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10月10日，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o）请求罗马教廷准许吸收四名中国人入会，其中包括钟鸣仁（Sebastião Fernandes）和黄明沙（Francisco Martins）。他们是首批耶稣会中国会员。葡人建圣奥斯定堂（龙松庙）。

万历三十年（1602年1月23日─1603年2月10日）10月10日，广东巡抚李日华上疏，指责李凤与澳夷私通，放白艚船赴澳门贩采货物等罪状。《明神宗实录》卷374，万历三十年八月甲寅。

天启四年（1624年2月19日─1625年2月6日）10月10日，弗兰西斯科•马士加路也出任澳门总督后，总督的权力大大加强，在他的任命书中，不但授予他对当地居民及其财产的军事裁决权，而且使他在处理刑事案件时，除官员与贵族外，有权判决犯法者死刑。假如是官员和贵族犯法，他们就被降级，并送至果阿交葡印总督审理。在处理一般民事诉讼时，澳督可以判处不超过100葡萄牙金币的罚款。假如有人胆敢不遵他的命令，他可以将其判罚500葡币；若此人交不出来，就判处流放5年。王室大法官、军事长、一名市政议员和一名普通法官协助澳督实施司法管理。澳督的薪水为每年4000帕塔卡。澳门居民因葡印总督对澳门总督授权过多大有反悔之意，他们拒绝执行澳督以国王的名义发布的命令。然而弗兰西斯科•马士加路也是一个胆大妄为的暴徒，他一到澳门就强占耶稣会出钱修建的大三巴炮台，将其当作他的私人住宅，凌辱妇女，吓得妇女们不敢去教堂，他的行为引起议事会及澳门市民的不满。澳门军民都非常恨他，遂于本日，澳门议事会与耶稣会发起了一场政变，将弗兰西斯科•马士加路也从大三巴炮台赶了出来，强迫他将奥斯定修道院作为澳督的驻地，并从大三巴炮台向奥斯定修道院（龙嵩庙）发了3发石弹。后来，弗兰西斯科•马士加路也将这3枚石弹镀金，一枚寄给国王，一枚寄给葡印总督，一枚留给自己。最后，他躲进一艘开往印度的船只，避开了这场暴乱。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58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547.

康熙十七年（1678年1月23日－1679年2月10日）10月10日，教宗英诺森十一世（Inocêncio Ⅺ）发布圣谕，要求所有会士发誓服从宗座代牧主教。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813页。

《 在远东的传教：葡萄牙保教权下的四位传教士（17世纪）》，围绕1680年1月29日教宗诏书命令属于葡萄牙保教权的四位神父，José Candoni, Domingos Fuciti, Manuel Ferreira和Bartolomeu da Costa，返回罗马的事件，展开葡萄牙保教权与罗马教廷的矛盾和冲突。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2月13日－1707年2月2日）10月1日，澳门船“耶稣•玛利亚•若泽”号赴帝汶贸易，前去运载分配给船主的3500担檀香木。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2, p.106.

雍正元年（1723年2月5日－1724年1月25日）10月10日，清朝内阁侍读学士双喜奏请禁止京城人众信奉天主教，称：京城原先宣武门内有天主堂一座，今西安门内、东安门外又增建天主堂二座，西洋人每月在天主堂诵经数日，入其教者蜂拥而至，人数极众。建议禁教事宜交由八旗、总管内务府、五城执行，大兴、宛平二县各查所属，凡入教者，概行禁止。查禁之后，倘仍有信奉者，由各该处查交该部议罪。《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内阁侍读学士双喜奏请禁止京城人众信奉天主教等情折》，第135—136页。

乾隆五年（1740年1月29日－1741年2月15日）10月10日，法国籍耶稣会士汤执中（Pierre d'Incarville）神父、石若翰（Jean-Baptiste de la Roche）神父和法国籍耶稣会修士纪文（Gabriel-Lénard de Brossard）及波希米亚耶稣会士鲁仲贤（Jean Walter）抵达澳门。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829、835、836、389页，费赖之书及荣振华书均未言此4人到澳门，仅言10月10日来华。《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册《广州将军策楞为遣员伴送入京效力西洋人庞近仁等3人入京事致内务府咨》，第74页则称此4人在澳门，费赖之书称鲁仲贤1741年8月4日来华，而档案则称鲁仲贤乾隆六年（1741）3月之前已在澳门，故疑鲁氏与前3人一起来澳门。

乾隆九年（1744年2月13日－1745年1月31日）10月10日，澳门议事会反对铺张浪费的“规定”在澳门公共地方公布。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33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398.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2月7日─1770年1月26日)8月11日，帝汶总督文东尼烧毁帝汶旧首府利福，乘船前往帝力。10月10日，帝力城建成，成为帝汶新首府。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63页；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545.

清嘉庆二年（1797年1月28日─1798年2月15日）10月10日，澳门议事会理事官安东尼奥•罗咱呈禀署澳门同知翟某称：澳门内葡萄牙等房屋、庙堂及街道等处，在夏季被风雨打坏，倾颓倒卸，墙壁颠颓，须用泥石修补。澳门葡人等觅人搬运，每石一载，澳关要银12元，分防娘妈阁关口要银4元，另铜钱500文；码头查验船只，关口要银4元，另铜钱500文；每泥一载，要银1元。澳门葡人畏惧，故请求禁止索取搬运泥石银两，使房屋、街道得以维修。《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理事官为恳请禁止关口需索搬运泥石银两以便修葺遭风房屋事呈署澳门同知翟禀》，第23—24页。

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2月13日─1813年1月31日）10月10日，署澳门同知吉某下理事官安东尼奥·埃萨谕：奉命转寄小三巴堂寄北京东堂李拱辰老爷洋信一封，学算书四卷。曾令洋商卢观恒等拆译，但因能翻译的西洋夷人俱住澳门，向无来省城，难以多觅。西洋澳门葡人向设有谙晓天朝官语之番通事晏哋哩（André）传译夷语，令其饬通事晏哋哩妥为译出汉文。《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署澳门同知吉为发译寄京洋信算书事下理事官谕》，第613—614页。

1830年（清道光十年）8月7日，广州知府发布告示，命令所有来华的女人一律要在澳门上岸，不得进入广州居住。10月10日，香山县令发布公告，禁止妓女在私宅、棚屋和花船上卖淫。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10月10日，澳门议事会在新任总督彼亚度主持下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耆英等于10月1日对议事会所提9条要求的答复，以及以往历次议事会会议上提出的其他要求。与会者坚持要求：1. 豁免澳门地租，将居留地扩大至关闸。2. 明确规定澳门政府及总督可直接与皇帝或大臣书信往来，委黎多可直接与澳门同知及香山县丞平行书信。3. 取消额船数量限制；跑一趟船只所纳税款应低于外国船只在广州等港口交纳的税款。4. 再行降低华商及葡商在澳门中国海关交纳的货税。5. 澳门应与香港一样，对各国来澳贸易船只自由开放。与会者对先前所提第6、7、8、9条要求，无大异议。因为事关选派代表前往广州与中国钦差大臣会商的问题，彼亚度总督认为，其前任对事情原委了如指掌，且有能力完成这一使命，遂提议派席尔维拉．边度率团前往。与会者一致赞同新任总督的提议并决定，如果边度同意任命，可在四日内安排“特茹河”号战舰送边度前往。《澳总督彼亚度主持的议事亭特别会议记录：对向中国当局所提各款之分析及任命前总督边度为与钦差大臣耆英在广州谈判钦差大臣之决议》，载《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18号，第92—95页。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7月29日，葡人向钦差大臣耆英提出九点要求，试图改变澳门管治状况。10月3日，彼亚度（José Gregório Pegado）总督开始执政。他上任后，开始逐步进占氹仔岛。他礼节性拜访耆英时，获得葡人占领氹仔的默许。10月10日，前总督边度被任命为葡萄牙全权公使。11月4日，前总督边度乘“特茹”号到达黄埔，然后换乘小船进入广州，与清政府官员耆英在法国领事馆进行会谈。葡方提出的免交地租、取消三巴门界等7项要求被拒绝，中方被迫同意给予澳葡政府和中国地方官府公文处理同等待遇，减少葡船只税收；规范中国从澳门进口货物的税收，取消各种繁琐手续；自由修建房屋，打造船只，购买物品，雇佣工匠；葡萄牙船只也可以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岸通商。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10月10日，前总督席尔维拉．边度被任命为葡萄牙使节，24日获颁全权证书。27日边度乘坐“特茹河”号离开澳门。29日早顺利抵达黄埔，然后换乘小船进入广州。代表团前往潘仕成的海山仙馆与钦差大臣耆英会晤，受到耆英和黄恩彤等粤省官员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代表团一行下榻在法国领事馆。11月5日双方进行了谈判。三天后，耆英、祁埙及程矞采发给边度一公文，确定了谈判的结果。边度对此认为：我们对会谈还不能感到十分满意，因为尚有三条条款未得到批准。即第1条关于免除澳门每年交纳的地租租金和确认属于葡人的界地；第2条是合理地减轻经过澳门的船只商品进出口税；第3条将澳门向世界所有愿意前往澳门进行贸易的船只自由免费开放。我们相信阁下会将这些条款奏请皇上，在阁下的调停下，得到我们所期待的结果。11月14日，耆英告知边度理事官：所提要求，已照准者，即可实施，未准行者，可以在澳门等待皇帝的圣旨。Chinese Repository, Vol.12, No.10, p.554.《钦差大臣耆英及广东各大吏对葡人所提九请之回复》，载《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33号文件，第121—124页。《葡方钦差大臣致钦差大臣耆英之公函》，载《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35号文件，第126—127页。《钦差大臣耆英及广东各大宪复葡方钦差大臣边度之公函》，载《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38号文件，第145页。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1月27日─1847年2月14日）10月3日，管理华人事务官小俾利喇向亚马留总督建议：所有快艇（客货两用的中国船）都应该注册登记，每月向澳府财政交纳1元税款。总督采纳了这一建议。拒绝付税的驳船全被扣押。中国驳船船主们开始在石角嘴卡（Pago de Novo）集中商议对策，集市里的小贩也加入进来。同时，中国官员致函澳门，四处张贴布告煽动叛乱。老百姓向海关报复。亚马留毫不犹豫，做好预防措施，海关戒备森严，军队增加了戒备。10月7日、8日两天，有36艘驳船驶近澳门湾。一些武装大船运来了3门炮，他们和地面上的人汇合，结果导致了一场冲突。1500多中国人和列阵对峙的葡军士兵交手，澳葡方面还加入了海关人员、三巴门炮台的兵丁和一些市民。双方相持激战了一段时间，中国船民败退。船民们退上船后，葡兵继续向他们开枪射击，大炮台和葡方兵船也开炮射击。当他们乘船出逃时，澳葡方面派船追击。一些船被俘获，一些船沉没，还有8条船搁浅，大批船民惨遭杀害。中国商民闻讯后，相继罢市，停止供应葡人食物。亚马留颁布告示，扬言如果在24小时内不停止罢市，他将下令三巴门炮台将街市夷为平地。9日，英海军上校多萨尔（Dausal）指挥的“秃鹫（Vulture）”号军舰驶近澳门，称香港总督特派此舰来协助澳督，听从澳督的调遣。这当然是亚马留求援的结果。该舰后于12日离开澳门，未及进行任何干预。10日，香山县官员进入澳门查处此事，澳督不允许官员的武装随从入澳。11日，两名官员不带随从进澳，并强调来向“澳督表达友好情意”。会谈开始后，中国官员指出，如果将中国船只停泊澳门的问题提请广东大吏处理，定能获得妥善的结果。亚马留便悍然声称，他拥有对在澳所有中国居民的管辖权，他采取任何行动，都没有与中国官员磋商的必要。在享受一顿珍馐招待之后，结果这一严重事件竟不了了之。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93页；在J. F. Davis, 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中，对此事件情形过程有详细描述：“事态好像已从广州蔓延到了澳门，那里的新任命的葡萄牙总督阿玛拉尔（即亚马留）先生，一位精力充沛的军官，正在从事各种改革以使这块殖民地获得与香港同等的、独立于中国政府的地位。但是，无论这块殖民地本身，或是其宗主国的资源都不足以扭转该地自从他的英国对手出现后就开始的每下愈况的局面。对中国船只征税是澳门用来补充其财源的方法之一，而船主们仍只认为（如他们一向所认为的那样）不受制于葡萄牙政府而只服从他们自己政府的官员。他们（也许是在最近发生的广州事件的鼓舞或是激励之下）组成了一股可怕的反抗力量，在内港架起大炮，作出威胁的姿态。总督预感到暴力的紧急事件即将来临，给我发了一封信，请求得到我可能给予的任何援助。我还记得，1839年，当我们的同胞被中国人从澳门驱逐时，要求保护而遭到他的前任拒绝的那段往事，但我从不计前衍，认为阿马拉尔先生是一个不同的人物，因此他及时得到了可能给予的一切援助。国内来的非常严格而明确的指令禁止在葡中之间进行任何武装干涉。但是，无论如何，在危急时刻对葡萄牙居民提供避难和庇护同完全的中立没有任何矛盾，因而皇家炮舰‘秃鹫’号的热情的指挥官把他的船紧靠在离澳门仅几小时路程的地方。总督了解我所接到的指令的性质，因而对这种支持非常感激。他说，单凭英国军舰的出现就足以防止中国方面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对抗行动。中国方面当然不可能知道英舰已事先被禁止采取任何反对他们的积极行动。事情的结局对葡萄牙人来说，可谓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因为不管我们在香港这块征服得来的领地上的征税权和司法权是多么天经地义，澳门的情况毕竟完全不同，那儿是靠每年向皇帝交付地租才被允许占用的，而且从一开始这里就一直驻有一名朝廷官员作为中国臣民的独立政府的代表。”见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第265—266页。Marqus Pereira, As Alfandegas Chinesas de Macau, pp. 41－43；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206－207页。

咸丰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10月10日，澳督吉马良士下令通过募捐集资修建圣味基（S．Miguel Arcanjo）坟场，因为原圣保禄坟场已无力再容纳死者。那里埋葬的最后一位逝世者是德尔菲诺，巴蒂斯塔（Delfino Baptista），此人系卡塔琳娜‧巴蒂斯塔（Ana Catarina Baptista）之孙。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14页。

同治五年（1866年2月15日─1867年2月4日）10月10日，法国船“尤金‧阿代勒（Eugene Adile）”号从澳门运载苦力前往秘鲁，船抵大溪地，苦力死亡过半，遂发生苦力暴动，船长弗鲁顿（Frudden）被杀，船员、水手多人重伤，苦力在格斗中死5人，30人跳海。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4辑表6《1850—1872年苦力船海上遇难事件表》，第216页。

同治八年（1869年2月11日─1870年1月30日）10月10日，由席尔瓦‧马加良斯（Francisco da Silva Magalhães）创立的政治周刊《东方》（O Oriente）即日出版，发行人为里贝罗‧卡布拉尔（João Albino Ribeiro Cabral）。该刊物由若泽‧达‧席尔瓦印厂印刷。该报具有反政府反宗教倾向，1870年1月21日停刊，次年1月复刊。1872年10月14日又由欧美德（Januário Correia de Almeida）总督下令停办。马加良斯出生于帝汶，科英布拉大学医学系毕业，外科医生。《东方》报被查封后，马加良斯被流放到帝汶。马加良斯是澳门第一个将氯仿麻醉技术应用于外科手术的医生。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 43; A. H. de Oliveira Marques, Históri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mo Oriente, Vol. 3, pp. 564—568.

《东方周报》第1年第1期（1872年1月18日）——第1年第37期（1872年10月10日）

清宣统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宣告独立，至11月9日，广东各团体在咨议局举行会议，共推胡汉民为都督，蒋尊簋为军政部长，陈景华为民政部长。胡未到任，以蒋为临时都督。时任葡国驻广州总领事临时公使的宋次生（Carlos Augusto Rocha de Assumpção）立即向澳门政府、葡萄牙外交部汇报广东和平宣告独立的消息，并请求派遣“澳门”号炮船与部分炮兵前往广东停泊，以及时回应形势的变动。葡萄牙外事部外交历史档案档1《1911年11月17日驻广州葡萄牙总领事馆临时大臣致外事部国务秘书及大臣公文332》、文件2《1911年11月24日葡萄牙驻北京大臣致外事大臣公文A》，参见卡洛斯‧高美士‧贝萨：《澳门与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建立》，第59—62页。

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10日，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武昌军事起义后，孙中山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澳门人口剧增两倍。普查数字为3606葡人，71,021华人。

孙逸仙无疑是当代历史上最坚韧的革命领袖。 在他开始反帝制到1911年10月10日共和国成立，他组织或某种程度上参与了15次推翻中华帝国制度的尝试。 所有尝试都失败了，但是这位伟大的共和领导人从没有动摇过。

民国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10月10日，澳门政府宣布进行大街新马路第2、3、4段由大街起至巴素达尔古街 (Rua Visconde Paço de Arcos)止之工程。《澳门政府宪报》1914年第41号，第504页。

民国四年(1915年1月1日─1915年12月31日)10月10日，澳门华侨维持国体集会，抗议恢复帝制。澳门华民维持国体联合会临时干事卢鹿湖等投函粤省报界公会：本会请求澳门葡政府准发传单，于本月10号(星期日)正午假座捷成戏院开华侨全体大会议，讨论维持中华民主共和国体方法。蒙华民政务司莅场监督，并派出警察10余名保护议场。赴会各界男女计共600余人，全体一致赞成。相继演说两句钟，后散会。当即决议成立，现已租到新马路1号2楼为办公所，计画一切进行方法分致各大报，提倡赞助，固不独本会同人等之幸，抑亦我中华民主共和国前途之大幸。《申报》1915年10月11日。

民国六年 (1917年1月1日-1917年12月31日)10月10日，市政厅议员施之古当选为市政厅主席；之后在1921年1月8日、1928年4月2日、1929年1月2日三次担任是职。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319页。

民国六年 (1917年1月1日-1917年12月31日)10月10日，澳门国课衙门将澳门、氹仔、路环煮鸦片烟及卖熟膏，暨将熟膏由澳门出口之生意，出投招人承充，承充之期以5年为期，即自1918年8月1日起至1923年7月31日止。至11月30日，国课衙门将承充澳门番摊生意用暗票出投招人承充，以5年为期，即自1918年1月1日起至1923年12月31日止，其价以每年饷银603000元为底。《澳门政府宪报》1917年第41号，第715页；第48号，第817页。

民国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从前所有革命党总章及各支部通则，一律废止。鉴于澳门的特殊地位，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支部委命蔡香林、区建邦、林浮生等组织澳门分会筹备办事处，设于蔡香林家里，林炽南担任分部长。区建邦、黄祥、邓敦夫、梁志远4人分任文书、党务、宣传、财务等科主任，李君达为演讲兼交际股主任。直至1922年5月，因“五二九”事件爆发，澳门政府限制在澳华人政治性活动，分部不得不宣告解体。屈仁则：《中国国民党澳门支部沿革史》，载《澳门今日之侨运》，第3页。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10月10日，逢双十国庆日，澳门教育会向有召集各校在镜湖操场举行欢庆国庆之活动，本年则被澳门警察厅劝阻，并要求“勿令各校学生列队游行”，各校虽然非常愤慨，但又无法抗拒，只得暂停在镜湖操场开会，仅在各校礼堂举行庆典。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编：《工人之路特号》第114期《澳门政府阻止学生国庆巡行》，1925年9月26日。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10月10日，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宣布自动停止封锁港澳政策，将各港口纠察队一律撤回，幷就停止封锁港澳之事发布布告：为布告事。照得自省港罢工以来，对港澳两地加以封锁，其意无非借此而给帝国主义严重之打击，以伸五卅、六月二十三日惨案之奇冤巨耻。所幸得各界同胞之拥护与赞助，能以顺利进行。兹者北伐迭告胜利，形势已有变迁，而吾人反帝国主义之策略亦须改变。故本会议决，将纠察封锁之旧形式，改变为扩大经济绝交之新形式。爰于十月十日十二时，将各属驻防纠察一律撤回，凡交部落港通过证之发给、船只出入之领照及请派骑船员手续，一概取消。工商检验货物处，亦行停止。恐未周知，特此布告。《申报》1926年10月1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为停止封锁宣言》，载《省港大罢工资料》，第703─706页；《拱北关民国十五年华洋贸易统计报告书》(1926年12月31日)，载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358页。

民国十九年 (1930年1月1日-1930年12月31日)10月10日，第18任香港总督贝璐 (Sir Willian Peel)乘“塔兰图拉毒蛛” (Tarântula)号炮舰来澳访问澳督巴波沙。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242页。

民国二十八年 (1939年1月1日-1939年12月31日)9月21日，国民政府广东自卫团第七大队队长关国华和副队长吴百煖率领部队偷袭三灶日军机场失败，受伤队员送澳门医治。10月10日因队长关国华染病亦送澳门治病，结果被澳门水警抓捕，并被诬为国民政府派来澳门暗杀汪伪人员的凶手。关国华、吴百煖等7人被捕后，除吴百煖后被释放外，其余6人均被判充军31年，并于当年12月流放到帝汶。后经国民政府多次抗议，葡方最后才承认为误判。国民政府外交部国29字第23733号致葡萄牙公使和广东广西特派员训令，转引自陈锡豪：《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25页。

民国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10月10日，澳门举行“双十节”庆祝大会，国民党澳门支部常委李秉硕出任大会主席，外交部驻澳公署专员郭则范，三青团澳门分团主任刘次修，澳门中华总商会主席刘柏盈、副主席何贤，华人代表卢荣锡等均有参加。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第82页。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10月10日，镜湖医院组织全体医务人员和全体职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并在镜湖医院和柯麟的私人诊所悬挂起五星红旗，其时广州尚未解放。这一举动大大鼓舞了澳门人民，在香港亦引起了巨大影响。《镜湖医院慈善会故名誉主席、院长柯麟医生》，载吴润生：《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1871-2001》，第229页。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鼓舞著澳门进步人士和镜湖员工。早在1949年秋天，在柯麟院长等进步人士的支持下，许多员工利用业余时间排练解放区秧歌舞和话剧“小二黑结婚”。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该年10月10日镜湖医院全体员工在院内礼堂举行盛大庆祝大会。主席台上悬挂孙中山先生、毛泽东主席画像，两旁悬挂五星红旗，会场还展示著国歌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及庆祝口号。柯麟院长发表重要讲话，李端礼医生等员工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欢庆新中国成立。

原著录：中德学报（1-10）（1962年-1966年）《中德学报》最早于1962年以手写形式出版，由该校的学生一力承担其编辑和出版工作，是公开的园地，颇受欢迎。

1974年10月10日，葡萄牙地区协调部长申道斯（Almeida Santos）率领政府代表团访澳。

1984年10月10日澳门知名人士、各界代表，在镜湖慈善会会议厅举行座谈会，隆重纪念辛亥革命73周年。座谈会由慈善会名誉董事、同善堂主席崔德祺先生主持。李成俊、章明、陆昌等知名人士和慈善会何厚铧、陶开裕、梁培、方大维等先后发言。南光公司柯正平总经理作了重要讲话。孙中山先生外孙女戴成功女士应邀出席了座谈会。

2009年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签署《援建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合作协议书》，大藤峡水利枢纽将成为保障澳门长远供水安全的重要项目。（简介内容来自澳门自来水公司网页）

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镜湖医院是孙中山先生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镜湖医院慈善会除了参与全澳的纪念活动外，同时出版《镜湖春秋—文物集》、《镜湖碑林—碑匾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特刊》等书刊，把镜湖医院慈善会保存的孙中山先生在镜湖的史迹，及反映镜湖发展历程的资料辑录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