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1630年2月12日─1631年1月31日)6月6日,礼部左侍郎徐光启派中书姜云龙随同掌教陆若汉、通事瞿(徐)西满(即西满•故未略,Simão Coelho)离京前往澳门购炮募兵。黄一农:《明末至澳门募兵的姜云龙小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期,2008年。该文称:姜云龙,字神超,松江华亭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与其同乡徐光启同年中举,姜、徐二人应颇有往来,且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相偕至京师参加会试。天启后至辽东参赞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戎幕。天启三年任内阁中书,崇祯三年(1630)任中书舍人。这一次徐光启派姜云龙同耶稣会士陆若汉同赴澳门,可知,姜氏除了与徐光启是同乡、同年的朋友外,还应是对西学、西教持友善态度之人士。《崇祯长编》卷33,崇祯三年四月乙亥。
崇祯七年(1634年1月29日─1635年2月16日)6月6日,葡萄牙耶稣会神父塞巴斯蒂昂•维埃拉(Sebastião Vieira)在江户(日本东京)被处以极刑。塞巴斯蒂昂•维埃拉,1574年生,1591年加入耶稣会。1603年抵达澳门,第二年便前往长崎,其后往返于澳门与长崎之间。1614年日本禁教,他被迫返回长崎赴马尼拉,企图从马尼拉重返日本,未获成功,于是,又返回澳门。后在澳门任日本教省传信部秘书,1623年12月任教省司库。1624年2月离开澳门前往欧洲,1626年5月在罗马两次获教宗乌尔班八世(Urban ⅤⅢ)的接见。1629年返回澳门,1632年再次往日本传教,尽管他知道会被处以极刑,为达到自己的愿望,他先前往马尼拉,然后从马尼拉潜入长崎,直至殉教。António Franco, Imagem da Virtude em o Noviciado Companhia de Jesus: no Real Colégio de Coimbra, tomoI, Évora, na Oficina da Universidade, 1719, PP. 156—157; 加尔西亚:《澳门与菲律宾之历史关系》,载《澳门史新编》第2册,第553页。荣振华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727页,关于维埃拉神父的经历与本注António Franco书有多处歧异。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1月30日-1711年2月16日)6月2日,下午,澳门所有教会领袖教长和一些元老汇集到总督戴冰玉的住宅,试图说服他放弃迫使学院交出躲进圣保禄学院并被他免职的议事会人员,因为这一事件造成的巨大混乱和不安威胁本市安全。耶稣会神父马尔科(Marco)和总教长以强有力的理由说服总督下令撤出了包围圣保禄学院的士兵。尽管戴冰玉下令撤走了包同圣保禄学院的哨兵,冲突却没有结束,城市因而分成两派,有两个议事会运作:一个是在议事亭掌权的议事会,另一个则是被总督解散现在在圣保禄学院和耶稣会神父们在一起的议事会。本月6日,总督召集全体市民选举空缺的法官,先后选出若奥.苏亚雷斯(João Soares)、老俾利喇(Manuel Pereira)和安东尼奥.比涅罗(António Pinheiro),但他们当选后均陆续躲进了圣保禄学院,于是法官的职位继续空缺。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80页。
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2月18日─1807年2月6日)6月6日,法国遣使会士佩德罗·明诺(Pedro Vicente Maria Minguet),由广州启程,由澳门同知亲自押送,到达澳门。清政府令他在此办理北京西洋堂北堂信件之事,但他却私自离开澳门,前往非洲留尼旺岛。先是,明诺于嘉庆五年(1800)潜至广州,企图进京,不果,遂与巴类斯德罗居住广州吕宋行,后又移居荷兰商馆,负责办理西洋教堂的信件事务,两广总督下令,要明诺到澳门居住,并负责在澳照料北堂信件。《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澳门同知王衷为谕知明诺下澳居住办理北堂事务下理事官谕》,第600页;《香山知县彭昭麟为催令确查明诺实在下落事再下理事官谕》,第603页;方立中:《1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第557页称明诺去了波旁岛,最后于1841年3月2日在该地去世。《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香山知县许乃来为明诺接办北堂事务下理事官谕》,第599页;及《澳门同知王衷为明诺下澳居住下理事官谕》,第600页。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6月6日,葡萄牙王室敕令,任命若奥·席尔瓦(João José Silva)为澳门议事会翻译,年薪为480两白银。席尔瓦为澳门土生葡人。后来担任此职的也都是土生葡人,如公陆霜(João Rodrigues Gonçalves)、曼努埃尔·彼加多(Manuel Maria Dias Pegado)、玛尔丁略·玛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若阿金·维埃拉(José Joaquim Vieira)、伯多禄·施利华(Pedro Nolasco da Silva Jr.)和爱德华多·玛琪仕(Eduardo Marques)。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99页。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6月6日,一艘英国轮船“皮金灿萨(Pi Kin Can xa)”号抵达澳门,有一位从新加坡来的华侨纽元德,在外工作多年,积攒4,000 帕塔卡,换成黄金和手镯,他在南湾下船后,其物品全部被葡萄牙士兵和巡捕没收,他被带到海关,原因是此人未去澳门葡萄牙海关纳税。所以澳门海关以其违反葡萄牙海关章程,处以没收部分财物的惩罚。美国领事福士(Forbes)目击这一情况,致函两广总督耆英称: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一个回国的中国臣民在澳门受到葡萄牙的掠夺是不公平的。两广总督耆英收到美国领事的来函后,转函要求澳门理事官查明此况。澳门理事官科埃略.山度士于8月8日复函两广总督耆英称:“从1784年至今,葡萄牙在澳门一直有海关存在。因而,从那时开始,贸易界对海关章程都十分清楚。应纳税商品不能在其他码头卸货,只能在设有海关的码头卸货。阴谋来自干预者,一项实施多年的章程,商界怎会不知道,难道还需要发布公告吗?我估计,葡萄牙人对该华人的物品价值估计过高,按照没收清单,其价值总计2,925帕塔卡和970分,不属征税范围的物品,已退还其人。”耆英收信后,对理事官之辞基本认可,称:“查纽元德携带金砂等物,由新加坡回澳,并不赴馆报税,殊属不合,因此扣留各物,系循该国旧章,本大臣亦难过问。”《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第35-38页;《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卷第3编,第1047-1050页。
清光绪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6月6日,澳门著名的宜安公司创立。宜安公司系澳门华商卢焯之(即卢九)仿照西人俱乐部形式创设,“以为畅叙遣兴之所”。经澳门政府札谕第51号批准。宜安公司是澳门出现的第一个华商会所。该公司暂租清平新街之屋作为会所。各友可在此畅叙,乃系看新闻纸、看书、弦歌、唱戏及宴饮,并例所准之赌博,纸牌、骨牌、掷状元筹、捉象棋、斗蟋蟀。但公司内不能开番摊及设团转盘。该公司科合本银4000元,分80股,每股50元。该公司应设值理3位:正总理1位,副总理1位,管银1位。《澳门政府宪报》1881年6月10日第23号附报。王文达:《澳门掌故》,第225-226页称,宜安公司,乃昔澳门富商卢焯之所创设者,原在风顺堂之十六柱,后迁至福隆新街,与《澳门政府宪报》异。
光绪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6月6日,澳门政府以氹仔久为西洋管辖,拘禁至氹仔处理民人田租纠纷之香山县差。据前山同知魏恒禀称,租种香山县属南屏村民人林其衡、林瑞云所有氹仔等处田亩的佃客,屡年不交租银,并称系洋人禁阻交租。林其衡等遂向洋官控告,粮凭租纳,岂得任意拖延,葡官口与心违,佃客仍不肯纳。氹仔等处向系香山县管辖地方,县令杨文骏查明后,即票差刘鸿等人赴氹仔,拘传该佃客人等到案。不料,佃客勾串葡兵,将头役刘鸿,散役刘珍、杨泽、邓建拿押澳门大炮台监禁。后在广东地方交涉下,随即释放。《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香山县知县杨文骏为氹仔佃客勾串葡人抗租请照会葡国大臣等事致两广总督李瀚章禀文》,第469—470页;《前山同知魏恒为葡人侵占氹仔包揽税课拘禁县差事致两广总督李瀚章禀文》,第474页。
杨铁夫,名玉衔,字懿生,号铁夫、季良、鸾坡,香山县申明亭乡(今属中山市沙溪镇申明亭村)人。同盟会会员、著名诗词人、国立无锡图书馆馆长。 1901年,铁夫考中举人,担任广西归顺州知州、晋安府知府;后毕业于京师大学师范专业,又东渡日本求学。期间,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开展革命。[1] 时值光绪末年,举国上下废科举制度、责令书院皆改公学时,废科举,兴学堂,废除旧的教育体系,构建新的学堂教育体系。铁夫学成回国后,提倡研究中西方教育,尤其要振兴新学方可救国图强。他召集全都绅士决议把龙山书院改为隆都高等小学堂,首先公推彭炳纲等五人为筹备委员,并以乡绅捐助及书院田产收入等作为教育经费,在书院旁购地建筑宿舍和教室,扩建校舍,保证校园足够大。 另外,在师资力量上,他不惜大手笔,以年俸300两的优厚待遇聘请举人、中大教授等能人贤才为教席,确保师资雄厚。在改制初期,学堂没有章程可考,铁夫参考日本学制课程,不少数、理、化科目所需要的标本仪器从日本购回,之后,隆都兴学之风开始普及。[2] 香山隆都地区教育发达,英才辈出,铁夫贡献较大。其兄杨季廷(玉瑚),侄子杨清甫(兆泾),先后接掌龙山书院,故有“一门三校长”的美誉。 铁夫非常关怀家国,力图澄清吏治,唤醒国魂。他结识不少革命志士,与蔡锷将军在桂林共事,互以戮力国是相许,结为异姓兄弟。 1904年秋,胡汉民再度留学日本,开始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次年投身革命。胡汉民与铁夫乡榜同首并共事,革命意志相投,共同参与反清活动。后来,胡汉民被举为广东都督,邀请铁夫出任秘书。铁夫准备行装将作欧洲之游而婉拒。铁夫前往欧洲时,撰写《旅欧纪游》一书,留居新加坡,开办实业,经营锡矿,后因故离开新加坡回国。 民国初年,铁夫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孙文学院院长,1913年任广东高等师范学堂(今中山大学)文案一职,后因故辞职。应校方之约,铁夫推荐侄子杨清甫接任。1914年,铁夫任广东警察厅卫生科科长;1915年因办广东水灾赈济,铁夫获授七等嘉禾章,以县知事用;1916年出任揭阳县知事,发展教育和振兴实业,事事亲力亲为。 早年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于高级师范学堂的杨清甫随任,委以教育实业科长一职,为揭阳人多办实事。揭阳官衙有肥缺称,又为鸦片烟苗产地,人皆以为此任“腰缠十万贯”。铁夫绝不同流合污、恃权谋私,而是关心民间疾苦。他认为鸦片祸国殃民,深恶痛绝,严厉禁种铲苗,当地豪绅,以数竹箩盛黄金、白银行贿,请求宽期。他终不为所动,愤然表态“刁民可恶!”亲自率马队于罂粟地往来奔驰,尽将烟苗践踏铲除,奔波三月,始告肃清。 1926年,铁夫回乡担任中山师范校长。上任不久,他以私人名义,委托旅檀香山乡亲募捐修缮校舍,筹得美金2000元。后因款项不必动用,他将募得之款,分文不少,寄回檀香山捐款人。为此,不少侨胞赞他“一尘不染”。 后来,铁夫旅居上海,常出入于同乡小榄人甘翰臣的别苑“非园”,当时,来“非园”客人有朱疆村、王病山、陈伯严、曾农髯等当代诗词大家。铁夫是朱疆村在粤督学时所录取的人才,多次呈献自己的作品,多得奖勉。 朱疆村示意他多读《梦窗词》。铁夫对词章更进行深入探索,完成《梦窗词笺释》一书,并出版他所填的《抱香词》一卷问世,声名大噪。词集由前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兼国学馆馆长叶恭绰题写书名,陈石遗题词,有“疆村夜钵晚年强”之句。 当时,古文学家唐太史(文治)以保存国学为职志,在江苏无锡设立国学专修学院,聘请铁夫为词学教授,陈石遗为诗学教授,章太炎时来讲学,一时有“国学堡垒”之称。 铁夫担任国立无锡图书馆馆长,经常出游就近太湖诸胜,夜宿鼋头渚广福寺。在治学流览中,他似别有醒悟,陷于虚幻,一度萌发出家的念头,居住浙江普陀山慧济寺一年,以居士身份学佛,唯未剃度。铁夫既欣赏浩瀚大海,又喜爱突兀山峰,江南诸山遍游。年纪渐大时,他腰脚尚健,前往游黄山、衡山,在衡山顺至岳麓,祭拜蔡锷将军墓,并撰文凭吊。南返广州小住后,他又游罗浮、鼎湖诸山,在鼎湖吊慕经老和尚。慕经以庆云寺方丈退院圆寂,称大德,是铁夫少时问道的朋友。 铁夫的长子杨兆焘当时供职于宁波市府,迎往一游,并到奉化雪窦寺观千丈岩瀑布之奇。宁波旧称“四明”,有藏书名楼“天一阁”,在月湖之西,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创建于明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又有“四明图书馆”,上承薛观察福成之储,藏古今书籍颇丰;铁夫受聘为馆长,迁馆于公园中央,馆前高梧荫簷,十分怡人。 辛亥革命后,铁夫历任中山师范学校校长、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孙文学院院长、无锡市国学专修学院词学教授、香江广州大学国民大学教授等职。 铁夫毕生钻研古典文学,词学底蕴深厚,素有“岭南词人”之称;著作有《抱香词》、《双树居词》、《五厄词》、《清真词笺》、《铁城土语语原考》、《隆都语原总例》、《梦窗词笺释》等书。 1943年6月6日,铁夫去世,终年74岁。 在追悼会上,朱庸斋撰写悼联“一瞑巧逢‘教师节’,万人传诵《抱香词》。” 国民时期,6月6日是教师节。该联对仗工整,切时切人,令人潸然泪下。当时杨铁夫之子远在梅汕,交通不便,未能马上回乡奔丧,一切由侄子杨清甫(杨正绳之父)料理。杨铁夫元配妻子黄氏生于1873年,长洲名门望族之女,诰封恭人,温和贤淑,勤俭持家;1939年逝于香港。 杨铁夫生育二女三子。其中长女杨惠文,适本邑李应庚解元之子李辕孙(杨铁夫署镇安府时,与李应庚先生交谊甚厚,以儿女姻事为约)。次女杨惠明师范毕业后病逝。长子杨兆焘,儿媳唐逸馨是唐绍仪侄女。次子杨兆熊,儿媳杨洁庄。三子杨兆煦,幼时夭折。 杨兆焘夫妇都获得公费留美,取得硕士学位,同任上海复旦、广州中山大学、香港大学教授。杨兆焘供职于宁波和广州府,1935年担任中山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杨兆熊夫妇长期供职于香港、梅汕一带学校,居住汕头市。 杨铁夫的堂弟杨泽常、杨泽图旅居檀香山,美国眼科学者杨思禄博士、火奴鲁鲁市前劳工局副局长、隆都从善堂主席杨兆佳、英文书记杨兆文、申明亭同乡会主席杨献墀及杨献琛、杨献东等都是杨铁夫的侄辈。已故马来西亚吉隆玻中山同乡会主席是杨铁夫的侄孙辈。[1] 杨铁夫所著的《铁城土语语原考》一文,对澳门“马交”得名,持另一种说法: “葡萄牙租借地之澳门,西人名之曰‘马交’,或曰前以有马蛟石得名。按《说文》瓜部,小瓜也。徐锴曰‘今有马如小瓜也。’(按:古人于动植物,往往因其大小而加以牛马之名,马亦然)。澳门一隅与前山相隔,有一窄长之过脉小径联之,今人呼为莲花茎,实瓜蔓也,盖澳门如瓜然耳。又曰南环者,亦瓜环也。”杨铁夫没有提出更多的论据,其眼力颇有穿透力,“马”之说,成为专家学者一新视听,非常有意义。[3] [1]杨正绳:《岭南词人杨铁夫及其家世》,载《中山文史》(第43辑),中山:中山政协,1998,第101-102页。 [2]《山川灵淑蔚人文兴学立教多才俊》,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10月16日。 [3]陈绍锦:《关于隆都话的研究》,载《中山日报》,第2572期,D3版,2002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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