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1月23日－1709年2月9日）8月23日，由热罗尼莫•梅罗（Jerónimo de Melo）指挥从果阿开出的“白雪圣母”号战船因被台风吹断桅杆，失去控制进入澳门。随船到达的有古尔露（António de Albuquerque Coelho）步兵上尉（后来他成为澳门总督）。该船官兵及随军神父均驻扎圣方济各修道院。该船人员在澳门引起混乱，船长梅罗不服从议事会的规定，将船停泊在内港，并下令架起大炮，士兵拿起武器，引发澳门骚动。为此，议事会上诉葡印总督。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p.55—56.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1月31日－1719年2月18日）8月23日，两广总督杨琳奏报称，据西洋人李若瑟说，清朝特使艾若瑟已到达罗马，并将红字票递呈罗马教皇，罗马教皇正拟派使节随艾若瑟来中国覆命，恭请圣安。同时又称本年五、六、七月，香山澳门回棹夷船在柔佛国、咖喇吧陆续搭回汉人共39名，内有广东人11名、福建人28名。经查询，这些人均为未定例以前赴南洋贸易的，还说，在外国贸易的汉人知道禁止南洋贸易后都想回家。康熙皇帝朱批再次告诫两广总督杨琳，“西洋来人内，若有各样学问或行医者，必著速送至京中”。柔佛，作Johore，即今马来西亚柔佛地区。谢清高：《海录》卷中《柔佛国》称，“在旧柔佛对海，海中别一岛屿也”。咖喇吧，即咖留吧，又作咬留吧，指巴达维亚。《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杨琳奏报续到西洋船数据闻红票已传到教化王等情折》，第114—115页。

乾隆二十年（1755年2月11日－1756年1月30日）8月23日，法国籍耶稣会士河弥德（Mathurin de Lamathe）神父抵达澳门，不久即往湖广传教。葡萄牙耶稣会士伽若瑟（José Galvao）神父与冯若翰（João de Fonseca）修士也应是与河弥德神父同时抵达澳门。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第1094—1095页。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2月11日─1775年1月30日)8月23日，新主教佩德罗萨•吉马良斯乘坐“西望洋圣母”号从里斯本到达澳门，9月4日就职。佩德罗萨•吉马良斯主教到任后将南怀仁主教早已接收之北京主教教区管理权收归己有，以便确认所有葡萄牙籍耶稣会士之职务，遭到以晁俊秀(François Bourgeois)为首的法国耶稣会士的反对，吉马良斯主教遂命中国副省最后的省会长高慎思(José de Espinha) 神父为其代表人兼北京教区副主教，随即与教廷传信部任命的教区副主教约瑟夫•泰雷兹(Joseph de Ste-Thérèse)之管辖权发生冲突，在京传教士遂分为两派，葡萄牙人拥护吉马良斯，法国人和传信部人员拥护南京主教南怀仁。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页167; 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da Marítirna de Macau no Século ⅩⅧ, p. 46;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991页。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月22日─1785年2月8日）8月23日，美国人乘坐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船只之一“中国皇后（Empress of China）”号于澳门氹仔泊地5. 5英寻水深的地方，用最好的首锚抛锚，澳门城就在西北3英里外。“中国皇后”号鸣炮七响向澳门致意。澳门炮台也鸣炮致意。大班山茂召（Major Samuel Shaw） 先生在事务长约翰‧斯威弗特先生（John White Swift）的陪同下，光荣地在澳门海域升起首面美国国旗。这是第一艘来华也是第一艘来澳门的美国商船。24日早上，法国领事带着几位来自澳门的先生前来拜访，他们离开的时候，“中国皇后”号鸣放九响礼炮致意。法国领事馆邀请“中国皇后”号大班山茂召、船长约翰 ‧格林（John Green）先生及汤玛斯‧兰德尔（Thomas Randall）先生等人上岸，到澳门玩了一天，准备去拜访澳门总督，但总督不在，就在法国领事官邸用膳，出席者还有法国官员和瑞典领事、奥地利大班等。晚上，他们分别在法国领事官邸和瑞典领事官邸住宿。《安森航海记》（Anson's Voyage）的作者说：“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位于珠江口的一座小岛上。 它曾经非常富裕和繁华，而且能够抵御邻近省份总督的势力；但是现在它已经衰落了，境况大不如前，因为虽然由葡萄牙统治，但是它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中国生存，这里的总督虽然由葡萄牙国王任命，但是必须依赖中国人，只要中国人高兴，他们可以把这里的人饿死，把葡萄牙人赶出去。这使得澳门总督不得不谨慎行事，小心避免触怒中国人。澳门环境宜人， 在广州贸易的欧洲商人在这里安居乐业。一旦船离开广州，代理人跟中国人把账算清楚之后，他们便回到澳门居住，直到下一季的货船抵达。在我们抵达前几天，当地的荷兰人、丹麦人和英国人都到广州去了。”26日，“中国皇后”号离开澳门，朝广州进发。史密斯（Smith, Philip Chadwick Foster）：《中国皇后号》，第162—171页。关于“中国皇后”号抵达澳门的时间，《山茂召日记》、《美国人在东亚》为8月23日，而《约翰‧格林日记》及潘日明：《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均为8月24日。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月22日─1785年2月8日）8月23日，法国遣使会派遣罗广祥（Nicolas Joseph Raux）、吉德明 （Jean Joseph Ghislain）神父及巴茂正（Carles Paris）修士抵达澳门海面，但为了避免澳门葡萄牙人的干扰，不敢下船，遂前往广州，9月1日抵达。罗广祥，时年31岁，天文学家，并担任法国遣使会中国教区的会长；吉德明32岁，也是天文学家；巴茂正44岁，为机械师、钟表匠。1785年2月7日，他们与另一位钟表匠圣约翰布道会士高临渊应召离开广州赴北京，这批遣使会士住进北堂。樊国阴：《遣使会士在华传教史》，第119页；《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 第1册《两广总督舒常奏请护送西洋人罗广祥入京效力折》，第334页；方立中（J. Van Den Brandt）：《1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第552—553页。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2月18日─1788年2月6日）8月23日，亚美尼亚商人马休斯‧约翰尼斯的一艘双桅船从马德拉斯塔抵达澳门贸易。施其乐、范岱克：《追寻澳门亚美尼亚商人的足迹》，载《文化杂志》第55期，2005年。

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2月18日─1807年2月6日）8月23日，香山县丞吴兆晋下理事官若瑟·科英布拉谕，向澳门借炮4门，用于缉捕海盗。《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县丞吴兆晋为借用炮位捕盗事下理事官谕》，第469页。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1月28日─1809年2月13日）8月23日，因近来风雨连绵，澳门夷人房屋有倒塌，兹欲雇匠照旧修复，其泥水木匠索取工价倍多，而衙役差人又多有需索。贫夷之家，难以举手，署澳门同知熊某为此下理事官谕，蕃人修屋不许差役需索。《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署澳门同知熊为蕃人修屋不许差役需索事下理事官谕》，第406页。

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8月23日，由船长斯特吉斯（Sturgis）率领的200吨美国船“阿塔瓦尔帕（Atahualpa）”号抵达澳门航道下锚，并派人上岸雇请引水。在此期间，它遭到“一大队海盗小艇”围攻，后它将海盗小艇击退并驶往澳门大炮射程之内避难。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106—107页。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2月20日─1834年2月8日）8月23日，澳门议事会理事官米兰达·利马通知粤海关一艘墨西哥船“若文·多罗特亚（Joven Dorotea）”号入港。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ⅩⅥ a ⅩⅨ, p.99.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8月21日，查尔斯·义律发布离开澳门和前往香港的公告称：“在确认钦差大臣撤走在英国皇家陛下臣民家庭中仆人，拒绝向其供应和提供任何帮助及商务总监不愿意在与中国人目前的困难中作出进一步妥协，因此宣布他将与皇家机构的其他官员一起于今晚离开澳门。想陪他一起去香港的皇家陛下臣民请注意，他要至本月23日早晨才离开锚地的附近地区。”8月23日，义律与其家庭一起从澳门前往香港。许多英国家庭准备跟随。26日，英国人撤离了澳门。Chinese Repository, Vol.8, No.4, pp.221—222.

同治五年（1866年2月15日─1867年2月4日）8月23日，澳门盂兰节建醮，普济禅院近处失火，延及院内大雄宝殿，木栏檐栋，全被焚毁，更破坏丹墀外之栏砌石狮。石头甬道，毁坏及半。所幸大殿未遭破坏。劫后恢复，又得村民。澳贾及闽籍人士捐输，于1868年，再次重修，得以还复当年旧貌。王文达：《澳门掌故》，第62页。

光绪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8月22日，大西洋署澳门管理华人事务官飞良绍为谕澳内华人医生知悉：尔等日间诊脉，凡知有屙呕急症以及别项瘟疫之症，应速赴本衙门报知。此乃欲设法预防起见，你等医生宜遵照办理，毋违干咎。《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8月23日第34号。

光绪十二年（1886年2月4日─1887年1月23日）7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奉命代表清政府到澳门商办洋药税厘并征事宜。这对葡萄牙来说，以同中国合作的形式对澳门附近走私鸦片征收税厘，换取一项中国政府承认葡萄牙占据澳门的条约，无疑是改变澳门法律地位的一个干载难逢的机会，甚至是唯一机会。23日，赫德抵达澳门，即与澳督罗沙进行会商，双方很快达成初步一致。又经过半个多月的讨价还价与磋商，于8月10日，赫德与罗沙商订并签押了《拟议条约》4款和《续订洋药专条》l6条。其主要内容为“中国允准葡萄牙永据统治该半岛及其属地”，“葡萄牙协助中国制定征收中国洋药税办法”，“中国罪犯逃匿澳门及其属地，一经中国政府提出引渡，即缉拿逮捕”，“中国允准葡萄牙占据、使用并管理先前曾有葡人居住之对面山，以及对面山附近之马骝洲二岛。如葡萄牙决定停止执行本洋药专条，其对前述各岛之占据、使用、管理即告结束”。至此，葡萄牙通过这个《拟定条约》，实现了多年来同中国立约的愿望，改变了以往葡萄牙在中外关系中的不利地位。8月23日，罗沙离澳后，于10月底到伦敦与金登干见面。但此时清政府认为，葡萄牙开价太高，而且反对让葡人占据对面山。最后，清廷在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强烈反对下，坚定了不撤走澳门附近常关厘卡及不允许葡萄牙人占领对面山的决心。陈霞飞：《中国海关密档》第4卷，第431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总税务司赫德为香港愿办之处澳门亦愿照办事致总理衙门电文》，第204页。1887年条约的全部中外档可见萨安东主编、金国平汉语手稿识读及翻译的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第六卷第一部分第638页及第六卷第二部分第684页，澳门基金会，葡中关系研究中心，澳门大学，2000年。重要研究有萨安东的O Tratado Impossivel: um exercício de diplomacia luso-chinesa num contexto internacional em mudança（1842—1887）, Lisboa, 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2006.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册卷68，第12、24页。

光绪二十年（1894年2月6日─1895年1月25日）8月23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澳门政府颁布告示称遵本国朝廷谕旨，“现今中日两国开仗，所有本国属地等处，俱应守局外之例”。《澳门政府宪报》1894年8月25日第34号。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1909年1月21日）8月16-23日，澳门在美少校操场举行卖物助赈会，以救济西江灾民。署理总督沙‧方济各在其副官陪同下主持开幕式，慈幼会学校学生乐队演奏葡萄牙国歌，由常泽基（Chan Che Ki）致开幕词。意演中有一台粤剧，记者及富家子弟破天荒第一次在澳门演出话剧。8月19日，新总督罗沙达于就职后的第二个晚上携带妻女莅临意演。由主席陈席儒等迎入会场，环游一遍，捐款数金而返。意演中有“小电影”助兴。仅此一项收入达5000澳门元。会场人众，时有意外之虞。红十字会之西医廖德山及男看护员黎池，与女医员罗绣云、林直恩、余美德，看护妇梁科仪，均入场当意务。是会通计集款，为数甚巨。此项应存为水灾善后之用，惟是商办，善后事宜不可不预定规则，以期协力同心，共收善果。澳门绅商二十五日在镜湖医院开会，宣布进支数目，并决定成立“澳门卖物助赈水灾会办理善后所”，以期合理利用善款。此次卖物并捐助之款约得5万元。《华字日报》1908年8月21日《澳门卖物助赈会展开》、《红十字会意举》，1908年10月1日《澳门赈灾会善后所规则》。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30—31页。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光绪三十四年拱北口岸华洋贸易情形论略”，第256页。

民国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8月23日，议事公局邀请澳门绅商民众讨论如何按照大纲分别编订澳门民政、财政自治适宜细则及如何呈请总督分会核准之办法。《澳门政府宪报》1914年第34号，第402页。

民国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8月11日，共和派刊物《人民回声报》 (O Echo do Povo)刊行，其副标题为《绝不妥协的共和小报》 (Folheto Republicano Intransigente)。主编为罗德里戈．沙维斯，并集社长、出版人、编辑等职务于一身。该报为赠阅性质的季刊，先在飞南第家族商务印字馆印刷，后在市政厅前地17号《自由报》印刷所印刷，主要宣扬共和、独立、民主及社会主义。至1924年8月23日停刊，共发行5年。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109-110. 按：此《人民回声报》不同于19世纪在香港发行的同名葡文报纸。

民国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8月23日，少校施利华 (Henrique Monteiro da Correia Silva)就任澳门总督。《中华民国八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1920年2月25日)，载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1887─1946)》，第324页。

民国十二年（1923年）八月十八日强烈台风袭击澳门，停泊在外港和内港的许多船只沉没，“北京号”疏浚船及“南湾号”快艇同遭不幸。其中一条从石岐驶往澳门的轮船遇难，400名乘客中仅有120人获救。民国十二年（1923年）八月二十三日议案，有关此次风灾，陆海居民死亡甚众，悽惨情形，向所未见，现生存之难民，镜湖医院已妥善安置，而惨死亡魂宜启建万缘胜会延请僧道作法以度幽魂。

民国十四年（1925年）八月二十三日议案，本澳年前台风袭击为灾，镜湖医院为置灾民呈请治河督办拨关闸沙海滩一段，由镜湖医院支盖蓬寮安置无家可归之贫民，今治河督办拟收回该地段，本院呈请另拨地段安置灾民。

民国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8月23日，澳门政府颁布《澳门自来水章程》，规定封闭澳门水井及蓄水池。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301页。

1952年8月23日，澳葡政府与中国方面签署协议，结束多次边界冲突。协议是由澳门商会正、副会长何贤和马万祺作中介人，是日何贤与澳葡政府经济局长罗保一起前往中国内地，参加最后一次谈判。

郑景康，字润鑫，香山县三乡雍陌乡（今属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新闻摄影事业开创人之一。郑观应第四子。 1904年4月，郑观应任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期间，喜得第四子景康。郑观应早年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之后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开办不少有利民族工商业的事务。从少年时代起，景康受到父亲进步思想和爱国言行的影响。郑观应主张儿子继续自己的夙愿，经商创业，这一点让景康难以接受。因他爱好绘画和摄影艺术，之后并选择摄影作为奋斗终身的革命武器，成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和新闻摄影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学毕业后，父亲将他送入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读书。父亲去世后的次年（1923），景康离开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同时学习摄影，开始研习摄影艺术。 1929年夏，景康变卖父亲留下给他的一笔遗产，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开办一间“景康摄影室”，专门从事人像摄影。几年后，他在人像拍摄技巧和暗室技术方面，积累丰富的经验。1932年春，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国的美丽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离开香港回到内地。从此，他的摄影创作从摄影室的人像摄影转入更广阔的领域，扩大到风光、花卉、戏剧和民俗等各种题材。 之后四年，他先后游历广东、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摄大量表现祖国巍伟的河山、优美的古迹名胜、动人的民俗风光照片，还有一些以花卉和戏剧或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积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艺界朋友和同行的热情鼓励下，1934年11月1日，“郑景康个人影展”在北平开幕。这次展出他历年来创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为“风光”、“花卉”、“民俗”和“戏剧”四类，内容丰富多彩。原计划只从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誉，临时延期再展七天。 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评，当时《北平晨报》刊文介绍，认为他是“名闻南国的大摄影家”、“郑君的作品，取柑立意与里房技术已登峰造极……为不可多得之作”。赞赏其中一些作品是“绝作”、“非凡品”、“叹为观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发动下，北平18位摄影家举行作品联展，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参展100多幅，期间，他的作品与“个展”时一样，获得很高的评价。《北平晨报》在报导“联展”过程中，提到“平津各大报大致对郑景康氏之作品最称满意”。当时，他已是名满南北有极高成就的摄影艺术家。在反映祖国现实生活的作品中，人们认识到，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有着明显进步思想的人民艺术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知识份子。 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在时代上的需要从学影谈到宣传》一文，很能代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情况。他说，外国人从照片上（大多是他们所拍的）看到的中国人，都是“缠足女人，留着豚毛辫子的懦弱书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满面生气毫无的劳动者，不文明的服装，无趣味的生活等”。 因此，“我们应该负有竭力宣传中国美丽的使命，我们要把中国的名胜从美感的镜头上，骄傲地表现出来，我们要把中国历史上色泽犹新的建筑古迹、古物及富有东方美的风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扬出来，我们要把中国的诚朴可风的民俗，在欢悦中拍摄成相片，我们更要把中国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征派戏剧，民间的巧妙的手艺，留影在相片上，以散布到欧美人士的脑海中，纠正他们往日的错误印象”。 这段文字，迸发著作者对祖国，对人民的满腔热情和艺术责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为绘画和摄影创作的方向。在30年代贫弱的中国，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艺术抱负，难能可贵。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景康回到香港从事摄影工作，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心“拍摄有关抗战的照片，为抗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938年初，他离开香港，经广州来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期间，他担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一批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极其有力控诉侵略者造成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野蛮行径的历史见证，如1938年摄于花园口决堤后灾区的《纤夫》，1938年摄于日机轰炸后汉阳鹦鹉洲的《妈妈》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张颖、徐冰的帮助下，景康来到曾家岩“周公馆”，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聆听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勉励。之后，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关怀和帮助下，他秘密地离开重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摄影艺术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党的关怀、重视和培养，从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后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和联政宣传部任记者、摄影师，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克服摄影器材缺乏、条件艰苦等困难，积极开展工作，利用摄影手段“歌颂人民，揭露敌人”，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摄影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1942年5月，作为摄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景康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期间，他举办个人影展。当时总政宣传部长肖向荣为他题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军民和文艺界欢迎。任弼时、贺龙是影展的第一批观众，毛泽东亲临观赏并称赞景康的摄影艺术。李富有看过后，亲自写信给景康，鼓励他要用摄影艺术更好地反映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建设和斗争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战斗整整五年。从延安窑洞到宝塔山，从和平医院到民族学院，从边区参议会到军民大生产运动，都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这些作品极其真实地反映边区军民团结一致，生活、生产、战斗、学习的面貌，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 其中，1944年为毛泽东拍摄的第一张标准像；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延安机场上，所拍题名《挥手之间》的照片，及他为周恩来、朱德、陈毅、叶剑英、林伯渠、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拍摄的大量历史照片，都成为党史的重要资料。他拍摄的《陕北与江南》、《南泥湾之秋》、《开荒》等作品，成为革命画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随胡耀邦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画报社》、《山东画报社》、《东北画报社》从事摄影采访并担任摄影的领导和培训工作，培育大量新闻摄影骨干；拍摄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照片，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夺取胜利的历史面貌。 新中国成立后，景康先后担任新闻摄影局研究室主任，新华社特派记者、研究员，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创作辅导部主任等职，他积极从事新闻摄影、人像摄影和摄影理论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帅府园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为景康举办个人摄影展览，这是建国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个人影展，对推动中国摄影艺术创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举办“内蒙古纪游摄影展览”，展出两人的作品88幅，较好地反映内蒙古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展示内蒙古草原、牧场、蒙古包的风光，受到人们的赞赏。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景康就开展摄影工作提出三条建议，其中包括举办摄影训练班，培养摄影工作者。他为摄影培训班亲自编写教材，培训一批又一批新闻摄影战线上的干部，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松辽平原到珠江两岸，都有他的学生。 景康把他多年创作方法经验概括为六个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摄方法是“抓拍”。他认为，摄影是用照相机这种科学工具纪录和反映现实，能够满足人们“百闻不如一见”的愿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艺术手段。所以“摄影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及其最可贵之处，就要面对现实，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违背了这一点，“就失去了摄影艺术本身独有的特性，灵魂和存在的必要”。 他指出“拍摄照片应该从实际出发，既忠实于现实的本来面目，又注意发挥摄影的特性，不玩花样”。只有这样，摄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并“充分发挥摄影艺术的战斗作用”。所以，他从不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去指挥和干预拍摄对象，而是深入现场，观察选择，抓住动态，使得作品生动自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称赞景康的摄影作品“能抓住动态”，如《红绸舞》等照片，充分表现这一特色。 50年来，景康的创作题材和体裁丰富多样，新闻事件的发生现场，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国山川的瑰丽风光，五彩缤纷的舞台剧码，生意盎然的花朵，敌人的残暴罪行，战士的奋斗不息，都在他的镜头出色表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为毛泽东主席拍摄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正中。人们普遍认为，景康的创作达到“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既无牵强意，又无雕琢痕”的艺术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严重迫害，瘫痪卧床数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终年74岁。郑景康着有《景康摄影集》、《摄影创作初步》、《摄影讲座》等书。[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澳门回归10周年，“红色岁月——郑景康摄影展”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辖下的澳门博物馆开幕。郑景康的115幅于抗日战争时期至20世纪60年代为共和国留下的珍贵照片，他的26幅与澳门摄影工作者参加文化活动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过的照相机一并展出，较全面地展示他的摄影技艺以及摄影理论造诣。展览同期举行专题讲座《共和国第一代摄影家——郑景康》。[3] [1]萧嘉：《我国著名摄影艺术家郑景康》，载《中山文史》（第14辑），中山：中山政协，1988，第147-153页。 [2]《郑景康》，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门博物馆举办郑景康摄影展》，载“中国摄影家协会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2002年8月23日，“第十届世界六强女子曲棍球冠军杯锦标赛”在澳门举行。

已结业的河边新街“云中子”命相，其老板为中山村人，后因移居美国而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