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2月20日─1595年2月8日）10月28日，本日出版的《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报导了刚建成不久的圣保禄学院的整体面貌： （圣保禄学院）依山势而建，周围有高墙环绕。两间带有阁楼的宽大房宇露出墙头，如同两座城堡，其间有个美丽的庭院。沿墙有条走廊，其间有数个小房间。由于地势关系，小房间地面与两间大屋宇的阁楼一般高低。山脚与山上通过两个阶梯相通，还有一个带庭院的教学区和正门。正门处有几间办公室。再向上走，又有几间供教师职员使用的宽适房间。正门前面，还有一座封闭式的极大庭院。整个庭院可容纳四十名教士，而且居住条件十分舒适，因为除了四个教学区外，上面还有十九个房间、两个大厅、两间教室和一间极大的药房。下面还有另外七个房间和十分舒适的办公室。范礼安视察员还决定再建一间新饭厅，因为目前使用的饭堂是借来的。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还有许多地方可以建更多的设施。范礼安本年11月9日的信也描述了新学院的全貌： 在神的帮助下，我们完成了日前在中国（澳门）建造的学院的建筑。此外，与会院分开的建筑中已开始有人居住，现在学院生活着19～20名耶稣会士。学院毗邻会院，因此，打开一扇门，就可以从一方进入另一方，但它们是完全分离的。双方既见不到，又无法联络，连窗户都没有。两者一墙之隔，所以墙既是修院的终点，同时又是学院的起点。不仅如此，我们还在与学院相连的两座山的周围建造了一道非常坚固的土墙，围墙包围着（学院）。直到工程完全结束，曼达琳（mandarim）们没有干预它，我想他们不可能干预它。除了已经到手的大块土地，我们还在学院中拥有视野良好的别墅，它可以使修道院得到很好的保养。如果远望大海和整座城市，学院仿佛位于山体的中央位置。山麓处有门，通往另带庭院的修院和学校，它们（修院和学校）可以通过修建极好的二、三段阶梯，通往（它的）上方。此前已完成的建筑工程，是拥有三个教室的学校中庭，如有必要，还可以再建造第四、第五个（教室）。这些教室侧旁是学院的大门，还有礼拜堂和小型香房。此外，还有神父会见来访者以及学生进行告解的接待室、面向大门通道的其它修院。它们已成为存放学院物资和即将送往日本的物资的仓库。在这一切的上面，是日本省代理人（他同时也是学院的司库）生活，并与它们分离的另一所大房子，其中保存著每年送往日本的大部分生丝、棉布和所有的方物。这间修院非常宽敞，而且设备良好。在那里不会影响修院，与外国人和中国人进行交涉极为合适。在大门与仓库的上方，还修建了通往管区代表所在修院的其它通道，那里有5间小房子。这些（小房子）咸了修院职员修士与副院长的住所。在它的下方，还有附带仆人修院的另一个中庭和可供学院之用的非常良好的巨大菜园。从那儿再往上，山腰处是学院崭新建筑的全部。它们建造得如同城墙一般，在不同端部还建有两个突出的棱堡。此外，一个非常大的中庭占据了从一个棱堡到另一个棱堡之间的所有空间。被我们称为棱堡的这两个修院，一个是平房，还有一个是二层楼。城堡部分全部由小房间组成，他们都是平房。因为是在山上，没有更多的余地，但所有的房子都与棱城堡一楼一样高。其中一个（棱堡）之内，有用作休息和图书室的巨大而凉爽的房间。在另一个（棱堡）的二楼，有两个非常宽敞的医务室。那里还有礼拜堂和三个小房间。在这个棱堡图书室的下方，还有另外一个附带礼拜堂的大厅，那里给修道士们做弥撒之用。在医务室的旁边，是非常舒适而清洁的厕所。除了上述教室，大门及其上方小房间，学院的新建筑中有两个礼拜堂，大门处还有第三个（礼拜堂）。此外还有上下两层的大房间用作休息和图书室，还有19间小屋和医务室的大房间，因此，上下两层可供40名耶稣会神父与修道士们舒适地起居。再往上还有大厅和医务室的空间，还有9至10间单人房间。整个建筑都在高处，凉爽且视野开阔，一侧的山头阻挡了有害于健康的恶风，另一侧豁然开朗，可眺望大海，吹来有益于健康的好风。学院的建造考虑到居住于此的日本修士，他们在自己家中的生活是井然有序并且干净的，所以（学院的）建筑也必须应当非常整洁、井然有序并且是凉爽的。如前所述，这一切都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有食堂、与之连接的大厅和厨房，在神的帮助下，它肯定会迅速建成非常舒适的场所。建造它们的场所已经确定，现在我们正在使用由两间小房子构成的临时食堂。对目前学院中的人来说，它已经够用了，但必须在原定的场所建造非常宽敞而舒适的另一所（食堂）。在神的帮助下，不到1000杜卡多的钱就可以建成应当建成的所有部分。 1594年10月28日《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转引自李向玉的《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第33—34页。曼达琳，葡文作mandarim，意即中国官员。《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之《澳译》作老爷，音译为“蛮的哩”；汤彝：《盾墨》卷4《澳门西蕃》称“官曰满的”。1594年11月9日范礼安在澳门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转引自高瀬泓一郎的《キリシタン时代の文化と诸相》，第348—353页。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2月20日─1595年2月8日）10月28日，至本日止，澳门圣保禄学院已有4个班：一个250多个学生的读写班；一个文法班，这是以前就有的；一个是人文学班，这是本年才增设的；一个伦理神学班，现在正在讲授。除了这些课程外，还有两位负责中国传教事务的神父教授神学。阿儒达宫图书馆1594年10月28日《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转引自李向玉的《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第51页；高瀬泓一郎：《キリシタン时代の文化と诸相》，第87—88页。

崇祯六年（1633年2月8日─1634年1月28日）10月28日，日本主教兼澳门教区署理主教狄奥戈•瓦伦廷（Diogo Correia Valente）在澳门逝世，并葬于圣保禄教堂。狄奥戈•瓦伦廷每年薪俸2000色勒芬，由马六甲海关支付。狄奥戈•瓦伦廷主教去世后，澳门主教一职空缺达十几年。H. チ一スリク：《キリシタン时代にぉける司教间题》，载《基督教研究》第9辑，第435页。博卡罗：《要塞图册》，载《16和17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第220页。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1月23日－1709年2月9日）10月28日，澳门船“西望洋圣母”号赴帝汶进行贸易。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1, p.144.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1月24日─1782年2月11日)10月28日，澳门有三位船主向仁慈堂借贷4500两白银前往东京王国贸易，当时东京正值国内战争，当地的国王俘虏了他们，让他们对付敌人。其中两艘船逃回澳门，另外一艘船的船长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António Rodrigues)则被他们杀害。同时，还有一名叫卡斯特罗•布朗科(Joaquim Carneiro Machado Castelo Branco)的船主，他贷款4000两白银，驾驶“庇护圣母和圣心(Nossa Senhora do Amparo e Almas Santas)”号远航交趾支那、马六甲，甚至到达巴达维亚。18世纪60年代以 后，随着澳门海上贸易形势的好转，澳门财政收入逐年提高，仁慈堂和议事会成为澳门海上贸易投资的主要债权人。一般的规则是，澳门商人或船主，以20%利率向仁慈堂和议事会举借贷款，用于海上贸易投资。航行归来后，以贸易所得偿还贷款及利息。从1761年至1781年的20年间，仁慈堂共给澳门302名葡商贷款，共贷出款项480855两白银，获得贷款而投入海上贸易的船只达207艘次。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15;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79页。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ⅩⅧ, pp. 60—61及pp. 95—99; A. 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1800, p. 251, Quadro No.. 11;张廷茂：《明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第5章，第359─361页。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2月7日─1789年1月25日）10月28日，方济各会安伯老（Martin Palau）修士在澳门逝世。安伯老，方济各会在华最后一位医生。1720年生于西班牙之阿尔卡扎尔 （Alcázar）镇，17岁入会。1747年8月抵达马尼拉，并在马尼拉王家医院 和方济各修道院诊所学医。1753年抵达澳门。安伯老抵澳，立即重整方济各修道院的药房，添置和配置许多药物和药品。另外还在修道院附近开出一块地，用来种植药材，这样为方济各会澳门行医节省了不少钱财。他为人恬淡，仁慈而善良。各种患者，从穷人到富人，只要有求于他，他都认真为其诊治。因而得到了澳门居民的爱戴，人称“安哆呢第二”。Severiano Alcobendas, Religiosos Médicos de la Província de San Gregorío Magno de Filipinas, in AIA, Tomo 37,1934, pp. 101—103；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第1章，第97—98页。

1828年（清道光八年）1月7日，澳葡《政府公报》即日起更名为《殖民地澳门官报》。8月29日，广东总督再次颁布吿示，禁止外国人携带物品上岸， 除非此前向设在南湾的税馆申报。9月9日，澳门海防军民同知以公告形式严令中国人不许买卖鸦片。10月28日，香山县令发告示，要求澳门的葡萄牙人不得增加建房造屋，只允许对破旧或已倒塌的房屋进行修缮。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10月28日，葡萄牙国务兼外交大臣又为席尔维拉·边度下达补充指示，即在充分肯定澳门政府于7月29日提出“九请”的同时，要求：1. 葡萄牙船只享有同英国船只相同的特权和优惠；2. 割让澳门半岛和青洲乃至整个对面山；3. 清政府官员从澳门撤出；4. 对澳门华人实行荷兰及英国式的殖民统治；5. 宜将同清政府达成通商航行协议，以条约而非协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外交部长为与华谈判钦差大臣边度下达的补充指令》、《外交部长为与华谈判钦差大臣边度下达的补充指令之更正》，载《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27A号、第27B号，第108—111页。

同治三年（1864年2月8日─1865年1月26日）10月28日，总理衙门致函广东巡抚郭嵩焘，要求他迅速派人查清葡人在澳居住向以何处为界，关闸起自何时，是否为中国人所建抑或西洋人所建等事宜。《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总理衙门为请详查葡人在澳侵占地基并如何抽收房租货税事致广东巡抚郭嵩焘函》，第747—748页。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10月28日，筹建华人镜湖医院代表、澳门华商沈旺、曹有、德丰、王六（禄）四人在澳门公物会公所注册立约。沈旺又名沈荣煜，澳门早期著名华商，沈姓为望厦四大姓之首，同治六年（1867）重修观音古庙时，沈荣煜即是倡建值事之一。在本年向葡王祝寿的四名华商代表中，沈旺名列第二。1874年澳门各行公推镜湖医院值理时，沈荣煜为首总理。道光二十八年（1848）在望厦村拥有51余亩土地的沈遐龄堂即为沈旺之商号。曹有，又名曹应贤。在澳门有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并拥有大量物业，为澳门早期重要华商。德丰，为镜湖医院四位代表中的第三位，而在倡建值理芳名中则称“德丰号”。德丰应为“德丰号”东主省去其姓之称谓，澳人或惯以商号名称其人。本年向葡王祝寿的四名华商代表中，德丰亦名在其一，可知其为澳门重要华商。王六，又名王禄，福建晋江人，先世即移居澳门，至王禄时，有商号集成堂、绍昌堂等商号。性仁厚，乐善好施，曾重修妈阁庙、观音堂及莲峰庙时，捐产助偿。同治间，以绍昌堂名义承购宏隆坊内犹太人经营的庇厘喇洋行之地，并填筑海滩，合成一片，辟街建屋，建大小铺户160余间，整个福隆新街地区，大半为集成堂物业，成为澳门首富。《倡建镜湖医院碑记》，原碑现存镜湖医院内。汤开建、马根伟：《清末澳门镜湖医院的建立和发展》，载《澳门研究》第31期，2005年12月。《重修观音古庙碑志》，载谭世宝：《金石铭刻的澳门史：明清澳门庙宇碑刻钟铭集录研究》，第329页。阿儒达宫图书馆手抄古籍54-VIII-32，第39页C，见《葡萄牙图书馆档案馆藏中文文献：1668－1871》第l册，第53页。《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沈遐龄堂具报在望厦等处税田报单》，第78页。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第6章，第294页，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论文，2005年。阿儒达宫图书馆手抄古籍54-Ⅷ-32，第39页C，见《葡萄牙图书馆档案馆藏中文文献：1668－1871》第l册，第53页。王文达：《澳门掌故》，第227页。

一、 西洋公物会所发本医院地纸照稿刻列西历1871年10月28日在澳门公物所有华人沈旺、曹有、德丰、王六等四人，是华人镜湖医院公举前来称1870年6月21日公物会大宪，当堂准许建华人医院在三巴门外，该地租银壹大圆，此系做医院日后该地另做别样则另议加租，公物会大宪吩咐立明地界，将该地交与镜湖公司管理。同治辛未拾年九月吉日立二、 善信送义地癸酉年（1873年）崔凌云送义地一段土名较场埔癸酉年（1873年）义安堂送义地一段土名较场埔与前地左右相连丁丑年（1877年）宋卓卿等三十一位仝送义地一段土名荷叶埔壬午年（1882年）置义地一段土名老鼠坑癸未年（1883年）林霭卿送义地一段土名白石坑口兰埔三、 送义地序为施舍汤药，济贫病使其长寿，不治而死亡者，须殓葬，前同事致送义地安葬幽魂，敬送善地三段，今未雨绸缪，现再送山地土名荷叶埔，纵横十九亩，为医院西归义冢。此碑刻上几个年份，善长送义地，最迟是癸未年（1883年）立此碑时间，应该是建院后十二年。

清同治十年（1871年10月28日）华人沈旺、曹有、德丰、王六等四人前往澳门公物会公所，公物会大宪当堂准许建华人医院，在三巴门外之地，每月租金壹大圆作为医院租价，该医院由众善士出资建造。

光绪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10月18日，为妥商办理粤澳事宜，澳督委派大西洋澳门船政官兼管海面巡捕兵丁战船总兵官映（João），率同澳门督署内罗书记、大西洋澳门翻译官爱德华多‧玛琪仕、澳门督标中军唦哨官三人，驾嗲造兵轮船由澳晋省，拜会兼署两广总督张兆栋。本日2时在两广总督署，就澳门华商船只常被海关巡船拿解上省，请为酌量体恤一事，双方举行了会谈。嗣后，澳门方面又送来章程、告示八张。28日，港务局长若奥‧斯卡尼西亚因完成与广州政府协商海关申报单的任务而受到赞许。《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葡国驻澳门总督罗为委员赴省商议两国事宜事致兼署两广总督张兆栋照会》，第72—73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兼署两广总督张兆栋为请赴省晋谒均已阅悉事覆葡国驻澳门总督罗照会》，第73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02页。

光绪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 2月28日，政治、文学与新闻周刊《澳门土生人报》（O Macaense）创刊。原由大众印刷厂印刷，后改由商务印字馆（Tipografia Mercantil）印刷。其出版人和主编为贡萨尔维斯‧希尔瓦（Manuel José Maria Gonçalves da Silva）。希尔瓦于1885年10月21日英年早逝，接任主编者为小若阿金‧巴士度律师，主要撰稿人有澳门土生人伯多禄‧巴尔卡 （Pedro da Barca）、哈尔特‧米勒（J. L. Hart Milner）和派特里西奥‧路斯（Patrício José da Luz）。由于撰稿人多为了解本地情况的澳门土生人，故文章内容颇具本地特色。该份周刊于1886年10月28日停刊。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47—48; 林玉凤：《澳门葡文报章的发展特点》，载《澳门研究》第10期，1993年3月。

光绪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8月14日，葡萄牙政府任命若奥‧若瑟‧席尔瓦（João José da Silva）为澳门地区大法官，10月28日抵澳履任。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82.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10月28日，澳门岭南学堂学生史坚如在广州谋炸署两广总督德寿事败被捕，而当时所用炸药，即由澳门运入广州。德寿在后来为缉获史坚如有功人员请奖文中称：“在省港码头将史坚如拿获，炸药由澳门运来，令宋少东埋放屋内，冀成大事。”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253页；濠江客：《澳门昔日生活》，载2002年1月15日。有学者认为格致书院迁澳的原因是因为该校学生史坚如谋炸德寿事败，担心清政府报复。迁澳事在前，史炸德寿在后，故两事并无关系。”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月29日─1904年2月15日）10月28日，葡萄牙政府上谕批准《澳门当按押等铺章程》27款，正式施行。内容包括：设立、开办当按押等铺各事例，查验当按押等铺各事例，当按押应遵各事例及应占受各权利，定夺争论各事件，罚款等。其中，各该等铺分为两等：第一等为大当铺；第二等为小当铺。其所押之物，押价在1钱以下，即中国人所谓旧料押者，则不在此两等之内。每间大当铺，须纳生意公钞银240元。其小当铺，每间每年须纳生意公钞银300元。《澳门政府宪报》1904年1月9日第2号。

清宣统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10月28日，葡萄牙政府发布谕令，声明共和国所属疆域范围内使用货币，均以士姑度（escudo）为本位，其中澳门、帝汶及果阿不在此列。《澳门政府宪报》1911年12月16日第50号。按：士姑度（escud），也译作“埃斯库多”。1910年葡萄牙共和国成立后，制定了新的货币和货币制度，士姑度作为新的货币单位取代了原来的雷阿耳。起初士姑度的票面价值略高于美元，但不到20年就变得一文不值，在贸易上毫无用处。葡萄牙人通常用康托来计算，1康托等于1000士姑度。见查‧爱‧诺埃尔：《葡萄牙史》第16章，第375页。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10月28日，教宗庇护十一世授予澳门市议员、大律师施之古圣格列高利大勋章。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189页。

民国十四年（1925年）十月二十八日议案，本澳大三巴向为贫民聚居之所，日前火灾百余灾民无家可归，现由镜湖医院安置然查该处澳葡政府不准搭葵棚，灾民难于安置，镜湖医院派值理偕同警察厅长往见督宪处理。

华视学会发予粤华中学120元，其中100元为葡语教员薪金，20元为办学经费补贴。此收据为葡中双页印制。

民国十九年 (1930年1月1日-1930年12月31日)10月28日，澳门财政总局在本局大堂内将澳门番摊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5年为期，即自1931年2月1日起至1936年1月31日止，并列15项章程。是日最高出价1266000元，但未获通过，并再定于11月8日再将番摊生意开投，并列15项章程。12月8日，此项生意由澳门商人黄叔平、范洁朋、李汉池、马斗南、伍于汉等人组成的源源公司出价140万元投得，5年按柜银共为466666. 7元。根据承充合同第10款规定设立一等番摊馆1间，定名为“豪兴 (Hou Heng)”，设在总统酒店5楼和6楼。故坊间多称源源公司为“豪兴公司”。但至1934年9月4日，为澳督巴波沙注销合同，而该公司尚久国课衙门按柜银14万元，后国课衙门上控澳门法院追讨。档案中的领衔承充人黄叔平为前镜湖医院值理、源泰昌永义堂东主。范洁朋1880年生，广东南海人。早年受知于两广总督谭钟麟，派赴日本考察商务。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自1922年起，摆脱军政两途，从事工商实业，分别于羊石、澳门两地创办亚通制造厂、置业公司，曾任广州市参事、香港出口爆竹商会主席、澳门兵灾慈善会主席、全国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委员、香港华商总会值理、澳门中华总商会主席、镜湖医院慈善会主席、同善堂值理、镜湖护士学校校长、望德女中和圣罗撒女中校董等。1936年国大选举，当选澳门华侨区监督。《澳门政府宪报》1930年第29号，第585页；第36号，第698页；第44号，第955页；Ano de 1935-Boletim Oficial de Macau-No. 50-14 de Dezembro, p. 1481; COTA: AH/AC/P-12885, MIC：Al159. p. 26.吴醒濂编：《香港华人名人史略》之《范洁朋》，第33页；何文翔：《香港富豪列传》之二之《傅老榕》；《澳门总体统计回顾》，澳门官印局1994年编印；明士：《澳门博彩业巨擘：旅游娱乐公司》，载《广东文史资料》第47期，1986年。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月二十八日第二十三次值理常会会议录，中山县民众抗日自卫团第三十四大队第一中队长张永雄，公函内称粮食棉衣药物缺乏，请为捐助应如何办理请公决案，决议通告各值理自由捐签。

民国三十三年 (1944年1月1日-1944年12月31日)10月28日，澳门政府规定，酒店、酒吧、旅店、餐室、酒楼、舞场、饼家、糖果店、茶室等照收入总额征收5%特重税。《澳门政府宪报》1944年第44号，第477页。

1961年10月29日，为庆祝镜湖医院成立九十周年而举行为期一连八天的展览会，10月28日，美工人员在会场内合照留影。 前排左二起：罗荣、郑能、余国标、吴仕明、陈振华、郑国雄、吕培、张兆全、黄德鸿； 中排左起：关启祥、吴树伦、梁惠民、关万里、吴培理、钱龙、卢锦、陈新、郭顷； 后排左起：陈耀培、吕深、陆昌、黄煜棠、姚思明、李沾锐、张耀生。

1997年10月28日，东星号劫案主犯之一陈桂清被判入狱18.5年。

香港东华三院与镜湖医院同是民间慈善组织医院，两院成立时间相若，且只一水之隔，交往甚笃。镜湖医院六十周年庆典时，曾送镜海慈航牌匾庆贺。镜湖医院一百三十周年庆典再送博施济众牌匾庆贺。

霍英东，原名霍官泰，原籍广东番禺南沙（今属广州市南沙区），生于香港四大原住民系中疍家人。港澳企业家、杰出社会活动家。[1] 英东是艇户出身，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祖父霍达潮拥有帆船来往港澳间运输货物，父亲霍耀容继承祖业。 1930年一次风灾中，两个哥哥翻艇溺亡，之后父亲患癌病逝。母亲带着英东及一姐一妹上岸生活，在香港湾仔石水渠街居住。英东小时入读帆船同业义学，后转往敦梅小学，1936年考入皇仁书院读中学，为图报国，取名“英东”，意思是英武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香港沦陷期间，英东被迫停学并从事苦力工作谋生，后来家里凑足资本，在湾仔鹅颈桥开办“有如杂货铺”，以买卖各种物资获利。 50年代，韩战爆发，英美根据联合国决议，对中国实施禁运。而从日本、台湾及至东南亚的包围圈中，香港和澳门成为最后的缺口。香港当局严格执行“全面禁运”的要求。当时香港报纸经常看到英国海军“开枪追击走私船只”的报导。香港政府据联合国决议，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中国联络在港商人抗美援朝，拥有完整船队的英东为中国打韩战提供支援。他收购战争和医药物资后，每晚亲自指挥船队运货前往中国大陆，获得暴利。 之后三年时间里，英东不仅承担在港澳及内地运输军用物资的主要任务，而且组织精密的侦察队伍，监控香港当局缉私艇的动向。他的船队每天半夜都从英国海军的军舰旁悄悄绕过，驶向公海，为了摆脱当局的监视，他甚至一天之内换了三个不同的地点，作为整个运输系统的“指挥部”。英东提供大量战略物资给中共党组织，帮助中共抗美援朝，惹来英美政府的不满，因此，他一直受到殖民地香港政府的非难。 1962年，英东与何鸿燊、何添、关明及钟明辉等人合组九龙置业公司开始在尖沙咀兴建星光行（当时称九龙商业大厦），但星光行落成招租时，当时美国驻港领事将星光行列入“黑名单”，明确宣布所有星光行的租客都不能买卖美国货。星光行租户向当时由英资大东电报局控制的香港电话公司申请电话线时，遭到刁难，指“星光行的租户申请电话线可能遥遥无期”，结果大部分租户连按金都不要就走了。最后，英东等人在星光行承租无人问津的情况中，被迫将星光行出售给置地公司。 60年代末，香港政府推出葵涌一、二、三、四号四个货柜码头项目，英东自己独力投得最大的一号码头，但港府却无理要求他，担保每年至少要有20万个货柜在码头停泊，而当时全港的货柜箱总数都没有20万个，英东找到船王董浩云（香港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父亲）商量后，认为没有把握，最后只好放弃。一号码头最后由英资太古集团的现代货箱码头有限公司承办。 1953年，英东创办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又设立信置业有限公司及有荣有限公司，在湾仔及铜锣湾一带发展住宅楼宇，包括蟾宫大厦、香港大厦、海诚大厦等。他首创楼花做法，买家可在大厦未落成前预先订购，当时一度引起市民猜疑，但此做法使楼市活跃起来，地产商纷纷效法。因此，他获利巨大，身家暴涨。 1961年10月，英东与何鸿燊、叶德利及叶汉合组财团，以316.7万元在澳门夺得赌牌，并在1962年元旦开设首间赌场新花园娱乐场，同年澳门旅游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澳娱）正式注册。 1970年，英东和何鸿燊、叶德利等建立东方蒙地卡罗王国——澳门葡京酒店。英东同时成为澳娱最大股东，多年来雄霸澳门赌业。澳娱股权分布，外界所知不多，英东承认公司股份非常复杂。他忆述澳娱成立时，股东包括何鸿燊、叶汉、新马师曾、叶德利等人，但他直指澳娱帐目无人说得清，过去存在分红不均的情况。 澳娱每年净赚十多亿元，占三分一股权的英东却只分得一亿。2001年，澳娱另一名股东何婉琪传出欠债事件，及后更因何婉琪欲将旗下澳娱股权转到儿子麦舜铭名下，引发她与兄长何鸿燊就澳娱派息政策展开骂战和法律诉讼。 在股东内讧之际，2002年4月1日，英东宣布把他在澳娱的27.7%股权全数捐赠同年6月28日成立的澳门霍英东基金会，另外再捐赠2000万元澳门币注入其中，估计基金管理资产60至100亿元。当时只有何鸿燊表示有意收购他手上的股份，双方未能就价钱问题达成共识。英东指自己“40年没看过赌场盘数，20年没去过澳门”，创办澳娱只想行善而非牟利。 英东在放弃股权时，对何鸿燊的批评引起外界猜测两人不和。英东在基金会成立时发表演说，批评何鸿燊好胜：“1962年向他借40万元，争夺澳门赌权。”他又翻旧帐指1967年遭英美政府封杀时，尖沙咀星光行被断水、断电及断电话线，结果何鸿燊把原本值30亿元的大楼，以3000万元“贱售”。后来何鸿燊说“几十年朋友，他开玩笑，讲讲故事而已，我晚晚都唔输得（不可以输）”。 1965年，英东牵头成立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1967年5月“六七”暴动前夕离港逃难，12月暴乱平息后返港；之后开始淡出地产业。 70年代石油危机后，英东在香港经营东方石油公司，销售在中国出产的石油产品。1981年董浩云去世，东方海外交给董建华打理；1985年，东方海外濒临破产。1986年，英东注资近9.4亿，使董家度过难关。 1977年，英东成立的香港霍英东基金有限公司，一直以捐献与非牟利投资形式在香港策划多个项目； 1986年成立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奖励国内对教育、科研、社会科学等领域有贡献的学生和教师；澳门霍英东基金会致力于推动澳门教育、医疗、体育、文化及公共事业。 1983年2月6日，英东的白天鹅宾馆正式在广州开业，成为改革“样板”，开业之初引起轰动。邓小平三度到访白天鹅。英东提出自行设计、施工及管理，当年投资额5000万美元，由他的维昌发展有限公司与广东省旅游局签订协定，以中外合作的方式，经营期为15年，1997年将协议延至2003年。[1] 1980年8月25日，英东当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9年“六四”事件后第三天，他与另外19名港澳人士发表联合公开声明，谴责北京屠城并哀悼死难者。1993年3月27日，他在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首位跻身于中国国家领导人之列的香港人。1996年和2000年，他两度旗帜鲜明地支持董建华任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卸任后，他淡出政坛。 晚年时候，英东致力开发珠江西岸的南沙港工程。他爱好踢足球，参与各项体育事务。 1986年，英东获授中山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94年获授美国春田大学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95年获授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名誉博士学位和国际奥会奥林匹克银质勋章；1997年7月获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大紫荆勋章。1965-1984年，他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1981年起，任国际足球联合会执委、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名誉主席、世界象棋联合会主席、亚洲足球联合会副会长、香港足球总会会长、永远名誉会长；1984-1988年、1990-1994年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后任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会长。[2] 2006年7月21日，英东的癌症第二次复发，病情一度危殆，靠仪器维持生命。中央派出专机及医疗组来港，接他到北京301医院接受治疗。其病情为国家机密，而且霍家人对其病情三缄其口，外界一直知道甚少。 2006年10月28日19时30分，英东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83岁。 10月31日，其子霍震霆护送霍英东遗体回香港。11月7日，霍英东以国家领导人的最高规格举殡，成为香港第二位荣受“国葬”仪式的人。遗体安葬在柴湾歌连臣角道香港佛教联合会的柴湾佛教坟场。[1] 10月29日下午5时许，新华社发表讣告，称霍英东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2] 香港中文大学于2006年12月7日举行第63届学位颁授典礼，向霍英东追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而他生前表示愿意接受荣誉学位。2007年2月25日，霍英东获选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荣誉称号。 霍英东结婚时按辈分取名好钊，妻子吕燕妮，妾冯坚妮、林淑端，共生育十子三女。其子孙都在英国接受教育。吕燕妮，生三子三女：霍震霆、霍震寰、霍震宇，霍丽萍、霍丽娜、霍丽励。其中霍震霆为港协暨香港奥委会会长，次子霍震寰为香港中华总商会主席，幼子霍震宇主力打理南沙业务。 冯坚妮是霍英东的初恋情人，经常陪他出席公开活动，生育三子：霍文芳、霍文斌、霍文逊。1977年8月，霍母病逝，霍英东在报上的讣闻印有冯坚妮及其子的名字，正式承认冯坚妮的身份。霍文芳的前妻是新马师曾妻子洪金梅的十一妹洪国华。 林淑端生育四子：霍显旋、霍显光、霍显强、霍显杨；但她为人低调，较少曝光，喜爱粤曲，是红线女的歌迷。 2012年6月28日，澳门大潭山郊野公园霍英东铜像揭幕，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行政法务司司长陈丽敏等主持揭幕礼。霍英东铜像位于澳门大潭山郊野公园“霍公亭”内，由青铜铸造，高0.7米，基座高1.3米。澳门民政总署管委会代主席罗永德致辞时，赞扬霍英东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实业家，一生热心公益，支援国家和澳门的文化教育、医疗和体育事业，建树良多，是爱国爱澳人士的典范。霍英东对澳门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对澳门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有“澳门霍英东基金会”、“镜湖医院霍英东博士专科医疗大楼”、“澳门大学霍英东书院”、“霍英东博士大马路”等。[3] [1]柯焕德主编：《商海的富豪》（《百科世界知识丛书》第四辑16），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第39-48页。 [2]《霍英东先生生平》，载“新华网＂，2008年6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1/07/content_5302141.htm。 [3]《霍英东》，载“维基百科＂网，2013年8月30日，http://zh.wikipedia.org/zh-cn/%E9%9C%8D%E8%8B%B1%E6%9D%B1。

拍摄时间︰2010年10月28日 前排左起：何华添、冯志强、霍震霆、张立群、马有礼、徐泽、卢树民、何厚铧、崔世安、白志健、刘焯华、廖泽云、许世元、马有恒、颜延龄、彭翅军、胡顺谦； 第二排左起：吴培娟、刘永诚、刘艺良、黄国胜、何荣标、蔡球、梁桂华、徐寿仁、刘光普、杨俊文、吕耀东、邝达财、黄洁如、萧德雄、何超琼、何厚镗、黄枫桦、吴仕明、潘玉兰、吴汉畴、林金城、欧安利、陈明金、吕强光； 第三排左起：陈泰业、刘小林、陈炳华、黄志成、黄如楷、罗肖金、陈季敏、卢德华、叶一新、姚鸿明、吴志诚、陈锦鸣、飞安达、谢思训、岑展平、梁华、李沛霖、陆永根、梁仲虬、马志毅、梁维特、萧志伟、温能汉、吴在权、邱金海、马志成、何敬麟、王庭槐、尹一桥； 后排左起：柯征、刘少娟、黎世祺、黄仁民、唐嘉乐、林燕妮、莫志伟、何佩芬、黄珮琳、吴皆妍、林日初、黎奕生、钟国荣、何富强、梁伟峰、赖百龄、徐达明、张明星、李俊鸣、陈少雄、林家伟、何超蕸、黄升雄、王正伟、高东明。

圣保禄学院，作为远东第一座西方大学，曾经是汇聚欧洲及远东地区神职人员和学者的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