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天主耶稣会士。字惟信。澳门人。其父为虔诚天主教徒，与当时居澳门的法国教士陆德神父交往甚密。1645年，随陆德赴罗马深造，入罗马圣安德勒学院学习。1653年入罗马公学，攻读修辞学、物理学、哲学、逻辑学等课程，后留校任敎。1660年至威尼斯攻读神学。是第一位华籍耶稣会司铎，也是第一位中国留欧学生。1668年8月19日返抵澳门。在澳门圣保禄学院学习华语。期间郑玛诺曾写信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要求派中国神父到内地传教，以挽救天主教传敎事业在中国的危局。1671年，清廷解除禁敎令，西方传教士返回北京供职，郑玛诺亦被推荐进京，修订历法。1673年卒于北京，年仅40岁。墓在阜城门外胜公栅栏。

天主教传教士。字涵璞。日耳曼人，1611年入耶稣会。1620年抵澳门。崇祯二年（1629）徐光启荐修历法，所译历书有《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论述弧三角、《黄赤道距度表》一卷，译有《割圜八线表》六卷。1630年病逝于北京。

明末清初画家。字渔山，号墨井道人。江苏常熟人。幼学画，稍长学琴。自幼领洗，又多与西人牧师、神父往来。1681年，吴历决意随柏应理神父赴罗马觐见教皇，原欲经澳门乘荷兰船赴欧洲，已至澳门，未能成行，遂留居澳门约五个多月。1682年在澳门时加入耶稣会，受洗名为西满‧沙勿略，并遵习俗取葡式名雅古纳。常居圣保禄教堂，吟诗作画，有《渔山袖珍册》、《白传湓江图卷》、《秋山红叶图》、《山水云轴》等等。此时之绘画，明显有吸收西方绘画艺术之处。同时还著有《三巴集》，“三巴”即以其居地澳门圣保绿教堂之译音为名，其《澳门杂咏》30首，均与澳门有关，实为早期澳门重要的文学史料。1682年离澳，在江浙一带传。1718年卒于上海。

或作希贤，字思默。江苏华亭人。曾于康熙年间与吴历随西洋教士柏应理至澳门，入圣保禄学院研究神学。1688年入耶稣会，在上海传教，圣名多明我。著有《圣年主保单》二卷及《亿说》，勉励人修德立功。所撰《岙门记》记述之圣保禄学院、教堂、修会、砲台等，是研究澳门之第一手资料。

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天主教亚洲教区巡视神父。字立山。意大利人。生于那不勒斯，出身名门望族。19岁时获得帕度亚大学法学博士。1566年在罗马入耶稣会，同年入圣安德修院，晋司铎后任修院教习。1573年被任命为视察东印度及从果阿到日本之间各地耶稣会使团教务的巡视神父。多次巡历亚洲各国，在印度、日本及中国海上航行往来32年，被尊为“东方宗徒”。1574年（明万历二年）3月21日，范礼安随第27批耶稣会远征队41人由葡萄牙里斯本出发，9月6日抵达印度果阿。1577年（明万历五年）9月离开果阿，经马六甲于9月6日到达澳门。范在澳门居住两年，他热切希望在中国传教，但遇到一些困难。据另一位神父曾德昭（Álvaro Semedo，1586-1658）的文字记载，范在澳门学习时，有一日遥看窗外大陆，大声呼喊：“岩石！岩石！汝何时得开！”（《中国通史》）他意识到澳门地位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此，在中国传教必须学会汉语。他向耶稣会总会提出建议，希望在澳门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培训东方传教士，并致函印度教区主教鲁伊玆（Vincent Ruiz），请他派人到中国学习汉语。应他的要求，其后不久，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巴范济（François Passio，1551-1612）、利玛窦（Mateu Ricci，1552-1610）等遂奉命来澳，学习汉语，然后进入中国内地传教。澳门培养教士的圣保禄学院规模逐渐扩充，万历年间耶稣会士最多时约有80人，为当时驰名远东的最大修院。范礼安一度将日本活字印刷厂迁至澳门，印行宗教书籍。1579年7月，范离开澳门前往日本传教，劝说有马郡藩主及其家属入教，并亲自为之授洗。1582年3月回到澳门，年底赴果阿，后晋升为省主教，在果阿设主教府。1583年再次被任命为东印度的巡视神父，1587年任亚洲地区巡视神父，1588年回澳。以后，又三次往返于澳门、日本之间。1606年1月20日在澳门逝世。著有《1580-1599年关于日本与中国通讯》、《致日本及印度各族虔诚基督徒的公开信》等。

耶稣会传教士。法国人。1594年入耶稣会，1610年来华。次年至南京，随郭居静（Lazarus Cattaneo）、高一志（Alphose Vagnoni）神父学习华语。他是第一个向教廷请准以中文举行弥撒，行其他圣事，以及诵念日课的。金尼阁在欧洲时，遍历意、法、德、比诸国，其主要目的是向各方募集书籍。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金尼阁与其他22位教士再度来华。明泰昌元年（1620）抵澳门，带来了大批藏书，后来分批运至北京，对中外文化交流有所促进。

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西班牙纳瓦拉（Navarra）人。澳门大三巴牌坊上有其雕像。1525年赴巴黎大学学习，1530年获艺术硕士学位。至1536年受聘为多尔麦─博维（Dormais-Beauvais）学院教师。在此期间与当时在巴黎大学学习的罗耀拉（Inácio de Loiola）为室友，二人过从甚密。时人戏称他们的宿舍为“耶稣会”（Societas Jesus）。1534年沙氏与另外五个同伴协助罗氏成立耶稣会，立志向圣地进军或完成任何梵蒂冈派遣的任务。圣方济各‧沙勿略1537年晋铎神甫。1539年，葡王唐若奥三世（D. João III）邀请其了解东印度的风土人情并统领传教事务。1540年，沙氏应葡王盛邀，随葡萄牙驻教廷使节来到里斯本。时值耶稣会获教皇保罗三世（Paulo III）1540年9月27日教谕批准立会。1541年4月7日耶稣会正式宣告成立。罗耀拉被推选为首届会长。1540年，沙氏搭乘前往印度出任总督的M. A .索札（Martim Afonso de Sousa）的船只东来。葡萄牙王家东方保教会包括1534年成立的果阿教区下属的大片地区。其管辖范围从好望角至远东。经教皇的永久授权，葡萄牙国王在此区域内，对无论是否在其治下的领土拥有保教权，即对居民传教、开辟教区、设立教堂、提出主教及其他高级教职候选人、供养神职人员、维持宗教机构。沙勿略1542年5月6日抵达果阿。1549年4月初离开果阿前往日本，8月15日抵达日本鹿儿岛。当沙氏成功施洗百余日本人后，遭致佛教僧侣疑忌。鹿儿岛领主在当地佛教怂恿下，开始禁止天主教。沙氏遂往平户、山口、京都等地传教。1551年11月22日离开船井郡返回印度。1552年2月中旬抵达果阿。在视察了当地的教务后，于1552年4月14日再次离开果阿东来，准备前往中国传教。由于当时严厉的海禁，沙氏不得入华，于是同一华人达成交易，出200公担胡椒的代价，请其偷渡入境。但在此计划未实施前，沙氏身染热病，于1552年12月2-3日间在上川岛北部三洲塘与世长辞。

天主教传教士。字思及。意大利人，1600年入耶稣会。1610年抵澳门，曾在澳门教授数学两年。后至北京、常熟、杭州，与士大夫往还，被称为“西来孔子”，在福建传教23年。明天启三年（1623）刻《性学触述》八卷，系统介绍人体之神经、消化、呼吸、感觉诸系统。1623年撰《职方外纪》五卷，介绍五大洲之风土、民情、气候、物产、名胜等。1631年（崇祯四年）经瞿式谷笔录而成《几何要法》四卷。1637年又刻《西方问答》叙述西方之风俗、物产、制度及《出像经解》，又名《天主降生言行记略》，附图57幅，这些西洋宗教画，也即是西化之中国版画。

明末来中国的一位博学多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1578年（明万历六年）3月24日，奉派参加第三十批耶稣会传教士远征队，从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和远东。应耶稣会巡视神父范礼安的要求，1582年8月7日从印度果阿到达澳门，后被任命为中国传教士使团领导人。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神父在广东肇庆传教，是耶稣会士在中国内地传教之始。1584年第一次为两个皈依者洗礼。1589年，他们被赶出肇庆，迁往韶州，继续传教活动。1595年经南昌到南京传教。他初到中国，带来自鸣钟、三棱镜、浑天仪、时晷、地图等器物和大量西书，开始了明季西学东渐的新纪元。1600年5月19日，利玛窦在庞迪我神父陪同下，作为葡萄牙使臣到北京准备觐见明朝万历皇帝，并以当时作为葡萄牙君主的西班牙国王的名义赠献许多礼品。1601年1月，第二次到北京准备觐见万历皇帝，不久即移居北京，直到1610年5月10日去世。万历皇帝特批一块墓地安葬，表示对他的敬重。利玛窦精通汉语，博览群书，深刻了解中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法律、经济、礼俗等情况。他改穿儒服，“见人膜拜如礼，人亦爱之，信其为善人也”。与中国的文人学士、皇室贵族有密切的交往。利玛窦主张将孔孟之道和宗法敬祖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把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把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学者，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利玛窦在中国居住28年，著作甚丰。1584年与罗明坚神父合编《葡华字典》，1589年编辑《中西字典》，1605年编辑《西字奇迹》。又与郭居静神父合作，采用拉丁字母和中文读音对照的方式编成一部《西文拼音华语字典》。这些工具书的编写与出版，为后学者开路，使传教士能克服学汉语的困难。他翻译《几何原本》（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录），这是西方几何学传入中国之始，还翻译和编译有：《同文算指》十一卷、《浑盖通宪图说》二卷、《乾坤体义》三卷、《西国纪法》、《圜容教义》、《测量法义》等。著有《山海与地全图》、《坤舆万国全图》、《华图奇观》等。这些著作对中国的天文历学、算学、地理学、物理学、哲学、医药学、建筑学、伦理学等都产生重要影响。利玛窦逝世前，留下的（自题为《论耶稣会及天主教进入中国》）意大利文手稿记载了自1552年第一批耶稣会士来中国直到1610年间在中国传教的经过，特别是他自己从1582年到1610年的经历，介绍了他对中国的学术思想和儒家经典的体会，以及对中国的认识，记录了他再中国和朝野人士的交往。这部书在欧洲引起广泛重视，被译成德、英、法等国文字多次出版，使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