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1月22日─1548年2月9日)2月12日，葡王若奥三世任命王室贵族莱奥内尔•索萨(Leonel de Sousa)为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Capitão das Viagens da China e Japão)。这是1546年以后的第二次任命。葡萄牙王室一直以“巡航首领制度”的形式对远东商业航行进行严格的控制。根据惯例，统领船队的巡航首领(又称甲必丹末)不仅享有特定航线贸易独占权，身兼贸易总监、巡航首领及外交代表等多种使命，而且还可以国王的或葡印总督的名义，在沿途各港口出任临时性的最高长官，相机处理各种事务，故又被称为“海上巡抚”或“移动总督”。中日贸易航线本来是商人和冒险家们建起来的，但王室很快插手，掌握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的任命权：一是王室可以分享葡中和葡日贸易的丰厚利润；二是可以对远东海上来来往往的葡商们混乱无序的行为定一些规则；三是以王室的名义同中国政府打交道也有些帮助。一份早期耶稣会文献称：从彿兰西斯科•沙勿略死于上川岛时就是如此，葡萄牙人带着银子从印度来到这个港口(上川)，从中国人那里购入生丝和其他商品。有人将中国商品带回印度，也有人将它们运往日本。Capitão das Viagens da China e Japão，一般译为中日贸易船队司令或中日贸易船队总指挥，或中国与日本航海的加比丹•莫尔，本书统一译为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葡王任命书，见冈本良知：《16世纪日欧交通史研究》，第277——278页。李玛诺(Dias Manuel)神父于1610年称：葡萄牙人携带中国商品前往日本的初期，没有国王的许可书，任何人不得进行这种贸易，葡萄牙国王一直确保他规定的这一许可权。这一敕令使许多贵族竭力服务于国王。这是国王在印度实行的恰当措施之一。参见José Alvarez-Taladriz： 《1610年关于澳门、长崎间贸易船Armação契约的资料》，载《基督教研究》第12辑，1967年，第358--359页，转引戚印平：《早期澳日贸易》(载《澳门史新编》第2册，第411页)。戚印平：《早期澳日贸易》，载《澳门史新编》第2册，第410页；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第50页。罗理路：《澳门寻根》，第34页。这是文献中较早提到葡萄牙人的生丝贸易，16世纪中，中国对外出口商品最大宗当是生丝。特别是在16世纪中后期，1580—1590年由澳门输入果阿的生丝为每年3000担，而输入日本之生丝每年在1000～1600担。(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 p.6; 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1630—1754, p.52.)据16世纪末，卡莱蒂(Francesco Carletti)：《周游世界评说》记录：“商品的种类主要是生丝，据我估计，一担生丝需花费90塔艾尔(tael)现金相当于黄金90斯格特，白银100里彿罗，每一里彿罗相当于20盎司。但这是最高价，通常一担价值70塔艾尔。”据林旭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东印度或葡属印度针路、旅行及航行志》第132—133页的介绍：中国有三种生丝，最上等为“南京(Lankin)丝”，第二等为“佛山(Fuscan)丝”，第三等为“南赣(Lankam)丝”。此外，还有若干品种的丝称为撚丝。未经纺撚的“南京白丝”价格每担145～150雷阿尔，佛山生丝每担价格160～170雷阿尔，而广东撚丝每担价格50～55雷阿尔。高濒泓一郎：《日本ィェズス会の生丝贸易につぃて》，载《基督教研究》第13辑，第170—171页。

万历八年（1580年1月16日─1581年2月3日）2月12日，西班牙方济各会士奥古斯丁•托尔德西拉斯神父一行从广州离开后，先到福建泉州，又于本日返抵马尼拉。在此期间，佩德罗•阿尔法罗又给马尼拉的奥古斯丁•托尔德西拉斯写了一封密信。他在信中告诫同会的兄弟要处处小心行事，不要引起葡萄牙人的怀疑。但这封信被澳葡当局截获，澳门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关系开始紧张。Sinica Franciscana Vol. 2, Augustín de Tordesillas, Relación del Viage que Hizimos en China, pp. 106—107.

康熙九年（1670年1月21日－1671年2月8日）2月12日，“施万奴”号船以曼努埃尔•阿尔梅达（Manuel Pereira de Almeida）为船长、以贝尔纳多•施利华（Bernardo da Silva）为舵手，满载货物前往巴达维亚进行贸易。两艘船从巴达维亚返回，不久，又一艘澳门船赴交趾支那进行贸易。 TA-SSI-YANG-KUO, Série l, Vol. 1—2, 1—2, p. 754—756.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2月16日－1704年2月4日）2月12日，澳门议事会讨论向中国皇帝缴纳600两白银地租事项；最后决定“每年一个月从各商店及出租房屋的收入中征收”，“如款额不足，则由空置房屋和商店以及住户按比例分摊，任何人和任何情况均不例外”。21日，议事会再次召开有关三个城区房屋分担地租会议，地租额由房屋和商店的租金而定，任何人均不例外。《市政厅古文献》第2卷，第125—126页，转自潘日明：《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第99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27.

雍正十一年（1733年2月14日－1734年2月3日）2月12日，因广东按察使署理海关关务黄文炜打破成规，革除买办税银及澳门葡人往返广州税银，广州左翼副都统兼海关税务毛克明请求恢复买办应缴税银，但同意免除澳门葡商往来省城之人税，并获批准。依旧例：因澳门乃葡萄牙人租住的地方，不应时常往来内地，但一时不便阻绝，着令其交纳税银。凡自澳门来省者，每名收番银钱18元，每元重7钱2分；自省城往澳门者，每名收番银钱2元。 买办，马礼逊：《华英辞典》解释为“Mae pan买办：买办为商人的一种，在大商馆及衙门中置办食品及其他必需品之人，曰中介商”。清代前期广州与澳门出现的“买办”均指在商馆和衙门中从事购置物品的中介商，如给外国人购置物品，则称为“西洋买办”，与1842年上海五口通商后出现的“买办”含义有很大的不同。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广州左翼副都统毛克明奏报住澳西洋人往来内地所征人税可否邀免折》，第175页。

清嘉庆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2月12日，澳门有铺户失火延烧，引发火灾。3月5日，署香山县丞李凌翰亲临澳门，押拆墟亭以及关前街、草堆街等处篷寮。《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署香山县丞李凌翰为亲临澳门查验押拆墟亭等处篷寮事下谕理事官谕》，第34页。

清道光十年（1830年1月25日─1831年2月12日）2月12日，一艘海盗船在伶仃洋东边海面劫夺一艘葡人贩鸦片之货船，将船上6名夷人及1名华人先后打死，丢弃下海，并劫其烟土14箱。此艘海盗船之盗匪，全部来自澳门，其中华人11名，为首者为张润胜，在澳门当雇工；葡萄牙人3名，黑人1名。抢劫成功将船驶回南湾湾泊，并将烟土摊分，后张润胜被捕，此案获破。可知，当时的海盗亦有华葡合流者。《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张润胜为勾串蕃梢出洋抢劫三板杀人夺烟事供词》，第344页。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2月13日─1832年2月1日）2月11日，英商约翰·怀特曼夫妇被迫迁往澳门，并在澳门总督依德费基的允许下，在圣若瑟修院租来一所房子居住。第二天，又从澳门总督处传来命令要他离开澳门。总督解释说，从里斯本下达极明确的训令，禁止英国散商侨居澳门。还说，英国商人的闯入破坏了澳门的繁荣。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卷，第278页。

咸丰五年（1855年2月17日─1856年2月5日）2月12日，澳门土生富商费雷拉‧巴塔尼亚（António Ferreira Batalha）在澳门老楞佐堂区病逝。费雷拉‧巴塔尼亚为澳门土生巴达利亚家族的第二代，1785年生于葡萄牙巴达利亚（Batalha），后到澳门经营航运业，为“新希望（Nova Esperança）”号船主。该船载重1200担，装备很强的火力。1849年，美士基打攻打北山岭炮台时，该船曾以火力支持。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1, p. 503.

咸丰九年（1859年2月3日─1860年1月22日）2月12日，政府公报刊登了经澳门港口总监核发证书，许可在1858年中载运移民出海的船只一览表。表中没有俄国船只，主要是欧洲各国和美洲各国的船。运送移民的目的地有巴达维亚、爪哇、新加坡、卡亚俄（Callao）、利马、德梅拉拉（Demerara）[经香港、苏里南（Surinam）]和哈瓦那（Havana）一总共运出男性成年移民10074人。同期经香港前往旧金山、墨尔本、悉尼、哈瓦那、德梅拉拉的移民总数达15624人。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37页。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2月12日，香港总督坚尼地致函殖民地部大臣称：香港并不打算对付除从澳门移民以外的其他类型的移民，言下之意，即香港政府主要是对付澳门的移民。他甚至还建议海军当局捕获那些在香港装备后去澳门从事苦力贸易的秘鲁船只。1873年关于采取措施防止在香港装备从事澳门苦力贸易船只的文件，转引自徐萨斯的《历史上的澳门》，第257页。

光绪十年（1884年1月28日─1885年2月14日）2月12日，澳门政府在小横琴岛建一所官立小学，免费招收贫困华人儿童，学校有18名注册儿童。Manuel Teixeira, Taipa e Coloane, pp. 98—105.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2月2日─1898年1月21日）2月12日，葡萄牙政府任命波杰斯‧卡布拉尔（Ovídio de Alpoim de Cerqueira Borges Cabral）为澳门地区大法官。11月19日抵澳就职。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182.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月29日─1904年2月15日）2月12日，澳门著名华商葡萄牙籍人林莲禀请：长子林焕章，今年36岁，次子林焕斌，今年31岁，三子林焕玻，今年2岁，长孙林配焜，今年7岁，孙女林玉韶，均欲加入葡萄牙国籍。林莲，又名林含莲、林蓓生。澳门人。嘉庆年间即已在龙田村购地营生，并在澳门有商号称“林莲号”，道光二十八年时该号在望厦、龙田拥有土地13.5748亩。故成为澳门最大的物业主，其在澳门城内板樟堂街、河边新街等处拥有房产达70余处，价值估银为l2万余元。又与萧瀛洲等人合伙创办三记号商行及时丰银号，至1902年时，萧瀛洲等人退出，由林莲独家经营，1910年4月，时丰银号倒闭。不久，林莲在澳门病逝。《澳门政府宪报》1903年2月14日第7号。《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林莲号开列在龙田等村田亩单》，第79页；《澳门政府宪报》1903年4月18日第16号。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 2月12日，澳门政府报告，在关闸北边爆发了一场大示威，这批示威者打着中国国民党旗号，声援他们在广州的同志，有些人甚至全副武装，幷在道路上设置障碍。澳门政府就此事向广州政府提出了客气的抗议，但他们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于是，澳门总督巴波沙与葡萄牙驻河内、广州和马尼拉的领事磋商，请求他们征调食品和燃料的应急供应，以防这次示威演变成一场危机。英国档案局：CO129/471，“澳门的局势”，第447页，转引自杰弗里．C. 冈恩：《澳门史：1557─1999》第5章，第160页。

民国二十七年 (1938年1月1日-1938年12月31日)2月12日，革命同志抗敌后援会澳门分会成立。该会由辛亥革命元老黄明堂在广州创立。后由梁彦明、刘紫垣等15人发起筹备，于本日正式在澳门设立分会，会址设在蓬莱新街12号2楼。《华侨报》1938年2月12日。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2月12日，澳督柯维纳在《澳门政府宪报》发表澳门政府立法条例第1081号，即奖励兴建屋宇条例。《市民日报》1949年2月13日《澳府立法条例第1081号》。

拍摄时间：1955年2月12日 前排左起：林如庆、刘志明、李端礼、陆辉若、朱培、梁德芳、欧阳佩日、陈炎慧、邓巧文、饶不辱、郭信坚校长、梁锡光、简以仁、李天赐、柯照黎、朱明华、陈汝俭； 中排左起：陈润莲、曾素娴、钟桂如、梁秀珍、周金陵、何慧文、罗凤琼、杨銮金、陈淑华、马婉兰、刘金凤； 后排左起：陈振兴、陈佩华、林美芳、任淑仪、房丽明、莫如馨、余少侬、卢景卿、梁洁明、崔倩文、冯向荣、钟惠卿、潘颖仪、郭惠仪。

1956年2月12日，澳门在农历年初首次有葡国烟花表演。

黄平与马万祺在进行象棋比赛。

展览由中国牡丹花展览委员会及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主办，于1978年春节期间（2月6日至2月14日），在葡京酒店对面的铜马广场上展出牡丹、兰花、桔果等。

展览由中国牡丹花展览委员会及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主办，于1978年春节期间（2月6日至2月14日），在葡京酒店对面的铜马广场上展出牡丹、兰花、桔果等。

1997年2月12日，保安政务司孟明志（Manuel Soares Monge）承认有黑帮分子渗入警队，透露黑帮组织庞大，成员与警队相若。

1999年2月12日，路氹连贯公路扩宽完竣，全线通车。

疫情初期，市面一度出现口罩荒。2020年1月23日，特区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应澳门居民计划，市民和外雇可以每人每轮购买10个口罩，每轮为10日；为方便市民，特区政府保证口罩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于7月29日公布调整口罩售卖期间至30日，并从第20轮计划起实施；截至2021年5月上旬，口罩计划已进行至第29轮。

疫情初期，市面一度出现口罩荒。2020年1月23日，特区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应澳门居民计划，市民和外雇可以每人每轮购买10个口罩；其后，2月12日推出的第三轮计划，加入了儿童口罩的供应，家长可凭合资格儿童（满3周岁至8岁的儿童）之澳门居民身份证正本购买5个小童口罩和5个成人口罩。口罩以卫生局购入之成本价售出，8澳门元可买到10个口罩。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令口罩成为市民防疫的必需品。疫情初期，市面一度出现口罩荒。2020年1月23日，特区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应澳门居民计划，市民和外雇可以每人每轮购买10个口罩；其后，2月12日推出的第三轮计划，加入了儿童口罩的供应，家长可凭合资格儿童（满3周岁至8岁的儿童）之澳门居民身份证正本购买5个小童口罩和5个成人口罩。

疫情初期，市面一度出现口罩荒。2020年1月23日，特区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应澳门居民计划，市民和外雇可以每人每轮购买10个口罩；其后，2月12日推出的第三轮计划，加入了儿童口罩的供应，家长可凭合资格儿童（满3周岁至8岁的儿童）之澳门居民身份证正本购买5个小童口罩和5个成人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