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年（1576年1月31日─1577年1月18日）本年，成图于万历四年（1576）的《广东沿海图》上澳门半岛中部标有“蠔镜澳”，并在其旁绘有六座房屋，标为“番人房屋”。半岛南部标有“亚马港”，其旁绘有外国船二艘正进入澳门内港，其南标有“十字门”，在澳门半岛与亚婆尾（大横琴岛东部与路环相对处）、深井（大横琴岛北部地名）之间绘有“西草澳（湾）”。半岛北部标有“望下村”，其旁称“有陆路至香山县”。在望下村之北，莲花茎出口处标有“凤凰山”。这是中国地图中第一次记录澳门的古图，亦是一幅极有价值的古澳门历史地图，很多澳门开埠问题在此图中能寻获证据。前者“亚马港”的出现证明葡人对澳门的称呼Amaquão已为华人所接受，并有相应的地名。后者“望下村”的出现证明当时华人进入澳门半岛的人数大增，“闽粤商人趋之若鹜”，望下村大约在此时开村。但值得注意的是，万历二年（1574）在莲花茎建起的关闸未见于图中，荷兰人特奥多雷•布利（Theodore de Bry）完成于1598年之前的《澳门城市图》亦未绘制关闸，但从1622年、1635年以后的葡人澳门地图及清康熙以后的中国澳门图则均明显标有关闸。故疑万历二年在莲花茎设立的关闸很可能只是一座很简陋的关卡，或是一道土墙，故至万历四十年（1612）时，张鸣冈又下令“于唐基环处垒石为关”。因此，真正具有城楼形式的“关”应是在万历四十年之后才建成的。正因为万历二年关闸初建，且简陋，故《广东沿海图》未绘制关闸。王文达的《澳门掌故》第150页称：“凤凰山，在沙梨头境。该山亦习称为白鸽巢山，寝且几忘其名为凤凰山。”唐思的《澳门风物志》第78页亦称“白鸽巢山又名凤凰山”。黄德鸿的《澳门新语》第243页否定此说称：“凤凰山就是今日所称的五桂山，又名香山，香山县得名就是自此而来。”祝淮的《新修香山县志》卷1《舆地•山川》称，“凤凰山在东城东南一百里，高七十七丈，广十里，东界南坑，北接官塘冈，西为金竹园，白蜮石，古壑诸峰，南赴海”。祝淮所言“南赴海”是否即指凤凰山的南面余脉已伸入澳门半岛直至海边呢？如此，李遐龄的《澳门头海边晚步》诗中“偶从白鸽巢边过”，“背指凤凰山月生”之凤凰山，就应指白鸽巢山。参见李遐龄：《勺园诗钞》卷1《澳门海边晚步》。王廷钤纂辑：《香山县下恭常都十三乡采访册》卷上《下恭常都地图说》称凤凰山为“下恭常都十余乡发龙之祖山”。白鸽巢山当是此祖山之余脉。郭棐：《粤大记》卷32附《广东沿海图》，成图时间参见汤开建的《〈粤大记•广东沿海图〉中的澳门地名》，载《岭南文史》2000年第1期。因该图在南澳岛上标有“新副总兵城”，南澳于万历三年九月设副总兵，万历四年建南澳副总兵城（《明神宗实录》卷42万历三年九月辛丑及郝玉麟的《（雍正）广东通志》卷14《城池志•南澳城》，图既称“新”城，可证图与南澳建城大约同时）。按：郭棐的《粤大记•广东沿海图》并非郭棐所作，以现存图比照，郭著的《广东沿海图》之香山部分与宋应昌的《全海图注》附图《广东沿海图》之香山部分完全一致，故知，郭棐之图当取之于宋应昌的《全海图注》之附图。宋应昌的《全海图注》有李化龙万历十九年（1591）序。可证，该图应完成于万历十九年之前。《全海图注》是一份全国性的海图，广东只是其中一部分。因此，全部地图的完成一定是分时间段完成的。广东沿海部分完成时间较早，应在万历四年时完成（参见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之143图及图版说明，第10—11页）。张廷玉：《明史》卷325《佛郎机传》。《明神宗实录》卷499，万历四十年九月戊戌。

崇祯七年（1634年1月29日─1635年2月16日）本年，葡萄牙人巴雷托•雷曾德（Barreto de Resende）神父《澳门平面图》完成，收入安东尼奥•博卡罗（António Bocarro）的《东印度所有要塞、城市和村镇平面图册》中。该图以绘画的形式绘制了当时葡人在澳门半岛所建澳门城市的真实状况。图中绘制了数百所葡人居住的房屋，大多为两层，少数为三层。在城外从北往南有中国关闸、望厦村、东望洋教堂、望德堂。在城内，北面的城墙有东望洋炮台，东望洋山下有城门一座（即后来的水坑尾街），大三巴炮台，环伺四周均架炮；炮台前城墙有一缺口，但未见门楼，疑即旧三巴门，旁即为圣保禄教堂，清晰可见，当时仅建成教堂，牌坊尚未修建；其下又有一座炮台，当即沙梨头炮台（Forte de Patane）。城墙有东望洋山一直绵亘至内港，内港一直延伸至妈阁炮台前均建有围墙，在沙梨头口处有一城门，在今十六甫处有一阙口，当为码头。东望洋炮台沿东部海亦有城墙相连，东望洋炮台南下有圣方济各教堂和嘉思栏炮台，南湾一线无城墙，再南则为圣伯多禄小炮台、西望洋教堂及烧灰炉炮台，南部沿海至妈阁炮台一线亦有城墙。当时葡人居住区的澳门全部被城墙包围。值得注意的是在妈阁炮台有一道城门，这一城门为其他文献所未载，这是城内通内港及妈阁庙之通道。在圣保禄教堂旁有花王堂，在靠近南湾处有仁慈堂，仁慈堂之西有圣多明我教堂，图中表十字架处皆为教堂，圣奥斯定堂和老楞佐堂处未标十字架，但从建筑形式亦可清楚辨认。城内许多住宅区亦建有围墙，应为葡人贵族住宅的保护建筑。沙梨头城门对面绘有青洲岛，岛内已被开发，植有树木，建有房屋。这幅图可以大致反映17世纪初期澳门城市发展的规模和城市建设的基本状况。雷曾德：《澳门平面图》（1634），原载1634年安东尼奥•博卡罗著的《东印度所有要塞、城市和村镇平面图册》，现转载《文化杂志》第10期，1993年，第17页；白乐嘉在其《西方开拓者及其对澳门的发现》书中亦附有一幅相近似的图，其在图上方标有“1632年”字样。

民国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12月，依照繁荣澳门计划，澳门政府开始办理疏河工程。工程初在第一号码头附近进行，使得港务局船舶易于停泊码头，由澳门唯一浚河船“比利士文”号负责挖掘，挖出之海泥则用自荷兰治河公司租赁之船只运输。《最近三年澳门属地完成及改善各项工程概况 (1947年9月至1950年9月)》，第40页。

光绪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9月16日，从里斯本来的公共工务部工程师囉利囉（Adolfo Ferreira de Loureiro）少校抵达澳门。其任务为研究起草一份关于澳门港口状况及需要的报告。据1865年至1881年的一份统计资料，内港堆积的沉积物形成的淤塞层已达1. 25米厚，当澳门的经济需要进一步向海上发展时，情况就越发严重。葡国工程师的方案于1884年公布，但因不具备条件而未实施。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31页；王文达：《澳门掌故》，第30页提到的1883年修改内港填筑计画的工程人员罗利老应即是阿道夫．罗莱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