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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今日
歷史上的
1522

嘉靖元年(1522年1月28日─1523年1月16日)10月1日,北京致葡王、葡印總督及馬六甲要塞司令的三封信函交到廣東按察使汪鋐手中。並要馬六甲使臣為昔英(圖昂)攜帶這些信件返回,若葡人交還失地,則釋放葡使。卡爾沃:《廣州葡囚信》,載金國平的《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第87-88頁。

1584

萬曆十二年(1584年2月12日─1585年1月30日)10月1日,西班牙使團巴普蒂斯特.羅曼與阿隆索.桑切斯離開澳門,返回菲律賓。經過幾個月的談判,菲律賓政府在阿卡普爾科(Acapulco)逮捕並審判了嘩變的水手,但並沒有收回叛變的船隻“聖瑪爾定”號,他們為這艘船更換了新的水手後,大帆船懸掛西班牙國旗重新開赴墨西哥。1587年,“聖瑪爾定”號從阿卡普爾科返回澳門。裴化行:《天主教16世紀在華傳教志》,第229—231頁;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XVI a XIX, p.9.

1612

萬曆四十年(1612年2月2日─1613年2月18日)10月1日,兵部回覆兩廣總督張鳴岡所上《條陳防海五議》。剛上任的張鳴岡認為,要加強海上防範,改善澳門沿海的安全。其中三議與澳門關係密切:一、將原駐虎頭門把總移駐鷹兒埔(在香山縣黃粱都),仍於塘基灣(又稱唐基環)等處壘石為關,守以甲士400人;二、舊雍陌兵營距澳門有50里,都司海道發兵400人更班守汛;三、嚴防到內地貿易的葡萄牙人,“仍申市禁,否則絕之”。張鳴岡的建議均獲兵部的批准。按:此年之前,塘基灣(即蓮花莖)之關閘應為土牆,且已頹圮,故有重壘石關之議。《明神宗實錄》卷499,萬曆四十年九月戊戌條。

1620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2月4日─1621年8月27日)8月18日,明神宗朱翊鈞病逝。28日,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是為光宗。9月26日,光宗崩。10月1日,光宗長子朱由校即位,是為熹宗,翌年改元天啟。張廷玉:《明史》卷21《神宗紀》。張廷玉:《明史》卷22《光宗紀》。張廷玉:《明史》卷22《熹宗紀》。

1628

崇禎元年(1628年2月5日─1629年1月23日)10月1日,澳門議事會完成給新登基明帝朱由檢的效忠書。以委黎多署名,疏名《報效始末疏》。先是,天啟七年(1627)時,明朝曾派人入澳要求澳門派炮手支持,而議事會囿於當時荷人對澳門的進攻而沒有應允。崇禎元年(1628),新帝又派人從北京到澳門,以皇帝的名義向澳門提出,請求派遣10名炮手和20名教官到北京幫助抵禦滿洲人。澳門議事會討論後決定接受這一請求,派炮手攜火炮北上,支援明廷。為了表示澳門議事會對明朝皇帝的忠心,故以“委黎多”之名上《報效始末疏》以呈崇禎皇帝。《報效始末疏》全文如下: 住廣東廣州府香山縣濠鏡嶴議事會西洋商舶臣委黎多等謹奏,為歷陳報效始末,仰祈聖鑒事。竊惟多等係西極歐羅巴沿海國土人氏,遵崇造成天地尊主陡斯規教,經商各處,入國問禁,忠信自矢,毫不敢有逾法度。遠在中華西鄙九萬里,自古不通貢市。恭遇天朝掃逐胡元,聲播及該國,是以多等航海占風,寒暑六易。正德年間,始達廣海外洋,迄今百二十年,欽承七帝。中外互市相通,每年輸餉二萬二千餘兩。迨至嘉靖三十六年,歷歲既久,廣東撫按鄉紳悉知多等心跡,因阿媽等賊竊踞香山縣濠鏡嶴,出沒海洋,鄉村震恐,遂宣調多等,搗賊巢穴,始准僑寓濠鏡。比作外藩子民,授廛資糧。雖海際窮隅,長不過五里,闊僅里餘,祖骸孫喘,咸沐皇恩。兩季在省貿易。廣海士民相安無忤,奈賊黨眾多,盡心捍禦,協擒賊首曾一本於海上,追獲逃奸林道乾於外國。多等商船往來,多警不已,請命國主,移有西洋大銃保護身命。 適萬曆四十八年東奴猖獗,今禮部左侍郎徐光啟奉旨練兵畿輔,從先年進貢陪臣龍華民等商榷,宜用大銃克敵制勝,給文差遊擊張燾、都司孫學詩前來購募,多等即獻大銃四位及點放銃師、通事、傔伴共十名,到廣候發。比因練軍事務暫停,大銃送至京都,銃師人等仍還歸嶴。天啟元年,奴酋陷失遼左,總理軍需、光祿寺少卿李之藻奏為制勝務須西銃等事,仍差原官募人購銃,而多等先曾擊沉紅毛劇賊大船一隻於電白縣,至是復同廣海官兵撈尋所沉大銃二十六門,先行解進。天啟二年春,海賊謝天佑劫掠廣海、電白各洋,多等自備船隻,捉獲賊首黨孽二百餘人,縛送軍門,金牌功票證。夏則紅夷巨寇駕載大小船隻五十餘號,大小銃炮八百餘位,聚眾攻嶴,即欲入犯內地,仰荷恩庇,以大銃擊殺四百餘人,溺水死者無筭,打沉賊船二隻,賊走退踞澎湖,官兵驗實案卷證。伊時半載,盜寇兩侵,闔嶴正在戒嚴。多等以先經兩奉明旨嚴催,不敢推辭,遂遴選深知火器銃師、通事、傔伴共二十四名,督令前來報效,以伸初志。隨於天啟三年四月到京,奉聖旨:“嶴夷速來報效,忠順可嘉,准與朝見犒賞,以示優厚,餘依議行,欽此欽遵。”復蒙賜宴圖形,銃師獨命峨等,在京製造火藥、銃車,教練選鋒,點放俱能彈雀中的。部堂戎政科道等衙門,悉行獎勵。隨蒙兵部題請,復蒙恩護送南還。諮文稱:“各夷矢心報國,一腔赤膽朝天,藝必獻精,法求盡效,激烈之氣可嘉,但寒暑之氣不相調,燕粵之俗不相習,不堪久居於此,應令南歸,是亦柔遠之道也。”給札優異,復與腳力回嶴。許多等子民一視,咸切感戴。且聞天啟五年,寧遠城守,大銃奏功。多等報效微忱,於斯少驗。豈期天啟七年,紅毛結連內賊,復來犯嶴報仇,多等又自備船隻,出外打退,焚燒賊船一隻,生擒紅賊三十二人,溺水者不計,解送軍門,報功卷案證。續聞呂宋、滿剌加等處商船報稱,紅夷盤據北港、大灣,離福州海面三百里,築城建台,造載大銃大船四十號,候風犯嶴,漸及中土,在在告急,隨該多等申飭防禦外。 茲崇禎元年七月內,蒙兩廣軍門李逢節奉旨牌行該嶴,取銃取人,舉嶴感念天恩,歡欣圖報,不遑內顧。謹選大銅銃三門,大鐵銃七門,並鷹嘴護銃三十門;統領一員公沙.的西勞(Gonçalves Teixeira Correia),銃師四名伯多祿.金荅(Pedro de Quintal)等,副銃師二名結利窩里等,先曾報效到京通官一名西滿.故未略(Simão Coelho),通事一名屋臘所.羅列弟(Horácio Neretti),匠師四名若盎.的西略(João Tejillo)等,駕銃手十五名門會巤(Mafra)等,傔伴三名幾利梭黃(Cristóvão)等。及掌教陸若漢一員,係該嶴潛修之士,頗通漢法,諸凡宣諭,悉與有功。遵依院道面諭,多等敦請管束訓迪前項員役,一併到廣,驗實起送。復蒙兩廣軍門王尊德遣參將高應登解銃,守備張鵬翼護送,前來報效。伏乞皇上俯念遠人兩次進銃進人微功,並前次多番功績,懇求皇恩收錄忠勤,一視如內地赤子,感戴綏柔,莫大德澤。倘蒙不鄙末技,或有任委,敢不承順,謹令統領公沙.的西勞代控愚衷,仰祈聖明鑒察,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崇禎元年九月十五日具本。在中國人正式的公牘中,“委黎多”三字均加“口”,而葡人自述時不加“口”。清代香山檔案中均作“唩嚟哆”。“唩嚟哆”(委黎多)一詞比較複雜,從對音而言,“唩嚟哆”應是Vereador,意為市政官員。澳門議事會之常設機構為市政委員會,其成員稱市政委員,每位市政委員均執掌一定的管理職能,故“唩嚟哆”之原意本應指市政委員。但實際在清政府給澳門議事會的文件中,“唩嚟哆”一詞多指理事官,葡萄牙國家檔案館藏中文檔案第38號文件稱“督理濠鏡澳事務西洋理事官唩嚟哆為稟明事”,第19號文件稱“西洋理事官唩嚟哆稟”(《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第38號檔及第49號檔,第23頁及第31頁)。在所有的檔案中唩囄哆的對應詞即理事官。《澳門記略.澳蕃篇》稱“理事官一曰庫官”(《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第152頁)。該書所附《澳譯》又稱“管庫”的葡文對音為“備喇故路多盧”(《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之《澳譯》,第190頁),即葡語Procurador。筆者十分贊同金國平的解釋:“Procurador在葡語中最基本的詞義是代理人、委託人。唩嚟哆是受市政委員會之托,代表其同中方打交道的代理人。其初期職能主要是管理公共財政,兼理華務。因為市政委員是他的職務,可能向華官介紹時,自稱Vereador,於是約定俗成,華人遂稱其為唩嚟哆。唩嚟哆在中方公函中確指‘理事官’。凡漢語文書中使用夷目唩嚟哆處,相應葡譯件均作Procurador de Cidade或Procurador do Senado。”(金國平:《夷目唩嚟哆考正》,載該氏:《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第108—113頁)故知,中文唩嚟哆一詞原為葡文Vereador(市政委員)之音譯,但實際上是指Procurador(理事官、檢察官)。參見湯開建:《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第24—25頁。マィケルク一パ一著,松本たま訳:《通辭口ドリゲス》第17章,第323—324頁。通官即“首席翻譯”。他在“澳門有家室,係華人,”見Biblioteca da Ajuda, Jesuítas no Ásia, 49—v—8. fol. 245.通事即“小翻譯”。見Biblioteca da Ajuda, Jesuítas no Ásia, 49─v─8. fol. 247.韓霖:《守圉全書》卷3之1《委黎多〈報效始末疏〉》。

1706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2月13日-1707年2月2日)10月1日,康熙皇帝降旨命令葡萄牙耶穌會士龍安國和法國神父薄賢士(Antoine de Beauvollier)兩位神父前往羅馬,向教宗遞交鐸羅宗主教所做的記載和他到北京後的全部問答錄以及清廷的法令等,並要求教宗糾正鐸羅的過火行為,並說中國的禮儀絕不改變等等。傳教士們必須有“票”。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74頁。票,又稱印票,票上寫西洋某國人,年若干,在某會,兼滿漢字,按千字文編號,為清朝政府專門給來華西洋教士的一種憑證。即對入華傳教士要求遵守利瑪竇規矩,並保證永久在中國居住,不再返回西洋。向清政府領票者,即允許在中國居留,無票者一律不許居留。該制大約創始於康熙四十五年(1706),現存最早的“票”為康熙四十五年發給意大利方濟各會神父康和子(Carolus Orazi de Castorano)的。參閱黃伯祿:《正教奉褒》康熙四十五年冬條,第557頁;又閻宗臨:《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第181—182頁。

1722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2月16日-1723年2月4日)9月2日,澳門議事會之前與華商訂定合約,他們在澳門船上的茶、煙草等商品每擔支付9帕爾道,然而華商在巴達維亞的經紀人向荷蘭當局申請“最多支付每擔4帕爾道”。議事會召開會議,要求華商支付每擔9帕爾道,如果他們拒絕支付,就將他們的商品卸下。正如所料,華商拒絕支付。10月1日議事會決定,卸下他們的商品,並決定不再與華人訂立協定。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45.

1733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2月14日-1734年2月3日)10月1日,澳督阿馬拉爾.梅內塞斯致信澳門議事會和各修道院院長,督促他們執行果阿政府關於收回澳門居民抵押給華人的房屋和不要借地給華人在那裡建造房子的命令。 文德泉:《關於澳門土生人起源的傳說》,載《文化雜誌》第20期,1994年。

1769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2月7日─1770年1月26日)8月30日,馬尼拉多明我會又派傳教士埃斯特班.羅薩里奧(Esteban del Rosario)前往澳門。羅薩里奧是一名華籍修士,其中文名不詳。羅薩里奧於9月19日抵達澳門,在澳門僅停留10天左右,於10月1日離澳赴閩。張先清:《16—18世紀西班牙多明我會士與澳門關係考述》,載《澳門在天主教東進中的地位與作用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2009年11月,第507頁。

1784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月22日─1785年2月8日)10月1日,澳門聖若瑟修院開學。有學生8名;修院由遣使會士負責管理,來自果阿的科雷亞‧瓦倫特神父擔任修院第一任院長。先是,葡萄牙人方濟各會士湯士選主教在果阿見葡國遣使會管理的修院頗上軌道,於是他決定在澳門亦成立一座修院,遂將聖若瑟修院重新修繕,湯士選主教提供必需品,並指定規則,修院教授拉丁文和中文語法、數學、修辭學、 哲學、倫理神學等。為此他請了果阿的二位遣使會士瓦倫特和魏臘兒至澳門,在耶穌會昔日的聖若瑟修院內,收了第一批修生;一切費用由葡國女王維持,因她曾批准成立。這是澳門著名的聖若瑟修院的來歷,最初是教區的,後來成為全國性的。它先後從海外招選了一批教師。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它由開始時葡法兩國遣使會士合作的局面,改變為各自為政。它的主體部分為葡國遣使會控制的聖若瑟修院葡國會院,另一部分為由法國遣使會管理的法國會院。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668; 樊國陰:《遣使會在華傳教史》,第128—129,160頁;衛青心:《法國對華傳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傳教自由(1842—1856)》,第88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83頁;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宣聖委員會:《中華殉道聖人傳》之《聖董文學司鐸》,第130頁。

1793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2月11日─1794年1月30日)10月1日,乾隆帝寄諭兩廣總督長麟等稱:廣東澳門地方,西洋各國俱有人在此貿易,其中有英咭唎之人,現在不便因該國妄有陳乞,遽爾禁其貿易,特恐該貢使因不遂所欲,與西洋各處夷商勾串齊行,小有煽惑,不可不預為之防。10月2日,乾隆再寄諭兩廣總督長麟等稱:澳門地方英咭唎船隻居其大半,設該國無知妄行,或於澳門夷商內勾通煽惑齊行滋事,亦不可不預為之防。西洋各國夷商本素畏英咭唎強橫,而該國在澳門貿易較多,今又假天朝聲勢,捏造諭旨,誆誘夷商,均未可定。再者,聞澳門有西洋尼僧在彼梵修,各夷商俱極信奉,遇事聽其指揮剖斷,未知英咭唎夷人是否信奉。如此尼僧向不與英咭唎一氣交結,可將以上曉諭夷商各情節亦使之聞之,令其暗中做主。若此夷尼僧系與英咭唎通同一氣者, 即不必告知,恐轉有洩漏。[1] [1]《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寄諭兩廣總督長麟等英船到粵後速令回國勿任逗留》,第546頁,《寄諭兩廣總督長麟等著防範英貢使與澳門別國夷人勾串煽惑》,第547頁。

1797

清嘉慶二年(1797年1月28日─1798年2月15日)10月1日,氹仔卓家村村民卓開滿將田一丘加魚塘一個賣出,價值6元,立有賣田契。氹仔卓開滿嘉慶二年(1797)八月十二日賣田契,轉自黃啟臣、鄭煒明:《澳門經濟四百年》,第144—145頁。

1802

清嘉慶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10月1日,澳門第十七號額船從呂宋貿易回澳,有華商李亞來寄花銀320元及書信8封托船上華人伙夫陳亞照帶回交華人黃亞苟收。不料,因陳亞照攜銀上岸後沒有交稅,遂被葡兵抓獲,並沒收其銀充公。後查明,陳亞照已將銀交船上總管萬威度代為報稅,而萬威度故意拖延漏報,作局騙其銀兩充公。香山知縣許乃來查明,即令澳門理事官安東尼奧‧埃薩將沒收銀兩退還黃亞苟收領。《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知縣許乃來為飭將司打充公黃亞苟銀兩給領事下理事官諭》,第358頁。

1805

清嘉慶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10月1日,大西洋船一艘來澳門貿易,頂補澳門第十四號船額營生。《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知縣彭昭麟為飭稟報大西洋船來澳頂補十四號額缺事下理事官諭》,第222頁。

1806

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2月18日─1807年2月6日)9月18日,一艘大西洋船來到澳門,要求頂補澳門第五號額缺營生。查第五號額船預報10月1日往哥斯達貿易,但並未開行,該船仍在澳門。澳關不同意頂補。《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縣丞吳兆晉為催飭查稟覆大西洋船來澳頂補事下理事官諭》,第224頁。《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縣丞吳兆晉為飭稟覆大西洋船來澳頂補事下理事官諭》,第224頁。

1813

清嘉慶十八年(1813年2月1日─1814年1月20日)10月1日,香山縣丞周飛鴻為飭將英商喇佛刻日驅逐回國事行判事官眉額帶曆等劄稱:“英國商人喇佛於嘉慶十五年卸辦該國大班,即回本國。至十七年八月內複回澳門,充辦二班事務,並查得喇佛自三月間患病在澳。要求澳門判事官作速勒令英國人喇佛刻日回國。”《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香山縣丞周飛鴻為飭將英商喇佛刻日驅逐回國行判事官等劄》,第722頁。

1819

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1月26日─1820年2月13日)10月1日,葡萄牙國務秘書席爾瓦.弗雷塔斯複函澳門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曆:國王允准聖若瑟修院神父提出的出版申請,允許他們印刷用以宣教的書籍和報章。為了切實執行這一特許,國王下令,聖若瑟修院的出版工作需要由修院的神父指揮和管理,並受澳門地區主教監督。J.M.Braga, The Beginnings of Printing at Macau, p.137; 林玉鳳:《鴉片戰爭前的澳門新聞出版事業(1557—1840)》,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第71頁。

1836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2月17日─1837年2月4日)10月1日,根據葡萄牙國王頒布取消海外一切宗教社團的法令及國庫管理規定,多明我會決定將該會在澳門的物業財產予以拍賣。第1間:位於正街(Rua),靠近仁慈堂的房子,價值1000澳門元。第2間:位於板樟堂前,價值1000澳門元。第3間:位於板樟堂前,價值1000澳門元。第4間:位於阿仔(Atea)路,價值700澳門元。第5間:位於阿仔(Atea)路,價值500澳門元。第6間:位於正街(Rua Direita)路和板樟堂(S.Domingos)拐角處,價值500澳門元。第7間:位於席爾威斯特拉.熱蘇斯(Silvestre de Jesus)房子和商鋪之間的路上,價值1000澳門元。第8間:位於通往大堂階梯的路上,弗羅農希奧.巴羅斯(Florêncio António de Barros)房子前方,價值800澳門元。第9間:位於通向醫院的路上,帕紹(Paixão)的房子和商鋪之間,價值800澳門元。第10間:位於通向醫院的路上,帕紹(Paixão)的房子以及鬼仔巷(Diabinhos)之間,價值1000澳門元。第11間:位於通向醫院的路上,弗蘭西斯科.薩(Francisco António de Sá)先生房子和弗羅農希奧房子之間,價值1000澳門元。第12間:位於豬(Porcos)里,價值300澳門元。第13間:位於豬里,價值1200澳門元。第14間:位於豬里,價值400澳門元。第15間:位於豬里,價值300澳門元。第16間:位於通向大堂階梯之路的前方,價值913澳門元。第17間:位於通向聖保祿(S.Paulo)的路上,至安娜.勒貝羅(Ana Rebelo)房子與商鋪之間,價值800澳門元。第18間:位於通向聖保祿路,以前的(鹽課)提舉府邸對面(Residência do Mandarim do Sal),價值600澳門元。第19間:位於議事廳路,議事廳左側,兩個商鋪之間,價值1300澳門元。第20間:位於議事廳路,議事亭左側一間商鋪與恩里克.辛德曼(Henrique Hyndman)房子之間,價值800澳門元。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p.650—651.

1839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9月12日,在氹仔島附近西班牙“比爾巴諾(Bilbaino)”號船,因酷似英國船,被欽差大臣林則徐下令焚毀。澳門政府亦就此發表公告:“在本月12日清晨發生了一件令人痛惜的事件,中國的巡船由於懷疑其為載有鴉片的船隻,不正確地將停泊在潭仔的‘米巴音奴’號方帆雙桅船燒毀。王家議事會認為,派出武裝巡船在那個錨地及澳門街巡邏是他們的職責,並通過這種辦法表明:(1)任何國家運載鴉片的船隻在這里停泊將被扣押及沒收充公;(2)像西班牙船一樣的其它致命錯誤不可能發生。它公布後,任何國家在上述提到名字的錨地停泊及在10月1日之後運載鴉片的所有船隻將被充公。”11月1日,澳門理事官利馬致函前山寨,請求滿足“比爾巴諾”號船主加布里爾(Gabriel)索賠的要求。中文資料稱:八月初五日,守備黃琮稱“丹時那”躉船於潭仔。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73—74、76頁;Chinese Repository, Vol.8, No.5,p.271. 田明曜:《重修香山縣誌》卷22《紀事》。

1843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9月25日,在花王堂大門之外的火災現場,華人和葡萄牙軍隊發生了一次嚴重衝突。住在棚屋中的窮苦華人認為其所居棚屋是被葡萄牙人縱火焚燒的。因為每當葡萄牙軍隊出現時,棚屋就會發生火災。華人忍無可忍,將一名葡兵打成重傷。葡兵因此開槍,打死三人,打傷了一些人。10月1日,有華人試圖扒竊一個葡兵時,結果導致另一個本地人送了命。兩天后,一名葡兵也被人殺死。華人群情激昂,為安撫人心,軍民府和香山縣發出兩份非常理性的告示,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Chinese Repository, Vol.12, No.10, pp.555—556.

1843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10月10日,澳門議事會在新任總督彼亞度主持下召開特別會議,討論耆英等於10月1日對議事會所提9條要求的答復,以及以往歷次議事會會議上提出的其他要求。與會者堅持要求:1. 豁免澳門地租,將居留地擴大至關閘。2. 明確規定澳門政府及總督可直接與皇帝或大臣書信往來,委黎多可直接與澳門同知及香山縣丞平行書信。3. 取消額船數量限制;跑一趟船隻所納稅款應低於外國船隻在廣州等港口交納的稅款。4. 再行降低華商及葡商在澳門中國海關交納的貨稅。5. 澳門應與香港一樣,對各國來澳貿易船隻自由開放。與會者對先前所提第6、7、8、9條要求,無大異議。因為事關選派代表前往廣州與中國欽差大臣會商的問題,彼亞度總督認為,其前任對事情原委了如指掌,且有能力完成這一使命,遂提議派席爾維拉.邊度率團前往。與會者一致贊同新任總督的提議並決定,如果邊度同意任命,可在四日內安排“特茹河”號戰艦送邊度前往。《澳總督彼亞度主持的議事亭特別會議記錄:對向中國當局所提各款之分析及任命前總督邊度為與欽差大臣耆英在廣州談判欽差大臣之決議》,載《葡中關係史資料彙編》第1卷第18號,第92—95頁。

1843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10月1日,欽差大臣耆英致函澳門議事亭理事官科埃略.山度士,邀請理事官與澳門總督到廣州,就“議事會九請”的答復進行確認。耆英指出:“澳門葡人一直被視為帝國的子民,葡萄牙幾代具有聰明才智的人在帝國效力,高官厚祿,非其他國家僅從事貿易的人可比。帝國高官到廣州處理關稅問題,作為監管葡萄牙貿易的理事官,應在感恩和忠誠方面為其他國家做出榜樣。”耆英關於“議事會九請”答復較前大有鬆動,除開一款免納地租和劃定葡人界址的要求以及五款外國船隻自由到澳門進行貿易,遭到拒絕外,其餘各款大都得以近似允行。《欽差大臣耆英及其他中國大吏對澳門議事亭意見之回複》,載《葡中關係史資料彙編》第1卷第17號文件,第86—91頁。

1844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9月29日,耆英率同藩司黃恩彤、即選道潘仕成、候選主事趙長齡、准補瓊防同知銅麟、前任江蘇上元縣知縣吳廷獻,行抵澳門與法使交涉議約。10月1日,中法談判開始,耆英接見法使拉萼尼及隨從夷目斐咧勒(Jean Théophile Ferrière)等,執禮甚恭。拉萼尼來澳後,傳聞紛紜,“有以為欲與中國結約共擊英夷者;有以為欲赴天津籲領朝覲者;有以為欲求將西洋天主教弛禁者;甚且以為欲效英夷之所為,尋釁構難圖據虎門者。複據西洋夷目委黎多稟稱,聞咈囒哂人欲求大皇帝恩准進京,在西洋堂居住,該堂本系該國舊址,未便給予別國。倘需用明習天文之人,伊國王情願派選,轉送進京,仍複舊制。”耆英認為:該國貿易無多,素稱強悍,而此次忽來兵船八隻,跡涉可疑,以致訛言易起。“此次議定章程,不過因英、咪二國均有冊約,是以接踵效尤,其實無關輕重。”《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兩廣總督耆英等奏報赴澳接見法國夷使起程日期折》,第539—540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兩廣總督耆英奏報在澳門連日會見法使大概情形折》,第541—542頁。

1860

咸豐九年(1859年2月3日─1860年1月22日)7月,多明我會費蘭西斯科.利瓦斯(Francisco Rivas)神父被委任為澳門代理人,利瓦斯神父說服修道院院長,將代理人一職轉移到香港。這一建議獲得批准。1860年10月1日,利瓦斯神父賣掉他們在澳門的房子,在香港另購一間。1861年7月1日,將代理人一職正式轉移到香港。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641.

1867

同治六年(1867年2月5日─1868年1月24日)10月1日,澳門遭遇颶風襲擊,受損嚴重,南灣一帶的大樹被刮倒,該處一段城牆被毀,各處炮台以及一些公共建築物,如軍事醫院、奧斯定教堂、伯多祿五世劇院等均受到損壞。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69頁。

1868

同治七年(1868年1月25日─1869年2月10日)10月1日,澳門下環街福德祠落成開光。先是,同治七年(1868),正值澳門政府填築北灣海灘之際,下環街一帶土地擴展。坊戶蔡兆蕙、吳悅德等遂乘勢倡言建祠,得下環街鋪戶居民支持,遂“開簿捐題,鳩工舉事”。於本日,福德祠建成,奉本街區土地神。又在祠右建鋪一間,為祠中香火之業;鋪之後又建公所一座,為值事辦公會議之區。王文達:《澳門掌故》,第79頁;《福德祠碑記》,載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第355—356頁。

1885

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10月1日,澳門主教明德祿任命受俸神父克魯斯‧西蒙(José Maria da Cruz Simão)為研究教區神學院初、中等教育的負責人。經主教、議事公局和澳門土生人教育促進會的同意,神學院剛剛開設完全制商業初等教育課程。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42頁。

1897

1922年《香山灣仔廣善醫局徵信錄》內頁登載: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1897年10月1日),有關銀坑水澗經請政府批准收費之告示。

1897

徵信錄內頁登載: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1897年10月1日),有關銀坑水澗經請政府批准收費之告示。

1899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2月10日─1900年1月30日)10月1日,橫濱商埠華商於上年八月始倡祀孔子,以成盛典。一周年之際,旅澳學者及澳門華商捐資聚會,約定在澳門原生學堂舉行祭孔儀式。至本日,原生學堂董事、茶談社社員、東文館留學生、《知新報》報館執筆人,凡數十人,率原生學堂學生數十,還有其他參加者十余人,於下午3時在原生學堂舉行祭禮。聖像端肅,燭設輝煌,冠裳璀璨,牲酒馥雜,拳跪起伏,行九叩首如禮,歌文成舞九章。祀畢,是夕即飲酒於學堂。堂下門外,赴觀者不計其數。《知新報》第101冊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初一日。

1910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10月1日,《澳門政府憲報》公佈全澳公私電話號碼,大西洋澳門工程公所1910年公署及私家所用電話號數,全澳公私電話共有107架,其中澳門半島總館有100架: 大炮臺 1號 西望月 27號 嘉思欄玻樓 58號 東望洋炮臺 2號 郵政署 28號 蕭登住家 59號 媽閣炮臺 3號 國課署 29號 軍政司住家 60號 望廈炮臺 4號 輔政司公事房 30號 盧光裕住家 61號 嘉思欄兵房 5號 國課官公事房 31號 寶行銀號 62號 巡捕兵長住家 5A號 按察司公事房 32號 寶裕銀店 63號 二龍喉兵房 6號 船政廳公事房 34號 時和攤館 64號 船政廳 7號 工程公所及軍器局 36號 渣厘·李咕住家 66號 板樟廟兵卡 8號 工務司房 36A號 電氣燈局 66A號 連勝馬路兵卡 9號 議事公局 37號 板樟堂渣厘李咕寫字房 67號 沙梨頭兵卡 10號 嘉羅斯船廠 38號 五行攤館 73號 竹仔室兵卡 11號 皇家大書館 39號 盧廉若住家 77號 福隆新街兵卡 12號 二龍喉督憲別墅 40號 盧廉若花園 78號 花王廟兵卡 13號 主教住家 41號 葉幹周住家 79號 望廈兵卡 14號 東望洋火藥局 42號 公鈔局 80號 關閘兵卡 15號 鏡湖酒店 43號 白鴿票、山票廠 81號 督署公事房 16號 白馬行醫人廟 44號 管理電話官住家 82號 監房 17號 仁慈堂 45號 督署中軍房 83號 公局醫生房 18號 羅記士住家 47號 暗差房 84號 山頂武醫院 19號 考察微生物局值事住家 48號 東望洋小炮臺 85號 工務司住家 20號 容忌厘奴住家 49號 板樟廟救火總局 86號 輔政司住家 21號 防疫醫院 51號 康公廟救火分局 87號 律政司住家 22號 皇家印字館 52號 鴉片煙公司 88號 國課官住家 23號 華政衙門 53號 翻譯衙門 89號 華政廳住家 24號 大醫生住家 54號 氹仔電話總局 90號 崗頂玻樓 25號 西政廳住家 55號 葉幹周第二住家 91號 督署 26號 按察司住家 56號 公用 100號 軍政司住家 26A號 西政廳衙門 57號 其中,33、35、46、50、65、68、69、70、71、72、74、75、76、92、93、94、95、96、97、98、99共21個號碼缺少名錄。氹仔電話分館有:氹仔炮台,1號;西政廳衙門,2號。過路灣電話分館有:西政廳衙門,1號;九澳兵房,2號;黑沙兵房,3號;荔枝灣兵房,4號。 崗頂玻樓,葡文為Club de Macau,即澳門俱樂部,在伯多祿五世劇院。 西望月,葡文為Observátorio Meteorológico,即氣象台。 葡文名為Fernando José Rodrigues,又譯羅地厘記。 葡文名為João Quirino P. de Sousa. 葡文寫作Grémio de Macau,意為澳門同業公會,設在嘉思欄玻樓,即陸軍俱樂部。 西文名為Charles E. W. Ricou,即澳門電燈公司總經理李革。 《澳門政府憲報》1910年10月1日第40號。

1913

民國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9月9日,著名教育家、耶穌會士若奧.公薩維斯(João Gonçalves)神父在香港去世,享年66歲。神父1847年10月1日生於葡萄牙,1890年12月24日抵達澳門,初為聖若瑟修院教師,1893年4月18日升任院長。由於聖若瑟修院再次由耶穌會執掌,修院亦再次呈現新局面。1893─1894年,公薩維斯神父在學生中創立聖母修會和路易士.貢薩加修會。這批耶穌會神父在修院內教授英語和商業課程,培養了大量在中國、日本各港口從事貿易工作的人才。1901年,澳門土生人教育促進會創辦一所商業學校,邀請耶穌會神父們授課,但被公薩維斯拒絕。修院自己開辦的商業課程始自1885年,商業學校第一年有學生21人,第二年18人,第三年為13人,而修院的三年制英語課程學生多達94人。1901年被任命為葡萄牙錫圖巴爾耶穌會哲學院院長,3月離開澳門返回葡萄牙。1908年再次返回聖若瑟修院,教授教理神學。1910年葡萄牙革命,11月19日再次離開澳門。1913年應澳門鮑理諾主教邀請,7月16日第三次來到澳門,負責肇慶傳教團的工作,直至逝世。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Ⅲ, pp. 395─396.

1929

廣州方便醫院與鏡湖醫院同為民間華人慈善醫院,素有交往,每逢籌款例必相互支持,適逢廣州方便醫院募捐,故來函鏡湖醫院請予協助。圖為民國十八年(1929年)十月一日特別會紀錄。

1937

民國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10月1日,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澳門分會成立後聘董慶堂先生為分會勸募隊隊長。澳門工商鉅子畢侶儉被選為勸募委員會主任。本日,主任畢侶儉簽署委任狀。《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澳門分會委任狀》,轉自傅玉蘭主編:《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第132頁。

1940

民國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10月1日,日本駐澳門領事館成立,首任領事為福井保光 (ふくぃゃすみつ)。至1942年2月1日時,總領事館在冊官員共兩人,一為副領事 (領事代理)福井保光 (ふくぃゃすみつ),另一位是書記生朝比奈泰暉 (めさひをたぃき)。1942年5月時,該領事館館址在東望洋斜巷 (Calçada do Gaio)1號。福井原籍京都府何鹿郡中上林村,1902年11月生,1920年畢業於柏原中學,同年9月作為外務省留學生入外務省在上海開辦的東亞同文書院。1923年6月,作為第20期畢業生的福井受命轉學北京,1926年4月任外務省書記生,派赴來華,擔任陸軍步兵曹長。1926年11月,任職駐奉天領事館新民府分館,1927年2月,任陸軍步兵少尉。金國平、吳志良:《抗戰時期澳門未淪陷之謎》,載《鏡海飄渺》,第149頁。 房建昌:《有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外交與特工人員在澳門活動的幾點補正》,載《民國檔案》第4期,1999年。按:房氏該文主要利用了北京圖書館藏日本駐澳門總領事館檔案,糾正了中日兩國有關論著的不確記載之處,可信度較高。其中日本駐澳門總領事館檔案內含1945年2月3日日本駐澳門領事福井被刺後澳門政府致日本外務省的一份絕密備忘錄,聲稱“日本陸軍對澳門,不通告我(澳葡)政府,派遣了澤大佐,此人公然設立了澤機關,對敵方華人予以逮捕、監禁和處刑,這明顯侵犯了葡萄牙的主權,(澳葡)政府考慮到現實的日葡關係,至今還是默許的”。

1942

民國三十一年 (1942年1月1日-1942年12月31日)10月1日,中國國民黨駐港澳支部改組成立。31日,完成《中國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工作報告書》,報告書稱: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澳門支部下層組織尚未完備,暫劃分為10個分部。太平洋戰爭初發時,澳門支部負責人曾呈請澳門政府,向英方提出派遣輪船運送港九婦孺老弱離開戰區。及至港九淪陷後,澳門支部曾秘密探詢澳門政府之態度,以做應付事變之準備,尚得其諒解,故澳門支部仍能保持其所有機構,但不便公開活動,只得從事救濟僑胞經澳門轉回國內之秘密工作。同時,港澳總支部調查統計室設在澳門之秘密電台,亦始終暢通。港九同志曾一度靠此電台,與中央及各區互通消息,形成為國內與港九電訊交通之要點,中央各機關匯款接濟羈留港九人員,亦常由澳門支部與港澳總支部所派駐澳人員為之辦理。離港經澳回國之要員及技術人才,常由澳門支部設法護送,搶運物資事項亦得其協助。《中國國民黨駐港澳支部工作報告書》 (1942年10月31日),澳門歷史檔案館藏縮微膠捲:全宗號35J-188/案卷號711 (5)/盤號306/影像號66-88。

1943

難童餐因經費不敷而將告暫停。此為1943年10月1日同善堂值理與難童合照紀念。

1949

《新青年戲劇叢書》第二輯共十二冊,包括《忠僕》、《至性化元兇》、《天下父母心》、《對話錄》、《金翅鳥》、《為善最樂》、《獨幕諧劇集》(一)、《頭獎彩票》、《風雨歸舟》、《自作自受》、《獨幕諧劇集》(二)、《三烈士》。叢書分爲宗教劇、教育劇、諧劇、歌劇等。本書為《自作自受》,為三幕教育劇。原著錄:《新青年戲劇叢書》(1949年)1949年慈幼印書館印製之系列叢書―新青年劇叢書。

1949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同日澳門歷史上第一面五星紅旗在濠江中學校長杜嵐女士的主持下於濠江校園內冉冉升起。 杜嵐原名杜芳銘,又名杜曉霞,1914年生於陝西米脂,後入中國大學教育哲學系學習。因積極參加反帝大同盟,1934年遭到北京警備司令部拘禁。1936年10月23日,與黃健在澳門結成伉儷,並執教於濠江中學,以之為基地,培養愛國力量。至1947年,出任濠江中學校長。1985年6月,被澳門政府授予教育勞績勳章。《六十年春秋苦耕耘:記澳門濠江中學杜嵐校長》、《貫徹德、智、體全面發展方針,發揚艱苦奮鬥精神:杜嵐在濠江中學45周年校慶講話》,載《六十年春秋苦耕耘:澳門濠江中學杜嵐校長專集》,第4-10頁、第87頁。

1949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致函葡駐華公使費雷拉.豐賽嘉,表示新中國願意在尊重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基礎上與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同時隨函附上毛澤東主席致各國政府的信件,請公使代為轉交葡萄牙政府。而對於澳門問題,先是本年2月,毛澤東在西柏坡接見斯大林特使米高揚 (Anastas Mikoyan)時表示:“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需要採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的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後決定。”同時在聽取潘漢年、廖承志等人的意見後,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最終決定對於港澳暫不收回,維持現狀,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策略,由此避免了“四面出擊”、“樹敵太多”的政治困境,同時也為新中國利用港澳兩個中立港口的特殊地位,防止美國的全面封鎖,避免對蘇聯的過分依賴,也保持了一條同西方聯繫的“國際通道”。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380頁;《周恩來致葡駐華公使公函》,載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 (下冊),第2105頁。

1949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50

1950年10月1日,是何賢、柯正平、劉柏盈、崔德祺、崔樂其、姚景槐和黃平等在中華總商會慶祝國慶酒會上合影。

1950

1950年10月1日,澳門各界同胞衝破種種阻撓在平安戲院舉行慶祝國慶大會,並在會場門外和澳門各主要街道蓋搭了慶祝牌樓,激發了澳門同胞的愛國熱情。

1950

1950年10月1日,澳門各界同胞衝破種種阻撓在平安戲院舉行慶祝國慶大會,並在會場門外和澳門各主要街道蓋搭了慶祝牌樓,激發了澳門同胞的愛國熱情。

1950

1950年10月1日,澳門各界同胞衝破種種阻撓在平安戲院舉行慶祝國慶大會,並在會場門外和澳門各主要街道蓋搭了慶祝牌樓,激發了澳門同胞的愛國熱情。

1950

1950年10月1日,澳門各界同胞衝破種種阻撓在平安戲院舉行慶祝國慶大會,並在會場門外和澳門各主要街道蓋搭了慶祝牌樓,激發了澳門同胞的愛國熱情。

1950

1950年10月1日,澳門各界同胞衝破種種阻撓在平安戲院舉行慶祝國慶大會,並在會場門外和澳門各主要街道蓋搭了慶祝牌樓,激發了澳門同胞的愛國熱情。

1957

圖片是昌明火柴廠於1957年10月1日慶祝國慶日的情景。昌明火柴廠於1923年由廣東三水人董慶堂所創辦,當年位於澳門恵愛街101號。

1965

1965年10月1日,澳門慈善家、藝術家羅保(Pedro José Lobo)在香港逝世。

1969

1969年10月1日,鏡湖醫院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周年革命文藝晚會上,員工於醫院禮堂演出話劇。

1975
1981

1981年10月1日,高斯達(Almeida e Costa)總督頒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為澳門假期。

1984

1984年10月1日,澳門立法會議員、出口商會主席吳榮恪在北京參加慶祝中國國慶活動中,向鄧小平提出澳門何時回歸的問題。

1989

1989年10月1日,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周鼎及顧問柯正平出席中華總商會慶祝建國四十周年酒會。

1991

1991年10月1日,澳督韋奇立及新華社郭東坡社長出席中華總商會慶祝建國四十二周年酒會。

2005

各位港澳市民:憶乎澳門無量壽功德林,佛教寶剎,位處市區中樞;歷史綿遠,久盛善信香火。普渡無數眾生,弘法萬千娑婆。惜乎荒疏掃帚,痛致蕪塵有日:竟失營,嘆喟絕緒於今。茲為再副社會需求,信眾殷望。重展慈善之宏圖,復利佛事之大舉。仝人幾經籌劃,多番研討,議決重建寺廟,成一用途多端之綜合大樓。必也氣勢恢宏,形體別緻,始堪因應本澳居民所需也。計劃中,大樓高九層,有萬佛寶殿、圖書館、佛學院、居士、僧侶宿舍、多功能大禮堂、素齌館、電腦室、茗茶館、佛具店、長生位、佛學文化出版社、文教福利設施、辦事處及停車場等。大樓務必以實用環保為主要設計概念揉合佛教傳統及現代化之建築特色,以期創立獨特風格。故而,功德林寺廟綜合大樓之重建,非惟澳門之盛事•亦舉世關心佛教承傳,佛理闡揚之共同使命也。於此,敢奉陋箋,誠祈十方檀越,四海華裔,慷慨賜援。以期沾法喜、結善緣、種福田。懇請鼎力匡助,圓此功德!凡捐獻五千圓澳、港幣或以上者,芳名刻於石碑,立於大樓,藉垂久永。千秋大業,任重道速,澳門佛教,寄望殊深!又捐款十萬圓或以上者,為表揚及銘記其慷慨熱誠,本委員會將按實際情況,安排上述各院、堂、室,用其芳名命名。捐款辦法:(一)致電“852-25768096(香港)與※先生接洽,或853一975207(澳門)與※先生接洽。(二)以劃線支票(抬頭:「功德林有限公司J)寄交本會。地址:香港鈉銅鑼灣利園山道70號鳳鳴大廈3字樓C、D室「香港佛學會」。或澳門三巴仔街13號「無量壽功德林J收(三)可直接存款至中國銀行(存戶號碼,12345678)。(四)可親身交款至本會。無量壽功德林重組大樓籌委會同上2005年10月1日

2005

“張伯掌相”已因老闆去世而結業。

2017

連接龍環葡韻與大潭山之間的斜行式升降機,是氹仔湖畔大廈至龍環葡韻步行系統的其中一項工程,於2017年10月1日正式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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