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三年(1630年2月12日─1631年1月31日)6月6日,禮部左侍郎徐光啟派中書姜雲龍隨同掌教陸若漢、通事瞿(徐)西滿(即西滿•故未略,Simão Coelho)離京前往澳門購炮募兵。黃一農:《明末至澳門募兵的姜雲龍小考》,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期,2008年。該文稱:姜雲龍,字神超,松江華亭人,萬曆二十五年(1597)與其同鄉徐光啟同年中舉,姜、徐二人應頗有往來,且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相偕至京師參加會試。天啟後至遼東參贊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戎幕。天啟三年任內閣中書,崇禎三年(1630)任中書舍人。這一次徐光啟派姜雲龍同耶穌會士陸若漢同赴澳門,可知,薑氏除了與徐光啟是同鄉、同年的朋友外,還應是對西學、西教持友善態度之人士。《崇禎長編》卷33,崇禎三年四月乙亥。
崇禎七年(1634年1月29日─1635年2月16日)6月6日,葡萄牙耶穌會神父塞巴斯蒂昂•維埃拉(Sebastião Vieira)在江戶(日本東京)被處以極刑。塞巴斯蒂昂•維埃拉,1574年生,1591年加入耶穌會。1603年抵達澳門,第二年便前往長崎,其後往返於澳門與長崎之間。1614年日本禁教,他被迫返回長崎赴馬尼拉,企圖從馬尼拉重返日本,未獲成功,於是,又返回澳門。後在澳門任日本教省傳信部秘書,1623年12月任教省司庫。1624年2月離開澳門前往歐洲,1626年5月在羅馬兩次獲教宗烏爾班八世(Urban ⅤⅢ)的接見。1629年返回澳門,1632年再次往日本傳教,儘管他知道會被處以極刑,為達到自己的願望,他先前往馬尼拉,然後從馬尼拉潛入長崎,直至殉教。António Franco, Imagem da Virtude em o Noviciado Companhia de Jesus: no Real Colégio de Coimbra, tomoI, Évora, na Oficina da Universidade, 1719, PP. 156—157; 加爾西亞:《澳門與菲律賓之歷史關係》,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553頁。榮振華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727頁,關於維埃拉神父的經歷與本注António Franco書有多處歧異。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1月30日-1711年2月16日)6月2日,下午,澳門所有教會領袖教長和一些元老彙集到總督戴冰玉的住宅,試圖說服他放棄迫使學院交出躲進聖保祿學院並被他免職的議事會人員,因為這一事件造成的巨大混亂和不安威脅本市安全。耶穌會神父馬爾科(Marco)和總教長以強有力的理由說服總督下令撤出了包圍聖保祿學院的士兵。儘管戴冰玉下令撤走了包同聖保祿學院的哨兵,衝突卻沒有結束,城市因而分成兩派,有兩個議事會運作:一個是在議事亭掌權的議事會,另一個則是被總督解散現在在聖保祿學院和耶穌會神父們在一起的議事會。本月6日,總督召集全體市民選舉空缺的法官,先後選出若奧.蘇亞雷斯(João Soares)、老俾利喇(Manuel Pereira)和安東尼奧.比涅羅(António Pinheiro),但他們當選後均陸續躲進了聖保祿學院,於是法官的職位繼續空缺。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80頁。
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2月18日─1807年2月6日)6月6日,法國遣使會士佩德羅·明諾(Pedro Vicente Maria Minguet),由廣州啟程,由澳門同知親自押送,到達澳門。清政府令他在此辦理北京西洋堂北堂信件之事,但他卻私自離開澳門,前往非洲留尼旺島。先是,明諾於嘉慶五年(1800)潛至廣州,企圖進京,不果,遂與巴類斯德羅居住廣州呂宋行,後又移居荷蘭商館,負責辦理西洋教堂的信件事務,兩廣總督下令,要明諾到澳門居住,並負責在澳照料北堂信件。《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澳門同知王衷為諭知明諾下澳居住辦理北堂事務下理事官諭》,第600頁;《香山知縣彭昭麟為催令確查明諾實在下落事再下理事官諭》,第603頁;方立中:《1697—1935年在華遣使會士列傳》第557頁稱明諾去了波旁島,最後於1841年3月2日在該地去世。《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香山知縣許乃來為明諾接辦北堂事務下理事官諭》,第599頁;及《澳門同知王衷為明諾下澳居住下理事官諭》,第600頁。
清嘉慶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6月6日,葡萄牙王室敕令,任命若奧·席爾瓦(João José Silva)為澳門議事會翻譯,年薪為480兩白銀。席爾瓦為澳門土生葡人。後來擔任此職的也都是土生葡人,如公陸霜(João Rodrigues Gonçalves)、曼努埃爾·彼加多(Manuel Maria Dias Pegado)、瑪爾丁略·瑪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若阿金·維埃拉(José Joaquim Vieira)、伯多祿·施利華(Pedro Nolasco da Silva Jr.)和愛德華多·瑪琪仕(Eduardo Marques)。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99頁。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6月6日,一艘英國輪船“皮金燦薩(Pi Kin Can xa)”號抵達澳門,有一位從新加坡來的華僑紐元德,在外工作多年,積攢4,000 帕塔卡,換成黃金和手鐲,他在南灣下船後,其物品全部被葡萄牙士兵和巡捕沒收,他被帶到海關,原因是此人未去澳門葡萄牙海關納稅。所以澳門海關以其違反葡萄牙海關章程,處以沒收部分財物的懲罰。美國領事福士(Forbes)目擊這一情況,致函兩廣總督耆英稱:澳門是中國的領土,一個回國的中國臣民在澳門受到葡萄牙的掠奪是不公平的。兩廣總督耆英收到美國領事的來函後,轉函要求澳門理事官查明此況。澳門理事官科埃略.山度士於8月8日復函兩廣總督耆英稱:“從1784年至今,葡萄牙在澳門一直有海關存在。因而,從那時開始,貿易界對海關章程都十分清楚。應納稅商品不能在其他碼頭卸貨,只能在設有海關的碼頭卸貨。陰謀來自干預者,一項實施多年的章程,商界怎會不知道,難道還需要發佈公告嗎?我估計,葡萄牙人對該華人的物品價值估計過高,按照沒收清單,其價值總計2,925帕塔卡和970分,不屬徵稅範圍的物品,已退還其人。”耆英收信後,對理事官之辭基本認可,稱:“查紐元德攜帶金砂等物,由新加坡回澳,並不赴館報稅,殊屬不合,因此扣留各物,係循該國舊章,本大臣亦難過問。”《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第35-38頁;《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上卷第3編,第1047-1050頁。
清光緒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6月6日,澳門著名的宜安公司創立。宜安公司係澳門華商盧焯之(即盧九)仿照西人俱樂部形式創設,“以為暢敘遣興之所”。經澳門政府札諭第51號批准。宜安公司是澳門出現的第一個華商會所。該公司暫租清平新街之屋作為會所。各友可在此暢敘,乃係看新聞紙、看書、弦歌、唱戲及宴飲,並例所准之賭博,紙牌、骨牌、擲狀元籌、捉象棋、鬥蟋蟀。但公司內不能開番攤及設團轉盤。該公司科合本銀4000元,分80股,每股50元。該公司應設值理3位:正總理1位,副總理1位,管銀1位。《澳門政府憲報》1881年6月10日第23號附報。王文達:《澳門掌故》,第225-226頁稱,宜安公司,乃昔澳門富商盧焯之所創設者,原在風順堂之十六柱,後遷至福隆新街,與《澳門政府憲報》異。
光緒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6月6日,澳門政府以氹仔久為西洋管轄,拘禁至氹仔處理民人田租糾紛之香山縣差。據前山同知魏恒稟稱,租種香山縣屬南屏村民人林其衡、林瑞雲所有氹仔等處田畝的佃客,屢年不交租銀,並稱系洋人禁阻交租。林其衡等遂向洋官控告,糧憑租納,豈得任意拖延,葡官口與心違,佃客仍不肯納。氹仔等處向系香山縣管轄地方,縣令楊文駿查明後,即票差劉鴻等人赴氹仔,拘傳該佃客人等到案。不料,佃客勾串葡兵,將頭役劉鴻,散役劉珍、楊澤、鄧建拿押澳門大炮台監禁。後在廣東地方交涉下,隨即釋放。《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香山縣知縣楊文駿為氹仔佃客勾串葡人抗租請照會葡國大臣等事致兩廣總督李瀚章稟文》,第469—470頁;《前山同知魏恒為葡人侵佔氹仔包攬稅課拘禁縣差事致兩廣總督李瀚章稟文》,第474頁。
楊鐵夫,名玉銜,字懿生,號鐵夫、季良、鸞坡,香山縣申明亭鄉(今屬中山市沙溪鎮申明亭村)人。同盟會會員、著名詩詞人、國立無錫圖書館館長。 1901年,鐵夫考中舉人,擔任廣西歸順州知州、晉安府知府;後畢業於京師大學師範專業,又東渡日本求學。期間,受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他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開展革命。[1] 時值光緒末年,舉國上下廢科舉制度、責令書院皆改公學時,廢科舉,興學堂,廢除舊的教育體系,構建新的學堂教育體系。鐵夫學成回國後,提倡研究中西方教育,尤其要振興新學方可救國圖強。他召集全都紳士決議把龍山書院改為隆都高等小學堂,首先公推彭炳綱等五人為籌備委員,並以鄉紳捐助及書院田產收入等作為教育經費,在書院旁購地建築宿舍和教室,擴建校舍,保證校園足夠大。 另外,在師資力量上,他不惜大手筆,以年俸300兩的優厚待遇聘請舉人、中大教授等能人賢才為教席,確保師資雄厚。在改制初期,學堂沒有章程可考,鐵夫參考日本學制課程,不少數、理、化科目所需要的標本儀器從日本購回,之後,隆都興學之風開始普及。[2] 香山隆都地區教育發達,英才輩出,鐵夫貢獻較大。其兄楊季廷(玉瑚),侄子楊清甫(兆涇),先後接掌龍山書院,故有“一門三校長”的美譽。 鐵夫非常關懷家國,力圖澄清吏治,喚醒國魂。他結識不少革命志士,與蔡鍔將軍在桂林共事,互以戮力國是相許,結為異姓兄弟。 1904年秋,胡漢民再度留學日本,開始接受孫中山革命思想,加入同盟會,次年投身革命。胡漢民與鐵夫鄉榜同首並共事,革命意志相投,共同參與反清活動。後來,胡漢民被舉為廣東都督,邀請鐵夫出任秘書。鐵夫準備行裝將作歐洲之遊而婉拒。鐵夫前往歐洲時,撰寫《旅歐紀遊》一書,留居新加坡,開辦實業,經營錫礦,後因故離開新加坡回國。 民國初年,鐵夫擔任北京師範大學孫文學院院長,1913年任廣東高等師範學堂(今中山大學)文案一職,後因故辭職。應校方之約,鐵夫推薦侄子楊清甫接任。1914年,鐵夫任廣東警察廳衛生科科長;1915年因辦廣東水災賑濟,鐵夫獲授七等嘉禾章,以縣知事用;1916年出任揭陽縣知事,發展教育和振興實業,事事親力親為。 早年以最優等成績畢業於高級師範學堂的楊清甫隨任,委以教育實業科長一職,為揭陽人多辦實事。揭陽官衙有肥缺稱,又為鴉片煙苗產地,人皆以為此任“腰纏十萬貫”。鐵夫絕不同流合污、恃權謀私,而是關心民間疾苦。他認為鴉片禍國殃民,深惡痛絕,嚴厲禁種鏟苗,當地豪紳,以數竹籮盛黃金、白銀行賄,請求寬期。他終不為所動,憤然表態“刁民可惡!”親自率馬隊於罌粟地往來奔馳,盡將煙苗踐踏剷除,奔波三月,始告肅清。 1926年,鐵夫回鄉擔任中山師範校長。上任不久,他以私人名義,委託旅檀香山鄉親募捐修繕校舍,籌得美金2000元。後因款項不必動用,他將募得之款,分文不少,寄回檀香山捐款人。為此,不少僑胞讚他“一塵不染”。 後來,鐵夫旅居上海,常出入於同鄉小欖人甘翰臣的別苑“非園”,當時,來“非園”客人有朱疆村、王病山、陳伯嚴、曾農髯等當代詩詞大家。鐵夫是朱疆村在粵督學時所錄取的人才,多次呈獻自己的作品,多得獎勉。 朱疆村示意他多讀《夢窗詞》。鐵夫對詞章更進行深入探索,完成《夢窗詞箋釋》一書,並出版他所填的《抱香詞》一卷問世,聲名大噪。詞集由前國民政府鐵道部長兼國學館館長葉恭綽題寫書名,陳石遺題詞,有“疆村夜缽晚年強”之句。 當時,古文學家唐太史(文治)以保存國學為職志,在江蘇無錫設立國學專修學院,聘請鐵夫為詞學教授,陳石遺為詩學教授,章太炎時來講學,一時有“國學堡壘”之稱。 鐵夫擔任國立無錫圖書館館長,經常出遊就近太湖諸勝,夜宿黿頭渚廣福寺。在治學流覽中,他似別有醒悟,陷於虛幻,一度萌發出家的念頭,居住浙江普陀山慧濟寺一年,以居士身份學佛,唯未剃度。鐵夫既欣賞浩瀚大海,又喜愛突兀山峰,江南諸山遍遊。年紀漸大時,他腰腳尚健,前往遊黃山、衡山,在衡山順至嶽麓,祭拜蔡鍔將軍墓,並撰文憑弔。南返廣州小住後,他又遊羅浮、鼎湖諸山,在鼎湖弔慕經老和尚。慕經以慶雲寺方丈退院圓寂,稱大德,是鐵夫少時問道的朋友。 鐵夫的長子楊兆燾當時供職於寧波市府,迎往一遊,並到奉化雪竇寺觀千丈岩瀑布之奇。寧波舊稱“四明”,有藏書名樓“天一閣”,在月湖之西,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藏書樓,創建於明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明朝兵部右侍郎范欽所建。又有“四明圖書館”,上承薛觀察福成之儲,藏古今書籍頗豐;鐵夫受聘為館長,遷館於公園中央,館前高梧蔭簷,十分怡人。 辛亥革命後,鐵夫歷任中山師範學校校長、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孫文學院院長、無錫市國學專修學院詞學教授、香江廣州大學國民大學教授等職。 鐵夫畢生鑽研古典文學,詞學底蘊深厚,素有“嶺南詞人”之稱;著作有《抱香詞》、《雙樹居詞》、《五厄詞》、《清真詞箋》、《鐵城土語語原考》、《隆都語原總例》、《夢窗詞箋釋》等書。 1943年6月6日,鐵夫去世,終年74歲。 在追悼會上,朱庸齋撰寫悼聯“一瞑巧逢‘教師節’,萬人傳誦《抱香詞》。” 國民時期,6月6日是教師節。該聯對仗工整,切時切人,令人潸然淚下。當時楊鐵夫之子遠在梅汕,交通不便,未能馬上回鄉奔喪,一切由侄子楊清甫(楊正繩之父)料理。楊鐵夫元配妻子黃氏生於1873年,長洲名門望族之女,誥封恭人,溫和賢淑,勤儉持家;1939年逝於香港。 楊鐵夫生育二女三子。其中長女楊惠文,適本邑李應庚解元之子李轅孫(楊鐵夫署鎮安府時,與李應庚先生交誼甚厚,以兒女姻事為約)。次女楊惠明師範畢業後病逝。長子楊兆燾,兒媳唐逸馨是唐紹儀侄女。次子楊兆熊,兒媳楊潔莊。三子楊兆煦,幼時夭折。 楊兆燾夫婦都獲得公費留美,取得碩士學位,同任上海復旦、廣州中山大學、香港大學教授。楊兆燾供職於寧波和廣州府,1935年擔任中山縣民眾教育館館長。楊兆熊夫婦長期供職於香港、梅汕一帶學校,居住汕頭市。 楊鐵夫的堂弟楊澤常、楊澤圖旅居檀香山,美國眼科學者楊思祿博士、火奴魯魯市前勞工局副局長、隆都從善堂主席楊兆佳、英文書記楊兆文、申明亭同鄉會主席楊獻墀及楊獻琛、楊獻東等都是楊鐵夫的侄輩。已故馬來西亞吉隆玻中山同鄉會主席是楊鐵夫的侄孫輩。[1] 楊鐵夫所著的《鐵城土語語原考》一文,對澳門“馬交”得名,持另一種說法: “葡萄牙租借地之澳門,西人名之曰‘馬交’,或曰前以有馬蛟石得名。按《說文》瓜部,小瓜也。徐鍇曰‘今有馬如小瓜也。’(按:古人於動植物,往往因其大小而加以牛馬之名,馬亦然)。澳門一隅與前山相隔,有一窄長之過脈小徑聯之,今人呼為蓮花莖,實瓜蔓也,蓋澳門如瓜然耳。又曰南環者,亦瓜環也。”楊鐵夫沒有提出更多的論據,其眼力頗有穿透力,“馬”之說,成為專家學者一新視聽,非常有意義。[3] [1]楊正繩:《嶺南詞人楊鐵夫及其家世》,載《中山文史》(第43輯),中山:中山政協,1998,第101-102頁。 [2]《山川靈淑蔚人文興學立教多才俊》,載《南方都市報》,2008年10月16日。 [3]陳紹錦:《關於隆都話的研究》,載《中山日報》,第2572期,D3版,2002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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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2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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