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2月7日─1607年1月27日）4月3日，荷兰海军上将科尔内留斯•马特利夫（Cornelius Matelieff）率船11艘、士卒700人航抵马六甲，寄泊于离市区半里格之港外，并与搁浅在对岸的4艘葡船交火。后又开始攻城，然炮火不强，仅有一弹命中圣保禄教堂，葡方亦有一弹击中一艘荷船。双方并无大的伤亡。5月17日，荷兰国王之弟彭苏率战船50艘、士卒3000名赶至马六甲增援，柔佛亦派马来军增援，荷方势力大增。18日，荷军300人、马来军800人强行登陆，与葡军400人及黑人士兵若干交战，葡军败退。荷军又征马来军200人，作围城之举。葡人炮兵迎击。葡方又从邻邦及彭亨搬来援军。双方相持不下。至8月，从印度驶来大批援军，计有大舶16艘，巨艇4艘，帆船1艘，快艇14艘，欧洲军3754人，土著兵约有7000～8000人。8月18日，葡荷舰队再战于拉家渡岬（Cape Rormosa），荷方毁船2艘，死士卒24人，伤者无数。葡方亦毁船2艘，士卒死者达500～600人，并有副司令及军官10人阵亡。10月17日，科尔内留斯•马特利夫获悉有全副武装之葡舰保护货船驶往马六甲，遂率舰队在途中埋伏拦截。21日夜，荷葡再战，双方恶斗至次日早晨，科尔内留斯•马特利夫下令火攻，葡军大败，18艘战舰被俘被毁者过半，士卒军官伤亡者达6000人。经此一役，葡人在马六甲海峡元气大伤，马六甲海峡的控制亦归于荷兰。张礼千：《马六甲史》第2章，第197—199页。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2月7日─1607年1月27日）5月17日，柔佛与荷兰签订正式条约，其中规定：葡萄牙为荷兰与柔佛的共同敌人，故荷兰愿助柔佛从葡人手中夺取马六甲，夺得之后，该城即为荷兰所有。一切荷兰船只在柔佛上落货物，悉免纳任何赋税。张礼千：《马六甲史》第2章，第199页。

天启五年（1625年2月7日─1626年1月27日）5月17日，澳门总督弗兰西斯科•马士加路也致信耶稣会巡视员老骆入禄，对于陆若汉两次参与与广东政府交涉过程中表现的不妥协和不合作的态度表示愤慨。老骆入禄回信表示：鉴于陆若汉有40多年在亚洲的生活经验，并且没有做过超越修道宣誓的事情，决定同意他继续随代表团参与谈判。マィケルクーパー著，松本たま訳：《通辞口ドリゲス》第16章，第312页。

崇祯十三年（1640年1月23日─1641年2月9日）5月17日，马尼拉总主教奥斯定会士费尔迪纳德•革雷诺（Ferdinando Guerrero）决定派刚返回马尼拉的多明我会士黎玉范神父与方济各会士利安当神父赴罗马，向教宗请示中国礼仪之争事宜。两人再次到澳门时，得知荷兰人正在进攻马六甲，船路十分危险。利安当决定留守澳门，而黎玉范只得独自前往罗马，利安当就在澳门圣家辣女修道院担任神师，以培养该院的华人女青年修女。韩承良：《中国天主教传教历史：根据方济会传教历史文件》，第32—33页；Victorio Riccio, 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 1667，第1册，第4章，第11段，转自张先清：《16—18世纪西班牙多明我会士与澳门关系考述》，载《澳门在天主教东进中的地位和作用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9年。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1月30日－1711年2月16日）5月16日，总督戴冰玉召集全市公民前往大炮台举行议事会成员的重新选举，以代替那些躲在圣保禄学院内的议事会成员。先是，总督要求学院的神父们把议事会原成员交出来，神父们没有理会这一指令，总督于17日下令包围神学院。两天后，曾被选为法官的曼努埃尔．戈麦斯（Manuel Gomes）也躲进圣保禄学院。然而，总督用尽一切手段让王室大法官强行进入学院，揪出议事会的顽固成员。于是，王室大法官与立契官托梅．瓦斯（Tomé Vaz）和克里斯托翁．阿尔梅达（Christóvão de Almeida）同澳门耶稣会会长及日本副省会长在圣保禄教堂内一连讨论了两天。戴冰玉又威胁称，要用大炮台的大炮轰平圣保禄教堂和学院。最后，由于一些受人尊敬的教士出面调解，戴冰玉才放弃这种亵渎神明的暴力行为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64页。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2月7日－1713年1月25日）5月17日，葡印总督向澳门议事会通报，帝汶总督曼努埃尔．马约尔（Manuel de Soto Maior）对澳门居民在帝汶收买火药、子弹、枪炮表示不满，葡印总督禁止这样的做法。第二年澳门政府下令禁止在帝汶售卖军火。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24; 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9, p.76.

康熙六十年（1721年1月28日－1722年2月15日）5月17日，葡印总督命令澳门议事会全力帮助奥斯定会会员能在其修道院进行活动。他不在果阿的十年里（1711—1720），没有为澳门修道院选举过院长；1720年10月19日的会议上，选出了热罗尼莫．圣奥斯定修士为院长，他分别于1721—1723年、1729—1732年和1744—1747年三次在澳门担任该职。各神父就任修道院职务后，嘉乐宗主教送给他们两匹在广州订制的丝绸，让他们以此为教宗格勒孟十一世的徽号布置教堂。教宗徽号是格勒孟十一世为表彰他们对铎罗使节的善待而赠送给他们的，让他们永远悬挂，永远铭记他的这一赠予。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03页。

雍正十三年（1735年1月24日－1736年2月11日）5月17日，葡萄牙耶稣会士李国成神父逝世于曼加洛尔(Mangalore)。李国成，葡萄牙数学家，1690年7月2日生于里斯本。1716年8月31日乘“圣安娜”号船抵达澳门，1717—1724年在广州及桂林传教，1725年被驱逐回澳门。1727年作为翻译陪同麦德乐大使到北京。后又出任日本省代理人，1730年4月28日再次来澳门。1734年4月2日出发前往日本，后又返澳门，直到逝世。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381页；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665页将其名译为罗佩思，并称其于1736年5月殁于澳门。

乾隆六年（1741年2月16日－1742年2月4日）5月17日，葡萄牙国王颁布敕令，正式成立一间专门对澳门进行丝货贸易的公司，为期16年。该公司成立后于1742年、1743年及1744年先后对澳门进行了三次航行。Arquivos de Macau, 1a série, Vol.3, pp.71—72, p.79,参阅张廷茂《明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史》第4章，第262页。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2月19日─1777年2月7日)5月17日，葡印总督向澳门总督下令：不要再同意任何外国人在澳门居留。佩德罗萨•吉马良斯主教评论说，禁止外国人贸易的法律和命令只适用国王有绝对统治权的地方；但是，在澳门，中国皇帝掌握著全部权力，而我们一无所有；他是澳门的直接主人，澳门向他交纳地租银，而我们只有具体管理权；这块土地不是夺取来的，连我们居住权也不牢固。确实，自从外国人——主要是亚美尼亚人和英国人——开始以其轮船在广州与葡人竞争，使沿岸贸易遭到毁坏之后，澳门也深深感到损失严重。神父建议修改1773年5月9日命令，允许外国人租用我们的船只把鸦片和其他一切货物运进澳门。由于澳门葡人并无能力完全垄断鸦片贸易，澳门议事会遂采取变通办法，允许外国商人租用葡萄牙船只将鸦片及其他一切想要运载的货物运到澳门。荷兰人的报告，显示出澳门的鸦片贸易结构：葡萄牙官员向每箱140磅的鸦片征收16两白银(合22元)的过境费。澳门主要的鸦片经纪商托梅•奥利韦拉(Tomé Francisco de Oliveira)和沙维尔•桑托斯(José Xavier dos Santos)很快就合并。奥利韦拉是葡萄牙人，桑托斯是采用了葡萄牙姓名的中国籍天主教徒，桑托斯利用自己的优势，进行着孟加拉与澳门之间的鸦片贸易直到1780年后。荷兰人的报告还提到了另一位中国籍天主教徒安东尼奥•罗萨里奥亦从事此项贸易。走私 贸易的增长，使得输入量满足了消费量。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585. 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1700—1845, p. 126;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585;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72页。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2月16日─1780年2月4日）5月17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加尔各答”号从孟加拉出发驶往澳门。12月，该船英国商人弗格森（Fergusson）在澳门购置一艘小船，把它开往黄埔去经营一鸦片商号，他并且留在了该处。这是外国人在广州经营鸦片生意的第一次记录。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第374页。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2月3日─1792年1月23日)5月17日，葡印总督库尼亚•梅内泽斯致信澳门，要求运去一袋早稻种子和一种叫“奥塔(Horta)”的稻种，并附上种植说明。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94页。

清嘉庆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5月17日，据香山知县许乃来奏报，有西班牙船带信来澳称，英国与法国已经议和，并无争占。同时，东印度公司委员会收到槟榔屿副总督的来信，称，上年10月，英、法、西之间签订了初步和议。葡萄牙国王的领土及海外领地全部保持，澳门再不需要任何国家的保护与支援。《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吉庆奏报英法等国和好洋面宁静片》，第624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第678页。

清嘉庆八年（1803年1月23日─1804年2月10日）5月17日，香山县丞吴兆晋发出整肃娘妈阁地方福潮寮户窝窃聚赌告示：本月二十三日，澳夷佛啷哂士咕•做遮（Francisco José）被黑奴盗去家财各物，有夷人咉•叭嗲咾（João Badra）家奴看见直从娘妈阁地方，藏宿沈亚艺妻家内。查此女人丈夫沈亚艺，现往安南。她来俱系招集该处福潮匪窃，卧食鸦片，窝藏聚赌，招引黑奴饮食，兼以诱盗家财物件，种种不堪。示仰该处寄居福潮人等知悉：尔等平日如果安分营生，现有同乡可保者，许尔等自邀在澳同乡殷实铺户，出具地保甘结，限三日内禀缴，赴本分县存案，才准在该处寄居佣工，有犯保人并坐，如无的实同乡赴官结保，即系匪类，立即驱逐出境。《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县丞吴兆晋为整肃娘妈阁地方福潮寮户窝窃聚赌示》，第430页。

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5月26日，两广总督百龄派两名通事来澳门，查询本月17日从加尔各答来的英国散商船“巴林（Baring）”号载运什么货物。“巴林”号是一艘鸦片贸易船，但当时该船载运的鸦片已卸货澳门，故在6月5日前，“巴林”号获得批准雇请引水进入黄埔。29日，美国商船“瓜蒂莫新（Guatemotzin）”号抵达澳门，于6月1日雇得引水，进入黄埔。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112页。

光绪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5月17日，澳门政府对仍作为兵营的圣母玫瑰堂（板樟堂）进行修缮。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48页。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1896年5月17日）集院，议湖南省旱灾大广饥馑异常接前山军民府李司马札饬劝赈竝发来大宪捐册一折，如何办法祈为卓夺施行，以便遵照办理，即将军民府札缮后呈览。

《知新报》第十八期刊登《说羣一》、《圣学开会》、《治虫蚁法》、《再论牛乳》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5月17日，澳门华政厅出示防疫。如有自家眷口或雇用工人偶染时疫等症者，须立即将病者送往湾仔救疫医局医治。如有不遵，查出以不遵官命之罪惩治。本年，澳门时疫颇盛，华人染症而亡者有172人。在澳门，最险之症为肺病，因此而病亡者268人。《澳门政府宪报》1906年5月19日第20号。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光绪三十二年拱北口岸华洋贸易情形论略”，第243页。

1926年（民国十五年）1月6日，华文日报《大众报》问世。3月1日，位于新马路入口处的大西洋银行澳门分行行址落成。4月，澳葡派军队侵入前山一带，抢走被省港罢工纠察队拘获的走私货和4名奸商，并开枪打伤纠察队人员和乡民，广州国民政府交涉员向澳葡提出抗议。澳门工人为响应省港罢工，酝酿实行大罢工。澳葡派兵分驻码头阻止华人出境。港英当局亦派兵400名到澳门协助镇压工人。5月1日，西班牙飞行员卡亚尔萨（Eduardo Gonzalez Gallarza）上尉及机械师阿罗萨梅那（Arosamena）从河内飞到澳门，于17时20分在原望厦球场降落时，撞树损坏机翼。5月17日，华文报纸《澳门商报》在澳门面世。7月31日，总督成立渔业委员会，会址设于港务局内。渔业被认为是当时澳门最重要、用人最多的产业。11月7日，盛况空前的澳门工业展览会开幕。11月17日，广州岭南大学学生访问澳门。12月7日，澳门利宵中学的学生会对广州岭南大学进行回访。统计表明，澳门拥有16万居民，其中多数为华人。氹仔及路环人口仅1万，其构成与澳门相同。渔业及其副产品、造船、水泥、鸦片加工、烟草加工、中国酒类、传统神香、炮竹制造等主要行业，完全为华人所垄断。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5月17日，华文报纸《澳门新报》(Ou Mun Seong Pou)本日面世。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民政管理档，第273号卷宗，第S-J号文件，转引自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197页。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5月17日，夜晚，一伙盗匪翻墙潜入位于二龙喉文第士街1号的孙公馆，窃取财物高达5000余元。其时卢太夫人寓居次宅，孙科闻讯后，立即致信询问情况。鉴于此事案情重大，接到报案后，澳门警署当即差遣由华探长施利华负责侦破。至6月8日，在大华酒店缉捕两名罪犯，经审讯后，共逮捕犯罪分子四名，并移交法院审判。所遗失财物虽然已经流落澳门、香港等地市场，但大部分得以追回。《华商报》1941年6月13、25日。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七日，郑余庆堂管理人郑铁如致函镜湖医院主席蔡克庭，顷悉镜湖医院拟迁移下环街赠医分所，另觅邻近屋宇以容纳多量求诊。足见造福同群，不遗余力。现有一屋内有大厅两座，直通马阁街（即教忠及中德学校斜对面）愿租与镜湖医院，倘合适则租价定不奢求，愿从速派员到看。郑余庆堂是郑观应之父郑欧华（文瑞）堂名，郑敢华及郑济东（郑观应之兄）均为镜湖医院倡建值理。

1988年5月17日，广东磨刀门西江水供澳工程完竣，试行输水来澳。

1990年5月17日，澳门立法会成立临时委员会编制刑法及刑事诉讼法草案，以改变葡国过时刑法在澳实施的状况。

1990年5月17日，澳门立法会通过职业税及所得补充税章程修订法案。

1996年5月17日，“东星号”巨劫案犯胡树祥宣判，因海盗及抢劫、藏械三罪成立，共囚19年半，成为澳门第一名被控海盗罪成立而被判刑者。

“爱滋病教育资助计划”自2007年起开始推行，目的是透过小额资助社区组织举办多元化的活动项目，动员社区力量，提高社会对爱滋病的认识，加强公众对爱滋病的关怀与重视。计划举办12年，累计资助178项活动，举办419场次，在社区及关键群体内推广预防爱滋病工作，从而减少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妇联青年协会理事长吕绮颖表示，2012年她们开始酝酿红丝带社区推广防治爱滋病的宣传活动，理念来源于妇联青协的医护人员成员，她们较关注联合国在千禧年订定的八个发展目标，其中一个是关注全球的健康卫生，特别关注爱滋病防治工作。当时这班医护人员的协会理监事萌生一个想法，就是在澳门社区宣传性教育与预防爱滋病。2012年12月举办了第一场面向家长的活动，因为知道性教育最早要由家庭做起，但很多时候家长会觉得很难启齿，以及在性教育上会有一些误区，活动教导家长如何向小朋友做好性教育。她们亦招募一些以大中学生为主的社区爱滋病推广大使，协会的医护人员向义工们教导健康普及的知识，教导他们如何向身边的年青朋友，宣传自我保护和正确的性知识，并透过义工大使在自身的学校群体中做宣传。

江沙维是19 世纪葡国、中国及澳门之间文化关系上的主要人物，对汉学有深厚的认识。