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1864年2月8日─1865年1月26日）9月30日，华人陈生（Chiang-Chan）和基督徒安东尼奥‧诺古拉（António Nogueira）请求在氹仔天后庙（Thin-hau）和三婆庙（Sampo）一带填海建店铺。同年10月8日两人的请求被批准。1867年5月12日填海施工完成。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57页。

葡人自筑澳城，虽明朝官吏，隳其垣墉，而仍再修之。后来葡人又自毁之，虽清朝官吏，勘存界址，而其竟毁灭之，原因无他，澳城要扩展，其经历所必然者也。澳城扩展之经过，始终一如几何理法，由点而线，而平面，而全图。其初由濠镜隙地，而澳门街，而澳城，而整个濠镜澳，寖且建氹仔、路环也包涵在内，而称“澳门省”焉。攷其历史经过，今试就中国旧有文献，举例证述之。徐继畲之《瀛环图志》云：“隆庆初，葡萄牙国人抵粤东香山县之濠镜，请隙地建屋，岁纳租银五百両 ，疆臣林富代请，许之，葡萄牙人遂立埔头于澳门，是为欧罗巴国通粤东之始。”此即濠镜隙地之例证也。张鸣冈《奏请约东澳夷疏》云：“奏请就其聚庐大街，中贯四维，各树高棚，榜以“畏威怀德”，分左右定其门，藉以旅，獒，明，王，德，四，译，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服，食，器，用二十字，分东西各十号，使互相维系讥察，毋得容奸，一听约束。”此即澳门街之例证也。《香山县志》海防篇云：“番禺举人卢廷龙会试入都，请尽逐澳中诸蕃，出居浪白外海，还我濠镜故地，当事不能用。蕃人既筑城，聚海外杂蕃，广通贸易，至万余人。”此即澳城之例证也。由是观之，所谓濠镜隙地，实即澳城之始点，亦即葡人最初到来澳门之地也。兹就陈沂所著之《澳门》一书所载：“葡人初入中国，寄碇澳口，是处有大庙宇，名曰妈阁。葡人误会此庙宇为地名，故以初到所见者名其地。各国历史称澳门为（Macao）者，其名当起于此。”又据西文强克斯脱（今译龙思泰 Ljungsted）所著之《中国葡萄牙殖民地史略》又称：“于一五五七年，有名 ‘阿妈’一荒芜小岛，被指定为彼等居住地。及彼等乘船直驶其地，知其地即为（Macao）。”更据托利各尔脱（Trigault）所著之《中国基督教传教史》亦有说：“澳门之名，起于其地有阿姆（Ama）一神祠。以神祠之名，名其地者也。有阿姆海门之意。此祠迄今犹存。”根据以上中西文献所说，可证葡人最初到澳之地，实为濠镜澳旧时之北湾，即今妈阁下环。盖昔妈祖阁庙前海傍，原有石碑一块，刻着“妈祖阁渡头”数字，传即为旧日葡人最初来澳之登陆地点。按当年葡舶既泊碇北湾，借地晒晾水渍货物；又搭篷楼息，以谋贸易；寖且住此不忍离去，更请岁输课税聚居，明吏许之，遂成澳城之始点。攷龚翔麟《珠江奉使记》有云：“今之澳门，即旧名濠镜地，有南北二湾。明万历中，有大西洋人至此乐之。遂请濠镜为澳,就湾停泊。久之,益自彼国遣众聚居,岁输税五百金。”嗣是，濠镜隙地,便扩展成为澳门街焉。澳门街，既是由濠镜隙地扩展而来，而澳城，亦是后来由澳门街扩展而成者也。盖明嘉靖时，葡舶既泊妈祖阁渡头，遂于北湾海滨，结篷曝货。初仅茅舍，继且筑室。明吏受贿，居渐内移。广开贸易，呼羣而至。以湾作澳，依谷置市，严然成坊，遂称为澳门街焉。攷澳门街，古只称大街焉，即今之营地大街也，昔时该街之两端，各设闸门一度。东曰“石闸门”，西曰“红窗门”。中国设关扼守。所以石闸门外，今有关前街。而红窗门之街名，今葡文译作有“Rua da Afândega”，即关卡也。且李家围内，其壁上，旧有“澳门”两个擘巢大字，所以标示此处方为澳门，但今已湮灭矣。当日澳门街之区域，只限于此。而葡人亦只许在此范围内，经营贸易或居住，不准闲出或阑入也。所以明朝督抚，有要于其聚庐大街，中贯四维，树栅设防，以约束澳夷云云。话虽如此，但法久玩生，而葡人以贸易所获不赀，遂竞相举族而来，年以澳门街之小小区域，保持甚暂。不久便逾限筑室，明吏受贿，视若无睹，葡人建城墙，设堡垒，居然由澳门街而扩展为澳城焉。据庞尚鹏之《抚处濠镜澳夷疏》云：“近数年来，始入濠镜澳，筑室以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数百区，今且千区以上。日与华人相接济，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筑室又不知几许，而众殆万人矣。”由此以观，可知其当时扩展之速也。澳门街既扩展成为澳城后，由明而清，至道光廿九年以前，葡人都一向保持此范围。该城墙界址，虽历来皆不为中国官吏所承认，且曾屡次堕其城，毁其垣，但随摧随修，葡人终仍砌回短墙一道，而自以为限耳。查该短墙旧址，以杨文骏《查覆澳门新旧界址情形疏》，言之最详，兹节录之云：“由家私栏炮台起，向北转西，至水坑尾门；又转西北，至大炮台，再西北，至三巴门；又转北，沿白鸽巢，至沙梨头闸门；向西南，至海边高楼止。”由此以观，葡人于当时，已拥有整个濠镜澳之西南半壁。至于沙梨头，沙岗，塔石，龙田，望厦等村，及青洲小岛等，尚未在范围之内。而围墙内之澳城面积，据当时张甄陶之《澳门图记》有云：“由望厦而西三里，为澳门。其地周一千三百八十余丈。因山势高下，筑屋如峰房螘垤者，澳夷之居也。”至于当年澳城之形势，据《香山县志》说：“夷所居地，西北枕山，高建围墙，东南倚水为界。小门三：曰小三巴门，曰沙梨头门，日花王庙门，今俱塞：大门三：曰三巴门，曰水坑尾门，曰新开门；炮台六，最大为三巴炮台，台冠山椒，列炮四十七，铜具十六、余铁，上宿蕃兵，下为窟室，贮焰硝；次则东望洋，西望洋，两台对峙东西山上……”按所说“东南倚水为界”一语，盖昔日濠镜澳尚未填海，故东面山麓，便是海滨；南湾规圆如镜，亦是一泓绿水；而北湾旧址，即今之炉石塘一带，旧本是河边渡头。当年澳城陆地，实未有如现在之广阔也。明朝天启年间，葡人已将澳门街扩展成为澳城矣。嗣后，其族人来澳日众。至万历初年，明吏为防范其再事扩展计，迺于濠镜澳之莲花茎处，建立一度关闸门，以便戍守，并以统制澳城粮食，盖此处迺濠镜之咽喉也。按《澳门纪略‧形势篇》有云：“出（前山寨城）南门，不数里为莲花茎。即所谓一径可达者。前山、澳山对峙于海南北，茎以一沙堤亘其间。径十里，广五六丈。茎尽处，有山拔起，跗萼连蜷，曰莲花山。茎从山而名也。万历二年，茎半设闸，官司启闭。上为楼三间，岁久圯。康熙十二年，知县申良翰修，增建官厅于旁，以资戍守。每月给夷人米石，讫即闭。”又据H.Bernard之《天主教十六世纪传教志》亦云：“一六七四年，中国当局，靠土腰之最窄处莲花茎，筑高垣一道，中留一大门，门上置有岗警。大门每隔五日开放一次。除规定时间外，门上贴有封条六张，上面写着中文（孚威镇德）等字。”至于葡人蒙特托朱萨士(C. A. Montalto de Jusus) 所著之《澳门史（Historic Macau）》则称：“广东地方政府之设立此关闸，除限定境界外，并藉以统制澳门葡 人食粮之购买也。”其所谓“限定境界”一语，究属错误。盖当时之关闸门以南，和澳城以北，整个濠镜澳半岛中，尚有望厦，龙田，龙环，沙岗，塔石，新桥，沙梨头等七村，仍是中国之神圣禹甸。即当时澳城之法治，亦有澳丞管辖也。葡人自从在澳门筑垒建城后，迄明而清，二百余年来，何以都谨守城墙，未有越雷池半步者？良以明清官吏，对葡人来澳后，扩展之迅速，不得不谋严密防范。如万历时，设立关闸门于莲花茎，以限制其粮食，后又于香山之雍陌营，置参将，集千兵以戍守。至天启时，更改置参将于前山寨，配备水陆精兵哨船等。戒备益严，处此严重防备之下，自然边境安谥无事，故《明史‧佛郎机传》有说：“终明之世，此蕃固未尝为变也。”当此时期，葡人正谋自固其围。且尝求援于我国，因当时之荷兰，英，法等国，皆艳羡葡人得居澳门，正欲夺取澳门而代之，屡见于行动也。如《中葡外交史》所载：“一五八零年，西班牙王（兼葡萄牙王）禁止荷兰商人出入于里斯本，荷人迺有谋夺取葡人东方贸易中心地澳门之举。于一六零一年，派测量队至澳门， 当时虽被葡人所获，然葡人终以澳门缺乏防御设备，恐慌异常。一六零四年，荷兰司令官华威克第二次东来，拟袭取澳门，以阻于飓风，未果。”又有云：“一六二二年，荷兰亚洲殖民地太守郭氏，率舰队多艘，由喀西里亚（按今之海国游魂处）之海岸登陆，作第二次之袭击，终被三巴炮台炮击溃退。”按是役之前，葡人已向明朝乞援。并请准其修筑城垣，即《澳门纪略》所载：“澳夷奔告，红毛将犯香山，请兵，请饷，请木石，以缮垣墉。”以上所举，皆为荷兰人䁗睮澳门，葡人请中国官吏援助之例证。至于英法人谋夺澳门之事实，容再详述之。澳门，原迺神明华甸，实毋须辩言者，故昔葡人虽扩展澳城以居，但其保护和法令权责，悉须听命于我国，虽在清朝乾嘉间亦然也。今试就当年英法觊觎澳门，澳葡尚藉我国出头抗拒，唯清吏谕令调处言之。如一七九五年时，葡法两国，在欧洲正处交战状态中。一法舰诿称追捕英船，侵入澳门。后得香山县官，出来干涉，其事迺寝。又如一八零二年，英印总督鉴于法舰袭澳，藉恐危及中英贸易为词，先征果亚葡督同意，派舰来澳。澳葡拒其登陆，英军竟强占澳城。葡人迺乞援于两广总督吉庆，卒谕英兵退出澳城。又据《香山县志》载称：“侦报鹦颈有红夷三舶，诡言将往日本贸易。不数日又三舶至，光任闻大府，调集舟师分布防范，八月九日皆升帆若远扬状。俄而佛郎西来告亟，光任与统巡香山协副将林嵩，令各营哨船横截海面，且遣澳夷目，宣谕威德。会日暮西南风作，佛郎西三舶疾驶入口。红夷计沮,迺逡巡罢去。”此又一事也。又一八零八年县志又载：“会弗郎西与英吉利构兵，遣人告西洋王毋与英吉利通。英吉利闻之，先遣兵胁西洋王，随迁美利加洲。大班拉弗侦知其事，致书伊国孟加刺之总管，遣兵头喥𡀔唎来澳，以防护弗郎西为名。于八月二日拥入澳门。澳夷弱不能拒，其理事官唩嚟哆报县，知县彭昭麟请大府封舱，撤买办，禁在澳服役人从之……晓喥𡀔唎以利害，迺俯首服罪，随回澳门归国，十一月七日也。”统上以观，昔年澳城凡有事，葡人皆请中国官吏出头抗拒或调处，如此态度，已为当时澳门地位之最好例证也。澳城历久再无扩展，大抵因中国防范严密，及荷英频年骚扰所致也。惟于一六零四年时，罗马教耶稣会之大三巴修院院长贾华辽（Val.Carvalho）与东方巡教监范礼安（Valignano）二人，尝私自到濠镜澳西北隔水之小屿青洲岛，建立教堂。但因其未得广东地方官许可，且疑其为建筑炮垒，迺于一六零六年由驻澳华官，亲自率众到青洲将之焚毁。竟触怒耶稣会徒愤恨，澳城骚动。后得香山县令准其复建，惟另立一石碑，表明此岛为中国领土。更筑高墉，如城垣然。按《明史‧佛郎机传》云：“万历三十四年，又于隔水青洲建寺，高六七丈，闳敞奇閟，非中国所有。知县张大猷请毁其高墉，不果。”张大猷欲毁其墉未果。但至天启时，终为广东监司冯从龙所毁。《明史‧佛郎机传》又记其事：“天启元年，守臣虑其终为患，遣监司冯从龙等，毁其所筑青洲城，番亦不敢拒。”会当时耶稣会士与其他会士，党争正烈，值中国官民疑青洲筑垒，一般反对耶稣会之教徒，迺诡说耶稣会士郭居静（Lazare Cattaneo）有谋叛明帝阴谋。遂使居澳华人，及广东官吏大为恐慌，于是民则避居，军则秣马，封仓闭闸，全粤骚然。据《中国基督教传教史》记其事，“澳葡粮断受困，迺急遣葡员二人，赴省陈述：谓葡居澳久，向爱和平，对中国并无危害企图，请毋误会。因是中国派人莅澳调查，知是谣言，疑团迺释。”又据《中国葡萄牙殖民略史》则大略谓：“两广总督戴曜自得郭居静谋叛告后，立命总兵袭取澳门，事先遣探侦察。始悉此仅为澳门宗教内哄所致，绝无谋叛事实，迺罢攻澳之举。”嗣是，澳局遂平定如初云云。

万历四年（1576年1月31日─1577年1月18日）本年，成图于万历四年（1576）的《广东沿海图》上澳门半岛中部标有“蠔镜澳”，并在其旁绘有六座房屋，标为“番人房屋”。半岛南部标有“亚马港”，其旁绘有外国船二艘正进入澳门内港，其南标有“十字门”，在澳门半岛与亚婆尾（大横琴岛东部与路环相对处）、深井（大横琴岛北部地名）之间绘有“西草澳（湾）”。半岛北部标有“望下村”，其旁称“有陆路至香山县”。在望下村之北，莲花茎出口处标有“凤凰山”。这是中国地图中第一次记录澳门的古图，亦是一幅极有价值的古澳门历史地图，很多澳门开埠问题在此图中能寻获证据。前者“亚马港”的出现证明葡人对澳门的称呼Amaquão已为华人所接受，并有相应的地名。后者“望下村”的出现证明当时华人进入澳门半岛的人数大增，“闽粤商人趋之若鹜”，望下村大约在此时开村。但值得注意的是，万历二年（1574）在莲花茎建起的关闸未见于图中，荷兰人特奥多雷•布利（Theodore de Bry）完成于1598年之前的《澳门城市图》亦未绘制关闸，但从1622年、1635年以后的葡人澳门地图及清康熙以后的中国澳门图则均明显标有关闸。故疑万历二年在莲花茎设立的关闸很可能只是一座很简陋的关卡，或是一道土墙，故至万历四十年（1612）时，张鸣冈又下令“于唐基环处垒石为关”。因此，真正具有城楼形式的“关”应是在万历四十年之后才建成的。正因为万历二年关闸初建，且简陋，故《广东沿海图》未绘制关闸。王文达的《澳门掌故》第150页称：“凤凰山，在沙梨头境。该山亦习称为白鸽巢山，寝且几忘其名为凤凰山。”唐思的《澳门风物志》第78页亦称“白鸽巢山又名凤凰山”。黄德鸿的《澳门新语》第243页否定此说称：“凤凰山就是今日所称的五桂山，又名香山，香山县得名就是自此而来。”祝淮的《新修香山县志》卷1《舆地•山川》称，“凤凰山在东城东南一百里，高七十七丈，广十里，东界南坑，北接官塘冈，西为金竹园，白蜮石，古壑诸峰，南赴海”。祝淮所言“南赴海”是否即指凤凰山的南面余脉已伸入澳门半岛直至海边呢？如此，李遐龄的《澳门头海边晚步》诗中“偶从白鸽巢边过”，“背指凤凰山月生”之凤凰山，就应指白鸽巢山。参见李遐龄：《勺园诗钞》卷1《澳门海边晚步》。王廷钤纂辑：《香山县下恭常都十三乡采访册》卷上《下恭常都地图说》称凤凰山为“下恭常都十余乡发龙之祖山”。白鸽巢山当是此祖山之余脉。郭棐：《粤大记》卷32附《广东沿海图》，成图时间参见汤开建的《〈粤大记•广东沿海图〉中的澳门地名》，载《岭南文史》2000年第1期。因该图在南澳岛上标有“新副总兵城”，南澳于万历三年九月设副总兵，万历四年建南澳副总兵城（《明神宗实录》卷42万历三年九月辛丑及郝玉麟的《（雍正）广东通志》卷14《城池志•南澳城》，图既称“新”城，可证图与南澳建城大约同时）。按：郭棐的《粤大记•广东沿海图》并非郭棐所作，以现存图比照，郭著的《广东沿海图》之香山部分与宋应昌的《全海图注》附图《广东沿海图》之香山部分完全一致，故知，郭棐之图当取之于宋应昌的《全海图注》之附图。宋应昌的《全海图注》有李化龙万历十九年（1591）序。可证，该图应完成于万历十九年之前。《全海图注》是一份全国性的海图，广东只是其中一部分。因此，全部地图的完成一定是分时间段完成的。广东沿海部分完成时间较早，应在万历四年时完成（参见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之143图及图版说明，第10—11页）。张廷玉：《明史》卷325《佛郎机传》。《明神宗实录》卷499，万历四十年九月戊戌。

民国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12月，依照繁荣澳门计划，澳门政府开始办理疏河工程。工程初在第一号码头附近进行，使得港务局船舶易于停泊码头，由澳门唯一浚河船“比利士文”号负责挖掘，挖出之海泥则用自荷兰治河公司租赁之船只运输。《最近三年澳门属地完成及改善各项工程概况 (1947年9月至1950年9月)》，第40页。

光绪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9月16日，从里斯本来的公共工务部工程师囉利囉（Adolfo Ferreira de Loureiro）少校抵达澳门。其任务为研究起草一份关于澳门港口状况及需要的报告。据1865年至1881年的一份统计资料，内港堆积的沉积物形成的淤塞层已达1. 25米厚，当澳门的经济需要进一步向海上发展时，情况就越发严重。葡国工程师的方案于1884年公布，但因不具备条件而未实施。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31页；王文达：《澳门掌故》，第30页提到的1883年修改内港填筑计画的工程人员罗利老应即是阿道夫．罗莱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