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年(1523年1月17日─1524年2月3日)5月31日，广东政府派出一艘小船载着15位马来人、15位中国人与马六甲使臣为昔英离开广州前往北大年，并把信交到了流亡的马六甲国王手中。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第3章，第65页；高德胜：《欧洲第一个赴华使节》，第157页。

万历十年（1582年1月24日─1583年1月23日）5月31日，阿隆索•桑切斯神父与罗明坚一起回到澳门，宣布了西葡两国合并的消息。葡萄牙人刚开始知道这一消息时还有点不情愿，但还 是很好地接待这位马尼拉来的特使。西葡两国的合并，最后不论是澳门上层人士还是普通市民，都感到非常高兴，城内还有人举行了私人庆祝活动。人们普遍认为，菲利浦二世朝廷的强大，可以帮助澳门葡萄牙人巩固地位和获得更好的处境。 裴化行：《天主教16世纪在华传教志》，第205页。普加：《桑切斯澳门及中国沿海之行（1582—1684）》，载《澳门史新编》第1册，第38 页。

崇祯十五年（1642年1月30日─1643年2月18日）1月，新国王若奥四世派遣于1638年离澳回国的菲亚略•费雷拉（António Fialho Ferreira）为使节，去向澳门传达葡萄牙恢复独立的消息。为了防止西班牙人抢先赶到，使当地的市民继续效忠于西班牙，菲亚略•费雷拉作出很大努力，于1642年5月30日率先赶到目的地。31日，澳门议事会为若奥四世举行了盛大的庆典，由方济各会士署理主教本托•克里斯托（Frei Bento de Cristo）主持，并通过了由276人签名的文件。在澳门总督和教会领袖召集的秘密会议上，菲亚略•费雷拉向全体社会名流公布若奥四世即位的消息，作了爱国的演讲。大部分与会者立即表示了对新国王的忠诚，虽然他们明白，承认若奥四世就意味着将失去如今赖以为生命线的澳马贸易。会上，也有一些人提出不同意见。他们倒不是反对拥戴若奥四世，而是因几年前菲亚略•费雷拉在澳居留时与他们有利害冲突，因此不愿受他的左右。由于菲亚略•费雷拉的姻亲、屡次出任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的贾罗布等人态度坚决，会议最终作出了决定。6月20日，澳门总督和所有有声望的市民、宗教人士都在公共广场参加效忠于若奥四世的宣誓仪式。宣誓条文有71人签字，包括澳门署理主教本托•克里斯托及各修道院院长。宣誓以后，儿童们向民众表演戏剧，荣誉团的士兵对天鸣枪，所有的炮台鸣放礼炮，使整个庆典进入最高潮。为了表明澳门对若奥四世的效忠，居民们捐赠了一大笔现金20万两白银给国王，还给国王奉献了澳门生产的200门铜炮和各种弹药。由澳门议事会推选的代表菲亚略•费雷拉和贡萨洛•费拉兹（Gonçalo Ferras）送到里斯本，并以该城的名义向国王致敬。此后的10个星期，在澳葡萄牙人为祖国的光复进行了在所有葡萄牙海外居留地中最为热烈的庆祝活动。尽管阴雨连绵，贵族们都穿上华贵的节日盛装，公共建筑、教堂和富裕市民的房屋都悬灯结彩，各个教堂和修道院都举行感恩祈祷、组织化装游行，市民们更是兴高采烈地观赏以葡萄牙农村方式进行的斗牛表演。7月7日，一场由年轻人组织的盛大的化装游行尤为引人注目，甚至居住在澳门的非葡籍居民都加入了这场盛大的庆典：圣保禄学院的中国学生进行了中国式表演，多明我会学校的学生和奥斯定修道院的学生也聚集起来欢庆这一节日。被驱逐到澳门的日本天主教徒表演了日本伞舞，波斯人表演了灯舞，荷兰人也在表演中展示了他们的民族风尚。参与这场盛典的还有澳门的奴隶们，7月10日，圣老楞佐堂区的奴隶们率先向主人要求举办自己的化装舞会得到允许，他们使用主人提供的面具和各种道具表演了非洲舞；8月10日，澳门的大部分奴隶和圣安东尼奥堂区的奴隶举行了自己的游行演出，其规模完全可以和上一次奴隶化装舞会相媲美。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6章，第85页；C. R. Boxer, The Embassy of Captain Gonçalo de Siaueira de Souza to Japan in1644—1647, p. 3; C. R. Boxer,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o, pp. 163—166, p. 170.

顺治二年（1645年1月28日─1646年2月15日）5月31日，葡萄牙贡萨罗•西奎拉（Gonçalo de Sequeira de Sousa）赴日使团抵达澳门，受到了澳门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 姚丽雅：《贡萨罗船长出使日本记（1644—1647）》，载《文化杂志》第54期，2005年。

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2月16日─1647年2月4日）5月31日，葡印总督菲利佩•马斯卡雷尼亚斯对贡萨罗•西奎拉出使日本高度重视，他认为，贡萨罗•西奎拉出使前途虽然难测，但鉴于恢复日本贸易对葡印局势的重要性，他还是决定支持贡萨罗•西奎拉出使日本。他为大使提供新船“圣若奥（S. João）”号为旗舰，原来乘坐的“圣安德烈”号为护卫舰，并增添了赴日贸易的货物及航行的水手，于本日从果阿出发。不幸舰队在琉球岛附近遇上台风，损失惨重，遂于9月18日折回澳门。 姚丽雅：《贡萨罗船长出使日本记（1644─1647）》，载《文化杂志》第54期，2005年。

康熙十年（1671年2月9日－1672年1月29日）3月23日，澳门关闸又一次开放，每5天1次，直至5月31日。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117.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2月11日－1718年1月30日）5月31日，康熙帝禁止了中国商船赴南洋贸易后，试图将中国对外贸易集中到澳门，并颁布了在澳门征收全部进出口关税，不许外国船只去广州而只能在氹仔通商的命令。两广总督杨琳还建议，在氹仔修建一座炮台以保卫氹仔的船舶碇舶处。但是，澳门葡人担心外国商贸集中澳门会带来不幸和危险，故通过关系让清廷撤销了这一命令。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86页；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104页。

1717年（清康熙五十六年）4月16日，中国九卿会议下令驱逐所有传教士并禁止天主教传教活动。5月31日，中国当局命令不许外国船只去广州，而只能在氹仔通商。清廷颁布南洋航海禁令，禁止中国商船往南洋贸易。葡传教士李若瑟（José Pereira）在京活动，澳门获准免受此限制。

乾隆十九年（1754年1月23日－1755年2月10日）5月31日，广州义丰行行商邱昆禀称：荷兰商人芦哩哑申请搭船前往澳门，等候该国船到回国。随带仆役二人，防身刀剑一口。澳门同知魏绾给发牌照。《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澳门同知魏绾为荷商芦哩哑下澳候船事行理事官牌》，第704页。

清嘉庆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5月19日，出海协助清水师缉捕海盗的2艘洋船回到澳门。其中1艘在三灶洋面，捕获海盗船1艘，水手人等7名。5月31日，香山知县金毓奇下澳门理事官俾利喇谕，犒赏协助捕获海盗的澳门葡萄牙船。它们在4月15、16日与海盗的战斗中，协助歼毙盗匪甚多，并生擒杨朦九等40余名，后又拿获林亚旺等7名，发来猪、羊、茶叶、橘饼等物分赍西洋船收领，作为犒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金毓奇为提解番船所获海盗事通知澳门理事宫俾利喇》，第484页。《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金毓奇为犒赏获盗番船事下理事官谕》，第485页。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5月31日，一艘小吕宋船来澳门贸易。因澳额第六号知古·列地船于本年四月内开往小吕宋贸易，不复回澳，兹将该船顶补额缺营生。《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香山县丞周飞鸿为饬查顶补额缺之小吕宋船事下理事官谕》，第664页。

同治八年（1869年2月11日─1870年1月30日）5月31日，澳督苏沙颁布第63号训令，由佩雷拉‧莱特（Pereira Leite）上校出任巡捕营长官。当时，巡捕营署从先拿‧飞南第少校住宅搬至玫瑰堂（板樟堂），与此同时，在圣安多尼堂区、望厦、关闸、二龙喉花园、二龙喉兵营、望德堂、沙栏仔、桔仔街、沙梨头、万里围、亚婆井、青云里、氹仔及路环设立警站。巡捕营获得军事组织编制。即日起巡捕营士官与前线连作战士官一样可获晋升为军官。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43, 53, 59.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5月31日，澳门教区主教座堂神父安格罗．李美雕（António Miguel Ângelo dos Remédios）在风顺堂区去世。安格罗为澳门土生李美雕家族第二代，其祖父母均为华人异教徒，后信奉天主教受洗后成为澳门土生家族，其父安东尼奥．李美雕（António dos Remédios）经商致富，1824年出任议事公局议员，为1822年澳门立宪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安格罗1792年10月2日生于澳门风顺堂区，住水手东街（Rua das Alabardas）11号，位于西湾炮台（妈阁炮台）附近的一幢小别墅。安格罗为澳门主教座堂的本堂神父，在政治上，他属于自由派，1823年立宪派政府倒台时，他曾随他父亲及同党到广州避难。1857-1863年由于热罗尼莫．马塔（Jerónimo José da Mata）主教离澳，澳门没有主教，他与圣若瑟修道院院长劳伦索．古维亚（Manuel Lourenço de Gouveia）神父共同管理教区。工务司司长陆军中校戈麦斯．奥利维拉（Gomes de Oliveira）针对其资格提出强烈反对，甚至企图拆除大三巴的前壁及石阶。1870年安格罗正式被澳门教区教士及神父代表推选为教区教长。但由于年事已高，他向果阿大主教请求派一名主教来接替其职。1862年12月17日，他荣获“圣母（Na Sra da Conceição de Vila Viçosa）”勋章。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 31.

光绪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5月31日，新桥莲溪庙重建竣工。先是，莲溪庙建于嘉庆年间，道光十年（1830）重修，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风灾”后，莲溪庙基本被毁，该庙值理等10家遂筹集资金3400余元对该庙重建，并推举“益昌”号专任修建事。这次重建，不仅是对旧庙的修复，而于庙左闲堂改筑两殿，“以祀金花”。莲溪庙竣工之日，正值飓风吹袭澳门，而该庙“岿然”，可以反映这次重修之品质。《重修莲溪庙碑记》，载谭世宝：《金石铭刻的澳门史：明清澳门庙宇碑刻钟铭集录研究》，第303页。

光绪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5月31日，澳门遭受台风袭击，“其风力虽不似去秋之大，然亦相差无几也”。澳门“有本地大小船数百艘，或在水倾覆，或因风撞坏，其被溺者亦不可以数计。岸上房屋受损者甚多，即驻澳之督宪衙署亦半皆吹倒。有一中国之巡海炮船吹搁在岸，须设法或可拖下也”。另据其后的《申报》报导，澳门风警计沉溺大小船只139艘，船中之货计值银16万元。其中，行驶港澳的客船“鄱阳”号火船因台风失事沉没。客船中被溺之人，西人则船主加路儿（Garrão）、火长度林文、缮写厘卑络（Libero）、澳门西商哥拉（Gola）并白头客1人、西洋客20人。华人有可稽者，如港中有利银行买办家属上下共7人、祥泰小押店东1人、石街妓女9人、梨园子弟3人、广源西街住眷妇女5人，共有120人之多。虽有访明遇救60—70人，而此外无所下落者，尚复不少。港中洋船均下旗至半，以示哀戚。另有“塞尔吉奥（Sérgio）”号船触礁损坏；在氹仔村有70条船失踪；在600艘靠岸的船只中估计只有20%幸存无碍；50间房屋倒塌并造成一些人死亡。在路环和荔枝湾有10间小屋倒塌，6艘三桅船毁坏，无人死亡。澳门政府向灾民派发了1万枚铜钱。6月5日，《澳门政府宪报》上首次就风灾登载了总督亚威拉的安民告示：澳门的居民！这个城市再次遭到大灾难的摧残！5月31日来临的台风像去年9月22及23日晚上吹袭澳门的台风一样恐怖，真是一波未停一波又起。这是天意，我们应要听天由命！在这危急关头，不应气馁。在上天的帮助下，我们齐心合力去挽救失去的一切，以创造美好的明天，但不要忘记各人要竭尽所能去肩负这坚定不移的任务。澳门人！我有责任确保你们的安全，当有需要时，会随时为你们效劳。身为你们的好友，身为灾难的受害者，我为灾难的来临使亲人失去而感到难过，我与你们一起去克服这重重困难。《申报》1875年6月8日《粤省风灾》。《申报》1875年6月19日《澳门沉船数目》。《申报》1875年6月11日《火船失事续闻》。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01页。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500年：1500—2000》，第67页。

光绪十年（1884年1月28日─1885年2月14日）5月31日，澳门公物会招人暗投承充澳门、氹仔、过路湾闱姓生意，以三年为期，自1884年9月27日起，至1887年9月26日止。每投1票，须要先交出压票银3万元，贮在公物会银库，为担保此票。投成者要交担保合同银10万元。《澳门政府宪报》1884年5月31日第22号。

光绪十四年（1888年2月12日─1889年1月30日）5月31日，里斯本葡萄牙国王谕旨：据华人卢九禀称，年已逾壮，在澳门居住已历三十余年，置有产业，今请隶入西洋旗籍等情。朕览该卢九所呈出各凭据，与所禀相符，按本国民律之十九款，该卢九可隶入本国旗籍，朕今特行批准。该卢九呈出户部首1888年5月9日收印厘单，已据将领给本谕旨之费用116769厘士缴讫。此谕旨由吏部尚书嘉士度奉大君主1888年4月27日淮卢九入本国籍之旨意撰拟呈进，本日该卢九已在里斯本户部首司将费用5300厘士缴讫。吏部首司奇玛签名，户部首司宾爹喇用印，注收印厘5000厘士，1888年5月11日。《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葡国君主批准卢九入葡籍谕旨译文》，第750—751页。

光绪十五年（1889年1月31日─1890年1月20日）5月31日，据两广总督张之洞是日致总理衙门电文，知香山县丞倪姓驻在澳门，赁屋居住。曾在澳门标贴告条，招人禀控，行使管制之权。并称其前任数年来向驻澳门，历久相安。后因该员照会葡人，钞录旧稿，误沿用夷字，葡人不悦，因促令移出澳地。后经绅商调停，今仍住澳，彼亦不问矣。澳事交涉颇多，该县丞寄寓其地，借通声息，谅亦有用，故只可听之。《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两广总督张之洞为香山县丞寄寓澳地现仍其旧事致总理衙门电文》，第399—400页。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1月21日─1891年2月8日）1月20日，其祥公司大东主何连旺司事人郭贵志、李玉林禀称，欲在荷兰园内东边设立织造匹绸厂，此厂即原悦和昌缫丝厂。该厂北向茶行，南向西洋坟之街，东向二龙喉街，西向（荷兰园）街。其厂内用机床，系用水气机转动。5月31日，获准。1月15日，入西洋籍人曹善业禀称，现欲在白马行街第3号屋设立织造匹绸厂，其厂内用机床100张至150张，该机床系用水气机转动。《澳门政府宪报》1890年1月23日第4号页36，1890年6月12日第24号页189。

光绪十七年（1891年2月9日─1892年1月29日）5月31日，在马西米盎奴·李美雕口头提出减税请求未被接受的情况下，贝尔南迪诺·李美雕向澳门政府提出上诉，反对“什一税”登记委员会拒绝接受好景酒店客房租额的投诉。澳门政府于同年6月13日同意将酒店客房初期的租额从750元降至500元。澳门历史档案馆、民政署案卷G组第339号，转引自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65页。

《知新报》第二十期刊登《论日本自强之故》、《美德宜力保大局说》、《驳树新法》、《制炭新法》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清宣统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5月31日，远东电力公司总经理李革将澳门电力专营权出让予澳门电灯公司（MELCO），自己仍然出任大股东。澳门电灯公司为英国企业，总部设于香港，是一家可以提供澳门地区所需电力的实力雄厚的公司。《澳门政府宪报》1911年2月14日第6号；Luís Andrade de Sá, Aviation in Macau: One Hundred Years of Adventure, pp.12—13.

民国四年(1915年1月1日─1915年12月31日)5月31日，澳门西华政厅晓示：华人夏天往海边洗身，限以只准在马交石、黑沙环两边，其余海边一概禁止，并规定：洗身时必须有棚遮盖，并须穿着洗身衣服，不准赤身露体。《澳门政府宪报》1915年5月31日第23号，第367页。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5月31日，国民外交后援会邀请广东各界在广州举行集会，声讨澳门葡人的残暴行径，共商对策。参加大会的团体、成员捐赠临时办事费四五百元，由公众推举办事员30余名，办理执行决议的有关事务，并决定6月2日再次举行全体国民大会。会后致电孙中山，提交请愿收回澳门等八项决议：(1)请愿要求政府速行收回澳门，即派北洋军舰前往澳门保护侨民；(2)由人民方面采取自动态度与澳葡断绝关系；(3)不在澳门做工，不在葡人店中服务；(4)抵制葡货，如有助葡为虐者，一并抵制之；(5)知照前山镇民团义勇队积极设防；(6)通电全国声讨葡萄牙人的残虐行为，务达收回领土之目的；(7)所有各乡镇运往澳门之蔬菜食物米粮，一律停止；(8)银坑水库即行停止向澳门供水。《(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6月6日。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5月31日，据《工人之路特号》第309期报导，在“五二九”事件四周年纪念之前夕，澳门工人组织曾准备发动澳门工人大罢工。“顷闻运水工人张某，暨电力公司工人李某、卢某等，连日为此招集侨澳各行工人，在康公庙直街某俱乐部内，秘密联合会议多次”，“旋复议决先由水艇工人罢工起，以期制彼死命，并即席推举代表人，于总理就职纪念日返省，与省港罢工委员会接洽，请求援照前日省港工人罢工返省待遇办法，以期援助”。罢工决议消息传出后，“澳门之商人，多数鉴于香港之覆辙，咸欲及早他徙，免受巨大之损失。葡督据报后，连日派遣差人多队，分抵各要隘码头，实行强制手段，禁揭商人迁出境外，并一面电请港督金文泰，派拨印差二百名，代为防守关闸一带；一面镇旦放枪试炮，布置一切防御工事，以期威吓商人” 港督金文泰收到澳门可能发生罢工的消息后，立即“允以大帮军械子弹相援助，旋于六月二日，由港方用电车十一辆，满载枪械子弹军实，暨大炮二门，机关枪六挺，运交泉州火船，输送至澳”。同时，还派援军防卫澳门，香港政府与澳门政府准备联手镇压澳门的罢工运动。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编：《工人之路特号》第309期《澳门工人将举行大罢工》，1926年5月31号；第312期《港督助澳门政府屠杀工人》，1926年6月3日。

相片摄于1937年5月31日。

1938年，礼记雪糕向澳门广兴电料行购买一匹力比丽牌摩打一个，支付430港元。图为礼记雪糕的购货单据，立于1938年5月31日。

1972年5月31日，已故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之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来镜湖医院参观。

前排左起：马万祺、斯诺夫人、陈炎慧、罗柏心（马万祺夫人）、郭信坚、周金陵； 后排左起：斯诺夫人随员、卡欣．惠勒（斯诺夫人之妹）、克里斯托弗．斯诺（斯诺先生儿子）、梁志辉、梁鸿基、郑庆移、吴惠贞。

张阳，原名张铁柔，曾用名张钊，笔名金刃，香山县大布乡（今属中山市三乡镇大布村）人。澳门资深报人、资深新闻界人士。[1] 20世纪30年代，张阳深受名师缪朗山的熏陶，对文字修养有颇深的造诣；30年代中期起，投身于教育事业，在内地广西、泰国曼谷等地任教；抗战前在澳门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澳门圣罗撒女子中学、濠江中学任教。[2] 1936年2月1日，黄健接办澳门濠江中学，为澳门广大劳苦同胞子女服务，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组成以黄仲榆为董事长，黄桂纪、黄豫樵、黄渭霖、黄福隆、黄汉兴等为董事的校董会，同时团结黄一峰、曾枝西、张铁柔（阳）、陈雪、黄瑞坤、周筱真、郑冷刃（少康）、区白霜（梦觉）等一批有为青年尽心办学。 众人都抱着献身于教育事业的志愿，同心同德投入工作，不避艰苦，不计报酬。初期学校出现经济困难，没有教具，老师自己做；没有教材，老师自己编；没有图书，想办法请亲友捐助，甚至自己剪剪贴贴，自编自制钉装成“画报”，供同学们阅读；以“忠诚勇敢，勤劳朴素”为校训，言传身教，取得一定的成效，使濠江中学在社会上奠定了基础。[3] 1937年夏，中山县三乡教书时受中共党员教师叶向荣、郑少康等人的影响，张阳在澳门组织起世界语学会，学会会员60余人；组织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半公开性质的救亡歌咏团。[4] 抗战爆发后，张阳以教师代表名义，参加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的救亡活动，当选为理事会首任理事。不久参加澳门四界救灾会共同组织的回国服务团。 澳门四界救灾会先后组派回国服务团11个队回内地服务。第二队于1938年12月初出发，先到达开平县赤坎五龙乡，次年1月初转赴鹤山县谷埠水口村，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该队成员共15人，张阳担任队长，黎伟初（天）任副队长，以争分夺秒的步伐，先后在两地展开各项动员和组织民众的工作，不避艰险，出色完成大量的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深受当地官民的爱戴和赞扬。 该队于1939年2月中旬，奉命到粤北曲江集中，接受为期六个月军事训练后，被派到十二集团军担任军中政治工作。[3]两年多里，张阳尽职尽责，奔走呼吁，不遗余力，工作出色，不仅得到全体战友的敬重和爱戴，而且得到当时战区行政长官和有关当局的嘉奖及当地军民的一致赞扬。 1941年秋，因华南情势异常恶劣，张阳不得不离开十二集团军的工作岗位，转到广西去，在当地中学从事教育工作。 抗战胜利后，张阳回到澳门工作，继续在濠江中学担任教职。 1949年冬，张阳与澳门爱国民主人士谭立明、陈满等人，联合发起组织新民主协会，推动澳门地区的爱国民主进步运动。 1950年，张阳参与创办爱国刊物《新园地》，陈满任社长，张阳担任主编。张阳以《新园地》作为阵地，用锐利的笔锋，激浊扬清，更以坚毅的立场对抗50年代蒋氏顽固派在澳的嚣张跋扈势力，发挥新闻战线上的大无畏精神，受到当年澳门爱国同胞的赞扬。 1952年，张阳加入澳门爱国报人蔡凌霜接办的《大众报》，担任副刊主编，撰写不少针砭时弊的评论文章。[1] 1958年，在《新园地》基础上，张阳与爱国报人王家桢一起，发起创办《澳门日报》，并担任该报副总编辑。《新园地》原为旬刊，1955年9月改为周刊，1958年更名为《澳门日报》。[1][5] 60年代后期起，张阳致力于澳门新闻同业的爱国大团结活动，1968年元旦创立的“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担任该会常务理事。之后，他多方奔走，长期在会务推广中献出不少精力和心血，深受同业的敬重和爱戴。1986年下半年，张阳退休。 鹤山县和开平县领导人对该队于抗战时两地进行抗战工作的一段史实十分重视，1986年11月下旬和1987年6月上旬，邀请当年第二队成员和澳门四界救灾会张阳等理事前来访问，张阳一行人重访近半个世纪前曾工作过的两个地区，情绪十分激动，更留下深刻的印象。[2] 1990年5月31日，张阳在澳门病逝，终年75岁。[1] 海内外各地的原澳门四界救灾会和服务团同人及港澳好友获知噩耗，深表悲痛，沉痛悼念张阳光荣的一生。他一贯坚持正义立场，热爱祖国，关心桑梓，对抗邪恶，维护正义，始终不渝。他操守廉洁，待人随和，作风谦虚，处事谨慎，律己以严，诲人不倦；一生尽瘁教育和新闻事业，风雨无间。 张阳生前一个遗愿，就是要完成“澳门四界救灾会”会史——《濠江风云儿女》出版工作，使澳门各界同胞和海内外人士得以了解当年广大濠江儿女进行抗日救亡的英勇动人事迹。该书编辑和出版过程中，他耗费了无数心血，功不可没。 张阳的妻子陈瑶清（奇）是原澳门镜平小学教导主任，参加澳门四界救灾会，一起参加第二队工作，抗战胜利后结婚。[2] [1]中国新闻年鉴杂志社：《中国新闻年鉴1996》，北京：中国新闻年鉴杂志社，1996，第659页。 [2]陈大白：《天明斋文集》，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第344-346页。 [3]杜岚：《黄健同志革命的一生》，载《中山文史》（第23辑），中山：中山政协，1991，第141-162页。 [4]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第179页。 [5]《澳门日报》，载“中国网＂，2013年3月11日，http://opinion.china.com.cn/person_7220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