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记忆”开站六周年,以“六六无穷‧探索不同”为主题,推出多项周年系列活动,展现“澳门记忆”丰富精彩的资讯,引领大众探索不一样或有待了解的澳门。诚邀市民参与,成为建构“澳门记忆”的一份子。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1月18日─1551年2月4日)9月1日,兵科都给事中杜汝祯回朝报告调查结果称:“诚有如(陈)九德所言。”而且还称被朱纨俘斩者“乃满刺伽国番人,未尝有潜号流劫之事。其后诸贼已擒,又不分番民首从,擅自行诛,使无辜并为鱼肉”。兵部法司复合确如汝祯言,遂命朱纨、卢镗、柯乔等下狱。朱纨闻讯,自知难逃一死,慷慨流涕曰“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遂作绝命词,仰药死。明廷对走马溪之役拒捕而杀死明方士兵的方叔摆(Afonso de Paiva)等4名葡人亦处以死刑,其余佛南•波二(Fernão Borges) 等51名葡人及其仆役,命押送到广西梧州安置。王士骐:《皇明驭倭录》卷5,嘉靖二十八年。张廷玉:《明史》卷205《朱纨传》。这4名葡人的姓名是方叔摆(Afonso de Paiva)、囉毕利亚斯(Pero de Cea)、唵哆尼 (António)及彿哩是(Francisco)。博克塞:《16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之二,克鲁士(Gaspar da Cruz)《中国志》,第146页。
万历十五年(1587年2月7日─1588年1月27日)9月1日,首批多明我会士安东尼奥•阿尔迪亚诺(António de Arcediano)修士与其他两个同伴德尔加多(Afonso Delgado)和巴尔塔萨•洛佩斯(Baltasar Lopes)从阿卡普尔科乘坐“圣马丁(S. Martins)”号船来到澳门。他们抵达澳门时,先得到奥斯定会神父的帮助,并在港口获得一处居所,是由主教区首长腾出来借给他们的。西班牙神父们刚到时,葡萄牙人开始惧怕他们,多数的葡萄牙狂热者提出,应在新来者到达这座城市之前即将他们扔出去。因为他们认为,教士们来后,西班牙商人也会来到这个港口贸易,其后果不堪设想。多明我会,另译道明会,又称布道兄弟会,亦是欧洲古老的托钵修会之一,1215年由西班牙人多明我•古斯曼(Dimingo de Guzman)创建。该会注重布教活动,实行福音式贫苦生活的原则,提出“甘受贫苦”的口号。该会还提倡和奖励学术研究,注重传播经院哲学,产生了许多有名的神学家与传教士。1556年时曾有多明我会士伽斯帕尔•克鲁斯(Gaspar de Cruz)到达广州,因试图建立一个传教团未获成功而返回马六甲。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611.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2月17日─1617年2月5日)5月,南京礼部侍郎沈㴶上《参远夷疏》攻击天主教以邪说惑众,要求驱逐入华之传教士。沈㴶的奏章还特别指出,这些传教士是来自澳门,澳门是所有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入口处,是往来的据点,而且内地的传教经费亦是由澳门运来。沈㴶甚至担忧,一种可怕的非教会力量正利用澳门作为扩大在华势力的基地,如果置之不理,将会造成安全隐患。还未待朝廷批复,9月1日,巡视东城御史孙光裕遂将王丰肃、谢务禄等19人拘捕。9月25日,又抓捕华人基督徒钟鸣礼等8人。南京教案爆发。紧接着,沈氏又于9—10月及1617年元月再上二疏,要求将王丰肃等人“依律处断”。其间,又有礼部郎中徐如珂,给事中晏文辉、余懋孳以及南北各省诸臣先后上疏,交相对来华传教士及天主教弹劾。在北京的庞迪我、熊三拔等给万历皇帝上了一篇著名的中文长疏《具揭》,为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诸问题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其中特别对当时有人诬告入华西教士是澳门夷商的奸细进行了辩驳。卜正民(Timothy Brook):《早期耶稣会与明末疆界:中国人寻求和解之道》,载卓新平主编的《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4—15页。徐昌治:《圣朝破邪集》卷1《参远夷一、二、三疏》。庞迪我、熊三拔:《具揭》,载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册,第71—139页。
崇祯四年(1631年2月1日─1632年2月19日)9月1日,两广总督王业浩会同广东巡按高钦舜上疏,言葡人入广州贸易带来的危害,并建议严格关闸的盘查,杜绝走私。其疏言: 粤故瘠壤,而被膻名,非以夷商贸易,百货所聚,贵珠玉而贱五谷耶?而粤之祸乱,实胎于是。何也?省会密尔澳地,夷之实逼,此处非粤之利也。其初,不过以互市来我濠镜,中国利其岁输涓滴,可以充饷,暂许栖息,彼亦无能祸福于我。乃奸商揽棍,饵其重利,代其交易,凭托有年,交结日固,甚且争相奔走,惟恐不得其当。渐至从中挑拨,藐视官司,而此幺麽丑类,隐然为粤腹心之疾矣。查澳关之设,所以禁其内入,惟互市之船经香山县,原立有抽盘科,凡省城米船之下澳与澳中香料船之到省,岁有常额,必该县官亲验抽盘,不许夹带盐铁硝黄等项私货。立法之始,为虑良周。今甲科县官,往往避膻,不欲与身其间,而一以事权委之市舶,市舶相沿陋规,每船出入,以船之大小为率,有免盘常例,视所报正税不啻倍蓰。其海道衙门,使费称是,而船中任其携带违禁货物,累累不可算数。更有冒名饷船,私自出入游奕。把哨甲壮人役,托言拿接济,而实身为接济者,又比比皆是,不可致诘。总之,以输饷为名,以市舶为窟,省会之区,纵横如沸,公家一年仅得其二万金之饷,而金钱四布,徒饱积揽奸胥之腹。番哨听其冲突,夷鬼听其抢掠,地方听其蹂践,子女听其拐诱,岂不亦大为失计,大为寒心者哉!今宜仍以澳关分里外之界,以香山严出入之防。省船之应出者至香山验过乃出,澳船之应入者至香山验过乃入。其有大夹板船躲泊外洋老万山、恾州、大井、大窑山等处,致番哨运货走税,责令海防官严拿,连船货没官充饷,据法正罪。其别项外海船,诡称飘风踪迹闪烁者,市司不许妄申报饷,该管衙门不许轻准放行。事关海禁,有碍封疆,万不容稍徇情面,等于儿戏也。其岁额酒米船、香料船各若干,必香山县官逐一亲自抽盘,毋容吏书上下其手,一面单报督按司道存案,一面移单市司查对报税。市司止许照货登簿收税解饷,不许更立帮饷,使用种种名目,以恣需索,延挨生事。如是,则革免盘之陋规,可溢数倍之饷额。当此三空四尽、捉襟漏肘之日,亦不堪以有用之金钱,任若辈自润私囊也。至于海道自有海上机宜,时费筹度,此商贾刀锥之末,又何庸分心,以纷纭其职掌为哉。而况猾胥之积恋,市侩之交通,陋规之相沿,亦成如市之门,非建威销萌之体也。且此饷原起解布政司,而地方之事,守巡二道并有攸责。其市舶税单,应并报该司守巡,凡互市出入船数,每季各衙门循环册报督按查核。其非经抽盘非经报税等船,不许混插往来,庶互相觉察,稍换窠旧,而官此者且一洗脂腻之嫌耳。更责成附省二县,盘诘奸细,驱逐无籍,不许奸商棍揽借市之名,盘踞招摇。有游手好闲面生可疑为保甲所不载者,人得而执之,则内地肃清,而奸宄靡自潜踪,寇贼去其内应。此弭盗安民之第一义也。《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兵部尚书熊明遇等为澳关宜分里外之界以香山严出入之防事题行稿》,第11—14页。
崇祯十三年(1640年1月23日─1641年2月9日)9月1日,13名在日本遭难的幸存者返抵澳门,带回的日本谕令称,即使是葡萄牙国王,乃至上帝,胆敢进入日本,也将受到同样的处罚。这一消息的传来,对于靠对日贸易为生的澳门葡萄牙人来说,是致命的一击。然而,此时的澳门葡人却以虔诚的态度来承受这一打击。教堂传出节日的钟声,炮台都鸣放礼炮,人们都含着快乐的泪水,唱着动听的歌曲,互相庆贺交了好运。特别是死难者的家属及亲友们,都不穿黑色的丧服,而是换上节日的盛装。他们认为,如果日本人仅仅拒绝通商,他们势必悲哀;如今这些使者成了光荣的殉道者,上帝就会看到澳门居民的苦难,就会把他们救出苦海。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 163.
顺治元年(1644年2月8日─1645年1月27日)9月1日,日食,顺治帝派遣大学士冯铨同内大臣等督率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暨钦天监正戈承科等,各带自推之日食图表,登台凭验,验得西洋新法,密合天行。即颁旨行用新法,并于历册面传批“依西洋新法”五字。礼部疏称:钦天监改用新法,推注已成,请易新名颁行。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赐名“时宪历”,其历日面页开载“钦天监依西洋新法,印造时宪历日,颁行天下”。《澳门记略》称:“三巴寺僧世习其业(指天文历法),待其学成,部牒行取,香山县护之如省,督抚资遣入钦天监。” 黄伯禄:《正教奉褒》顺治元年八月朔。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月22日─1785年2月8日)8月23日,法国遣使会派遣罗广祥(Nicolas Joseph Raux)、吉德明 (Jean Joseph Ghislain)神父及巴茂正(Carles Paris)修士抵达澳门海面,但为了避免澳门葡萄牙人的干扰,不敢下船,遂前往广州,9月1日抵达。罗广祥,时年31岁,天文学家,并担任法国遣使会中国教区的会长;吉德明32岁,也是天文学家;巴茂正44岁,为机械师、钟表匠。1785年2月7日,他们与另一位钟表匠圣约翰布道会士高临渊应召离开广州赴北京,这批遣使会士住进北堂。樊国阴:《遣使会士在华传教史》,第119页;《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 第1册《两广总督舒常奏请护送西洋人罗广祥入京效力折》,第334页;方立中(J. Van Den Brandt):《1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第552—553页。
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2月1日─1814年1月20日)9月1日,澳门青洲业主阿拉乌茹·罗咱自其父西蒙·罗咱处继承的产业青洲被拍卖。澳门富商贝尔拉尔多·莱莫斯(Bernardo Gomes de Lemos)及其姐夫霍门·曼努埃尔(Manuel Homem de Carvalho)以501银币购得。 次年8月22日,卡瓦略·米内尔(Margarita Rita de Carvalho Miner)代表阿拉乌茹·罗咱起诉购买青洲的霍门和莱莫斯先生,声称阿拉乌茹作为业主老罗咱的孙女,应该是该产业的继承者。后来,判事官眉额带历于1822年4月18日裁定购买合法有效。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6页;金国平、吴志良:《青洲沧桑》(载《东西望洋》,第317页)称200两白银购青洲。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7页,施白蒂称安娜死于1813年9月1日,据Jorge Forjaz , Familias Macaenses , Vol.3, 第297页称安娜死于1812年12月26日。
光绪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7月26日,澳门公物会与华商陈六签约,批准陈六承充澳门制造鸦片熟膏发卖及出口生意,以1883年9月1日至1893年9月1日,10年为期。批准承充鸦片熟膏生意的条件是,“由华人陈六承买旧关所房屋(即司打口的‘鸦片屋’)一间”,“陈六愿出价银6万元买收此屋”。但规定:如果陈六或陈六的后人在10年承充期内不在澳门经营此项制造熟膏发卖及出口生意时,公屋会即将此屋充公,而陈六不得因修葺此屋及别项缘由借口索赔。澳门公物会会长总督贾拉沙、律政司晏多‧尾意味‧廖亚美‧打‧亚西度、布政司嘉路素‧威仙地‧罗渣、审计长若瑟‧若坚‧亚士威堕、若瑟‧飞南第‧阿利威喇、公物会书记若瑟‧告利野拜士‧亚宋生、陈六及翻译官伯多禄‧诺拉斯古‧施利华签名。《澳门政府宪报》1918年5月22日第27号,第523页。
光绪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9月1日,坐落于澳门板樟堂街17号的官立议事公局中心小学(Escola Municipal de Instrução Primária)落成。11月1日,官立议事公局中心小学正式开学,教师为特奥多西斯奥‧罗德里格斯(Teodósio José Rodrigues),月薪50澳门元,经费由澳门议事公局承担。次年9月,与中央女校(Escola Central do Sexo Feminino)合并,并于9月3日开学。学校分为初级教育和中级教育,初、中教育内又各分低、高两级。路斯维森特‧耶苏(José Vicente de Jesus)、派特里西奥‧路斯、玛丽亚‧多雷斯(Maria das Dores da Costa)及埃特尔维拉‧伊斯玛丽亚(Etelvra Ismália de Sena)分别被聘为该校中级和初级教育教师。1884年后,中级教育分为低、中、高三级。学校初设于圣若瑟修院内,并由该院负责课程设置。1889年开始有自己的学制,但部分课程仍在圣若瑟修院内教授。1890年9月7日,该校迁往位于岗顶斜路的新址。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27页。A. H. de Oliveira Marques, Históri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mo Oriente, Vol. 3, pp. 520—522; 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p. 50—51.
光绪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12月12日,澳门政府告示:氹仔番摊生意,准陈槐堂承充,由1892年9月1日起,至1894年6月30日止,并允准承充人在氹仔埠头之海面,开设摊船四只。过路湾番摊生意,经准沈进(即沈泽英)、何汝华承充,由1892年4月15日起,至1895年6月30日止。氹仔、过路湾猪肉生意,经准黄广、黄万、冼乐等承充,由1892年7月1日起,至1894年6月30日止。据《中西日报》早前的报导,上述几项专营出投时,曾将氹仔番摊底价额定为5600元、肉码底价额定为1420元,竟然无人下票。4月29日,复行开投,不再限以底价。番摊饷码仍然寂然,只有一人下票。投肉票者,每年只认缴饷800元,较现届已少400元之数。由是可知澳门生意冷淡。《中西日报》1892年6月7日《西译译录》。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7月31日,澳门仁慈堂彩票,近为澳督查悉各种情弊。选派前译员伯多禄‧施利华新按察及议事公局之书记同往查办,查得仁慈票数会计收支事项混乱,数目已三年未有清算审核,并堂内缺去存银1000余元。另开票之后,例交公费银缴进国课衙门,现已迁延数月而不缴。澳督遂将其董事数人撤换,大加整顿,自9月1日起,暂行停收。此事引致澳门葡人内部出现纷争。仁慈堂主席系国课官阿图尔‧伯波沙(Arthur Tamagnini Barbosa),联同大书院主讲(即利霄中学校长)高斯华、大状师播也利士、轮船代理人安东尼奥‧古路斯(António Augusto da Cruz)、状师阿尔毕诺·叭之咕等人而成一党(多系仁慈堂司理数目者),利用三巴仔大礼拜堂内所设的教会报,试图与澳督相抗衡,历攻督部、辅政司、按察使及皇家律师与夫所属官,澳督一方亦借西文《镜海丛报》指攻,由此掀起清末澳葡官场影响最大的一次恶斗。至9月间,里斯本谕令国课官伯波沙即行离任。俄又接电,伯波沙著即离澳,其同党大书院主讲华士哥并著同离澳门。又传知澳督,如有委碍政务意中所欲去之人,均得同时逐离,不得留澳。《镜海丛报》1895年7月31日《官事汇登》;1895年8月21日《周身是胆》;1895年8月14日《暂行停收》;1895年9月4日《虎斗龙争》。《镜海丛报》1895年9月18日《愚公移山》。
1909年(清宣统元年)2月,中、葡双方决定查勘澳门界址。3月8日,香山县成立“勘界维持会”,广州随即成立“广东勘界维持总会”。7月15日,中、葡双方代表在香港举行划界谈判。11月14日,谈判失败。3月15日,澳门商会注册成立。4月21日,桑德男爵(Barão de Sande)以特使身份抵达北京,参加光绪皇帝葬礼。9月1日,法国公民阿维尔农(Avernon)与澳葡政府签订澳门博彩专营合约草案。10月8日,澳门几条主要街道上开始设置邮筒。11月3日,经过4个月的谈判后,葡方钦差大臣马楂度(Joaquim José Machado)将军及中国钦差大臣高而谦中止澳门勘界会议。葡方钦差大臣提出将此问题提交仲裁。11月29日,葡萄牙颁布澳门《华人风俗习惯法典》。12月4日,澳门及氹仔之间铺设海底电缆。澳门勘界会议在京重开。
民国四年(1915年1月1日─1915年12月31日)9月1日,卢慕贞偕朱执信之女朱慕菲由澳门抵达日本东京,同孙中山商议离婚之事,成全其与宋庆龄的再婚。因为她自认为不识字,又是小脚女子,学识能力远不如女大学生宋庆龄。23日,在孙中山的陪同下,卢启程前往东京车站,准备经横滨回到澳门,至此结束两人维持32年的婚姻。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市政厅登记结婚。自此以后,卢慕贞即隐居澳门风顺堂街4号及妈阁街(Rua da Barra)1号两处寓所。1952年逝世,葬于氹仔孝思坟场。日本外务省档案,1915年9月2、19、24日《孙文动静》,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955页;周谷:《宋庆龄第一张出国护照及其结婚誓约书》,载香港《明报月刊》1993年2月。《与宋庆龄婚姻誓约书》(1915年10月25日),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99页。据称卢慕贞在澳门的居所为香山巨富陈芳长子陈赓虞先生赠送。《珠海市文物志》第3章第124页“陈赓虞墓”。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9月1日,葡文报纸《澳门日报》(Diário de Macau)问世,副题为《新闻、文学及历史普及期刊》(Jornal Noticioso, Literário e de Divulgação Histórica)。它是澳门出版的第一份葡文日报,每星期逢周一和周六不出版,至11月29日停刊,共出版65期。创办人为克莱雅.门德斯(Correia Mendes)、安东尼奥.沙明度神父和史学家白乐嘉,其中沙明度神父担任社长。该报始终坚持不问政治的原则,然而由于另一位办报人路加士(Lucas)收取政治选举候选人的资助,一定要在报纸中加入政治内容,于是三位创办人随即宣布退出。A. H. de Oliveira Marques, Históric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mo Oriente, Vol. Ⅲ, p. 585; 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 126.
民国二十年 (1931年1月1日-1931年12月31日)9月1日,共和派报刊《澳门之声》 (A Voz de Macau)面世,初为季刊,自本年10月1日第14期始,改为日报。1945年1月因报馆遭日军袭击停刊,1945年9月10日复刊,至1947年8月l6日第4648期时,因主编多明戈斯.杜格上尉 (Domingos Gregório da Rosa Duque)去世而被迫停刊。该报社长为殷理基.施利华 (Henrique Nolasco da Silva),但真正业主兼主编为杜格上尉。杜格上尉为葡萄牙波尔图报人,早年曾主办过军人报纸《葡萄牙陆军》、《葡萄牙军曹杂志》等,1916年定居澳门,先后创办过《自由报》、《战斗报》、《事实报》、《澳门之声》和《澳门报》等五份报纸,直至1947年8月15日在澳门去世。飞历奇:《澳门电影历史:有声影片时期 (1930—1931)》,载《文化杂志》第23期1995年。Manuel Teixeira, A Jrn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ztremo Oriente, pp. 144—148.
民国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9月1日,经过澳门主教高若瑟倡议,通过《庄严协议》教宗诏书成立帝汶主教区。4日,教宗庇护十二世 (Pius Ⅻ)正式公布教谕,宣布将帝汶教区与澳门教区正式分离,首次任命雅伊梅‧古拉特 (Jaime Garcia Goulart)神父为帝汶代牧。Rowena Lennox, Fighting Spirit of East Timor: The Life Of Martinho da Costa Lopes, London-New York: Zed Books, 2000, pp. 23-24, 28, 32e71, 转引自苏一扬 (Ivo Carneiro de Sousa):《澳门与帝汶:殖民管理,贸易及传教》,载《澳门史新编》第2册,第622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283页。
民国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9月1日,柯维纳 (Albano Rodrigues de Oliveira)上午11时抵达澳门新口岸,就任澳门总督。柯维纳生于葡萄牙维亚纳杜卡斯特卢 (Viana do Castelo),早年就学于澳门殷皇子中学,1923年毕业于葡萄牙海军学校测量科,升任候补士官,随即派往驻扎在远东的两艘军舰“亚达玛斯多”及“民国”号担任副舰长。1930年至1934年返回葡萄牙,升任中尉。美兰德中校出任澳督期间,重被委派来澳,任“马交”号舰长,深受美兰德重用。随即调任署理葡驻广州总领事,后在澳门充任市政厅长、工务局副工程主任、工务委员会委员、指导旅行委员会委员等职。返回葡国后,先后出任水道测量舰队“贾士度”号舰长、工务局港务局高级委员会委员,其间曾调赴安哥拉水道测量委员会工作。1947-1951年,柯维纳在中国解放战争期间与国民党当局签订了两个双边协议,企图以此换取和解;彻底放弃葡萄牙对内港领水、局外地及有争议的岛屿 (对面山、马骝洲、小横琴及大横琴)的主权要求与管辖,并希望在新中国成立后与新生人民政权签订“临时协议”。至1949年莅任两周年之间,柯维纳在澳门市政建设上颇有功绩: (1)港澳、穗澳、澳江、澳岐长途电话通话; (2)开辟港澳、穗澳航空线; (3)市面的士公共汽车之行驶; (4)颁布奖励建筑条例; (5)修改建筑条例; (6)浚深河道; (7)兴建修筑机关公务员屋宇; (8)增建货仓码头,兴建市街,改良道路; (9)兴建学校、图书馆等。柯维纳在职期间签订中澳协定,禁止炒卖携带金圆券,颁布七项产品出入过境条例,并撤销华人习俗条例,对在澳华人尤多帮助。Manuel Teixeira, Os Militares em Macau, pp. 521-522;澳门大众报编印:《澳门法例》之《柯维纳总督》,第9页;《世界日报》1947年9月2日。《总督莅任二周年与本澳繁荣建设》,载澳门大众报社编:《澳门总督柯维纳莅任两周年纪念特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澳门政府宪报》1947年9月6日第36号。
澳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时,各中小幼学校正值农历新年假期,鉴于疫情形势严峻,政府宣布无限期停课,并实施停校不停学措施,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经过多番波折,满三周岁之幼儿于9月初陆续开学,经综合考虑卫生防疫政策,于开学时仍未满三周岁的约一千多名幼儿则需分批开学,须在满三周岁后有序安排上学,主要涉及幼一年级。而幼儿教育阶段学生家长亦可因应个别情况向学校申请其子女的缺勤,学校会作弹性处理。随着本澳幼儿、小学、中学及特殊教育学校于9月初陆续开学,各校实施错峰上学安排,学校亦遵从卫生局及教青局各项防疫指引,安排开学前进行防疫演习,做好各项清洁及消毒工作,并检查和备妥各项防疫物资。为确保新学年顺利开学,教青局亦派员于学校开课前几日到校实地了解情况,亦派员到口岸协助跨境学童。
澳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时,各中小幼学校正值农历新年假期,鉴于疫情形势严峻,政府宣布无限期停课,并实施停校不停学措施,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经过多番波折,满三周岁之幼儿于9月初陆续开学,经综合考虑卫生防疫政策,于开学时仍未满三周岁的约一千多名幼儿则需分批开学,须在满三周岁后有序安排上学,主要涉及幼一年级。而幼儿教育阶段学生家长亦可因应个别情况向学校申请其子女的缺勤,学校会作弹性处理。随着本澳幼儿、小学、中学及特殊教育学校于9月初陆续开学,各校实施错峰上学安排,学校亦遵从卫生局及教青局各项防疫指引,安排开学前进行防疫演习,做好各项清洁及消毒工作,并检查和备妥各项防疫物资。为确保新学年顺利开学,教青局亦派员于学校开课前几日到校实地了解情况,亦派员到口岸协助跨境学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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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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