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1月27日－1684年2月14日）9月12日，葡萄牙國王阿豐索六世去世，其弟攝政王佩德羅即位，史稱佩德羅二世（PedroⅡ）。王忠和：《新編西班牙葡萄牙王室史話》，第337—338頁。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2月11日－1718年1月30日）9月2日，兩廣總督楊琳通過時任廣州住院本堂神父的葡萄牙人畢登庸表示希望澳門賣給其至少一門重1000多斤（Cate）的銅炮。12日，畢登庸神父專程為此事抵達澳門。澳門耶穌會會長建議答應請求，以表示議事會對皇帝通過總督來澳門巡訪所表示的善意的感謝。議事會和總督同意贈送二門銅炮。據當時的記載：“該年9月，總督從廣州派來兩位親信，帶著錢要求議事會賣給其兩門銅炮供皇帝使用，可以是炮台或船上多餘的銅炮。議事會利用了這個寶貴的政治機會，取來兩門同樣的銅炮，派一位議事會官員送交總督，代表議事會獻給皇帝陛下。”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93頁；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89頁。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1月23日─1774年2月10日)9月12日，澳門總督沙丹耶致函議事會，要求議事會通知所有把房屋抵押給中國人的房主在指定的時間內將房子收回。Manuel Teixeira, "The Macanese", Review of Culture, No. 20, July/September,1994.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9月12日，遣使會士劉方濟神父秘密從澳門前往中國內地。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89.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1月21日─1796年2月8日）9月12日，英國東印度公司約350噸重的“極需（Indispensable）”號從新南威爾士駛抵澳門，後進入黃埔，按例繳交船鈔，並載茶葉直接駛返倫敦。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573頁。

清嘉慶年間（1796—1820）兩廣總督吳熊光和廣東巡撫孫玉庭因英軍入駐澳門事被革職一案。1802年（清嘉慶七年）3月，英國以協助葡萄牙防守為名，派兵船6艘、官兵數百駛抵氹仔海面，準備登陸澳門。由於澳葡當局及廣東官府的拒斥，英艦主動撤退。1808年，英國借口法國要侵佔澳門，派海軍少將度路利（William O' Brien Drury）率9艘兵艦於9月11日抵達澳門港口。最初，葡人抵抗，拒絕英軍登陸，後經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分公司經理斡旋，於9月21日准許英軍登陸，300多名英國士兵入駐東望洋山炮台、南灣炮台及被封閉的聖保祿學院等處。10月下旬，英國又從印度調來軍艦，兩批共計兵艦13艘，兵員760人。為了欺騙中國官府，英艦一律懸掛葡萄牙國旗，士兵則改穿葡兵制服，又佔據媽閣炮台、嘉思欄炮台及聖奧斯定教堂等處。面對英軍入據澳門這一重大事變，吳熊光及孫玉庭均掉以輕心，並未積極採取措施。直到度路利於10月下旬率3艘兵船闖入虎門、進逼黃埔，要求清政府同意英軍在澳門駐防，才向朝廷稟報情況，而且是作一般公文發出。嘉慶帝直到11月中旬才獲知澳門發生的事變，大為震怒，急令廣東方面迅速斷絕澳門一切供應，封鎖交通，調集水陸軍隊，準備驅逐入駐澳門的英軍。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英軍於12月18日全部撤離澳門。事後，清政府鑒於吳、孫兩人對英軍入據澳門之事嚴重失職，將其革職。

清嘉慶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9月12日，香山知縣馬德滋下理事官若瑟·科英布拉諭，嚴禁煽惑內地居民來澳門習教。《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香山知縣馬德滋為嚴禁煽惑內地民人來澳習教事下理事官諭》，第529頁。

1821年（清道光元年），在歐美大陸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推動下，葡萄牙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進入高潮。由公民選舉產生的葡萄牙議會制定了君主立憲的憲法，下達了取消一切封建權利和義務的命令，在葡萄牙民主運動的影響下，澳門的葡萄牙人分成了敵對的兩派：一是以土著葡萄牙人為主體，有着強烈變革要求的立憲派，其首領為巴波沙（Paulino da Silva Barbosa）少校；一是以葡萄牙貴族官員為主體，力圖維護原有特權的保守派，其首領是地方長官亞利鴉架（Miguel Arriaga）。立憲派先是開展請願活動，抗議議事局無視市民的要求，提出恢復原來的議事局政體，免除澳門對果阿、帝汶的財政補貼，任用澳門土生葡萄牙人在當地文職機構及軍隊任職等一系列請求。澳葡當局被迫於1822年2月16日召集市民在市政廳舉行忠於憲法的宣誓。但他們對民眾所要求的改革並不準備實行。在這種形勢下，立憲派與澳葡當局，特別與保守派首領矛盾越來越尖鋭，並不時採取激烈行動，使亞利鴉架的人身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脅。1822年8月中旬，澳門民主運動爆發。市民若瑟在8月17日議事局開會時，提交了一份由83位市民聯名的抗議書。這份抗議書指控亞利鴉架慫恿中國官員干預澳門事務，以維持自己的地位。亞利鴉架自知受到市民的普遍敵視，表示願意辭職。市議員向市民們宣佈了他辭職的消息，並表示準備進行一次新的選舉。8月19日，市民們舉行選舉大會。會上，立憲派與保守派發生尖鋭的衝突。保守派頭目卡瓦爾坎蒂（Cavalcanti）宣稱，這一會議沒有確定新政體的權力。與會的市民都被激怒，當即將他從窗口扔到街頭。這時，巴波沙登台演説，指出人民希望建立的是與憲法完全符合的政體。會議最後決定，重新恢復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前的政體，授予新選出的議事局不受總督及地方長官控制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總督只能掌管軍事。亞利鴉架則被剝奪一切職務。9月12日，巴波沙又創辦了澳門有史以來的第一張報紙－《蜜蜂華報》。該報宗旨鼓吹立憲派各項主張，成為新政權的喉舌。澳門資產階級立憲派領導的民主運動進入高潮。被罷免的亞利鴉架並不甘心失敗，煽動總督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發動政變。但很快被立憲派擊敗。1823年，葡印總督派“薩拉曼特拉”號巡洋艦運載一批士兵駛往澳門，旨在恢復舊政權，鎮壓澳門民主運動。由於中國政府的干涉，他們未敢輕舉妄動。9月23日凌晨，士兵在澳門偷偷登陸，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進抵市政廳前的廣場，並逮捕了立憲派領袖巴波沙。隨後，保守派組織了政府委員會，來攝理總督職權，並將亞利鴉架官復原職。接着，他們大肆鎮壓立憲派，查封《蜜蜂華報》。與此同時，葡萄牙王子米格爾（Dom Miguel）也在本國發動政變，解散議會，廢除憲法，恢復其父若奧六世專制君主的權力。澳門保守派狂熱地歡呼這一場政變，他們宣誓效忠於君主專制政體，舉行了盛大的慶典和宴會。澳門民主運動遂因此而夭折。

1822年（清道光二年）1月5日，葡萄牙頒佈第一部憲法，把澳門納入葡君主立憲政制的管轄範圍。7月19日，葡萄牙法令，將澳門、帝汶、梭羅（Solor）劃在一個海外選區，享有一個議員席位。9月12日，《蜜蜂華報》（Abelha da China）創刊，在官印局印刷。該報被稱為中國境內首份外文報刊。

清道光二年（1822年1月23日─1823年2月10日）9月l2日，澳門創辦了取消海外省辦報禁令後在澳門出現的第一張報紙《中國之蜂》，本日出版第1期。該報宗旨鼓吹立憲派各項主張，大膽地抨擊反對派，成為新政權的喉舌。該報創刊者為立憲派領袖巴波沙中校，出版者為多明我會修士貢薩洛·阿馬蘭特（António de S. Gonçalo de Amarante）。報紙由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協助印刷，每逢週四出版，每期4頁，每頁雙欄。其第l期社論全文如下：受澳門議事會的委託，我們認為，本報編輯的職責，就是真實全面的將上個月19日澳門居民聚集在自由亭周圍，推翻了忍受多年的專制統治這一事件發生的原因告訴讀者，盡管此項任務非我們力量所能及，但我們並不因此而放棄。同時我們也渴望盡綿薄之力，來讚揚這一終結了獨裁統治、鞏固了澳門民眾權利與義務、並在公眾的歡呼聲和喜悅之情中，按照澳門全體公民的願望成立了臨時政府的壯舉。而這個政府，在它成立後短短的時間里，通過它對祖國的忠誠，對人民的熱忱以及為國家謀利的行動，充分證明了自己。永遠忠於尊貴的國家的人民，良好的社會秩序的維護者，他們的熱情在這一事件中充分說明，對祖國的愛和無畏的勇氣，並不只是表現在戰場上——於炮火聲中揮劍衝殺，力挫頑敵；在和平年代，他們同樣隨處可見，並為我們的英雄帶來常青的桂冠。那一天，澳門人民表現出來的和平、安寧和良好的秩序，將成為一座永恆的豐碑，世代傳頌。公眾對政府缺乏信任，而政府卻固執地、甚至使用對葡國人來說不僅是不當簡直是卑鄙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統治，是（引發這一事件的）主要的原因。因而，公眾曾多次向市政府上書，指出有必要建立一個新政府，築起一道堤壩，以阻擋危害商業活動的罪惡的洪流，以阻止那即將到來的獨裁統治。而現實中的一切卻是這樣：一個作為危害本城商業活動從而危害整個城市的罪惡根源的權力機關仍然被保留著。如果這種狀況像往常那樣繼續下去的話，人們所預見的只是一個充滿著不幸結果的悲慘的未來。我們不憚多餘地認為，在其他國家，工業、農業是支柱產業和帶來財富的基礎；但是在澳門，卻完全不是這樣。商業構成了這個葡萄牙王國的小小一部分存在的基礎。但是，由於這個權力機關的無力，本城的貿易日趨衰落。他們容忍和允許外國船隻滿載走私的貨物進出本市的港口，從而使本市的商人和本國的商品遭受損失。本國的商人在貿易活動中無利可圖，而外國商人卻大獲其利。以上種種激起了民眾的義憤，迫使他們在上個月的17日最後一次上書，並於18日從他們中推選出三名代表進行請願。最後終於使全民大會在19日召開。在這次大會上，大多數人都同意舉行全民選舉，選出了未來政府的成員，而原來的那個權力機構將被公眾的表決排除在外。如果我們注意到有關我們的祖國實行立憲的消息傳達到澳門時引起的不安，如果我們回憶起有人曾試圖盜竊那些從里斯本來的公開的文件，如果我們觀察到那些真正的愛國者所遭到的無禮的斥責與威脅，如果我們指出接受立憲制度是對政府成員的刺激，如果我們認真思考以上的事件，我們就會毫無疑問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政府最終向公眾表示接受立憲制度，只不過是在特定環境下的權宜之計，決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的表現。我們用不著將現政府成立時發生的種種事件逐一進行討論，只需將以下幾次會議記錄刊登在報紙上，就足以使我們的讀者瞭解當時的情況了。而讀者讀過這些會議記錄並深入思考之後，就可以對我們所反映的這些事情作出自己的判斷了。相信大家知道，我們再也不會因賄賂和逢迎出賣我們的筆了。另外，處於良好的願望，我們將從法律的角度向大家提供專家分析，以此來為那些不知情的人釋疑解惑，並回答另一些人對我們的連續不斷的攻擊。同時，我們還要向我們的同胞介紹澳門人民在動搖強權統治的事變中所表現出來的熱情以及剛剛成立的明智的臨時政府的忠誠和它的政務活動；向澳門人民說明他們具體的權利與義務；最後還要指出這座城市渴望得到的種種改善。這些就是我們的目的。我們同樣不會忽略國內外發生的有關葡萄牙的新聞。此外我們懇求同胞們把你們的想法告訴我們，並希望你們中的飽學之士幫助我們完成我們的任務，減輕我們的負擔。《中國之蜂》在澳門的出現，當然首先是由於1821年葡萄牙新政府解除了1737年的禁止海外出版書報法令和自1768年開始實行的新聞檢查制度，通過了新聞自由法案。然而，真正導致《中國之蜂》在澳門出版的原因，主要是在澳門日益強大的葡萄牙本土政治力量和澳門土生葡人對自治訴求之間的鬥爭。於是，《中國之蜂》從創刊開始，便站在居澳葡人的角度，為葡萄牙的立憲革命勝利而呐喊，為在總督手中奪回權力而歡呼，並以立憲派機關報和立憲派政府公報自居，又同時以保皇派為攻擊和報複的對象。《中國之蜂》葡文報名為A Abelha da China, 意即為中國的蜜蜂。一般將此報譯為《蜜蜂華報》，這一譯法是不準確的，“華報”是相對“西報”而言，一般指華文報紙，但該報報名及報內內容均無華報之意，亦無華字，故以“中國之蜂”更為確切。關於該報的定性，參見林玉鳯：《鴉片戰爭前的澳門新聞出版事業（1557─1840）》，第78頁。蘇精：《馬里遜與中文印刷出版》，第98頁引 ELC， G/12/227，Caton Consultation, 22 August.1822.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13, 稱該報由議事會屬下政府印刷所（Tipografia do Governo）公費承印，但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澳門報刊業的起源》（載《文化雜誌》第9期，1993年）則稱，由政府官印局印刷；J.M.Braga, The beginnings of printing at Macau，pp.131—135 也認為該報在當時是立憲派成立的新政府轄下的政府出版處印刷。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6—27頁；A Abelha da China，No.12 de Setembro de 1822, 轉自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第213—215頁。"林玉鳳：《澳門新聞出版四百年》，載《澳門史新編》第4冊，第1213頁。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9月12日，剛剛完成建院200周年紀念活動的聖家辣女修院被取消。但修女們被允許繼續留在院內居住。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510.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2月，林則徐在廣州創立的翻譯房出版《澳門消息報》，用漢語報道外國人在華活動動態。每月還將發過的文章分類匯總在《澳門月報》上。3月9日，澳門議事會頒佈法令，禁止在澳門收存、吸食鴉片，嚴禁各國居民向捲入鴉片買賣的中國人提供庇護。3月22日，義律請求澳門總督對英國僑民提供保護。邊度（Adrião da Silveiro Pinto）總督接受了請求，但申明所有捲入鴉片交易糾紛的英國人不在此列。4月1日，前山寨守官致函澳門檢察官利馬（José Baptista de Miranda e Lima），轉達欽差大臣要澳門交出所有鴉片的命令。4月27日，前山寨守官致函澳門檢察官，命令在3日內必須交出所有藏於葡萄牙居民家中的鴉片，否則將封閉澳門進出通道。5月24日，英駐華貿易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上尉和英國商人離開廣州前往澳門。8月26日，由於澳葡政府在中英交惡中宣佈中立，在澳門居住的所有英國人，在義律的勸說下，離開澳門前往香港。9月3日，欽差大臣林則徐訪問澳門。在蓮峰廟召見澳門葡萄牙官員，勒令私藏鴉片者一律在限期內上繳，否則嚴懲不貸。9月12日，義律請求邊度總督允許英國商人到澳門避難，並建議將澳門外港作為英國人貿易中心。邊度總督拒絕了上述建議。11月3日，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12月6日，清朝官府下令禁止英國人在澳門逗留。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9月12日，澳門議事會發布公告，命令在外港和氹仔布防。同時，禁止各種裝運鴉片的船隻駛入。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73頁。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9月12日，在氹仔島附近西班牙“比爾巴諾（Bilbaino）”號船，因酷似英國船，被欽差大臣林則徐下令焚毀。澳門政府亦就此發表公告：“在本月12日清晨發生了一件令人痛惜的事件，中國的巡船由於懷疑其為載有鴉片的船隻，不正確地將停泊在潭仔的‘米巴音奴’號方帆雙桅船燒毀。王家議事會認為，派出武裝巡船在那個錨地及澳門街巡邏是他們的職責，並通過這種辦法表明：（1）任何國家運載鴉片的船隻在這里停泊將被扣押及沒收充公；（2）像西班牙船一樣的其它致命錯誤不可能發生。它公布後，任何國家在上述提到名字的錨地停泊及在10月1日之後運載鴉片的所有船隻將被充公。”11月1日，澳門理事官利馬致函前山寨，請求滿足“比爾巴諾”號船主加布里爾（Gabriel）索賠的要求。中文資料稱：八月初五日，守備黃琮稱“丹時那”躉船於潭仔。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73—74、76頁；Chinese Repository, Vol.8, No.5，p.271. 田明曜：《重修香山縣誌》卷22《紀事》。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9月12日，遣使會澳門會院院長及中國教務省會長陶若翰神父在澳門逝世，葬於聖若瑟堂。樊國陰：《遣使會在華傳教史》，第146頁。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1月27日─1847年2月14日）9月12日，在宣佈澳門為自由港後，取消了葡萄牙海關，前澳督彼亞度被迫以新設立的地產什一稅及公鈔代替以前的關稅收入。所有基督徒、葡萄牙人及外國人均為納稅者，雖然也曾有意讓華人分攤澳門政府費用，終因爭議甚大和不得人心而罷議。至亞馬留執政，經與議事公局反複爭論，亞馬留據部令答覆說：“至於向華人課稅問題，委員會不應對此有任何疑問，因為這些人由葡萄牙當局審判，受葡萄牙當局保護”。本日，亞馬留邁出了向華人課稅的第一步，頒佈告示要求停泊在澳門內港的華人快艇必須向港務局登記並納每月一元的稅款。針對澳葡這一向華人徵稅的動向，澳門民眾張貼了揭帖：“葡萄牙人的錯舉不過證明他們欲步香港英國人的後塵，可他們卻忘記了澳門係葡萄牙人僦居之地，北、東屏山，南、西臨海，劃定之區屬其所有，別無長物，治理華民有縣丞，稽查船隻有關澳委員，實與香港大不相同。因此，葡萄牙人欲將二者混為一談，將澳門與香港同日而語，錯矣！我等華人生逢太平盛世，豈能甘受此等侮辱，是聚議上書大憲，令葡人守舊制，勿生是非。”澳門總督亞馬留於1846年8月10日致議事亭公函，附總督於1846年8月22日致海事及海外部公函內，海外歷史檔案館，二部，澳門，1846年函盒，轉引自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114—115頁。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Timor e Solor, 22 de Outubro de 1846.

咸豐三年（1853年2月8日─1854年1月28日）9月12日，澳門政府頒佈關於勞工輸出的第一個公文。該法令規範了勞工輸出的程序，避免僱主的非法行徑，政府並對招工館或苦力館進行控制，為岸上及旅途中的移民苦力提供適當的膳宿及衛生條件。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18頁。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252頁。

咸豐七年（1857年1月26日─1858年2月13日）9月12日，水兵營建制取消。由蒙桑（Monção）少校率領的另一支300名士兵的葡軍乘“阿達馬斯托爾（Adamastor）”號船到達澳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31頁。

光緒二十年（1894年2月6日─1895年1月25日）9月12日，澳門華商集鉅資酬神演醮，連續數日。雇召名班，金龍舞獅，名班彩色，各處巡行，極為繁鬧，極一時之耀。此次酬神會景，聞約費4000—5000金雲。《鏡海叢報》1894年10月3日《集款酬神》；1894年10月17日《劫案匯志》。

民國六年 (1917年1月1日-1917年12月31日)9月12日，鑒於利宵中學舊校舍已破舊不堪，而新建校舍尚未完成。仁慈堂主席奧古斯托．山度士 (Joaquim Augusto dos Santos)告知委員會，將好景酒店租給政府財政廳，作為利宵中學臨時校舍，合同期為2年，月租250港元，自12月1日起生效。12月，利宵中學遷至好景酒店，直至1923年，利宵中學一直在好景酒店上課。當時中學僅有20多名學生。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Ⅰ, p. 313; Luís Andrade de Sá, Hotel Bela Vista, pp. 32-34.

民國七年(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9月12日，澳門按察司因住澳鄭秋和控告住澳盧怡若即盧光臣(盧宗晉)一案，定於10月14日1點半將其議事亭前地(Largo do Senado)第18～20號屋一間十分之一明喊開投，招人承買，估價2000元。《澳門政府憲報》1918年第38號，第692頁。

民國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9月12日，澳門政府公佈由黎登 (Leitão)兄弟合組的“聯合兄弟有限公司”成立。該公司主要從事旅館業，包括利為旅酒店、Majestic酒店、國華及平安戲院、牛奶公司及澳門乳品店。此處黎登兄弟當指曼努埃爾‧黎登 (Manuel Francisco Leitão)和卡洛斯‧黎登 (Carlos de Melo Leitão)。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72頁。

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9月12日，澳督戴思樂在宮邸與國民黨在澳門最高負責人周雍能私人會面，見面後，戴思樂向周雍能出示了日本駐華南軍事長官8月27日送來的一封抗議照會，照會抗議三事：1. 重慶經常利用澳門將軍用物品轉運內地，澳門政府則多方協助；2. 重慶政府在澳門設有政治機關甚多，澳府視若無睹，不加取締；3. 重慶政府宣傳品在澳印行或運澳銷售者充塞市面，澳府坐視不理。周雍能看完日方照會後，除予以否認外，亦一一進行解釋，戴思樂欣然接受。隨即戴思樂又將澳門政府回復日軍函件內容告訴周，並稱：“餘為此事會君，並示君致日複牒，以明真相，此乃極盼中葡兩國真誠合作，永敦友好。”周雍能對此大受感動，深信澳督戴思樂私底下是支持重慶政府的。1941年10月10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海外部致外交部公函；轉引自陳錫豪：《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第46—47頁。

民國三十五年 (1946年1月1日-1946年12月31日)9月12日，外交部駐澳專員郭則范向國民政府遞送《在澳逮捕引渡漢奸戰犯名單》。名單包括謝業龍、陳丹培、陳燦波等少數台胞，均被澳門政府逮捕，最終押解至關閘引渡給國民政府。《外交部駐澳門專員公署代電附在澳逮捕引渡漢奸戰犯名單》 (1946年9月12日)，台灣“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轉引自《迢迢歸鄉路：戰後港澳地區台胞返籍始末》，載《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556頁。

虛雲大師是佛教南派高僧，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香港東華三院邀請他赴港，超渡抗日戰爭死亡將士及死難同胞，特來鏡湖醫院參觀，並於九月十二日在平安戲院舉行說法會。

1991年9月10日至18日期間，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內地委員來澳訪問八天，主要是透過座談會的形式，直接聽取各界人士對澳門基本法的意見。9月13日，內地草委與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專責諮詢小組委員、外邀成員舉行座談。參考資料：《華僑報》1991年9月7日及14日報道。

1991年9月10日至13日，中葡聯絡小組第十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上雙方就澳門過渡期內主要問題交換了意見並進行了深入的磋商，並就換發澳門居民身份證問題達成了協定。同時，雙方研究了公務員本地化、中文的官方地位以及法律中譯問題的進展情況。參考資料：鄭言實編著：《澳門回歸大事記1972~1999》，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37頁。

2002年9月12日，新任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萬永祥抵澳履新。

2002年9月12日，香港特區廉政專員李少光訪問澳門廉政公署。

大量的水客對出入境造成壓力，影響往返旅客，自2011年開始，珠澳兩地嚴厲打擊水客活動，水客進入艱難時期。圖中為關閘馬路的水客，以膠袋分裝貨物運送。

大量的水客對出入境造成壓力，影響往返旅客，自2011年開始，珠澳兩地嚴厲打擊水客活動，水客進入艱難時期。圖中為華大新村的水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