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9月2日，澳門議事會開會決定將對聖家辣堂的修女們生活津貼由每月葡幣60元調至每月100元。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492.

崇禎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9月2日，上訴失敗被拘押在日本的卡斯特羅•布蘭科（D. Francisco de Castelo Branco）船長和唐•若奧•佩雷拉船長被帶到駿府聽取關於斷絕與葡萄牙人通商的詔書。他們與瓦斯科•阿爾梅達的澳門船隊一起於10月17日回到澳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7頁。

順治十八年(1661年1月30－1662年2月17日)1月26日，鑒於數年來有關鄭成功將東渡攻打大員(台灣)的謠傳不斷，荷蘭人先後於1660年4月23日和7月17日派出強大的船隊和士兵，準備聯合大員的軍隊痛擊敵人。巴城總督馬特索科爾於本日的報告中稱：“我們不能容忍這樣一支強大而寶貴的船隊到達大員後發現無所事事，一無所獲地返回巴城，這樣做將使公司遭受巨大損失。評議會因此決定，派最強大的陣容和600名士兵，於10月31日在北風狂起時前往澳門，在那裡突襲(葡人)，佔領那座城市及工事。因為葡人在澳門境況不佳，勢力削弱，對我們來說機會難得。多年來我們一直忙於對印度的葡萄牙人作戰，無暇顧及澳門。若非藉此派強大艦隊前往大員的機會，這一計劃將不會在短期內予以實施。我們認為，攻取澳門時機已到，對這一行動我們盼望已久，特別是如果這一計劃繼續推遲，公司恐怕難以達到將葡人從北部地方趕出去的目的。因為澳門的葡人將尋求英國人或其他外族人的保護，繼續佔領澳門，養精蓄銳，使衰落的澳門復興，很可能重新使之成為葡人在東印度的基地。以上種種原因促使我們攻打澳門。為此，我們指派範•德•蘭(Joan van der Laen)先生統率這支艦隊，並派對廣州與澳門極為熟悉的商務員雅各布•凱瑟爾為副手去實施這一行動。”據范•德•蘭先生報告，9月2日和3日之間，船隊在與澳門同緯度的地方遇到一場風暴，使遠征船隊受到損失，遂決定將進攻澳門計劃向後推遲。 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沙：1624－1662》，第525－527頁。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1月31日－1700年2月18日）8月26日，英國私商組建的“英國公司”派商船“麥士里菲爾德（Macclesfield）”號在船長約翰•赫爾（John Hurle）和大班羅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的率領下駛抵澳門。葡萄牙人和中國官員都對英國商船的到來表示歡迎，並保證盡力方便他們去廣州的貿易。9月2日，曾經當過“王商”的洪順官（Hunshunquin）從廣州來到英商船上，提出要包購英商的船貨。5日，大班羅伯特•道格拉斯上岸拜訪廣東行商施美亞（Shemea）。7日，海關監督從廣州來到澳門。8日，海關官吏丈量船隻。9日，海關監督通知說，“麥士里菲爾德”號是二等船，本應收費1200兩。為了表示對英商的優待，海關監督命書吏改為三等船，只需繳納600兩。後海關監督又將收費減免1/5，則所交船鈔是480兩。羅伯特•道格拉斯得知海關監督態度良好時，要求發給其三張執照，一張准許所有商人都可以自由和他交易，一張准許他前往廣州，一張允許他將船開入廣州。這三個條件均得到海關監督應允。14日，羅伯特•道格拉斯駕船離澳赴廣州。19日到達。在廣州，羅伯特•道格拉斯住在洪順官的寓所。經過兩三天的討論後，大班們決定與洪順官簽訂合約，並將他們帶來的部分貨物賣給洪順官,共售得白銀36000兩，折合為1.2萬英鎊。回程時購買的貨物有：生絲69.5擔，水銀110擔，松蘿茶160擔，白銅250擔，麝香245兩，胡椒1000擔，扇10萬把，茶桌、鑲貝珠360套，金塊776.5兩及價值13075.8兩銀的絲綢和價值1147.46兩銀的瓷器，總成本為44928.64兩白銀。羅伯特•道格拉斯這一次來中國的貿易是一次成功的貿易。不僅受到中國海關監督的友好歡迎，丈量船隻的條件也非常優惠，他按照東方式的慣例送禮，但沒有受到勒索，他在優惠的條件下將他的全部貨物以信用方式售給一位體面的商人，並訂約購回貨物，滿載而歸。這是英國人第一次在中國成功進行的商業活動，從此開始了英國人在廣州與澳門開展貿易的新週期。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86—97頁。

康熙五十年（1711年2月17日－1712年2月6日）9月2日，武英殿總監造和素奏報，據西洋人蘇霖等稱，今年尚無船抵達澳門，這是因為前年出洋貿易的澳門商人去年都已返回，沒有人在貿易地居住，所以今年西洋船抵達澳門較往年遲。《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 《武英殿總監造和素奏聞詢據西洋人蘇琳等稱今年尚無西洋船到澳門消息摺》，第93—94頁。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2月11日－1718年1月30日）9月2日，兩廣總督楊琳通過時任廣州住院本堂神父的葡萄牙人畢登庸表示希望澳門賣給其至少一門重1000多斤（Cate）的銅炮。12日，畢登庸神父專程為此事抵達澳門。澳門耶穌會會長建議答應請求，以表示議事會對皇帝通過總督來澳門巡訪所表示的善意的感謝。議事會和總督同意贈送二門銅炮。據當時的記載：“該年9月，總督從廣州派來兩位親信，帶著錢要求議事會賣給其兩門銅炮供皇帝使用，可以是炮台或船上多餘的銅炮。議事會利用了這個寶貴的政治機會，取來兩門同樣的銅炮，派一位議事會官員送交總督，代表議事會獻給皇帝陛下。”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93頁；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89頁。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2月16日－1723年2月4日）9月2日，澳門議事會之前與華商訂定合約，他們在澳門船上的茶、煙草等商品每擔支付9帕爾道，然而華商在巴達維亞的經紀人向荷蘭當局申請“最多支付每擔4帕爾道”。議事會召開會議，要求華商支付每擔9帕爾道，如果他們拒絕支付，就將他們的商品卸下。正如所料，華商拒絕支付。10月1日議事會決定，卸下他們的商品，並決定不再與華人訂立協定。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45.

雍正十年（1732年1月27日－1733年2月13日）9月2日，一艘懸掛藍底黃十字國旗的瑞典(Sweden)“弗雷德里克 (Fridericus Rex Sueciae)”號商船從哥德堡港(Göteborg)啟航抵達澳門水域，該船大班為柯林•坎貝爾(Colin Campbell)。按照規矩，外洋船到廣州，先泊於澳門關外，報關投汛，並延請引水。於是柯林•坎貝爾派了船上一名大副，坐舢板前往澳門總投汛。投汛以後，有引水一名，持紅牌一面，前往洋船領航，駛往黃埔。這是第一艘來華的瑞典王國的商船。 阿海：《雍正十年(1732)：那條瑞典船的故事》第1章，第4—7頁。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1月29日－1760年2月16日）8月12日，議事會請求主教在大教堂舉行一次公開的祈禱。9月3日，傳教士包括耶穌會士都出席了。8月31日，議事會下令所有居民和外國人9月2日至3日在家中掛燈，並且9月3日這天大家要聚集在議事會，違反者要受到懲罰。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501.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9月2日和5日，澳門同知韋協中分別給發在澳門住冬的國(丹麥)夷商嚤碧和法國商人噴士噔等上省牌照，二人此年1月遵例到澳居住，現欲上省料理貿易事務。嗊士噔，今譯貢斯當。貢斯當，1762年生於瑞士日內瓦，其家族為法國名門望族，貢斯當於1779—1793年先後三次前來中國，在廣州與澳門居留了8年零2個月時間，其著作有《中國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回憶錄》，其中記錄了許多他當時所見的澳門景象；耿昇：《清代西方人視野中的澳門與廣州》，載《文化雜誌》第53期，2004年。《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下冊《澳門同知韋協中為給發丹麥商人嚤碧等上省貿易牌照事行理事官牌》、《澳門同知韋協中為給發法商嗊士噔等上省貿易牌照事行理事官牌》，第708頁。

清道光二年（1822年1月23日─1823年2月10日）9月2日，鑒於澳門居民中一部分市民（主要是在歐籍海員中）出現一種不服新政權的現象，因此，澳門議事會必須采取最妥善之措施以制止這種不良現象，故於本日任命海軍上校瓦斯康塞羅斯．巴列托出任“澳門港口商船隊指揮”之職，並於10月11日派“阿桑松（Assumpçâo）”號船赴果阿上報葡印政府。這是澳門任命的第一位港口管理者，他管轄1名軍曹和6名印度兵。A Veloso e Matos，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p.129；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7頁；據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319頁《澳門港務局長表》稱，從1800年起就設立了港務局長之職，不知此港務局長與這位“澳門港口商船隊指揮”為何關係。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9月2日，《葡萄牙人在中國》（O Portuguez na China）創刊，至1843年停刊。該刊為新聞政治性刊物，出版人為土生葡人迪亞斯·佩加杜（Manuel Maria Dias Pegado）。該報主要報導商務，在鴉片戰爭問題上對英國持嚴厲批評態度，常與英國報刊《廣州週報》（The Canton Press）和《廣州記錄報》（The Canton Register）發生爭論。該報刊登了英國查爾斯·義律與欽差大臣琦善於1841年1月20日簽訂的《穿鼻草約》。由於草約英文原件遺失，所以僅有當時的《穿鼻草約》的葡文譯本就顯得更為重要。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rno Oriente, p.33；A.H.de Oliveira Marques, Históri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rno Oriente, Vol.3, p.555; 林玉鳳：《澳門新聞出版四百年》，載《澳門史新編》第4冊，第1219頁。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9月2日，孔達京（Florent Daguin）神父抵達澳門，並在聖若瑟修院法國會院任教師3年。1843年至蒙古傳教。樊國陰：《遣使會在華傳教史》，第194頁；方立中：《1697—1935年在華遣使會士列傳》，第578頁。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8月22日，澳門議事公局稟請將澳門華人居民劃歸葡萄牙人管轄，以便保護，並訂立戶冊，區分良莠，目的在於保護當地安寧。9月2日，耆英回函予以拒絕： 葡萄牙人居我中華三百年，靠此生息，多次受我大皇帝庇護之恩。既然在此與華人混居，那麼永遠是鄰居。至於雲集澳門各處的賊船，定有不法華人同黨接濟，夥同商民肆無忌憚。理事官應告示天下，將此等劣民逮問於法。鑒於全澳居民朝夕相處的關係，理事官應一視同仁，概加保護。凡遇華人同黨，請理事官通報其姓名，以便加以逮問。為此，有何必要將澳門華人居民劃歸葡萄牙政府管轄？理事官肯定不同意本欽差大臣及撫院將葡萄牙人同華人一樣編籍入冊。所以，此稟呈中羅列的理由無法存在。今後，理事官仍應恪守舊制，安於職守，以期相安，不得妄肆干求。 《澳門總督致海事暨海外國務秘書之公函，對澳門港開放效果之陳述》，《兩廣總督回答議事亭理事官提出將澳門華人歸葡方管轄之要求致議事亭理事官之公函》，載《葡中關係史資料匯編》第1卷第94號文件，第357－364頁；第96號文件，第367－368頁。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9月2日，澳門管理華人事務官科埃略．山度士致函兩廣總督耆英，請求清政府“免除澳門停泊費，如果不能長期免除，至少免除20年”。這一請求未獲清政府批准。《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上卷第3編，第1057頁。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9月2日，廣州英國聖公會（The United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USPG）傳教士約翰．伍德．巴屯（John Wood Barton）在澳門去世並葬在澳門。巴屯從英國渥斯特大學（Worcester College）畢業後不久加入聖公會。他和妻子於1851年5月11日乘坐油輪“馬爾他”號抵達，在廣州服務不滿四個月。隨即因病到澳門治療並死於斯。其妻於是年9月29日離開澳門返回英國。Lindsay and May Ride, An East India Company Cemetery: Protestant Burials in Macao, p. 89.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6月29日，抵達澳門港的滿載食糖和葡萄酒準備駛往橫濱為曼努埃爾．庫尼亞（Francisco Manuel da Cunha）所有的葡國多桅船“貢薩桑．瑪麗亞（Conceição de Maria）”號，於9月2日在開淇澳（Kaikiao）處遇難，全體船員獲救脫險。格雷戈里奧．里貝羅（Gregório José Ribeiro）海軍中校指揮的“帕米拉公爵（Duque de Palmela）”號巡洋艦、“瑪麗亞．皮亞（D. Maria Pia）”號大船和“賈梅士”號炮艇由於相繼撞上了中國船，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相撞中，共有150餘人受傷。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83－184頁。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9月2日，強颱風襲擊澳門，導致荷蘭船“羅琳娜．馬麗亞（Rolina Maria）”號和俄國船“維斯多拉（Vistula）”號在路環島附近沉沒。荷蘭船上16名水手中有7人遇難，俄國船上的22名水手全部獲救。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83頁。

光緒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9月2日，政治、文學與新聞性週刊《澳門土生郵報》（O Correio Macaense），由澳門土生葡人席爾瓦．特萊斯（António Gomes da Silva Teles）創辦並擔任主編。該報於1888年11月停刊。1889年2月8日複辦，1889年12月仍存在，再次停刊日期不得而知。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 Oriente, pp. 49—50.

光緒十五年（1889年1月31日─1890年1月20日）9月2日，澳門政府與青洲水泥有限公司簽訂關於內港填海的合同書。MCAHM/AC/38/707/A.G12, Fundo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 Processo 922: Temo do contrato feito entre o Estado e a Companhia "Green Island Cement Company Limited" para proceder o aterro do Porto interior, 1889 Setembro 2.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2月8日─1903年1月28日）9月2日，澳門火船頭街第51號門牌萬興英泥、煤炭生意，原系蔡清石、何湛堂合伴同做。蔡清石棄世之後，其後人蔡星堂、蔡輝堂志圖別業，自願將先人遺下萬興店股份、全盤家私、什物、鋪底頂與盧大德堂、何承遠堂承受，仍用萬興字號開張生理。《澳門政府憲報》1902年9月13日第37號，11月29日第48號。

民國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9月2日， 街市大街(Avenida do Bazar)命名為“亞美打利卑盧馬路”(Avenida de Almeida Ribeiro)， 該馬路是分段建造、分段啟用的， 其中連接亞美打利卑盧馬路和南灣路(Rua da Praia Grande)的最後一段直至1918年10月16日始獲批准。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民政管理檔， 第329號卷宗， 第S-N號文件， 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 第74頁。

民國七年(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9月2日，因有人將屍骸背負在街道經過，澳門西政廳與華政廳佈告稱：一、凡有既死之人，須經醫生局(Posto Médico)准給人情之後，方許將屍身放入棺內或帆布床上在街道經過；二、凡有既死之人，須經醫生局准人情之後，方許抬至鏡湖醫院安置；三、凡領取人情者須聲明死者姓名、年歲及已婚與否，係何處人氏暨父母姓名並死亡處所，與夫其餘情形均應依實報告，由醫生查驗後即給人情，不收費用，倘有違背此條者，即作不遵官令，例懲究。《澳門政府憲報》1918年第35號，第664頁。

1919年（民國八年）成立消防隊，取代原救火局，1919年9月2日併入市政廳。葡人企圖再築青洲堤，開闢青洲北部地區，經中國政府抗議並派兵阻止而作罷。

民國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9月2日，颶風襲擊澳門，大批物業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失。最為嚴重的是，颶風將兩座大型無線電天線摧毀，無線電報因此中斷，同時，海底電纜亦損壞，造成一段時間內澳門與外埠世界隔絕。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ã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 Ⅱ, p. 749；《民國二十六年海關中外貿易統計年刊‧拱北關部分》 (1937)，載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 (1887—1946)》，第380頁。

民國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 )9月2日，全澳工商界放假狂歡及慶祝三日，政府公務員特別放假一天。當日雖然高掛颱風訊號，滂沱大雨，雷聲隆隆，但仍然有超過十萬人走上街頭，慶祝日本投降。人們在街頭載歌載舞，舞獅揮旗遊行慶祝，澳門主要華人領袖對喜氣洋洋的群眾發表了戰爭結束和抗戰勝利的演說。當時議事亭前地除了擠滿數千人觀看舞獅外，在市政廳禮堂內，澳門總督、澳門主教、各級官員和社會知名人士等也濟濟一堂慶祝戰爭的結束和抗戰的勝利。傅玉蘭主編：《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第175頁。

1950年9月2日晚，在南灣銀業球場為鏡湖醫院籌款舉行籃球義賽，香港南華籃球隊對澳門中華籃球隊。

1950年9月2日，在蓮峰球場為鏡湖醫院籌款舉行足球義賽，香港傑志隊對澳門陸軍聯隊，由何賢主席主持開球禮。

原著錄：課程編配表（1950年-1952年）記載了學年教職員名單、任教節數、任教科目、教師上課時間表等資料。

2002年8月28日，澳門金融管理局與中國銀行簽署合作備忘錄。自9月2日開始，中銀在廣東省內主要城市的350家分支機構，開辦澳門元存款及匯款等業務。

2002年9月2日，行政長官批示設立“公共行政觀察站”。“觀察站”於19日正式啟動。

2002年9月2日，《特區公報》頒佈設立“人力資源發展委員會”，就制定人力資源發展及人力培訓的政策提供諮詢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