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年(1523年1月17日─1524年2月3日)5月31日，廣東政府派出一艘小船載著15位馬來人、15位中國人與馬六甲使臣為昔英離開廣州前往北大年，並把信交到了流亡的馬六甲國王手中。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第3章，第65頁；高德勝：《歐洲第一個赴華使節》，第157頁。

萬曆十年（1582年1月24日─1583年1月23日）5月31日，阿隆索•桑切斯神父與羅明堅一起回到澳門，宣佈了西葡兩國合併的消息。葡萄牙人剛開始知道這一消息時還有點不情願，但還 是很好地接待這位馬尼拉來的特使。西葡兩國的合併，最後不論是澳門上層人士還是普通市民，都感到非常高興，城內還有人舉行了私人慶祝活動。人們普遍認為，菲利浦二世朝廷的強大，可以幫助澳門葡萄牙人鞏固地位和獲得更好的處境。 裴化行：《天主教16世紀在華傳教誌》，第205頁。普加：《桑切斯澳門及中國沿海之行（1582—1684）》，載《澳門史新編》第1冊，第38 頁。

崇禎十五年（1642年1月30日─1643年2月18日）1月，新國王若奧四世派遣於1638年離澳回國的菲亞略•費雷拉（António Fialho Ferreira）為使節，去向澳門傳達葡萄牙恢復獨立的消息。為了防止西班牙人搶先趕到，使當地的市民繼續效忠於西班牙，菲亞略•費雷拉作出很大努力，於1642年5月30日率先趕到目的地。31日，澳門議事會為若奧四世舉行了盛大的慶典，由方濟各會士署理主教本托•克里斯托（Frei Bento de Cristo）主持，並通過了由276人簽名的文件。在澳門總督和教會領袖召集的秘密會議上，菲亞略•費雷拉向全體社會名流公佈若奧四世即位的消息，作了愛國的演講。大部分與會者立即表示了對新國王的忠誠，雖然他們明白，承認若奧四世就意味著將失去如今賴以為生命線的澳馬貿易。會上，也有一些人提出不同意見。他們倒不是反對擁戴若奧四世，而是因幾年前菲亞略•費雷拉在澳居留時與他們有利害衝突，因此不願受他的左右。由於菲亞略•費雷拉的姻親、屢次出任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的賈羅布等人態度堅決，會議最終作出了決定。6月20日，澳門總督和所有有聲望的市民、宗教人士都在公共廣場參加效忠於若奧四世的宣誓儀式。宣誓條文有71人簽字，包括澳門署理主教本托•克里斯托及各修道院院長。宣誓以後，兒童們向民眾表演戲劇，榮譽團的士兵對天鳴槍，所有的炮台鳴放禮炮，使整個慶典進入最高潮。為了表明澳門對若奧四世的效忠，居民們捐贈了一大筆現金20萬兩白銀給國王，還給國王奉獻了澳門生產的200門銅炮和各種彈藥。由澳門議事會推選的代表菲亞略•費雷拉和貢薩洛•費拉茲（Gonçalo Ferras）送到里斯本，並以該城的名義向國王致敬。此後的10個星期，在澳葡萄牙人為祖國的光復進行了在所有葡萄牙海外居留地中最為熱烈的慶祝活動。儘管陰雨連綿，貴族們都穿上華貴的節日盛裝，公共建築、教堂和富裕市民的房屋都懸燈結彩，各個教堂和修道院都舉行感恩祈禱、組織化裝遊行，市民們更是興高采烈地觀賞以葡萄牙農村方式進行的鬥牛表演。7月7日，一場由年輕人組織的盛大的化裝遊行尤為引人注目，甚至居住在澳門的非葡籍居民都加入了這場盛大的慶典：聖保祿學院的中國學生進行了中國式表演，多明我會學校的學生和奧斯定修道院的學生也聚集起來歡慶這一節日。被驅逐到澳門的日本天主教徒表演了日本傘舞，波斯人表演了燈舞，荷蘭人也在表演中展示了他們的民族風尚。參與這場盛典的還有澳門的奴隸們，7月10日，聖老楞佐堂區的奴隸們率先向主人要求舉辦自己的化裝舞會得到允許，他們使用主人提供的面具和各種道具表演了非洲舞；8月10日，澳門的大部分奴隸和聖安東尼奧堂區的奴隸舉行了自己的遊行演出，其規模完全可以和上一次奴隸化裝舞會相媲美。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6章，第85頁；C. R. Boxer, The Embassy of Captain Gonçalo de Siaueira de Souza to Japan in1644—1647, p. 3; C. R. Boxer,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o, pp. 163—166, p. 170.

順治二年（1645年1月28日─1646年2月15日）5月31日，葡萄牙貢薩羅•西奎拉（Gonçalo de Sequeira de Sousa）赴日使團抵達澳門，受到了澳門人的熱烈歡迎和盛情款待。 姚麗雅：《貢薩羅船長出使日本記（1644—1647）》，載《文化雜誌》第54期，2005年。

順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2月16日─1647年2月4日）5月31日，葡印總督菲利佩•馬斯卡雷尼亞斯對貢薩羅•西奎拉出使日本高度重視，他認為，貢薩羅•西奎拉出使前途雖然難測，但鑒於恢復日本貿易對葡印局勢的重要性，他還是決定支持貢薩羅•西奎拉出使日本。他為大使提供新船“聖若奧（S. João）”號為旗艦，原來乘坐的“聖安德烈”號為護衛艦，並增添了赴日貿易的貨物及航行的水手，於本日從果阿出發。不幸艦隊在琉球島附近遇上颱風，損失慘重，遂於9月18日折回澳門。 姚麗雅：《貢薩羅船長出使日本記（1644─1647）》，載《文化雜誌》第54期，2005年。

康熙十年（1671年2月9日－1672年1月29日）3月23日，澳門關閘又一次開放，每5天1次，直至5月31日。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117.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2月11日－1718年1月30日）5月31日，康熙帝禁止了中國商船赴南洋貿易後，試圖將中國對外貿易集中到澳門，並頒佈了在澳門徵收全部進出口關稅，不許外國船隻去廣州而只能在氹仔通商的命令。兩廣總督楊琳還建議，在氹仔修建一座炮台以保衛氹仔的船舶碇舶處。但是，澳門葡人擔心外國商貿集中澳門會帶來不幸和危險，故通過關係讓清廷撤銷了這一命令。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86頁；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104頁。

1717年（清康熙五十六年）4月16日，中國九卿會議下令驅逐所有傳教士並禁止天主教傳教活動。5月31日，中國當局命令不許外國船隻去廣州，而只能在氹仔通商。清廷頒佈南洋航海禁令，禁止中國商船往南洋貿易。葡傳教士李若瑟（José Pereira）在京活動，澳門獲准免受此限制。

乾隆十九年（1754年1月23日－1755年2月10日）5月31日，廣州義豐行行商邱昆稟稱：荷蘭商人蘆哩啞申請搭船前往澳門，等候該國船到回國。隨帶僕役二人，防身刀劍一口。澳門同知魏綰給發牌照。《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澳門同知魏綰為荷商蘆哩啞下澳候船事行理事官牌》，第704頁。

清嘉慶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5月19日，出海協助清水師緝捕海盜的2艘洋船回到澳門。其中1艘在三灶洋面，捕獲海盜船1艘，水手人等7名。5月31日，香山知縣金毓奇下澳門理事官俾利喇諭，犒賞協助捕獲海盜的澳門葡萄牙船。它們在4月15、16日與海盜的戰鬥中，協助殲斃盜匪甚多，並生擒楊朦九等40餘名，後又拿獲林亞旺等7名，發來豬、羊、茶葉、橘餅等物分齎西洋船收領，作為犒賞。《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知縣金毓奇為提解番船所獲海盜事通知澳門理事宮俾利喇》，第484頁。《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知縣金毓奇為犒賞獲盜番船事下理事官諭》，第485頁。

清嘉慶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5月31日，一艘小呂宋船來澳門貿易。因澳額第六號知古·列地船於本年四月內開往小呂宋貿易，不復回澳，茲將該船頂補額缺營生。《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香山縣丞周飛鴻為飭查頂補額缺之小呂宋船事下理事官諭》，第664頁。

同治八年（1869年2月11日─1870年1月30日）5月31日，澳督蘇沙頒佈第63號訓令，由佩雷拉‧萊特（Pereira Leite）上校出任巡捕營長官。當時，巡捕營署從先拿‧飛南第少校住宅搬至玫瑰堂（板樟堂），與此同時，在聖安多尼堂區、望廈、關閘、二龍喉花園、二龍喉兵營、望德堂、沙欄仔、桔仔街、沙梨頭、萬里圍、亞婆井、青雲里、氹仔及路環設立警站。巡捕營獲得軍事組織編制。即日起巡捕營士官與前線連作戰士官一樣可獲晉升為軍官。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43, 53, 59.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5月31日，澳門教區主教座堂神父安格羅．李美雕（António Miguel Ângelo dos Remédios）在風順堂區去世。安格羅為澳門土生李美雕家族第二代，其祖父母均為華人異教徒，後信奉天主教受洗後成為澳門土生家族，其父安東尼奧．李美雕（António dos Remédios）經商致富，1824年出任議事公局議員，為1822年澳門立憲運動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安格羅1792年10月2日生於澳門風順堂區，住水手東街（Rua das Alabardas）11號，位於西灣炮台（媽閣炮台）附近的一幢小別墅。安格羅為澳門主教座堂的本堂神父，在政治上，他屬於自由派，1823年立憲派政府倒台時，他曾隨他父親及同黨到廣州避難。1857-1863年由於熱羅尼莫．馬塔（Jerónimo José da Mata）主教離澳，澳門沒有主教，他與聖若瑟修道院院長勞倫索．古維亞（Manuel Lourenço de Gouveia）神父共同管理教區。工務司司長陸軍中校戈麥斯．奧利維拉（Gomes de Oliveira）針對其資格提出強烈反對，甚至企圖拆除大三巴的前壁及石階。1870年安格羅正式被澳門教區教士及神父代表推選為教區教長。但由於年事已高，他向果阿大主教請求派一名主教來接替其職。1862年12月17日，他榮獲“聖母（Na Sra da Conceição de Vila Viçosa）”勳章。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 31.

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5月31日，新橋蓮溪廟重建竣工。先是，蓮溪廟建於嘉慶年間，道光十年（1830）重修，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風災”後，蓮溪廟基本被毀，該廟值理等10家遂籌集資金3400餘元對該廟重建，並推舉“益昌”號專任修建事。這次重建，不僅是對舊廟的修復，而於廟左閑堂改築兩殿，“以祀金花”。蓮溪廟竣工之日，正值颶風吹襲澳門，而該廟“巋然”，可以反映這次重修之品質。《重修蓮溪廟碑記》，載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第303頁。

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5月31日，澳門遭受颱風襲擊，“其風力雖不似去秋之大，然亦相差無幾也”。澳門“有本地大小船數百艘，或在水傾覆，或因風撞壞，其被溺者亦不可以數計。岸上房屋受損者甚多，即駐澳之督憲衙署亦半皆吹倒。有一中國之巡海炮船吹擱在岸，須設法或可拖下也”。另據其後的《申報》報導，澳門風警計沉溺大小船隻139艘，船中之貨計值銀16萬元。其中，行駛港澳的客船“鄱陽”號火船因颱風失事沉沒。客船中被溺之人，西人則船主加路兒（Garrão）、火長度林文、繕寫厘卑絡（Libero）、澳門西商哥拉（Gola）並白頭客1人、西洋客20人。華人有可稽者，如港中有利銀行買辦家屬上下共7人、祥泰小押店東1人、石街妓女9人、梨園子弟3人、廣源西街住眷婦女5人，共有120人之多。雖有訪明遇救60—70人，而此外無所下落者，尚復不少。港中洋船均下旗至半，以示哀戚。另有“塞爾吉奧（Sérgio）”號船觸礁損壞；在氹仔村有70條船失蹤；在600艘靠岸的船隻中估計只有20%倖存無礙；50間房屋倒塌並造成一些人死亡。在路環和荔枝灣有10間小屋倒塌，6艘三桅船毀壞，無人死亡。澳門政府向災民派發了1萬枚銅錢。6月5日，《澳門政府憲報》上首次就風災登載了總督亞威拉的安民告示：澳門的居民！這個城市再次遭到大災難的摧殘！5月31日來臨的颱風像去年9月22及23日晚上吹襲澳門的颱風一樣恐怖，真是一波未停一波又起。這是天意，我們應要聽天由命！在這危急關頭，不應氣餒。在上天的幫助下，我們齊心合力去挽救失去的一切，以創造美好的明天，但不要忘記各人要竭盡所能去肩負這堅定不移的任務。澳門人！我有責任確保你們的安全，當有需要時，會隨時為你們效勞。身為你們的好友，身為災難的受害者，我為災難的來臨使親人失去而感到難過，我與你們一起去克服這重重困難。《申報》1875年6月8日《粵省風災》。《申報》1875年6月19日《澳門沉船數目》。《申報》1875年6月11日《火船失事續聞》。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1頁。古萬年、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500年：1500—2000》，第67頁。

光緒十年（1884年1月28日─1885年2月14日）5月31日，澳門公物會招人暗投承充澳門、氹仔、過路灣闈姓生意，以三年為期，自1884年9月27日起，至1887年9月26日止。每投1票，須要先交出壓票銀3萬元，貯在公物會銀庫，為擔保此票。投成者要交擔保合同銀10萬元。《澳門政府憲報》1884年5月31日第22號。

光緒十四年（1888年2月12日─1889年1月30日）5月31日，里斯本葡萄牙國王諭旨：據華人盧九稟稱，年已逾壯，在澳門居住已曆三十餘年，置有產業，今請隸入西洋旗籍等情。朕覽該盧九所呈出各憑據，與所稟相符，按本國民律之十九款，該盧九可隸入本國旗籍，朕今特行批准。該盧九呈出戶部首1888年5月9日收印厘單，已據將領給本諭旨之費用116769厘士繳訖。此諭旨由吏部尚書嘉士度奉大君主1888年4月27日淮盧九入本國籍之旨意撰擬呈進，本日該盧九已在里斯本戶部首司將費用5300厘士繳訖。吏部首司奇瑪簽名，戶部首司賓爹喇用印，注收印厘5000厘士，1888年5月11日。《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葡國君主批准盧九入葡籍諭旨譯文》，第750—751頁。

光緒十五年（1889年1月31日─1890年1月20日）5月31日，據兩廣總督張之洞是日致總理衙門電文，知香山縣丞倪姓駐在澳門，賃屋居住。曾在澳門標貼告條，招人稟控，行使管制之權。並稱其前任數年來向駐澳門，歷久相安。後因該員照會葡人，鈔錄舊稿，誤沿用夷字，葡人不悅，因促令移出澳地。後經紳商調停，今仍住澳，彼亦不問矣。澳事交涉頗多，該縣丞寄寓其地，借通聲息，諒亦有用，故只可聽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兩廣總督張之洞為香山縣丞寄寓澳地現仍其舊事致總理衙門電文》，第399—400頁。

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1月21日─1891年2月8日）1月20日，其祥公司大東主何連旺司事人郭貴志、李玉林稟稱，欲在荷蘭園內東邊設立織造匹綢廠，此廠即原悅和昌繅絲廠。該廠北向茶行，南向西洋墳之街，東向二龍喉街，西向（荷蘭園）街。其廠內用機床，係用水氣機轉動。5月31日，獲准。1月15日，入西洋籍人曹善業稟稱，現欲在白馬行街第3號屋設立織造匹綢廠，其廠內用機床100張至150張，該機床係用水氣機轉動。《澳門政府憲報》1890年1月23日第4號頁36，1890年6月12日第24號頁189。

光緒十七年（1891年2月9日─1892年1月29日）5月31日，在馬西米盎奴·李美雕口頭提出減稅請求未被接受的情況下，貝爾南迪諾·李美雕向澳門政府提出上訴，反對“什一稅”登記委員會拒絕接受好景酒店客房租額的投訴。澳門政府於同年6月13日同意將酒店客房初期的租額從750元降至500元。澳門歷史檔案館、民政署案卷G組第339號，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65頁。

《知新報》第二十期刊登《論日本自強之故》、《美德宜力保大局說》、《駁樹新法》、《制炭新法》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清宣統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5月31日，遠東電力公司總經理李革將澳門電力專營權出讓予澳門電燈公司（MELCO），自己仍然出任大股東。澳門電燈公司為英國企業，總部設於香港，是一家可以提供澳門地區所需電力的實力雄厚的公司。《澳門政府憲報》1911年2月14日第6號；Luís Andrade de Sá, Aviation in Macau: One Hundred Years of Adventure, pp.12—13.

民國四年(1915年1月1日─1915年12月31日)5月31日，澳門西華政廳曉示：華人夏天往海邊洗身，限以只准在馬交石、黑沙環兩邊，其餘海邊一概禁止，並規定：洗身時必須有棚遮蓋，並須穿著洗身衣服，不准赤身露體。《澳門政府憲報》1915年5月31日第23號，第367頁。

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5月31日，國民外交後援會邀請廣東各界在廣州舉行集會，聲討澳門葡人的殘暴行徑，共商對策。參加大會的團體、成員捐贈臨時辦事費四五百元，由公眾推舉辦事員30餘名，辦理執行決議的有關事務，並決定6月2日再次舉行全體國民大會。會後致電孫中山，提交請願收回澳門等八項決議：(1)請願要求政府速行收回澳門，即派北洋軍艦前往澳門保護僑民；(2)由人民方面採取自動態度與澳葡斷絕關係；(3)不在澳門做工，不在葡人店中服務；(4)抵制葡貨，如有助葡為虐者，一併抵制之；(5)知照前山鎮民團義勇隊積極設防；(6)通電全國聲討葡萄牙人的殘虐行為，務達收回領土之目的；(7)所有各鄉鎮運往澳門之蔬菜食物米糧，一律停止；(8)銀坑水庫即行停止向澳門供水。《(上海)民國日報》1922年6月6日。

民國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5月31日，據《工人之路特號》第309期報導，在“五二九”事件四周年紀念之前夕，澳門工人組織曾準備發動澳門工人大罷工。“頃聞運水工人張某，暨電力公司工人李某、盧某等，連日為此招集僑澳各行工人，在康公廟直街某俱樂部內，秘密聯合會議多次”，“旋復議決先由水艇工人罷工起，以期制彼死命，並即席推舉代表人，於總理就職紀念日返省，與省港罷工委員會接洽，請求援照前日省港工人罷工返省待遇辦法，以期援助”。罷工決議消息傳出後，“澳門之商人，多數鑒於香港之覆轍，咸欲及早他徙，免受巨大之損失。葡督據報後，連日派遣差人多隊，分抵各要隘碼頭，實行強制手段，禁揭商人遷出境外，並一面電請港督金文泰，派撥印差二百名，代為防守關閘一帶；一面鎮旦放槍試炮，佈置一切防禦工事，以期威嚇商人” 港督金文泰收到澳門可能發生罷工的消息後，立即“允以大幫軍械子彈相援助，旋於六月二日，由港方用電車十一輛，滿載槍械子彈軍實，暨大炮二門，機關槍六挺，運交泉州火船，輸送至澳”。同時，還派援軍防衛澳門，香港政府與澳門政府準備聯手鎮壓澳門的罷工運動。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編：《工人之路特號》第309期《澳門工人將舉行大罷工》，1926年5月31號；第312期《港督助澳門政府屠殺工人》，1926年6月3日。

相片攝於1937年5月31日。

1938年，禮記雪糕向澳門廣興電料行購買一匹力比麗牌摩打一個，支付430港元。圖為禮記雪糕的購貨單據，立於1938年5月31日。

1972年5月31日，已故美國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諾之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諾來鏡湖醫院參觀。

前排左起：馬萬祺、斯諾夫人、陳炎慧、羅柏心（馬萬祺夫人）、郭信堅、周金陵； 後排左起：斯諾夫人隨員、卡欣．惠勒（斯諾夫人之妹）、克里斯托弗．斯諾（斯諾先生兒子）、梁志輝、梁鴻基、鄭慶移、吳惠貞。

張陽，原名張鐵柔，曾用名張釗，筆名金刃，香山縣大布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大布村）人。澳門資深報人、資深新聞界人士。[1] 20世紀30年代，張陽深受名師繆朗山的熏陶，對文字修養有頗深的造詣；30年代中期起，投身於教育事業，在內地廣西、泰國曼谷等地任教；抗戰前在澳門從事教育工作，先後在澳門聖羅撒女子中學、濠江中學任教。[2] 1936年2月1日，黃健接辦澳門濠江中學，為澳門廣大勞苦同胞子女服務，培養學生成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有用人才；組成以黃仲榆為董事長，黃桂紀、黃豫樵、黃渭霖、黃福隆、黃漢興等為董事的校董會，同時團結黃一峰、曾枝西、張鐵柔（陽）、陳雪、黃瑞坤、周筱真、鄭冷刃（少康）、區白霜（夢覺）等一批有為青年盡心辦學。 眾人都抱著獻身於教育事業的志願，同心同德投入工作，不避艱苦，不計報酬。初期學校出現經濟困難，沒有教具，老師自己做；沒有教材，老師自己編；沒有圖書，想辦法請親友捐助，甚至自己剪剪貼貼，自編自製釘裝成“畫報”，供同學們閱讀；以“忠誠勇敢，勤勞樸素”為校訓，言傳身教，取得一定的成效，使濠江中學在社會上奠定了基礎。[3] 1937年夏，中山縣三鄉教書時受中共黨員教師葉向榮、鄭少康等人的影響，張陽在澳門組織起世界語學會，學會會員60餘人；組織成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半公開性質的救亡歌詠團。[4] 抗戰爆發後，張陽以教師代表名義，參加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的救亡活動，當選為理事會首任理事。不久參加澳門四界救災會共同組織的回國服務團。 澳門四界救災會先後組派回國服務團11個隊回內地服務。第二隊於1938年12月初出發，先到達開平縣赤坎五龍鄉，次年1月初轉赴鶴山縣谷埠水口村，開展抗日救亡工作。該隊成員共15人，張陽擔任隊長，黎偉初（天）任副隊長，以爭分奪秒的步伐，先後在兩地展開各項動員和組織民眾的工作，不避艱險，出色完成大量的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績，深受當地官民的愛戴和讚揚。 該隊於1939年2月中旬，奉命到粵北曲江集中，接受為期六個月軍事訓練後，被派到十二集團軍擔任軍中政治工作。[3]兩年多裡，張陽盡職盡責，奔走呼籲，不遺餘力，工作出色，不僅得到全體戰友的敬重和愛戴，而且得到當時戰區行政長官和有關當局的嘉獎及當地軍民的一致讚揚。 1941年秋，因華南情勢異常惡劣，張陽不得不離開十二集團軍的工作崗位，轉到廣西去，在當地中學從事教育工作。 抗戰勝利後，張陽回到澳門工作，繼續在濠江中學擔任教職。 1949年冬，張陽與澳門愛國民主人士譚立明、陳滿等人，聯合發起組織新民主協會，推動澳門地區的愛國民主進步運動。 1950年，張陽參與創辦愛國刊物《新園地》，陳滿任社長，張陽擔任主編。張陽以《新園地》作為陣地，用銳利的筆鋒，激濁揚清，更以堅毅的立場對抗50年代蔣氏頑固派在澳的囂張跋扈勢力，發揮新聞戰線上的大無畏精神，受到當年澳門愛國同胞的讚揚。 1952年，張陽加入澳門愛國報人蔡凌霜接辦的《大眾報》，擔任副刊主編，撰寫不少針砭時弊的評論文章。[1] 1958年，在《新園地》基礎上，張陽與愛國報人王家楨一起，發起創辦《澳門日報》，並擔任該報副總編輯。《新園地》原為旬刊，1955年9月改為週刊，1958年更名為《澳門日報》。[1][5] 60年代後期起，張陽致力於澳門新聞同業的愛國大團結活動，1968年元旦創立的“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擔任該會常務理事。之後，他多方奔走，長期在會務推廣中獻出不少精力和心血，深受同業的敬重和愛戴。1986年下半年，張陽退休。 鶴山縣和開平縣領導人對該隊於抗戰時兩地進行抗戰工作的一段史實十分重視，1986年11月下旬和1987年6月上旬，邀請當年第二隊成員和澳門四界救災會張陽等理事前來訪問，張陽一行人重訪近半個世紀前曾工作過的兩個地區，情緒十分激動，更留下深刻的印象。[2] 1990年5月31日，張陽在澳門病逝，終年75歲。[1] 海內外各地的原澳門四界救災會和服務團同人及港澳好友獲知噩耗，深表悲痛，沉痛悼念張陽光榮的一生。他一貫堅持正義立場，熱愛祖國，關心桑梓，對抗邪惡，維護正義，始終不渝。他操守廉潔，待人隨和，作風謙虛，處事謹慎，律己以嚴，誨人不倦；一生盡瘁教育和新聞事業，風雨無間。 張陽生前一個遺願，就是要完成“澳門四界救災會”會史——《濠江風雲兒女》出版工作，使澳門各界同胞和海內外人士得以瞭解當年廣大濠江兒女進行抗日救亡的英勇動人事蹟。該書編輯和出版過程中，他耗費了無數心血，功不可沒。 張陽的妻子陳瑤清（奇）是原澳門鏡平小學教導主任，參加澳門四界救災會，一起參加第二隊工作，抗戰勝利後結婚。[2] [1]中國新聞年鑒雜誌社：《中國新聞年鑒1996》，北京：中國新聞年鑒雜誌社，1996，第659頁。 [2]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第344-346頁。 [3]杜嵐：《黃健同志革命的一生》，載《中山文史》（第23輯），中山：中山政協，1991，第141-162頁。 [4]中共中山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中山地方史》（第1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第179頁。 [5]《澳門日報》，載“中國網＂，2013年3月11日，http://opinion.china.com.cn/person_7220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