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二年（1584年2月12日─1585年1月30日）5月30日，命广东总兵戚继光驻扎广东会城（广州），巡历潮、惠、广、肇。戚总兵“遣工画澳门地图，奸人引诱番夷勒兵将为变”。香山知县涂文煃“笑谈道之”，将准备动乱的番夷和平解散。此事尤为广东大员看重。霍与瑕：《勉斋集》卷11《贺香山涂父母太夫人六十一序》。

天启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5月30日，英荷两国分遣舰队放弃进攻澳门，撤离前往维亚多斯岛，企图拦截预料中正从印度航来的葡萄牙船只。葡萄牙人获悉此事后，立即派遣7艘武装小帆船护送这些船只，但是英荷舰队仍然成功地截获了两艘满载货物的中国帆船和几艘葡萄牙武装帆船，然后驶向日本分赃。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53页。

崇祯三年（1630年2月12日─1631年1月31日）5月30日，邓玉函神父在北京去世。邓玉函，原籍瑞士，在35岁加入耶稣会之前，作为一名物理学家、哲学家和数学家，他的声誉已经传遍欧洲。除了母语，他还精通法、英、葡及闪米特（Semitic）语。他曾是罗马楷西学院（Cesi Academy）的第七位院士，与伽利略同事，且是多年的好友。到中国后，邓玉函通过朋友与伽利略联系，希望帮助中国的历法改革。邓与另一位欧洲著名的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友谊甚笃，双方曾有科学经验的交流。邓玉函的葬礼在北京隆重举行，许多非天主教徒的学者官员为纪念他，纷纷为他的后事捐款。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3章，第196—197页。

崇祯九年（1636年2月7日─1637年1月25日）5月30日，葡萄牙籍神父巴普蒂斯塔•薄莱利（Joāo Giovanni Baptista Bonelly）出任圣保禄学院院长。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378.

崇祯十五年（1642年1月30日─1643年2月18日）1月，新国王若奥四世派遣于1638年离澳回国的菲亚略•费雷拉（António Fialho Ferreira）为使节，去向澳门传达葡萄牙恢复独立的消息。为了防止西班牙人抢先赶到，使当地的市民继续效忠于西班牙，菲亚略•费雷拉作出很大努力，于1642年5月30日率先赶到目的地。31日，澳门议事会为若奥四世举行了盛大的庆典，由方济各会士署理主教本托•克里斯托（Frei Bento de Cristo）主持，并通过了由276人签名的文件。在澳门总督和教会领袖召集的秘密会议上，菲亚略•费雷拉向全体社会名流公布若奥四世即位的消息，作了爱国的演讲。大部分与会者立即表示了对新国王的忠诚，虽然他们明白，承认若奥四世就意味着将失去如今赖以为生命线的澳马贸易。会上，也有一些人提出不同意见。他们倒不是反对拥戴若奥四世，而是因几年前菲亚略•费雷拉在澳居留时与他们有利害冲突，因此不愿受他的左右。由于菲亚略•费雷拉的姻亲、屡次出任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的贾罗布等人态度坚决，会议最终作出了决定。6月20日，澳门总督和所有有声望的市民、宗教人士都在公共广场参加效忠于若奥四世的宣誓仪式。宣誓条文有71人签字，包括澳门署理主教本托•克里斯托及各修道院院长。宣誓以后，儿童们向民众表演戏剧，荣誉团的士兵对天鸣枪，所有的炮台鸣放礼炮，使整个庆典进入最高潮。为了表明澳门对若奥四世的效忠，居民们捐赠了一大笔现金20万两白银给国王，还给国王奉献了澳门生产的200门铜炮和各种弹药。由澳门议事会推选的代表菲亚略•费雷拉和贡萨洛•费拉兹（Gonçalo Ferras）送到里斯本，并以该城的名义向国王致敬。此后的10个星期，在澳葡萄牙人为祖国的光复进行了在所有葡萄牙海外居留地中最为热烈的庆祝活动。尽管阴雨连绵，贵族们都穿上华贵的节日盛装，公共建筑、教堂和富裕市民的房屋都悬灯结彩，各个教堂和修道院都举行感恩祈祷、组织化装游行，市民们更是兴高采烈地观赏以葡萄牙农村方式进行的斗牛表演。7月7日，一场由年轻人组织的盛大的化装游行尤为引人注目，甚至居住在澳门的非葡籍居民都加入了这场盛大的庆典：圣保禄学院的中国学生进行了中国式表演，多明我会学校的学生和奥斯定修道院的学生也聚集起来欢庆这一节日。被驱逐到澳门的日本天主教徒表演了日本伞舞，波斯人表演了灯舞，荷兰人也在表演中展示了他们的民族风尚。参与这场盛典的还有澳门的奴隶们，7月10日，圣老楞佐堂区的奴隶们率先向主人要求举办自己的化装舞会得到允许，他们使用主人提供的面具和各种道具表演了非洲舞；8月10日，澳门的大部分奴隶和圣安东尼奥堂区的奴隶举行了自己的游行演出，其规模完全可以和上一次奴隶化装舞会相媲美。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6章，第85页；C. R. Boxer, The Embassy of Captain Gonçalo de Siaueira de Souza to Japan in1644—1647, p. 3; C. R. Boxer,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o, pp. 163—166, p. 170.

乾隆十八年（1753年2月3日－1754年1月22日）5月30日，澳门议事会市政议员西蒙．罗咱上尉同其他议员联名写信给澳督贾士度（Dora Rodrigo de Castro），要求在西蒙．罗咱上尉住宅毗邻的街道设防并建三巴巡捕房，资金由西蒙．罗咱上尉出。这样既利于这一地区的防卫，也对澳门适宜。贾士度不但批准此建议，而且大加赞扬，并关闭了上述街道、三巴城门。西蒙，罗咱，中文又将其译为“泗孟”，在内港附近拥有一座豪华巨宅。1779年澳门内港图及《澳门记略》中的《小税馆》图上均标有西蒙的这一巨宅。在内港，他还拥有一座专用码头，称为“泗孟码头”。而他居住的那条街现在也称为“泗孟街”。潘日明：《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第115页。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1月30日─1768年2月17日)5月30日，香山县丞兴圣让为移驻澳门择地建署事行理事官路易士•科埃略(Luís Coelho)牌称：因望厦村县丞衙署被台风吹塌，加上澳门民夷日众，贸易往来必须专员稽察。今本署分府拟将该丞遵照原行移驻澳门，就近弹压，但其衙署亦须择地建立。将澳内地方何处可以建立衙署，理事官路易士•科埃略会同夷目，绘图禀覆本县丞。但由于澳门葡人强烈反对，这次在澳门建佐堂衙署的意图没有实现，只好将衙署改迁至香山翠微书院。《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县丞兴圣让为移驻澳门择地建署事行理事官牌》，第395页。《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许敦元为县丞在澳内修葺公馆驻扎下理事官谕》，第396页；A. F. Marques Pereira, As Alfândegas Chinesas de Macau, p. 29, 称：香山县丞入驻澳城的时间为乾隆元年(1736)，本托•德•弗朗萨(Bento da França)的《澳门历史补遗》，第118页，雷维•戈麦斯(Levy Gomes)的《澳门史纲：1511—1849》，第247页及博克塞(C. R. Boxer)的《热带葡萄牙社群》，第51—52页均从此说，据中文档案，1736年说为误。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2月5日─1781年1月23日）5月30日，一艘大吕宋祖家船（即西班牙船）第一次航抵澳门，澳门议事会让其进入澳门内港湾泊。依照清政府的规例：仅允许澳门船、小吕宋（即菲律宾）船、港脚船及葡萄牙船在澳门停泊，其他各国船只一律泊于黄埔。大吕宋祖与其他各国一样也必须停泊黄埔。澳门议事会向粤海关解释：第十九号“类斯，山治（Luís Sanches de Cáceres）”额船船主央• 哄沙路（João Gonçalo）于去年十月将十九号额船卖给英商华忌臣（Fergusson），而央•哄沙路同西班牙商度明古（Domingos）又在大吕宋买回新船回澳，顶补船额。最后，这艘大吕宋祖家船获准“就澳湾泊”，并 “顶补澳船”。但今后如有大吕宋祖家船到来，则必须赴黄埔湾泊，不能援用此例。 第十九号额船船主在雍正时为类斯‧山治，而至乾隆中船主已换为央•哄沙路，可见，额船船主更换，额船名仍沿袭不变。余疑此央•哄沙路即澳门富商，航主且多次出任理事官的贡萨洛•科斯达（Gonçalo de Costa）。《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署香山县丞刘为十九号船顶补额船速具结事行理事官牌》，第215页；下册《粤海关监督图明阿为飭令大吕宋船离澳进埔湾泊丈输事下理事官谕》，第649页；《署香山县丞刘为饬大吕宋船不得开舱搬货下理事官谕》，第651页；《署香山县刘为准令大吕宋船顶补澳船额数事下理事官谕》，第653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08.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2月3日─1792年1月23日)5月30日，双桅帆船“嫁呖(Argonaut)”号船长詹姆斯•科尔内特 (James Colentt)从圣布拉斯(S. Bias)及美洲西北海岸到达澳门，该船于1789年4月25日从澳门装备出发到美洲西北海岸，是在诺特卡海峡 (Nootca Sound)被西班牙人俘获的船只之一，在1790年6月4日被释放。 据悉，他们从墨西哥总督那里收到40000元作为全部损失的赔偿费。船上载有很多海獭皮，但由于最近的禁令而无法出售，他们获得葡萄牙总督的准许，在氹仔修理。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5卷，第503页。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5月30日，一艘小吕宋船回到澳门，载有牛皮1000余张，到澳后未经禀报输税，即行于6月10日离澳出口。该船于上年十二月抵达，本年二月内出口。两次往返澳门，均未报告官府丈量输税。《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署澳门同知嵩为严查小吕宋船连次违例抗钞事行理事官札》，第662页。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2月5日─1838年1月25日）5月30日，新建的圣保禄坟场开始启用，坟场归仁慈堂负责管理。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65页。

咸丰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5月30日，早晨4时30分，澳门历史上最重要的画家钱纳利因中风在其澳门寓所鹅眉街（Rua de Inácio Baptista）8号逝世，享年78岁。死后葬于澳门英国新教坟场。钱纳利，英国人，1774年1月5日生于英国伦敦歌赋坊4号，父、祖均是职业的书法家。1792年入读皇家美术学院，1794年，即开办个人画展。1802年前往印度，在印度生活23年。1825年来华，9月入居澳门，此后至死，除少数部分时间在香港、广州外，其在澳门生活近27年。在此期间，他是澳门上层社会极为活跃的人物，与同时代的许多著名人物均有重要关系。在他的人物肖像画中有行商领袖，有英国大班，有传教士，还有贵夫人。钱纳利的绘画最典型的就是19世纪英国风靡一时的“如画风格”。他追寻“如诗如画”的风景、废墟及奇形怪状的岩石等“与众不同”的景致。他的中国风景画以“如画风格”的美学观点为原则，但十分注重市场口味。钱纳利在澳门期间创作了近万幅作品，其中尤以水彩画《南湾》、《妈阁庙》、《玫瑰堂》等作品为上乘。他还培养了很多学生，有英国人、葡萄牙人，更多的是中国学生。《东方印象：钱纳利绘画展》之孔佩特《序言》，第12—20页及《钱纳利生平简述》，第36—37页；陈继春：《钱纳利与澳门》，第155页。

1852年（清咸丰二年）5月30日，画家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在澳门逝世，安葬在旧基督徒坟场。11月5日，澳葡政府清理中国居民的土地及耕作面积，进行中国居民楼宇物业登记，并要支付十分之一的物业税。葡、英等国在澳设立“猪仔馆”（招工馆）。至1873年止，澳门先后贩运18万华人出洋。

20世纪葡萄牙文学伟大人物之一，他和澳门有不可磨灭的联系。 奇怪的是并不因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也不是因为关于澳门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也不多。 他在澳门的时间也不多。

光绪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5月，里斯本塞尔纳谢神学院毕业生阿纳克莱托‧卡赛斯（中文档案名“晏拏基列度额些时”，Anacleto Cotrim da Silva Garcêz）神父从里斯本启程来澳门，1876年5月30日申请赴海南传教执照，获准。后又赴帝汶传教。白尼奥：《在远东的塞尔纳谢‧多，邦雅尔丁学院的神父》，载《文化杂志》第57期，2005年；《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葡使罗为请执照盖印发还以便传教士前往海南地方传教事致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奕诉等照会》，第81页。

光绪十四年（1888年2月12日─1889年1月30日）4月20日，因澳门新桥坊红花里、千日红里（Pátio das Perpétuas）两围华人聚居，移疍家艇于岸上居住，于洁净之事，大有干碍。且多是匪人居住，而巡捕难于稽查，遂使该处成为贼巢，澳门政府限30日内，将澳门新桥坊之红花里、干日红里两围内所有住家之疍家艇一概拆迁。倘其中见有十分坏烂不堪水面用者，则用火焚毁，并将该两围之围墙拆去。5月30日，又规定凡有在本澳内外所属地方（包括氹仔、过路湾），不论何处，将疍家艇移在陆地居住者，只由本告示颁行宪报之日起计，限15日内，尽行搬迁。并不准搭盖葵寮。《澳门政府宪报》1888年4月26日第17号。《澳门政府宪报》1888年6月7日第23号。

光绪十五年（1889年1月31日─1890年1月20日）5月30日，葡国政府发来示谕：嗣后所有茶叶由澳门直往西洋各港口，悉照本国沿海生意一体办理，其税项每100元恩减银25元。《澳门政府宪报》1889年6月1日第22号附报。

《知新报》第五十四期刊登《英人欲乘乱收取小吕宋》、《论西伯利亚铁路工程》、《英人议行徙民新政》、《加拿大矿产述闻》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知新报》第八十八期刊登《礼亲王等奏覆会议河工事宜折》、《中国息借各洋欵每年应还本息银数盈绌表》、《法国妇女学为律师》、《奥国振兴出口商务》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4月，澳门政府颁布鸦片贸易新规定，运抵澳门的鸦片必须存放在政府仓库内，并要收取费用。此规定遭到澳门鸦片商的普遍反对，商人采取停止鸦片交易的办法进行抗议和抵制。至5月30日，澳门政府宣布废止上述新规定。澳门鸦片贸易遂于6月开始恢复。拱北海关编：《拱北海关志》之《大事记（1887—1990）》，第271页。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5月30日，已抵达香港的澳督施利华急忙回到澳门，颁布法令将所有在澳已成立之工会未经政府核准立案者，严令一律关闭解散，宣布68个与罢工罢市有关的工会为非法团体，并对澳门民众的结社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凡会章未经政府批准之工会，须立即关闭，作为惩戒。唯该等工会虽章程未依法批准，现可以正式呈请批准，而政府复查得此会在上月28、29号暴动未有直接或间接负责者，则不在解散之列；会章经政府批准之工会，而与上述暴动有参与或直接负责者须关闭；有法若与此例抵触者，全行撤销”。此后，澳门政府对社团的登记与注册检查比较严格，规定除宗教慈善团体外，凡政治性的社团不准公开成立与活动，一些社团只能用公会，不能用工会两字，这对以后澳门社团的发展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澳门政府宪报》1922年5月30日第21号；《东方杂志》第19卷第13号1922年6月1日载：“澳门政府下令凡与此次风潮有关之工会一律解散，各商店限本日复业，否则不任保护之责。”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5月30日，澳门政府发布第230号札谕，解散东乐、广结等工会，由山度士统理负责。同日，澳门政府又发布第234号札谕，宣布本澳发生之事均系违抗合法官宪，且多由工团代表之所为，而该工团多非依法成立会章，并未经政府核准。《澳门政府宪报》1922年5月30日第21号及6月7日第22号。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5月30日，署理总督奥古斯托．山度士通告全澳商人限至6月1日止，一律开始贸易，若不遵守，政府将保留许可权，以适宜方法进行处置。《澳门政府宪报》1922年5月30日第21号。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5月30日，澳门政府宣布一切身体健康的在澳葡萄牙人务必到设于圣嘉辣堂内的民兵营报到，准备为政府服务。《澳门政府宪报》1922年5月30日第21号。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5月30日，广州军政府派出“广元”号军舰驻守澳门内港附近前山。 31日，又增派“广享”、“广贞”、“雷干”三艘军舰驶至澳门附近海域，声言要从葡萄牙的统治下收回澳门。《民国日报》1922年6月11日《国会省会主张严重交涉》。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掀起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紧接着，6月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罢工工人成立最高执行机关──省港罢工委员会，下设文书、招待、庶务、宣传、交际、交通及游艺等七个部门，并借鉴1922年海员罢工的经验，组织纠察队封锁香港、澳门港口，形成了东起深圳、西至前山的珠江沿岸封锁线，严密驻防各海口，以维持秩序，稽查走私，截留粮食，扣缉货物，港澳经济由此受到沉重打击。“五卅”惨案爆发四日之后，葡萄牙驻广州领事馆费力什．奥尔塔通知奥古斯托．山度士广州局势告急，为防受广州军事冲突波及，要求派遣“祖国”号炮舰到广州沙面一带，保护当地葡萄牙侨民。澳门政府立即将费力什．奥尔塔的要求向里斯本转达，“祖国”号随之启航到广州珠江河畔。邓中夏：《省港大罢工》，载《省港大罢工资料》，第23─30页；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s.,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Documentos Relativos às Crreves de Hong Kong e Cantão e a sua Influência em Macau,1922─1927, p. 378─383. 按：东江南路收复以后，纠察队封锁线不仅局限于珠江口一带，还扩展至东起汕头，西至北海。所有防线与广州较近者，分为七个防区，与广州相隔太远者，则设立阳江、琼州等六个办事处。当时纠察队2000余人，分设总队部、大队、支队、小队、班等各级组织，其中石岐、前山为一防区，以两支队驻之。(参见冼一宁：《粤港罢工纠察队奋斗概况》，载《省港大罢工资料》，第165─170页。)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5月30日，澳门政府颁布《澳门市自治规约》，共13章372款，包括街道之治安、街道之交通、商店及小贩、水泉水池、治安条规、守礼与安宁、公共卫生、狩猎、公司之责任、直辖各机关等，对建筑修筑、重修及拆卸、街道修建、交通安全、公共卫生、城市饮水、治安规范、火灾防范等各方面进行规定。《澳门市自治规约》(1925年5月30日)，载1934年《澳门年鉴．1933年商业人名录》，第109─138页。

1983年5月30日，澳门母亲会主席澳督夫人高美德及理事一行六人来院参观，并捐赠产科超声波仪器设备一套。 左起：饶不辱（左二）、澳督夫人（左五）、何婉琪（右六）、周金陵（右四）、陈炎慧（右三）、梁志辉（右二）、黄丽玉（右一）。

中葡谈判解决澳门历史问题。1986年5月30日，中葡两国政府发表新闻公报，决定于6月最后一周在北京开始澳门问题的会谈。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葡方代表团团长为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梅迪纳（Rui Medina）。首轮关于澳门前途的外交谈判于1986年6月30至7月1日在北京举行，中葡经历了近9个月共四轮会谈。1987年4月13日，葡萄牙政府总理席尔瓦（又译施华高，Cavaco Silva）应邀访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共同签署《中葡联合声明》，从而圆满解决了澳门问题。

1993年5月30日，澳门第二届市政议会选举进行投票。澳门区5位直接选举议员为温泉、姚汝祥、张裕、梁庆球、区锦新；海岛市3位直接选举议员为岑玉霞、莫德岳、梁少佳。间接选举议员分别为澳门区李康、崔世昌、冼志耀、何汉、唐坚谋；海岛市阮子荣、杨景开、何亮照。

1996年5月30日，《澳门基本法》上网，从此《澳门基本法》的宣传无分国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