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六年（1626年1月28日─1627年2月15日）10月2日，教宗乌尔班八世（Urban Ⅷ）敕书批准老楞佐教堂的澳门最古老的教友会医药圣母（Nossa Senhora dos Remédios）教友会的章程。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37页。

崇祯十四年（1641年2月10日─1642年1月29日）10月2日，本日的议事会文件中提到莱昂内尔．利马（Leonel de Sousa de Lima）为澳门王室大法官。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36.

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2月16日─1647年2月4日）10月2日，清军俘获隆武帝及马士英、阮大铖诸臣，隆武政权亡。 11月20日，永明王朱由榔在肇庆即位，次年改元永历。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8《清杀马阮方四人》。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9《粤中立永历》。

顺治十八年(1661年1月30－1662年2月17日)8月6日，荷兰与葡萄牙在海牙签订和约，1662年，阿丰索六世与摄政太后共同批准，1663年10月2日在巴达维亚公布。自此，荷葡结束两国的敌对行动。 维因克：《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葡萄牙关于葡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决定》，载《文化杂志》第13－14期，1993年。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2月3日－1686年1月23日）10月2日，在澳门议事会的会议上，有议员说：议事会与澳门新总督毕美达之间关系紧张，冲突不断。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134.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2月5日－1705年1月24日）9月27日，澳门总督马沙度向议事会提出四个问题：1. 要是没有与帝汶的贸易，本市能继续存在吗？2. 帝汶陷入困境，澳门要不要援助它？3. 如果需要，应当派税收船去，还是由本市或某个私人提供船只前往？4. 是否应由本市或某个私人承担援救费用？如果不是这样，又将采取何种手段援救帝汶？这些问题在10月2日的大会上被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没有帝汶，澳门就无法生存，因为在中断这一贸易的三年中，“本市已衰弱不堪，其居民与其说靠著自然条件，倒不如说由于神力的帮助才支撑下来；如果没有这一贸易，本市将完全毁灭”。因此，他们陆续采取了一些援救措施以解决这一困难处境。由于当时澳门有足够的资金承担冒险航行所有费用的商人和船东屈指可数，于是他们便与亲戚、朋友和船东们结成团伙。这样，从总督到寡妇和孤儿，整个澳门都把微薄的资金凑到一起，参加到这一帝汶檀香木贸易的“集体行动”（有难同当、有利共享的一种做法）中。愿意向这一贸易投资者也可以向仁慈堂和主教堂司铎团代理人借款，利息为20%或25%。同样，马尼拉的慈善组资助了阿卡布科大帆船贸易大部分款项。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p.29-30.

乾隆五年（1740年1月29日－1741年2月15日）10月2日，法国船“伊阿宋（Jason）”号抵达澳门近海，大班是地里亚氏贰和瓦拉尔梅（Valarme）。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73—274页。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2月7日─1770年1月26日)10月2日，广州知府顾光前往澳门，下令议事会交出用刀刺伤民人杜亚明兄弟致死之凶犯让．呢咕(João Nicolau)，并处以绞刑，立即执行。先是，南海县民杜亚明与兄长杜亚照一直在澳门割草营生，杜亚明曾在澳门葡船上做水手，因懒于工作，被该船葡人让．呢咕解雇。8月21日晚，让．呢咕在澳门三层楼街经过，与杜亚明兄弟相撞，激起前嫌，杜亚明以拳殴打让．呢咕，让．呢咕则拔出随身所佩小刀还击，连击两刀，致杜亚明倒地身亡。又用力击其兄杜亚照，致杜亚照重伤，当夜亦亡。地保报香山知县验明尸首，又命议事会将让．呢咕捉拿到案，并供认不讳。依殴死家人二命例，拟以绞决。《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李侍尧等奏报让呢咕刀伤民人杜亚明等致死拟绞折》，第392—393页。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2月15日─1772年2月3日)10月2日，议事会付给代理主教若瑟．科斯达(António José da Costa)1770年7月至1771年10月的薪俸。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553.

清道光二年（1822年1月23日─1823年2月10日）10月2日，多明我会修道院院长圣罗萨．佩雷拉（Luís de S. Rosa Pereira）评价澳门航海学校称：“该校成立至今，没有学生能够从注册入学一直坚持到毕业的。这有几种原因，一些人因出海需要，一些人因懒惰或能力有限，一些人是因父母的要求而退学的，并非教师的无能导致这种状况。但唯一例外是，有一名坚持下来的学生，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领航员，去了欧洲，又从欧洲去了里约热内卢，担任太副之职，获得了同行的称赞。可以证明他在航海学校接受的教育很有意义，他现在的工作，恰恰是从前实践课程的继续。”Manuel Teixeira，A Educação em Macau，p.30.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10月2日，澳葡总督席尔维拉．边度出席议事会会议，并作告别演讲。3日，澳门新任总督海军上校彼亚度在大炮台宣誓就职。彼亚度于9月30日坐乘葡萄牙兵船“特茹河（Tejo）”号抵达澳门。当晚彼亚度登岸时，受到依据其级别的仪仗队迎接。彼亚度履任澳督不久，钦差大臣耆英来到广州，即邀彼亚度到广州做客，酒宴之间，彼亚度向耆英提出欲在氹仔岛修建房屋，耆英未予理睬。宴席后品茗闲话时，彼亚度再次提出请求耆英批准葡人在氹仔岛盖房居住并占有该岛。耆英回答称：“天朝官员无权将尺土让与外人。不过，贵总兵官知尊卑、识大体、温文尔雅。本大臣深有感触，岂有拒绝之理！本大臣不日即出城与总督大人（指祁埙）酌商，并嘱其对葡人住居氹仔不予过问。”而彼亚度返澳后，在并没有获两广总督祁𡎴、广东巡抚程矞采准许的情况下，擅自在氹仔开始大兴土木，建起永久性房屋。氹仔又名潭仔，土名三沙，中一小山，具牛形，曰牛山，名上沙。过峡处，南与大山相连。西一岛孤立，与牛山隔水，曰千山、曰十字门山，名西沙。大山西出一嫩枝，尽头处峰石昂然，曰龙头湾，名下沙。大山东一带，矮岗远伸入海，曰鸡颈。大山南脊，挺出甚陡，旁无居人，与龙头湾，与牛山回环成峡，中含农田数十丘，村落数处，街道附于龙头湾山下。闻潭仔未开埠以前，本属渔人出没之乡，仅有林家村、卓家村两处，道光初年以后，渐成市铺，系香山沙尾乡林光远堂为税主，每年收租银约数百金，转向香山县纳粮。Chinese Repository, Vol.12, No.10, pp.553—555.Ta-Ssi-Yang-Kuo, Vol.2, pp.303—304.《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幕客程佐衡著〈勘地十说〉》，第337—338页。

咸丰六年（1856年2月6日─1857年1月25日）10月2日，葡萄牙颁布法令，命令建立在圣奥斯定修道院旧址上的孤女收容院迁入圣家辣修道院（S. Clara）。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p. 520-521.

咸丰七年（1857年1月26日─1858年2月13日）1月22日，热罗尼莫．马塔主教谕令，将由法国圣云仙保禄仁爱女修会管理的圣罗萨孤女院划归圣家辣修道院管理。2月19日，将在岗顶奥斯定修道院内办学的圣罗萨孤女院迁入圣家辣堂继续开办，并于本日将新制定的行政、财务管理条例草案递交政府。马塔主教还规定从孤女院基金的利润中征收1022葡币，或一次性征收2000葡币上缴教区。因为，在遣使会管理孤女院基金的14年（1805—1819）内，基金从4000葡币增至3万葡币；在教区管理的37年（1819—1856）内，基金从3万葡币下落至2万葡币。根据1856年10月2日法令，葡萄牙国王下令将圣罗萨．利马收容院和圣家辣修道院合并，而建立一所男子学校。但此法令遭到反对，未能实行。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29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521.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 281.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5月31日，澳门教区主教座堂神父安格罗．李美雕（António Miguel Ângelo dos Remédios）在风顺堂区去世。安格罗为澳门土生李美雕家族第二代，其祖父母均为华人异教徒，后信奉天主教受洗后成为澳门土生家族，其父安东尼奥．李美雕（António dos Remédios）经商致富，1824年出任议事公局议员，为1822年澳门立宪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安格罗1792年10月2日生于澳门风顺堂区，住水手东街（Rua das Alabardas）11号，位于西湾炮台（妈阁炮台）附近的一幢小别墅。安格罗为澳门主教座堂的本堂神父，在政治上，他属于自由派，1823年立宪派政府倒台时，他曾随他父亲及同党到广州避难。1857-1863年由于热罗尼莫．马塔（Jerónimo José da Mata）主教离澳，澳门没有主教，他与圣若瑟修道院院长劳伦索．古维亚（Manuel Lourenço de Gouveia）神父共同管理教区。工务司司长陆军中校戈麦斯．奥利维拉（Gomes de Oliveira）针对其资格提出强烈反对，甚至企图拆除大三巴的前壁及石阶。1870年安格罗正式被澳门教区教士及神父代表推选为教区教长。但由于年事已高，他向果阿大主教请求派一名主教来接替其职。1862年12月17日，他荣获“圣母（Na Sra da Conceição de Vila Viçosa）”勋章。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 31.

光绪十四年（1888年2月12日─1889年1月30日）10月2日，穆斯林以卡萨姆·穆萨（Cassam Moosa）为首的一批居住澳门的穆斯林向澳门政府申请，要求免费批给他们一幅土地建清真寺，后来穆斯林社团利用港务局附近的一幅土地建起了一间临时性的清真寺，政府还给予了400澳门元的补助。民政署案卷T组第390号，转引自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55页。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10月2日，值孔子诞辰2461周年之际，澳门各界纷纷举办恭祝孔诞盛典。时有学者陈樾、赵柳轩、陈绥之、杨勤圃、赵政卿等10余人倡议组织孔教会，并在芦石塘街46号2楼1所建立会址，以奉孔子先师，并开办孔教小学。澳门孔教会乃正式成立。《澳门今日之侨运》之《澳门侨立孔教会史略》，第42页。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10月2日，监盐艇风波平息。广东食盐贸易一向由政府垄断，政府拥有从生产到全国各地零售的专营权，同时政府的专营公司还垄断着盐价，这为大规模的走私提供了可乘之机。从事走私活动的主要是珠江口的海盗。为打击走私、保护盐场，政府专门组建稽查队，并为其配备了4艘先进的炮舰。辛亥革命爆发后，广东盐务专营公司害怕这几艘炮舰落在革命党手中，因此命令它们驶向澳门，交由澳门政府保存。不久专营公司自知前程未卜，决定在香港出售炮舰。此时广东政府已获知炮舰的下落，认为它们应该归属中国海军。因此，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部次长照会葡萄牙驻北京公使巴特休(António Patrício)，要求对方为维持中葡友好，归还炮舰。为回复中国政府的照会，澳门政府向巴特休公使报告称，炮舰并未被澳门政府扣押，而是由广东盐务专营公司请求澳门港务部门予以保护，以防不法之徒觊觎，且其中一艘炮舰已被该公司调往香港，出租给私人使用。为缓和广东政府的不满情绪，澳门政府决定采取另外方式来处理另外3艘停泊在妈阁码头的炮舰，即要求盐务专营公司出示证明文件之后，方可归还。不料盐务专营公司于本年5月2日递交文件，证明它有8艘船只停泊在澳门港口，其中包括3艘炮舰。因此，澳督只得向巴特休公使报告，要求尽快解决此事，并限定广东政府在15天之内提出异议。外交部获悉这一新情况后，向巴特休公使许诺三天之内派代表前往澳门彻底解决纠纷。然而，数日后，被派来的代表竟然是一名留居香港的英国人瓦尼亚．库伦(Vaham Cureen)，虽然他带来了证明广东政府已向盐务专营公司收购了所有船只的证明文件，但最终并没有说服澳门政府交还这些船只。为了使炮舰免受飓风的袭击和其他破坏性因素的干扰，澳门政府决定把它们调往沙梨头港。由于事情日趋复杂，代表盐务专营公司的律师诺瓦斯科．西尔瓦(Nolasco da Silva)也出面干预，澳督不得不把此事交付法院处理。法院最后判定盐务专营公司胜诉。尽管如此，澳督仍按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的要求拖延了数日之久，终于于本日命令把炮舰交还给广东盐务专营公司。其时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正欲借此壮大海军实力，澳门政府此举无疑最终得罪了广东政府。按：1912年1月，孙中山颁布《统一盐政事权通令》，强调“盐课为饷项大宗，必须事权统一，总收总支”，“盐产[产盐]、运盐各地方，有须驻警保护者，务当协力相助，保商业即以顾饷源”，命令各省都督、各军政府、各司令“务各顾念大局”。(参见《统一盐政事权通令》，1912年1月，载《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4页。)若昂．哥德斯：《孙逸仙与澳门和革命》，载《文化杂志》第17期，1993年。

民国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10月2日，广东政府要求将胡汉民、陈炯明党羽革命党人曾超佑、曾实佑及邓铿逮捕并引渡回粤。根据粤省密探报告，上述人士在澳门私下发展革命实力，准备在广东起义。其时老同盟会员黄明堂已在澳门被捕。“二次革命”失败后，同盟会员、会党领袖纷纷避居澳门，黄明堂也在其中。广东都督龙济光恨黄明堂不为己用，遂拉拢澳门政府，对其加以迫害。本年龙济光派遣的密探侦知黄明堂在澳门住址，即诬其为匪首，带领葡萄牙警察将其逮捕，还企图引渡回粤，加以杀害。4月，幸在日本东京的孙中山及时获悉，立即分别致电葡萄牙政府总统与澳门总督，要求他们按照法律审理，并通过卢廉若等人与澳门政府官员交涉；使澳门政府未便引渡。至1916年夏，澳门政府慑于社会舆论压力，将黄明堂定为“国事犯”并予以释放。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75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 第943页。

民国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10月2日，澳门政府颁布第310号训令，宣布成立澳门华民诉讼署的上诉法院。其成员有军营审判所(Conselho de Guerra)及水巡局(Serviços de Marinha)的原告主控官(Juiz Auditor)。《澳门政府宪报》1920年10月2日第40号。

民国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10月2日，孙中山为澳门葡兵越界枪击中国军队并在事后拒绝广东政府的抗议事，飭令海军派舰前往澳门近海警戒。盛永华等：《孙中山与澳门》附录《孙中山与澳门大事年表》(不注页码)。

民国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10月2日，浪漫曲歌唱家埃尔．图尔（Ana El Tour）、舞蹈家米洛瓦（Mirowa）及钢琴家雷奥．波多尔斯基（Leo Podolsky）在域多利戏院举行音乐会。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152页。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10月2日，葡萄牙政府颁布第12421号命令，其提案人为当时殖民地部部长若奥．比路（João Belo）司令。“五二八”革命后，葡萄牙在立法及行政方面逐渐施行中央集权，导致需要通过管治殖民地的新组织纲要，为此特通过并将该组织纲要载于第12421号命令。若奥．比路司令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宗主国能更有效作出监管及监察”。该法规将立法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再次合并而成传统的政务委员会，其职责与1914年所规定的相近，“依现行法律规定，保障在殖民地居住的本国和外国公民的自由、人身安全和财产的权利（第2纲）”。萧伟华：《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1820─1974）》，第49─52页。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10月2日，据葡萄牙驻伦敦大使馆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报告透漏：葡驻华公使得悉广东外事专员在报刊发表了一份半官方公告，公告中声称已收到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的指示，谈判收回澳门事宜。葡驻华公使马上要求中国外交部长作出解释，并表明事态的严重性。与此同时，他将情况通报英驻华公使，提议在可能的情况下，借澳门举行10月5日(共和国成立日)庆典之际，英国由香港向澳门派出战舰。葡驻华公使还报告，他与南京外交部条约司司长谈判期间，收到一个条约的草案，要求葡萄牙放弃1887年条约规定或衍生的所有权利，包括澳门问题。而带官方色彩的《中国评论》(China Critic)周刊也发表文章，中国将致力谈判收回澳门，若不能和平收回，将不惜使用武力。因此，葡萄牙政府希望，如果中国出其不意发起性质严重的行动，他们可以依赖其古老盟友的宝贵和友好支持，并愿意在跟中国政府的谈判过程中，完全与古老盟友行动一致。Arquivo do MNE, Fundo Embaixada Londres, M162, PK/6，转引自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第206─207页。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10月2日，市政厅幼儿学校新校舍在二龙喉花园落成，该建筑由工程师刘易斯．米兰达 （Luís Miranda）设计与建造。幼儿学校先建于1923年前，当时临时设于男子中心学校教学楼的一层，后又搬至圣罗萨利马中学，再迁至龙嵩正街女子中心学校内。新校舍建成后，学校正式开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校被命名为“鲁弥士主教幼稚园”（Escola Infantil“D. José da Costa Nunes”）。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p. 66-67.

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1月1日-1935年12月31日)10月2日，位于新马路与龙嵩正街交接处拐弯地方的“佳美” (As Delícias)点心店开张营业，店面由三位葡籍女士掌管，她们是塞莱斯特‧梅内塞斯 (Celeste de Meneses)、玛丽娅‧梅内赛斯 (Maria de Meneses)及特蕾莎 (Ana de Assumpção)。该店开张后，大受澳门葡籍人士的欢迎。该店环境幽静，情调优雅，可小聚，可开会，代表一种十分富有的葡国风情。该店制作点心美味至极。时人称，该店在澳门的地位相当于香港麦克斯 (Max)咖啡厅。这里一度成为澳门葡人的精神中心。飞历奇：《澳门电影历史：有声影片时期 (1932—1936)》，载《文化杂志》第23期1995年。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10月2日，葡萄牙外交部长马加良斯．科雷亚 （Luís António de Magalhães Correia）给葡萄牙驻华公使阿尔曼多．那华禄下达密令，明确透露了葡萄牙欲维持澳门现状不变的强烈愿望。科雷亚认为，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确认葡萄牙永居澳门，且“葡萄牙政府坚持1887年条约完全有效，只有1928年临时条约所修改的部分除外”。而1928年签订《中葡友好通商条约》时互换的秘密照会“声明临时条约只限于下列问题：关税条款和领事裁判权，在任何情形或借口下，都不得理解为包括或涉及任何其他问题”。他发出密令时还特别指出，“由于中国欲操纵澳门回归而发出此秘密指示，具有特殊的意义。未有外交部长的明确同意，您不应以此为据进行任何联络或讨论。只有澳门总督和英国驻华公使知道此一密令，此外，另无他人知悉。”由此可见，科雷亚极其重视给驻华公使的指示。在指示中，葡国外长回顾了1928年临时条约签订的过程，提醒驻华公使“关于谈到一个通商航海的最终条约，考虑到1887年条约确保了我们占据澳门，中国人为致力谈判新约以取代旧约，肯定将煽动澳门主权问题。此一危险，与我们未来可能在华得到的举足轻重的商业利益是不成比例的，因此，目前并非进行大范围谈判的时机”。而谈到澳门主权时，外长的指令是“我们在远东的主要利益是澳门省以及主要由在上海和香港安家乐业的约为6000澳门子民组成的葡人社群。中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中，尤为突出的是收复被外国占领的所有领土。由于我们是拥有这类土地的最弱者，中国人已经并且将继续视澳门为试金石，以测试我们保护它的决心和评估我们在收复领土问题上可得到其他列强愿意提供的支援有多少。需要补充的是，应经有十分危险的先例，如收回汉口、威海卫的英租借，天津的比利时租借，以及法国、俄国以前的租借等”，而“葡萄牙政府在澳门坚决维护的是现状，果决地消除一切和任何改变现状的图谋。必须完全避免由我们提出动议，也不宜让中国政府知道我们的想法。若不巧他们提出划界，驻华公使应限于表示将转达里斯本，并紧急详尽地向外长汇报”。Instruções para o Exm°. Senhor Armando Navarro, Ministro de Portugal na China, entregues em 2 de Outubro de 1930, AMNE, 3P, A12, Macau, pp. 34—35. 转引自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第208—212页。

1999年10月2日，拱北新联检大楼正式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