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章竞，又名阮洪荒、阮啸秋，笔名洪荒，生于香山县象角乡（今属中山沙溪镇象角村）。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画家。 章竞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家境贫寒，唯读四年小学。辍学后，他一直刻苦自学，13岁时当学徒，与绘画结下不解之缘，20岁失业。 后来，章竞前往上海，1934年在南京的《大道日报》发表第一部小说《割稻的故事》。1935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他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在工人学员中教歌，担任指挥。1936年，他参加上海职业界革命活动，当时，他的第一首自由体诗《故乡》发表在上海《青春》上。 1937年抗战爆发后，章竞来到太湖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年底北上太行山，担任八路军剧团指导员，太行山八路军剧团政治指导员、艺术指导员和团长，并兼任民族革命战争艺术学院和前方鲁讯艺术学院教员。1939年1月1日，章竞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成为他写作最勤、作品最多的时期。日寇疯狂推行“三光”政策，保存下来的只有《未熟的庄稼》（四幕话剧）、《比赛》（小歌剧）、《糠菜夫妻》独幕话剧三个剧本。1939年，章竞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常务理事。 抗战胜利后，章竞创作大型歌剧《尺叶河》，成为新歌剧运动中的一个亮点。后来，他写成长诗《圈套》，获得晋冀鲁豫边区文学特等奖。1949年，他撰写长篇叙事诗《漳河水》，以其优美的意境，流畅和谐的节奏，清新活泼的语言，丰富多彩的民歌曲调，受到广泛的好评，被文书史界视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出现的重要作品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章竞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时，创作四幕话剧《在时代的列车上》和优美的童话长诗《金色的海螺》，获得全国儿童文学首次评奖的一等奖。诙谐风趣的《马猴祖先的故事》和富有岭南风情的《牛仔王》在此时诞生。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章竞深入工厂、矿山，以满腔热情讴歌社会主义建设者，创作大量作品，先后出版诗集《虹霓集》、《迎春桔颂》、《白云鄂博交响诗》、《踁谈者》等。 我国著名文学家茅盾在评论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造句浑脱，想像瑰丽”、“用字炼句，残突不群”、“气势刚健、奇特、俊逸”等评价。国家有关部门为章竞出版专集。 1949年北京新华书店出版章竞的诗歌《圈套》；1950年，他发表长诗《漳河水》，更引起广泛注意；同年新华书店出版《漳河水》；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漳河水》；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虹霓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迎春桔颂》；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白云鄂博交响诗》；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阮章竞诗选》；1991年出版叙事诗集《漫漫幽林路》；1993年出版散文集《新疆忆旅》；他的美术作品入选《中山市美术书法作品选集》等美术专集。 晚年时期，他专心从事抗日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山魂》创作，第1卷《霜天》于1997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1999年，章竞在家乡《香山报》上，发表歌颂澳门回归祖国的长诗《我终于来得及为你歌唱——澳门》。这是他诗歌创作的绝笔。 章竞担任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全国作家协会第一、二、三、四届理事，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80年代，章竞回到家乡探亲，《中山诗社》接待了他，并邀请他给大家谈写诗的经验。他谈到：写诗要抒发感情，写诗要有目的，要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要歌颂好人好事，还要敢于揭露时弊，更不要怕打击报复。写诗最重要的是深入生活，学习人民群众的好形象、好歌曲、好语言等。 几十年来，章竞创作大量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他在文学创作的探索、实践和创新，为中国新诗发展史添上极富个性的一笔。他在音乐、书法、绘画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这使他的文学创作得到艺术的多方涵养，取得显著的文学成就。 2000年2月11日，章竞在北京病逝，终年86岁。[1][2]遗体安葬在沙溪岗背公墓园。 之后，亲属将阮章竞的遗作、新时期创作的300余首诗编辑成《晚号集》；并将其画作60幅和篆刻20件作为该书配图，由其女阮援朝协助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1年1月出版。[3] 2004年6月，中山市有关部门举办“阮章竞先生画展”。[4]2014年月9日下午，“阮章竞纪念文集《永远的阮章竞》首发式暨纪念阮章竞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沙溪隆重举行。省作协副主席、市政协主席丘树宏，省作协副主席杨克，市政协副主席刘传沛，著名画家李延声，著名诗人叶延滨，《文艺报》副总编辑王山，沙溪镇党委书记周小川，市文联主席陈旭，市社科联主席胡波，阮章竞儿子阮洪鹰、女儿阮援朝，相关专家学者，中央省市媒体记者等近100人参加活动。[5] [1]《阮章竞》，载“沙溪旅游文化网＂，2011年12月25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tailspx?personId=254。 [2]黄联安：《党的忠诚文艺战士阮章竞同志》，载《中山文史》（第50辑），中山：中山政协，2002，第3-5页。 [3]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264。 [4]卢德铭：《画坛名家——阮章竞》，载《中山日报》，第3377期，C2版，2004年4月5日。 [5]《中山纪念阮章竞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日前在其故乡沙溪镇举行同时〈永远的阮章竞〉纪念文集首发》，载《中山日报》，2014年1月13日。

甘长龄，生于香港。澳门水彩画一代宗师。 长龄自小喜画，早年在港跟著名水彩画家徐泳青学习；1954年定居澳门，60年代组织“天虹画会”；后加入“澳门颐园书画会”；开办“澳门美术学院”，招生授徒，成为澳门西画创作、特别是水彩创作的佼佼者。[1] 长龄主要靠售卖画作来维持简朴的生活。每隔两三个月，他都会携带自己的作品往香港寄售（早期澳门议事亭前地的“松林摄影行”也售卖他的作品），独具特色的《帆船》、《老人头》水彩画有别于一般的油画“行货”，销路较畅。由于他精晓英语，不少洋行大班更会越洋命题订画；另外，有时他为广告公司作楼宇配景。 长龄早年成名，却从不以大画家自居，自诩“好色”（颜色）之徒，除擅长水彩画外，他尝试以不同媒材作画，以求突破，如以西洋技法绘画国画、以签字笔勾线加淡彩等，有时从事油画创作。他对艺术不断追求，乐于与同道交流，与郭士、杜连玉、林近、甘恒等书画家成为好友。 长龄是位公认的多产画家，较偏向写实的表现手法，他的作品无论是铅笔速写还是水彩绘本，除具艺术观赏价值外，一定程度见证了历史的发展与社会人文的变迁。他既是艺术工作者，又是受人尊敬的好老师。他以身作则，视学生如子侄，扶掖后进不遗余力。他以澳门为家，热爱澳门的人和事；并为培养澳门新一代艺术人才作出了榜样。[2] 长龄的作品题材以反映本地风貌、小城人物及渔港景色为主，他成为澳门水彩画一代宗师，更是一位备受尊崇的画家。[1] 1991年，长龄去世，终年80岁。 甘长龄一生从事美术设计和艺术创作，并致力推动澳门文化艺术发展，是一位贴近生活而多产的艺术家。他在近40年的艺术创作历程中，创作了数以千计的水彩画，真实地反映澳门城市容貌的变迁，南湾堤岸、内港渔民、大三巴牌坊、新马路、议事亭前地等都入画中，在浓淡不同的色彩中，显现濠江小城的脉动，见证了澳门城市的发展变迁。[3] 2003年10月10日至11月23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民政总署于该署画廊举办“人间胜境——甘长龄纪念画展”，展出其创作于60-80年代的水彩画作共74幅，作品大部分以描绘澳门风景为主，成为澳门城市发展变迁的有力见证。 展览除展出水彩画作外，还有甘长龄生前的生活照、手稿等展出。为让居民加深对他画作风格及技法的了解和认识，方便新一代艺术创作者了解澳门艺坛的历史及艺术家，在继承根源的基础上开拓创新。 2009年8月20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澳门回归十周年，澳门艺术博物馆23日举办“艺海归帆——甘长龄、郭士、谭智生、陆昌作品展”，展出四位画家以澳门风景水彩画为主的作品120件。回顾澳门上世纪中期至末期的历史风貌、社会及文化变化。 特区政府民政总署管理委员会主席谭伟文表示，四位画家不但精于水彩、油画，还擅长中国水墨，甚至将中、西技法融会贯通，在水彩中加入中国画元素，形成独特而多样的表现手法。他们已辞世，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把澳门水彩画创作推向高峰，奠定了澳门当代艺术发展的基础。此次展出大部分展品为馆藏品，近20件是首次公开。[4] [1]袁振藻：《中国水彩画史》，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第281页。 [2]吴卫坚：《忆恩师甘长龄先生》，载“澳门艺术网＂，2006年1月15日，http://www.macauart.net/Comment/ContentC.asp?cid=78&id=136。 [3]《甘长龄纪念画展》，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网，2006年6月16日，http://www3.icm.gov.mo/gate/gb/www.macauart.net/Activity/ContentC.asp?region=L&id=600。 [4]刘卫国：《澳门将举办“甘长龄、郭士、谭智生、陆昌作品展》，载“新华网＂，2010年8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09-08/20/content_11918851.htm。

李维陵，原名李国梁，以字行，原籍广东增城（今属广州市增城区），生于澳门。著名画家、香港早期现代诗人、小说家。[1] 维陵自幼习画，大半生从事绘画和美术教育[1]，1935年前往香港读书[2]；1941-1945年在重庆入读政治大学，毕业后任职于财政部关务署[1]；1948年回到香港从事写作及美术教育工作，1959-1977年任教于葛量洪教育学院；1980年退休，1982年移居加拿大直至去世。 50年代，维陵开始写作，成为《文艺新潮》的主要撰稿者，写诗和小说，都有不俗的表现。较之当时年轻的现代诗人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文学经验，他在投入现代主义的创作中，对现代主义有较清醒的反省意识。主要作品有《猎及其他》（1958年香港文光书局出版）、《荆棘集》（1968年香港华英出版社出版）和杂文《隔阂集》（1979年香港素叶出版社出版）。[2] 20世纪50年代，维陵是最热爱描写香港和澳门风光的画家，尤其是用素描或速写的形式。他是画香港画得最多的人，他的画稿，积存近千幅之多。这与他童年时代在这两个地方长久生活有关。这些描绘香港、澳门的作品，过去曾经在报纸和杂志中发表。 1956年，英国文化协会为维陵举办个人展，颇受到艺术爱好者的欢迎。作者深刻体验生活，雄伟的古老建筑物、热闹的市区、宁静的街角、图书馆、教堂、海边、泳棚、车站、医院、学校……等，几乎无一不成为画家捕捉的意象，尽管都市的生活非常复杂繁忙，可是在画家热切的笔触之下，却有可爱的一面。 约2000年，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主办的“李维陵素描展”（香港50年代回顾）；2002年大宗出版社所出版的八开本巨型画册《李维陵画集》，共收作品60幅，分成五辑，其中50年代的香港占了两辑，70年代的香港也占二辑。[3] 维陵的文学创作以诗歌、散文为主，他是一位创作态度严谨、在艺术上勇于开拓的作家。他关心民生和家国命运，作品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对人世间的万般风情、人际间的复杂诡变，都有鲜活的勾绘。他的诗不是亦步亦趋地临摹生活。他不满足（或者说是不屑于）拘谨地描画生活中具体、琐细的景物，习惯于用理性之光观照浑沌纷繁的人世，他的诗常常灌注著强烈的主观感受，闪耀着思辩性、哲理性的光彩。[4] 维陵发表于《文艺新潮》的《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文学》一文，检讨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得失，指出“对现代人本质缺乏理解，对现代生活急剧的变化手足无措，对人和外界的关系惘然不知正当的处理之道”，是造成现代主义消沉的原因；认为“现代主义所能提供给人的，除了空虚苦闷的厌倦与丑恶的特别夸大以外，可以说并没有甚么足以振发人心的东西”。因此“……再炫弄那些古怪的技巧已觉得无甚意义”，主张应当激勉读者“积极地正视这时代与这一世界的变革，正视人类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新的发展”。维陵对现代主义的分析，常被香港学者作为例证，说明香港的现代诗较之台湾，“本土的反省的自觉也先行一步”。[1] 维陵和杨际光（笔名贝娜苔，江苏无锡人，1926年生）是香港早期现代诗人中少数有着内地人生经历和文学经验的作者。[5] 《海澜》部分封面由维陵绘画，杂志内容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和翻译等，香港著名作家徐速、思果、余英时、赵滋蕃、黄思聘、慕容羽军等曾在《海澜》发表作品。除刊登香港作家和学生的作品外，《海澜》刊登不少来自新加坡、台湾、澳门等东南亚地区学生的作品，并且希望“在菲律宾、印尼和别的地方正从事文艺工作的朋友也能给我们寄稿”。《海澜》最后因经济问题而停刊。[6] 2009年，维陵去世，终年89岁。 1957年，李维陵与谢佩葵女士结婚，生育一子二女。长子李世宁，长女李圣芝，次女李圣茵，都学业有成，分别移居加拿大和美国。 在学校教学之余，李维陵在家里授徒，是现今香港不少著名画家的恩师，桃李满天下。[2] 现录李维陵的诗一首： 《钟》[4] 鼓醒了翠绿的微笑，佝偻的腰。 忠实于无休止的跋涉，不知疲倦。 生命细碎分割，然后委弃于泥土。 烟蒂与梦俱化作灰烬，捡拾璀璨珠粒，组串成希望。 你我的心脏同时跳动，向前追踪。 相信谎骗，行旅于缤纷梦境，那里永不闻你我匆促的足音。[7] [1]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458-459页。 [2]《追忆李维陵》，载“书之驿站＂网，2012年2月20日，https://yvonnefrank.wordpress.com/2010/12/15/%e8%bf%bd%e6%86%b6%e6%9d%8e%e7%b6%ad%e9%99%b5/?relatedposts_hit=1&relatedposts_origin=4007&relatedposts_position=0。 [3]黄俟东：《猎书小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250-252页。 [4]潘亚暾、汪义先：《香港文学概观》，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第316-317页。 [5]袁良骏：《香港小说史》（第一卷），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第306页。 [6]《“香港文学特藏”到访嘉宾》，载“香港文学资料库＂网，2012年12月27日，http://hklitpub.lib.cuhk.edu.hk/news/iss91/index.htm。 [7]读完这首诗，耳畔仍久久回荡著那浑厚、意味深长的钟声，诗里的钟所蕴含的浓郁的象征色彩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李维陵的诗常采用开放的结构，并不规定思维的空间及走向，这便使他的作品获得一种神奇的张力。读他的诗被动地接受是不成的，读者必须同作者一起去发掘，去思考，从中捕捉到一种深沉悠长的内蕴，从而获得一次愉快兴奋的审美体验。

钱宝龢，字仲良，号梁溪老渔、又号二南，原籍江苏省无锡市，流寓广州。诗人、书画家。[2] 1925年7月至1927年3月，钱宝龢担任嘉定县知事代理。[3] 1937年，钱宝龢移居澳门。1950年，他81岁，除诗词外，擅画梅花，刻章云：“家在江南客岭南。” 1940年，钱宝龢作的《达摩尊者》立轴水墨纸本，在1997年澳门市政厅兴办“邓芬百年艺术回顾”上展出。题识：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并录玉溪生句，画奉溥欣上人光明法眼藏。庚辰正月，二不乞士昙殊邓芬。本幅钱宝龢：画师能画禅，问师何所悟。无著而有着，事要得禅趣。坐向三千界，示以一指竖。那用定面壁，此便自在处。我来常受用，持酒看梅吐。醉倒花下眠，龙参倘来护。庚辰春日，应溥欣上人属题。二南钱宝龢时年七十又一。钤印：钱宝龢、仲良、二南六十四后作。[4] 现录钱宝龢作于1939年春的诗两首： 《西江月》[5] （春尽前日，独访莲峰寺僧不遇。呼童入市沽酒。适有饮社酒于寺。[5]都不相识，欢牵杂坐。豪饮大嚼，不觉颓然。） 入寺寻僧不见，隔溪啼鴂相闻。[7]思量呼酒惜余春，柱杖百钱不吝。[8] 缘合主宾休问[9]，乾坤风絮云萍。[10]晴山花树暖如醺[11]，老子那容独醒。 《虞美人‧次憬吾丈韵》[2][12] 镜湖一杖湾南路，疑到西湖处。[13]尽教愁雨复愁风，犹是晚晴无限夕阳红。 春风词笔今还在，老去浑难改。花时溅泪意如何，不道四惮犹缚似牵萝。[14] [1]《钱宝龢梅花》，载“绮云阁＂网，2011年12月31日，http://www.qiyunge.com.cn/product/view/?id=1457。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69-572页。 [3]《第二节人物表（中华民国3）》，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2012年12月1日，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30/node22809/node60837/userobject1ai53091.html。 [4]《庚辰（1940年）作达摩尊者立轴水墨纸本》，载“博宝拍卖网＂，2012年12月11日，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310-1545207.shtml。 [5]西江月：词牌名。 [6]社酒：社祭之酒。俗谓饮之可治耳聋。陆游《社日》诗：“幼学已忘那用忌，微聋自乐不须医。” [7]啼鴂：啼叫的鴂鸟。鴂，鸋鴂、鹪鹩。王浑《宿朝元观》诗：“惜哉清景不可驻，一声啼鴂开林烟。” [8]柱杖百钱：柱杖，应为拄杖之误。犹杖头钱。《世说新语‧任诞》记：“阮宣子（脩）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后因称买酒钱为杖钱或杖头钱。骆宾王《冬日宴》诗：“二三物外友，一百杖头钱。” [9]缘合：缘份相合。白居易《明远大师碑》记：“缘合而来，功成而去。” [10]风絮云萍：谓人生如风飘败絮，云萍聚散，踪迹无定。文天祥《过零丁洋》诗：“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飘摇雨打萍。”此寓其意。 [11]醺：醺醺。酣醉貌。 [12]虞美人：词牌名。汪兆镛原词未见。 [13]西湖：指杭州西湖。 [14]四禅：犹四谛。佛教以苦、集、灭、道为四谛。苦为生老病死；集为集聚骨肉财帛；灭为灭惑业而离生死之苦；道为入正道，以能通于涅槃。见《大涅槃经》。牵萝，谓女萝，即松萝。其藤蔓牵延，缠附于他树，故称。梁昭明太子（萧统）《开善寺法会》诗：“牵萝下石磴，攀桂陟松梁。＂

邓尔雅，原名溥，后更名万岁，字季雨，号尔疋、尒疋、宠恩，别署绿绮台主、风丁老人；斋堂为绿绮园、邓斋；广东东莞人，生于江西。[1]著名文字学大家、篆刻家。名儒邓蓉镜第四子。 尔雅是东莞邓云霄第十一世孙。邓云霄是1598年进士，以谏恒出湖广左右参藩，为官行法严毅，为文渊浩宏硕，尤工诗律，著作等身，《紫云楼诗稿》、《漱玉斋文集》、《词曲竹林小记》、《笔记冷邸小言》等列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邓云霄、邓逢京父子晚明时期，与同邑著名书画家张穆、黄贞都以篆刻齐名。邓逢京有五方印传世，沉厚朴茂，饶有可人风致。 父亲邓蓉镜于1864年考中举人，1871年荣登进士，历任丙子会试同考官，己卯（1879）顺天乡试同考官、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等官；后为江西督粮道、署理江西按察使，素有“邓青天”美誉。三次诰授资政大夫，加二品衔花翎。1893年回乡，后任广州广雅书院第三任山长（院长）。邓蓉镜亦精通篆刻，与篆刻大家黄士陵（牧甫）过从甚密，现存黄士陵为尔雅于1892年所刻“莲裳翰墨”和后在广雅书院时所刻的“花之君子”二印。 尔雅受到家风熏陶，耳濡目染，自小对六艺产生浓厚的兴趣。当家庭教师为大他六岁的哥哥讲授《文字蒙求》、《说文部首》等书时，尔雅饶有兴趣地在旁边当“旁听生”，他自小略知六书体例。父亲在家里操刀刻章，他看得如痴如醉。人家的小孩在外玩耍，他却在家里玩弄石头，捉力嬉戏，深得父亲喜爱。家里大量的藏书，成为他童年岁月的伙伴，关于篆印的书籍，他一一翻遍。他看完家里书，就到书坊购买金石图籍。当时这类书，都是点石影印出版，价格便宜，而古代图书、印谱，甚为难得。他四处向戚友借阅，博览群书。之后，他渐渐窥得篆刻的门径、篆刻的要领，甚么冲刀、切刀之法，甚么阴阳、布白，小小年纪，他自己操刀如笔，八岁时开始篆刻的生涯，深得父执辈的赞赏。 尔雅专心研习黄士陵的印，自称是黄士陵的“私塾弟子”，作品颇有师传斩钉截铁之风，方劲古拙之妙，但不为所囿，能入能出，不断变化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的面目，印名闻名遐迩，蜚声海外。 1899年，尔雅入读广雅书院。1905年偕妻及长子邓小雅赴日学医，后改学美术，1910年回国担任小学教员；次年与潘达微等同办《时报画报》、《赏奇画报》；1912年与黄节等创办贞社广州分社；1915年后，尔雅以书刻文章游艺粤桂等地。 1910年，尔雅名列于《广印人传》；1911年在《时事画报》上刊登润例，开始了他鬻字、鬻印的生涯。他一生刻过的印无法准确统计，但当数以万计。他培养一批广东的篆刻名家，如余仲嘉、刘玉林、莫铁等。他的外甥容庚、容肇祖、容肇新及侄子邓祖杰于艺林中亦有印名。[2] 1922年，尔雅携眷到了香港，在新界大埔筑绿绮园居住；1926年，他与潘达微、黄般若组建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艺观学会和南社书画社；1928年担任《非非画报》编辑；1932年任中山大学顾问教授，后任第二军军长香翰屏的幕僚及中区绥靖公署委员；1936年与黄节组建南社广东分社。1937年移居香港。1938年广州沦陷，避兵岛上，治印《不求闻达》。1940年香港举办广东文物展览会，他担任征集组组长。日寇侵占香港后，匿名隐居。抗战胜利后，治印《幸民》、《历劫不坏》等。[3] 晚年时期，尔雅喜欢参用六朝碑文字入印，人谓之“驱使铦笔，毛颖纵横”。印章风格清丽恬淡，刚劲隽永；刀笔俱现，韵味清朗；还善于刻造像印。所刻的印章，只得形象而不知是何字，这是他篆刻的一种代表性创造。 在尔雅的影响下，一家人与篆刻结下了不解之缘。长子邓橘，自幼聪颖嗜学，随侍父亲笔砚之余，亦操刀习印，并随父参加印学社团的活动。其印除得家法外，又参汉金意趣，疏密变化，至堪玩味，深得父执青睐，可惜早逝。次子邓祖永、三子邓祖润、三女邓复、五女邓悦，皆能治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邓橘，列名于印人传中。尔雅的继室叶奕，过门时文化程度不高，但在尔雅引导下，不时操刀治印，先是由尔雅把印文写在石上，让叶奕摹刻；久而久之，叶奕熟能生巧，从摹写、布白、操刀，挥洒自如。[2]1954年10月6日，尔雅在香港病逝，终年70岁。 邓尔雅着有《文字源流》、《邓斋印谱》、《邓斋笔记》、《艺觚草稿》、《艺》、《绿绮园诗集》、《集唐宋诗联》、《聊斋索引》、《篆刻卮言》、《印雅》等书。[1] 邓尔雅的外孙和外曾孙喜欢篆刻，只是业余爱好，无继承祖业之意。从邓云霄算起，篆刻之艺相传15代，家风不失，难能可贵。邓尔雅一生刻过多少印，实在无法统计。由东莞政协主编、荣宝斋出版的《邓尔雅篆刻集》，收入邓尔雅近2500方印。楷书印似俗实雅，古雅清朗，冲和自然，格调甚高。鱼鸟虫书入印，线条畅达宛转，盘曲游动，方寸之间，艳而不妖。佛像印造型简约洗练，线条圆洁厚润。金石味中透出强烈的装饰美，别具韵味。[2] 邓尔雅到港澳授徒，在澳门留下不少宝贵的文化遗产，多幅作品为澳门博物馆收藏。2008年12月，澳门行隐画艺学会主办的“濠江旧侣书画作品展”在澳门卢园春草堂举行。展出20世纪40-50年代旅居澳门的画家邓尔雅、冯芝、陈融、沈仲强、邓芬、李研山、张韶石、傅菩禅、方人定等人作品逾百幅，观者不仅可以欣赏到这些画家丰富的文化底蕴、高超的艺术水准，而且可以提高书画界人士及书画爱好者的水准。[4] 现录邓尔雅作于1923年的诗一首《澳门》：[5] 古刻摩厓不可寻，惟存普济一禅林。 当时遗老空奔走，姑道安居便死心。 [1].《邓尔雅》，载“邓尔雅个人官方网站＂，2010年1月1日，http://3405.a.artokok.com/。 [2].黄大德：《篆刻大家邓尔雅》，载《东莞日报》，2007年11月28日。 [3].《邓尔雅》，载“中国硬笔书法线上＂网，2010年1月1日，http://www.yingbishufa.com/zhuanke/jdyrz/dengerya.htm。 [4].《濠江旧侣书画作品展在澳门举行》，载《中国书画报》，2008年12月21日。 [5].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20页。

张逸，字纯初，号禺山山人，晚号无竞老人，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人。[1]画家。画家张韶石伯父。 张天生聪颖，勤奋好学，拜在居廉门下，断断续续学习数十年，深研没骨写生法。中年后，他精研恽寿平与徐熙画法；游历大江南北及岭南诸名胜，开拓画境。擅绘虫鱼花鸟。[2] 张担任广州八桂中学教席，在羊城创办《七十二行商报》。[3] 20年代，张在绘画上的活动较活跃。1924年，他参加由邓剑刚、黎庆思、陈树人宣导的“清游会”集会活动；以会员身份参加广东国画研究会画人群体的雅集、展览和研究古代书画的活动。 “清游会”形式极为自由，且“清”、“游”、“会”之雅称，是一文社，参与者有文人、书法家等，没有宗旨、门户的限制，集会无定期，主要活动是结伴游览秀丽山川，游兴阑珊时吟诗作对，即席挥毫助兴。黎葛民、经颐渊、苏少伟、罗仲彭、黎泽闿、容仲生、谢子祥、黄祝蕖、高剑父、张谷雏、黄少梅、赵浩公、卢子枢、吕觞妩、陈罗生、黄咏雩、邓芬、梁培基、简琴石、陈大年等，这些人都是张的主要交游者，一直持续到30年代，“清游会”同人鼓励张将自己的诗文集刊印。 1931年仲春，高剑父、陈树人、凌巨川、黎泽闿、苏少伟、周演明、叶竞生、袁芷芬、刘秉纲、陈草村、黄咏雨、陈子和、李供林等“清游会”同人代张梓印《笔花草堂词》，内含《花痕梦影词》、《豁尘词》、《百花词草》。 20年代后期，张主要与国画研究会联系。广东国画研究会会员中不少参加“清游会”活动，但国画研究会有明确的艺术宗旨和目的，宣导复古维新的创作方式，并与高剑父的新派产生一定矛盾，在这一事件中，张表现一种平和的态度。在国画研究会画学活动上，他表现出支持的态度。 1927年冬，广州发生大火，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在陶园酒家设“书画助赈即席挥毫会”，张前来参加。另外，张当时在《海珠星期画报》美术部工作，并且屡次刊载其花鸟画和传略，都与参与国画研究会的画人组织有关。 30年代，张担任广州市第一次美术展览会的美术组委员，画作《泉石杜鹃》、《凤仙茉莉》、《海棠小鸟》入选“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广东省预展会”，其中《海棠小鸟》参加在南京举行的“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这些画学活动的开展，说明张在画学研究上的成绩不俗。 抗战时期，张避居香港和澳门，与高剑父、陈树人、郑哲园等人重组“澳门清游会”。 当时，张主要以鬻画维生，绘画成为一种营生的手段，得到简又文的不少赞助，许多画作于这个时期，颇费心力。1940年，张参加香港艺术研究社的艺术观赏会活动，参展作品《木棉》。当时，香港画界不乏有人以“牡丹张”弟子进行宣传，实属时事之无奈。张心归佛门，与竺摩法师等来往颇为密切，并在《觉音》、《狮子吼月刊》发表倾向于禅意的诗文。[2] 1942年，张在澳门去世，终年71岁。 张逸除作画外，尤好诗词曲艺。尝作百花册，每花自题绝句。自言于词：“潜心研炼，寝馈此道有年，久之似有所悟。每于春朝花笑，秋晚蛩吟，时复倚声，不复知人间何世，积久遂多”。李供林评价其词：“于苏（轼）、辛（弃疾）、姜（夔）、吴（文英）为近。” 张逸著有《花痕梦影词》一卷、《豁尘词》一卷、《百花词草》一卷、《笔花草堂词》二卷等[3]，现藏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张逸为简又文绘制的《牡丹》轴款识：“余友简君又文精赏鉴，所藏甚富。而尤爱居师古泉画，故秘藏特多。＂[3] 张韶石（1913-1991），少孤，跟伯父张逸生活并从其学画，后到汕头任图画教师。1932年回广州，曾临邓芬所画《浣纱图》，为其赏识，遂得从邓芬学画。1939年寄寓香港，抗战期间避居澳门、越南等地。战后定居香港，设“木兰花馆”授徒，毕生致力于中国画艺。精擅花卉画，设色妍雅富丽兼而有之，笔触流丽柔畅，更以绘牡丹著称于世，素享“牡丹王”美誉，间亦绘画人物、仕女、山水等。[4] 现录张逸的诗两首： 《菩萨蛮》[2] （丁未八月十六夜，与子寿夜渡澳门，舟中赏月。） 云罗卷净天如水。沧溟灏瀚金波碎。表里尽澄清。姮娥彻夜明。 秋光才过半，兔魄依然满。记得昨宵游，珠江听粤讴。 《题〈青洲图〉》[3] 绿云深护读书堂，堂外澄湖碾鉴光。倦客登临伤世变，闲鸥来去笑人忙。 春风满座新桃李，古木盘根老雪霜。难得山川明秀处，嘤鸣萍合共徜徉。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14-316页。 [2]魏祥奇：《襟怀清朗‧张纯初艺术论略》，载“艺术国际＂网，2011年3月11日，http://blog.artintern.net/article/148831。 [3]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77-578页。 [4]《近现代张韶石花鸟麻雀图》，载“唐潮文化＂网，2011年3月11日，http://www.tangchaowenhua.com/movie/html/?163.html。 [5]《岭南画派：十香园寻找岭南画派的“族谱”》，载“新浪博客＂，2012年6月11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e2829301014ste.html。

梁惠民，澳门画家、澳门四界救灾会理事。 抗战期间，梁惠民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获选为澳门四界（学术界、体育界、音乐界、戏剧界）救灾会理事兼勤销部主任。[1]当时，他在澳门一家戏院任广告绘画员，收入丰厚。他辞去工作，参加回国服务团第一队（简称第一队），前往华南战区工作，李云锋负责向连队讲《论持久战》课程，他负责教士兵唱救亡歌曲。[2] 1939年，第一队出发到西江高明后，由县党部派往第三区。第一队所驻的自卫团在某大队内负责政治训练工作。经过22天训练后，该团即奉上峰命，派往海口打击敌人，第一队亦派员随往协助。经一天一夜苦战，终将敌人击退。不久，在第一队努力推动下，第三区乡民协会、妇女协会、少年抗敌先锋队及儿童识字班、妇女识字班相继成立。 2月5日，第一队经第四战区动委会检查工作的结果，认为成绩良好，被编为战时工作队第一五七队。自编队后，队员在工作上，更加努力。除在该区工作外，又分派一支队，往距离约28华里的某乡工作。之后，队员们工作更加繁忙，而精神更振奋。 1月21日，第一队正准备为乡民医治外科时（因该地乡民多患外科病），突闻敌机轰炸声，探悉为高明城被敌空袭，即会同队员九人，尽取所有药品，步行35里，驰往救护。抵达灾场时，罹难者满目皆是，断臂残肢，呻吟不断，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该县平民医院因经费困难药品缺乏，没有药品可用，救出的伤者只用药棉敷伤。 第一队抵达后，除努力协同救治外，并将所携来的药品分发应用，各伤者始得以善其后。是役死伤110余人。之后，梁惠民返回澳门，除述职外，还发动各界踊跃捐助药物及一切医疗用具，支援前线同胞。[3] 50年代，澳门戏院和广告业出现不少擅长西画的人才，与擅中国画的好友互相切磋交流。关万里、吴喜雨、崔德祺、陆昌、林近、余君慧、谭智生、梁惠民等先后组成“澳门美术研究会”（后改名澳门美术协会）及“颐园书画会”，团结一班书画好友，促进画艺，卓有成绩。两会合作联办《全澳美术展览》四届，对促进澳门的画艺基础普及和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画家姚丰是梁惠民的学生。[5] [1]陈大白：《天明斋文集》，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第21-40页。 [2]邓开颂等：《澳门历史新说》，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392页。 [3]林锋：《澳门四界救灾会抗日救亡片断》，载《广东党史》，1999年第6期，第6-7页。 [4]王文祥：《香港澳门百科大典》，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第1132页。 [5]《澳门艺术家推广计划“姚丰画展”》，载“澳门基金会＂网，2013年7月28日，http://www.fmac.org.mo/activity/activityContent_2038。

张学华，字汉三，晚号闇斋，原籍江苏省丹徒县，先世游幕于广东，寄籍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进士、清朝政治人物、书画家、诗人。 清光绪十六年（1890），学华参加光绪庚寅科殿试，荣登进士三甲第八名；同年五月，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历任国史馆协修，山西道监察御史，山东登州、济南知府，济东泰武临道，兼管济南商埠监督，山东清理财政公所会办、法政学堂提调、通志局提调。[1] 清宣统三年（1911），学华被授江西提法使，后因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独立，未上任而回广东。[2]之后，学华前往港澳，或隐居故里，闭门著述；著有《闇斋词稿》、《采薇百咏》等；为吴道镕校补《广东文征》遗稿，这是一部明清时期辑录历代粤人作品最多、时间跨度最长、保留粤人文献最完整的重要的岭南文献，其整理编纂及至保存和流传，是在粤港澳三地完成的。[3] 学华一生六次前往澳门，其中抗战时期两次居住澳门七年，抗战胜利后，从澳门返回广州。[2] 1939年，汪兆镛在澳门逝世。学华撰写挽联一副：[4] 水云大隐，志节皎然，著述有千秋，身后益为公论重； 汐社旧游，凋零尽矣，迁流方万变，海内弥伤吾道孤。[5] 1951年，学华去世，终年88岁。 现录张学华的楹联一副： 《题澳门药山寺》[6] 药师亲授元悟录，山鬼潜听老衲经。 [1]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名人信劄选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82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76-197页。 [3]陈广恩：《吴道镕、张学华与〈广东文征〉》，载《文化杂志》，2009年夏季，第71期，第192-197页。 [4]《相关人物介绍——张学华》，载“积昌家塾史料汇＂网，2013年3月30日，http://hi.baidu.com/864905657/item/ca243e1634b9ff582a3e2294。 [5]“水云”是宋朝遗民诗人汪元量的别号，“汐社”为宋遗民在元初所结的文社。因汪兆镛是前清举人，同属遗民身份，学华故引为同调。 [6]《港澳宗教场所联》，载“本溪旅游＂网，2012年9月30日，http://www.bxbx.cn/travel/jingdain/2012/0819/13755.html。

竺摩，俗姓陈，名德安，法名默诚，字守志，浙江省乐清市人。[2]高僧、书画家。 父亲陈红梅和母亲王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兄妹十个，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岁时，在家乡黄塘寿昌寺随方丈白云长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诚，字守志。一年后，白云长老派竺摩到温州普觉寺为芝峰法师护关，他得此机缘拜见弘一法师。后在白云长老等引荐和帮助下，他先到宁波观宗寺弘法社随谛闲法师、静权法师和宝静法师等天台宗大师学天台教观，后到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跟从太虚、印顺、东初等人学习，深受太虚法师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响，他开始发表积极鼓吹佛教改革的论文，受到太虚法师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闽南佛学院学习期满毕业，时值太虚法师应广东潮汕地区的佛教善信的邀请莅临弘法，太虚法师让竺摩随侍并做文字记录。此次弘法非常圆满，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机缘，请求太虚法师帮助创办岭东佛学院。这是竺摩首次来潮汕地区弘法，给潮汕佛教界和专程来潮州听经学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虚法师应闽粤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请，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随侍并做记录。当月30日早上，太虚法师一行抵达香港，居住在利园的香港佛学分会。之后，太虚法师一行应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请，分别到东莲觉苑、荃湾东普陀、大埔墟大光园和菩提场等香港地区的著名佛教道场讲经说法，盛况空前，前来听经学佛的信众，除香港本地善信外，还有不少专程从澳门赶来的。 12月14日，太虚法师偕竺摩等一行应广州佛教善信的邀请到广州弘法，驻锡六榕寺广州佛教会，先后到广州民众教育馆、中山大学、广州居士林、复旦中学、广州佛学会、广州觉苑和菩提林等处讲经弘法，竺摩始终随侍在侧，并作文字记录。期间，太虚法师的老朋友金芝轩居士听闻太虚在广州弘法，特意从澳门赶来会面，竺摩陪同太虚法师盛情地接待金芝轩居士，并谈到澳门佛教问题。 次年年初，竺摩随侍太虚法师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区弘法，与潮汕和港澳地区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庆寺学习日语，准备赴日本留学。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他毅然中断学业，与闽南佛学院的同学暮迦、化庄等一起积极参加浙江“慈溪抗日后援宣传组”工作，为宣传抗战救国奔走呼号。不久，他奔赴武汉，参加由著名爱国寺僧宏明法师领导的“僧侣救护队”，并担任干事。后来，他奉命带领部分“僧侣救护队”成员开赴陇海铁路抗日前线，进行救护工作。 竺摩对于日寇入侵中国领土、蹂躏中国百姓的罪恶行径非常痛恨，充满爱国爱教的救世情怀。次年“僧侣救护队”解散后，他回到武昌佛学院，不久偕慧云法师南下广州，转赴香港弘法，开展救济难民的募捐和服务工作。他与墨禅法师一起，当选为“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委员兼驻会办事。 在业余时间，他撰文给《大公报》文艺版、《宇宙风》、《大风》等报刊，从而结识当时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许地山、叶灵风、萧乾、萧红、陶亢德和陆丹林等人，开始与港澳地区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进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特邀请竺摩前往澳门佛教功德林，创办“佛学研究班”，让他担任教学工作，学生来自港澳地区，澳门学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门佛教功德林“佛学研究班”，针对当时澳门地区居士学习佛教的热情，首先开讲《维摩诘经》，由跟随他的满慈法师做记录。这是竺摩自出家学佛以来第一次登台系统地讲授一部佛经。 他开讲时说“两三年前，太虚大师在宁波讲《金刚经》、芝峰法师在永嘉一个首刹丛林里——头陀寺——讲弥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讲过好多天，但始终由我个人搭上‘靓’黄绸海青和红衣来负责讲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为始。但这次之所以讲经，因少数同学要研究唯识，不久前霭法师和林居士要我来这里讲因明和五蕴论等唯识学的基本典籍，恰巧现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个人讲经，有了这种种因缘，自然我也不能推辞了。” 澳门佛教功德林开讲《维摩诘经》，对于竺摩个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是他与澳门佛教界结缘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是他正式从事佛教文化教育、独立开展讲经说法活动的重要起点。40年代末，竺摩相继在澳门出版《地藏经讲话》、《佛学问题座谈》等文献，这些都是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说法的记录稿。 《觉音》杂志原名《华南觉音》，是粤港澳地区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于种种原因，《华南觉音》迁往香港后，改名为《觉音》杂志，在海内外佛教文化界的影响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门编辑出版后，使之逐渐享誉海内外，以至成为抗战时期与内地著名的佛教文化杂志《海潮音》、《狮子吼》、《佛学半月刊》一起成为中国佛教文化四大阵地的重要刊物。 这不仅扩大澳门和岭南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而且极大地推动澳门地区抗战期间澳门佛教文化的发展。竺摩经常为《觉音》撰稿。在该刊的第10期上发表他的《胜与胜经》、《敬悼常醒法师》等诗文。从第11期起，连续刊登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的讲经弘法记录稿《维摩经语体讲录》。竺摩对香港青山《觉音》杂志产生重要的影响，加上他个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觉音》杂志社同仁极力推举他担任该刊主编。 当时面临实际困难很多，竺摩还是勇于接受重任，从第12期起担任主编，原来负责该刊编辑事务的满慈法师继续留任，另聘妙音法师担任发行部主任。《觉音》第12期后，竺摩接受香港东莲觉苑的邀请到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两位法师因故回重庆的汉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觉音》杂志社的主要文件带到澳门佛教功德林，交给竺摩负责。 当时出版经费和稿源严重缺乏，但出于对满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关心和强烈的爱国爱教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竺摩不仅积极鼓励满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尽早到达重庆汉藏教理院深造，而且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全部编辑和出版工作。满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师离开澳门赴重庆前夕，竺摩特别为他们饯行，并赋诗以相勉励。 竺摩在编辑出版《觉音》时，先后编发杨慧贞的《赴汤蹈火的释迦弟子》、署名记者的《僧侣救护队抢救难胞》、天军的《释理妙从容就义》、西航的《一个忠实的伤兵》、卧秋的《悼念一个圣洁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门弟子舍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为扩大弘法范围，佛教组织创办《无尽灯》杂志，并出版多种讲经著述，风行港澳及海外。《太虚大师全书》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续明二师担任校对，全书64册，700万言，出到26册时，演培、续明二师赴台湾弘法，其余校对的责任，由竺摩和隆根担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创办“栖霞佛学院”，礼聘竺摩为副院长，全书校对工作由隆根法师一人担任。竺摩在佛学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国龙华佛教社，请他到曼谷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塔开光典礼，他离开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后，在龙华佛教社及中华佛学社两地讲经，并举行书画展。同年5月，槟榔屿的“菩提学院”礼请竺摩担任导师，兼任菩提中学佛学课程。 1956年，“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尼泊尔召开，竺摩以“马来西亚佛教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大会，副团长为毕俊辉居士，秘书是黎东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华佛教会礼请，出任檀香山檀华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师办妥入境签证，年底飞抵檀岛。竺摩在檀岛弘法一年，槟城菩提学院及东南亚信众函电促请，1958年底，返回槟榔屿。而祖印、泉慧两位法师在檀岛长期居留，按照竺摩规划的方针，继续为弘扬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槟城后十多年，经常游化于马来西亚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讲经说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聪为会长，聘请竺摩担任该会顾问。1973年9月8日，为竺摩花甲之庆，槟城各界名流及四众弟子，三千多人为师祝寿，三日间筵开八百余席，收到贺仪四万多元，除数千元开支外，其余三万七千多元，悉数捐给佛总创办的马来亚佛学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湾芙蓉山“太虚大师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礼。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独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华佛学研究社”社长廖英源居士，礼请竺摩赴澳洲讲经。20余日后，竺摩返回槟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国合艾市的住持释继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请竺摩主持开光，并为徒孙显常、显性等多人，传授《沙弥十戒》。6月，应美国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参法师之请，竺摩为慈恩寺主持开光典礼。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讲堂闭关百日，编著《心经讲话》、《佛学问答第二辑》两书，并修订《普贤十愿讲话》。翌年春，他复闭关百日，编辑著作。同年6月，应加拿大温哥华市“世界佛教会”吕雒九、冯公夏二居士之请，竺摩前往温哥华讲经。他在世佛会讲《阿弥陀经》，圆满后返回槟城。 1982年4月，他两度应请赴温哥华，在世佛会讲《天台止观》。当时世佛会会长吕雒九于四月生西，他参加追悼会，并主持大蒙山法会超荐。 竺摩70岁后，对外活动逐渐减少，在槟城时驻锡三慧讲堂，到星洲时驻锡佛缘林，随缘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时35分，竺摩圆寂于三慧讲堂，终年89岁。[1] 竺摩生平除讲经弘道外，作书写画与人结缘。在澳门期间，师从高剑父习画，绘画之余，勤于诗词散文写作，书法别树一格，1941年在澳门举行首次书画展。[3] [1]于凌波：《竺摩》，载“佛教百科＂网，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杂志〉出版具历史和收藏价值的“竺摩法师与澳门”专辑》，载“佛教线上＂网，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