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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元年(1736年2月12日-1737年1月30日)9月17日,停泊于黄埔的法兰西船大班地里亚氏贰(M.Devulaire)带着该船船主及船员在黄埔看舱。18日中午,几位法国人上岸至仑头村一带打猎。其中务美猎枪走火,打伤乡民莫伦志,后医治不愈而死。同时受伤的还有法国人秀花也氏和照伊本,后秀花也氏也因伤重而死。广州地方官闻讯赶来,坚持要求交出凶犯,并将其关进监狱。12月21日,番禺县知县审讯此案,法国大班地里亚氏贰亦被传至庭,并命令其下跪。翌年1月4日,进行了第二次审讯,并将大班地里亚氏贰及务美也监禁起来。1月6日,其二人得释放。据说,这是通过贿赂两广总督鄂弥达而实现的。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51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鄂弥达奏复莫伦志案查系误伤不便因此不准洋船湾泊黄埔折》,第183—184页。
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2月9日─1816年1月28日)9月18日,香山知县马德滋下谕理事官:澳门地方,华夷杂处,西洋夷人每年输纳租银515两建屋居住。遇有倒塌,照例报明勘验,方准修复。不得于旧有铺屋之外添建一椽一石。查得近日澳门沿海一带地方,竟有居民私自占筑,或借向夷人输纳租银数钱,即串同修砌,若不查究办,将来愈筑愈多,不独官地已为民占,更恐滋生事端。谕令到澳门地保余有功、史文机、刘德高,立即协同澳门绅士赵允菁、叶恒澍等,速即查明沿海一带各居民铺屋情况,限五日绘图列折,禀覆本县,以凭亲临查勘押拆。《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马德滋为催饬查明澳门沿海一带民人私筑铺屋以凭押拆事下谕理事官谕》,第51页。
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9月18日,卡布拉尔主义体制倒台后,澳督贾多素已官场失意,被“委以重任”为借口免去澳督职务。贾多素从履任到卸任前后仅8个月。任内他力除时弊,拨乱反正,竭尽全力改善澳门的状况,为公共开支寻找财源,在重重阻碍中,尽量保证公共开支。但不幸的是,他的努力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澳门的大部分公务员懒散与麻木不仁,而官员们又不支持他的工作。政府开支庞大,讲究排场,积重难返。他遗憾地表示:有碍体面的“白鸽票”,“罪恶赌博”的番摊,对应自由买卖的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这一切竟是国家工作人员赖以维持的“罪恶根源”。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10页;卡尔德拉:《札记》第256页及澳门总督于1851年8月20日致海事及海外部D号机密文件,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二部,澳门,1851年函盒,转引自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207页。
咸丰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9月18日,澳门议事公局向总督吉马良士请求,准许发行一次彩票,筹集维持议事公局小学的办学经费。20日,澳门议事公局获批准每年可发行一次彩票,以筹集维持所办小学的经费。据《华友西报》1853年2月14日刊登澳门彩票广告可知,澳门彩票设计的目的是将赢利的15%扣除交政府司库作为公共工程的费用。每张彩票为2西班牙元,1元可以购得半份。彩票的批准发行,由澳门地区大法官塞克拉‧品笃、指挥宫佩得罗‧布伊(António Pedro Buys)和管理华人事务宫劳伦索‧马葵士签署。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 41;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14页;The Friend of China, February 23rd, 1853; Vol. 12, No. 16, p. 62.
光绪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7月15日,海军上校若奥.斯卡尼西亚被澳门团体选为葡萄牙国会议员。1878年10月13日,斯卡尼西亚再次被澳门团体选为葡萄牙国会议员。1880年1月11日,斯卡尼西亚第三次被澳门团体选为葡萄牙国会议员,先是,上年12月28日澳门居民在议事公局集众选举葡萄牙国会议员,根据1859年11月23日法令之33款,选举议员,必须获投票人数的51﹪,方能当选,是次投票未合此数,故于本日再选。1881年9月18日,斯卡尼西亚第四次被澳门团体选为议员。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08、211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l9世纪》,第218页;《澳门政府宪报》1880年1月3日第l号。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23页。
民国二十年 (1931年1月1日-1931年12月31日)9月18日,日军侵占沈阳,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消息传至澳门,反应极为强烈。次日,所有报章头版头条予以报导。澳门粤华、崇实、尚志等中学,汉文、宏汉、镜湖、孔教、蔡高等小学纷纷举行周会、时事会,向学生宣讲事变真相。宏汉校长郑谷诒作《致义勇军书》,义愤填膺,铿锵有力,全体学生背诵,勿忘国难当头。由中华总商会、同善堂、镜湖医院、中华教育会等四大社团发起成立“赈济兵灾委员会”,以多种形式筹款,各界同胞立即响应。镜湖医院医生护士、岐关车路公司职员纷纷一次性捐出全月工资,有的甚至声言捐输直到抗日胜利为止。但澳门政府为体现中立原则,限制社团以“抗敌”、“抗日”为名,且所有筹募活动必须事先申报,获准后方能进行。1940年春季之后,澳门政府甚至不允许进行一切户外筹集和宣传活动,只准户内非公开筹集,致使澳门境内除得到政府支持或经济实力雄厚的上层人士组成的社团外,许多救亡赈难团体于1940年春之后陆续停止活动。陈大白:《天明斋文集》,第144—147页;刘羨冰编著:《澳门教育史》,第64页。按:关于澳门“中立”时期民间救亡赈难团体概况,详请参见娄胜华依据1937年11月至1945年9月《华侨报》资料统计形成的相关表格。 (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第70—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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