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六年（1633年2月8日─1634年1月28日）在澳門荷蘭籍商人位於澳門半島西南的新花園發現一塊立於本年的西班牙文碑，碑文稱：“菲利浦四世王朝，蘇沙•賈士度（Souza de Castro）立石於此炮台，1633年。”1580年葡萄牙併入西班牙後，澳門葡萄牙政府並不受西班牙約束。故居澳西班牙人欲以武力使澳葡政府屈服，西班牙人蘇沙•賈士度上尉準備於本年舉事，並打算攻佔大炮台，故預立石於新花園，但此事並未成功。王文達：《澳門掌故》第233頁；Beatriz Basto da Silva,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Séculos ⅩⅥ—ⅩⅦ, Vol. l, p. 61.

天啟七年（1627年2月16日─1628年2月4日）9月10日，廣東總兵帶管香山寨事祝世爵抓捕私自下澳奸商許佩玉等人，獲走私物品剪絨、綢緞6箱，但隱匿不報，被革職。《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第11頁第6號檔《兵部尚書霍維華為廣東總兵帶管香山寨事祝世爵拿獲私澳奸徒隱匿不解應予革任事題稿》。

萬曆九年（1581年2月4日─1582年1月23日）蘇格蘭人航海家威廉•卡邁克爾（William Carmichael）從里斯本出發前往果阿，為葡印總督服務了30年，在此期間他訪問了澳門，這是第一位來到中國與澳門的英國人。普加：《英國人初航澳門》，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582頁。

崇禎十一年（1638年2月14日─1639年2月2日）意大利旅行家馬可•阿瓦羅（Marco de Avalo）於本年遊歷澳門，曾留下了關於澳門貿易體系如何運轉的珍貴資料： 澳門城有幾間裝潢漂亮的華人商店，還有不少出售華人衣服和絲織品的商店。這些華人聽說外國人從海外帶來銀子，便每日去他們的住處出售自己的商品。由於過多過煩，必須盡力將他們從家中趕出去。中國官員對每一艘澳門船向船長徵收碇泊稅，而商人們除了船上的貨物之外沒什麼東西可交。這座城市里不生產任何製成品或紡織品，這些航行所需要的每一樣東西，都要乘坐小舢板或其他船隻去廣州購買。為了這個目的，那里每年要舉辦兩次大的集市。在集市季節，人們就會委派幾個澳門商人去廣州買東西（既為他們自己買，也為別人買），並及時訂購他們所需要的商品，在下一次集市上交貨。這些人在廣州呆的時間，有時候長達四五個月。……當葡萄牙人到達廣州城外的海域時，他們便把他們巨大的貨運駁船牢牢地固定在正對著廣州城的一個江心小島上。那里有一座漂亮的大寶塔和一所中學，他們從那里動身去找總督，在他不在的時候，主事者依照古老的習慣，帶給他一份禮物，從不少於4000個金幣，有時候甚至更多。這只是為了獲得自由貿易的許可，獲得許可之後，他們會預付給商人們一筆錢，好讓他們能夠準備紡織工、織布機及其他設備。以這種方式，他們按照自己的需求量訂購貨物。這樣訂下合同之後，他們再一次請求獲得開辦集市的許可，這同樣需要再行奉送一份價值相當的禮物。為了在返程之前獲得至關重要的總督官印，還需要孝敬8000個金幣，這還不包括在石岐鎮賄賂官員的錢。前往日本的航行，只有那些議事會推薦的人才能從事，他們的名字被張榜公佈，貼在一些主要的街角上。這樣的航行，在1630年以前，任何個人都不得從事，只能由議事會進行。航行所帶來的利潤則被用作維持駐軍和要塞之需，以及用作其他開支。然而，當一位名叫賈羅布的貴族獲得果阿航行日本和馬尼拉的壟斷權後，議事會也就失去了主要收入來源，利潤流向了王國政府。榎一雄：《榎一雄著作集》第5冊《東西交涉史》，第293頁，轉自戚印平：《早期澳日貿易》，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413頁。馬可•阿瓦羅：《澳門紀事：1638年》，載博克塞：《復辟時期的澳門》，第86—88頁，轉自杰弗里•C. 岡恩：《澳門史》，第29—30頁。

崇禎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12月24日，宣佈多明戈斯•瓦斯（Domingos Vaz）的侄子曼努埃爾•瓦斯貢塞羅斯（Manuel de Vasconcelos）因無禮拒絕接受監稱官的職務而禁閉在家，永遠不得在澳門被選任任何官職，也不得從事任何公務。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8頁。

崇禎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9月2日，上訴失敗被拘押在日本的卡斯特羅•布蘭科（D. Francisco de Castelo Branco）船長和唐•若奧•佩雷拉船長被帶到駿府聽取關於斷絕與葡萄牙人通商的詔書。他們與瓦斯科•阿爾梅達的澳門船隊一起於10月17日回到澳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7頁。

萬曆二十年（1592年2月13日─1593年1月31日）8月6日，澳門富商安東尼奧•帕依斯（António Paes）妻子去世，安東尼奧•帕依斯為了表示對妻子的紀念，將她曾住過的兩座房屋捐給了仁慈堂屬下的貧民醫院，作為病人的伙食費。仁慈堂書記員安東尼奧•格拉塞斯（António Garces）記錄在案。曾德昭（Álvaro de Semedo）（原名謝務祿）神父稱：澳門仁慈堂每年要花8000克朗或9000克朗，每年要施捨給澳門的貧窮基督徒，特別是對華人基督徒的佈施。盡管葡萄牙國王允許從果阿送去普通接濟，但有19年未兌現，幸有澳門市民慷慨解囊，仍使他們得到足夠的援助。Ahmison, N302, Microfilv A0370, p.3. 轉引自董少新：《西洋傳教士在華早期行醫事蹟考述》第1章，第11頁，中山大學2004年博士論文。克朗（Krona），北歐國家使用的一種貨幣。曾德昭：《大中國志》，第210頁。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2月7日─1607年1月27日）5月2日，因當時澳門葡人擅自建築城垣，並聚集海外諸國人在澳門居住，而廣東官府“利其寶貨，佯禁而陰許之”。於是入京參加會試的廣東番禺縣舉人盧廷龍上疏，請求驅逐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將他們的居地遷往浪白，並派軍隊鎮守蠔鏡。當時朝廷“以事多窒礙，寢閣不行”。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30《香山澳》。《明神宗實錄》卷433，萬曆三十五年四月甲辰。

崇禎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7月，由瓦斯科•阿爾梅達（Vasco Palha de Almeida）指揮的4艘澳門槳帆船離澳赴日，途中遇風暴，l艘沉溺，l艘折返澳門，其餘2艘槳帆船載150萬兩銀的貨物於31日抵達長崎，他們遇到了很多阻攔，不准卸貨，不許進行貿易。並接到日本幕府驅逐葡人出境的命令。8月4日，這位幕府代表宣佈了將軍7月5日簽署的命令：禁止葡萄牙人在日本經商。原因是：第一，澳門商船違反了本國禁天主教的敕令，偷運傳教士進入日本；第二，澳門商船為傳教士運送各種供應品；第三，澳門商船走私運來人及錢財，促成了島原叛亂。出於上述理由，你們這些人是該死的。天皇陛下本可公正地處死你們，但皇恩浩蕩，饒你們不死。現特命令你們離開日本，永遠不得返回，以後你們若違背這一命令，必將受到你們現在罪有應得的懲罰。蘇拉馬尼亞姆：《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第6章，第181頁；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p. 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