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一年（1583年1月24日─1584年2月11日）4月10日，在萨主教（D. Leonardo de Sá）的倡议和主持下，居澳葡人选举成立议事会。并规定议事会每3年选举一次。每个葡萄牙居民都有选举权。居民由王室大法官召集起来，排成队，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6名选举团成员。这6个人宣誓公正廉明后，分成3个小组。各组隔离在议事会中，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每组推举1名适宜担任议事会职务的人。王室大法官根据这三份名单再拟出一份名单，呈交果阿总督。果阿总督据此确认3个人选，密封后送回澳门。其中一份名单在年末议事会开会时当众打开。名单中对议事会成员的任命：2名法官（Juizes），3名市议员（Vereadores）以及1名城市检察官（又称理事官，Procurador de Cidade）。另设1名会议书记（Escrivão de Câmara）。3名市议员轮流担任议事会主席。法官负责审理判决案件。假如有人对判决不服，就可以向王室大法官申诉，也可以上诉果阿高级法庭，其判决为终审。起初，检察官又兼任澳门财政长官、海关总监、公共事务主管等职，同时还代表议事会与明朝政府打交道。遇有重大问题，议事会则召集由良民组成的前任议事会成员、兵头、主教、神父及一些公民与议事会成员共同商讨采取什么措施。这种会议被称为大会。议事会的职位继承：议员不幸死亡，空缺就得补上。议员们集中在棺材周围，议事会主席宣布死者姓名三次，一名医生正式证明议员已死，接着就打开适宜继承的名单。主席根据名单指定一个继承人，然后将原属于死者的木杖交给继承者。每个市议员都有这样的一条木杖，作为权力的标志。另外，还有两名治安官，由上一年的行政长官及议员的儿子组成。他们每月两人当值，一月一换。议事会还保留一支市卫队，发生紧急情况时还会得到使用武器的市民的帮助。此外，海关中还雇用了一小队黑人，中国人十分惧怕这些黑人，因为他们异常骁勇，用扁担就可以弹压骚乱。议事亭还附设有监狱，《澳门记略》：“狱设龙松庙右，为楼三重，夷人罪薄者置之上层，稍重者系于中，重则桎梏于下。有土窟，委干牛马矢，炷火其中，名曰矢牢。”文德泉称：“澳门议事会大楼最初的建筑物要追溯到1584年，那时该建筑已附设监狱或牢房。从那时起，旧监狱巷和牢房街的命名，与公共街道连在一起。”龚翔麟《珠江奉使记》称议事会为议事亭（Ο Senado）：澳中有议事亭，番目四人，受命于其国，更番董市事。凡事经四人议，众莫敢违。及官司有令，亦必下其议于四人者，议得当以报闻。王植亦称，又有名头人者四，公事集议则与焉，皆兵头所定，一年一易。[10]议事会，最早的名称为“金巴喇（Câmara）”，或为Caza da Câmara。[11]《市政厅古文献》第91本，第8—9页称：1583年4月，澳门市政厅作为市政当局首次由居民选举产生，转自潘日明的《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第95页；博克塞的《热带葡萄牙社会》一书称：“1582年6月，果阿批准了第l届选举，于1583年4月10日成立。”转引自潘日明的《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第95页。很多澳门史著作如龙思泰、施白蒂或澳门教会方面的书籍均将贾尼劳视作澳门议事会的创始人，这是十分错误的。一、1581年教宗任命的澳门主教萨主教已经来到澳门，贾尼劳1580年提出的辞职已被接受，作为一名无职衔的神父，他怎么可以越权组建议事会？二、贾尼劳神父1583年8月19日去世，之前他一直有很严重的哮喘病和结石病，1583年8月之前，他已经是卧床不起的重病人，何以有精力组建议事会？议事会，葡文为 Ο Senado， 明代及清中前期均译为议事亭。《澳门记略•澳译》称议事亭的葡文读音为“事打的”，“事打的”之原文为“Cidade”，即城市，此处不作原解。在古葡语中，Cidade与Senado（元老院）同义，而Senado也称Senado da Gâmara。吴历：《三巴集•皋中杂咏》诗自注云：“凡海上事，官绅集议亭中，名议事亭。”议事亭，当即葡人的议事会，是葡萄牙人自己成立的自治机构。但由于中文文献多有这样的记载，如申良翰《（康熙）香山县志》卷10《澳彝》称：“澳门旧有提调、备倭、巡缉行署三所，今惟议事亭，凡文武官下澳，率坐议事亭上，彝目列坐进茶。”其他如《澳门记略》、暴煜的《（乾隆）香山县志》亦如是说。并且《澳门记略》附《议事亭图》所绘议事亭建筑为一中国式的建筑，因此，有很多中国学者均将议事亭视之为明朝政府在澳门设立的机构。这在澳门史研究中形成一普遍的常见错误。议事亭，即议事会，是葡萄牙人于1583年在澳门建立的一葡萄牙人的自治机构。该机构所在地原为一两扇门的院落，中有—8根梁柱撑起四面无墙的亭子式结构的建筑。因为议事会之理事官员负责与明清政府打交道，故明清政府文武官员下澳视事，来议事会宣读上级的档批示或同理事官共同处理澳中事务，这是当然的事情，但并不代表议事亭这一机构为中国政府所建。参见汤开建：《委黎多笺正》，第17—22页；金国平、吴志良：《“议事亭”历史》，载《过十字门》，第150—155页。原澳门议事会大楼本是一座葡式建筑，不过在庭院中建有一中式的“接官亭”，此亭华人则称为“议事亭”。参见金丰居士：《议事会大楼，大将登台气象万千》，载《新报》2009年7月9日。议事会选举的两名法官（Juizes）即通常所言之“普通法官”。议事会普通法官最初是由市民选举产生，任期也是3年，可续任一次，但必须是30岁以上的市民方可参选。由于当时愿意且有能力担任公职的人并不多，因此，一旦获选，便不能拒绝出任，否则将受罚乃至丧失公民权利。1626年4月26日，葡印总督授权澳门议事会可以直接任命普通法官，条件是其人必须是白种人。普通法官在民事管辖权方面，负责审理澳门葡人内部发生的较轻的民事案件。超过12万雷阿尔的动产和8万雷阿尔的不动产民事案件，则须送往果阿高等法院审理。在刑事案件方面，葡人若有犯罪，轻案亦由普通法官进行简易判决，较重的案件由王室大法官判处。在司法实践中，普通法官对居澳葡人的审判权有一定的限制，“以他是否信教为标准而区别对待。这样，异教徒的法律即便有极深的宗教渊源，例如印度和伊斯兰法，他们仍要受自身法律的约束”。普通法官不仅负责审理一般案件，还负责监察议员。议事会成立以后，从整体而言，市政司法在不断地加强，且逐渐朝地域性方面演化，将所有居民都包括在内。直至18世纪后期，其司法职权才“开始受中央的限制，中央政权根据新的主观观念，力争将华人及澳门土生全部纳入其管治之中”。见叶士朋：《澳门法制史概论》，第65—66页；何志辉：《明清澳门的司法变迁》第2章，第40—41页。检察官，葡文为Procurador，《澳门记略》所附《澳译》称管库为“备喇故路多卢”，与葡文音合。中文文献称理事官。暴煜的《（乾隆）香山县志》卷8《濠镜岙》称：“澳中彝目为西洋理事官，督理濠镜澳事务。”印光任、张汝霖的《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称：“理事官，一曰库官，管本澳蕃舶税课、兵饷、财货出入之数，修理城台街道，每年通澳佥举诚朴殷富一人为之。凡郡邑下牒于理事官，理事官用呈禀上之于郡邑，字遵汉文，有蕃字小印，融火漆烙于日字下，缄口亦如之。理事官食其所赢，不给俸。”祝淮的《新修香山县志》卷4《海防•澳门》称：“理事官，掌税饷、财货，澳夷推择，一年一代。”据1863年3月21日《关于起草澳门华人司法组织意见的委员会报告》称，1583年第一届议事会确定理事官除正常职务之外，亦行使对华人的司法权。但至1587年12月16日颁布《王室大法官章程》时，取消了这一许可权。参阅叶士朋：《澳门法制史概论》，第41页。19世纪初，著名澳门王室大法官眉额带历（Miguel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评价理事官称：“理事官在中华帝国县官的眼中不过是一下级官吏，县官及其下属（指县丞）可就本澳及其政府的一切问题向理事官发号施令。但它是与中国官衙接触的唯一机构。”参阅José de Aquino Guimarães Freitas,Memoria Sobre Macáo, p.31. 引用眉额带历在议事会所作的演讲。叶权《贤博编》附录《岭南游记》称澳门葡人，“左手持念珠，右手拽一杖”。蔡汝贤《东夷图说》第26页称葡人“手持一红杖而行”。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28《佛郎机》称葡人“手持红杖而行”。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2称葡人“手握赤藤杖，质如珊瑚，光润通明而柔韧可卷，不知何物，为彼国所重，非王赐不敢握，若符节。然澳中握杖者四人而已”。王士祯：《池北偶谈》卷22《香山澳》称“间有握赤藤者，则甚贵，澳中四人而已”。红杖、赤藤杖，即议事会成员之权杖。关于澳门葡人海关的建立还是一个不清晰的概念。根据1783年《王室制诰》第4条圣谕（《王室制诰》一内阁大臣给印度总督索萨之指示，转自吴志良的《生存之道》第391页）：“着令在那个据点（澳门——引者注）建立一个海关，设立关长1名及少量的官员为之服务。”这就是说1783年前澳门没有设立海关。但徐萨斯的《历史上的澳门》第28页称：“殖民地的岁入全部来自海关税收。关税是以实物形式征收的。征收的货物得到海关总监的允许后，削价5%公开拍卖，拍卖总收入的一半给孤儿院的姑娘做嫁妆。另一半给贾尼劳主教在澳门建立的仁慈堂。最初，假如殖民地的收入大于支出，议事会成员则有权处理剩余的部分；另一方面，假如殖民地入不敷出，就要由议员自己设法解决不足部分。”这又说明，至少在澳门议事会建立时，澳门即建有海关。这就是说，早期的澳门海关是澳门葡人自行设立的征税机构，并没有获得葡萄牙官方的认可。而至1783年之后，葡萄牙国王才正式颁布法令在澳门设立代表国家的海关。澳门葡人海关征税办法：“先将货搬入澳，自行抽收，以充番官番兵俸饷，又有羨余，则解回本国”（张甄陶《制驭澳夷论》）；“其夷目舶税：上货抽加二，次加一五，又次加一”（梁廷枏《粤海关志》卷27《夷商》2）。实际上澳门葡人自设海关对其征税办法各个时期都不一致，对不同的货物亦征不同的税。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27—28页；Manuel Teixeira, O Fundador do Leal Senado, p.7; TA-SSI-YANG-KUO, Vol. 1—2, p.526, No.1。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文献均说议事会成立在1583年，而《大西洋国》中引录的一份1592年的葡语文献称：至1585年澳门仍无任何形式的议院（Cãmara），于是在主教及本地首领的建议下集议，决定澳门如同王国及葡属印度的城市那样组织政府。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文德泉文转引自金丰居士《议事会大楼，大将登台气象万千》，载《新报》2009年7月9日。王士祯：《池北偶谈》卷N2《香山澳》；祝淮：《新修香山县志》卷4《海防•澳门》称为“四大头人”，又称“四大头人如中国绅士”。四大头人即指三名市议员及一名检察官。《澳门记略》附《澳译》称四头人为“事打丁”，中文史料均只提四人，则是将两名法官不计其中。[10]王植：《崇德堂稿》卷2《香山险要说》。王植所言，错讹较大，议事会成员不是由兵头定，也不是一年一易，仅检察官（理事官）为一年一易。[11]金国平、吴志良：《过十字门》，第155页。

万历十三年（1585年1月31日─1586年2月17日）4月10日，第39批耶稣会远征队的12位耶稣会士分别乘坐6艘大黑船从里斯本出发前往澳门，其中有日本第二任主教佩德罗•马丁斯（Pedro Martins）和后来出任中国和日本教区巡视员李玛诺（Emanuel Dias Sénior）。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22页。

万历十四年（1586年2月18日─1587年2月6日）4月10日，葡印总督杜阿尔特•梅内塞斯在澳门居民的要求下，沿袭中世纪葡萄牙市政组织模式，并报葡西联合王国国王菲利浦二世批准，恩赐澳门称城特权，命其为天主圣名之城，给予其基督十字盾形城徽，并准许该城享有埃武拉城那样的特权——唐•菲利佩（D. Felipe）奉天承运，葡萄牙及阿尔加维，非洲海内外之王，几内亚、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印度及满刺加诸国征服、航行及贸易之主，特颁如下书：朕恩准据朕手下前任印度副王马斯卡雷尼亚斯•帕利亚（D. Francisco de Mascarenhas Palha）伯爵的函件，在位于中国澳门港的上帝圣名之镇由居民所选出的市政委员、法官和官员。该镇在以我的名义写的函件中开始称城。从今起，享受一切宣布的特惠。要更好地遵守他们的义务，为朕服务，管理当地。尤其是由朕任命的每年的对日贸易巡航首领带来的法律缺陷和日益增长的混乱，因为他们为尽快完成航行，在中国逗留很短，而且在无首领的情况下，在此次选举前，无人执法管理。鉴于这是一个边界城市，大家各行其是。因无首领，即便巡航首领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人人袖手旁观。由于该镇如今已是城市，有了市政委员和官员，可以得到妥善的管理和治理，有安宁、平和及法律。这是主要的，也是朕对朕属下各国城市及省份的厚望。这在中国尤要严格执行，因为它距印度遥远，鞭长莫及，每年只有一次交通，为此，上述城市（澳门）及其居民极宜得到朕的恩佑，得到特权及管辖权，以便更好为朕效劳，造福于国家，造福于国家的治理。遵守上述一切及所有事项和更改。为此，鉴于以前作为朕之优良、忠诚子民而为朕的效劳及以后的效劳，朕高兴地通过本书授予上述中国之城的居民即人们所有的我的埃武拉（Évora）城所享有的特权、自由、荣誉及显赫。中国之城完全享有之。应该全部并特别保护之。享受所有给予埃武拉的一切，这是我对中国之城的恩准。将颁发正式的钞件，使在一切葡印城市的市政府处理生效、享有。为此，朕通令所有的巡航首领、船长、总王室大法官、王室大法官、法官、司法官、官员及其现在和将来的所有下属，要完全遵守之并督促遵守本书的内容，不得迟疑、刁难。国王命令国务委员会成员，其印度副王杜阿尔特•梅内塞斯颁布。库尼亚（Cunha）传达。我主耶稣基督诞生1586年法利亚（João Faria）责成抄写。 埃武拉的特权由曼努埃尔一世于1498年赐予。他在葡萄牙王国中是仅次于首都里斯本“位居第二位”的重要城市，给予澳门埃武拉的特权，足见澳门在葡萄牙东方帝国中的重要性。Arquivos de Macau 4a série, Vol.8, pp.36—37.见金国平的《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第255—256页。

万历十四年（1586年2月18日─1587年2月6日）4月10日，葡印总督杜阿尔特•梅内塞斯下达敕令，授予澳门议事会任命任期三年的官员及普通法官和孤儿法官权力，但公共和司法书记官还是要由国王任命。叶士朋：《澳门法制史概论》，第62页。

1586年（明万历十四年）4月10日， 葡印总督唐‧梅内塞斯写信赐名澳门为“中国的圣名之城”，并赋予澳门与柯钦的圣‧克鲁斯（Santa Cruz）同样的特权，即与埃武拉（Évora）享有的特权及科英布拉（Coimbra）得到的二级行政权（1179年）级别相同。

天启七年（1627年2月16日─1628年2月4日）3月6日，澳门总督菲利浦•罗博禀告葡王称，澳门炮兵司令梅洛•卡布拉尔（Nuno de Melo Cabral）将两名华人工匠送往果阿，但由于这两名华人工匠不习惯使用果阿铸铁，从中国运去的铁质量又不合适，造炮事毫无进展。并称华人工匠在澳门铸炮更为方便，因为澳门的原材料成本要比印度低得多，因此这两名华人炮匠又返回澳门。先是中国工匠在澳门铸炮厂表现出高超的技艺后，很快引起西葡国王的注意，1626年，国王致函葡印总督，要他从澳门聘请中国工匠，将铸造铁炮的技术传授给果阿工匠，并称“此举十分重要，因为葡萄牙没有这类工匠”。Documentos Rernetidos da Índia ou Livros das Monções, Vol. 24, p. 70; Vol. 25, p. 31; 博克塞：《1621—1647年葡萄牙援明抗清的军事远征》，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9期。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2月9日－1691年1月28日）4月10日，根据教宗亚历山大八世的敕书，成立北京和南京教区，葡萄牙国王攀有推荐主教的权力。于是，中国分为三令主教区：一是澳门主教区，兼辖广东、广西；二是北京主教区，兼辖直隶、山寨、山西、蒙古、河南、四川；三是南京主教区，兼辖江南、浙江、福建、江西、湖广、贵州、云南。三教区均尊果阿总主教为首长。葡萄牙国王的用意，是将当时中国所有的宗座代牧主要人士升为正式教区的主教，从此将宗座代牧制取消，而以澳门、南京、北京三主教，分治中国教会。澳门主教区由葡萄牙籍神父贾修利（D. João de Casal）任主教。意大利籍神父伊大任为北京主教，罗文藻任南京教区第一位中国籍主教。贾修利出任澳门主教后，由于澳门议事会的刁难，他每年仅能领到600两白银的薪金，但主教的薪金应该是2000两，还有一座宽敞的府邸，包括一座小教堂。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 第64页； 龙思泰：《早期澳门史》， 第177页； 罗光：《中国天主教历代分区沿革史》，载《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第302—303页。

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4月10日，根据亚历山大八世教皇敕书，成立北京和南京教区，属葡萄牙护教权。澳门教区的管辖权重新调整，由唐‧若奥‧德‧卡萨尔（D. João de Casal）任主教。他于1692年抵达，任职至1735年去世。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1月31日－1700年2月18日）4月10日，葡萄牙耶稣会士小罗安当（António Lopes）神父在澳门逝世。小罗安当，1669年5月生于科英布拉，1696年抵达澳门，1697年在澳门圣保禄学院完成学业，两年后在澳门去世。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380页；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490页。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2月5日－1705年1月24日）4月10日，意大利耶稣会士何多敏（Giandomenico Paramino）离开澳门前往北京，6月抵达北京，成为康熙皇帝的御医。何多敏抵达澳门是在1697年，在澳门居停近八年。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481—482页。

雍正六年（1728年2月10日－1729年1月28日）4月10日，索洛国入贡清朝使团阿石丹、龚廷采并随从45人乘一艘船从福建归国，途中遇风难，漂至澳门。澳门议事会按广东布政司之令，将贡使人等搬移上岸，住居公馆，并拨人照料，每日发给口粮银米。又帮助修船，等候风汛，送其归国。《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广东巡抚杨文干奏报苏禄国贡使阿石丹座船被风飘至香山澳已加安顿给修船桅情形折片》，第156页。

乾隆十二年（1747年2月9日－1748年1月29日）4月10日，位于三巴炮台南麓、北坑尾附近的仁慈堂所属的贫民医院重建工程正式动工。先是，仁慈堂主席路易斯．科埃略（Luís Coelho）因仁慈堂所属贫民医院过于破旧，病人所在的诊所，脏乱不堪，医院的小礼拜堂已彻底成了废墟，遂决定投资重建。路易斯．科埃略建议动用教友们捐给仁慈堂的遗产500多两白银，如果500两不够，则再加大投资数额，最后，共花了750两白银，完成了这一次重建。重建的仁慈堂医院最大的特点是将医院分成两部分，即分为男女两个住院部，各有30张床位，中间为小礼拜堂。重建后的仁慈堂医院改称为市民医院。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o e a Assistência, p.151, BA:JA Cód49v—29, fl.225，转自董少新：《西洋传教士在华早期行医考述》，第10页。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2月18日－1758年2月7日）4月10日，清政府批准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及两广总督杨应琚之奏章称：“近年奸牙勾串渔利，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故下旨：“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将来也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马士则言：“广州的中国人深感他们的一个软弱的侧翼必须加强，于是在1757年便有一道上谕颁布，把广州作为唯一的市场，并且禁止其他任何口岸的一切对外贸易。”《清高宗乾隆实录》卷533乾隆二十二年二月甲申；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6页。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2月2日─1765年1月20日)4月10日，澳门总督李美同意议事会作出关于禁止西蒙•罗咱在未向议事会请示的情况下将自己的船出售给一位西班牙人的决定。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Ⅷ, p. 532.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2月14日─1791年2月2日)3月21日，澳门华人褟亚全家内雇工张亚意夜里回家途中，当与邻人谭亚成行至杨亚泉酒米店侧时，适遇夷人些嘛试吔英(Sebastião)出街买烟，与张亚意误撞，互相争吵。些嘛试吔英拔取佩剑划伤张亚意左眉稍后，随即跑走，张亚意追及拉住，些嘛试吔英情急图脱，用剑向后戳去，致伤张亚意左肋，弃剑逃逸。谭亚成奔救不及，将张亚意扶到夷目委黎多家投诉。不久张亚意伤重，旋即殒命。两广总督福康安委派广州府知府张道源前往澳门，会同署香山协副将托尔欢，率同知彭翥，令夷目提出该凶夷些嘛试吔英讯明案情，初始理事官匿凶犯不交，彭翥严责之，后则“诡以他夷代”，又被彭翥识破。遂以“该夷平日良善，并非有意杀人”求情， 彭翥回复“该夷目平日恭顺守法，最为本县深悉”，但“岂善良之人便可听其杀人不问耶？”理事官最后又“治金饼以献”企图贿赂彭翥，彭翥将金饼“掷诸街”。其凛然正气将澳门葡人震慑，理事官“计诅始以夷犯对簿”。于4月10日，照例绞决。《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福康安等奏报些嘛试吔英刀伤致毙民命遵例审办缘由折》，第505页；《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彭翥为番人杀死张亚意案事下理事官谕》，第331页；祝淮：《新修香山县志》卷4《海防》附《澳门》；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74 称此案发生时间在1789年12月2日。

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4月10日，嘉庆帝寄谕两广总督百龄，根据韩崶奏报，令葡人在自伽思兰炮台至西望洋炮台迤南沿海一带，本拟加筑女墙一道，增高4—5尺，共长200余丈，著百龄抵任后，先亲往各该处查看情形，会同详细酌筹，妥议具奏。第二年，澳门葡人遂开始大规模地修筑南湾、西湾沿海工事，修筑了一条自伽思兰炮台逶迤直至娘妈阁炮台的高大麻石海堤，并在海堤上修建了1米多高麻石砌成的女墙，曾有葡人称此海堤女墙为“百龄墙”。《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寄谕两广总督百龄澳门加筑女墙令克期兴工以资防护其余事项酌议具奏》，第727页；金丰居士：《西湾炮台百龄墙拆毁必生不靖》，载《新报》2009年1月29日。

清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4月10日，碇泊澳门海面东印度公司“卡斯尔雷勋爵”号的驳艇一艘从澳门载回蔬菜，被码头边中国税卡的巡艇拘捕，理由是驳船拒绝交付购买蔬菜的关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卷，第119页。

咸丰十一年（1861年2月10日─1861年8月5日）4月10日，葡萄牙托法国代为说项，欲与清廷议约。经法使哥士耆（Michel Alexandre Kleczkowsky）再三申说，并答应劝阻葡使来京后，清政府总理衙门同意与葡国在津议约。5月5日得到上谕允准。后因哥士耆受命南下广东等地办理天主教传教等事，葡萄牙议约遂被暂时搁置。《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法使哥士耆为可否准葡使到津换约事致总理衙门函》，第604—605页；《法使哥士耆为葡国全权大臣向系驻扎澳门未必来京勿存疑事致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奕诉申陈》，第606页；《总理衙门为准葡国在津通商并设法阻其来京事致法使哥士耆函》，第606页。

光绪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4月10日，律师若瑟‧司利化代广源禀求在东望洋马路的顾辣地花园（Chácara do Goularte）内开设制造爆竹厂。该花园东西北便皆向空地，南便则向马路。5月22日获准。《澳门政府宪报》1885年4月11日第15号。《澳门政府宪报》1885年5月23日第21号。

《知新报》第八十三期刊登《御史余(诚格)奏陈练兵宜求实际折》、《厦门南太武马永和煤矿公司招股章程》、《大同学校开校式》、《美使述日本商务》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4月10日，著名澳门土生报人若瑟‧司利化（José Maria da Purificação da Silva）在风顺堂区逝世。若瑟‧司利化为澳门土生施利华（Silva）家族的第13代，1824年1月26日生于澳门。1880年曾担任过葡萄牙驻上海领事馆临时代办。他主要是以长期从事报业工作而闻名。从1867年起至1898年，他坚持办报达30年之久，并且一直对澳门政府持批评态度。受其影响，他的两个儿子康斯坦修‧施利华（Constâncio José da Silva）和塞萨里奥‧施利华（José Cesário da Silva）亦投身报业，并继续其辛辣尖刻的办报风格，形成了澳门著名的施利华报业家族。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3, p.700.

民国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4月10日，《澳门政府宪报》公布警司处新规章，将治安警察归入警司处，且规定警司处之一般任务及其上层架构。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47.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4月10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高桥清本日报告称：内港工程已经投入50万澳元，工程进展顺利，预计今年底或明年春可以完成。内港工程主要为了便利在澳门及近海各地区间进行贸易的大量中国式帆船进出港及停泊。而且港口设备的重点放在便利近海渔船作业。现在中国式帆船停泊点已移到内港，安装新设备工程也大体完工。徐萨斯说：内港的工程完工了；填出的土地仅有55公顷(或140英亩)，它目前的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4元，这几乎不能弥补这些年来的花费，更不用说由此而引起的麻烦和担忧了。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关于澳门情况的报告》(1926年4月10日)，载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下册)，第2085页；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277页。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4月10日，澳门政务厅兼警察厅发布公告，凡娼寮寮主对于澳门自治定例所定之款不遵者，按规处罚；凡娼寮之妓女欲离寮者，可随时离去，所有合同视为废止，寮主不得借故强留，违者按规惩办。《澳门政府宪报》1923年4月10日第15号。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四月十日，同善堂致函镜湖医院，称因邻埠厉疫滋生，请镜湖医院由四月十日起每日下午三时派西医生到同善堂义务防疫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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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4月10日，中葡联合联络小组达成协议，确定中文在澳门的官方地位。

1995年4月7日，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Mário Soares）抵澳访问。4月10日，启程到中国访问。

1999年4月10日，澳门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200名委员在北京经特区筹委会选举诞生。

2002年4月10日，行政长官出席海南省“博鳌亚洲论坛2002首届年会”。

沙士时期，澳门镜湖护理学院让学生接受系统培训，鼓励参与支援工作，并且临时改动教学安排，让全部学生早上上课、下午参与防疫，基本一日做三至四小时，每星期可任意报名一至三日，最后逾六成学生自愿参加，并且得到正面反馈，很多学生直言是毕生难忘的经历，自己从来未做过这么伟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