼎、佐堂汪政一面勒令中止工程，一面强调此举有违1844年皇帝朱批的新模式，澳城界址仅止三巴门内，并指出这块土地不属于澳门的明证是它不向中华帝国缴纳地租。海外历史档案馆，二部，澳门，1847年函盒，附在澳门总督亚马留于1847年3月24日致海事及海外部内的中国公函内，转引自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95页；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1, p. 419; 《澳门专档》第1册 《望厦乡绅张耀昌等禀文》，第127－128页；林谦：《退思斋杂录》，此书今不见刊本，转引自王文达：《澳门掌故》，第145页。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月15日─1848年2月4日）3月12日，在澳门经商的英国商人马地臣（James Matheson）在返回欧洲之际，曾向边度（Adrião Acácio da Silveira Pinto）总督执政时的澳门政府捐赠5000西班牙银币用于慈善事业。边度总督决定将这笔款用于教育，并责成议事公局去办，包括拟定成立一所女子学校的章程。而实际上，随着项目的进展，这笔款逐步被用在议事公局办的初级小学上。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94页。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3月5日，澳督亚马留发布文告，声称澳门已经成为自由港，禁止中国海关税馆对自澳门港出口到中国内地的货物征收任何关税，并要求广东巡抚在8日内撤走这些在澳门执行公务的海关人员。此前税馆官员一直在南湾和北湾行使监管权。南湾的税馆作用不很明显，而北湾的税馆衙门由于设立时间长，管辖广而十分有权。3月l2日，在广东巡抚未命令税馆人员撤走的情况下，亚马留总督悍然下令在税馆正门前架设路障，禁止人员出入，衙内人员一律从旁门行走。亚马留还在税馆门前增派了一队哨兵，架设了一尊大炮，以保护所有出口货物、日用品的安全运出。此举结束了中国对该地实施有效管辖的最后一点权利。3月13日，澳门首席翻译公陆霜（João Rodrigues Gonçalves）率一支四人卫队前往中国海关。他向在场的人宣读了这一命令，所有的人收拾了衣服，一声不吭地走了。亚马留又率领数十名士兵钉闭澳门的中国海关，推倒关前悬挂中国旗帜的旗杆。 徐广缙对此威胁说：总而言之，我们应该热爱和平，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勿谓言之不预。亚马留云：若中国采取武力行动，他将以牙还牙，决不改变决定。至此，亚马留消除了清政府对澳门进行管制的最后象征。有许多学者认为，在亚马留钉闭中国海关的同时，亦将驻居海关附近的香山县丞衙门驱逐，此说似有不妥。葡文为Praia Pequena，原文译作湾仔，但湾仔为今珠海地名，其意应为小海湾，故译作北湾。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98—99页。A. F. Marques Pereira, As Alfândegas Chinesas de Macau, p.63.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99页。两广总督徐广缙于1849年3月5日致澳门总督亚马留公函。附在澳门总督1849年3月27日致海事及海外部公函内，海外历史档案馆，二部，澳门，1849年函盒，转引自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120页。关于澳督亚马留采取武力迫使县丞衙门迁离澳门的观点主要见黄鸿钊：《澳门史》第10章，第241页，刘景莲：《明清澳门涉外案件司法审判制度研究（1553—1848）》，第54页；郭卫东：《论亚吗勒案件与澳门危机》，载《文化杂志》第45期，2002年，其主要文献依据为：杨文骏《查复澳门新旧租界情形》：“今三巴门外租界内，尚有佐堂街名可据。自道光二十九年葡人滋事之后，将该县丞逐出关闸，遂移居前山城内。”厉式金：《香山县志续编》卷6《海防》。徐广缙对香山县丞被赶出澳城之事向朝廷作了这样的奏报：查县丞一员分驻澳门，不过遇有华夷口角细故，排难解纷，诚如圣谕，官卑难恃，耳目恐有不周。惟近处尚有同知都司驻扎前山，距澳门仅二十里，稍远复有香山县，香山协距澳门亦不过一百二十里，足资稽察控制，并非专靠该县丞之弹压也。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 931/799，转引自郭卫东：《论亚吗勒案件与澳门危机》，载《文化杂志》第45期，2002年。但是上述记载明显有误。根据现有文献来看，亚马留在钉闭中国海关时并未驱逐香山县丞。《澳门专档》，第3卷，第22—23页：“哑酋横狡异常，竟于二月二十七日突率夷兵数十人钉闭关门，驱逐丁役……惟有饬知现居澳门县丞汪政勤探秘禀，随时查看情形，妥为处置。”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澳门军人》（Os Militares em Macau），第305页引1873年1月28日《澳门报》之小巴士度（A. Bastos）文称：“粤海关部为亚马留总督所驱逐，但直到这位总督惨遭杀害那天，佐堂仍留在澳门。那天，佐堂前往总督府，亲眼证实了总督已身亡。后因为还怕遭到报复，才逃离澳门。”可知香山县丞汪政离澳是在亚马留遇刺以后。另参见金国平：《佐堂入出澳考》，载《中葡关系史地考证》，第318—319页。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3月5日，亚马留总督禁止中国税馆对自澳门港出口到中国内地的货物征收任何关税，并要求广东巡抚在8日内撤走这些在澳门执行公务的海关人员。3月12日，亚马留总督悍然派兵封闭澳门关口，驱赶中国海关官员。此举结束了中国对澳门有效管辖的最后一点权力。8月22日，亚马留总督在关闸附近遭到沈志亮等七名中国居民袭击身亡。8月25日，葡人攻占北山岭（Passaleão）。攻占北山岭的突出人物是一个土生葡人美士基打（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9月16日，两广总督徐广缙致函澳葡政府委员会，通报杀死亚马留总督的沈志亮被捕获、审判、处决的消息。沈志亮被华人视为英雄。澳葡当局允许在澳门设立“番摊”赌博，开澳门博彩业先河。

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3月12日，澳督贾多素发布告示：照得道光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示晓谕，嗣后如有交涉立合同约单、收单、各样契券，应赴议事亭立写等谕在案。惟查此示谕后，盖有约据等单，未经遵谕办立。为此再谕：从今以后，无论唐番交涉所立约据、唐人交易约据，应遵前谕赴亭立写。又查该划艇往各口贸易，与华商立雇船等约，并各样约单，其中背约多有诡弊难堪之事，不得不设法以杜恶风，庶澳内行船者、贸易者均受裨益。为此示谕：嗣后如有雇划艇事件，欲要妥当，该船主先应带同梢目并雇船华商，一同将雇船情由，赴报澳口武员以凭注于船牍案内，次凭情由给一票据，然后持往议事亭立写合约。如不遵此办理，其划艇主并梢目，定照西洋年1848年12月23日所立不遵澳口章程条款之例究治。合行示阖澳华人等知悉，尔等宜照此示一切妥遵。今特将此谕华人字、西洋字一同发，仰各街张示。《澳门政府宪报》1851年2月15日第13号。

咸丰五年（1855年2月17日─1856年2月5日）3月12日，澳门政府颁布《澳门港口条例》，共14款。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p.233.

同治二年（1863年2月18日─1864年2月7日）1月7日，葡文报纸《运动报》（O Movimento）在香港出版，由商务印字馆（Tipografia Mercantil）印刷。主要撰稿人有澳门土生人埃内斯托‧克鲁斯（Ernesto da Cruz）、阿杜‧维加（Artur Veiga）、艾米里奥‧卡瓦略（Emílio de Carvalho）、鲁希安诺‧卡斯特罗（Luciano de Castro）、埃热尼奥‧阿尔梅达（Eugénio de Almeida）、阿尔米诺‧佩雷拉（Armino M. Pereira）及佩德罗‧维森特（Pedro Vicente）等人。该刊为文学周刊，但发行仅两个多月，于3月12日即宣布停刊。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 270.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缔造者。名文，幼名帝象，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1879年（光绪五年），随母赴檀香山，他的长兄孙眉资助他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接受西方的近代教育。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激起了孙中山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热情。他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开始产生反清思想。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结纳反清秘密会社，联络有志之士，准备创立革命团体。1894年，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1895年2月，在香港联合爱国人士组织辅仁文社，建立香港兴中会，并决定在广州起义。同年10月，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走日本，赴檀香山，后又游历美国、欧洲。1896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洲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初步形成了三民主义思想。1900年10月，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今惠阳）三洲田发动武装起义，因饷械不继而失败。1904年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越南、暹罗（今泰国）、美国等地向华侨及留学生宣传革命，1905年在比、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中建立革命团体，也与国内的革命团体建立联系。1905年8月，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同盟会，被推举为总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从1906-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多次组织武装起义。1907年镇南关起义时孙中山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之役，在全国引起巨大震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为争取欧美等国支持革命事业，在美、英、法等国进行外交活动，12月19日，被17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帝被迫宣布退位，中国结束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具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2月13日，因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妥协，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选为理事长。1913年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即主张起兵讨袁，但党内意见分歧，仓促应战，旋即失败。1914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次年发表《讨袁宣言》，1916年又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1917年段祺瑞解散国会，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1918年因受桂系军阀和政学系的挟制，被迫去职至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发表《实学计划》，并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回广东，次年就任非常大总统。1922年因陈炯明叛变，退居上海。1923年在驱走陈炯明后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宣言。同年11月，应邀北上讨论国是，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张作霖作斗争。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1929年，遗体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主要著作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他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重要的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11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

同治五年（1866年2月15日─1867年2月4日）12月27日，前任巡捕营长官先拿‧飞南第荣誉少校出任澳门消防队监督，至1872年3月12日卸任。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214

《知新报》第八十期刊登《中国皇帝与高丽皇帝书》、《意人保举议员积弊》、《加拿大至澳海底电线》、《英人虑俄法夺远东商利》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2月19日─1902年2月7日）3月12日，澳门政府出投大量空地，招人承批。计1752平方米一块，坐落东望洋山，接连二龙喉马路。塔石空地六段，共计10069平方米（该地内只准起造住家屋舍、局厂铺户等屋）。另外尚有新胜街附近两处，约300平方米。并饬将坚呶围（Pátio do Aquino）及三巴仔横街各屋宇，用官价购买，改宽街道，以期清洁而利公用。《澳门政府宪报》1901年3月2日第9号。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2月13日─1908年2月1日）3月12日，澳门主教鲍理诺为望厦小教堂及望厦牧民中心（Asilo de S. Francisco de Xavier）剪彩。这些项目由耶稣会神父阿德利亚诺‧戈麦斯（Adriano de Souza Gomes）负责建造。相传，这一年的某一天傍晚，鲍理诺主教和几名神职人员正在西望洋山主教住宅旁的花园散步，忽然看见山岩壁上有一团柔和的白光，光影中有一位白衣女子向他们招手微笑，几分钟后，这光影女子就消失不见了。主教和众神职人员又惊又喜，知道是“法国岩间圣母”显圣，赶紧跪下祈祷。事后，鲍理诺主教下令在那山岩处修建“法国之岩圣母祭坛”供奉圣母。此事在澳门教区历史档案中有记载。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25页。金丰居士：《西望洋圣母堂，位处天璿丽珠永不衰》，载《新报》2009年5月14日。

民国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3月12日， 吉马良斯．洛巴托(António Júlio Guimarães Lobato)出任氹仔及路环区统领及政务厅厅长， 直至1923年8月15日。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 第324页。

民国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3月12日，澳督施利华颁布第77号及第78号训令，根据1920年10月16日第7030号法令正式组建澳门行政立法委员会，并解散旧澳门政府委员会(澳门总督公会)，同时组建财政委员会。《澳门政府宪报》1921年3月12日第77号及第78号训令。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临终前告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尤其“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完成”。15日，举行大殓仪式。国人闻讯，莫不悲恸。孙中山逝世当天，澳督罗德礼即派译务署长施度尼(António Joaquim Fausto das Chagas)前往驻澳委员张继龙寓所，对孙的离去表示哀悼。澳门国民党党员李君达、梁彦明等发起追悼大会，设办事处于李君达牙医诊所。此事立即引起国民党香港支部的高度重视，并请求中央派员来澳。国民党中央遂派人与澳方党员接洽，由李君达接应，并于其牙医诊所设立国民党澳门支部筹备处，同时从追悼会职员同志中推举李君达、梁彦明、马普全、尹梓琴、刘紫垣等10人为澳门支部筹备委员，李君达兼常务，负责澳门支部筹备工作，并于短期内策动第一至第五分部成立。其中以刘紫垣所领导的第五分部党员最多，工作最为优异。随之继续组织第六至第十三分部，不过正当积极筹备召开成立大会之际，突遇意外而被迫停顿。《国事遗嘱》(1925年3月11日)，载《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640页。《申报》1925年3月12日；屈仁则：《中国国民党澳门支部沿革史》，载《澳门今日之侨运》，第3页。按：李君达，别号子上，广东中山人。旧学国文专修八年，牙医专科毕业。兴中会会员。1911年，追随民军统领李就成在中山起义。1925年，奉中央委任为澳门支部筹备委员兼常委。1927年，任澳门支部第一届常务执行委员兼秘书。1930─1937年，连任直属澳门支部第三至第七、八届监察常务委员。1944─1945年，任中央组织部麻章属交通联络站驻广州湾通讯组组长、澳门中华教育会十余届理监事。抗战胜利后，出任国民党澳门支部常务监察委员。李氏还曾当选为澳门教育会评议员、精武体育会交际主任、中华基督教志道堂主席等。

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3月29日以澳门华侨名义在镜湖医院举行追悼会，孙中山先生友人、“四大寇”之一的杨鹤龄主祭。据《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2日报导，1925年3月29日澳门华侨在镜湖医院开会追悼孙中山先生。是日商界多数下半旗志哀，休业者亦不在少数，足见先生感人之深也。前一夜至早晨十时，细雨霏霏，路途泥泞，而赴追悼会者，仍络绎不绝。至十一时骤雨忽止，且微露阳光，赴会者更形挤拥。十一时五十分，开始举行追悼礼，会场放置镜湖医院祭奠花篮﹔追悼会由杨鹤龄为主祭；全体皆为饮泣，至奏哀乐时，而全体之辈声动矣。随后到祭者，全澳学校学生七、八千人。各界男女逾二万人，莫不表示哀感。当年澳门人口约七、八万人，参加追悼会有学校师生及各界人士逾二万人，故此对孙中山先生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和崇高的敬意。追悼会外，还开设演说场，听众数千人。据《澳门历史新说》一书所述，“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澳门镜湖医院组织大规模的吊唁活动，年迈的飞南第也出席了追悼会。”

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3月12日，澳门政府发布公告，宣布拟于4月15日上午11时在财政总局大堂内将澳门番摊生意出投招人承办，以3年为期，即由1937年5月18日至1940年5月17日止。底价为120万元，押票银为12万元。《澳门政府宪报》1937年3月12日第10号。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3月12日，合澳华侨济难会成立，至6月10日解散，前后不到3个月。《华侨报》1941年3月12日、6月11日。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3月12日，由于原建飞机库并没有提供水上飞机合适的条件，因此上落飞机要装置活动舷梯才可，但这种设施只能在潮涨时才可以升起或降落。甚至在紧急的情况下，飞机仍然要依赖潮汐涨退。为此，澳门政府在外港建成新的飞机库，并于本日开幕，至此潮汐再不能成为限制飞行活动的决定因素。莱昂内尔‧巴洛斯 (Leonel Barros)：《战争中的东方回忆：澳门》，第16页。

民国三十三年 (1944年1月1日-1944年12月31日)3月12日，同善堂联合春睡画院举办的“赈济难童餐书画展”开幕。高剑父出任主席。知名人士蔡文轩、蔡惠年、黄渭霖首先捐助筹备费数千元，这是高剑父流寓港澳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赈济”义展。陈继春：《黎明与折衷派》，载《文化杂志》第61期，2006年。

民国三十三年 (1944年1月1日-1944年12月31日)3月12日，“马士弼 (Masbate)”号船离开澳门，前往法属印度支那运输急需物资。此前本年初美国开始收紧对日封锁，且用飞机在外港航道入口布雷，日军处境日益艰难，澳门地区亦面临食物和燃料短缺的现实。为此澳督戴思乐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依法要求“马士弼”号协助政府运输物资，同时为避免当年在内港发生的“西安”号劫船再现，澳门政府与日本、英国和美国达成协议，同意此船可以前往法属印度支那载运澳门地区最急需的物料。为防止与交战双方的船只混淆，“马士弼”号施以标记，悬挂葡国国旗，表示为中立国的船只，最终顺利抵达。可惜半个印支半岛为日军所占，美军猛烈轰炸该地区，且海上布雷令船只无法进港，最后在一个小港口装载430吨煤，于3月26日起程回澳。此后该船继续往来运送物资，直至4月26日，英国驻葡大使致函里斯本外交部，声称撤销该船的注册，理由是该船从香港运载银块和其他商品给印支的日本人，违反船只不载物出发及不停站的最初协议，同时，在澳门还有两个日本人登船。澳督戴思乐回应称，该船开赴印支时并不载货，而前述两个日本人一个为买手，另一个则为讯号员，是与在海上巡逻的日本船只沟通的。然而戴思乐的解释令英国人并不满意，他们坚持认为这两个日本人在船上从事情报工作，利用航行，将南中国海上美军船只位置记下。澳门政府被迫接受这一事实，改由广东方面取得走私煤和白米，以解决补给问题。理卡多‧平托：《中立区的炮火》，载《澳门杂志》第2期，1997年9月。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3月12日，澳门教区红衣司铎严绍渔在大堂寓所内病逝。严绍渔圣名多明我，1887年8月5日生于澳门，早年入官立葡文义校学习。1898年入圣若瑟大修院，任圣母会会长。1911年7月25日修神学期满，由鲍理诺主教下领受司铎神品，并留校任监学，后被委为圣母望德堂助理司铎。1931年出任圣母望德堂司铎，1936年被众推为圣心祈祷会值会司铎。1935年召集信友，成立公教进行会，亲自任命男子、女子、男女青年四部会之指导司铎，领导会友共同发展教务。严绍渔亦热心文化教育事业，曾创建望德女子中学，1941年又创立《醒心周刊》以发扬公教精神，深得澳门市民敬重。《澳门公教妇女进行会金禧特刊 (1935-1985)》之《创会已故指导司铎严公绍渔略传》。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三月十二日，协英中学校长刘继祖致函镜湖医院，感谢为其员生施种洋痘。

利玛窦中学举办中华文物图片展览会，澳门主教戴维理莅临参观。

1986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61周年纪念日，镜湖慈善会于该日隆重举行“孙中山先生铜像揭幕典礼”。镜湖慈善会马万祺主席和霍英东名誉主席分别致词。他们都表示，孙中山先生一生为革命，鞠躬尽瘁，伟大功绩不可磨灭。他们鼓励全体员工学习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无私品德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学习孙中山先生高尚的医德，弘扬博爱精神。从此，孙中山先生铜像矗立在他曾工作过的镜湖医院院内，供众瞻仰，激励着镜湖同寅弘扬博爱精神。

孙中山先生铜像前面铸造铜书一块，由著名侨领、书法家、镜湖名誉董事梁披云先生撰写孙中山先生史略。

孙中山先生外孙女戴成功女士在“孙中山先生铜像揭幕典礼”上接受记者访问。

1986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61周年纪念日，镜湖慈善会于该日隆重举行“孙中山先生铜像揭幕典礼”。镜湖慈善会马万祺主席和霍英东名誉主席分别致词。他们都表示，孙中山先生一生为革命，鞠躬尽瘁，伟大功绩不可磨灭。他们鼓励全体员工学习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无私品德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学习孙中山先生高尚的医德，弘扬博爱精神。从此，孙中山先生铜像矗立在他曾工作过的镜湖医院院内，供众瞻仰，激励着镜湖同寅弘扬博爱精神。

孙中山先生铜像后面一块铜质碑文，说明孙中山先生铜像由镜湖慈善会董事暨镜湖医院、镜湖护士助产学校、镜湖平民联合小学全体员工敬立。

1986年3月12日，镜湖医院慈善会主席及董事于孙中山先生铜像揭幕典礼后合照留影。 前排左起：刘光普、彭彼得、冯文根、黄汉兴、霍英东、马万祺、陶开裕、卢道和、邱成章、许世元、梁培、梁秀珍； 后排左起：何思谦、刘焯华、陈炳华、何厚铧、徐寿仁、佘汉伟、梁显达。

1986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外孙女戴成功等嘉宾在镜湖医院纪念孙中山先生铜像揭幕典礼上合照留影。 左起：郑卓轩*、彭彼得、戴成功。 *郑卓轩（又名郑卓，郑卓德），百岁老人，老同盟会员，曾任孙中山先生侍卫官

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同年九月应镜湖医院董事邀请为镜湖医院义务西医，并在澳鼓吹民主革命活动。1984年10月27日第十三届董事会议，秘书长梁秀珍提出、孙中山先生曾在镜湖医院义务悬壶创办西医之先河，此珍贵史实，应塑像纪念，永留后人仰恭追思，经会议同意，决定聘请广州美术学院潘鹤教授塑造孙中山先生青年医生铜像。

“镜湖”一词在澳门可谓无人不识，它不单代表着医者济世的宏愿，同时亦代表着澳门人同舟共济的高尚品格。“镜湖”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71年成立的镜湖医院慈善会，初期该会只是单纯的赈济贫苦或捐棺殓葬，后来才逐渐发展成医院（只提供中医服务）及义学，据《倡建镜湖医院碑记》内所述，其主要目的是帮助需要救济的华人，“在三巴门外，尘俗不侵，夹以两大岭间，清秀可爱。祖师供自中央，神圣由斯。默庇静斋，整齐左右，疲病借此侨居。”1892年孙中山先生应邀担任镜湖医院的义务西医，从此开创了镜湖西医的先河。而在抗日战争时期，镜湖多有组织救伤队和开办难童教养所，受惠者众。镜湖历史纪念馆位于连胜街镜湖医院内，由镜湖医院慈善会倡建，始建于1989年。据慈善会所述，该馆的设立是为了志前贤业绩，仰其善德，继其善志，弘扬民族精神。该馆原面积约130平方米，门前有1986年3月12日所竖立的孙中山先生铜像一座，其形象身披医生长袍，而非平常所见的中山装或戎装，甚具特色。此外还有一个鸟语花香的小型中式花园，而主道两侧则嵌刻了医院的碑志和一块刻着光绪十年“炙光希义”的牌匾。这里原不作对外开放，后经扩建，到2001年时始对外开放，改建后比原来面积大了约4倍之多（531平方米），馆内可分为3部分，包括中庭、右展室及左展室。中庭摆放了1872年“镜湖医院”石刻、1893年的“旨建坊”、《倡建镜湖医院碑记》以及何贤、柯麟、林炳炎三位已故主席的半身铜像和各式印章等。右展室主要是展示镜湖医院慈善会属下之医院和学校等的发展历程，当中包括了昔日庙堂式的镜湖医院门楼场景，其数百斤重的大门为柚木制造，历史感十足。此外该室还有昔日镜湖医院的医疗设备、1923年创办的镜湖护理学院的教学工具和各时期的珍贵历史照片，其中1949年10月10日镜湖庆祝大会照片、庆祝大会“会场特刊”，以及华侨协会公章等展品，分外惹人注目。左展室则展示了慈善会横跨3个世纪的演变历史，包括各式各样的牌匾、孙中山先生的手迹和昔日镜湖医院的重要文件、总督部堂发给镜湖医院的院照等，弥足珍贵。除了长期展览外，镜湖历史纪念馆亦曾举办过短期画展，如2006年3月年届91岁的香港著名岭南派老画家赵世光，便应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马万祺主席之邀，于历史纪念馆内举行“岭南画派名家赵世光名画义展”，并进行义卖，为医院筹募经费添置新型仪器。

1986年3月12日镜湖医院纪念孙中山先生铜像揭幕典礼，四位主礼嘉宾合照留影。 左起：何鸿燊副主席、澳门政府斐迪鎏护督、马万祺主席、霍英东名誉主席。

1997年3月12日，《现代澳门日报》记者凌晨采访交通意外新闻时遭三土生人士殴打受伤，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澳门记者联会分别发表声明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