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開埠四百多年，從明清時期中國對外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發展至今時今日中西方文化薈萃的“東方拉城”，多少名人曾在這裡上演了一幕幕經典、璀璨、足以影響世界的大匯演，但生、老、病、死是大自然不變的規律，回歸黃土是他們人生的句點，墳場就成為了生命最終的歸宿。

民國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12月，依照繁榮澳門計劃，澳門政府開始辦理疏河工程。工程初在第一號碼頭附近進行，使得港務局船舶易於停泊碼頭，由澳門唯一浚河船“比利士文”號負責挖掘，挖出之海泥則用自荷蘭治河公司租賃之船隻運輸。《最近三年澳門屬地完成及改善各項工程概況 (1947年9月至1950年9月)》，第40頁。

伊斯蘭教墳場位於新口岸水塘之側摩囉園路四號，即與濠江中學澳門本部校舍相對，又與澳門治安警察局總部之修車廠為鄰，澳門人習慣上稱之為回教墳場。 白頭墳場，位於澳門半島松山山腰卓公亭側、澳門仁伯爵綜合醫院下，其入口面向嶺南中學，是澳門唯一的瑣羅亞斯德教墓園。

澳門半島的墳場主要受到西方宗教的影響，充滿了異域文化特色，而離島的墳場則更多地保留了更多中國傳統元素，體現出澳門的社會特徵及濃厚的社團文化。

萬曆四年（1576年1月31日─1577年1月18日）本年，成圖於萬曆四年（1576）的《廣東沿海圖》上澳門半島中部標有“蠔鏡澳”，並在其旁繪有六座房屋，標為“番人房屋”。半島南部標有“亞馬港”，其旁繪有外國船二艘正進入澳門內港，其南標有“十字門”，在澳門半島與亞婆尾（大橫琴島東部與路環相對處）、深井（大橫琴島北部地名）之間繪有“西草澳（灣）”。半島北部標有“望下村”，其旁稱“有陸路至香山縣”。在望下村之北，蓮花莖出口處標有“鳳凰山”。這是中國地圖中第一次記錄澳門的古圖，亦是一幅極有價值的古澳門歷史地圖，很多澳門開埠問題在此圖中能尋獲證據。前者“亞馬港”的出現證明葡人對澳門的稱呼Amaquão已為華人所接受，並有相應的地名。後者“望下村”的出現證明當時華人進入澳門半島的人數大增，“閩粵商人趨之若鶩”，望下村大約在此時開村。但值得注意的是，萬曆二年（1574）在蓮花莖建起的關閘未見於圖中，荷蘭人特奧多雷•布利（Theodore de Bry）完成於1598年之前的《澳門城市圖》亦未繪製關閘，但從1622年、1635年以後的葡人澳門地圖及清康熙以後的中國澳門圖則均明顯標有關閘。故疑萬曆二年在蓮花莖設立的關閘很可能只是一座很簡陋的關卡，或是一道土牆，故至萬曆四十年（1612）時，張鳴岡又下令“於唐基環處壘石為關”。因此，真正具有城樓形式的“關”應是在萬曆四十年之後才建成的。正因為萬曆二年關閘初建，且簡陋，故《廣東沿海圖》未繪製關閘。王文達的《澳門掌故》第150頁稱：“鳳凰山，在沙梨頭境。該山亦習稱為白鴿巢山，寢且幾忘其名為鳳凰山。”唐思的《澳門風物誌》第78頁亦稱“白鴿巢山又名鳳凰山”。黃德鴻的《澳門新語》第243頁否定此說稱：“鳳凰山就是今日所稱的五桂山，又名香山，香山縣得名就是自此而來。”祝淮的《新修香山縣誌》卷1《輿地•山川》稱，“鳳凰山在東城東南一百里，高七十七丈，廣十里，東界南坑，北接官塘岡，西為金竹園，白蜮石，古壑諸峰，南赴海”。祝淮所言“南赴海”是否即指鳳凰山的南面餘脈已伸入澳門半島直至海邊呢？如此，李遐齡的《澳門頭海邊晚步》詩中“偶從白鴿巢邊過”，“背指鳳凰山月生”之鳳凰山，就應指白鴿巢山。參見李遐齡：《勺園詩鈔》卷1《澳門海邊晚步》。王廷鈐纂輯：《香山縣下恭常都十三鄉採訪冊》卷上《下恭常都地圖說》稱鳳凰山為“下恭常都十余鄉發龍之祖山”。白鴿巢山當是此祖山之餘脈。郭棐：《粵大記》卷32附《廣東沿海圖》，成圖時間參見湯開建的《〈粵大記•廣東沿海圖〉中的澳門地名》，載《嶺南文史》2000年第1期。因該圖在南澳島上標有“新副總兵城”，南澳於萬曆三年九月設副總兵，萬曆四年建南澳副總兵城（《明神宗實錄》卷42萬曆三年九月辛丑及郝玉麟的《（雍正）廣東通誌》卷14《城池志•南澳城》，圖既稱“新”城，可證圖與南澳建城大約同時）。按：郭棐的《粵大記•廣東沿海圖》並非郭棐所作，以現存圖比照，郭著的《廣東沿海圖》之香山部分與宋應昌的《全海圖注》附圖《廣東沿海圖》之香山部分完全一致，故知，郭棐之圖當取之於宋應昌的《全海圖注》之附圖。宋應昌的《全海圖注》有李化龍萬曆十九年（1591）序。可證，該圖應完成於萬曆十九年之前。《全海圖注》是一份全國性的海圖，廣東只是其中一部分。因此，全部地圖的完成一定是分時間段完成的。廣東沿海部分完成時間較早，應在萬曆四年時完成（參見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之143圖及圖版說明，第10—11頁）。張廷玉：《明史》卷325《佛郎機傳》。《明神宗實錄》卷499，萬曆四十年九月戊戌。

光緒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9月16日，從里斯本來的公共工務部工程師囉利囉（Adolfo Ferreira de Loureiro）少校抵達澳門。其任務為研究起草一份關於澳門港口狀況及需要的報告。據1865年至1881年的一份統計資料，內港堆積的沉積物形成的淤塞層已達1. 25米厚，當澳門的經濟需要進一步向海上發展時，情況就越發嚴重。葡國工程師的方案於1884年公佈，但因不具備條件而未實施。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31頁；王文達：《澳門掌故》，第30頁提到的1883年修改內港填築計畫的工程人員羅利老應即是阿道夫．羅萊路。

崇禎七年（1634年1月29日─1635年2月16日）本年，葡萄牙人巴雷托•雷曾德（Barreto de Resende）神父《澳門平面圖》完成，收入安東尼奧•博卡羅（António Bocarro）的《東印度所有要塞、城市和村鎮平面圖冊》中。該圖以繪畫的形式繪製了當時葡人在澳門半島所建澳門城市的真實狀況。圖中繪製了數百所葡人居住的房屋，大多為兩層，少數為三層。在城外從北往南有中國關閘、望廈村、東望洋教堂、望德堂。在城內，北面的城牆有東望洋炮台，東望洋山下有城門一座（即後來的水坑尾街），大三巴炮台，環伺四周均架炮；炮台前城牆有一缺口，但未見門樓，疑即舊三巴門，旁即為聖保祿教堂，清晰可見，當時僅建成教堂，牌坊尚未修建；其下又有一座炮台，當即沙梨頭炮台（Forte de Patane）。城牆有東望洋山一直綿亙至內港，內港一直延伸至媽閣炮台前均建有圍牆，在沙梨頭口處有一城門，在今十六甫處有一闕口，當為碼頭。東望洋炮台沿東部海亦有城牆相連，東望洋炮台南下有聖方濟各教堂和嘉思欄炮台，南灣一線無城牆，再南則為聖伯多祿小炮台、西望洋教堂及燒灰爐炮台，南部沿海至媽閣炮台一線亦有城牆。當時葡人居住區的澳門全部被城牆包圍。值得注意的是在媽閣炮台有一道城門，這一城門為其他文獻所未載，這是城內通內港及媽閣廟之通道。在聖保祿教堂旁有花王堂，在靠近南灣處有仁慈堂，仁慈堂之西有聖多明我教堂，圖中表十字架處皆為教堂，聖奧斯定堂和老楞佐堂處未標十字架，但從建築形式亦可清楚辨認。城內許多住宅區亦建有圍牆，應為葡人貴族住宅的保護建築。沙梨頭城門對面繪有青洲島，島內已被開發，植有樹木，建有房屋。這幅圖可以大致反映17世紀初期澳門城市發展的規模和城市建設的基本狀況。雷曾德：《澳門平面圖》（1634），原載1634年安東尼奧•博卡羅著的《東印度所有要塞、城市和村鎮平面圖冊》，現轉載《文化雜誌》第10期，1993年，第17頁；白樂嘉在其《西方開拓者及其對澳門的發現》書中亦附有一幅相近似的圖，其在圖上方標有“1632年”字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