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莹，字兆仁，号玉生，广东南海捕属（今属广州市）人。岭南文献家、编书家和骈文家、诗人。 谭自少聪颖，喜作诗赋，12岁作《鸡冠花赋》、《看桃花诗》，县中耆宿惊赞为“后来之秀”。适值两广总督阮元督粤，游越秀山寺，见到谭的题壁诗文，赞赏有加，一时传为佳话。谭以县考首选榜入学。 清道光初年，阮元在广州越秀山创立学海堂，明言不教八股，专以经史考据课士，兼及诗赋，实际上是以讲求实学之风气，扭转广东文坛学术浮夸之弊。当时能跻身学海堂者，如陈澧、朱次琦、曾钊、陈兰修、谭等十多个优秀学生，几乎囊括当时岭南士子的精英。 学海堂从另一角度说是岭南最高学府的研究生院，成就斐然。谭在学海堂常受阮元赞誉，所作《蒲涧修禊序》、《岭南荔枝词》尤为欣赏。学官叹其“粤东固多俊才”、“此手合推第一”，文誉日隆。同时，谭以优行生（学行兼优的生员）入贡，院试名列前茅。文章憎命达。 尽管谭在学界傲视同侪，但他对功名有心而不迫切，导致乡试屡遭失败，20多年无缘科举；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举人，又因策问触及时讳，降为榜末，险些失去。 谭赴京会试，名落孙山，从此无意科场，安居教职。他先后任肇庆府学教授、博罗院学教谕、嘉应州学和化州州学训导、琼州府学教授（未赴任）等职，后来，他充任粤秀、粤华、端溪等书院院监，数十年培育岭南人才，诲人不倦。 谭一生为丰富岭南文库作出重大的贡献。他和伍崇曜的合作，博采和整理海内罕见古籍，钩沉佚著，刊播地方文献，汇刻成丛，在岭南文化大地和文献之园无声播种，裨益后代，青史留名。 两人合作半生，所刻的书有《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楚庭耆旧遗诗》、《粤雅堂丛书》等。署名是伍崇曜，实际上由选题、选材和编纂的工作，从访求、收集、研读、鉴别，并加以校勘、审定和编排之统筹，直至丛书的序言和丛书所收各书的尾跋，都离不开谭的汗水和心血。 《粤雅堂丛书》是谭和伍崇曜合作最大型又最有影响的一部丛书。此书从道光三十年（1850）开始付刻，经咸丰、同治，直至光绪元年（1875）为止，历时25年，前后出正、续、三编，共30集，收书208种、1289卷，是清代后期一部大型私刻综合性丛书。 谭在审辑此书时，显示出他作为国内有数的文献家和编书大家的气魄和特色。 一是收入《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出之逸书，如《宝刻类编》、《帝苑》。 二是收入《四库全书》编后嘉庆年间，阮元进呈，而《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如《尔雅新义》、《九国志》。 三是收入日本学者林述斋所辑《佚存丛书》一部分之书：如《文馆词林》，是继《文选》后最早的诗文总集，共1000卷。此书早于北宋亡佚，日本学者发现残卷后，中土惊为秘笈。虽残页断简，弥足珍贵。 四是收录四库未收之书和其他丛书少收之书，如《虎钤经》和《四书逸笺》等，大都极为罕见。 五是收入道光前后之近人有价值而又未刻之书，如钱大绍《类经》、全望祖《汉书地理志稽疑》等。《粤雅堂丛书》凡跋尾二百余篇，其体例统一，又极有章法；征引广博，审考精详；非广揽群书、精思博见、洞识卓颖者不能为。 期间，谭受到当时学界和学术之尊阮元的高度称赞，是对我国自汉刘向、刘歆所校订古籍方法的继承和改进。谭在书后跋语中，先概述作者生平和学术造诣，再分析内容，撮其要旨，评得失；又注重辩证学术，考核源流，甚得《四库全书》纪氏之味。学术上，对《四库提要》多所补正、驳正和补充，又为纪氏所不及。 谭编纂的《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及其他丛书序文，很有特色，其语体和语言风格充分地体现作者“尤工骈体文”、喜俪体和句式工整对称的特点。每种书后所附跋语，介绍作者生平、书籍来源、版本情况和校勘情况，十分详细。其学识之广博，功力之深厚和见解之卓越。《岭南遗书》计收75种，其书之序跋，谭之名虽隐，但功不可没。 《粤十三家集》是辑者用心收录，或借或抄或买，共得岭南十三家诗文集，包括有宋代李昴英、赵必豫、区仕衡；明代李时行、黎民表、区大相、陈子壮、黎遂球、陈子升；清代方殿元、梁纲兰、王隼、易宏，都是在粤诗家有一定影响的代表。 清同治十年（1871），谭在广州去世，终年71岁。 谭莹著有《乐志堂诗集》12卷、《乐志堂文集》18卷（约1861年出版）。有部分文章收入《学海堂丛刻》，题为《乐志堂文略》（四卷）；晚年时著有《续国朝骈文正宗》一卷（未完）。 谭莹次子谭宗浚（1846-1888），字叙裕，后改懋安，进士，有文名，选为学海堂堂监。谭宗浚有父之风，创藏书斋“希古堂”；所继承其父的藏书，后增至八万余卷，一度总数达到12万卷；著有《希古堂文集》。[1] 谭莹到过澳门游历，并作七律诗一首： 《澳门人馈青洲蟹》[2][3] 岛中珍味冠熊鱼，一例无肠企不如。[4]风雪估帆天气换，烽烟蛮榼世缘疎。 谁堪出将征佳兆，人笑居夷乏远书。闻说避兵仍踵至，大都留飨武陵渔。[5] [1]佛山炎黄文化研究会、佛山政协：《佛山历史人物录》（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第149-154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52页。 [3]黄德鸿：《澳门掌故》，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第265页。 [4]谭莹把“无肠公仔”比作珍味，甚至连熊鱼也不及。但在从未尝过此等珍味的人来说，确实是少有的滋味。因为此种黄油膏蟹只有在咸淡水交杂的海岸边才能生养。 [5]这首诗作于清咸丰四年（1854）冬。在此之前，诗人曾到澳门，一尝青洲蟹的美味。此时在羊城接到澳门友人馈送的青洲蟹，遂有此诗之作。诗中“烽烟”、“避兵”及“武陵渔”等，与当时粤中红巾军之役有关。

黄节，原名黄晦闻，字玉昆，号纯熙，生于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右滩一个陶瓷商人家庭。著名诗人和学者。 黄自幼聪敏好学，深明事理；22岁时在简岸草堂读书，深受岭南大儒简朝亮道德学问的熏陶。两年后，赴广州深造。约1900年，他北游齐、鲁、幽燕等各地，并东渡日本，广泛结识进步人士，深刻认识国情，形成启迪心智、唤醒民心的反清革命思想。 1905年，黄在上海与章太炎、马叙伦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刊印《风雨楼丛书》，创办《国粹学报》，对整个学术界的影响很大；编辑出版《国粹学报》、《国粹丛书》，将清代焚毁的书淘寻，获得15万卷，黄将这些书籍图册分门别类印刷出版，为保存散落民间的珍贵书籍作出巨大的贡献。 民国成立后，黄加入南社，长居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他以诗名世，与梁鼎芬、罗瘿公、曾习经合称岭南近代四家。 黄著有《蒹葭楼集》。作品兼见唐诗的文采风华与宋诗的峭健骨格，人称“唐面宋骨”。他对先秦、汉魏六朝诗文有很多精当见解，学界视为一代宗师。他还著有《诗旨纂辞》、《变雅》、《汉魏乐府风笺》、《魏文帝魏武帝诗注》、《曹子建诗注》、《阮步兵诗注》、《鲍参军诗注集说》、《谢康乐诗注》、《谢宣城诗注》、《顾亭林诗说》等。 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园里，有好几位不向当局买帐的学者，他们以学人的风骨，维护着学术的尊严，其中一位就是精通国学的黄。无论是汪精卫电召出席所谓“国难会议”，还是陈济棠邀任教育厅长，他坚辞不就。 黄本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早年在顺德简岸草堂读书时，与同窗以匡世扶危相勉励；后浪迹大江南北，广泛接触进步人士，接受反清思想，一意从事文化救国事业。为此，他变卖祖业，赴上海与章太炎、邓实、马叙伦等创报刊，创办学会，阐明反清思想，写下大量爱国诗文，为胡汉民草拟《誓师北伐文》。 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黄频频撰文抨击，致遭忌恨。之后，他不再从事新闻舆论工作，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1917年，黄受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专授中国诗学。1922年，他拒任北洋政府秘书长；后担任一年的广东省教育厅长兼通志馆馆长；因对时局不满，1929年辞职，仍回北大工作，同时兼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 1935年1月24日，黄在北京病逝，终年62岁。安葬在广东白云山御书阁畔。[1] 1929年10月，冼玉清来到北京大羊宜宾胡同的“蒹葭楼”，拜会黄节，并以《碧琅玕馆诗集》文稿呈览。黄节批语“陈想未除，陈言未去，独喜其真。”黄节的批语意在鼓励冼玉清要突破旧体诗的旧传统，有更多大胆创新，包括新的思想、新的言辞、新的意境，以激励冼玉清在诗歌创作中开创一代新风，成为独领风骚的诗人。黄节肯定冼玉清诗的优胜处在真切感人、情感自然流露。并提醒她“吾粤诗之滥，滥于张南山”、“嘱谢绝应酬之作”、“勿成篇太捷”。[2] 黄节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注解很有见地，对那个时代诗歌的注解自成一家，尤其是对曹植诗歌的注解，为学界所称道。 黄节所写《诗学》，学界评论说，这是近80年来甚为传统学界所推崇的一本中国古典诗学批评史，比陆侃的《中国诗史》早了20年面世，可以说是近代最早的一部诗学史，朱自清以《论诗学门径》一文举清代诗话代表作叶燮《原诗》与黄节并提。曾有学者表示，《诗学》是近代研究中国的开创性著作，它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王国维的《宋元戏剧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样具有学科建设的奠基意义。 黄节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对诗歌的创作技巧，既有理论探索，又有创作，还是诗歌的传播者，在近现代学者当中，成就十分突出。 黄节对顾炎武诗歌的研究很有影响，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东北被日本侵略，顾炎武诗歌的研究激励、影响当时一大批学生，投身抗日前线。 黄节又是一名出色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在岭南书法家中排名靠前。 晚年时期，黄节研论《毛诗》，凡是与《毛诗》、《楚辞》、《文选》有关的书籍尽数收藏，直到去世，除了图书外，身无长物。[1] 1928年春夏，黄节来到澳门，天气十分酷热。诗人笔下也多夏日景致。如“夏苗无雨多鬅鬙，行云暂作须臾阴”、“湿草低田草亦枯”、“雨带朝暾风又催，井泉枯渴未能回，海夹山气行行去，鸭上枝阴脉脉哀。”苗鬅鬙、草干枯、井无水、鸭上枝，可见当时旱热难耐，热极生风雨。在黄节笔下，又是一幅大雨倾盆、浪如逝川的壮丽景象。如“天逢一雨欲欲乐，海纳群峰故故弯，得水鹈鸪逾斗大，漫田良莠与人顽”、“大鱼出树时高下，渴马收江直万千”。 当年澳门夜景，虽无今天霓虹灯映照下的璀璨绚丽，但海天共一色，明月洒清辉，确也醉人。在黄节笔下，既有“山月出海白，晚雨收玄冥”的明净，又有“浩浩海上鸥，寥寥栏外星”的辽阔、更有“浮云落与人争渡，渔火明如海有涯”的绚烂。黄节在澳门逗留，成为世人更深入了解这位诗人丰富细腻内心世界的绝佳切入点，同时，为历史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3] 2008年，黄节之孙黄炳瑜66岁，五年前开了一家制衣厂。黄炳瑜有八个姐妹，为了谋生，除他及弟弟黄炳虾还住在右滩，其他兄弟姐妹移居到香港、广州、番禺等地发展。 “文革”期间，黄炳瑜之父黄大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对于黄节的历史，黄炳瑜说“父亲不敢说，也不愿意再提及”。黄大星在香港求学，回乡后在一所小学教书，担任学校校长。退休后，家里经济困难，只有靠姐姐在广州的缝纫机厂做工来补贴生活。后来生活好一点，搬到广州，在那里呆了十多年，去世时80多岁。 黄锦晖是黄节的曾孙，现是杏坛镇光华社区民警中队一名民警。对于曾祖父黄节的事迹，他在父亲偶尔提及时才了解到，只知道曾祖父曾经是一位名人。[1] 现录黄节的诗五首： 《濠镜寄广州罗原觉》[4][5][6] 山翠当门且卜居，一年尘事了无余。意多始觉泉明晚，迹近能令务观疏。 邻树鸟鸣同止止，海波鸥没不徐徐。眼前物我俱难得，回首乡邦独累歔。 《澳居杂诗》（五选四）[7] 倚栏树不到簷庭，白日初黄月淡青。楼外是山山后海，人生难得此居停。 一湾水弱不流花，寂寂连山长草芽。五月海风多带雨，乱帆随雨过前沙。 湿草低田旱亦枯，海洲谁谓水都无！憬然《中谷》三章后，不是深忧独老夫。 巢鸟因风落短簷，屡回头处语詹詹。此情只有卿能识，雨后阑干不上帘。 [1]《一代诗人学者黄节》，载《珠江商报》，2008年10月25日。 [2]冼剑民：《岭海育才女风华铸诗魂——拜读冼玉清教授诗歌有感》，载“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网，2012年9月28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7689&secid=8705。 [3]《发现顺德‧澳门专题》，载“顺德图书馆＂网，2012年8月11日，http://www.sdlib.com.cn/2011/news_view.asp?newsid=3701。 [4]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顺德市政府文体局：《岭峤春秋黄节研究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第72页。 [5]罗原觉：（1892-？），南海人，一名元觉，广东著名收藏家。 [6]刘斯奋：《黄节诗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282-283页。 [7]罗原觉：（1892-？），南海人，一名元觉，广东著名收藏家。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同盟会会员、中国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参与发起创办广州时敏学堂，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1912年初，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在广东都督府任参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务；经广东都督胡汉民和钟荣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加入国民党。当时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办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他出任该校校长并兼黄埔海军学校教官；1913年因母亲辞世离任，后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县立师范学校校长；1917-1923年复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921年，曾澄担任广州市第一届参议员、广东教育学会会长、广东大学教育长、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及广州华侨教育后援会主席。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他回到广州，担任广东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广州大学校长、国民大学董事长、国立法官学校教授及中央银行董事等职。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担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学校设在粤北坪石镇），1945年春，日寇企图打通粤汉线，曾澄组织全校师生疏散到连县、五华、兴宁和梅县等地，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2] 广州沦陷后，广州教忠学堂在澳门南湾设校，时任董事长曾澄兼代校长；另在郁南连滩设分校。抗战胜利后，迁回文德路原校复课，学校有高中八个班、初中七个班。解放后，改为市立第十三中学。[3]在澳门期间，曾澄留下不少诗篇。 抗战胜利后，曾澄历任仲恺农业学校、执信女校和教忠中学等校校长，兼任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特约教授、广州大学董事长，并当选为广州市参议会参议员兼驻会委员。 1949年广州解放后，70岁的曾澄仍担任广州私立教忠中学（今广州市十三中学）校长职务。1953年9月，广州市文史馆成立，他受聘为馆员；1957年1月任副馆长；1955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1956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广州病逝，终年78岁。[1] 金曾澄著有《澄宇斋诗存》、《视察报告书》、《三民主义问答》、《广东教育史略》等文献。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收藏的金曾澄档案资料，包括有关金曾澄简介、人物传、书法、《澄宇斋诗存》、图片集及照片集等。[3] 现录金曾澄的诗两首：[2] 《遣怀‧香江陷敌返澳》 老去悲秋强自宽，一年生计一年难。衰颜日暮惟增病，粒米时荒莫劝餐。 魑魅噬人天意乱，豺狼当道客心寒。哀哀猿鹤长鸣夜，蜡烛成灰泪欲干。 《除夕澳门》 濠江度岁却前缘，寒夜恹恹客不眠。米贵尚悭黄曲酒，家贫何用压囊钱？ 霜添白发真疑老，镜揽衰颜枉自怜。爆竹无声灯映寂，斜风细雨度残年。 [1]曾绍洙：《教忠中学沿革》，载“广州文史＂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页。 [3]《教育名家金曾澄》，载“中国广州档案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

邓尔雅，原名溥，后更名万岁，字季雨，号尔疋、尒疋、宠恩，别署绿绮台主、风丁老人；斋堂为绿绮园、邓斋；广东东莞人，生于江西。[1]著名文字学大家、篆刻家。名儒邓蓉镜第四子。 尔雅是东莞邓云霄第十一世孙。邓云霄是1598年进士，以谏恒出湖广左右参藩，为官行法严毅，为文渊浩宏硕，尤工诗律，著作等身，《紫云楼诗稿》、《漱玉斋文集》、《词曲竹林小记》、《笔记冷邸小言》等列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邓云霄、邓逢京父子晚明时期，与同邑著名书画家张穆、黄贞都以篆刻齐名。邓逢京有五方印传世，沉厚朴茂，饶有可人风致。 父亲邓蓉镜于1864年考中举人，1871年荣登进士，历任丙子会试同考官，己卯（1879）顺天乡试同考官、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等官；后为江西督粮道、署理江西按察使，素有“邓青天”美誉。三次诰授资政大夫，加二品衔花翎。1893年回乡，后任广州广雅书院第三任山长（院长）。邓蓉镜亦精通篆刻，与篆刻大家黄士陵（牧甫）过从甚密，现存黄士陵为尔雅于1892年所刻“莲裳翰墨”和后在广雅书院时所刻的“花之君子”二印。 尔雅受到家风熏陶，耳濡目染，自小对六艺产生浓厚的兴趣。当家庭教师为大他六岁的哥哥讲授《文字蒙求》、《说文部首》等书时，尔雅饶有兴趣地在旁边当“旁听生”，他自小略知六书体例。父亲在家里操刀刻章，他看得如痴如醉。人家的小孩在外玩耍，他却在家里玩弄石头，捉力嬉戏，深得父亲喜爱。家里大量的藏书，成为他童年岁月的伙伴，关于篆印的书籍，他一一翻遍。他看完家里书，就到书坊购买金石图籍。当时这类书，都是点石影印出版，价格便宜，而古代图书、印谱，甚为难得。他四处向戚友借阅，博览群书。之后，他渐渐窥得篆刻的门径、篆刻的要领，甚么冲刀、切刀之法，甚么阴阳、布白，小小年纪，他自己操刀如笔，八岁时开始篆刻的生涯，深得父执辈的赞赏。 尔雅专心研习黄士陵的印，自称是黄士陵的“私塾弟子”，作品颇有师传斩钉截铁之风，方劲古拙之妙，但不为所囿，能入能出，不断变化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的面目，印名闻名遐迩，蜚声海外。 1899年，尔雅入读广雅书院。1905年偕妻及长子邓小雅赴日学医，后改学美术，1910年回国担任小学教员；次年与潘达微等同办《时报画报》、《赏奇画报》；1912年与黄节等创办贞社广州分社；1915年后，尔雅以书刻文章游艺粤桂等地。 1910年，尔雅名列于《广印人传》；1911年在《时事画报》上刊登润例，开始了他鬻字、鬻印的生涯。他一生刻过的印无法准确统计，但当数以万计。他培养一批广东的篆刻名家，如余仲嘉、刘玉林、莫铁等。他的外甥容庚、容肇祖、容肇新及侄子邓祖杰于艺林中亦有印名。[2] 1922年，尔雅携眷到了香港，在新界大埔筑绿绮园居住；1926年，他与潘达微、黄般若组建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艺观学会和南社书画社；1928年担任《非非画报》编辑；1932年任中山大学顾问教授，后任第二军军长香翰屏的幕僚及中区绥靖公署委员；1936年与黄节组建南社广东分社。1937年移居香港。1938年广州沦陷，避兵岛上，治印《不求闻达》。1940年香港举办广东文物展览会，他担任征集组组长。日寇侵占香港后，匿名隐居。抗战胜利后，治印《幸民》、《历劫不坏》等。[3] 晚年时期，尔雅喜欢参用六朝碑文字入印，人谓之“驱使铦笔，毛颖纵横”。印章风格清丽恬淡，刚劲隽永；刀笔俱现，韵味清朗；还善于刻造像印。所刻的印章，只得形象而不知是何字，这是他篆刻的一种代表性创造。 在尔雅的影响下，一家人与篆刻结下了不解之缘。长子邓橘，自幼聪颖嗜学，随侍父亲笔砚之余，亦操刀习印，并随父参加印学社团的活动。其印除得家法外，又参汉金意趣，疏密变化，至堪玩味，深得父执青睐，可惜早逝。次子邓祖永、三子邓祖润、三女邓复、五女邓悦，皆能治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邓橘，列名于印人传中。尔雅的继室叶奕，过门时文化程度不高，但在尔雅引导下，不时操刀治印，先是由尔雅把印文写在石上，让叶奕摹刻；久而久之，叶奕熟能生巧，从摹写、布白、操刀，挥洒自如。[2]1954年10月6日，尔雅在香港病逝，终年70岁。 邓尔雅着有《文字源流》、《邓斋印谱》、《邓斋笔记》、《艺觚草稿》、《艺》、《绿绮园诗集》、《集唐宋诗联》、《聊斋索引》、《篆刻卮言》、《印雅》等书。[1] 邓尔雅的外孙和外曾孙喜欢篆刻，只是业余爱好，无继承祖业之意。从邓云霄算起，篆刻之艺相传15代，家风不失，难能可贵。邓尔雅一生刻过多少印，实在无法统计。由东莞政协主编、荣宝斋出版的《邓尔雅篆刻集》，收入邓尔雅近2500方印。楷书印似俗实雅，古雅清朗，冲和自然，格调甚高。鱼鸟虫书入印，线条畅达宛转，盘曲游动，方寸之间，艳而不妖。佛像印造型简约洗练，线条圆洁厚润。金石味中透出强烈的装饰美，别具韵味。[2] 邓尔雅到港澳授徒，在澳门留下不少宝贵的文化遗产，多幅作品为澳门博物馆收藏。2008年12月，澳门行隐画艺学会主办的“濠江旧侣书画作品展”在澳门卢园春草堂举行。展出20世纪40-50年代旅居澳门的画家邓尔雅、冯芝、陈融、沈仲强、邓芬、李研山、张韶石、傅菩禅、方人定等人作品逾百幅，观者不仅可以欣赏到这些画家丰富的文化底蕴、高超的艺术水准，而且可以提高书画界人士及书画爱好者的水准。[4] 现录邓尔雅作于1923年的诗一首《澳门》：[5] 古刻摩厓不可寻，惟存普济一禅林。 当时遗老空奔走，姑道安居便死心。 [1].《邓尔雅》，载“邓尔雅个人官方网站＂，2010年1月1日，http://3405.a.artokok.com/。 [2].黄大德：《篆刻大家邓尔雅》，载《东莞日报》，2007年11月28日。 [3].《邓尔雅》，载“中国硬笔书法线上＂网，2010年1月1日，http://www.yingbishufa.com/zhuanke/jdyrz/dengerya.htm。 [4].《濠江旧侣书画作品展在澳门举行》，载《中国书画报》，2008年12月21日。 [5].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20页。

王淑陶，香山县人。[2]港澳早期著名教育家、硕果诗社成员。[3] 1938年，淑陶在香港创办华侨工商学院。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华侨工商学院迁移柳州，翌年柳州失守，转徙重庆。[4]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初，香港华侨工商学院恢复上课，淑陶担任院长。[1] 1947年秋，华侨工商学院迁到广州河南沙园，增设文法两学院，改为广州私立华侨大学。全校有教师80余人，设立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教育、政治、经济、法律、电机工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会计、工商管理、银行等12个学系。 1949年2月，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成立董事会。该校继承原工商学院面向华侨，从实际出发，注重学以致用。图书馆收藏有两广文献、南洋文献等珍贵图书二万余册，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时停办。[4] 广州被日军占领后，知用中学等几所广州私立中学迁往澳门。1944年3月10日，淑陶接任粤省党部书记长，李大韶、孙甄陶担任执委。[5] 1949年1月，淑陶担任广州华侨大学校长，约唐君毅与钱宾四赴穗讲学。4月4日，唐君毅与钱宾四同赴上海，7日转乘金刚轮赴粤，11日抵广州，淑陶派人迎接。[6] 1970年1月1日，广州中山图书馆举行隆重的开幕典礼，邀请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博士主持揭幕仪式，总秘书长方治、董事长黄麟书致辞，气氛热烈。方孔希、王淑陶等百余嘉宾参加开幕典礼，场面热烈。[7] 淑陶历任重庆中华文商学院院长、香港华侨中学校长及董事长、澳门华侨大学校长。现今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校友会设立纪念王淑陶教授学业优异奖，奖励学业优异学生。 1991年，淑陶去世，终年85岁。著有《新哲学体系》、《物理学与心理学之新关系》、《陶园诗文钞》等，《海天楼诗钞》1967年由泰印务公司出版；《华侨教育的片面观》一文发表在1943年《华侨先锋》第5期上。[2] 现录王淑陶的七绝诗一首： 《松山访友》[3] 几丛黄菊留秋色，一壑青松贮白云。 毕竟名山如有识，已藏风月又藏君。 [1]杨宝霖等：《东莞文史》（第24辑），东莞：东莞政协，1996，第86页。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9页。 [3]澳门基金会：《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第八届粤台港澳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基金会，2007，第82-83页。 [4]《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载“知识百科＂网，2012年9月30日，http://www.upicture.com.cn/Knowledge/nPost/nPost_16273.htm。 [5]沙东迅：《广东抗日战争纪事》，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第541页。 [6]《刘国强唐君毅其人》，2011年6月28日，http://library.crtvu.edu.cn/sfw/ReadNews.asp?NewsID=916。 [7]《中山图书馆简介》，载“中国文化协会＂网，2011年6月28日，http://chineseca.org.hk/library01.php。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赐諡文达，江苏仪征（今江苏省仪征市）人。进士、清代著名学者。 阮元是清乾隆年间进士，官至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在史馆倡修《儒林传》，在杭州设诂经精舍，在广州创立学海堂。 阮元提倡朴学，精研经籍，学识广博；罗致学者，从事编书刊印工作；主编《经籍撰诂》，校刊《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由经籍训诂，求证于古代吉金、石刻，并扩大到天文、历算、地理，成为研究我国历代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古文字学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他的论文重文笔之辨，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为文提倡骈偶；著有《研经室集》58卷、《研经室诗录》5卷。 1849年，阮元去世，终年85岁。[1] 历代方志中，清嘉庆、道光年间阮元主修的《广东通志》是学术界公认的具有较高品质的一部，历来备受史志专家所重视。从《阮通志》编纂的时代背景、他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看，其修志在主客观两方面都具备许多有利条件。 从修志过程中发生的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江、方之争考察，《阮通志》优长之处与特点很明显：全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十分完善；编纂选材相当广泛，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编纂手法方面采用“大字正文，小字笺案”，既较好地追本溯源，又完整地表述事物的演化；全书具有鲜明的从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反映在具体内容上，是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都极为关注，并给予充分的阐述；对于历来方志普遍存在的夸饰攀附流弊则力加警戒，凡辨正与存疑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以全域观念克服以偏概全的地方偏见等。 阮元通过修志培育人才、为振兴广东文化教育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2] 1821年至鸦片战争前，伶仃洋鸦片走私中心的形成，澳门鸦片贸易走向低谷。澳门与黄埔的鸦片走私越演越烈，引起两广总督阮元的关注。 1820年4月5日，阮元和粤海关监督阿尔邦阿联名颁布“严禁贩卖鸦片”的示谕。1821年，阮元采取果断措施，首先法办澳门屯户叶恒澍；接着惩罚庇护隐瞒外船夹带鸦片的广州行商之首伍敦元，摘掉他的三品顶戴。他派遣一名官吏做暗探，监视海关收税的哨艇，在缉拿之中，该官吏用刀砍伤了一两个走私贩子，令往日那些肆无忌惮的烟贩有所收敛。同年11月，清朝廷宣布驱逐泊在黄埔的趸船，同时封锁澳门。 澳门和黄埔的鸦片走私受到这一连串打击后，“夷商”无处存储鸦片，相率转赴伶仃洋。道光元年后，伶仃洋鸦片走私中心开始形成。[3] [1]王烈夫：《元明清诗词名作注解析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第148页。 [2]颜广文等：《论阮元与〈广东通志〉的编纂》，载“中华文史网＂，2007年10月16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sxs/2004-12-20/25776.shtml。 [3]《澳门的鸦片贸易》，载“文化共享网＂，2007年11月21日，http://218.4.83.214:8089/datalib/2004/AreaSummary/DL/DL-20040218113604/view?searchterm=None。

简朝亮，字季起，号竹居，顺德县简岸乡（今属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简岸村）人。学者称为“简岸先生”、岭南近代著名经学家和教育家。[1] 父亲简孙扬精通文墨，长期在本族祠堂供职，家境贫寒，品行方正。 朝亮自幼聪颖，刻苦好学，严格自律，品行高尚；27岁时补禀生，在广州设馆授徒。他37岁时，第五次应考举人，落第后不再涉足科场；回乡建读书草堂，一边讲学，一边读书著述。 朝亮毕生师承朱九江的学说，极力宣导“通经致用”（掌握儒家经典精义，应用于人生实践），尊奉孔学是“万世学术之宗”，写下大量著作，希望藉以“正人心，挽世风”；而对于兴起的新学，抱有排斥态度，视为“介乱”、“离经叛道”。他把国家民族的危难归咎于“人心不古”，一再呼吁“明正修身之道，始可达于治平之阶”。 朝亮的思想虽趋于保守，品德高尚，淡泊明志。他成为禀生后，生活仍相当拮据，却从不为童生作担保，以赚取酬金。每次应考举子试，一般考生那样出钱买誊录（新科考试时，由于时间限制，考生不可能将考卷的作文草稿誊正上交。为便于教官批阅，考场雇用一批书手，只要考生缴交一定费用，可代为誊正草稿。这种做法叫“买誊录”）。他认为一经别人誊正，便涉嫌文过饰非。时人认为，他连考五次都没考上，与此有关。但他泰然处之，无怨无悔。 朝亮先后在广州、顺德、阳山筑“读书草堂”、“读书山堂”，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专治经史之学，成就卓越；著有《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尚书集注述疏》、《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孝经集注述疏》等文献。[2] 朝亮设帐讲学30多年，社会影响颇大。他言传身教，与学生一起笃行儒家修身之道。学生们深受潜移默化，走出社会后，大多大有作为和声誉良好。他的仪态风度，无不令学生钦仰折服；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课堂上身心全情投入，雄论滔滔，声若洪钟；每谈到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时事，忍不住拍案而起，大声疾呼，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数十年后，学生们对此印象犹新，津津乐道。 朝亮门人众多，人才辈出，如晚清国粹派领袖邓实、黄节出自其门下。[1] 朝亮秉性正直，不畏权势。清光绪年间，简岸邻村槎涌的豪强买通省衙门某达官贵人，伪造证据，拒绝出钱修筑历来由简岸、槎涌、禄洲合修的三村堤围，引起简岸、禄洲两村村民不满，上告到县衙门。顺德知县害怕得罪权贵，不敢主持公道。朝亮挺身而出，亲自到省上面见主管此事的谳官，而谳官官官相护，一脸不高兴，斥责朝亮“无事生非，要胁官府，居心叵测”。 朝亮毫不畏惧，据理力争。谳官见一个小小的生员居然斗胆顶撞自己，喝令左右把朝亮的帽子摘掉，并咆哮道：“若还多嘴，当堂打死你！” 朝亮早置生死于度外，大声抗辩：“大人枉判此案，为害三乡，即使杀了我。也无济于事！”谳官气得说不出话来，悻悻然退入后堂，半晌，重新走出来，态度稍为缓和，叫朝亮上前，让左右把帽子还给他，但案件仍维持原判。 民国成立后，政权旁落于北洋军阀手中。1915年，袁世凯网罗全国各地知名人士，作为他窃国称帝的羽翼，朝亮在礼聘之列。他拒绝会见北洋使官，使官等了几天一无所获，只好留下聘书，悻悻地回京覆命。[2] 1887年，朝亮游历澳门、香港。《读书堂集》卷八记录他游历澳门、香港诗作。如《澳门》诗写葡国化的澳门，云：“大眼鱼舵泛海家，澳门口岸阻浮沙。万人争入葡萄国，市利何如卜榜花。”之后，他东渡香港，途经汲水门，有诗纪事。 来到香港后，新异风貌，使朝亮赞叹不已，他撰写《香港四首》诗，分别介绍升旗山（今太平山）、大马路、番妓楼（妓院）、绿衣兵（警察），颇能刻画出英国统治下香港洋化的一番景象。[1] 《升旗山》诗云：“白沙碧草路委蛇，云气初开欲午曦。回首升旗山未半，玉楼斜倚醉戎姬。”诗写苍翠的太平山，洋人遍居，尤其是西洋女子醉倚在玉楼琼宇之中，姿态多么妩媚呀！自洋人杂居后，西方的名物随之进入香港。《大马路》诗云：“夹道垂阴外国花，廛居画地斗簷牙。少年不敢摴蒲戏，但看西人走马车。”写港岛大马路上盛开着外国的花朵，殖民化可见一斑。 《番妓楼》写洋人开办的洋妓院，诗云：“金镂花钱出碧洋，电镫浮影锦衣光。可怜卖笑青楼女，一半番妆一半唐。”在灯光辉煌、雕饰华美的妓院中，有穿着唐装的洋妓，亦有着番装的唐妓，这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打扮，反映出当时香港青楼的独特风貌，表明中西文化的进一步融洽。 《绿衣兵》诗写香港警察：“吹茄号令报严更，顷刻旋收海市声。借问月明谁犯夜，绿衣一唤万人惊。”绿色制服，执法严明，成为殖民地治安的特色，这当然与晚清腐朽的役差截然不同。1933年，朝亮去世，终年82岁。[2] [1]刘正刚：《居家忧国的简朝亮》，载“南方网＂，2010年11月12日，http://theory.southcn.com/wenszj/content/2008-11/05/content_4688012.htm。 [2]程中山：《红尘往事：岭南儒宗简朝亮诗中的香港》，载“新浪网＂，2008年1月6日，http://news.sina.com.cn/o/2004-12-29/16404663050s.shtml。

广东南海佛山镇（今佛山）人。早年曾入广州世界语夜校，接受世界语的启蒙教育。后就读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及北京大学。五四运动期间，在北大学生中宣传无政府主义。1920年毕业后到岭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并利用《民声》等杂志，进行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的宣传。次年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加入国际性世界语组织“全世界无民族协会”。1925年毕业回国，致力于世界语的推广。翌年在广州与黄尊生等创办世界语师范讲习所和广东大学世界语学会。1929年参与创办广州世界语学会，任交际部主任。1938年广州沦陷后，曾任日伪广州市社会局课长。不久到澳门，任职于濠江中学。后病逝于澳门。

卢兴原，西名Lu Hsin Yuan，原籍广东新会潮莲乡（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卢鞭村），生于澳门。民国时期法律专家。卢九四子。[1] 1905年，卢兴原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15年取得硕士学位，同年毕业于伦敦内寺大律师学校。 卢兴原回国后，先后在广州、香港、上海执行律师事务；1917-1918年，担任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1919年出任外交部司长；1920年任广东省长公署顾问。[2] 1919年，广东军政府内政部批准公医学校（今中山医学院）实行尸体解剖。南中国实行尸体解剖就是从公医学校开始。1921年，卢兴原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大理院庭长。卢兴原特许无家属领葬者的死囚尸体，供解剖之用。[3] 1923年4月至1925年6月，卢兴原担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总检察厅检察长。期间，1924年2月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派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邹鲁上任后，随即聘请王世杰为广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主要负责拟定该校规章制度。广东大学筹备委员会下设八个专门委员会，卢兴原和王世杰、梁龙等16人担任法科委员，学生从原广东法科大学转入。[4] 1925年7月，卢兴原担任广州国民政府大理院总检查厅检查长。 1925年8月25日，广州国民政府令设“廖案”特别法庭，几经更迭。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期间，这个特别法庭正式成立，检察委员会以朱培德、李福林、岳森、吴铁城、甘乃光、陈公博、周恩来等为委员，朱培德为主席委员；审判委员会以卢兴原、李章达、杨匏安、谭桂萼等为委员，卢兴原担任主席委员。 应国民党“二次”全国代表的要求，审判委员杨匏安在会上作“廖案”侦缉情况的说明。检察委员陈公博公布一份本案“人犯”的名单，主要是朱卓文、苏汉雄、吴培、冯灿、陈细、梁博、郭敏卿、黄基；有间接关系的是梅光培、林直勉。 1926年1月下旬，朱培德向审判委员会提出《廖案之公判请求书》，请法庭予以审判。1月25日“廖案”特别法庭开庭，由检察委员陈孚木陈述检察经过，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作有关陈述。2月12日，在审判委员会主席、法律专家卢兴原的主持下，审判委员会进行七次审讯，先后对梅光培等六人作了讯问，并听取张勋等十多位有关证人的证词。 7月13日，“廖案”特别法庭宣判：梅光培、郭敏卿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法审理；梁博处以死刑；林星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虽经过劳师动众的侦查和审讯，但“廖案”案情仍然不清不楚，有一些内幕尚未揭开。“廖案”至今仍是个未完全侦破的重大疑案。[5] 1927年，国民革命军抵达上海，任命卢兴原为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兼上诉院院长。成立这个法院的目的是要在租界中由中国法官审讯涉及中国人的案例。 1931年起，卢兴原在上海执行律师事务，办公位址在上海广东路17号，电话12316。[2]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62-173页。 [2]李元信：《环球中国名人传略上海工商各界之部》，上海：环球出版社，1944，第153-154页。 [3]黎铎：《广东公医医学专门学校及附设公医院》，载“广州文史＂网，2010年5月21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21/200809/t20080912_7286.htm。 [4]薛毅：《王世杰传》，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第23-24页。 [5]曾庆榴：《历史迷雾中的廖仲恺案》，载《粤海风》，2009年第3期。

郑锦，又名郑瑞锦，字褧裳、又字䌹裳，香山县雍陌乡（今属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艺术教育家、画家。[1] 父亲郑玉池善于绘画，以山水为胜。郑自幼随父学画，五岁时入乡塾读书，13岁时随父前往日本，入读大同中学，跟从梁启超等游历三年。大同学校为梁启超、鲍滔宗所创办。 郑深得鲍滔宗的赏识，后将女儿鲍桂娥（入读日本女子美术大学，成为何香凝师姐）嫁给他为妻。 1897年，郑在东京学习西洋画，期间，结识黄兴、汪精卫和胡汉民。中学毕业后，进入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学习日本画科九年。期间，他考入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院，研究唐宋元明画法，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当时，郑的作品《娉婷》参加日本最高级别的文部省美展时，受到日本大正天皇赞赏。 作品《待旦》入选“大正美术展览会”并获奖，被陈列于东京大正博物馆。该作品被当时日本考古专家称为“唐代被称为金碧辉映的技法，久已烟灭无存，今在郑君的画中又见到了，这替东方艺道增添异彩。”之后，郑这幅作品代表中国参展“万国博览会”。 1914年，郑回国，经梁启超推荐，他被教育部聘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及该院文华殿古物陈列所主任。他又被聘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917年，奉教育部之命，郑筹办国立北平美术专科学校（今中央美术学院），为寻求办校经验，他再度赴日本取经。1918年学校成立，郑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国立北平美术专科学校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该校是国家级学府，故受聘为教授的都是当时一流艺术家，如姚茫父、陈师曾、王梦白、李毅士、闻一多等，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如刘开渠、王雪涛、李苦禅、王曼硕等。 郑十分重视人才发掘，期间，学校争取到公费去法国留学的名额，他原意是想把名额给一些有才能但又没经济能力的年轻人，为将来中国美术界培养人才。没想到事与愿违，许多权贵纷纷举荐“人选”。最后，郑只得对这些权贵说，我不管你们派谁去，但一定要有徐悲鸿在内！ 1923年，朱其慧、晏阳初、陶行知、胡适等在北京发起筹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总干事为晏阳初。在他们的影响下，郑以“有教无类”的儒家思想，竭力推行平民美术教育。 1924年，郑辞去所任职务，专心致力研究县治，与晏阳初、胡适等正式组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深入农村，推行平民教育运动。1927年春，在针对“愚、穷、弱、私”的人民生活现状，认为首先要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在文艺工作上，郑参与采集秧歌、鼓词、歌谣、歇后语、谚语、谜语等工作。 当时中国民众教育第一套千字课本，成为扫文盲的重要工具书，当中几千幅插图出自他的手笔。另外，他创作、编著以农民等平民百姓为对象的成人教育课本和挂图。在艺术方面，他和同伴搜集民间绘画，编辑画范，绘制插图，制作幻灯片，修筑农村露天剧场，培训农民剧团。 在定县，他制订该县无线电播音台的全套实施方案，并自制出无线电台全部机器，如幻灯机、留声机等。还对该地区的民间音乐加以改良，融入教育元素，以启发民智。平教会是一个私人所办的社会学术团体，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经费十分拮据。郑带领同伴大力节省开支，千方百计四处筹集经费。在回国的十多年中，他将全部精力倾注在教育事业中。 郑十分珍惜国家的文化遗产，竭力保护文物。1942年张作霖入主北平，撤退时命令将陈列所将珍藏文物交出。为保护文物，郑四处奔走疏通关系，冒险亲见张作霖并劝服他，避免珍贵文物流落他方。 在艺术研究方面，郑不但重视中国传统，同时接纳和融入国外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他不断探索新蹊径，使自己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当时艺术界对他的为人、胸怀、学养、画艺十分敬重。他的画风既有日本维新的风格，又有宋代院体画的厚重华滋。当然，他的画不是“文人画”，而是“画家画”，较容易找寻画家的心迹。关于翎毛，他以笔赋轻盈浑厚两得，融合日本画与院体画的表现，在厚重的色调中透出轻盈明亮的感觉。 郑在担任北平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后，得以观展览院藏宋画后画法的一大相容。既富装饰美，实而不华，赋色稳练，力窥宋人的堂奥。他在北平教授西洋画法，十分重视写生，参与人体解剖三个月。 早在1913年，高剑父、高奇峰在上海创办的审美书馆时，为郑出版了画作。郑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一生努力不懈。他在办公室、教室或在家里都放置绘画用具，不歇作画。他的作品大多是工笔重彩人物、花鸟走兽画，且重气氛烘托及有鲜明的主题，因此创作所需的时间、精力特别多。作品的分量就特别厚重。无论是花鸟走兽，还是人物画都是如此，如《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仇鹰图》等。 郑一生淡泊名利，为人低调。夫妻生育三女一子，生活融洽。居住北平时，他家与鲁迅母亲为邻，家居不大，但空地有两亩多。郑种满花果、蔬菜，教学之余，保持乡村子弟本色。 1936年，应广东省政府孙哲生、吴铁城、杨子毅及孙科等极力邀请，郑回乡襄理中山模范县工作。1937年，他担任中山模范县建设专员、平民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 中山沦陷后，郑辞职携眷移居澳门，期间，他不因深谙日语而失节求荣，尤其困在澳门，宁屈居斗室，三餐不继甚至难以维生，多次拒绝日本邀任工作，表现出他的民族气节。之后，郑回到中山，在白石村鲍少游家避难。当时，他流离与伤感长绕于心，发于毫端，先后完成《民族意识》、《抵抗》、《故乡》、《日暮途穷》等画作。 抗战胜利后，郑分别任中山县坦洲乡学校校长和坦洲乡乡长。后因身体等原因，他返回澳门青洲山边石屋隐居，不问世事，以绘画自娱，直至终老。 晚年时候，郑专注于艺术创作与研究，在澳门期间，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在高剑父、邓芬、沈仲强、佟绍弼、赵斑斓等极力怂恿下，郑举办平生第一次个人画展——“郑褧裳画作欣赏会”，当时，叶恭绰、陈树人等为其题词。作为资深美术教育家的画展，没有任何商业元素，更多的是观画人透过报章，阐述他的技法和美学思想。 在澳门、中山期间，郑与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叶恭绰、邓芬、容漱石、方人定、赵少昂、罗叔重、余君慧、黎心斋、林近等过从甚密，并合办画展。1941年，是郑活跃于港澳画坛的一年，参加高剑父的弟子方人定、黄独峰、李抚虹、司徒奇、黎葛民、黄霞川等人在香港成立“再造社”的活动等。 初期，郑所作国画多以古诗为题材，代表作有《西施咏》、《杨贵妃》等。日寇侵华期间，他怀着民族义气创作《民族意识》、《抵抗》、《故乡》、《日暮途远》等，激发人民抗日救国。 后期，郑的代表作有《百马图》长卷。他的作品先后参加日本东京市新古博览会、美国巴拿马博览会。广州美术馆收藏他的代表作《湖上涤梳图》，画中一少女在舟中向湖涤梳，神态自然。此画运用日本画法的渲染技法，设色鲜艳动人，明洁净丽，显示吸收日本画法的功力。[2] 1959年3月28日，郑因哮喘病发作而病逝，终年76岁。[3] [1]《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357页。 [2]卢德铭：《画坛名家——郑锦》，《中山日报》，第3293期，C2版，2004年1月12日。 [3][美国]汪伦：《我的外祖父——郑锦》，载“中国侨界＂网，2010年12月28日，http://www.chinaqw.com/node2/node2796/node2883/node3178/node3481/userobject6ai248942.html。

谭华牧，笔名谭牧[2]，广东台山（今台山市）人。知名画家。 1919年，华牧考入日本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1924年毕业。回国初期，他与留日同学何三峰、陈士洁在广州创办私立“主潮美术学校”。 民国年间，华牧历任上海艺术大学西画系主任兼教授、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及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教务主任兼西画系主任。 广州沦陷后，华牧流亡澳门。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科教授。40年代末，他重赴澳门从事美术活动，担任澳门美术研究会名誉副会长。 1956年，华牧回到广州定居，同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1959年始成为广东画院在编画家，他的油画《春耕》被中国美术馆收藏。[1] 1976年，华牧去世，终年81岁。谭华牧在澳门期间，澳门知名的水彩画家甘长龄在草堆街和关前街交界处租下一层楼宇，经常邀好友如黄蕴玉、甘恒、司徒奇等人聚会论画，共同创立“澳门美术学院”。当时，谭华牧居澳已久，落寞失意，每天手持渔杆在南湾海旁垂钓，打发时光。甘长龄等人邀谭华牧主持该院工作。学院刚设立，招收十多位学生，甘恒教素描，甘长龄教水彩，黄蕴玉讲美术史，而司徒奇教授中国画，同时兼教美术理论。[2][3] 2008年3月，“谭华牧油画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幕，展出油画作品60余件，素描、水彩百余幅，展出至9月9日。其画作稚拙、天真，受野兽派影响较深，八大山人对其画风有一定的影响。[1] [1]《谭华牧油画展开幕》，载“博宝艺术网＂，2012年12月27日，http://news.artxun.com/tanhuamu-1307-6531170.shtml。 [2]陶四强：《江门五邑书画名人录》，江门：江门政协，2004，第40页。 [3]上海书画出版社：《岭南画派研究》，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第221页。 [4]《风雅颂之歌——广东美术馆馆藏谭华牧精品》，载“网易博客＂，2013年3月20日，http://shimogebaoshizai.blog.163.com/blog/static/177951313201321854945459/。

赵少昂，名垣，字叔仪，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沙园里人，生于广州。[2]岭南画派画家。 少昂少时家贫，以打工为生，业余时自学绘画，1921年进入高奇峰创办的美学馆学画；1925年在广州创办岭南制版所，从事广告设计，自行设计广告画，并研习制版技术；1927年任教于广东省佛山市立美术学校；1929年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第一次全国美展”；1930年设立“岭南艺苑”，设席授徒，教授绘画；同年作品《白孔雀》入选比利时“万国博览会”，获金牌奖。 1932年，少昂的作品入选在莫斯科、巴黎、柏林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1937年，担任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中国画系主任；同年4月参加在南京举办的第二次全国美展。1941年被聘为重庆中央大学及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艺术系教授，途经湘、桂、黔等地，写生作画并举办个人画展，将所得捐赠灾民；1944年作品入选在重庆举办的“第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1948年应聘任广州大学美术科教授，同年移居香港，继续开设“岭南艺苑”。 1951-1982年，少昂游历欧美及东南亚等地，先后在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瑞士、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纽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等地的博物馆及艺术馆举办个人画展；1954年应邀在英国里兹大学讲学；1960年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及柏克莱大学讲学；1977年被台北中华学院聘为博士；1978年作品参加“香港前辈艺术家作品展览”；1979年在香港举办个人画展；1982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 1985-1988年在菲律宾、新加坡、加拿大等地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1989年在德国众士达城、比文达格、葛定津等地举办个人画展。 少昂擅画花鸟走兽，同时也以山水画见长，继承岭南画派的传统，主张革新中国画。他的画能融汇古今，并汲取外国绘画的表现形式，同时又注重师法造化。 作品笔墨简练、生动，形神兼备，深受人们的欢迎，在欧亚美及大洋洲等地举办画展数十次。代表作品有《木棉红占岭南春》、《一池杨柳垂新绿》、《枝头小鸟惊初雪》、《秋林暮霭》、《悠然自得》、《烟雨归舟》、《荔熟》、《群雨追落花》、《漓江雨过》、《苍松吐艳》、《归鸦认故枝》、《秋色》、《竹林幽思》、《小鸟话春寒》、《渔村小雨》、《饮露自洁》、《独钓寒江雪》、《明月萧瑟》等。先后出版画册及专集有：1936年《婵嫣集》、1940年《少昂画集》、1951年《少昂近作集》（3辑）、1959年至1973年《少昂画集》（20辑）、1985年《赵少昂画集》、1986年《荣宝斋画谱‧十五》（花鸟虫草部分）、1988年《实用绘画学》等。 1998年，少昂去世，享年93岁。[2] 1936年，赵少昂从香港经澳门去广州湾（今湛江）举办个人画展。[3] 抗战期间，画家云集澳门，给澳门画坛带来了勃勃生机，美术活动日益蓬勃发展，各种画展频频举行，都以救济难民和赈灾的画展为主。1938年，赵少昂在澳门商会举办个人作品画展。1939年春，高剑父率春睡画院同人举办赈难画展于澳门商会，所得款项交商会转送澳门慈善机构。[4] 1941年，赵少昂由香港迁往澳门，之后赴广州湾。由于战乱，他路经桂林，在那里欣赏到美丽的山水景色，北上经柳州、贵阳，到达重庆，受聘于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艺专学校。在四川期间，他遍游峨眉、三峡等名山大川，增益不少，开拓了新的绘画领域。1941-1944年，他在广州湾、柳州、桂林、曲江、贵阳、重庆、成都等城市举办个人画展。1946年，抗战争胜利后，他在澳门、香港两地举行画展。[1] [1]《赵少昂先生简介》，载“岭南画派＂网，2012年8月12日，http://www.lingnanart.com/Chao/L-master-chao-bio-ch.htm。 [2]《近现代名家书画品鉴》，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第378页。 [3]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8月12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4]盛恩养：《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载《美术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9，第3期，第93-99页。

欧阳韶，又名欧越樵，字笑杏，原籍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民国政要、大学教授。 先祖欧必先迁到广西思恩（1951年8月思恩县与宜北县合并成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城居住。阳韶自幼苦读诗书，1898年维新变法后，考入省立法政专科学校读书。 阳韶毕业后，担任思恩两等小学教员。1912年3月，他担任广东西江筹赈委员，1914年12月至1918年1月，先后任职于沈阳、辽宁地方法院，又任广东汕头、顺德地方法院民庭推事、监督推事。 1921年11月，马君武任命阳韶为天河县（1952年8月并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知事。 1922年12月在广州市担任军需总监科长。因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提出粤人治粤的口号，阳韶离开广东。 1926年4月，阳韶担任梧州榷运局科长；1928年1月任梧州劳工学艺院院长；1930年5月任富川县县长。 1931年1月，阳韶担任钟山县县长兼民团司令。任职期间，他参加第一部《钟山县志》改写和付印工作；兴建体育场、图书馆；将“水月庵”改为“水口公园”；在县城东西乐街建菜市。[1] 1932年7月至1933年3月，阳韶担任琼州（今海南省）澄迈县县长。[2] 1934年9月，阳韶离职，随友人回到广州任职。抗战爆发后不久，他返回广西。当时阳韶已近60岁，自感浮沉宦海30多年，兴味索然，辞官回归故里，两袖清风，安居旧屋。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多次请他到广西省城工作，他都婉言谢绝。 1940年1月，在地方人士的公推下，阳韶担任县临时参议会议长一年。1942年1月后，他到思恩县国中任教。[1] 阳韶为人诚实谦让，早年在广州西关创办弘毅中学，之后担任广东铁路专门学校、广州法学院、国民大学、华侨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教授。 1920年秋，时值陈炯明率粤军回粤，驱逐桂系粤督莫荣新，粤、桂战争爆发，阳韶第一次前往澳门。1949年后，阳韶寓居澳门，历任华侨大学、圣若瑟、圣罗撒等校教师；1959年秋赴港，担任联合书院教授。[3] 新中国成立后，阳韶被选为思恩县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侵略委员会副主任、环江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 1962年5月，阳韶病故，终年81岁。[1] 欧阳韶著有《听蝉吟室诗词》。 现今，广西钟山水口公园存有欧阳韶的一副对联： 水口辟公园频携琴鹤来游学得疏慵同俗吏， 涛声喧夜月应有潭龙惊起好乘佳兴作诗人。[4] 现录欧阳韶的诗两首： 《初抵马交感赋》[3][5]（作于1920年） 醉倚红楼首独搔[6]，又随梁燕并辞巢。[7] 西风樽俎夸鲈脍[8]，南国江山极马交。 劫外有村容赁庑[9]，人间何世感悬匏？[10] 惯从月落潮平后，海角遥闻啸夜蛟。[11] 《新秋》[12] 秋入山城冷尚微，窗桐叶薄见晨晖。 新霜似鬓年华老，久客还乡故旧稀。 缁带不围容易解，黄花初种未成肥。 晚来世味频嚼咀，肉食仅尝胜蕨薇。 [1]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958页。 [2]孙永峰：《澄迈县人物志》，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1993，第384页。 [3]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54-255页。 [4]政协钟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组：《钟山文史资料》（第2辑），贺州：钟山政协，1990，第66页。 [5]马交：西文Macao或Macau的音译，即澳门。 [6]首独搔：谓独自搔首。搔首，抓头，挠发。若有所思的样子。 [7]梁燕辞巢：梁燕，巢于屋梁之燕。杜甫《江村》诗：“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此以梁燕辞巢喻离开家园。 [8]鲈脍：鲈鱼脍，以鲈鱼作的脍。晋张翰为齐王东曹掾，在洛见西风起，因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遂命驾东归。见《世说新语‧识鉴》。后以鲈脍为思乡之典。 [9]赁庑：赁居他人庑下。庑，堂下周围的走廊、廊屋。后以赁庑为寄居他人之宅的谦称。 [10]悬匏：又作悬瓠。瓠，瓠瓜。喻人伏处一隅，未出仕或被弃置。 [11]啸夜蛟：谓蛟龙在夜间呼啸。 [12]《环江诗词选录》，载“环江网＂，2012年9月30日，http://www.547100.com/read.php?tid=12614。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同盟会会员、中国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参与发起创办广州时敏学堂，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1912年初，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在广东都督府任参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务；经广东都督胡汉民和钟荣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加入国民党。当时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办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他出任该校校长并兼黄埔海军学校教官；1913年因母亲辞世离任，后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县立师范学校校长；1917-1923年复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921年，曾澄担任广州市第一届参议员、广东教育学会会长、广东大学教育长、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及广州华侨教育后援会主席。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他回到广州，担任广东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广州大学校长、国民大学董事长、国立法官学校教授及中央银行董事等职。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担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学校设在粤北坪石镇），1945年春，日寇企图打通粤汉线，曾澄组织全校师生疏散到连县、五华、兴宁和梅县等地，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2] 广州沦陷后，广州教忠学堂在澳门南湾设校，时任董事长曾澄兼代校长；另在郁南连滩设分校。抗战胜利后，迁回文德路原校复课，学校有高中八个班、初中七个班。解放后，改为市立第十三中学。[3]在澳门期间，曾澄留下不少诗篇。 抗战胜利后，曾澄历任仲恺农业学校、执信女校和教忠中学等校校长，兼任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特约教授、广州大学董事长，并当选为广州市参议会参议员兼驻会委员。 1949年广州解放后，70岁的曾澄仍担任广州私立教忠中学（今广州市十三中学）校长职务。1953年9月，广州市文史馆成立，他受聘为馆员；1957年1月任副馆长；1955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1956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广州病逝，终年78岁。[1] 金曾澄著有《澄宇斋诗存》、《视察报告书》、《三民主义问答》、《广东教育史略》等文献。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收藏的金曾澄档案资料，包括有关金曾澄简介、人物传、书法、《澄宇斋诗存》、图片集及照片集等。[3] 现录金曾澄的诗两首：[2] 《遣怀‧香江陷敌返澳》 老去悲秋强自宽，一年生计一年难。衰颜日暮惟增病，粒米时荒莫劝餐。 魑魅噬人天意乱，豺狼当道客心寒。哀哀猿鹤长鸣夜，蜡烛成灰泪欲干。 《除夕澳门》 濠江度岁却前缘，寒夜恹恹客不眠。米贵尚悭黄曲酒，家贫何用压囊钱？ 霜添白发真疑老，镜揽衰颜枉自怜。爆竹无声灯映寂，斜风细雨度残年。 [1]曾绍洙：《教忠中学沿革》，载“广州文史＂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页。 [3]《教育名家金曾澄》，载“中国广州档案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

竺摩，俗姓陈，名德安，法名默诚，字守志，浙江省乐清市人。[2]高僧、书画家。 父亲陈红梅和母亲王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兄妹十个，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岁时，在家乡黄塘寿昌寺随方丈白云长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诚，字守志。一年后，白云长老派竺摩到温州普觉寺为芝峰法师护关，他得此机缘拜见弘一法师。后在白云长老等引荐和帮助下，他先到宁波观宗寺弘法社随谛闲法师、静权法师和宝静法师等天台宗大师学天台教观，后到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跟从太虚、印顺、东初等人学习，深受太虚法师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响，他开始发表积极鼓吹佛教改革的论文，受到太虚法师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闽南佛学院学习期满毕业，时值太虚法师应广东潮汕地区的佛教善信的邀请莅临弘法，太虚法师让竺摩随侍并做文字记录。此次弘法非常圆满，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机缘，请求太虚法师帮助创办岭东佛学院。这是竺摩首次来潮汕地区弘法，给潮汕佛教界和专程来潮州听经学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虚法师应闽粤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请，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随侍并做记录。当月30日早上，太虚法师一行抵达香港，居住在利园的香港佛学分会。之后，太虚法师一行应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请，分别到东莲觉苑、荃湾东普陀、大埔墟大光园和菩提场等香港地区的著名佛教道场讲经说法，盛况空前，前来听经学佛的信众，除香港本地善信外，还有不少专程从澳门赶来的。 12月14日，太虚法师偕竺摩等一行应广州佛教善信的邀请到广州弘法，驻锡六榕寺广州佛教会，先后到广州民众教育馆、中山大学、广州居士林、复旦中学、广州佛学会、广州觉苑和菩提林等处讲经弘法，竺摩始终随侍在侧，并作文字记录。期间，太虚法师的老朋友金芝轩居士听闻太虚在广州弘法，特意从澳门赶来会面，竺摩陪同太虚法师盛情地接待金芝轩居士，并谈到澳门佛教问题。 次年年初，竺摩随侍太虚法师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区弘法，与潮汕和港澳地区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庆寺学习日语，准备赴日本留学。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他毅然中断学业，与闽南佛学院的同学暮迦、化庄等一起积极参加浙江“慈溪抗日后援宣传组”工作，为宣传抗战救国奔走呼号。不久，他奔赴武汉，参加由著名爱国寺僧宏明法师领导的“僧侣救护队”，并担任干事。后来，他奉命带领部分“僧侣救护队”成员开赴陇海铁路抗日前线，进行救护工作。 竺摩对于日寇入侵中国领土、蹂躏中国百姓的罪恶行径非常痛恨，充满爱国爱教的救世情怀。次年“僧侣救护队”解散后，他回到武昌佛学院，不久偕慧云法师南下广州，转赴香港弘法，开展救济难民的募捐和服务工作。他与墨禅法师一起，当选为“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委员兼驻会办事。 在业余时间，他撰文给《大公报》文艺版、《宇宙风》、《大风》等报刊，从而结识当时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许地山、叶灵风、萧乾、萧红、陶亢德和陆丹林等人，开始与港澳地区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进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特邀请竺摩前往澳门佛教功德林，创办“佛学研究班”，让他担任教学工作，学生来自港澳地区，澳门学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门佛教功德林“佛学研究班”，针对当时澳门地区居士学习佛教的热情，首先开讲《维摩诘经》，由跟随他的满慈法师做记录。这是竺摩自出家学佛以来第一次登台系统地讲授一部佛经。 他开讲时说“两三年前，太虚大师在宁波讲《金刚经》、芝峰法师在永嘉一个首刹丛林里——头陀寺——讲弥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讲过好多天，但始终由我个人搭上‘靓’黄绸海青和红衣来负责讲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为始。但这次之所以讲经，因少数同学要研究唯识，不久前霭法师和林居士要我来这里讲因明和五蕴论等唯识学的基本典籍，恰巧现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个人讲经，有了这种种因缘，自然我也不能推辞了。” 澳门佛教功德林开讲《维摩诘经》，对于竺摩个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是他与澳门佛教界结缘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是他正式从事佛教文化教育、独立开展讲经说法活动的重要起点。40年代末，竺摩相继在澳门出版《地藏经讲话》、《佛学问题座谈》等文献，这些都是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说法的记录稿。 《觉音》杂志原名《华南觉音》，是粤港澳地区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于种种原因，《华南觉音》迁往香港后，改名为《觉音》杂志，在海内外佛教文化界的影响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门编辑出版后，使之逐渐享誉海内外，以至成为抗战时期与内地著名的佛教文化杂志《海潮音》、《狮子吼》、《佛学半月刊》一起成为中国佛教文化四大阵地的重要刊物。 这不仅扩大澳门和岭南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而且极大地推动澳门地区抗战期间澳门佛教文化的发展。竺摩经常为《觉音》撰稿。在该刊的第10期上发表他的《胜与胜经》、《敬悼常醒法师》等诗文。从第11期起，连续刊登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的讲经弘法记录稿《维摩经语体讲录》。竺摩对香港青山《觉音》杂志产生重要的影响，加上他个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觉音》杂志社同仁极力推举他担任该刊主编。 当时面临实际困难很多，竺摩还是勇于接受重任，从第12期起担任主编，原来负责该刊编辑事务的满慈法师继续留任，另聘妙音法师担任发行部主任。《觉音》第12期后，竺摩接受香港东莲觉苑的邀请到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两位法师因故回重庆的汉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觉音》杂志社的主要文件带到澳门佛教功德林，交给竺摩负责。 当时出版经费和稿源严重缺乏，但出于对满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关心和强烈的爱国爱教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竺摩不仅积极鼓励满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尽早到达重庆汉藏教理院深造，而且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全部编辑和出版工作。满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师离开澳门赴重庆前夕，竺摩特别为他们饯行，并赋诗以相勉励。 竺摩在编辑出版《觉音》时，先后编发杨慧贞的《赴汤蹈火的释迦弟子》、署名记者的《僧侣救护队抢救难胞》、天军的《释理妙从容就义》、西航的《一个忠实的伤兵》、卧秋的《悼念一个圣洁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门弟子舍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为扩大弘法范围，佛教组织创办《无尽灯》杂志，并出版多种讲经著述，风行港澳及海外。《太虚大师全书》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续明二师担任校对，全书64册，700万言，出到26册时，演培、续明二师赴台湾弘法，其余校对的责任，由竺摩和隆根担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创办“栖霞佛学院”，礼聘竺摩为副院长，全书校对工作由隆根法师一人担任。竺摩在佛学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国龙华佛教社，请他到曼谷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塔开光典礼，他离开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后，在龙华佛教社及中华佛学社两地讲经，并举行书画展。同年5月，槟榔屿的“菩提学院”礼请竺摩担任导师，兼任菩提中学佛学课程。 1956年，“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尼泊尔召开，竺摩以“马来西亚佛教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大会，副团长为毕俊辉居士，秘书是黎东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华佛教会礼请，出任檀香山檀华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师办妥入境签证，年底飞抵檀岛。竺摩在檀岛弘法一年，槟城菩提学院及东南亚信众函电促请，1958年底，返回槟榔屿。而祖印、泉慧两位法师在檀岛长期居留，按照竺摩规划的方针，继续为弘扬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槟城后十多年，经常游化于马来西亚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讲经说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聪为会长，聘请竺摩担任该会顾问。1973年9月8日，为竺摩花甲之庆，槟城各界名流及四众弟子，三千多人为师祝寿，三日间筵开八百余席，收到贺仪四万多元，除数千元开支外，其余三万七千多元，悉数捐给佛总创办的马来亚佛学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湾芙蓉山“太虚大师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礼。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独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华佛学研究社”社长廖英源居士，礼请竺摩赴澳洲讲经。20余日后，竺摩返回槟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国合艾市的住持释继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请竺摩主持开光，并为徒孙显常、显性等多人，传授《沙弥十戒》。6月，应美国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参法师之请，竺摩为慈恩寺主持开光典礼。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讲堂闭关百日，编著《心经讲话》、《佛学问答第二辑》两书，并修订《普贤十愿讲话》。翌年春，他复闭关百日，编辑著作。同年6月，应加拿大温哥华市“世界佛教会”吕雒九、冯公夏二居士之请，竺摩前往温哥华讲经。他在世佛会讲《阿弥陀经》，圆满后返回槟城。 1982年4月，他两度应请赴温哥华，在世佛会讲《天台止观》。当时世佛会会长吕雒九于四月生西，他参加追悼会，并主持大蒙山法会超荐。 竺摩70岁后，对外活动逐渐减少，在槟城时驻锡三慧讲堂，到星洲时驻锡佛缘林，随缘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时35分，竺摩圆寂于三慧讲堂，终年89岁。[1] 竺摩生平除讲经弘道外，作书写画与人结缘。在澳门期间，师从高剑父习画，绘画之余，勤于诗词散文写作，书法别树一格，1941年在澳门举行首次书画展。[3] [1]于凌波：《竺摩》，载“佛教百科＂网，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杂志〉出版具历史和收藏价值的“竺摩法师与澳门”专辑》，载“佛教线上＂网，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黄节，原名黄晦闻，字玉昆，号纯熙，生于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右滩一个陶瓷商人家庭。著名诗人和学者。 黄自幼聪敏好学，深明事理；22岁时在简岸草堂读书，深受岭南大儒简朝亮道德学问的熏陶。两年后，赴广州深造。约1900年，他北游齐、鲁、幽燕等各地，并东渡日本，广泛结识进步人士，深刻认识国情，形成启迪心智、唤醒民心的反清革命思想。 1905年，黄在上海与章太炎、马叙伦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刊印《风雨楼丛书》，创办《国粹学报》，对整个学术界的影响很大；编辑出版《国粹学报》、《国粹丛书》，将清代焚毁的书淘寻，获得15万卷，黄将这些书籍图册分门别类印刷出版，为保存散落民间的珍贵书籍作出巨大的贡献。 民国成立后，黄加入南社，长居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他以诗名世，与梁鼎芬、罗瘿公、曾习经合称岭南近代四家。 黄著有《蒹葭楼集》。作品兼见唐诗的文采风华与宋诗的峭健骨格，人称“唐面宋骨”。他对先秦、汉魏六朝诗文有很多精当见解，学界视为一代宗师。他还著有《诗旨纂辞》、《变雅》、《汉魏乐府风笺》、《魏文帝魏武帝诗注》、《曹子建诗注》、《阮步兵诗注》、《鲍参军诗注集说》、《谢康乐诗注》、《谢宣城诗注》、《顾亭林诗说》等。 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园里，有好几位不向当局买帐的学者，他们以学人的风骨，维护着学术的尊严，其中一位就是精通国学的黄。无论是汪精卫电召出席所谓“国难会议”，还是陈济棠邀任教育厅长，他坚辞不就。 黄本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早年在顺德简岸草堂读书时，与同窗以匡世扶危相勉励；后浪迹大江南北，广泛接触进步人士，接受反清思想，一意从事文化救国事业。为此，他变卖祖业，赴上海与章太炎、邓实、马叙伦等创报刊，创办学会，阐明反清思想，写下大量爱国诗文，为胡汉民草拟《誓师北伐文》。 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黄频频撰文抨击，致遭忌恨。之后，他不再从事新闻舆论工作，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1917年，黄受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专授中国诗学。1922年，他拒任北洋政府秘书长；后担任一年的广东省教育厅长兼通志馆馆长；因对时局不满，1929年辞职，仍回北大工作，同时兼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 1935年1月24日，黄在北京病逝，终年62岁。安葬在广东白云山御书阁畔。[1] 1929年10月，冼玉清来到北京大羊宜宾胡同的“蒹葭楼”，拜会黄节，并以《碧琅玕馆诗集》文稿呈览。黄节批语“陈想未除，陈言未去，独喜其真。”黄节的批语意在鼓励冼玉清要突破旧体诗的旧传统，有更多大胆创新，包括新的思想、新的言辞、新的意境，以激励冼玉清在诗歌创作中开创一代新风，成为独领风骚的诗人。黄节肯定冼玉清诗的优胜处在真切感人、情感自然流露。并提醒她“吾粤诗之滥，滥于张南山”、“嘱谢绝应酬之作”、“勿成篇太捷”。[2] 黄节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注解很有见地，对那个时代诗歌的注解自成一家，尤其是对曹植诗歌的注解，为学界所称道。 黄节所写《诗学》，学界评论说，这是近80年来甚为传统学界所推崇的一本中国古典诗学批评史，比陆侃的《中国诗史》早了20年面世，可以说是近代最早的一部诗学史，朱自清以《论诗学门径》一文举清代诗话代表作叶燮《原诗》与黄节并提。曾有学者表示，《诗学》是近代研究中国的开创性著作，它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王国维的《宋元戏剧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样具有学科建设的奠基意义。 黄节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对诗歌的创作技巧，既有理论探索，又有创作，还是诗歌的传播者，在近现代学者当中，成就十分突出。 黄节对顾炎武诗歌的研究很有影响，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东北被日本侵略，顾炎武诗歌的研究激励、影响当时一大批学生，投身抗日前线。 黄节又是一名出色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在岭南书法家中排名靠前。 晚年时期，黄节研论《毛诗》，凡是与《毛诗》、《楚辞》、《文选》有关的书籍尽数收藏，直到去世，除了图书外，身无长物。[1] 1928年春夏，黄节来到澳门，天气十分酷热。诗人笔下也多夏日景致。如“夏苗无雨多鬅鬙，行云暂作须臾阴”、“湿草低田草亦枯”、“雨带朝暾风又催，井泉枯渴未能回，海夹山气行行去，鸭上枝阴脉脉哀。”苗鬅鬙、草干枯、井无水、鸭上枝，可见当时旱热难耐，热极生风雨。在黄节笔下，又是一幅大雨倾盆、浪如逝川的壮丽景象。如“天逢一雨欲欲乐，海纳群峰故故弯，得水鹈鸪逾斗大，漫田良莠与人顽”、“大鱼出树时高下，渴马收江直万千”。 当年澳门夜景，虽无今天霓虹灯映照下的璀璨绚丽，但海天共一色，明月洒清辉，确也醉人。在黄节笔下，既有“山月出海白，晚雨收玄冥”的明净，又有“浩浩海上鸥，寥寥栏外星”的辽阔、更有“浮云落与人争渡，渔火明如海有涯”的绚烂。黄节在澳门逗留，成为世人更深入了解这位诗人丰富细腻内心世界的绝佳切入点，同时，为历史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3] 2008年，黄节之孙黄炳瑜66岁，五年前开了一家制衣厂。黄炳瑜有八个姐妹，为了谋生，除他及弟弟黄炳虾还住在右滩，其他兄弟姐妹移居到香港、广州、番禺等地发展。 “文革”期间，黄炳瑜之父黄大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对于黄节的历史，黄炳瑜说“父亲不敢说，也不愿意再提及”。黄大星在香港求学，回乡后在一所小学教书，担任学校校长。退休后，家里经济困难，只有靠姐姐在广州的缝纫机厂做工来补贴生活。后来生活好一点，搬到广州，在那里呆了十多年，去世时80多岁。 黄锦晖是黄节的曾孙，现是杏坛镇光华社区民警中队一名民警。对于曾祖父黄节的事迹，他在父亲偶尔提及时才了解到，只知道曾祖父曾经是一位名人。[1] 现录黄节的诗五首： 《濠镜寄广州罗原觉》[4][5][6] 山翠当门且卜居，一年尘事了无余。意多始觉泉明晚，迹近能令务观疏。 邻树鸟鸣同止止，海波鸥没不徐徐。眼前物我俱难得，回首乡邦独累歔。 《澳居杂诗》（五选四）[7] 倚栏树不到簷庭，白日初黄月淡青。楼外是山山后海，人生难得此居停。 一湾水弱不流花，寂寂连山长草芽。五月海风多带雨，乱帆随雨过前沙。 湿草低田旱亦枯，海洲谁谓水都无！憬然《中谷》三章后，不是深忧独老夫。 巢鸟因风落短簷，屡回头处语詹詹。此情只有卿能识，雨后阑干不上帘。 [1]《一代诗人学者黄节》，载《珠江商报》，2008年10月25日。 [2]冼剑民：《岭海育才女风华铸诗魂——拜读冼玉清教授诗歌有感》，载“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网，2012年9月28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7689&secid=8705。 [3]《发现顺德‧澳门专题》，载“顺德图书馆＂网，2012年8月11日，http://www.sdlib.com.cn/2011/news_view.asp?newsid=3701。 [4]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顺德市政府文体局：《岭峤春秋黄节研究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第72页。 [5]罗原觉：（1892-？），南海人，一名元觉，广东著名收藏家。 [6]刘斯奋：《黄节诗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282-283页。 [7]罗原觉：（1892-？），南海人，一名元觉，广东著名收藏家。

汪文炳，字冠时，号伴樵，香山县铁城（今属中山市石岐）南门人。进士、作家、《香山县志续编》总编纂。 清光绪二年（1876），汪文炳考中丙子科举人，光绪二十六年（1880）荣登庚辰科进士，殿试二甲第93名。他先任吏部主事，选授浙江富阳知县，署理钱塘知县，升候补知府；后迁任庚子科浙江乡试同考官、乙酉科顺天乡试弥封官，赏花翎、盐运使衔。[1] 1915年，汪文炳和张丕基（仲弼）被聘为《香山县志续编》总编纂，重修《香山县志》（光绪志）共16卷，志成于1923年。[2]《香山县志续编》提到“澳门为西洋人所住，始自前明嘉靖年间，载在县志，每年仅纳地租银五百两”。“20世纪20年代，澳门半岛及其附近岛屿，合计周围水陆地方平面计算共约370里。” 晚年时候，汪文炳归隐，与邑中名士李赞辰、林星舫、梁碧珊、郑鼐等人，在南门迎阳石成立“仿白香山九老会”，唱游为乐。 汪文炳善于作诗，现录四首：[1] 《壬子重九仿白香山九老会宴集迎阳石》 朋辈招邀让我先，联欢九老继唐贤。重阳节幸留佳日，南极星欣聚九天。 石上题诗伟韵事，楼头醉月迈英年。沧桑世变撩人感，徙倚斜阳古树边。 《步郑君熙见赠四首韵》 管领湖山记宦游，饱餐风月集清流。宰辞花县图归隐，恨抱萱帷莫解忧。 三窟功名嗤狡兔，一生心迹寄浮欧。且倾樽酒酬佳节，胜会春明瞬复秋。 《闻本邑专审所员曾罗被逮捕解省感赋》 其一 扫除专制说共和，何物豺狼遍地多。 贿赂公行无枉直，脂膏尽吮等妖魔。 欧风美丽阴全翳，白镪黄金抚且摩。 幸有法庭公道在，作囚阶下罪严科。 其二 恨煞机关布爪牙，作伥引虎罪应加。 通风兔狡营三窟，败露狼贫哭几家。 草木有知能指佞，雷霆不测尽诛邪。 诸公有意休钳舌，莫比寒林宿暮鸦。 [1]《汪文炳‧清末》，载《中山文史》（第18辑），中山：中山政协，1990，第102-103页。 [2]《香山县志续编》，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3年12月1日，http://www.zsda.gov.cn/html/zsdq/zszs/xz/。

邓尔雅，原名溥，后更名万岁，字季雨，号尔疋、尒疋、宠恩，别署绿绮台主、风丁老人；斋堂为绿绮园、邓斋；广东东莞人，生于江西。[1]著名文字学大家、篆刻家。名儒邓蓉镜第四子。 尔雅是东莞邓云霄第十一世孙。邓云霄是1598年进士，以谏恒出湖广左右参藩，为官行法严毅，为文渊浩宏硕，尤工诗律，著作等身，《紫云楼诗稿》、《漱玉斋文集》、《词曲竹林小记》、《笔记冷邸小言》等列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邓云霄、邓逢京父子晚明时期，与同邑著名书画家张穆、黄贞都以篆刻齐名。邓逢京有五方印传世，沉厚朴茂，饶有可人风致。 父亲邓蓉镜于1864年考中举人，1871年荣登进士，历任丙子会试同考官，己卯（1879）顺天乡试同考官、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等官；后为江西督粮道、署理江西按察使，素有“邓青天”美誉。三次诰授资政大夫，加二品衔花翎。1893年回乡，后任广州广雅书院第三任山长（院长）。邓蓉镜亦精通篆刻，与篆刻大家黄士陵（牧甫）过从甚密，现存黄士陵为尔雅于1892年所刻“莲裳翰墨”和后在广雅书院时所刻的“花之君子”二印。 尔雅受到家风熏陶，耳濡目染，自小对六艺产生浓厚的兴趣。当家庭教师为大他六岁的哥哥讲授《文字蒙求》、《说文部首》等书时，尔雅饶有兴趣地在旁边当“旁听生”，他自小略知六书体例。父亲在家里操刀刻章，他看得如痴如醉。人家的小孩在外玩耍，他却在家里玩弄石头，捉力嬉戏，深得父亲喜爱。家里大量的藏书，成为他童年岁月的伙伴，关于篆印的书籍，他一一翻遍。他看完家里书，就到书坊购买金石图籍。当时这类书，都是点石影印出版，价格便宜，而古代图书、印谱，甚为难得。他四处向戚友借阅，博览群书。之后，他渐渐窥得篆刻的门径、篆刻的要领，甚么冲刀、切刀之法，甚么阴阳、布白，小小年纪，他自己操刀如笔，八岁时开始篆刻的生涯，深得父执辈的赞赏。 尔雅专心研习黄士陵的印，自称是黄士陵的“私塾弟子”，作品颇有师传斩钉截铁之风，方劲古拙之妙，但不为所囿，能入能出，不断变化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的面目，印名闻名遐迩，蜚声海外。 1899年，尔雅入读广雅书院。1905年偕妻及长子邓小雅赴日学医，后改学美术，1910年回国担任小学教员；次年与潘达微等同办《时报画报》、《赏奇画报》；1912年与黄节等创办贞社广州分社；1915年后，尔雅以书刻文章游艺粤桂等地。 1910年，尔雅名列于《广印人传》；1911年在《时事画报》上刊登润例，开始了他鬻字、鬻印的生涯。他一生刻过的印无法准确统计，但当数以万计。他培养一批广东的篆刻名家，如余仲嘉、刘玉林、莫铁等。他的外甥容庚、容肇祖、容肇新及侄子邓祖杰于艺林中亦有印名。[2] 1922年，尔雅携眷到了香港，在新界大埔筑绿绮园居住；1926年，他与潘达微、黄般若组建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艺观学会和南社书画社；1928年担任《非非画报》编辑；1932年任中山大学顾问教授，后任第二军军长香翰屏的幕僚及中区绥靖公署委员；1936年与黄节组建南社广东分社。1937年移居香港。1938年广州沦陷，避兵岛上，治印《不求闻达》。1940年香港举办广东文物展览会，他担任征集组组长。日寇侵占香港后，匿名隐居。抗战胜利后，治印《幸民》、《历劫不坏》等。[3] 晚年时期，尔雅喜欢参用六朝碑文字入印，人谓之“驱使铦笔，毛颖纵横”。印章风格清丽恬淡，刚劲隽永；刀笔俱现，韵味清朗；还善于刻造像印。所刻的印章，只得形象而不知是何字，这是他篆刻的一种代表性创造。 在尔雅的影响下，一家人与篆刻结下了不解之缘。长子邓橘，自幼聪颖嗜学，随侍父亲笔砚之余，亦操刀习印，并随父参加印学社团的活动。其印除得家法外，又参汉金意趣，疏密变化，至堪玩味，深得父执青睐，可惜早逝。次子邓祖永、三子邓祖润、三女邓复、五女邓悦，皆能治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邓橘，列名于印人传中。尔雅的继室叶奕，过门时文化程度不高，但在尔雅引导下，不时操刀治印，先是由尔雅把印文写在石上，让叶奕摹刻；久而久之，叶奕熟能生巧，从摹写、布白、操刀，挥洒自如。[2]1954年10月6日，尔雅在香港病逝，终年70岁。 邓尔雅着有《文字源流》、《邓斋印谱》、《邓斋笔记》、《艺觚草稿》、《艺》、《绿绮园诗集》、《集唐宋诗联》、《聊斋索引》、《篆刻卮言》、《印雅》等书。[1] 邓尔雅的外孙和外曾孙喜欢篆刻，只是业余爱好，无继承祖业之意。从邓云霄算起，篆刻之艺相传15代，家风不失，难能可贵。邓尔雅一生刻过多少印，实在无法统计。由东莞政协主编、荣宝斋出版的《邓尔雅篆刻集》，收入邓尔雅近2500方印。楷书印似俗实雅，古雅清朗，冲和自然，格调甚高。鱼鸟虫书入印，线条畅达宛转，盘曲游动，方寸之间，艳而不妖。佛像印造型简约洗练，线条圆洁厚润。金石味中透出强烈的装饰美，别具韵味。[2] 邓尔雅到港澳授徒，在澳门留下不少宝贵的文化遗产，多幅作品为澳门博物馆收藏。2008年12月，澳门行隐画艺学会主办的“濠江旧侣书画作品展”在澳门卢园春草堂举行。展出20世纪40-50年代旅居澳门的画家邓尔雅、冯芝、陈融、沈仲强、邓芬、李研山、张韶石、傅菩禅、方人定等人作品逾百幅，观者不仅可以欣赏到这些画家丰富的文化底蕴、高超的艺术水准，而且可以提高书画界人士及书画爱好者的水准。[4] 现录邓尔雅作于1923年的诗一首《澳门》：[5] 古刻摩厓不可寻，惟存普济一禅林。 当时遗老空奔走，姑道安居便死心。 [1].《邓尔雅》，载“邓尔雅个人官方网站＂，2010年1月1日，http://3405.a.artokok.com/。 [2].黄大德：《篆刻大家邓尔雅》，载《东莞日报》，2007年11月28日。 [3].《邓尔雅》，载“中国硬笔书法线上＂网，2010年1月1日，http://www.yingbishufa.com/zhuanke/jdyrz/dengerya.htm。 [4].《濠江旧侣书画作品展在澳门举行》，载《中国书画报》，2008年12月21日。 [5].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20页。

谭莹，字兆仁，号玉生，广东南海捕属（今属广州市）人。岭南文献家、编书家和骈文家、诗人。 谭自少聪颖，喜作诗赋，12岁作《鸡冠花赋》、《看桃花诗》，县中耆宿惊赞为“后来之秀”。适值两广总督阮元督粤，游越秀山寺，见到谭的题壁诗文，赞赏有加，一时传为佳话。谭以县考首选榜入学。 清道光初年，阮元在广州越秀山创立学海堂，明言不教八股，专以经史考据课士，兼及诗赋，实际上是以讲求实学之风气，扭转广东文坛学术浮夸之弊。当时能跻身学海堂者，如陈澧、朱次琦、曾钊、陈兰修、谭等十多个优秀学生，几乎囊括当时岭南士子的精英。 学海堂从另一角度说是岭南最高学府的研究生院，成就斐然。谭在学海堂常受阮元赞誉，所作《蒲涧修禊序》、《岭南荔枝词》尤为欣赏。学官叹其“粤东固多俊才”、“此手合推第一”，文誉日隆。同时，谭以优行生（学行兼优的生员）入贡，院试名列前茅。文章憎命达。 尽管谭在学界傲视同侪，但他对功名有心而不迫切，导致乡试屡遭失败，20多年无缘科举；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举人，又因策问触及时讳，降为榜末，险些失去。 谭赴京会试，名落孙山，从此无意科场，安居教职。他先后任肇庆府学教授、博罗院学教谕、嘉应州学和化州州学训导、琼州府学教授（未赴任）等职，后来，他充任粤秀、粤华、端溪等书院院监，数十年培育岭南人才，诲人不倦。 谭一生为丰富岭南文库作出重大的贡献。他和伍崇曜的合作，博采和整理海内罕见古籍，钩沉佚著，刊播地方文献，汇刻成丛，在岭南文化大地和文献之园无声播种，裨益后代，青史留名。 两人合作半生，所刻的书有《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楚庭耆旧遗诗》、《粤雅堂丛书》等。署名是伍崇曜，实际上由选题、选材和编纂的工作，从访求、收集、研读、鉴别，并加以校勘、审定和编排之统筹，直至丛书的序言和丛书所收各书的尾跋，都离不开谭的汗水和心血。 《粤雅堂丛书》是谭和伍崇曜合作最大型又最有影响的一部丛书。此书从道光三十年（1850）开始付刻，经咸丰、同治，直至光绪元年（1875）为止，历时25年，前后出正、续、三编，共30集，收书208种、1289卷，是清代后期一部大型私刻综合性丛书。 谭在审辑此书时，显示出他作为国内有数的文献家和编书大家的气魄和特色。 一是收入《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出之逸书，如《宝刻类编》、《帝苑》。 二是收入《四库全书》编后嘉庆年间，阮元进呈，而《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如《尔雅新义》、《九国志》。 三是收入日本学者林述斋所辑《佚存丛书》一部分之书：如《文馆词林》，是继《文选》后最早的诗文总集，共1000卷。此书早于北宋亡佚，日本学者发现残卷后，中土惊为秘笈。虽残页断简，弥足珍贵。 四是收录四库未收之书和其他丛书少收之书，如《虎钤经》和《四书逸笺》等，大都极为罕见。 五是收入道光前后之近人有价值而又未刻之书，如钱大绍《类经》、全望祖《汉书地理志稽疑》等。《粤雅堂丛书》凡跋尾二百余篇，其体例统一，又极有章法；征引广博，审考精详；非广揽群书、精思博见、洞识卓颖者不能为。 期间，谭受到当时学界和学术之尊阮元的高度称赞，是对我国自汉刘向、刘歆所校订古籍方法的继承和改进。谭在书后跋语中，先概述作者生平和学术造诣，再分析内容，撮其要旨，评得失；又注重辩证学术，考核源流，甚得《四库全书》纪氏之味。学术上，对《四库提要》多所补正、驳正和补充，又为纪氏所不及。 谭编纂的《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及其他丛书序文，很有特色，其语体和语言风格充分地体现作者“尤工骈体文”、喜俪体和句式工整对称的特点。每种书后所附跋语，介绍作者生平、书籍来源、版本情况和校勘情况，十分详细。其学识之广博，功力之深厚和见解之卓越。《岭南遗书》计收75种，其书之序跋，谭之名虽隐，但功不可没。 《粤十三家集》是辑者用心收录，或借或抄或买，共得岭南十三家诗文集，包括有宋代李昴英、赵必豫、区仕衡；明代李时行、黎民表、区大相、陈子壮、黎遂球、陈子升；清代方殿元、梁纲兰、王隼、易宏，都是在粤诗家有一定影响的代表。 清同治十年（1871），谭在广州去世，终年71岁。 谭莹著有《乐志堂诗集》12卷、《乐志堂文集》18卷（约1861年出版）。有部分文章收入《学海堂丛刻》，题为《乐志堂文略》（四卷）；晚年时著有《续国朝骈文正宗》一卷（未完）。 谭莹次子谭宗浚（1846-1888），字叙裕，后改懋安，进士，有文名，选为学海堂堂监。谭宗浚有父之风，创藏书斋“希古堂”；所继承其父的藏书，后增至八万余卷，一度总数达到12万卷；著有《希古堂文集》。[1] 谭莹到过澳门游历，并作七律诗一首： 《澳门人馈青洲蟹》[2][3] 岛中珍味冠熊鱼，一例无肠企不如。[4]风雪估帆天气换，烽烟蛮榼世缘疎。 谁堪出将征佳兆，人笑居夷乏远书。闻说避兵仍踵至，大都留飨武陵渔。[5] [1]佛山炎黄文化研究会、佛山政协：《佛山历史人物录》（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第149-154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52页。 [3]黄德鸿：《澳门掌故》，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第265页。 [4]谭莹把“无肠公仔”比作珍味，甚至连熊鱼也不及。但在从未尝过此等珍味的人来说，确实是少有的滋味。因为此种黄油膏蟹只有在咸淡水交杂的海岸边才能生养。 [5]这首诗作于清咸丰四年（1854）冬。在此之前，诗人曾到澳门，一尝青洲蟹的美味。此时在羊城接到澳门友人馈送的青洲蟹，遂有此诗之作。诗中“烽烟”、“避兵”及“武陵渔”等，与当时粤中红巾军之役有关。

简朝亮，字季起，号竹居，顺德县简岸乡（今属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简岸村）人。学者称为“简岸先生”、岭南近代著名经学家和教育家。[1] 父亲简孙扬精通文墨，长期在本族祠堂供职，家境贫寒，品行方正。 朝亮自幼聪颖，刻苦好学，严格自律，品行高尚；27岁时补禀生，在广州设馆授徒。他37岁时，第五次应考举人，落第后不再涉足科场；回乡建读书草堂，一边讲学，一边读书著述。 朝亮毕生师承朱九江的学说，极力宣导“通经致用”（掌握儒家经典精义，应用于人生实践），尊奉孔学是“万世学术之宗”，写下大量著作，希望藉以“正人心，挽世风”；而对于兴起的新学，抱有排斥态度，视为“介乱”、“离经叛道”。他把国家民族的危难归咎于“人心不古”，一再呼吁“明正修身之道，始可达于治平之阶”。 朝亮的思想虽趋于保守，品德高尚，淡泊明志。他成为禀生后，生活仍相当拮据，却从不为童生作担保，以赚取酬金。每次应考举子试，一般考生那样出钱买誊录（新科考试时，由于时间限制，考生不可能将考卷的作文草稿誊正上交。为便于教官批阅，考场雇用一批书手，只要考生缴交一定费用，可代为誊正草稿。这种做法叫“买誊录”）。他认为一经别人誊正，便涉嫌文过饰非。时人认为，他连考五次都没考上，与此有关。但他泰然处之，无怨无悔。 朝亮先后在广州、顺德、阳山筑“读书草堂”、“读书山堂”，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专治经史之学，成就卓越；著有《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尚书集注述疏》、《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孝经集注述疏》等文献。[2] 朝亮设帐讲学30多年，社会影响颇大。他言传身教，与学生一起笃行儒家修身之道。学生们深受潜移默化，走出社会后，大多大有作为和声誉良好。他的仪态风度，无不令学生钦仰折服；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课堂上身心全情投入，雄论滔滔，声若洪钟；每谈到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时事，忍不住拍案而起，大声疾呼，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数十年后，学生们对此印象犹新，津津乐道。 朝亮门人众多，人才辈出，如晚清国粹派领袖邓实、黄节出自其门下。[1] 朝亮秉性正直，不畏权势。清光绪年间，简岸邻村槎涌的豪强买通省衙门某达官贵人，伪造证据，拒绝出钱修筑历来由简岸、槎涌、禄洲合修的三村堤围，引起简岸、禄洲两村村民不满，上告到县衙门。顺德知县害怕得罪权贵，不敢主持公道。朝亮挺身而出，亲自到省上面见主管此事的谳官，而谳官官官相护，一脸不高兴，斥责朝亮“无事生非，要胁官府，居心叵测”。 朝亮毫不畏惧，据理力争。谳官见一个小小的生员居然斗胆顶撞自己，喝令左右把朝亮的帽子摘掉，并咆哮道：“若还多嘴，当堂打死你！” 朝亮早置生死于度外，大声抗辩：“大人枉判此案，为害三乡，即使杀了我。也无济于事！”谳官气得说不出话来，悻悻然退入后堂，半晌，重新走出来，态度稍为缓和，叫朝亮上前，让左右把帽子还给他，但案件仍维持原判。 民国成立后，政权旁落于北洋军阀手中。1915年，袁世凯网罗全国各地知名人士，作为他窃国称帝的羽翼，朝亮在礼聘之列。他拒绝会见北洋使官，使官等了几天一无所获，只好留下聘书，悻悻地回京覆命。[2] 1887年，朝亮游历澳门、香港。《读书堂集》卷八记录他游历澳门、香港诗作。如《澳门》诗写葡国化的澳门，云：“大眼鱼舵泛海家，澳门口岸阻浮沙。万人争入葡萄国，市利何如卜榜花。”之后，他东渡香港，途经汲水门，有诗纪事。 来到香港后，新异风貌，使朝亮赞叹不已，他撰写《香港四首》诗，分别介绍升旗山（今太平山）、大马路、番妓楼（妓院）、绿衣兵（警察），颇能刻画出英国统治下香港洋化的一番景象。[1] 《升旗山》诗云：“白沙碧草路委蛇，云气初开欲午曦。回首升旗山未半，玉楼斜倚醉戎姬。”诗写苍翠的太平山，洋人遍居，尤其是西洋女子醉倚在玉楼琼宇之中，姿态多么妩媚呀！自洋人杂居后，西方的名物随之进入香港。《大马路》诗云：“夹道垂阴外国花，廛居画地斗簷牙。少年不敢摴蒲戏，但看西人走马车。”写港岛大马路上盛开着外国的花朵，殖民化可见一斑。 《番妓楼》写洋人开办的洋妓院，诗云：“金镂花钱出碧洋，电镫浮影锦衣光。可怜卖笑青楼女，一半番妆一半唐。”在灯光辉煌、雕饰华美的妓院中，有穿着唐装的洋妓，亦有着番装的唐妓，这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打扮，反映出当时香港青楼的独特风貌，表明中西文化的进一步融洽。 《绿衣兵》诗写香港警察：“吹茄号令报严更，顷刻旋收海市声。借问月明谁犯夜，绿衣一唤万人惊。”绿色制服，执法严明，成为殖民地治安的特色，这当然与晚清腐朽的役差截然不同。1933年，朝亮去世，终年82岁。[2] [1]刘正刚：《居家忧国的简朝亮》，载“南方网＂，2010年11月12日，http://theory.southcn.com/wenszj/content/2008-11/05/content_4688012.htm。 [2]程中山：《红尘往事：岭南儒宗简朝亮诗中的香港》，载“新浪网＂，2008年1月6日，http://news.sina.com.cn/o/2004-12-29/16404663050s.shtml。

刘桢麟，字孝实，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学者、新派人士。 刘桢麟是康有为弟子，居住澳门。[1]1896年11月，康有为前来澳门游览，受到刘桢麟、何连旺等维新派人士热情欢迎。这次聚会，澳门人士对上海出版的《时务报》推崇备至。大家商讨办一份报纸，决定由康有为领导采编，出资发行。[2]于是，1897年2月22日，《知新报》（The Reformer China）应运而生。 《知新报》报馆设在澳门大井头第四号，总理为何廷光，康广仁、刘桢麟、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吴恒炜、王觉任、陈继俨等人担任撰述，编译英文为周灵生、葡文为宋次生、德文为沙士、法文为罗渣、美文甘若云、日文唐振超。发行地点除澳门该报报馆外，还有香港、广州、佛山、石岐、江门、汕头、梧州、桂林、三藩市、安南等地，发行省内外、海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众多杰出人士聚集于澳门共同创办《知新报》，并且取得突出的成绩，这是澳门对中国近代文学、文化作出的一项重要贡献。《知新报》是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创办的与《时务报》齐名的重要期刊，成为研究戊戌变法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的珍贵资料。[3]《知新报》与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被拥护维新变法思想的人视为最重要的三种报纸。[4] 1898年5月，刘祯麟与何连旺、张寿波等人成立“澳门戒鸦片烟分会”；并在《知新报》上大力宣传，号召人们戒断烟瘾。当时澳门与上海、湖南等地一样，是维新变法思想非常活跃的地区。[5]当时，不少人主张兴医学以强种强国。刘桢麟立即说：“积体而成人，积人而成国，积国而成天下。故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且骎骎乎进于道矣。”[6] 1898年8月，“戊戌政变”爆发，维新派遭到朝廷残酷镇压，包括《知新报》经理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刘桢麟等人主持澳门保皇总会，曾策划派人赴京刺杀荣禄，“以报六君之仇”，但未能成行。[7] 刘桢麟撰写《论西学与西教无关》、《复仇说》、《富强始于卫生论》、《论中国宜开赛会以兴商务》、《皇朝经世文新编》等文献。 [1]《澳门保皇总会史事钩沉》，载“王朝网路＂网，2013年6月1日，http://tc.wangchao.net.cn/junshi/detail_130592.html。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页。 [3]《澳门〈知新报〉与“诗界革命”》，载“中山网＂，2010年1月5日，http://www.zsnews.cn/Backup/2007/06/22/687570.shtml。 [4]《清末中国医界对西方医学的观察与仿行》，载“论文联盟＂网，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5]戴裔煊：《澳门历史纲要》，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第253页。 [6]《清末中国医界对西方医学的观察与仿行》，载“论文联盟＂网，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7]赵春晨：《岭南近代史事与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