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8月27日，日本驻澳门领事福井保光 (ふくぃゃすみつ)照会澳督戴思乐，希望澳门政府密切关注在澳门范围内不利日本的活动，包括协助重庆方面的社团向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地区走私军事物资及交通器材、重庆国民政府所属组织在澳门的秘密活动及反日宣传等。而随着日军与重庆国民政府战事的升级，日益加强同南京伪政权的合作，将尽力通过海禁及陆禁的方式严格禁止重庆国民政府控制下地区物资的进出。为此，福井保光建议澳门政府： (1)禁止向重庆国民政府提供军事物资及交通器材，以协助重庆政权控制下的地区：a. 禁止通过澳门从中国沿海、缅甸、印度支那、广州湾等向重庆政权管制下的地区提供一切可以帮助重庆政权的军事物资及交通器材；b. 大量进入重庆政权管制下的地区的军事物资及交通器材，许多是通过澳门的走私小艇进行的，破坏了日本的海上封锁。必须对澳门湾内的一切船只进行随时的检查，以防止走私；c. 日本当局将协助澳门政府施以严禁，以保证前两款 (a与b)的执行。为此，澳门政府为日本当局驻澳船只及人员提供便利及保护。 (2)关闭“重庆国民政府”的机构，并遣返日本当局指定的敌对人士：a. 在日本当局的指定下，关闭重庆政权旨在于日本占领区制造混乱情报的组织及 (驱逐)间谍人员；b. 对以公司或个人名义所进行的禁运物资的运输，采取严格的禁止措施。 (3)全面取缔反日宣传、谣言、印刷品及组织：a. 取缔任何国籍人士的反日宣传及反日、反“南京中国政府”的电台、影片及政治活动；b. 取缔恐怖活动，并防止此类人员进出澳门。Arquivo Histórico-Diplomático do 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2° PA48, M212, Proc. 33. 2，《澳门总督戴思乐1941年9月3日致殖民部长公函附件》，转引自金国平、吴志良：《抗战时期澳门未沦陷之谜》，载《镜海飘渺》，第169—170页。

民国二十八年 (1939年1月1日-1939年12月31日)澳门本年度公共总收入为13869702士姑度，总支出为13855442士姑度，盈余14260士姑度。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1500—2000)》，第280页。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1月1日，公共救护队转归市政厅，并入消防队。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295页。

民国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4月24日，中午，汪精卫部属中山军部司令李家志率军进攻湾仔东侧澳门警察营地，数以百计的士兵连同民间力量一起冲进阵地，顿时间炮声隆隆，硝烟四起。至晚上7时30分，汪伪部队因久攻不下暂时停火，不料澳门政府却密令将所有驻扎横琴 (包括湾仔及大岸)的治安警察与陆军部队一律撤回澳门，海事处动用两艘驳船及“氹仔”号电船将151名人员及大量器材全部运回。至次日凌晨3时，方抵达澳门。此前日军为扶持汪伪政权，改由效忠汪精卫的军队接替日军在湾仔一带的控制权，形势十分紧急，冲突可能一触即发。为此葡萄牙政府于本月15日电告澳门政府，要求原则上要避免用武力方式解决湾仔问题，即使遭遇袭击，亦以大局为重，宁可撤走，切勿交战。湾东之战后，李家志部队控制内港一带水域，开始向来往及停泊于此的船只征收军饷和抽油水。而日军则乘机发难，进行局部性海上封锁，令澳门地区一度出现物资短缺的局面。后汪精卫政府撤换中山军部司令，一位陈姓军官接替了李家志。陈司令刚上任，即与澳督巴波沙会晤，提出只要澳门资助2万葡币给香山发展，他立即停止一切军事骚扰，并考虑调走驻扎湾仔的分遣部队。在暗中交易下，中山军部司令践行了前述诺言，消除了澳门的一切军事威胁，并解除了李家志的兵权。李家志则跑至澳门，纠集反对力量以期东山再起，但最后落入澳门警方手中，并被解往帝汶充军。理卡多•平托：《中立区的炮火》，载《澳门杂志》第2期，1997年9月；Eduardo A.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151. 又莱昂内尔•巴洛斯《战争中的东方回忆：澳门》第104页亦称，1940年4月24日，“在澳门发生了一件关于汪精卫傀儡政府的华籍军队的事件，因为在日本军队的影响下，澳门政府亦受其控制，葡萄牙的军队亦撤出澳门。其影响所及，这港口当局的几名要员，经由本地交通前往湾仔的澳门警区，离开了在澳门的岗位”。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9月，针对香港对澳门货物输出实行的许可制度，澳门进出口货物统制委员会制定了防止货物外流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商社作为非特定商社，要利用澳门获得货物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了，因此日本商社对澳门政府态度趋于冷淡。这是因为当时澳门在政治上、经济上全面依赖香港，为了英国的利益不允许澳门出现战时景气的环境。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国情杂件‧葡萄牙部分》，载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 (下册)，第2097页。

民国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12月1日，夜半，日本商社船“公益丸”在澳门领海爆炸，八名日本乘客获救，九名中国人死亡。据日本方面称，这次与11月22日军用船“屋岛丸”事发地点几乎在同一海域。日方为此怀疑是按照谋略使用飞机发射水雷造成的，于是要求澳门总督予以关注，取缔中国式帆船，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可总督表示出不同意机雷说的姿态。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国情杂件‧葡萄牙部分》，载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 (下册)，第2098页。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国情杂件‧葡萄牙部分》，载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 (下册)，第2098页。

民国三十三年 (1944年1月1日-1944年12月31日)本年，值中美《望厦条约》签订100周年之际，普济禅院主持慧因和尚在澳门赌商支持下，通过值理会在禅院内立碑石，建碑亭，以示纪念。碑文由广东名士陈樾撰写。陈樾，字伯任，广东南海人。清末补县学生员，应学海堂征文，以和陈独漉十影诗入选首奖。辛亥革命后，出任过番禺县长和财政厅秘书主任等。李鹏翥：《澳门古今》，第238-239页。

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徐伟卿出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代理主席，崔诺枝为副主席。其余值理7人为李雁云、谢再生、董庆堂、李宝书、龙宋侪、周合 (缺一人)。《澳门中华总商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特刊》之《历届值理、理事、监事、会董名表 (1913—1984)》。按：徐伟卿为20世纪30—40年代澳门工商界的重要领袖人物，其时除任中华总商会主席外，还担任1938—1940年三届镜湖医院值理会主席 (吴润生主编：《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第248页)。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 )12月，日伪驻澳特务机关特工队队长黄公杰被秘密解押回澳。先是，日本投降消息传出后，黄公杰知道形势不妙，立即潜逃出澳门，至中山五区，欲联合伪军首领黄祥等人侵袭澳门，以图移交国民政府作为立功之用，不成。又潜赴东江一带，为该地游击队收容，后澳门政府以黄公杰教唆杀害罗德礼一事为由，以重金向游击队赎回，并于年底秘密解澳。1946年1月10日李希颜《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现状》，澳门问题，第288页，转引自陈锡豪：《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