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1月27日－1684年2月14日）9月12日，葡萄牙国王阿丰索六世去世，其弟摄政王佩德罗即位，史称佩德罗二世（PedroⅡ）。王忠和：《新编西班牙葡萄牙王室史话》，第337—338页。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2月11日－1718年1月30日）9月2日，两广总督杨琳通过时任广州住院本堂神父的葡萄牙人毕登庸表示希望澳门卖给其至少一门重1000多斤（Cate）的铜炮。12日，毕登庸神父专程为此事抵达澳门。澳门耶稣会会长建议答应请求，以表示议事会对皇帝通过总督来澳门巡访所表示的善意的感谢。议事会和总督同意赠送二门铜炮。据当时的记载：“该年9月，总督从广州派来两位亲信，带着钱要求议事会卖给其两门铜炮供皇帝使用，可以是炮台或船上多余的铜炮。议事会利用了这个宝贵的政治机会，取来两门同样的铜炮，派一位议事会官员送交总督，代表议事会献给皇帝陛下。”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93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89页。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1月23日─1774年2月10日)9月12日，澳门总督沙丹耶致函议事会，要求议事会通知所有把房屋抵押给中国人的房主在指定的时间内将房子收回。Manuel Teixeira, "The Macanese", Review of Culture, No. 20, July/September,1994.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9月12日，遣使会士刘方济神父秘密从澳门前往中国内地。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89.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1月21日─1796年2月8日）9月12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约350吨重的“极需（Indispensable）”号从新南威尔士驶抵澳门，后进入黄埔，按例缴交船钞，并载茶叶直接驶返伦敦。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第573页。

清嘉庆年间（1796—1820）两广总督吴熊光和广东巡抚孙玉庭因英军入驻澳门事被革职一案。1802年（清嘉庆七年）3月，英国以协助葡萄牙防守为名，派兵船6艘、官兵数百驶抵氹仔海面，准备登陆澳门。由于澳葡当局及广东官府的拒斥，英舰主动撤退。1808年，英国借口法国要侵占澳门，派海军少将度路利（William O' Brien Drury）率9艘兵舰于9月11日抵达澳门港口。最初，葡人抵抗，拒绝英军登陆，后经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分公司经理斡旋，于9月21日准许英军登陆，300多名英国士兵入驻东望洋山炮台、南湾炮台及被封闭的圣保禄学院等处。10月下旬，英国又从印度调来军舰，两批共计兵舰13艘，兵员760人。为了欺骗中国官府，英舰一律悬挂葡萄牙国旗，士兵则改穿葡兵制服，又占据妈阁炮台、嘉思栏炮台及圣奥斯定教堂等处。面对英军入据澳门这一重大事变，吴熊光及孙玉庭均掉以轻心，并未积极采取措施。直到度路利于10月下旬率3艘兵船闯入虎门、进逼黄埔，要求清政府同意英军在澳门驻防，才向朝廷禀报情况，而且是作一般公文发出。嘉庆帝直到11月中旬才获知澳门发生的事变，大为震怒，急令广东方面迅速断绝澳门一切供应，封锁交通，调集水陆军队，准备驱逐入驻澳门的英军。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英军于12月18日全部撤离澳门。事后，清政府鉴于吴、孙两人对英军入据澳门之事严重失职，将其革职。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9月12日，香山知县马德滋下理事官若瑟·科英布拉谕，严禁煽惑内地居民来澳门习教。《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香山知县马德滋为严禁煽惑内地民人来澳习教事下理事官谕》，第529页。

1821年（清道光元年），在欧美大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葡萄牙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进入高潮。由公民选举产生的葡萄牙议会制定了君主立宪的宪法，下达了取消一切封建权利和义务的命令，在葡萄牙民主运动的影响下，澳门的葡萄牙人分成了敌对的两派：一是以土著葡萄牙人为主体，有着强烈变革要求的立宪派，其首领为巴波沙（Paulino da Silva Barbosa）少校；一是以葡萄牙贵族官员为主体，力图维护原有特权的保守派，其首领是地方长官亚利鸦架（Miguel Arriaga）。立宪派先是开展请愿活动，抗议议事局无视市民的要求，提出恢复原来的议事局政体，免除澳门对果阿、帝汶的财政补贴，任用澳门土生葡萄牙人在当地文职机构及军队任职等一系列请求。澳葡当局被迫于1822年2月16日召集市民在市政厅举行忠于宪法的宣誓。但他们对民众所要求的改革并不准备实行。在这种形势下，立宪派与澳葡当局，特别与保守派首领矛盾越来越尖锐，并不时采取激烈行动，使亚利鸦架的人身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1822年8月中旬，澳门民主运动爆发。市民若瑟在8月17日议事局开会时，提交了一份由83位市民联名的抗议书。这份抗议书指控亚利鸦架怂恿中国官员干预澳门事务，以维持自己的地位。亚利鸦架自知受到市民的普遍敌视，表示愿意辞职。市议员向市民们宣布了他辞职的消息，并表示准备进行一次新的选举。8月19日，市民们举行选举大会。会上，立宪派与保守派发生尖锐的冲突。保守派头目卡瓦尔坎蒂（Cavalcanti）宣称，这一会议没有确定新政体的权力。与会的市民都被激怒，当即将他从窗口扔到街头。这时，巴波沙登台演说，指出人民希望建立的是与宪法完全符合的政体。会议最后决定，重新恢复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前的政体，授予新选出的议事局不受总督及地方长官控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总督只能掌管军事。亚利鸦架则被剥夺一切职务。9月12日，巴波沙又创办了澳门有史以来的第一张报纸－《蜜蜂华报》。该报宗旨鼓吹立宪派各项主张，成为新政权的喉舌。澳门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的民主运动进入高潮。被罢免的亚利鸦架并不甘心失败，煽动总督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发动政变。但很快被立宪派击败。1823年，葡印总督派“萨拉曼特拉”号巡洋舰运载一批士兵驶往澳门，旨在恢复旧政权，镇压澳门民主运动。由于中国政府的干涉，他们未敢轻举妄动。9月23日凌晨，士兵在澳门偷偷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进抵市政厅前的广场，并逮捕了立宪派领袖巴波沙。随后，保守派组织了政府委员会，来摄理总督职权，并将亚利鸦架官复原职。接着，他们大肆镇压立宪派，查封《蜜蜂华报》。与此同时，葡萄牙王子米格尔（Dom Miguel）也在本国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废除宪法，恢复其父若奥六世专制君主的权力。澳门保守派狂热地欢呼这一场政变，他们宣誓效忠于君主专制政体，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和宴会。澳门民主运动遂因此而夭折。

1822年（清道光二年）1月5日，葡萄牙颁布第一部宪法，把澳门纳入葡君主立宪政制的管辖范围。7月19日，葡萄牙法令，将澳门、帝汶、梭罗（Solor）划在一个海外选区，享有一个议员席位。9月12日，《蜜蜂华报》（Abelha da China）创刊，在官印局印刷。该报被称为中国境内首份外文报刊。

清道光二年（1822年1月23日─1823年2月10日）9月l2日，澳门创办了取消海外省办报禁令后在澳门出现的第一张报纸《中国之蜂》，本日出版第1期。该报宗旨鼓吹立宪派各项主张，大胆地抨击反对派，成为新政权的喉舌。该报创刊者为立宪派领袖巴波沙中校，出版者为多明我会修士贡萨洛·阿马兰特（António de S. Gonçalo de Amarante）。报纸由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协助印刷，每逢周四出版，每期4页，每页双栏。其第l期社论全文如下：受澳门议事会的委托，我们认为，本报编辑的职责，就是真实全面的将上个月19日澳门居民聚集在自由亭周围，推翻了忍受多年的专制统治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告诉读者，尽管此项任务非我们力量所能及，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放弃。同时我们也渴望尽绵薄之力，来赞扬这一终结了独裁统治、巩固了澳门民众权利与义务、并在公众的欢呼声和喜悦之情中，按照澳门全体公民的愿望成立了临时政府的壮举。而这个政府，在它成立后短短的时间里，通过它对祖国的忠诚，对人民的热忱以及为国家谋利的行动，充分证明了自己。永远忠于尊贵的国家的人民，良好的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他们的热情在这一事件中充分说明，对祖国的爱和无畏的勇气，并不只是表现在战场上——于炮火声中挥剑冲杀，力挫顽敌；在和平年代，他们同样随处可见，并为我们的英雄带来常青的桂冠。那一天，澳门人民表现出来的和平、安宁和良好的秩序，将成为一座永恒的丰碑，世代传颂。公众对政府缺乏信任，而政府却固执地、甚至使用对葡国人来说不仅是不当简直是卑鄙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是（引发这一事件的）主要的原因。因而，公众曾多次向市政府上书，指出有必要建立一个新政府，筑起一道堤坝，以阻挡危害商业活动的罪恶的洪流，以阻止那即将到来的独裁统治。而现实中的一切却是这样：一个作为危害本城商业活动从而危害整个城市的罪恶根源的权力机关仍然被保留着。如果这种状况像往常那样继续下去的话，人们所预见的只是一个充满著不幸结果的悲惨的未来。我们不惮多余地认为，在其他国家，工业、农业是支柱产业和带来财富的基础；但是在澳门，却完全不是这样。商业构成了这个葡萄牙王国的小小一部分存在的基础。但是，由于这个权力机关的无力，本城的贸易日趋衰落。他们容忍和允许外国船只满载走私的货物进出本市的港口，从而使本市的商人和本国的商品遭受损失。本国的商人在贸易活动中无利可图，而外国商人却大获其利。以上种种激起了民众的义愤，迫使他们在上个月的17日最后一次上书，并于18日从他们中推选出三名代表进行请愿。最后终于使全民大会在19日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大多数人都同意举行全民选举，选出了未来政府的成员，而原来的那个权力机构将被公众的表决排除在外。如果我们注意到有关我们的祖国实行立宪的消息传达到澳门时引起的不安，如果我们回忆起有人曾试图盗窃那些从里斯本来的公开的文件，如果我们观察到那些真正的爱国者所遭到的无礼的斥责与威胁，如果我们指出接受立宪制度是对政府成员的刺激，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以上的事件，我们就会毫无疑问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府最终向公众表示接受立宪制度，只不过是在特定环境下的权宜之计，决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的表现。我们用不着将现政府成立时发生的种种事件逐一进行讨论，只需将以下几次会议记录刊登在报纸上，就足以使我们的读者了解当时的情况了。而读者读过这些会议记录并深入思考之后，就可以对我们所反映的这些事情作出自己的判断了。相信大家知道，我们再也不会因贿赂和逢迎出卖我们的笔了。另外，处于良好的愿望，我们将从法律的角度向大家提供专家分析，以此来为那些不知情的人释疑解惑，并回答另一些人对我们的连续不断的攻击。同时，我们还要向我们的同胞介绍澳门人民在动摇强权统治的事变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以及刚刚成立的明智的临时政府的忠诚和它的政务活动；向澳门人民说明他们具体的权利与义务；最后还要指出这座城市渴望得到的种种改善。这些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同样不会忽略国内外发生的有关葡萄牙的新闻。此外我们恳求同胞们把你们的想法告诉我们，并希望你们中的饱学之士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任务，减轻我们的负担。《中国之蜂》在澳门的出现，当然首先是由于1821年葡萄牙新政府解除了1737年的禁止海外出版书报法令和自1768年开始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通过了新闻自由法案。然而，真正导致《中国之蜂》在澳门出版的原因，主要是在澳门日益强大的葡萄牙本土政治力量和澳门土生葡人对自治诉求之间的斗争。于是，《中国之蜂》从创刊开始，便站在居澳葡人的角度，为葡萄牙的立宪革命胜利而呐喊，为在总督手中夺回权力而欢呼，并以立宪派机关报和立宪派政府公报自居，又同时以保皇派为攻击和报复的对象。《中国之蜂》葡文报名为A Abelha da China, 意即为中国的蜜蜂。一般将此报译为《蜜蜂华报》，这一译法是不准确的，“华报”是相对“西报”而言，一般指华文报纸，但该报报名及报内内容均无华报之意，亦无华字，故以“中国之蜂”更为确切。关于该报的定性，参见林玉鳯：《鸦片战争前的澳门新闻出版事业（1557─1840）》，第78页。苏精：《马里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第98页引 ELC， G/12/227，Caton Consultation, 22 August.1822.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13, 称该报由议事会属下政府印刷所（Tipografia do Governo）公费承印，但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澳门报刊业的起源》（载《文化杂志》第9期，1993年）则称，由政府官印局印刷；J.M.Braga, The beginnings of printing at Macau，pp.131—135 也认为该报在当时是立宪派成立的新政府辖下的政府出版处印刷。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6—27页；A Abelha da China，No.12 de Setembro de 1822, 转自程曼丽：《蜜蜂华报研究》，第213—215页。"林玉凤：《澳门新闻出版四百年》，载《澳门史新编》第4册，第1213页。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9月12日，刚刚完成建院200周年纪念活动的圣家辣女修院被取消。但修女们被允许继续留在院内居住。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510.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2月，林则徐在广州创立的翻译房出版《澳门消息报》，用汉语报道外国人在华活动动态。每月还将发过的文章分类汇总在《澳门月报》上。3月9日，澳门议事会颁布法令，禁止在澳门收存、吸食鸦片，严禁各国居民向卷入鸦片买卖的中国人提供庇护。3月22日，义律请求澳门总督对英国侨民提供保护。边度（Adrião da Silveiro Pinto）总督接受了请求，但申明所有卷入鸦片交易纠纷的英国人不在此列。4月1日，前山寨守官致函澳门检察官利马（José Baptista de Miranda e Lima），转达钦差大臣要澳门交出所有鸦片的命令。4月27日，前山寨守官致函澳门检察官，命令在3日内必须交出所有藏于葡萄牙居民家中的鸦片，否则将封闭澳门进出通道。5月24日，英驻华贸易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上尉和英国商人离开广州前往澳门。8月26日，由于澳葡政府在中英交恶中宣布中立，在澳门居住的所有英国人，在义律的劝说下，离开澳门前往香港。9月3日，钦差大臣林则徐访问澳门。在莲峰庙召见澳门葡萄牙官员，勒令私藏鸦片者一律在限期内上缴，否则严惩不贷。9月12日，义律请求边度总督允许英国商人到澳门避难，并建议将澳门外港作为英国人贸易中心。边度总督拒绝了上述建议。11月3日，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2月6日，清朝官府下令禁止英国人在澳门逗留。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9月12日，澳门议事会发布公告，命令在外港和氹仔布防。同时，禁止各种装运鸦片的船只驶入。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73页。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9月12日，在氹仔岛附近西班牙“比尔巴诺（Bilbaino）”号船，因酷似英国船，被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焚毁。澳门政府亦就此发表公告：“在本月12日清晨发生了一件令人痛惜的事件，中国的巡船由于怀疑其为载有鸦片的船只，不正确地将停泊在潭仔的‘米巴音奴’号方帆双桅船烧毁。王家议事会认为，派出武装巡船在那个锚地及澳门街巡逻是他们的职责，并通过这种办法表明：（1）任何国家运载鸦片的船只在这里停泊将被扣押及没收充公；（2）像西班牙船一样的其它致命错误不可能发生。它公布后，任何国家在上述提到名字的锚地停泊及在10月1日之后运载鸦片的所有船只将被充公。”11月1日，澳门理事官利马致函前山寨，请求满足“比尔巴诺”号船主加布里尔（Gabriel）索赔的要求。中文资料称：八月初五日，守备黄琮称“丹时那”趸船于潭仔。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73—74、76页；Chinese Repository, Vol.8, No.5，p.271. 田明曜：《重修香山县志》卷22《纪事》。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9月12日，遣使会澳门会院院长及中国教务省会长陶若翰神父在澳门逝世，葬于圣若瑟堂。樊国阴：《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146页。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1月27日─1847年2月14日）9月12日，在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后，取消了葡萄牙海关，前澳督彼亚度被迫以新设立的地产什一税及公钞代替以前的关税收入。所有基督徒、葡萄牙人及外国人均为纳税者，虽然也曾有意让华人分摊澳门政府费用，终因争议甚大和不得人心而罢议。至亚马留执政，经与议事公局反复争论，亚马留据部令答复说：“至于向华人课税问题，委员会不应对此有任何疑问，因为这些人由葡萄牙当局审判，受葡萄牙当局保护”。本日，亚马留迈出了向华人课税的第一步，颁布告示要求停泊在澳门内港的华人快艇必须向港务局登记并纳每月一元的税款。针对澳葡这一向华人征税的动向，澳门民众张贴了揭帖：“葡萄牙人的错举不过证明他们欲步香港英国人的后尘，可他们却忘记了澳门系葡萄牙人僦居之地，北、东屏山，南、西临海，划定之区属其所有，别无长物，治理华民有县丞，稽查船只有关澳委员，实与香港大不相同。因此，葡萄牙人欲将二者混为一谈，将澳门与香港同日而语，错矣！我等华人生逢太平盛世，岂能甘受此等侮辱，是聚议上书大宪，令葡人守旧制，勿生是非。”澳门总督亚马留于1846年8月10日致议事亭公函，附总督于1846年8月22日致海事及海外部公函内，海外历史档案馆，二部，澳门，1846年函盒，转引自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114—115页。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Timor e Solor, 22 de Outubro de 1846.

咸丰三年（1853年2月8日─1854年1月28日）9月12日，澳门政府颁布关于劳工输出的第一个公文。该法令规范了劳工输出的程序，避免雇主的非法行径，政府并对招工馆或苦力馆进行控制，为岸上及旅途中的移民苦力提供适当的膳宿及卫生条件。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18页。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252页。

咸丰七年（1857年1月26日─1858年2月13日）9月12日，水兵营建制取消。由蒙桑（Monção）少校率领的另一支300名士兵的葡军乘“阿达马斯托尔（Adamastor）”号船到达澳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31页。

光绪二十年（1894年2月6日─1895年1月25日）9月12日，澳门华商集钜资酬神演醮，连续数日。雇召名班，金龙舞狮，名班彩色，各处巡行，极为繁闹，极一时之耀。此次酬神会景，闻约费4000—5000金云。《镜海丛报》1894年10月3日《集款酬神》；1894年10月17日《劫案汇志》。

民国六年 (1917年1月1日-1917年12月31日)9月12日，鉴于利宵中学旧校舍已破旧不堪，而新建校舍尚未完成。仁慈堂主席奥古斯托．山度士 (Joaquim Augusto dos Santos)告知委员会，将好景酒店租给政府财政厅，作为利宵中学临时校舍，合同期为2年，月租250港元，自12月1日起生效。12月，利宵中学迁至好景酒店，直至1923年，利宵中学一直在好景酒店上课。当时中学仅有20多名学生。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Ⅰ, p. 313; Luís Andrade de Sá, Hotel Bela Vista, pp. 32-34.

民国七年(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9月12日，澳门按察司因住澳郑秋和控告住澳卢怡若即卢光臣(卢宗晋)一案，定于10月14日1点半将其议事亭前地(Largo do Senado)第18～20号屋一间十分之一明喊开投，招人承买，估价2000元。《澳门政府宪报》1918年第38号，第692页。

民国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9月12日，澳门政府公布由黎登 (Leitão)兄弟合组的“联合兄弟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主要从事旅馆业，包括利为旅酒店、Majestic酒店、国华及平安戏院、牛奶公司及澳门乳品店。此处黎登兄弟当指曼努埃尔‧黎登 (Manuel Francisco Leitão)和卡洛斯‧黎登 (Carlos de Melo Leitão)。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272页。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9月12日，澳督戴思乐在宫邸与国民党在澳门最高负责人周雍能私人会面，见面后，戴思乐向周雍能出示了日本驻华南军事长官8月27日送来的一封抗议照会，照会抗议三事：1. 重庆经常利用澳门将军用物品转运内地，澳门政府则多方协助；2. 重庆政府在澳门设有政治机关甚多，澳府视若无睹，不加取缔；3. 重庆政府宣传品在澳印行或运澳销售者充塞市面，澳府坐视不理。周雍能看完日方照会后，除予以否认外，亦一一进行解释，戴思乐欣然接受。随即戴思乐又将澳门政府回复日军函件内容告诉周，并称：“余为此事会君，并示君致日复牒，以明真相，此乃极盼中葡两国真诚合作，永敦友好。”周雍能对此大受感动，深信澳督戴思乐私底下是支持重庆政府的。1941年10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部致外交部公函；转引自陈锡豪：《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46—47页。

民国三十五年 (1946年1月1日-1946年12月31日)9月12日，外交部驻澳专员郭则范向国民政府递送《在澳逮捕引渡汉奸战犯名单》。名单包括谢业龙、陈丹培、陈灿波等少数台胞，均被澳门政府逮捕，最终押解至关闸引渡给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澳门专员公署代电附在澳逮捕引渡汉奸战犯名单》 (1946年9月12日)，台湾“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转引自《迢迢归乡路：战后港澳地区台胞返籍始末》，载《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56页。

虚云大师是佛教南派高僧，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香港东华三院邀请他赴港，超渡抗日战争死亡将士及死难同胞，特来镜湖医院参观，并于九月十二日在平安戏院举行说法会。

1991年9月10日至18日期间，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内地委员来澳访问八天，主要是透过座谈会的形式，直接听取各界人士对澳门基本法的意见。9月13日，内地草委与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专责咨询小组委员、外邀成员举行座谈。参考资料：《华侨报》1991年9月7日及14日报道。

1991年9月10日至13日，中葡联络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上双方就澳门过渡期内主要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进行了深入的磋商，并就换发澳门居民身份证问题达成了协定。同时，双方研究了公务员本地化、中文的官方地位以及法律中译问题的进展情况。参考资料：郑言实编著：《澳门回归大事记1972~1999》，澳门基金会，2000年，第37页。

2002年9月12日，新任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万永祥抵澳履新。

2002年9月12日，香港特区廉政专员李少光访问澳门廉政公署。

大量的水客对出入境造成压力，影响往返旅客，自2011年开始，珠澳两地严厉打击水客活动，水客进入艰难时期。图中为关闸马路的水客，以胶袋分装货物运送。

大量的水客对出入境造成压力，影响往返旅客，自2011年开始，珠澳两地严厉打击水客活动，水客进入艰难时期。图中为华大新村的水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